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
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
这棵“历经斧斤不老松”，是马识途同志。他是老革命，又是老作家。他一生经历许多危难和坎坷，为了祖国和人民，他“宁死不屈，宁折不弯”，是一个硬骨头的知识分子和真正的共产党员。《马识途文集》充分反映了他的精神和历程。我与马老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交往，是他的学生和朋友。十年前，上海一家文学刊物曾约我写马老，我反复构思并多次和马老交谈，却一直没有动笔。最近，因为视力严重衰退，怕有“万一”，失去倾诉自己感情的机会。我在电脑上用二号黑体字，记下了这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戴土耳其帽的英文教员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它是一所教会学校，无政府主义者吴先忧长期担任校长，学校有很浓的民主自由空气。
1946年底，地下党员贾唯英（我叫她贾姐姐）告诉我，有一个叫马谦和的先生要到华西协中（简称协中）教英文。贾姐姐说他政治上很好，要我关心和支持他。
我和马先生见过一面，但没交谈。马先生身材魁梧，头戴土耳其帽，身穿中式长袍。至于见面的地点，五十年后回忆：我记得是在贾姐姐家里，马先生记得是在云从龙家里。云从龙是加拿大友人，一贯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马先生是云从龙介绍去协中教书的。可能我和马先生见过两次面，各自记住了印象深的那一次。
1947年初，我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被后任校长暗中“开除”。云从龙曾努力与校长商谈，让我继续在校读书，但未成功。我就此离开学校，失去与马先生接触的机会。
爱护青年的组织部部长
成都解放前夕，我在成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在解放军进城的前一两天，我得到通知去暑袜南街开会。一到会场便见到身穿军装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人：王宇光（又名王煜）、贾唯英、彭塞等同志，还有马谦和先生。王宇光介绍马先生时说：“这位是老马，马识途，老马识途，我们川康特委的副书记。”会上主要布置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工作。会后，我握着马先生的手，他说：“我记得你！”地下党没有官气，称呼也随意，我与其他同志一样，长期叫他老马。他对我直呼其名，叫我爱人为小丁。
组织上分配工作，我和丁秀涓都分到青年团成都市工委。
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约一个月，我、丁秀涓、赖均奎、范今一等几位地下党同志，住在丁秀涓的伯父丁次鹤家。丁次鹤是银行家，与刘文辉的私人关系好，曾任西康驻蓉办事处处长，帮助过民主人士和地下党同志。成都解放后，丁次鹤的住宅被征用。丁次鹤当时在重庆，来信托丁秀涓代他把住宅捐给人民政府。丁次鹤无政治问题，捐住宅也是好事，何况我们在这儿住过，也该有个了结。我陪着丁秀涓去找有关单位。没想到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同志听完我们的陈述后，竟把我们当成住宅的主人，也就是“资产阶级”，声色俱厉地横加训斥，好像我们是“阶级敌人”。我们一再解释，因为地下党同志在这儿住过，现在丁次鹤愿意捐献住宅，这并没有问题。该同志抓住我说“地下党同志在这儿住过”这句话，说地下党没有公开，质问我们“究竟是什么人”。我说你不相信可以去问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马识途。谈话陷入僵局，不欢而散。
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困惑和委屈。我们是青年学生，从《延安1月》等进步书籍中，得知解放军爱民的许多动人事迹。1945年我积极推销过《延安一月》这本书。如今解放了，解放军与地下党会师时贺龙将军是那样的和蔼可亲，而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同志却是这样的遭遇。我和丁秀涓很快去区党委组织部找马识途部长，叫声“老马”，把一肚子的委屈向他倾诉，想在他面前讨个公道。老马耐心地听完，没有责备我们，这使我们得到某种安慰。
不过，老马犹豫一阵，说了一句：“你们怎么不知道避嫌疑？”
我们丝毫不理解老马这话的含义，内心也不同意。心想那位解放军同志训斥的幸好是我们，我们是自己人，可以不介意；如果这样对老百姓，一定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那时年轻，觉得自己没错，不背包袱。刚解放，我们被很多新鲜事物吸引着，淡忘了这件事。
地下党员会师时，马老曾对地下党的同志表示：若因工作有债务，组织上可以解决。解放前大约三个月，我们曾向一位“地下社”（类似现在共青团组织）社员借过十两黄金：一两黄金买了一部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九两黄金以备急用，但实际没用。可是在成都解放前几天，先有人在丁次鹤家“查户口”，半小时后有几名持枪的彪形大汉，借查烟毒为名，把我们暂住在丁家的几个人，也就是我、赖均奎和范今一（后两人均系燕京大学学生）关在一间小屋里，押着丁秀涓在屋里搜查，抢走了收音机、九两黄金和丁秀涓的手表。我向老马汇报此事，他表示可以解决，不久即给了我相同价值的人民币还债。老马无意中说了一句：“有人说快解放了，地主子女借钱给你们，是为了转移财产。但钱是你们主动借的，借钱还钱，要讲信用。”看来，还债的事可能受到质疑，但老马坚持地下党要讲信用。这种信守承诺的精神，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尽管老区来的同志与地下党的同志会了师，但来自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却有一个相互理解和磨合的过程。当时，团市工委有个别从老区来的领导，看不惯我们这批由地下转为地上的学生干部，认为这批人“活蹦乱跳”，“没上没下”，其中李致最难“打整”，打算调我去外地工作。我产生逆反心理，大闹情绪，因为我在重庆工作过两年，坚决要求调回重庆。老马多次耐心说服我，我听不进去，浪费了他不少时间。老马为“照顾”我的情绪，最后迁就了我。那时我十分幼稚，如果老马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训我，我可能真会犯错误。现在想来，我非常内疚，更十分感激老马。以后我长期做青年工作，老马的言传身教，使我知道对青年的某些一时的偏激行为，应该耐心细致地教育，千万不要简单粗暴。
几年后，成渝铁路通车，我回成都探亲，听说组织部另一位副部长曾把我作为“典型”，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还偶然听说那位为捐赠房子对我们严加训斥的解放军同志（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因别的事犯了错误，被打成“反党”分子，调离原单位。事隔半个世纪，不知他是否健在？但愿已为他“平反”。
“可用不可信”
1957年底，我从重庆调回成都，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社总编辑。我爱人原在重庆第二钢铁厂工作，为照顾夫妻关系，她被调回成都，拟分配在金堂钢铁厂工作。重庆到成都只需乘一晚上的火车，金堂到成都虽然近，但交通很不方便。这种“照顾”等于不照顾。
