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我这一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的时间最长，共二十三年，从大学、区、市、省团委到团中央，可算是科班出身。胡耀邦同志从1953年到团中央任书记（后任第一书记），我与他当然有所接触，并从他那儿获得很多教益。
一
第一次看见耀邦同志是在1955年春。
当时我在青年团重庆市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前两次会议确定了总的目标：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但执行起来，普遍存在对少年儿童过多强调老实听话，循规蹈矩的情况；掌握入队条件既高又严，还要“长期考验”，以致引起逆反的效果。这次会议强调了要培养少年儿童勇敢活泼的性格，正确掌握加入少先队（当时叫少儿队）的条件。
耀邦同志为这次会议做了总结报告。
耀邦同志显然经过认真思考，但讲的时候又是很随意的。他没有讲话稿，像与到会的人谈心似的，声音洪亮，加之以手势，极受欢迎。
他说：
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表示我们对少年儿童的爱护。但他们长大了要担负建设新中国的任务，花朵经得起风吹雨打吗？光要少年儿童老实听话，当乖娃娃、小老头？当小绵羊、小兔子？不行！要把少年儿童培养成小狮子、小老虎。彭真同志、贺龙同志多次就这个问题提醒过我。
加入少先队的条件怎样掌握，听说大家讨论得热烈。有些地方，入队比入党还困难。我看这是对少先队这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是什么没有搞清楚。少先队是少年儿童的群众性组织，它的任务是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进行教育。是组织小部分少年儿童还是组织大部分少年儿童？我看越多越好，把所有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最好。不要搞关门主义嘛！把入队条件掌握得那么严，一年发展几个人，将来要变成“零光蛋主义”。当然，入队过程就要进行教育，但更重要的是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教育！
这次会议怎样传达？大张旗鼓，不要小手小脚。这几天气温下降，西伯利亚来了寒流，刮六级大风。我们传达，就刮它个五级、六级大风。做工作，只要看准了，就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像农村过年，杀大猪，过大年。
这次讲话距今已有四十二年，能回忆起这些要点，足见给我的印象之深。其中还有些生动的细节。例如讲到对少年儿童的要求，耀邦同志主张要搞得简单明了，让少年儿童能记住。如果太多，记不住就没有用了。他问：“《小学生守则》有多少条？”下面回答二十一条。他笑着说：“二十一条，这么多，记得住吗？不要说少年儿童记不住，恐怕教师、辅导员也记不住。这叫繁琐哲学。”他还风趣地说，“二十一条，袁世凯也有个二十一条。”可惜事后这句话引起了误会，听说有关部门的同志有意见，认为不该把《小学生守则》的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相提并论。其实，耀邦同志虽相提却没有“并论”。
耀邦同志如此熟悉少年儿童工作，简直是“行家里手”，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才知道，耀邦同志参加革命早，十六岁即担任苏区湘赣省委儿童局书记，以后还担任过苏区少共总书记。
二
1964年春，我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在《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有一次耀邦同志邀团中央所属报刊和出版社的总编辑座谈，他在会上即席讲了很多话，至今我还记得一些。
在谈到少年儿童工作时，耀邦同志鼓励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在实践中研究理论问题。他说，马、恩主要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顾不上研究少年儿童工作；列宁夺取政权以后，不久即逝世；毛主席一生搞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也不可能有时间去研究少年儿童工作的理论。耀邦同志指着大家说，你们不要妄自菲薄，你们整天搞少年儿童工作，实践出真知，关键是你们不要只顾实际工作，要把实际工作上升为理论。
耀邦同志十分强调报纸、刊物和出版工作要抓重点。他说，每期报纸和刊物都要有一两篇重头文章。这些文章应该是青少年最关心的问题，写得要好，群众才有兴趣。不要脱离实际，不要不抓重点，不要怕花大力气。一个季度，总要丢几个“石头”引起波澜。半年或一年，一定要丢几个“大石头”，引起轩然大波，才会有影响。四平八稳，平均使用力量，隔靴搔痒，谁会注意你这张报纸、这个刊物、这家出版社？
无论报刊和书籍，都不要离开青少年的实际，这也是耀邦同志强调的。他笑眯眯地对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说：“你们有一篇短文章，叫少年儿童不要喝生水。心是好的，注意卫生嘛！但办得到吗？绝大多数儿童在农村，有多少家庭烧开水给他们喝？农村的小孩，劳动累了，回家就用瓢从水缸盛满水，‘咕、咕、咕’几下就喝了。”耀邦同志望着在座的同志说，对青少年提要求，一定要符合实际才办得到。
耀邦同志这一次讲话（特别是讲工作方法的部分），对我的影响很大。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我在哪儿工作都很注意这一点。
三
1964年举行了共青团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耀邦同志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又因病回北京疗养。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北京的大中学校首先乱起来。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团中央派了大批领导和干部以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的中学。可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出，全国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中学生冲向团中央机关，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四处揪斗工作组成员。团中央机关干部也建立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组织，揪斗各类“牛鬼蛇神”。我期待着上面表态，没想到上面竟下令“改组团中央书记处”。
几个月时间内，团中央机关成了北京市的批斗重点之一。机关内外，贴满揭发“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的大字报。耀邦同志本来在生病，可以不管团中央的工作，但他看到团中央的领导遇到困难，便主动站出来，表示要与书记处同舟共济。江青趁机抓住耀邦同志不放，说：“这个‘红小鬼’是自己跳出来的。”每天有数千人最多上万人（主要是“大串联”的学生）来参观，挤得大院水泄不通。只要大院站满人，就有人高呼：“把胡耀邦揪出来示众！”于是由看管“三胡一王”的人把他们从机关大楼二层会议室的窗户揪出来，让他们站在一个类似阳台的地方，向“革命群众”认罪。从胡耀邦起，自报家门和交代“罪行”。最多的一天，被揪出来示众九次之多。可贵的是，耀邦同志承认自己学习不够，工作上有许多错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但从没有承认过是“三反分子”。
