缅怀沈绍初
缅怀沈绍初
以下，是我为绍初（笔名沈重）的书《危楼旧梦》而动笔、却没有写完的前言：
沈重发来《危楼旧梦》全文的电子版，以便我能在电脑上放大字体后阅读。他希望我能写上几句话，作为序，放在这本随笔集的前面。
我与沈重相识近二十年。1995年，我的第一本集子《往事》出版，使资深编审沈重“注意”到我。在一次会议上，沈重希望我送他一本《往事》，我遵命奉送；不久，在另一次会议上，沈重说他喜欢读我的随笔，并开玩笑说他本想写篇读后感，但又怕“玷污”了我的文章，所以不敢写。旁边的几位朋友（我只记得有陈之光）抓住话柄，一定要他写，而且非写不可。沈重“自投罗网”，为我写了《真诚·质朴·幽默》一文。1997年，我的第二本集子《回顾》出版，这次没有任何“威吓”，沈重主动为我写了《白发的芬芳》。
沈重的这两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从1943年开始学习写作，到1948年底，将近写了百篇习作。不幸的是这些文章，使我在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被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最后的结论，我当然不是什么“集团”的分子，但我的思想却被搞乱了：生怕我这个“小资产阶级”一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从此再也不敢提笔。“文革”中被抄家关“牛棚”后，更发誓永不写任何作品。重新提笔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思想得到解放。但对自己的作品，能否再次得到读者的认可，并无把握。沈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停笔。他说：“中国的情况有点复杂，作家有时就是不能写，农民有时就是不能种地。不是主观不想，而是客观不允许。”他也相信我：“年近古稀而重新提笔，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无所为而为，更重要的是，他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东西。”特别是沈重认为我的文章，“在当代市场般喧闹的文学界也许并不引人注目，更无‘轰动效应’，但却默默地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这些鼓励，使得我坚持不懈地写下去，我不愿意、也不能辜负沈重的这番好心和期望。
从此我与沈重成为好友。正如他所说：“就像在社交场中应酬之后，身心俱瘁地走过繁华闹市，在郊外一处清静所在，突然碰到一位阔别多年的老友，坐在水边一块草地上，执手相对，静听他倾谈别后的种种经历和感受”。我们见面不多，电话却不少。我打电话找沈重，沈重的夫人王凤能听出我的声音，她总是亲切地呼喊“老头子”，把沈重叫来。于是，我和沈重的对话，便开始了。
沈重是著名的诗人。1999年，他出版了《沈重诗选》，众多的诗人和评论家为此举行了研讨会。我因照顾老伴生病没有参加，但我知道大家发言的要点：公认沈重是“在艺术上早熟又久经不衰的长青诗人”。由于诗人的真诚和深情，“凝重而精致，典雅而素静”，许多诗句让人过目不忘，留在心间。诗人几十年从事写作，遇到难以避免的历史周折。沈重自己在《后记》中说：“人生中应该开花的黄金季节，终于不可挽回地错过了。我不知道是我误花期，还是花期误我？”沈重的诗是“这个时代的投影”。正如评论家吴野所说，沈重“40年代的诗里跳荡着激情，燃烧着愤怒。80年代以后的诗作，呈现出来的意境便显得深厚沉稳，精气内敛，平和悠远。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昨天更是印证着未来，深沉的历史沧桑感与鲜活感纠结在一起”，处处浸润着诗人和他的人生感悟。
此时，在我电脑的桌面上，显示的正是沈重的人生感悟，随笔集《危楼旧梦》。