我除了向团省委领导反映外，也想找地下党老领导帮忙。当时正值反右派斗争之际，贾唯英在重庆被错划为右派，王宇光受到牵连。在成都的彭塞，也因他说某领导是“小斯大林”而受审查。我去找时任省城市建设厅厅长的马识途。老马热情地接待了我，但对我的要求却爱莫能助。我隐约感到：省的某主要领导对原地下党同志有歧视，老马首当其冲。我没有为难他。
几十年后才知道，原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老马被调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又以他“不宜搞组织工作”为由调省城市建设厅。当时，没有产业工人，只有城市贫民。没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原有的著名工程师是被关押着的。经省委书记陈钢同意，弄出来几个工程师，起了作用。但有人说老马启用“坏人”，反右时因老马保护知识分子，又说他“包庇”右派。
不少问题困扰着老马。老马有看法又不敢说，怕出“立场”问题。那时经常强调要过好“社会主义关”。老马说：“这个社会主义关，真不知如何过？似乎关公、张飞像过去的门神一样，手拿大刀站在关外，谁也不能轻易过去。”
省委一位书记告诉老马，省的“一把手”对老马的态度是：“可用不可信。”我分析：可用，指老马能力强，能打开局面，做出成绩；不可信，则反映了省的“一把手”对地下党同志的歧视，有些工作只让老马担当副职，“监督”使用。
《清江壮歌》
1960年年，我因眼病在四川省医院住院治疗，约半年时间。一天，偶然发现老马也住在眼科的病房。
他不是眼病，而是腿疾。因为干部病房无床位，临时借住一间眼科病房。老马虽是治病，多数时候却在创作。这之前，他已发表《找红军》《老三姐》《接关系》《最有办法的人》等著名的短篇小说，引起许多读者和老作家、老编辑的注意，被他们“抓”住不放，用老马的话来说，他从此被“拉入”文坛。
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趁老马休息之际，我常去病房探望。
老马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1941年1月，老马的妻子刘惠馨，在鄂西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敌人逮捕关进监狱。当年11月她英勇就义，随她在狱中的不满一岁的女儿被一位工人收养。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老马终于找到失散二十年的女儿，并在北京团聚。鉴于女儿是工人抚养成人的，老马不让女儿改姓马，仍与养父养母住在一起，侍奉养父养母。这便是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催人泪下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我深为这个故事感动。我长期在共青团工作，每在一个地方总喜欢与青年人打成一片，在省医院也不例外。我先把老马的故事讲给几个青年医生和护士听，他们也很感动，于是住院部团总支举行了一次活动，请老马讲他的这段经历。我看见不少人在听讲时两眼饱含热泪。
老马在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地下党在几个地区的领导人，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敌特追捕的重要对象。老马改名换姓，从事各种职业，装扮成各种人物，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他领导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至迎来新中国的成立。正如老马所说：“我所经历的危险，只有用九死一生才能形容，然而我处之泰然。因为我们把‘相信胜利，准备牺牲’作为我们的信条。虽然我们不时要为我们同志的被捕和牺牲而痛哭哀悼，却也常常为我们斗争的胜利而欢唱。人生能得几回搏？我曾享受过许多次搏斗的欢乐，也就不虚此一生了。”
老马长期在白区与敌人做斗争，充满传奇故事。他的创作，源于他的革命经历。老马多次说：“我不一定是作家，但我是革命家，我写的是革命文学。”
宁死不屈，宁折不弯
1958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老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省的“一把手”凭主观臆断，提倡在四川大种棉花，主张在水利工程上以“提灌”为主，但国内和省内的科学家，则认为四川的土壤适宜种粮食，主张水利工程以“蓄”为主。老马支持科学家的意见，省的“一把手”认为老马是有意反对他，说老马这个“管科学的人‘不科学’”。“文革”前，老马已被贬到南充县当县委副书记。1966年“文革”一开始，改口说老马是“带职”下放，调回西南局机关参加运动。又莫须有地诬陷他涉及什么“间谍案”，回成都第二天即被宣布为“反革命”，隔离审查。同时，四川也抛出“三家村”，即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公开在报纸上进行大批判。
不久，老马被造反派抓来关在一所大学里。一天夜晚，两派内战，男生参战，只有女生看管。天下大雨，老马看准时机，利用地下工作经验，设法从二楼厕所的窗户逃出来，去了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把老马“捉”回成都，关进昭觉寺（那时实际是监狱）。他们多次暗示，只要老马承认“错误”，问题可以解决（以后刘、张倒台，别人揭发，他俩想要“结合”老马，为其主管文化工作），老马不卖身投靠，不予理会。为了记录这场“史无前例”的、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老马在狱中长时间思考和积累资料，以便将来在可能的时候写一本反映“文革”的书，即以后出版的《沧桑十年》。
1964年我调到北京共青团中央工作，有八年时间与老马没有接触。“文革”前，我在共青团中央任《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
“文革”开始，先靠边站，继而被夺权，限制人身自由，后又被冠以胡风集团“小爬虫”的罪名，关进“牛棚”，再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69年底被“解放”。1973年秋，我调回到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由于林彪自我爆炸，在周总理的促进下，全国解放了一批干部。这时，老马已获解放。原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李亚群，坚决不愿再主管文艺工作。时任省委书记的李大章请老马支持他，老马才不得不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此时，亚公向老马又作揖又鞠躬，说他找到“替代”了。
老马住在商业街五十号，我常在晚上骑自行车去看望他，谈些当时不能公之于世的心里话。“四人帮”在台上，谈不上工作，只是混日子。老马告诉我，他写了三十多年以来有关地下工作的经验教训的书稿，要我做第一读者。
我当然很有兴趣阅读老马这本书稿。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已经不需要做地下工作，因此这种书根本不可能出版，我又感到惋惜。老马说，也许对那些没有解放的国家有用。这使我想起1973年初我悄悄去上海看望巴金，巴老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迫害，每天还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明知书不可能出版，但说将把译文抄写好送给图书馆，可供关心当年俄国革命的人查阅。老马和巴老，身处逆境，仍勤于奉献，不忘耕耘。这种精神实在可贵！
在“雷区”工作
文艺工作真是布满“地雷”的重灾区。
