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的友谊——我与钟恕
纯真的友谊——我与钟恕
钟恕是我的同志和好友，也是我的长姊。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共青团系统几度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经常阅读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少年报》和《新少年报》，还为《新少年报》写过给低年级学生阅读的短文。1958年，我在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任总编辑，就更关注团中央的两个儿童报纸，学习它们怎样适合少年儿童特点，办好我们的刊物。
团中央不时召开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吸收少年儿童报刊负责人参加。会议期间，报刊负责人往往单独开会，交流情况。这样，我就认识时任《中国少年报》的总编辑钟恕，这以前她曾担任《新少年报》的总编辑。
钟恕，很文雅，说话细声细气。对人热情，有一种亲和力。她热爱少年儿童和少年儿童工作，自己也写儿童文学。她写了不少儿歌和童话，所写童话《森林之王》被翻译成四种外文出版。我说她是“同志”，不是一般所泛指的称谓，而是指热爱少年儿童、少年儿童工作和儿童文学，我们有着共同理念和情感。
二
1958年夏天，团中央组织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
代表团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位少年报刊代表：一是钟恕，一是我。在访苏期间，除参加代表团统一的活动外，我们两人还有一些单独的活动。主要是采访苏联的《少先队真理报》，该报总编辑介绍的情况，对打开我们的眼界起了不少的作用。我俩还应邀接受苏联莫斯科电视台的采访：钟恕介绍《中国少年报》，我介绍《红领巾》杂志。当期杂志的封面刊登的是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和毛泽东的合影。
这段时期，我和钟恕接触很多，自然成了朋友。
三
钟恕比我大十岁，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
我凡到北京，必去看钟恕。除了谈心，她总要请我吃饭。
如果错过吃饭时间，钟恕就让我在她宿舍一人吃。她坐在旁边神情专注地望着我，不时挟菜放在我的碗里，生怕我没有吃好吃饱。我吃好了，她才满意，才高兴，才放心。
这种关爱，只有我母亲和大姐对我有过。
四
1960年下半年，我的工作有了变动，改作大学团的工作。不久，钟恕调离《中国少年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少年儿童节目。一九六四年，我调到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工作，重返少年儿童工作岗位。
因为新单位工作任务重，继又去辽宁参加“四清”，我和钟恕同在北京，接触反而不多。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我突然在团中央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看见钟恕。原来钟恕被少年报的造反派揪回原单位批斗。至于我，早被造反派揪出，被夺权、被批斗、被监督劳动了。
2001年和2002年，钟恕两次在信中两次提到，“文革”期间，有一次我路过她住处，她正“奉命劳动改造”。“我怕连累你，故意不抬头，假装看不见，你却坦然说，‘不要这样，你是好人，你没有问题！’我一听，热泪盈眶，怕你看见，赶快回到屋里。我是被你感动了啊！”
我和钟恕的友谊是经受得住考验的。
五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与钟恕恢复联系。
这时，我已回四川工作，钟恕已离休，与她先生的妹妹王跃英一家人住在一起。
以前，我知道钟恕的先生早年去世，后来逐渐知道钟恕的童年很艰辛，父母双亡，由姑妈养大。年轻时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开始追求进步，1938年入党。她的先生叫王涵钟，认识恋爱后两年结婚。地下党领导人陈一鸣鼓励他们办一个叫《海沫》的杂志，宣传进步思想，还鼓励钟恕写小说。杂志办好了，影响逐步扩大，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令查封。王涵钟和钟恕处境危险，陈一鸣决定他两人撤退去解放区。当时，钟恕怀孕五月，无法同行，只得让王涵钟先走。两人分别时，王涵钟对钟恕说：“孩子生下来以后，你千万要来找我呵！”可是，孩子难产，落地就夭折。不久又听到王涵钟在途中生病，以至逝世的消息！钟恕得知这一噩耗，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位领导和朋友天天安慰她，但有一次严肃地对她说：“你要挺住！站起来！继承王涵钟的未竟之志！”