我那时早被机关群众揪出。虽没有被看管，但行动已受限制。
196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同志再次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图为团中央机关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合影
白天除劳动外，必须在办公室写检查。同在一栋大楼，对耀邦等被揪出的情景，听得见，看得到。当时，我已在共青团系统工作了十七年，耀邦同志在我心中有很高的威望。我和耀邦同志直接接触不多，但在干部中流传着的关于他的美谈，深深地印在我心里。几乎所有的团干部都说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博览群书，知识面广；领会中央的精神快，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经常有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做报告生动活泼，很少套话，极受欢迎。特别是耀邦同志平等待人讲民主，能听取不同的意见，不少干部敢于和他讨论问题，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不但不算“犯上”，还会得到他的赞扬。对某些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耀邦同志好打抱不平，他曾代表书记处向这些同志公开道歉，脱帽鞠躬。这样一个好的领导同志怎么会一下变成“三反分子”，受到这种侮辱？公道和天理到哪里去了！我想起国外的一些政变和反革命事件，既胆战心惊，又十分不平。
有一天中午我回家吃饭，刚下楼就看见耀邦同志被人从窗口揪出来，头被按得低低的。我不忍心看，匆忙走回家，坐在饭桌前。用手蒙住眼睛，眼泪一大串一大串地从指缝中流下来。
我爱人问我怎么了，我说：“不该这样整耀邦！”
不用说，我没有任何勇气出来表示不同的意见。“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是中央决定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入党二十年，从要求“民主、自由”到信仰马列主义，再到迷信伟大领袖，愿做“驯服工具”，已经不敢独立思考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个“指示”既搞乱了我的思想，又为自己找到某种“解脱”的借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要当天不斗争我，我做完劳动（无论扫厕所或蹬三轮），就下班回家，尽量不去考虑第二天的事。
我相信有不少干部和群众尊重和同情耀邦同志，只是我处于被审查的地位，没有人和我交换意见。但有一件事能说明问题：有一天“造反派”头头突然宣布要抓“叛徒”。原来耀邦同志在他的日记中记叙了一位群众对他的关心，问他每顿吃几两饭，身体好不好，令他感动。当时，我觉得耀邦同志太天真！已经被隔离审查，竟不知世事险恶，还写什么劳什子日记。
“大串联”停止后，对耀邦等同志的示众也取消了，改为大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大会不计其数。我不知听到多少揭发出来的耀邦同志的“罪行”。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他说过“太阳也有黑点”。有人揭发他反对“林副主席”，证据是他反对无论什么事都要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有人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证据是他说过“康生这个人一贯‘左’”。有人揭发他反对“又红又专”，证据是他演讲时，讲“红”是假的，讲“专”才是真的。有人揭发他“生活特殊化”，证据是他有一次回家乡，想起小时候抓黄鳝，居然夜间打起火把去抓鳝鱼……不过，我听来听去也听不出耀邦同志有多大的“罪行”，大概我真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物以类聚，嗅觉早不灵了。
在大批判的高潮中，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耀邦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依据是1964年耀邦同志给有关报刊总编辑的讲话，说毛主席既搞革命又搞建设，“不可能有时间研究少年儿童工作”。这种胡乱上纲的大字报，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限，保自己。我对不起耀邦同志，尽管多次自责、忏悔，都无济于事。
四
“造反派”打内战的时候，两派都揪斗耀邦同志。1968年初，军代表进驻机关，美其名曰要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学习，实际上是关押起来，实行所谓“群众专政”。
关押的地点是机关南院（后被称为“牛棚”）的一栋西式平房。门前有两棵大洋槐树。进门的一间系“专政小组”的办公室，里面的三四间房子一共关押大约二十多个“牛鬼”。
我有幸和耀邦同志关在一间屋子。同室还有四人，一共六人。大家睡在靠南墙的地铺上。屋子中间，有三张小桌子和六把椅子，供学习和写交代材料用。
南院有一个《专政条例》，主要是限制人身自由，不许外出（上厕所都必须得到批准），被关押的人不能互相交谈，等等。耀邦同志是团中央“最大的走资派”，几乎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和他划清界限，生怕和他沾边。
在南院的几个月里，找耀邦同志外调的人很多，似乎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写材料。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天三顿饭，大家排队去食堂，饭后又排队回来。“专政小组”还故意找碴儿，在南院安排了两三次批斗耀邦同志的会。尽管人人都是“牛鬼”，是批斗的对象，但斗起耀邦同志来，总有些人不甘落后。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动机，也可能迫于压力讲的是违心之言，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耀邦同志患有痔疮，每天早晚都要用药水洗。这样，早上他得先半小时起来，而且免不了有些声音。有人心理负担重，晚上睡不好觉，被耀邦同志惊醒后，多次指责他。有一天早上我先醒来，看到耀邦同志起身，轻手轻脚，十分小心。但可能他太紧张了，一不小心把铜盆摔在地上，所有的人都被惊醒。有人破口大骂：“胡耀邦，你这个人就是自私自利！你每晚上吃了安眠药倒床就打呼噜。我们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你起来就把大家闹醒。光这一点就该斗争你！”
耀邦同志站在那儿，既委屈又尴尬。
有一次要到西郊劳动。前一天下午做语录牌，每人一个，用来挂在背包上。因为在劳动，看管松动一些。耀邦站在旁边，看人做语录牌。他忍不住评论：“你这个做得太花哨了。”
“胡耀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做语录牌是政治任务，什么花哨不花哨？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你以为自己还是第一书记，仍在指手画脚？”
耀邦同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他解释不清。
一次我上厕所，亲耳听见有人向“造反派”头头告耀邦同志的状。
有一天我在看《北京日报》，第一版上横排着一篇社论，标题是“打倒谭震林！”耀邦同志看见了，来向我借报纸。我当然不敢借给他，摆了摆手，又用手指了一指“专政小组”办公室。他显得很失望。