1975年年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毛主席号召“繁荣文艺”。四川恢复了文艺刊物《四川文学》，作家艾芜在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在高山上》，以后又被批为“黑线回潮”。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为《寄托》的影片，写一个老干部犯错误后如何改正的故事。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宣传部领导指责老马在领导该片拍摄时，没有写“走资派还在‘走’”。更好笑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该领导又指责《寄托》写了“走资派还在‘走’”。
1977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怀念周总理的诗集，名为《人民的怀念》，社会反响极好。一天下午，出版社突然接到某领导秘书的电话，问《人民的怀念》是谁主编的？作者的政治情况是否都弄清楚了？我答：我是主编，作者的政治情况没问题。事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该领导是怀疑李亚群和马识途有“问题”。我一笑置之。
省委书记杜心源了解老马，说有关文艺界的大事，老马都是经请示省领导后才做决定的。这场风波就此结束。尽管如此，老马不愿与这位“左”派共事，他以“归队”为由，调到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工作。
坚持写作，用笔做武器
老马到了科分院，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当时，正值书荒，我们重新出版了老马的《找红军》（短篇小说集）。老马在赠书的扉页上写下：“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找红军》这本遭到百般批判的小书出版了。感慨良多。非君之力，曷克臻此。特赠知音李致、秀涓同志 马识途 1979年元月”。不久，他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回国后写了《西游散记》，也在四川出版。
鉴于我与老马多年的友好关系，我表示今后要“包出”他所有的著作，“强迫”他同意。老马虽未承诺，但他的确非常支持四川的出版事业。
针对社会上某些不良现象，马老写了不少杂文。这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先发表在《成都晚报》的“盛世微言”专栏上，后结集出版，拥有很多读者。若干年后，有一次老马的生日，我买花送他。卖花人因要配花，询问买花的用途，我说是给马老祝寿。身旁一位市民即打招呼说：“马识途是为老百姓说话的，不能多要钱。”
“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1982年底，我调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我不愿离开出版社，又不敢不服从省委的决定。
老马开玩笑说：“我也找到‘替代’了。”只是没向我鞠躬作揖。
我估计，省委调我去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可能是因为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与作家和文艺界相处较好。但在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非我能力所及。怎么办？除了学亚公和老马在文艺界广交朋友外，就是多向任白戈、沙汀、艾芜和马识途等老先生请教。这时，老马已年过花甲，我早改称他为马老了。
由于请教多，我进一步知道马老非常尊重巴老。马老早年喜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如今他佩服巴老敢于直言，建议对文艺的领导要“无为而治”，赞同巴老主张讲真话。马老与巴老的接触虽不多，但可算是神交，心灵相通。
1987年，巴老10月返川，在家乡住了十七天。张秀熟、巴金、沙汀、艾芜、马识途五老相聚，成为文坛佳话。张老时年九十三岁，巴、沙、艾三老八十三岁，马老七十三岁，五老相约七年后再次聚会。马老为这次聚会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发表在《当代》杂志上。可惜，七年以后，张老、艾老、沙老先后乘鹤西去，巴老则卧病在床，五老再不能相聚了。
巴老九十华诞时，马老曾率四川文艺代表团到上海向巴老祝寿。1995年6月，我去杭州看望巴老，马老托我带一本他的杂文集《盛世微言》送巴老。马老在空页上写道：“巴老：这是一本学您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面前说：从今以后，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谢谢您赠书《再思录》。马识途 1995年6月15日。”在四川省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上，马老说：“我曾经不止一次自以为是地说过，如果我们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骨的话，那么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马老还在会上重申了他在1995年向巴金赠书上的保证：从今以后，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去年，巴老辞世，马老悲痛不已，本拟亲去上海向巴老的遗体告别，被家人劝阻。马老亲写祭文《告灵》，委托女儿马万梅赶到上海巴老家，在灵堂遗像下读给巴老听。此系后话。
《沧桑十年》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鲁迅也谴责过国人的“健忘症”。可是，当时某些人借口“向前看”，一直反对写“文革”。
在这个问题上，马老不信邪，在1998年出版了反映“文革”的《沧桑十年》，季羡林先生为之作序。这本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黄启璪，写信给马老说：
“我在近期医院给我做的两次化疗期间，拜读了您的新作，不读则已，读起来惊心动魄。您以亲身亲历及所见所闻，将‘文革’这场灾难，这场悲剧、闹剧、滑稽剧如实做了记述；将其荒唐性、危害性揭露得淋漓尽致，还从思想上体制上及应吸取的教训上做了精辟的剖析。这样的‘文革’纪实作品，很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正如您心中所预料到的，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我体会，您与季羡林先生写的书，就是留给下一代、两代的好教材。”
“我真钦佩您，以八十高龄还完成了这样一部巨著，这只有像您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事业有高度责任感的老革命、科学家、知名作家，才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力、洞察力和表达力。”
启璪的信，表达了许多读者的心意。
肩负重任的“业余”作家
马老是作家，他创作的长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随笔、回忆录、文论、古诗词和新诗，总数超过五百万字。在本届省委的关怀下，去年出版了《马识途文集》（十二卷十三册），中国作家协会和省委宣传部在北京举办了马识途创作七十周年暨《马识途文集》首发式座谈会。到会者对马老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
