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外交努力
最后的外交努力
离开皇宫之后的新首相东条英机没有立即返回自己的陆相官邸，他第一站去了明治神宫，第二站是东乡神社。在追忆了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的丰功伟绩之后，最后一站东条到了靖国神社进行拜祭，为自己的“不妥”之处表示“歉意”。
1941年10月18日15时，日本第四十任首相东条英机向天皇呈交了新内阁的成员名单，改变日本历史命运的东条内阁就此诞生。此时，距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仅剩下51天。
时局紧迫，之前的陆军三长官会议决定由东条继续兼任陆军大臣。杉山参谋总长起初考虑长期兼任似乎不妥，但后来觉得暂时可以试一试。按照日本陆海军的规定，现役军官必须服役“定年”后才能晋升，规定的“定年”是中将四年、少将三年、佐官两年。1936年12月1日，才晋升陆军中将的东条，离五年还差40多天，不具备晋升大将的基本条件。但杉山参谋总长提议特殊时期要办特殊之事，对于东条应作为特例予以晋级，如果当上首相，连个大将都弄不上，也实在不够意思。都是陆军自己人，大家纷纷表示赞成。这样，东条四喜临门，以陆军大将身份同时身领首相、陆相、内相之职。
即使在之前曾经无比强硬，也曾对近卫说过“眼睛一闭跳下去”的话，但真轮到自己跳的时候，东条还是把眼睛睁开了。他也清楚，日本一旦与美国开战，胜算甚微，裕仁也要求东条想尽办法“避免与美国的战争”，重新为和平做出努力。对天皇无比忠诚的东条下决心按裕仁的要求去做，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扭转局面。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恢复早已陷入僵局的美日会谈。
新内阁的海军大臣变成了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选择岛田，除了他和伏见宫博恭王关系密切之外，还在于相比前任及川古志郎来说，岛田更加老实听话。在海军中，岛田以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著称。在大家眼里，他似乎一点脾气都没有。伏见宫当军令部总长的时候，岛田在他手下当过多年的军令部次长和作战部部长，对伏见宫可谓言听计从。出任海军大臣之前，岛田离开东京已达4年之久，以前也从未接触过政治，说实话，根本就不是海军大臣的料。海军省千早正隆中佐对此曾说：“岛田大将是一个具有东方式英雄特征的人，十分粗糙，缺乏周密的思考和明确的责任感。”战后，日本的海军参谋们曾有这样的说法：“山本五十六和岛田繁太郎安反了位置。”意思是说，岛田应该去当联合舰队司令官，而山本则应该来当海军大臣，这样才适得其所。个人没什么主见的岛田是一个随大溜的附和者，一遇到问题就会立即去找同样毫无见识却积极主战的伏见宫。岛田和及川的更替，验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老鼠下崽，一个不如一个。
裕仁曾经指示陆军出身的东条要努力搞好与海军的关系，东条也认为保持陆军与海军的团结非常重要，因此上任伊始就邀请岛田海相一起去参拜靖国神社，以便在国民面前表示出陆军与海军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明显作秀的活动当然不会少了记者随行，很快，两人共同参拜的照片就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岛田顾虑到东条是首相兼任陆军大臣，在参拜时故意向后退了一步，没有敢和东条并列，因此在照片上就给人一种海军大臣追随陆军大臣的印象，岛田也由此得了一个“东条副官”的雅号。海军对陆军本来就是一肚子意见，现在自己的领导又成了人家领导的副官，心里是说多难受就有多难受。此举伤害了海军的感情，也进一步加深了陆军与海军的矛盾，算是弄巧成拙。
本来水平就有限，整天闭着嘴不说话的前海相及川还没有好好跟岛田交接。他告诉岛田，所有的文件都在柜子里，想看自己看去，然后就挥挥手，飘然而逝，回家研究《论语》去了。岛田翻看了那些文件，才了解了7月2日和9月6日两次御前会议的内容，异常震惊。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海兵”同班同学山本五十六大将的一封信件。山本请求老同学，不能像他的前任及川那样随波逐流，必须担起海军大臣的责任，尽一切可能避免与美国进行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争。信的结尾说，“当然做出这样的努力需要忍受难以言表的苦衷，还需要非凡的勇气和信心”。山本此举纯属死马当活马医，他非常清楚他的同学缺少的恰恰正是这些。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岛田内心是反对与英美开战的，至少还不至于跳出来主战。