耀邦同志的个子比较矮，我只比他高一点儿。凡排队，我们总在最后面，吃饭也常在一桌。因为我过去和耀邦同志少有接触，无嫌疑可避。有一次分配我们两人一起劳动，是在机关浴室附近一间房屋的墙壁上端，打通一个缺口。我记不清站在什么地方，反正容不下两人同时劳动。工具是一把锤子、一根短钢钎。耀邦同志说：“我们一人打几锤，一人劳动时，另一人就喘口气。”尽管没有谈别的事，但我们靠得很近，有一种亲切感。
一天下午，“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和一位解放军到南院，叫耀邦同志跟他们走。我以为是又有人找他外调了。过去每遇这种情况，耀邦同志总是立即收拾一下桌子，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往外走，一般在吃晚饭前回来。这次也一样，只是把衣服的扣子扣错了。解放军提醒他，他才把扣子扣好。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没有回来吃晚饭，不知为什么。晚上洗脚的时候，一位担任过耀邦秘书的同志悄悄问我：“耀邦为什么没有回来？”
当晚我已睡着了，大约近十二时，被两位解放军战士叫醒：“胡耀邦的被子在哪儿，把它卷起来。”
我听从命令，卷起耀邦同志的被子。他们抱起被子，把桌上耀邦同志的书籍和所写材料统统带走。我躺在地铺上，想不出耀邦同志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耀邦同志从此离开了南院。看得出来，其他“牛鬼”也感到奇怪。不久，报纸刊登了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我恍然大悟，耀邦同志大概出席了这次会议。以后果然被证实了。据说因许多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为凑足法定人数，耀邦同志被指定出席。既然出席了会议，当然也就“解放”了。
我在1969年3月才离开南院，还没“解放”。被关在南院的人大多数是团中央的部处级以上干部。回忆这个过程，深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不仅思想被搞乱，人性也被扭曲了。
五
1969年4月，团中央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耀邦同志参加了党的“九大”，稍后也到干校来劳动。
许多人为耀邦同志参加“九大”感到高兴。“造反派”头头却大肆宣传，要大家不要以为参加了“九大”的人就没有问题，还指手画脚地传达“九大”的小组会上对朱德、陈毅等同志的围攻。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不要以为胡耀邦参加‘九大’就没有问题了。他没有被选成中央委员。”为了进一步“消毒”，这个头头广为宣传：“我们问胡耀邦看见毛主席有什么想法？他居然说过去开会离毛主席很近，这一次离毛主席很远，没有看清楚。大家看胡耀邦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种什么感情？”
我和耀邦同志不在一个连，基本上没有接触。按军代表的安排，耀邦同志到各连劳动和征求意见。我在二八连，曾看见耀邦同志，并向他问好。有天晚上他在我们连听取“走资派”对他的意见，我因临时被派工，没有参加。据参加了会议的“走资派”讲，耀邦同志一开始就说：“是我不好，我连累了你们，对不起你们。”我听了颇为感动。
有关耀邦同志的情况经常在干校中流传：耀邦同志在校部大会上做的检查很感人，好些同志当场就流了泪；耀邦同志劳动积极，插秧一天能插六分地，能扛很重的粮食麻袋往仓库送，还到几十里路以外去拉石头；耀邦同志的学习抓得紧，夏日高温，蚊子又多，晚上多数人在室外乘凉，他却在蚊帐里读《资本论》；耀邦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一些小青年（印刷学校学生和干部子女）经常和他打打闹闹，叫他“老胡”，要他拿钱买糖请客；耀邦同志被评为“五好战士”；等等。这些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是谁也抹不黑的。
以后，耀邦同志因健康状况不佳，回到北京。召开党的“十大”时，上面指定团中央只选一名年轻干部，没有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在北京闲居，读了大量的书。偶尔见报，也多是参加一些老同志的追悼会，而且排在最后：“还有生前友好胡耀邦。”
“文革”进行了四五年，许多人远不像初期那样狂热，不少人开始想问题。耀邦同志再次受到团中央干部的爱戴。1972年春他回北京探亲，不少人去看望他，我也是其中之一。耀邦同志的客厅很简单，一套旧沙发。客人来请喝茶，过年时有点水果糖和大花生，但很少有人动它们。倒是耀邦同志偶尔要剥花生吃。
一位同志重新分配工作，临行前去向耀邦同志告别，约我陪他去。耀邦同志得知他将回四川工作，显得高兴，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他强调干部既然出来工作，群众就对你有期望，你就要敢于大胆工作。有的干部出来工作后，缩手缩脚，使群众失望。他问：“有些干部很消沉。消沉有什么用？沉到嘉陵江，沉到长江，再沉到太平洋？……”
当我提到耀邦同志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时，引起了他的回忆。他眼里闪着光辉，不断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兴奋地说：
“那时刚解放，很多人没有工作，土匪闹得很凶，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待不长。怎么办？当时我就在行署所在地南充，大修房子，修百货大楼，修新华书店，既稳定了人心，又解决了部分失业问题。”
耀邦同志身处逆境，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我们深受鼓舞。不过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大形势没有变，耀邦同志的期望难以完全实现。
“耀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耀邦的精神的确很可贵！”
这是我们跨出耀邦同志家门后的对话。
我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工作问题。估计军代表不会让我留在北京工作，能争取回四川最好。何况调我到北京工作时，我就向省委组织部表示将来在共青团工作“毕业”后，要回四川。有一次去胡克实同志家，遇见他在晋绥工作时的老战友苗前明同志（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已出来工作。我一说出自己的愿望，苗前明同志立即表示支持。这样，我给军代表写了报告，较快地得到批准。1973年6月，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并到耀邦同志家里去向他告别。
“您过去说，要把在共青团工作当成‘大学’来读。我在共青团工作了十七年，的确受到了很多教育。”那天我的心情很激动，几次哽咽得说不下去。“像朝气蓬勃，努力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都是在共青团工作中学到的。”耀邦同志说：“这都是我们党的好传统。”
这次谈话只有我们两人。耀邦同志主动对我说：“经过林彪事件，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党内的路线斗争很复杂，要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没有认识清楚之前，可以思考，暂不表态。千万不要头脑发热、随风倒，更不能盲目地吹喇叭、抬轿子。”
“中央文革”曾指责团中央“修透了”，但我和许多同志并不这样看。我把耀邦同志这一次谈话当成在我共青团“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的讲话。