应该说明：马老并不是专业作家。
马老一直担任着各种各样的领导工作，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联和省作协主席，这些工作都很繁重。在完成本职和兼职工作后，马老在业余时间创作。写《清江壮歌》时，他熬了一百八十多个夜晚。
这样的“业余”作家，在国内很难见到。
优秀的文艺工作领导人
马老连续五届被选为省作家协会主席并兼任巴金文学院院长。
马老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又长期担任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很注意团结知识分子。“文革”以后，部分作家受“派性”影响，加上文人相轻，常出现一些分歧。但只要马老参与会议，各种问题总是不难解决。
领导文联和作协工作，马老主要是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鼓励作家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安于寂寞，安守清贫，避免经济转型期间的金钱诱惑和浮躁不安，潜心创作。他与作家交朋友，或公开讲话，或个别交谈，或为之作序，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其中有王火、阿来、魏明伦、裘山山等。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马老常与我交换有关文学和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去年初，马老向我提出，他对当前的文艺形势，有一喜，一忧，一愁，一惧。喜，是文坛迎来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新人辈出，后继有人；忧，是文学和影视创作中出现某些低俗化倾向；愁，是在一片产业化的呼声中，对作协如何产业化心中没底；惧，是雅文学的日益边缘化和文化霸权主义咄咄逼人。不久他以“文学三问”为题，发表讲话并写成文章。三问，即谁来守望我们的人文终极关怀的文学家园？谁来保卫我们文学的美学边疆？谁来坚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下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四川文艺》把马老的《文学三问》，套红发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引起了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的关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对马老的专访。其他报纸也有转载。这三问，震动了众多文艺界人士的心灵。
马老高瞻远瞩的见解，其影响远远超越四川文艺界。
拒绝“死亡通知书”
2001年年初，马老得了肾癌。
这是令人揪心的事。华西医学院做了最初的诊断，主张尽快动手术。亲友的意见分为三种：一是尽快动，以免延误；二是观察一段时间，根据发展的情况再说；三是马老年事已高，最好采取保守疗法，不动手术。
清华大学举办九十周年校庆，马老应邀参加。他趁机在北京医院做了检查，诊断结果与华西医学院的一样。马老在北京住在早年曾经失散的大女儿吴翠兰家，并由大女儿把马老送回成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吴翠兰，她个头不高，性情温和。
回到成都以后，马老下决心在华西医学院动手术。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怕癌细胞扩散，赞同马老早动手术，切除一个肾；另一方面又怕马老年高，下不了手术台……
4月23日下午，我去马老家。一摁门铃，小狗就叫了。我很喜欢这只黄色小狗，因为马老夫人王敬祥的听力很差，小狗替我报信。马老和夫人一起来开门。
我先把最近写的一篇散文《心留巴老家》交给马老，请他有空看看。不料，马老拿起来就读。我坐在沙发上，环顾书房：进门处的镜框，装有马老书写的“无愧无悔，我行我素”。对面的墙壁上有木刻的未悔斋，也是马老的书法。下面是计算机，马老是四川作家中第一个用电脑写文章的，已用电脑写了两百万字以上的作品。左边有一大堆写好的书法，过去我常去翻阅，讨马老的作品。此时，我对这熟悉的书房感到格外亲切。
这个下午，马老和我谈了很多。
先谈我的“我的人生”，继而谈巴老。又谈粉碎“四人帮”初期，巴老主张“无为而治”以及主管意识形态最高官员的态度等等。最后才说他决心动手术，考虑到万一不能下手术台，马老留下一个“遗嘱”。大意是：一、他这一生，无愧无悔。二、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要花圈之类。最多在家里设一灵堂，只让至亲好友来告别。可以发个消息，以免别人再给他寄文稿来，浪费精力。三、骨灰与夫人葬在一起。四、他希望《马识途文集》能出版，仍由作协负责，请李致和王火促进。五、……
我表示完全理解他的“五点”，着重说了些安慰他的话。他答应为我“我的人生”第三本集子《昔日》题写书名，我说不急。告别时，马老深情地说：“知我者，李致也。”
离开马老家后若干天，我极为担心。在马老进医院那天上午，马老请为他开车多年的小胡送来两张为《昔日》题写的书名。我突然想起马老对我说过：“只要对你好的事，我都愿意做。”马老对我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写到这里，我的眼里再一次充满泪水。直到马老手术成功，我才放下心来。
马老后来曾说：“我去年得了绝症，“死亡通知书”已在路上，但我拒绝了“死亡通知书”，还要继续奋斗。”
“两头真”
今年马老九十二高龄，我也七十有七。
再过几年，马老就是“世纪老人”了。虽说人生苦短，但总不能混混沌沌地走过。马老的许多宝贵回顾，都包括在他的文集里面了。我也写了一些“我的人生”，记下自己难忘的人和事。
为了弄清这几十年的历程，我多次向马老请教，毫无顾虑地和他讨论。我知道，马老平时也常和他的同龄人讨论这些问题。
这一代（或说这一批）知识分子，多数人有类似的经历。马老是大知识分子，我是小知识分子，我比他小十五岁。但毕竟是他的战友贾唯英引导我参加革命的，姑且算是“这一代”人吧。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渴望民主、平等、自由，向往“山那边呀，好地方”。最近，偶然听见播放田汉（国歌的词作者）作词的歌曲《热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我当年的觉悟和追求。马老在革命的途中被敌特追捕，九死一生。我也被学校暗中“开除”，被宪兵抓去关了几天。好不容易等到新中国成立，换了人间。
2007年11月16日在马老（右二）家中合影，左三为谢韬
1945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都市的一批中学生成立了誓与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的“破晓社”。去年，是“破晓社”第六十个生日。马老为“破晓社”的第六十个生日写了祝词。对联是“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条幅是“只有度过沉沉黑夜的人，才配享受天将破晓的欢乐”。马老希望我们这批人能保持“两头真”：前头的“真”，是我们早期的理想和信念；后头的“真”是回归人的本性和天真，继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人类共同理想。生命的中间一段，被泼污水，被搞糊涂了。直到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才逐渐清醒。清醒后不能失去信仰，做到后一个“真”，才是保持晚节。
无论经历再多的曲折，马老仍能找到前进的路。
我又想起王宇光在解放军入城前的介绍：“老马，马识途。老马识途。”真是老马识途。