《危楼旧梦》，主要是沈重的往事回忆。有些《回忆录》，确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总有点八股味，比较枯燥，缺乏吸引力。沈重用随笔形式写回忆，包括用随笔形式写评论，感情真挚，文笔流畅，文字优美。不少语句就是诗句，不少篇章就是散文诗。这种具有诗情的随笔，与沈重的诗人气质，是分不开的。
前言没有写完，为什么？不是我不愿意写，而是我不擅长写文学评论。我曾经为高缨、字心、龙实的书，为李培根的诗集写过前言或代序，但主要是写他们的为人、以及与我的交往，并没有评论他们的作品，所以我写完了和绍初的交往，就写不下去了。绍初开初要我写好序、和他的书一并交出版社，我推说让他先交稿我后交序。以后要开印了，我还是写不出“评”绍初散文的“论”。我多次读他的文章，甚至查出沙汀对绍初一篇散文的评价：“重读《四川文学》七月号……沈重那篇，最突出的是作者有相当好的文学修养。”（沙汀日记189页，1962年7月22号）。写不出来怎么办？我对绍初说，你的诗本身很好，不一定要序；书出来以后，我争取写一篇读后感。绍初拿我沒有办法，只好不要序了，等我写读后感。绍初多次催促我，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只好“耍赖”，答：“不成功，则成仁！”绍初除了为我的《往事》和《回顾》写过文章，还为《巴金的内心世界----巴金致李致的200封信》写过评论。我却连一篇前言都没有为他写成，想来实在愧疚。
这之前，我帮助绍初在天地出版社出版了《沈重诗选》，不过是举手之劳，绍初却写信感谢：“这些东西本来不值得出版，所以搁置五年，虽觉寂寞，也还平静。不过总有一些朋友鼓励我出书，自己也觉得一件心事未了；但出版太难，我也不抱奢望：有机会就出，没有机会就算了。如果不是偶然涉及此事后，得到你如此热情的帮助和关怀，这本书在本世纪内恐怕是很难问世的，下个世纪如何，就更难预料了。这段经历我本想在《后记》中谈得更详细一点，但仔细一想，涉及的问题一时也难于解决，而且也非《后记》所能胜任，只好暂时不说了。现在这个《后记》，我只是和其他朋友一样简单地提了一下你的名字，远远没有表达出我对你的真诚感激之情。由此我想到巴金老人和你的白发，确实是有遗传的。巴老的发丝中有许多是为扶植作家而白的，你的发丝中有许多也是为扶植作家而白的，其中至少有几根是为我这本微不足道的《诗选》而白的，能不使我感动吗？直到昨天，段英还告诉我：“李部长对你那本书的封面很关心。”我听了真不知道该向你说什么好。哪个作家碰到巴老和你这样的作家兼出版家，都是一种幸运。可惜现在这样的作家兼出版家凤毛麟角，大都是出版商和出版官。当然，我也体谅他们的难处。”
2009年我八十岁生日，绍初参加文友们为我贺寿的聚会，并赠诗《一头牛的速写》（详见本书《权当“追思会”》一文）。
绍初用“牛”作诗，是他知道我小时被称为“五横牛”。
2016年，应《四川文学》约我写了一篇《我与〈四川文学〉的不了情》。其中有一段，我写到沈重，感谢他为我的《往事》和《回顾》写的两篇评论。沈重曾经是《四川文学》的资深编审，尽管当时他已在巴金文学院工作；并表示不会幸负《四川文学》和沈重的期望，说真话，坚持写作。
绍初看见这篇文章以后，打电话给我，说他很感动。还说：他当了很多年的编辑，作者这样感谢他，我是第一个。其实，我对绍初的感激，早在那篇没写完的前言里表示过，只是没有写完，他没有看见。
这些年来，我和绍初见面，多是在作协的一些会议上。会前，我们会电话相约。我几次表示愿意去绍初家看望，老嫂子也在电话里表示欢迎，但绍初因我上楼梯困难，一再婉拒。绍初曾单独来过我家，也和廖全京、李志惠夫妇一起光临过寒舍。
绍初的眼睛患白内障，手术的效果不好。我曾陪他去复查，但也无法改变现状。这，大大防碍了他的阅读和写作，也影响了他的情绪。他在一封信里对我说：“你的‘小打小闹’没有中断过，是我学习的榜样。……心中也有一些写作打算。总是提不起精神来，奈何！”我曾建议他想好诗句，请老嫂子笔录，他说缺乏心情。
到了老年，绍初有肺气肿。每到冬天，总得住医院治疗。今年，感冒转为肺炎，进了重病监护室。这期间，我每天打电话向老嫂子询问绍初的病情，并几次向省作协领导通报。不幸医治无效，绍初于一月三十日离开了人世，引起他的亲人和朋友们的无限悲痛。作为好友，他为我付出很多，我回报得太少，我会永远牢记他的友谊。现在，我含着泪水对绍初说一声：对不起！
2018年4月25日