我调回四川以后，没有机会和耀邦同志联系。我为他复出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感到高兴，又为他再一次被打倒感到难受。担任过耀邦同志秘书的戴云同志，当时在四机部工作，多次出差成都。我与他是“牛棚”中的患难之交，从他那儿能听到一些耀邦同志的消息。我曾经希望戴云劝劝耀邦同志，有些事少管、少表态。戴云不赞成我的意见，他说：“这也不管，那也不表态，胡耀邦就不是胡耀邦了！”
我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从心底愿意耀邦同志永远保持他的本色。
六
粉碎“四人帮”以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中组部和中宣部工作。他组织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人所皆知的事。
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同志解放思想，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陆续出版了一些好书。我知道耀邦同志喜欢读书，不时选寄几本给他。不久得到他的秘书梁金泉同志给我写的回信：
你两次给耀邦同志寄的书都收到了。耀邦同志让我给你写一封信，向你表示感谢。如来京办事，欢迎来家说话。
既然欢迎“来家说话”，以后我到北京总想去看望耀邦同志。有时约戴云一起去，有时单独去。不过我的心情很矛盾，既想去又怕打扰他。好在如果他有空，他就把我当成“送货上门”的调查研究对象。问工农业生产情况，了解某个人表现，征询某些问题的意见。既接见了我，又不浪费时间。他的问题，有的我能够回答，有的无法回答（如工农业生产情况），因此我也不敢多去看他，怕“考不及格”。
有一次我去看望耀邦同志，他问到老团干部廖伯康的情况。我说：“政策没有完全落实，但他工作的干劲一直很大。”
“这就好嘛！”耀邦同志赞许地说，“干部就是要干，不好好干算什么干部？”接着又问我，“你认为现在干部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仅按自己平常的感觉回答：“前一段主要在落实干部政策，使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出来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有些干部出来工作以后，想自己的问题（如职务、住房、子女安排等）过多，缺少干劲和奉献精神。”
“你说得对，有这个问题！”耀邦同志说。
另一次，我和戴云、丁磐石（原《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一起去看耀邦同志。那时他已到中组部工作，很忙。我们按时（大约在晚上八时半）到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正在审批文件。稍等了一会儿，耀邦同志放下笔，兴致勃勃地和我们握手，并问：“今天谈点什么？”
谁也没有回答，耀邦同志自己讲起来。主要是说我们党成立以后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个任务却受到许多的干扰，特别是“十年浩劫”。这是很大的教训。现在思想明确了，得好好地干几十年。
“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耀邦同志说，不无遗憾。他望了望我们三人，对戴云和磐石说，“你们两人也可能看不见了。”然后对着我说，“李致，你年轻一点，有可能看得见。”其实我们三人的年纪差不多，不知哪一点使他产生了错觉。
“现在要抓紧时间好好干。”耀邦同志说，“我到中组部以后，连桥牌都没有打过了。”我们都知道耀邦同志过去爱打桥牌。
直到耀邦同志的秘书来提醒，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写到这里，我不禁怀念起戴云，他不幸在1980年逝世，年仅五十三岁。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耀邦同志已到中宣部工作。闭幕式结束那天晚上，耀邦同志在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们纷纷去向他敬酒，我也是其中之一。当他发现我的时候，对我讲了一句话：“你们不要搞‘宫廷文学’。”
我完全不知道耀邦同志所说的意思，但当时人多，不便交谈。茶话会结束后，立即赶到耀邦同志家里。他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说没有理解他刚才说的话。
“有关四川的古诗词，你们自己出版好了，”耀邦同志说，“何必一定要出毛主席圈阅的？”
原来是我们出版了《诗词若干首》，内容系1958年成都会议时毛主席所选出的咏四川的诗词，印发给参加会议同志阅读的。我向耀邦同志说明：“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还不许出版古诗词。我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冲破这个禁区的。”
“总理的诗是他年轻时写的，用得着出那么多吗？”耀邦同志又问。
我回答说：“群众太尊敬和热爱总理了。有关总理的书都畅销，这是人心所向。”
耀邦同志没有坚持他的意见。经过交谈，互相理解。我免去了思想负担，但也受到提醒，更感激他对我们出版社的关怀。
四川出版了《在彭总身边》。这是彭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口述，作家丁隆炎执笔的。这本书记叙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感人事迹，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1979年9月，北京的几位朋友写信告诉我，耀邦同志最近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说：“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在彭总身边》，写得很好，很感人。”可能与耀邦同志的讲话有关，许多报纸转载、许多电台广播了《在彭总身边》。
丁隆炎接着写了《最后的年月》。这本书忠实地记叙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彭德怀的残酷迫害，展现了彭总的高贵品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铁证。编辑流着眼泪审稿，工人流着眼泪排字，九天印出了四十万册。刚一发行，即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引起轰动。可是却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作者，以致暂停发行。出版社一再向上申诉，均无效果。没有办法，我只得去找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听了我的陈述，显得有些犹豫。这是因为有不同意见，他感到难处。但我知道耀邦同志的为人，便据理力争。我说：“您叫我们出好书。现在好书出来了，又不许发行，而不准发行的理由又站不住脚。”
我望着耀邦同志。他终于表态了：“你们可以——”同时两只手各向左右摆动。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发嘛！”他说。
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说不出任何感谢的话，尽管眼睛已经湿润。带着耀邦同志的意见回到成都，经过一年多的奋斗，主管部门最终准予内部发行。
不久，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从此我再没有去打扰他。