2006年4月开始写作，7月二伏天完成。
这棵“历经斧斤不老松”，是马识途同志。他是老革命，又是老作家。他一生经历许多危难和坎坷，为了祖国和人民，他“宁死不屈，宁折不弯”，是一个硬骨头的知识分子和真正的共产党员。《马识途文集》充分反映了他的精神和历程。我与马老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交往，是他的学生和朋友。十年前，上海一家文学刊物曾约我写马老，我反复构思并多次和马老交谈，却一直没有动笔。最近，因为视力严重衰退，怕有“万一”，失去倾诉自己感情的机会。我在电脑上用二号黑体字，记下了这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戴土耳其帽的英文教员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它是一所教会学校，无政府主义者吴先忧长期担任校长，学校有很浓的民主自由空气。
1946年底，地下党员贾唯英（我叫她贾姐姐）告诉我，有一个叫马谦和的先生要到华西协中（简称协中）教英文。贾姐姐说他政治上很好，要我关心和支持他。
我和马先生见过一面，但没交谈。马先生身材魁梧，头戴土耳其帽，身穿中式长袍。至于见面的地点，五十年后回忆：我记得是在贾姐姐家里，马先生记得是在云从龙家里。云从龙是加拿大友人，一贯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马先生是云从龙介绍去协中教书的。可能我和马先生见过两次面，各自记住了印象深的那一次。
1947年初，我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被后任校长暗中“开除”。云从龙曾努力与校长商谈，让我继续在校读书，但未成功。我就此离开学校，失去与马先生接触的机会。
爱护青年的组织部部长
成都解放前夕，我在成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在解放军进城的前一两天，我得到通知去暑袜南街开会。一到会场便见到身穿军装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人：王宇光（又名王煜）、贾唯英、彭塞等同志，还有马谦和先生。王宇光介绍马先生时说：“这位是老马，马识途，老马识途，我们川康特委的副书记。”会上主要布置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工作。会后，我握着马先生的手，他说：“我记得你！”地下党没有官气，称呼也随意，我与其他同志一样，长期叫他老马。他对我直呼其名，叫我爱人为小丁。
组织上分配工作，我和丁秀涓都分到青年团成都市工委。
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约一个月，我、丁秀涓、赖均奎、范今一等几位地下党同志，住在丁秀涓的伯父丁次鹤家。丁次鹤是银行家，与刘文辉的私人关系好，曾任西康驻蓉办事处处长，帮助过民主人士和地下党同志。成都解放后，丁次鹤的住宅被征用。丁次鹤当时在重庆，来信托丁秀涓代他把住宅捐给人民政府。丁次鹤无政治问题，捐住宅也是好事，何况我们在这儿住过，也该有个了结。我陪着丁秀涓去找有关单位。没想到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同志听完我们的陈述后，竟把我们当成住宅的主人，也就是“资产阶级”，声色俱厉地横加训斥，好像我们是“阶级敌人”。我们一再解释，因为地下党同志在这儿住过，现在丁次鹤愿意捐献住宅，这并没有问题。该同志抓住我说“地下党同志在这儿住过”这句话，说地下党没有公开，质问我们“究竟是什么人”。我说你不相信可以去问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马识途。谈话陷入僵局，不欢而散。
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困惑和委屈。我们是青年学生，从《延安1月》等进步书籍中，得知解放军爱民的许多动人事迹。1945年我积极推销过《延安一月》这本书。如今解放了，解放军与地下党会师时贺龙将军是那样的和蔼可亲，而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同志却是这样的遭遇。我和丁秀涓很快去区党委组织部找马识途部长，叫声“老马”，把一肚子的委屈向他倾诉，想在他面前讨个公道。老马耐心地听完，没有责备我们，这使我们得到某种安慰。
不过，老马犹豫一阵，说了一句：“你们怎么不知道避嫌疑？”
我们丝毫不理解老马这话的含义，内心也不同意。心想那位解放军同志训斥的幸好是我们，我们是自己人，可以不介意；如果这样对老百姓，一定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那时年轻，觉得自己没错，不背包袱。刚解放，我们被很多新鲜事物吸引着，淡忘了这件事。
地下党员会师时，马老曾对地下党的同志表示：若因工作有债务，组织上可以解决。解放前大约三个月，我们曾向一位“地下社”（类似现在共青团组织）社员借过十两黄金：一两黄金买了一部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九两黄金以备急用，但实际没用。可是在成都解放前几天，先有人在丁次鹤家“查户口”，半小时后有几名持枪的彪形大汉，借查烟毒为名，把我们暂住在丁家的几个人，也就是我、赖均奎和范今一（后两人均系燕京大学学生）关在一间小屋里，押着丁秀涓在屋里搜查，抢走了收音机、九两黄金和丁秀涓的手表。我向老马汇报此事，他表示可以解决，不久即给了我相同价值的人民币还债。老马无意中说了一句：“有人说快解放了，地主子女借钱给你们，是为了转移财产。但钱是你们主动借的，借钱还钱，要讲信用。”看来，还债的事可能受到质疑，但老马坚持地下党要讲信用。这种信守承诺的精神，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尽管老区来的同志与地下党的同志会了师，但来自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却有一个相互理解和磨合的过程。当时，团市工委有个别从老区来的领导，看不惯我们这批由地下转为地上的学生干部，认为这批人“活蹦乱跳”，“没上没下”，其中李致最难“打整”，打算调我去外地工作。我产生逆反心理，大闹情绪，因为我在重庆工作过两年，坚决要求调回重庆。老马多次耐心说服我，我听不进去，浪费了他不少时间。老马为“照顾”我的情绪，最后迁就了我。那时我十分幼稚，如果老马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训我，我可能真会犯错误。现在想来，我非常内疚，更十分感激老马。以后我长期做青年工作，老马的言传身教，使我知道对青年的某些一时的偏激行为，应该耐心细致地教育，千万不要简单粗暴。
几年后，成渝铁路通车，我回成都探亲，听说组织部另一位副部长曾把我作为“典型”，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还偶然听说那位为捐赠房子对我们严加训斥的解放军同志（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因别的事犯了错误，被打成“反党”分子，调离原单位。事隔半个世纪，不知他是否健在？但愿已为他“平反”。
“可用不可信”
1957年底，我从重庆调回成都，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社总编辑。我爱人原在重庆第二钢铁厂工作，为照顾夫妻关系，她被调回成都，拟分配在金堂钢铁厂工作。重庆到成都只需乘一晚上的火车，金堂到成都虽然近，但交通很不方便。这种“照顾”等于不照顾。
我除了向团省委领导反映外，也想找地下党老领导帮忙。当时正值反右派斗争之际，贾唯英在重庆被错划为右派，王宇光受到牵连。在成都的彭塞，也因他说某领导是“小斯大林”而受审查。我去找时任省城市建设厅厅长的马识途。老马热情地接待了我，但对我的要求却爱莫能助。我隐约感到：省的某主要领导对原地下党同志有歧视，老马首当其冲。我没有为难他。