新内阁中，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也都属于反战派人士。本来如果决心对英美开战的话，就是让老酒去当外相也不耽误事，但东条还想遵从圣意，通过外交来打开局面，至少也要将外交作为掩盖战争的手段，所以还是选择了外交经验丰富的东乡茂德。
新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东乡茂德，大家并不陌生，之前已经多次露脸，尽管大多是跑龙套的角色。比起前任丰田贞次郎来说，满头白发的东乡担任外相的确是合适和明智的选择。东乡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在任驻苏大使期间，曾强力协调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未果。他在日本终战投降前还要再次出场，恰好又构成了一个“圆满”。
在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看来，东乡属于冷酷的“超缄默型”。他不同于大多数外交家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而是坦率直白、直言不讳，给人有粗鲁之感。东乡娶了一个德国寡妇，也曾经研究过德国文学，但他不喜欢纳粹，不亲美也不亲德。和山本五十六与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一样，东乡茂德和东乡平八郎也是八竿子打不着。他的先祖是姓朴的朝鲜人，作为陶工在16世纪被劫掠到日本。接到东条的邀请时，东乡一开始坚辞不就，坦率表示，“如果陆军方面继续对中国驻军问题采取强硬态度，外交交涉难以进行”，他认为陆军必须在中国驻军以及其他问题上“做出真正的让步”。东条表示，这些都不是问题，“包括中国驻兵问题，将就日美交涉的诸问题予以重新考虑”。得到承诺的东乡才答应重出江湖。
选择东乡茂德出任外相，等于同时释放出一种信号，因为东乡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改善日苏关系，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和解的一种姿态，也是日本不打算联合德国进攻苏联的一种暗示，这是华盛顿十分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连新外务次官西春彦也是日苏问题专家，曾经在苏联待过多年。
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杀的高桥是清，曾经8次出任大藏大臣，但他遇到经济难题时都会以大臣之身屈尊去找手下一个年轻的小会计商量对策，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贺屋兴宣。有“理财圣手”之称的新藏相贺屋前边也露过脸。虽然并不是海军军官，贺屋却赞成海军中“条约派”的基本观点。伦敦裁军会议上代表大藏省参加会议的贺屋，因为赞成裁军差点被代表海军省的山本五十六打耳光。近卫第一次内阁时贺屋就是大藏大臣，他成功打造了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战时经济。
10月17日夜，东条打电话力邀贺屋再度出山。贺屋知道，日本一旦对美开战，经济肯定陷入崩溃，此时出任大藏大臣无疑充满风险。他开门见山地问东条：“我是反对与美国开战的，你是否打算对美开战？政府经常以不扩大战争为方针，但军部总是一意孤行，不断扩大战争，如何控制军部我行我素的做法？”东条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奉皇命组阁回避战争，作为日本军人，我绝对不会违背圣意。我发誓一定尽力压制军部的主战势力，力争和平，只要我兼任陆军大臣，就一定能够控制住军部。”贺屋还是不相信：“当初‘满洲事变’和‘中国事变’的时候，政府开始都是不赞成扩大的。但统帅权是独立的，军部当时听政府的吗？最后不照样都扩大了吗？”东条再次向贺屋承诺：“不允许陆军违反内阁的意愿来发动战争。”可惜说到的不一定能做到，东条显然小觑了军部的力量。在战后东京审判中，东条坦承，“最高统帅部的独立性是日本毁灭的主要原因”。
贺屋还不放心。尽管放下电话时已经是仲夜，他还是给刚刚下台的近卫文麿打了电话。近卫劝他接受邀请，鼓励他为实现和平而努力。贺屋这才最终答应入阁，管理国家的经济。
尽管主观上并不赞成战争，但之后贺屋独创的一系列财政政策使日本避免了战时经济的崩溃，可谓是日本的“萧何”或“李善长”。一直到了战后的1963年，贺屋还担任过日本的内阁法务大臣。一件小事可以说明贺屋的牛x。战后，东京巢鸭监狱被美军交还日本管理，战犯的伙食一下子差了下来，提抗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钱，大藏省不给预算”。贺屋作为甲级战犯被关押在这里，亲自找他原来管的大藏省交涉，回答还是“真没钱，做不出来预算”。贺屋兴宣大怒：“八嘎！把预算拿来让老子做给你看。”结果大藏省还就把预算草案拿到监狱让老长官过目，这位也真就在牢房里穿着犯人服帮大藏省做起预算来——敬业呀。