1997年8月6日
我这一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的时间最长，共二十三年，从大学、区、市、省团委到团中央，可算是科班出身。胡耀邦同志从1953年到团中央任书记（后任第一书记），我与他当然有所接触，并从他那儿获得很多教益。
一
第一次看见耀邦同志是在1955年春。
当时我在青年团重庆市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前两次会议确定了总的目标：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但执行起来，普遍存在对少年儿童过多强调老实听话，循规蹈矩的情况；掌握入队条件既高又严，还要“长期考验”，以致引起逆反的效果。这次会议强调了要培养少年儿童勇敢活泼的性格，正确掌握加入少先队（当时叫少儿队）的条件。
耀邦同志为这次会议做了总结报告。
耀邦同志显然经过认真思考，但讲的时候又是很随意的。他没有讲话稿，像与到会的人谈心似的，声音洪亮，加之以手势，极受欢迎。
他说：
说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表示我们对少年儿童的爱护。但他们长大了要担负建设新中国的任务，花朵经得起风吹雨打吗？光要少年儿童老实听话，当乖娃娃、小老头？当小绵羊、小兔子？不行！要把少年儿童培养成小狮子、小老虎。彭真同志、贺龙同志多次就这个问题提醒过我。
加入少先队的条件怎样掌握，听说大家讨论得热烈。有些地方，入队比入党还困难。我看这是对少先队这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是什么没有搞清楚。少先队是少年儿童的群众性组织，它的任务是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进行教育。是组织小部分少年儿童还是组织大部分少年儿童？我看越多越好，把所有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最好。不要搞关门主义嘛！把入队条件掌握得那么严，一年发展几个人，将来要变成“零光蛋主义”。当然，入队过程就要进行教育，但更重要的是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教育！
这次会议怎样传达？大张旗鼓，不要小手小脚。这几天气温下降，西伯利亚来了寒流，刮六级大风。我们传达，就刮它个五级、六级大风。做工作，只要看准了，就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像农村过年，杀大猪，过大年。
这次讲话距今已有四十二年，能回忆起这些要点，足见给我的印象之深。其中还有些生动的细节。例如讲到对少年儿童的要求，耀邦同志主张要搞得简单明了，让少年儿童能记住。如果太多，记不住就没有用了。他问：“《小学生守则》有多少条？”下面回答二十一条。他笑着说：“二十一条，这么多，记得住吗？不要说少年儿童记不住，恐怕教师、辅导员也记不住。这叫繁琐哲学。”他还风趣地说，“二十一条，袁世凯也有个二十一条。”可惜事后这句话引起了误会，听说有关部门的同志有意见，认为不该把《小学生守则》的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相提并论。其实，耀邦同志虽相提却没有“并论”。
耀邦同志如此熟悉少年儿童工作，简直是“行家里手”，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才知道，耀邦同志参加革命早，十六岁即担任苏区湘赣省委儿童局书记，以后还担任过苏区少共总书记。
二
1964年春，我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在《辅导员》杂志社任总编辑。有一次耀邦同志邀团中央所属报刊和出版社的总编辑座谈，他在会上即席讲了很多话，至今我还记得一些。
在谈到少年儿童工作时，耀邦同志鼓励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在实践中研究理论问题。他说，马、恩主要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顾不上研究少年儿童工作；列宁夺取政权以后，不久即逝世；毛主席一生搞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也不可能有时间去研究少年儿童工作的理论。耀邦同志指着大家说，你们不要妄自菲薄，你们整天搞少年儿童工作，实践出真知，关键是你们不要只顾实际工作，要把实际工作上升为理论。
耀邦同志十分强调报纸、刊物和出版工作要抓重点。他说，每期报纸和刊物都要有一两篇重头文章。这些文章应该是青少年最关心的问题，写得要好，群众才有兴趣。不要脱离实际，不要不抓重点，不要怕花大力气。一个季度，总要丢几个“石头”引起波澜。半年或一年，一定要丢几个“大石头”，引起轩然大波，才会有影响。四平八稳，平均使用力量，隔靴搔痒，谁会注意你这张报纸、这个刊物、这家出版社？
无论报刊和书籍，都不要离开青少年的实际，这也是耀邦同志强调的。他笑眯眯地对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说：“你们有一篇短文章，叫少年儿童不要喝生水。心是好的，注意卫生嘛！但办得到吗？绝大多数儿童在农村，有多少家庭烧开水给他们喝？农村的小孩，劳动累了，回家就用瓢从水缸盛满水，‘咕、咕、咕’几下就喝了。”耀邦同志望着在座的同志说，对青少年提要求，一定要符合实际才办得到。
耀邦同志这一次讲话（特别是讲工作方法的部分），对我的影响很大。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我在哪儿工作都很注意这一点。
三
1964年举行了共青团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耀邦同志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又因病回北京疗养。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北京的大中学校首先乱起来。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团中央派了大批领导和干部以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的中学。可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出，全国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中学生冲向团中央机关，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四处揪斗工作组成员。团中央机关干部也建立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组织，揪斗各类“牛鬼蛇神”。我期待着上面表态，没想到上面竟下令“改组团中央书记处”。
几个月时间内，团中央机关成了北京市的批斗重点之一。机关内外，贴满揭发“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的大字报。耀邦同志本来在生病，可以不管团中央的工作，但他看到团中央的领导遇到困难，便主动站出来，表示要与书记处同舟共济。江青趁机抓住耀邦同志不放，说：“这个‘红小鬼’是自己跳出来的。”每天有数千人最多上万人（主要是“大串联”的学生）来参观，挤得大院水泄不通。只要大院站满人，就有人高呼：“把胡耀邦揪出来示众！”于是由看管“三胡一王”的人把他们从机关大楼二层会议室的窗户揪出来，让他们站在一个类似阳台的地方，向“革命群众”认罪。从胡耀邦起，自报家门和交代“罪行”。最多的一天，被揪出来示众九次之多。可贵的是，耀邦同志承认自己学习不够，工作上有许多错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但从没有承认过是“三反分子”。
我那时早被机关群众揪出。虽没有被看管，但行动已受限制。