几十年后才知道，原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老马被调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又以他“不宜搞组织工作”为由调省城市建设厅。当时，没有产业工人，只有城市贫民。没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原有的著名工程师是被关押着的。经省委书记陈钢同意，弄出来几个工程师，起了作用。但有人说老马启用“坏人”，反右时因老马保护知识分子，又说他“包庇”右派。
不少问题困扰着老马。老马有看法又不敢说，怕出“立场”问题。那时经常强调要过好“社会主义关”。老马说：“这个社会主义关，真不知如何过？似乎关公、张飞像过去的门神一样，手拿大刀站在关外，谁也不能轻易过去。”
省委一位书记告诉老马，省的“一把手”对老马的态度是：“可用不可信。”我分析：可用，指老马能力强，能打开局面，做出成绩；不可信，则反映了省的“一把手”对地下党同志的歧视，有些工作只让老马担当副职，“监督”使用。
《清江壮歌》
1960年年，我因眼病在四川省医院住院治疗，约半年时间。一天，偶然发现老马也住在眼科的病房。
他不是眼病，而是腿疾。因为干部病房无床位，临时借住一间眼科病房。老马虽是治病，多数时候却在创作。这之前，他已发表《找红军》《老三姐》《接关系》《最有办法的人》等著名的短篇小说，引起许多读者和老作家、老编辑的注意，被他们“抓”住不放，用老马的话来说，他从此被“拉入”文坛。
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趁老马休息之际，我常去病房探望。
老马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1941年1月，老马的妻子刘惠馨，在鄂西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敌人逮捕关进监狱。当年11月她英勇就义，随她在狱中的不满一岁的女儿被一位工人收养。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老马终于找到失散二十年的女儿，并在北京团聚。鉴于女儿是工人抚养成人的，老马不让女儿改姓马，仍与养父养母住在一起，侍奉养父养母。这便是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催人泪下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我深为这个故事感动。我长期在共青团工作，每在一个地方总喜欢与青年人打成一片，在省医院也不例外。我先把老马的故事讲给几个青年医生和护士听，他们也很感动，于是住院部团总支举行了一次活动，请老马讲他的这段经历。我看见不少人在听讲时两眼饱含热泪。
老马在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地下党在几个地区的领导人，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敌特追捕的重要对象。老马改名换姓，从事各种职业，装扮成各种人物，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他领导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至迎来新中国的成立。正如老马所说：“我所经历的危险，只有用九死一生才能形容，然而我处之泰然。因为我们把‘相信胜利，准备牺牲’作为我们的信条。虽然我们不时要为我们同志的被捕和牺牲而痛哭哀悼，却也常常为我们斗争的胜利而欢唱。人生能得几回搏？我曾享受过许多次搏斗的欢乐，也就不虚此一生了。”
老马长期在白区与敌人做斗争，充满传奇故事。他的创作，源于他的革命经历。老马多次说：“我不一定是作家，但我是革命家，我写的是革命文学。”
宁死不屈，宁折不弯
1958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老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省的“一把手”凭主观臆断，提倡在四川大种棉花，主张在水利工程上以“提灌”为主，但国内和省内的科学家，则认为四川的土壤适宜种粮食，主张水利工程以“蓄”为主。老马支持科学家的意见，省的“一把手”认为老马是有意反对他，说老马这个“管科学的人‘不科学’”。“文革”前，老马已被贬到南充县当县委副书记。1966年“文革”一开始，改口说老马是“带职”下放，调回西南局机关参加运动。又莫须有地诬陷他涉及什么“间谍案”，回成都第二天即被宣布为“反革命”，隔离审查。同时，四川也抛出“三家村”，即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公开在报纸上进行大批判。
不久，老马被造反派抓来关在一所大学里。一天夜晚，两派内战，男生参战，只有女生看管。天下大雨，老马看准时机，利用地下工作经验，设法从二楼厕所的窗户逃出来，去了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把老马“捉”回成都，关进昭觉寺（那时实际是监狱）。他们多次暗示，只要老马承认“错误”，问题可以解决（以后刘、张倒台，别人揭发，他俩想要“结合”老马，为其主管文化工作），老马不卖身投靠，不予理会。为了记录这场“史无前例”的、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老马在狱中长时间思考和积累资料，以便将来在可能的时候写一本反映“文革”的书，即以后出版的《沧桑十年》。
1964年我调到北京共青团中央工作，有八年时间与老马没有接触。“文革”前，我在共青团中央任《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
“文革”开始，先靠边站，继而被夺权，限制人身自由，后又被冠以胡风集团“小爬虫”的罪名，关进“牛棚”，再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69年底被“解放”。1973年秋，我调回到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由于林彪自我爆炸，在周总理的促进下，全国解放了一批干部。这时，老马已获解放。原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李亚群，坚决不愿再主管文艺工作。时任省委书记的李大章请老马支持他，老马才不得不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此时，亚公向老马又作揖又鞠躬，说他找到“替代”了。
老马住在商业街五十号，我常在晚上骑自行车去看望他，谈些当时不能公之于世的心里话。“四人帮”在台上，谈不上工作，只是混日子。老马告诉我，他写了三十多年以来有关地下工作的经验教训的书稿，要我做第一读者。
我当然很有兴趣阅读老马这本书稿。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已经不需要做地下工作，因此这种书根本不可能出版，我又感到惋惜。老马说，也许对那些没有解放的国家有用。这使我想起1973年初我悄悄去上海看望巴金，巴老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迫害，每天还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明知书不可能出版，但说将把译文抄写好送给图书馆，可供关心当年俄国革命的人查阅。老马和巴老，身处逆境，仍勤于奉献，不忘耕耘。这种精神实在可贵！
在“雷区”工作
文艺工作真是布满“地雷”的重灾区。