以下，是我为绍初（笔名沈重）的书《危楼旧梦》而动笔、却没有写完的前言：
沈重发来《危楼旧梦》全文的电子版，以便我能在电脑上放大字体后阅读。他希望我能写上几句话，作为序，放在这本随笔集的前面。
我与沈重相识近二十年。1995年，我的第一本集子《往事》出版，使资深编审沈重“注意”到我。在一次会议上，沈重希望我送他一本《往事》，我遵命奉送；不久，在另一次会议上，沈重说他喜欢读我的随笔，并开玩笑说他本想写篇读后感，但又怕“玷污”了我的文章，所以不敢写。旁边的几位朋友（我只记得有陈之光）抓住话柄，一定要他写，而且非写不可。沈重“自投罗网”，为我写了《真诚·质朴·幽默》一文。1997年，我的第二本集子《回顾》出版，这次没有任何“威吓”，沈重主动为我写了《白发的芬芳》。
沈重的这两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从1943年开始学习写作，到1948年底，将近写了百篇习作。不幸的是这些文章，使我在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被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最后的结论，我当然不是什么“集团”的分子，但我的思想却被搞乱了：生怕我这个“小资产阶级”一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从此再也不敢提笔。“文革”中被抄家关“牛棚”后，更发誓永不写任何作品。重新提笔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思想得到解放。但对自己的作品，能否再次得到读者的认可，并无把握。沈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停笔。他说：“中国的情况有点复杂，作家有时就是不能写，农民有时就是不能种地。不是主观不想，而是客观不允许。”他也相信我：“年近古稀而重新提笔，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无所为而为，更重要的是，他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东西。”特别是沈重认为我的文章，“在当代市场般喧闹的文学界也许并不引人注目，更无‘轰动效应’，但却默默地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这些鼓励，使得我坚持不懈地写下去，我不愿意、也不能辜负沈重的这番好心和期望。
从此我与沈重成为好友。正如他所说：“就像在社交场中应酬之后，身心俱瘁地走过繁华闹市，在郊外一处清静所在，突然碰到一位阔别多年的老友，坐在水边一块草地上，执手相对，静听他倾谈别后的种种经历和感受”。我们见面不多，电话却不少。我打电话找沈重，沈重的夫人王凤能听出我的声音，她总是亲切地呼喊“老头子”，把沈重叫来。于是，我和沈重的对话，便开始了。
沈重是著名的诗人。1999年，他出版了《沈重诗选》，众多的诗人和评论家为此举行了研讨会。我因照顾老伴生病没有参加，但我知道大家发言的要点：公认沈重是“在艺术上早熟又久经不衰的长青诗人”。由于诗人的真诚和深情，“凝重而精致，典雅而素静”，许多诗句让人过目不忘，留在心间。诗人几十年从事写作，遇到难以避免的历史周折。沈重自己在《后记》中说：“人生中应该开花的黄金季节，终于不可挽回地错过了。我不知道是我误花期，还是花期误我？”沈重的诗是“这个时代的投影”。正如评论家吴野所说，沈重“40年代的诗里跳荡着激情，燃烧着愤怒。80年代以后的诗作，呈现出来的意境便显得深厚沉稳，精气内敛，平和悠远。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昨天更是印证着未来，深沉的历史沧桑感与鲜活感纠结在一起”，处处浸润着诗人和他的人生感悟。
此时，在我电脑的桌面上，显示的正是沈重的人生感悟，随笔集《危楼旧梦》。
《危楼旧梦》，主要是沈重的往事回忆。有些《回忆录》，确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总有点八股味，比较枯燥，缺乏吸引力。沈重用随笔形式写回忆，包括用随笔形式写评论，感情真挚，文笔流畅，文字优美。不少语句就是诗句，不少篇章就是散文诗。这种具有诗情的随笔，与沈重的诗人气质，是分不开的。