196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同志再次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图为团中央机关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合影
白天除劳动外，必须在办公室写检查。同在一栋大楼，对耀邦等被揪出的情景，听得见，看得到。当时，我已在共青团系统工作了十七年，耀邦同志在我心中有很高的威望。我和耀邦同志直接接触不多，但在干部中流传着的关于他的美谈，深深地印在我心里。几乎所有的团干部都说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博览群书，知识面广；领会中央的精神快，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经常有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做报告生动活泼，很少套话，极受欢迎。特别是耀邦同志平等待人讲民主，能听取不同的意见，不少干部敢于和他讨论问题，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不但不算“犯上”，还会得到他的赞扬。对某些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的同志，耀邦同志好打抱不平，他曾代表书记处向这些同志公开道歉，脱帽鞠躬。这样一个好的领导同志怎么会一下变成“三反分子”，受到这种侮辱？公道和天理到哪里去了！我想起国外的一些政变和反革命事件，既胆战心惊，又十分不平。
有一天中午我回家吃饭，刚下楼就看见耀邦同志被人从窗口揪出来，头被按得低低的。我不忍心看，匆忙走回家，坐在饭桌前。用手蒙住眼睛，眼泪一大串一大串地从指缝中流下来。
我爱人问我怎么了，我说：“不该这样整耀邦！”
不用说，我没有任何勇气出来表示不同的意见。“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是中央决定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入党二十年，从要求“民主、自由”到信仰马列主义，再到迷信伟大领袖，愿做“驯服工具”，已经不敢独立思考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个“指示”既搞乱了我的思想，又为自己找到某种“解脱”的借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要当天不斗争我，我做完劳动（无论扫厕所或蹬三轮），就下班回家，尽量不去考虑第二天的事。
我相信有不少干部和群众尊重和同情耀邦同志，只是我处于被审查的地位，没有人和我交换意见。但有一件事能说明问题：有一天“造反派”头头突然宣布要抓“叛徒”。原来耀邦同志在他的日记中记叙了一位群众对他的关心，问他每顿吃几两饭，身体好不好，令他感动。当时，我觉得耀邦同志太天真！已经被隔离审查，竟不知世事险恶，还写什么劳什子日记。
“大串联”停止后，对耀邦等同志的示众也取消了，改为大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大会不计其数。我不知听到多少揭发出来的耀邦同志的“罪行”。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他说过“太阳也有黑点”。有人揭发他反对“林副主席”，证据是他反对无论什么事都要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有人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证据是他说过“康生这个人一贯‘左’”。有人揭发他反对“又红又专”，证据是他演讲时，讲“红”是假的，讲“专”才是真的。有人揭发他“生活特殊化”，证据是他有一次回家乡，想起小时候抓黄鳝，居然夜间打起火把去抓鳝鱼……不过，我听来听去也听不出耀邦同志有多大的“罪行”，大概我真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物以类聚，嗅觉早不灵了。
在大批判的高潮中，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耀邦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依据是1964年耀邦同志给有关报刊总编辑的讲话，说毛主席既搞革命又搞建设，“不可能有时间研究少年儿童工作”。这种胡乱上纲的大字报，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限，保自己。我对不起耀邦同志，尽管多次自责、忏悔，都无济于事。
四
“造反派”打内战的时候，两派都揪斗耀邦同志。1968年初，军代表进驻机关，美其名曰要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学习，实际上是关押起来，实行所谓“群众专政”。
关押的地点是机关南院（后被称为“牛棚”）的一栋西式平房。门前有两棵大洋槐树。进门的一间系“专政小组”的办公室，里面的三四间房子一共关押大约二十多个“牛鬼”。
我有幸和耀邦同志关在一间屋子。同室还有四人，一共六人。大家睡在靠南墙的地铺上。屋子中间，有三张小桌子和六把椅子，供学习和写交代材料用。
南院有一个《专政条例》，主要是限制人身自由，不许外出（上厕所都必须得到批准），被关押的人不能互相交谈，等等。耀邦同志是团中央“最大的走资派”，几乎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和他划清界限，生怕和他沾边。
在南院的几个月里，找耀邦同志外调的人很多，似乎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写材料。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天三顿饭，大家排队去食堂，饭后又排队回来。“专政小组”还故意找碴儿，在南院安排了两三次批斗耀邦同志的会。尽管人人都是“牛鬼”，是批斗的对象，但斗起耀邦同志来，总有些人不甘落后。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动机，也可能迫于压力讲的是违心之言，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耀邦同志患有痔疮，每天早晚都要用药水洗。这样，早上他得先半小时起来，而且免不了有些声音。有人心理负担重，晚上睡不好觉，被耀邦同志惊醒后，多次指责他。有一天早上我先醒来，看到耀邦同志起身，轻手轻脚，十分小心。但可能他太紧张了，一不小心把铜盆摔在地上，所有的人都被惊醒。有人破口大骂：“胡耀邦，你这个人就是自私自利！你每晚上吃了安眠药倒床就打呼噜。我们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你起来就把大家闹醒。光这一点就该斗争你！”
耀邦同志站在那儿，既委屈又尴尬。
有一次要到西郊劳动。前一天下午做语录牌，每人一个，用来挂在背包上。因为在劳动，看管松动一些。耀邦站在旁边，看人做语录牌。他忍不住评论：“你这个做得太花哨了。”
“胡耀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做语录牌是政治任务，什么花哨不花哨？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你以为自己还是第一书记，仍在指手画脚？”
耀邦同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他解释不清。
一次我上厕所，亲耳听见有人向“造反派”头头告耀邦同志的状。
有一天我在看《北京日报》，第一版上横排着一篇社论，标题是“打倒谭震林！”耀邦同志看见了，来向我借报纸。我当然不敢借给他，摆了摆手，又用手指了一指“专政小组”办公室。他显得很失望。