钟恕被这位领导和朋友的话惊醒，又重新振作起来！
六
无论我在四川出版社或在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凡出差北京，我尽可能抽时间去看望钟恕。我老伴丁秀涓也去看望过她。
1991年夏，我从宣传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第二年我和老伴去美国探亲。1993年，我老伴生病，我以照顾老伴为主，坚持了十七年，极少去北京。偶去北京开会，呆一两天即赶回成都。2003年五月四日，我与钟恕通话，她当时已八十五岁半。她说开玩笑说，她愿意跪在地上，祈求我活到一百岁；我说我愿意跪在地上，祈求她活到一百二十岁。不然，我到一百岁，她已不在了。仅在同年十月十八日，由我姨妹丁梅陪我去看过钟恕一次。
钟恕长期患哮喘病，发病时许多天晚上只能靠着床睡觉，不敢躺下。这次看见她，身体大有好转，哮喘病基本上治愈，令人高兴。我给她留下什么印象，自己不知道。第二年七月，钟恕在信上说“记得你那年来北京看我，我吓了一大跳。你一头白发，走路蹒跚。临走，你拥抱我一下，我说你下次再来呵，你说争取吧！看见你毫无信心的样子，我心痛至极。回到屋里，大哭一场，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信上还说：“不几天，我生平最难得的，像你一样的好友之一的周以漠来找我，说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你回成都后，比在北京更能发挥作用，活动更多。我听到这个消息，开心得像孩子一样跳起来了。你看，我这不是白哭一场吗？不过，反正老太婆多的是眼泪。”“我不迷信，但我希望真有菩薩，好保佑你们全家。”
这十多年，我写了一些“我的人生”。凡出书，必寄钟恕一本，她总要写信鼓励。她说：“读你的文章，凡你难受处，我也难受；凡你流泪处，我也流泪。”钟恕知道我喜欢“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七品芝麻官，特意买了一个瓷做的芝麻官工艺品送我。1997年，王跃英因心脏病逝世，给钟恕带来很大的痛苦。王耀英是钟恕丈夫的妹妹，钟恕长期和她住在一起。幸好王跃英的儿子程小列，像对亲妈妈那样关爱钟恕。
每到新年，我都会打电话向钟恕问好。有一年元旦，我打电话给她，没几天她来信说：“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你好吗？十分十分惦记你和秀涓。前天来电［话］，你对我说‘没有什么事，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我说‘对了，我也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还说程小列想陪她来四川看我。我知道她这个愿望不能实现，彼此能听到声音已经很不错了，至少知道对方还健康。她在2001年给我的贺年卡上问：“你和夫人身体好吗？十分想念，但你只字不提，太不象话。”可是这几年，我多次打电话向钟恕问好，她逐渐听不清了，交谈困难，甚至不能接电话了。不过，我知道她会思念我，因为她早就说过：“好像一百年没有通信了，别说见面。”
时代变化很大。人与人的交往，不时遇到夹有某些功利成份。我遇到过这类人，以至如今有人突然对我“十分”友好，我免不了要观察一下是否有别的意图？像钟恕和我这种纯真的友谊不多了，我十分珍惜，应该把我们之间的友情记下来。
九十二岁高龄的钟恕，远隔千里的我，祝愿你健康长寿！
2011年6月7日
附记
我的好友奉孝芬（20世纪80年代曾任四川省电视台副台长）读了该文，曾专门来信说：“读了你《纯真的友谊》非常感动。有的地方都让我热泪盈眶了。比如她几次为了你大哭！多么好的朋友啊！她还健在吗？如果在，我以为你能否找机会去看一看她，她已年届九十，可以说是风烛残年了，看一看如果还能有点交流，那会让你和她都会感到安慰的。如果不见，万一她走了，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你以为我说的有点道理吗？纯真质朴的友谊可以一生温暖我们的心，值得一生思念。不过这样的朋友，在当今的社会里是很难再找到了，只有在我们那个时代才会有的！对吗？”
我非常想去看钟恕，但目前我远行确有困难。为此才写了这篇随笔。我一直惦记着钟恕。几次打电话向小列问询，小列总说她健在，只是头脑有时清楚，有时不清楚。新年之际，我又打电话给小列。小列才说钟妈已在2012年1月31号逝世。我问为什么不通知我？他说怕你们悲痛，你们的年纪都大了。对老人，只说钟妈妈进疗养院了。我不能责备小列，但很痛苦，愿钟恕在“疗养院”安宁，知道我一直惦记她。
