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母蚊子”
    “造反派”忙于“内战”,把我们送到西山农场去劳动。我们被关在“牛棚”里写了很长时间的检查交代,相互又不能说话,实在闷得心慌。现在能到北京郊外去劳动,大家都很高兴。
    农场空气清新。劳动不仅使人筋骨活动,而且使人暂时丢掉汇报、检查等各种烦恼。特别是劳动时比较分散,难以监督,便冲破了“不准交谈”的《专政条例》。农场种有许多水蜜桃树,桃子既大又甜,美不可言。渴了,几下便把皮撕光,大口大口地把它吃完。我个人的“吉尼斯纪录”是:一天吃了十一个!每到睡觉时间,倒在床上便呼呼入睡,包括几位神经衰弱的“走资派”和“黑高参”在内。
    比较难受的是晚上两小时的“天天读”。郊区蚊子多,一到黄昏,听到蚊子的嗡嗡叫声就使人不寒而栗。二十几条壮汉集中在一间屋子,给蚊子提供了“打牙祭”的最好时机。没有蚊烟,用扇子抵御,防不胜防。学习之前,大家很自然地对这“四害”之一的蚊子声讨起来。“四害”是伟大领袖定的,声讨它“大方向”没错。
    我也参加了声讨。想起要“区别对待”的政策,便发表了一通看法:“其实,公蚊子并不咬人,只喝露水。母蚊子要产卵,需要营养,才吸人血。”
    说的全系空话,毫无用处。还得拼命挥动扇子,昏沉沉地去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十几天的劳动很快就过了,又命令我们返回机关学习和交代。上车的时候,想起“牛棚”里的生活,心似冰冻,情绪与来农场的时候大不一样。到了被关押的住处门口,我听到一个凶神恶煞的叫声:“李致,你留下来!”
    站在门口,我规规矩矩地望着她,静候训斥或勒令。
    “你交代一下在这次劳动中的表现。”
    我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乐意参加劳动,而且努力在干,没有偷懒,更无差错。略想一会儿,我说了这个情况。
    “你一贯会转移视线,避重就轻!”她立即质问我,“‘天天读’的时候呢?”
    “每天晚上都和大家一样,‘天天读’两个小时。”
    “你呀!从来没有老实过。你乱说什么没有?”
    “没有!”我回答。
    “没有?”她显然愤怒了,咬牙切齿地问,“你说什么‘母蚊子’没有?”绕了半天,原来是这个问题。我坦然地回答:“说过!”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母蚊子就是吸人血。”
    “谁是母蚊子?”
    我忍不住在心里笑了。这位自称是老干部的“造反派”,自己对上号了。出于某种个人因素,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下决心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现在正好抓住这个“把柄”。
    “这是知识问题。你如果不相信,可以翻翻少儿出版社出的《十万个为什么》。”
    “不行,你得老实交代,认真写份检查来!”
    她的突然袭击,引起我的愤怒和不愉快。按照惯例,凡事我都要先从最坏的结果设想。她把自己当作“母蚊子”,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她可以上纲为这是“对‘革命群众’的态度”,从而再上纲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最后上纲到“对伟大领袖的态度”。这是她一贯的手法,我已经多次领教。突然,我一下想起“伟大的旗手”也是女的——我绝无意人身攻击说她是“母”的,否则以后触及灵魂,深挖“三线”思想,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会不会诬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是,母蚊子吸人血确是我从《十万个为什么》一书上看见的,翻书可查,我将据理力争。到此为止,什么都不再想了,以免背包袱,弄得坐卧不安。这是我在“牛棚”给自己定的思考问题的原则。我翻开鲁迅的书,从这个巨人身上去汲取力量。
    我拒绝就这个问题写检查,奇怪的是“造反派”也没有再追究。我分析,他们或知道这是知识问题,或已经从《十万个为什么》一书中找到答案。毕竟多数人并无恶意,与“母蚊子”对号的人处于孤立状态。但我也总结了经验教训,切不可得意忘形。以后再稍有“自由”,一切可说可不说的话,坚决不说了。这必须成为座右铭。
    令我意外的是,告密者是我们“牛鬼”学习组的副组长。他当时也是“牛鬼”,无非“挣表现”而已。这是一位好心的“革命群众”悄悄告诉我的。
    现在想起来,蚊子案件好像是天方夜谭,可是却给我留下后遗症,我多次梦见那张咬牙切齿的脸问我:“谁是母蚊子?”
    199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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