耀邦同志的个子比较矮，我只比他高一点儿。凡排队，我们总在最后面，吃饭也常在一桌。因为我过去和耀邦同志少有接触，无嫌疑可避。有一次分配我们两人一起劳动，是在机关浴室附近一间房屋的墙壁上端，打通一个缺口。我记不清站在什么地方，反正容不下两人同时劳动。工具是一把锤子、一根短钢钎。耀邦同志说：“我们一人打几锤，一人劳动时，另一人就喘口气。”尽管没有谈别的事，但我们靠得很近，有一种亲切感。
一天下午，“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和一位解放军到南院，叫耀邦同志跟他们走。我以为是又有人找他外调了。过去每遇这种情况，耀邦同志总是立即收拾一下桌子，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往外走，一般在吃晚饭前回来。这次也一样，只是把衣服的扣子扣错了。解放军提醒他，他才把扣子扣好。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没有回来吃晚饭，不知为什么。晚上洗脚的时候，一位担任过耀邦秘书的同志悄悄问我：“耀邦为什么没有回来？”
当晚我已睡着了，大约近十二时，被两位解放军战士叫醒：“胡耀邦的被子在哪儿，把它卷起来。”
我听从命令，卷起耀邦同志的被子。他们抱起被子，把桌上耀邦同志的书籍和所写材料统统带走。我躺在地铺上，想不出耀邦同志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耀邦同志从此离开了南院。看得出来，其他“牛鬼”也感到奇怪。不久，报纸刊登了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我恍然大悟，耀邦同志大概出席了这次会议。以后果然被证实了。据说因许多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为凑足法定人数，耀邦同志被指定出席。既然出席了会议，当然也就“解放”了。
我在1969年3月才离开南院，还没“解放”。被关在南院的人大多数是团中央的部处级以上干部。回忆这个过程，深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不仅思想被搞乱，人性也被扭曲了。
五
1969年4月，团中央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耀邦同志参加了党的“九大”，稍后也到干校来劳动。
许多人为耀邦同志参加“九大”感到高兴。“造反派”头头却大肆宣传，要大家不要以为参加了“九大”的人就没有问题，还指手画脚地传达“九大”的小组会上对朱德、陈毅等同志的围攻。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不要以为胡耀邦参加‘九大’就没有问题了。他没有被选成中央委员。”为了进一步“消毒”，这个头头广为宣传：“我们问胡耀邦看见毛主席有什么想法？他居然说过去开会离毛主席很近，这一次离毛主席很远，没有看清楚。大家看胡耀邦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种什么感情？”
我和耀邦同志不在一个连，基本上没有接触。按军代表的安排，耀邦同志到各连劳动和征求意见。我在二八连，曾看见耀邦同志，并向他问好。有天晚上他在我们连听取“走资派”对他的意见，我因临时被派工，没有参加。据参加了会议的“走资派”讲，耀邦同志一开始就说：“是我不好，我连累了你们，对不起你们。”我听了颇为感动。
有关耀邦同志的情况经常在干校中流传：耀邦同志在校部大会上做的检查很感人，好些同志当场就流了泪；耀邦同志劳动积极，插秧一天能插六分地，能扛很重的粮食麻袋往仓库送，还到几十里路以外去拉石头；耀邦同志的学习抓得紧，夏日高温，蚊子又多，晚上多数人在室外乘凉，他却在蚊帐里读《资本论》；耀邦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一些小青年（印刷学校学生和干部子女）经常和他打打闹闹，叫他“老胡”，要他拿钱买糖请客；耀邦同志被评为“五好战士”；等等。这些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是谁也抹不黑的。
以后，耀邦同志因健康状况不佳，回到北京。召开党的“十大”时，上面指定团中央只选一名年轻干部，没有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在北京闲居，读了大量的书。偶尔见报，也多是参加一些老同志的追悼会，而且排在最后：“还有生前友好胡耀邦。”
“文革”进行了四五年，许多人远不像初期那样狂热，不少人开始想问题。耀邦同志再次受到团中央干部的爱戴。1972年春他回北京探亲，不少人去看望他，我也是其中之一。耀邦同志的客厅很简单，一套旧沙发。客人来请喝茶，过年时有点水果糖和大花生，但很少有人动它们。倒是耀邦同志偶尔要剥花生吃。
一位同志重新分配工作，临行前去向耀邦同志告别，约我陪他去。耀邦同志得知他将回四川工作，显得高兴，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他强调干部既然出来工作，群众就对你有期望，你就要敢于大胆工作。有的干部出来工作后，缩手缩脚，使群众失望。他问：“有些干部很消沉。消沉有什么用？沉到嘉陵江，沉到长江，再沉到太平洋？……”
当我提到耀邦同志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时，引起了他的回忆。他眼里闪着光辉，不断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兴奋地说：
“那时刚解放，很多人没有工作，土匪闹得很凶，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待不长。怎么办？当时我就在行署所在地南充，大修房子，修百货大楼，修新华书店，既稳定了人心，又解决了部分失业问题。”
耀邦同志身处逆境，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我们深受鼓舞。不过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大形势没有变，耀邦同志的期望难以完全实现。
“耀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耀邦的精神的确很可贵！”
这是我们跨出耀邦同志家门后的对话。
我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工作问题。估计军代表不会让我留在北京工作，能争取回四川最好。何况调我到北京工作时，我就向省委组织部表示将来在共青团工作“毕业”后，要回四川。有一次去胡克实同志家，遇见他在晋绥工作时的老战友苗前明同志（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已出来工作。我一说出自己的愿望，苗前明同志立即表示支持。这样，我给军代表写了报告，较快地得到批准。1973年6月，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并到耀邦同志家里去向他告别。
“您过去说，要把在共青团工作当成‘大学’来读。我在共青团工作了十七年，的确受到了很多教育。”那天我的心情很激动，几次哽咽得说不下去。“像朝气蓬勃，努力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都是在共青团工作中学到的。”耀邦同志说：“这都是我们党的好传统。”
这次谈话只有我们两人。耀邦同志主动对我说：“经过林彪事件，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党内的路线斗争很复杂，要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没有认识清楚之前，可以思考，暂不表态。千万不要头脑发热、随风倒，更不能盲目地吹喇叭、抬轿子。”
“中央文革”曾指责团中央“修透了”，但我和许多同志并不这样看。我把耀邦同志这一次谈话当成在我共青团“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的讲话。