2013年1月5日
钟恕是我的同志和好友，也是我的长姊。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共青团系统几度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经常阅读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少年报》和《新少年报》，还为《新少年报》写过给低年级学生阅读的短文。1958年，我在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任总编辑，就更关注团中央的两个儿童报纸，学习它们怎样适合少年儿童特点，办好我们的刊物。
团中央不时召开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吸收少年儿童报刊负责人参加。会议期间，报刊负责人往往单独开会，交流情况。这样，我就认识时任《中国少年报》的总编辑钟恕，这以前她曾担任《新少年报》的总编辑。
钟恕，很文雅，说话细声细气。对人热情，有一种亲和力。她热爱少年儿童和少年儿童工作，自己也写儿童文学。她写了不少儿歌和童话，所写童话《森林之王》被翻译成四种外文出版。我说她是“同志”，不是一般所泛指的称谓，而是指热爱少年儿童、少年儿童工作和儿童文学，我们有着共同理念和情感。
二
1958年夏天，团中央组织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
代表团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位少年报刊代表：一是钟恕，一是我。在访苏期间，除参加代表团统一的活动外，我们两人还有一些单独的活动。主要是采访苏联的《少先队真理报》，该报总编辑介绍的情况，对打开我们的眼界起了不少的作用。我俩还应邀接受苏联莫斯科电视台的采访：钟恕介绍《中国少年报》，我介绍《红领巾》杂志。当期杂志的封面刊登的是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和毛泽东的合影。
这段时期，我和钟恕接触很多，自然成了朋友。
三
钟恕比我大十岁，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
我凡到北京，必去看钟恕。除了谈心，她总要请我吃饭。
如果错过吃饭时间，钟恕就让我在她宿舍一人吃。她坐在旁边神情专注地望着我，不时挟菜放在我的碗里，生怕我没有吃好吃饱。我吃好了，她才满意，才高兴，才放心。
这种关爱，只有我母亲和大姐对我有过。
四
1960年下半年，我的工作有了变动，改作大学团的工作。不久，钟恕调离《中国少年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少年儿童节目。一九六四年，我调到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工作，重返少年儿童工作岗位。
因为新单位工作任务重，继又去辽宁参加“四清”，我和钟恕同在北京，接触反而不多。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我突然在团中央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看见钟恕。原来钟恕被少年报的造反派揪回原单位批斗。至于我，早被造反派揪出，被夺权、被批斗、被监督劳动了。
2001年和2002年，钟恕两次在信中两次提到，“文革”期间，有一次我路过她住处，她正“奉命劳动改造”。“我怕连累你，故意不抬头，假装看不见，你却坦然说，‘不要这样，你是好人，你没有问题！’我一听，热泪盈眶，怕你看见，赶快回到屋里。我是被你感动了啊！”
我和钟恕的友谊是经受得住考验的。
五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与钟恕恢复联系。
这时，我已回四川工作，钟恕已离休，与她先生的妹妹王跃英一家人住在一起。
以前，我知道钟恕的先生早年去世，后来逐渐知道钟恕的童年很艰辛，父母双亡，由姑妈养大。年轻时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开始追求进步，1938年入党。她的先生叫王涵钟，认识恋爱后两年结婚。地下党领导人陈一鸣鼓励他们办一个叫《海沫》的杂志，宣传进步思想，还鼓励钟恕写小说。杂志办好了，影响逐步扩大，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令查封。王涵钟和钟恕处境危险，陈一鸣决定他两人撤退去解放区。当时，钟恕怀孕五月，无法同行，只得让王涵钟先走。两人分别时，王涵钟对钟恕说：“孩子生下来以后，你千万要来找我呵！”可是，孩子难产，落地就夭折。不久又听到王涵钟在途中生病，以至逝世的消息！钟恕得知这一噩耗，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位领导和朋友天天安慰她，但有一次严肃地对她说：“你要挺住！站起来！继承王涵钟的未竟之志！”