前言没有写完，为什么？不是我不愿意写，而是我不擅长写文学评论。我曾经为高缨、字心、龙实的书，为李培根的诗集写过前言或代序，但主要是写他们的为人、以及与我的交往，并没有评论他们的作品，所以我写完了和绍初的交往，就写不下去了。绍初开初要我写好序、和他的书一并交出版社，我推说让他先交稿我后交序。以后要开印了，我还是写不出“评”绍初散文的“论”。我多次读他的文章，甚至查出沙汀对绍初一篇散文的评价：“重读《四川文学》七月号……沈重那篇，最突出的是作者有相当好的文学修养。”（沙汀日记189页，1962年7月22号）。写不出来怎么办？我对绍初说，你的诗本身很好，不一定要序；书出来以后，我争取写一篇读后感。绍初拿我沒有办法，只好不要序了，等我写读后感。绍初多次催促我，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只好“耍赖”，答：“不成功，则成仁！”绍初除了为我的《往事》和《回顾》写过文章，还为《巴金的内心世界----巴金致李致的200封信》写过评论。我却连一篇前言都没有为他写成，想来实在愧疚。
这之前，我帮助绍初在天地出版社出版了《沈重诗选》，不过是举手之劳，绍初却写信感谢：“这些东西本来不值得出版，所以搁置五年，虽觉寂寞，也还平静。不过总有一些朋友鼓励我出书，自己也觉得一件心事未了；但出版太难，我也不抱奢望：有机会就出，没有机会就算了。如果不是偶然涉及此事后，得到你如此热情的帮助和关怀，这本书在本世纪内恐怕是很难问世的，下个世纪如何，就更难预料了。这段经历我本想在《后记》中谈得更详细一点，但仔细一想，涉及的问题一时也难于解决，而且也非《后记》所能胜任，只好暂时不说了。现在这个《后记》，我只是和其他朋友一样简单地提了一下你的名字，远远没有表达出我对你的真诚感激之情。由此我想到巴金老人和你的白发，确实是有遗传的。巴老的发丝中有许多是为扶植作家而白的，你的发丝中有许多也是为扶植作家而白的，其中至少有几根是为我这本微不足道的《诗选》而白的，能不使我感动吗？直到昨天，段英还告诉我：“李部长对你那本书的封面很关心。”我听了真不知道该向你说什么好。哪个作家碰到巴老和你这样的作家兼出版家，都是一种幸运。可惜现在这样的作家兼出版家凤毛麟角，大都是出版商和出版官。当然，我也体谅他们的难处。”
2009年我八十岁生日，绍初参加文友们为我贺寿的聚会，并赠诗《一头牛的速写》（详见本书《权当“追思会”》一文）。
绍初用“牛”作诗，是他知道我小时被称为“五横牛”。
2016年，应《四川文学》约我写了一篇《我与〈四川文学〉的不了情》。其中有一段，我写到沈重，感谢他为我的《往事》和《回顾》写的两篇评论。沈重曾经是《四川文学》的资深编审，尽管当时他已在巴金文学院工作；并表示不会幸负《四川文学》和沈重的期望，说真话，坚持写作。
绍初看见这篇文章以后，打电话给我，说他很感动。还说：他当了很多年的编辑，作者这样感谢他，我是第一个。其实，我对绍初的感激，早在那篇没写完的前言里表示过，只是没有写完，他没有看见。
这些年来，我和绍初见面，多是在作协的一些会议上。会前，我们会电话相约。我几次表示愿意去绍初家看望，老嫂子也在电话里表示欢迎，但绍初因我上楼梯困难，一再婉拒。绍初曾单独来过我家，也和廖全京、李志惠夫妇一起光临过寒舍。
绍初的眼睛患白内障，手术的效果不好。我曾陪他去复查，但也无法改变现状。这，大大防碍了他的阅读和写作，也影响了他的情绪。他在一封信里对我说：“你的‘小打小闹’没有中断过，是我学习的榜样。……心中也有一些写作打算。总是提不起精神来，奈何！”我曾建议他想好诗句，请老嫂子笔录，他说缺乏心情。
到了老年，绍初有肺气肿。每到冬天，总得住医院治疗。今年，感冒转为肺炎，进了重病监护室。这期间，我每天打电话向老嫂子询问绍初的病情，并几次向省作协领导通报。不幸医治无效，绍初于一月三十日离开了人世，引起他的亲人和朋友们的无限悲痛。作为好友，他为我付出很多，我回报得太少，我会永远牢记他的友谊。现在，我含着泪水对绍初说一声：对不起！
2018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