1975年年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毛主席号召“繁荣文艺”。四川恢复了文艺刊物《四川文学》，作家艾芜在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在高山上》，以后又被批为“黑线回潮”。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为《寄托》的影片，写一个老干部犯错误后如何改正的故事。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宣传部领导指责老马在领导该片拍摄时，没有写“走资派还在‘走’”。更好笑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该领导又指责《寄托》写了“走资派还在‘走’”。
1977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怀念周总理的诗集，名为《人民的怀念》，社会反响极好。一天下午，出版社突然接到某领导秘书的电话，问《人民的怀念》是谁主编的？作者的政治情况是否都弄清楚了？我答：我是主编，作者的政治情况没问题。事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该领导是怀疑李亚群和马识途有“问题”。我一笑置之。
省委书记杜心源了解老马，说有关文艺界的大事，老马都是经请示省领导后才做决定的。这场风波就此结束。尽管如此，老马不愿与这位“左”派共事，他以“归队”为由，调到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工作。
坚持写作，用笔做武器
老马到了科分院，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当时，正值书荒，我们重新出版了老马的《找红军》（短篇小说集）。老马在赠书的扉页上写下：“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找红军》这本遭到百般批判的小书出版了。感慨良多。非君之力，曷克臻此。特赠知音李致、秀涓同志 马识途 1979年元月”。不久，他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回国后写了《西游散记》，也在四川出版。
鉴于我与老马多年的友好关系，我表示今后要“包出”他所有的著作，“强迫”他同意。老马虽未承诺，但他的确非常支持四川的出版事业。
针对社会上某些不良现象，马老写了不少杂文。这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先发表在《成都晚报》的“盛世微言”专栏上，后结集出版，拥有很多读者。若干年后，有一次老马的生日，我买花送他。卖花人因要配花，询问买花的用途，我说是给马老祝寿。身旁一位市民即打招呼说：“马识途是为老百姓说话的，不能多要钱。”
“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1982年底，我调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我不愿离开出版社，又不敢不服从省委的决定。
老马开玩笑说：“我也找到‘替代’了。”只是没向我鞠躬作揖。
我估计，省委调我去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可能是因为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与作家和文艺界相处较好。但在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非我能力所及。怎么办？除了学亚公和老马在文艺界广交朋友外，就是多向任白戈、沙汀、艾芜和马识途等老先生请教。这时，老马已年过花甲，我早改称他为马老了。
由于请教多，我进一步知道马老非常尊重巴老。马老早年喜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如今他佩服巴老敢于直言，建议对文艺的领导要“无为而治”，赞同巴老主张讲真话。马老与巴老的接触虽不多，但可算是神交，心灵相通。
1987年，巴老10月返川，在家乡住了十七天。张秀熟、巴金、沙汀、艾芜、马识途五老相聚，成为文坛佳话。张老时年九十三岁，巴、沙、艾三老八十三岁，马老七十三岁，五老相约七年后再次聚会。马老为这次聚会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发表在《当代》杂志上。可惜，七年以后，张老、艾老、沙老先后乘鹤西去，巴老则卧病在床，五老再不能相聚了。
巴老九十华诞时，马老曾率四川文艺代表团到上海向巴老祝寿。1995年6月，我去杭州看望巴老，马老托我带一本他的杂文集《盛世微言》送巴老。马老在空页上写道：“巴老：这是一本学您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面前说：从今以后，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谢谢您赠书《再思录》。马识途 1995年6月15日。”在四川省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上，马老说：“我曾经不止一次自以为是地说过，如果我们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骨的话，那么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马老还在会上重申了他在1995年向巴金赠书上的保证：从今以后，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去年，巴老辞世，马老悲痛不已，本拟亲去上海向巴老的遗体告别，被家人劝阻。马老亲写祭文《告灵》，委托女儿马万梅赶到上海巴老家，在灵堂遗像下读给巴老听。此系后话。
《沧桑十年》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鲁迅也谴责过国人的“健忘症”。可是，当时某些人借口“向前看”，一直反对写“文革”。
在这个问题上，马老不信邪，在1998年出版了反映“文革”的《沧桑十年》，季羡林先生为之作序。这本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黄启璪，写信给马老说：
“我在近期医院给我做的两次化疗期间，拜读了您的新作，不读则已，读起来惊心动魄。您以亲身亲历及所见所闻，将‘文革’这场灾难，这场悲剧、闹剧、滑稽剧如实做了记述；将其荒唐性、危害性揭露得淋漓尽致，还从思想上体制上及应吸取的教训上做了精辟的剖析。这样的‘文革’纪实作品，很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正如您心中所预料到的，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我体会，您与季羡林先生写的书，就是留给下一代、两代的好教材。”
“我真钦佩您，以八十高龄还完成了这样一部巨著，这只有像您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事业有高度责任感的老革命、科学家、知名作家，才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力、洞察力和表达力。”
启璪的信，表达了许多读者的心意。
肩负重任的“业余”作家
马老是作家，他创作的长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随笔、回忆录、文论、古诗词和新诗，总数超过五百万字。在本届省委的关怀下，去年出版了《马识途文集》（十二卷十三册），中国作家协会和省委宣传部在北京举办了马识途创作七十周年暨《马识途文集》首发式座谈会。到会者对马老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
应该说明：马老并不是专业作家。
马老一直担任着各种各样的领导工作，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联和省作协主席，这些工作都很繁重。在完成本职和兼职工作后，马老在业余时间创作。写《清江壮歌》时，他熬了一百八十多个夜晚。