钟恕被这位领导和朋友的话惊醒，又重新振作起来！
六
无论我在四川出版社或在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凡出差北京，我尽可能抽时间去看望钟恕。我老伴丁秀涓也去看望过她。
1991年夏，我从宣传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第二年我和老伴去美国探亲。1993年，我老伴生病，我以照顾老伴为主，坚持了十七年，极少去北京。偶去北京开会，呆一两天即赶回成都。2003年五月四日，我与钟恕通话，她当时已八十五岁半。她说开玩笑说，她愿意跪在地上，祈求我活到一百岁；我说我愿意跪在地上，祈求她活到一百二十岁。不然，我到一百岁，她已不在了。仅在同年十月十八日，由我姨妹丁梅陪我去看过钟恕一次。
钟恕长期患哮喘病，发病时许多天晚上只能靠着床睡觉，不敢躺下。这次看见她，身体大有好转，哮喘病基本上治愈，令人高兴。我给她留下什么印象，自己不知道。第二年七月，钟恕在信上说“记得你那年来北京看我，我吓了一大跳。你一头白发，走路蹒跚。临走，你拥抱我一下，我说你下次再来呵，你说争取吧！看见你毫无信心的样子，我心痛至极。回到屋里，大哭一场，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信上还说：“不几天，我生平最难得的，像你一样的好友之一的周以漠来找我，说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你回成都后，比在北京更能发挥作用，活动更多。我听到这个消息，开心得像孩子一样跳起来了。你看，我这不是白哭一场吗？不过，反正老太婆多的是眼泪。”“我不迷信，但我希望真有菩薩，好保佑你们全家。”
这十多年，我写了一些“我的人生”。凡出书，必寄钟恕一本，她总要写信鼓励。她说：“读你的文章，凡你难受处，我也难受；凡你流泪处，我也流泪。”钟恕知道我喜欢“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七品芝麻官，特意买了一个瓷做的芝麻官工艺品送我。1997年，王跃英因心脏病逝世，给钟恕带来很大的痛苦。王耀英是钟恕丈夫的妹妹，钟恕长期和她住在一起。幸好王跃英的儿子程小列，像对亲妈妈那样关爱钟恕。
每到新年，我都会打电话向钟恕问好。有一年元旦，我打电话给她，没几天她来信说：“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你好吗？十分十分惦记你和秀涓。前天来电［话］，你对我说‘没有什么事，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我说‘对了，我也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还说程小列想陪她来四川看我。我知道她这个愿望不能实现，彼此能听到声音已经很不错了，至少知道对方还健康。她在2001年给我的贺年卡上问：“你和夫人身体好吗？十分想念，但你只字不提，太不象话。”可是这几年，我多次打电话向钟恕问好，她逐渐听不清了，交谈困难，甚至不能接电话了。不过，我知道她会思念我，因为她早就说过：“好像一百年没有通信了，别说见面。”
时代变化很大。人与人的交往，不时遇到夹有某些功利成份。我遇到过这类人，以至如今有人突然对我“十分”友好，我免不了要观察一下是否有别的意图？像钟恕和我这种纯真的友谊不多了，我十分珍惜，应该把我们之间的友情记下来。
九十二岁高龄的钟恕，远隔千里的我，祝愿你健康长寿！
2011年6月7日
附记
我的好友奉孝芬（20世纪80年代曾任四川省电视台副台长）读了该文，曾专门来信说：“读了你《纯真的友谊》非常感动。有的地方都让我热泪盈眶了。比如她几次为了你大哭！多么好的朋友啊！她还健在吗？如果在，我以为你能否找机会去看一看她，她已年届九十，可以说是风烛残年了，看一看如果还能有点交流，那会让你和她都会感到安慰的。如果不见，万一她走了，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你以为我说的有点道理吗？纯真质朴的友谊可以一生温暖我们的心，值得一生思念。不过这样的朋友，在当今的社会里是很难再找到了，只有在我们那个时代才会有的！对吗？”
我非常想去看钟恕，但目前我远行确有困难。为此才写了这篇随笔。我一直惦记着钟恕。几次打电话向小列问询，小列总说她健在，只是头脑有时清楚，有时不清楚。新年之际，我又打电话给小列。小列才说钟妈已在2012年1月31号逝世。我问为什么不通知我？他说怕你们悲痛，你们的年纪都大了。对老人，只说钟妈妈进疗养院了。我不能责备小列，但很痛苦，愿钟恕在“疗养院”安宁，知道我一直惦记她。
2013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