我调回四川以后，没有机会和耀邦同志联系。我为他复出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感到高兴，又为他再一次被打倒感到难受。担任过耀邦同志秘书的戴云同志，当时在四机部工作，多次出差成都。我与他是“牛棚”中的患难之交，从他那儿能听到一些耀邦同志的消息。我曾经希望戴云劝劝耀邦同志，有些事少管、少表态。戴云不赞成我的意见，他说：“这也不管，那也不表态，胡耀邦就不是胡耀邦了！”
我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从心底愿意耀邦同志永远保持他的本色。
六
粉碎“四人帮”以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中组部和中宣部工作。他组织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人所皆知的事。
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同志解放思想，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陆续出版了一些好书。我知道耀邦同志喜欢读书，不时选寄几本给他。不久得到他的秘书梁金泉同志给我写的回信：
你两次给耀邦同志寄的书都收到了。耀邦同志让我给你写一封信，向你表示感谢。如来京办事，欢迎来家说话。
既然欢迎“来家说话”，以后我到北京总想去看望耀邦同志。有时约戴云一起去，有时单独去。不过我的心情很矛盾，既想去又怕打扰他。好在如果他有空，他就把我当成“送货上门”的调查研究对象。问工农业生产情况，了解某个人表现，征询某些问题的意见。既接见了我，又不浪费时间。他的问题，有的我能够回答，有的无法回答（如工农业生产情况），因此我也不敢多去看他，怕“考不及格”。
有一次我去看望耀邦同志，他问到老团干部廖伯康的情况。我说：“政策没有完全落实，但他工作的干劲一直很大。”
“这就好嘛！”耀邦同志赞许地说，“干部就是要干，不好好干算什么干部？”接着又问我，“你认为现在干部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仅按自己平常的感觉回答：“前一段主要在落实干部政策，使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出来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有些干部出来工作以后，想自己的问题（如职务、住房、子女安排等）过多，缺少干劲和奉献精神。”
“你说得对，有这个问题！”耀邦同志说。
另一次，我和戴云、丁磐石（原《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一起去看耀邦同志。那时他已到中组部工作，很忙。我们按时（大约在晚上八时半）到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正在审批文件。稍等了一会儿，耀邦同志放下笔，兴致勃勃地和我们握手，并问：“今天谈点什么？”
谁也没有回答，耀邦同志自己讲起来。主要是说我们党成立以后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个任务却受到许多的干扰，特别是“十年浩劫”。这是很大的教训。现在思想明确了，得好好地干几十年。
“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耀邦同志说，不无遗憾。他望了望我们三人，对戴云和磐石说，“你们两人也可能看不见了。”然后对着我说，“李致，你年轻一点，有可能看得见。”其实我们三人的年纪差不多，不知哪一点使他产生了错觉。
“现在要抓紧时间好好干。”耀邦同志说，“我到中组部以后，连桥牌都没有打过了。”我们都知道耀邦同志过去爱打桥牌。
直到耀邦同志的秘书来提醒，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写到这里，我不禁怀念起戴云，他不幸在1980年逝世，年仅五十三岁。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耀邦同志已到中宣部工作。闭幕式结束那天晚上，耀邦同志在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们纷纷去向他敬酒，我也是其中之一。当他发现我的时候，对我讲了一句话：“你们不要搞‘宫廷文学’。”
我完全不知道耀邦同志所说的意思，但当时人多，不便交谈。茶话会结束后，立即赶到耀邦同志家里。他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说没有理解他刚才说的话。
“有关四川的古诗词，你们自己出版好了，”耀邦同志说，“何必一定要出毛主席圈阅的？”
原来是我们出版了《诗词若干首》，内容系1958年成都会议时毛主席所选出的咏四川的诗词，印发给参加会议同志阅读的。我向耀邦同志说明：“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还不许出版古诗词。我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冲破这个禁区的。”
“总理的诗是他年轻时写的，用得着出那么多吗？”耀邦同志又问。
我回答说：“群众太尊敬和热爱总理了。有关总理的书都畅销，这是人心所向。”
耀邦同志没有坚持他的意见。经过交谈，互相理解。我免去了思想负担，但也受到提醒，更感激他对我们出版社的关怀。
四川出版了《在彭总身边》。这是彭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口述，作家丁隆炎执笔的。这本书记叙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感人事迹，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1979年9月，北京的几位朋友写信告诉我，耀邦同志最近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说：“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在彭总身边》，写得很好，很感人。”可能与耀邦同志的讲话有关，许多报纸转载、许多电台广播了《在彭总身边》。
丁隆炎接着写了《最后的年月》。这本书忠实地记叙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彭德怀的残酷迫害，展现了彭总的高贵品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铁证。编辑流着眼泪审稿，工人流着眼泪排字，九天印出了四十万册。刚一发行，即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引起轰动。可是却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作者，以致暂停发行。出版社一再向上申诉，均无效果。没有办法，我只得去找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听了我的陈述，显得有些犹豫。这是因为有不同意见，他感到难处。但我知道耀邦同志的为人，便据理力争。我说：“您叫我们出好书。现在好书出来了，又不许发行，而不准发行的理由又站不住脚。”
我望着耀邦同志。他终于表态了：“你们可以——”同时两只手各向左右摆动。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发嘛！”他说。
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说不出任何感谢的话，尽管眼睛已经湿润。带着耀邦同志的意见回到成都，经过一年多的奋斗，主管部门最终准予内部发行。
不久，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从此我再没有去打扰他。
1997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