这样的“业余”作家，在国内很难见到。
优秀的文艺工作领导人
马老连续五届被选为省作家协会主席并兼任巴金文学院院长。
马老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又长期担任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很注意团结知识分子。“文革”以后，部分作家受“派性”影响，加上文人相轻，常出现一些分歧。但只要马老参与会议，各种问题总是不难解决。
领导文联和作协工作，马老主要是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鼓励作家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安于寂寞，安守清贫，避免经济转型期间的金钱诱惑和浮躁不安，潜心创作。他与作家交朋友，或公开讲话，或个别交谈，或为之作序，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其中有王火、阿来、魏明伦、裘山山等。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马老常与我交换有关文学和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去年初，马老向我提出，他对当前的文艺形势，有一喜，一忧，一愁，一惧。喜，是文坛迎来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新人辈出，后继有人；忧，是文学和影视创作中出现某些低俗化倾向；愁，是在一片产业化的呼声中，对作协如何产业化心中没底；惧，是雅文学的日益边缘化和文化霸权主义咄咄逼人。不久他以“文学三问”为题，发表讲话并写成文章。三问，即谁来守望我们的人文终极关怀的文学家园？谁来保卫我们文学的美学边疆？谁来坚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下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四川文艺》把马老的《文学三问》，套红发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引起了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的关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对马老的专访。其他报纸也有转载。这三问，震动了众多文艺界人士的心灵。
马老高瞻远瞩的见解，其影响远远超越四川文艺界。
拒绝“死亡通知书”
2001年年初，马老得了肾癌。
这是令人揪心的事。华西医学院做了最初的诊断，主张尽快动手术。亲友的意见分为三种：一是尽快动，以免延误；二是观察一段时间，根据发展的情况再说；三是马老年事已高，最好采取保守疗法，不动手术。
清华大学举办九十周年校庆，马老应邀参加。他趁机在北京医院做了检查，诊断结果与华西医学院的一样。马老在北京住在早年曾经失散的大女儿吴翠兰家，并由大女儿把马老送回成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吴翠兰，她个头不高，性情温和。
回到成都以后，马老下决心在华西医学院动手术。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怕癌细胞扩散，赞同马老早动手术，切除一个肾；另一方面又怕马老年高，下不了手术台……
4月23日下午，我去马老家。一摁门铃，小狗就叫了。我很喜欢这只黄色小狗，因为马老夫人王敬祥的听力很差，小狗替我报信。马老和夫人一起来开门。
我先把最近写的一篇散文《心留巴老家》交给马老，请他有空看看。不料，马老拿起来就读。我坐在沙发上，环顾书房：进门处的镜框，装有马老书写的“无愧无悔，我行我素”。对面的墙壁上有木刻的未悔斋，也是马老的书法。下面是计算机，马老是四川作家中第一个用电脑写文章的，已用电脑写了两百万字以上的作品。左边有一大堆写好的书法，过去我常去翻阅，讨马老的作品。此时，我对这熟悉的书房感到格外亲切。
这个下午，马老和我谈了很多。
先谈我的“我的人生”，继而谈巴老。又谈粉碎“四人帮”初期，巴老主张“无为而治”以及主管意识形态最高官员的态度等等。最后才说他决心动手术，考虑到万一不能下手术台，马老留下一个“遗嘱”。大意是：一、他这一生，无愧无悔。二、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要花圈之类。最多在家里设一灵堂，只让至亲好友来告别。可以发个消息，以免别人再给他寄文稿来，浪费精力。三、骨灰与夫人葬在一起。四、他希望《马识途文集》能出版，仍由作协负责，请李致和王火促进。五、……
我表示完全理解他的“五点”，着重说了些安慰他的话。他答应为我“我的人生”第三本集子《昔日》题写书名，我说不急。告别时，马老深情地说：“知我者，李致也。”
离开马老家后若干天，我极为担心。在马老进医院那天上午，马老请为他开车多年的小胡送来两张为《昔日》题写的书名。我突然想起马老对我说过：“只要对你好的事，我都愿意做。”马老对我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写到这里，我的眼里再一次充满泪水。直到马老手术成功，我才放下心来。
马老后来曾说：“我去年得了绝症，“死亡通知书”已在路上，但我拒绝了“死亡通知书”，还要继续奋斗。”
“两头真”
今年马老九十二高龄，我也七十有七。
再过几年，马老就是“世纪老人”了。虽说人生苦短，但总不能混混沌沌地走过。马老的许多宝贵回顾，都包括在他的文集里面了。我也写了一些“我的人生”，记下自己难忘的人和事。
为了弄清这几十年的历程，我多次向马老请教，毫无顾虑地和他讨论。我知道，马老平时也常和他的同龄人讨论这些问题。
这一代（或说这一批）知识分子，多数人有类似的经历。马老是大知识分子，我是小知识分子，我比他小十五岁。但毕竟是他的战友贾唯英引导我参加革命的，姑且算是“这一代”人吧。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渴望民主、平等、自由，向往“山那边呀，好地方”。最近，偶然听见播放田汉（国歌的词作者）作词的歌曲《热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我当年的觉悟和追求。马老在革命的途中被敌特追捕，九死一生。我也被学校暗中“开除”，被宪兵抓去关了几天。好不容易等到新中国成立，换了人间。
2007年11月16日在马老（右二）家中合影，左三为谢韬
1945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都市的一批中学生成立了誓与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的“破晓社”。去年，是“破晓社”第六十个生日。马老为“破晓社”的第六十个生日写了祝词。对联是“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条幅是“只有度过沉沉黑夜的人，才配享受天将破晓的欢乐”。马老希望我们这批人能保持“两头真”：前头的“真”，是我们早期的理想和信念；后头的“真”是回归人的本性和天真，继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人类共同理想。生命的中间一段，被泼污水，被搞糊涂了。直到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才逐渐清醒。清醒后不能失去信仰，做到后一个“真”，才是保持晚节。
无论经历再多的曲折，马老仍能找到前进的路。
我又想起王宇光在解放军入城前的介绍：“老马，马识途。老马识途。”真是老马识途。
2006年4月开始写作，7月二伏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