10月23日16时，东条内阁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从此时开始一直到11月2日，除了东条和岛田作秀去参拜靖国神社停了半天之外，这样的会议连续召开了10次，每次都开得人筋疲力尽。与以前近卫内阁不同的是，大藏大臣贺屋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也都参加了会议。
第一次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参谋总长杉山元分别就海军的状况和陆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的战况做了说明，强调了统帅部对政府的相关要求。
杉山：“9月6日的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军事与外交并举，一旦外交不能打开局面就付诸军事，此事久拖不决，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们必须立即进行作战准备，不能再花费四五天时间来开会扯皮了，应该尽快做出决定。”杉山甚至威胁性地暗示，在陆军少壮派军人中，充满了东条背叛陆军的声音。
永野：“现在已经是10月了，海军每小时都要消耗400吨石油。形势紧迫，下一步如何办，要尽快确定。”
参谋次长塚田攻：“美国的意图很明显，他们已经计算了我们石油的不足，因而故意在拖延时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最后只能落入投降的境地。首相，外交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了。”
以前都是东条坐在下边逼近卫，现在东条坐到了近卫的位置上，从施压者变成了受压者，也终于理解了近卫的苦衷。东条解释道：“我能理解最高统帅部为什么如此紧催。不过政府还是要小心地、负责地把问题重新研究一下，因为海相、藏相和外相都是刚刚上任，在外交上日本还有多少让步的余地。”
新藏相贺屋兴宣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试图利用经济因素来阻止开战。负责物资组织和调配的企划院院长铃木贞一也用更加详细的数据对美日两国的差距进行了解释。但铃木随后却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明：“预计一年之后日本的石油储量将剩下255万吨，第二年年底为15万吨，第三年年底7万吨。按照上述数字来说，战争十分困难，但也不是说就不能打。”不知道身为陆军中将的铃木说的仅仅依靠7万吨石油的仗，是怎么打的。
铃木和东条、近卫都是好朋友，东条一直以为铃木会支持他反对战争。他对铃木的表现略感失望。作为唯一活到平成时代才咽气儿的甲级战犯，1989年，铃木去世时已经101岁。1981年，他曾对媒体解释赞成开战的原因：“我当时很沮丧，也感到很压抑，似乎他们已经决定了开战，我的任务只是拿出支持这一决定的数据而已。我内心反对开战，但是我无法说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日本精英政治家，连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都不敢。
外相东乡说话历来是开门见山，他提出：“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几乎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我们必须为此做出最大的让步，包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外交努力依然要放在首要位置，为了争取和平做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我的意见是立刻撤军，越快越好！”东乡同时提醒，欧洲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希特勒在莫斯科郊外已经停止了攻击，盟友德国能否在欧洲迅速获胜值得怀疑。
东乡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来了大家的一片指责。马上有人反驳道，这样的话，日本很快会沦落为一个三流国家，任由西方列强随意欺凌。
果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当初在近卫内阁时对于撤军绝不做丝毫让步的东条挪了屁股之后，态度似乎有了改变，他提出了一个以前近卫多次向他提过的问题：“能否用有条件的撤军来同美国进行交涉？”
现在好像是进行了交叉换位，原来主战的东条变成了主和的近卫，而杉山变成了原来主战的东条。杉山立即站出来说，陆军反对在撤军问题上做任何让步。
东条比近卫好一点的地方就在于他是现役的军人，还兼任陆军大臣，对陆军有着近卫所没有的影响力。在东条的坚持下，与会者开始了关于从中国撤军期限和区域的讨论。东条初步提议能否在5年内撤军。大家就开始漫天开价，有提25年的，有提效仿英国、葡萄牙在香港、澳门的租借期限99年的——要真那样，鬼子今天还没撤走哩。会议最后形成如下结论：如果美国要求日本提出从中国撤军的准确期限，日本计划在1966年之前，也就是25年之内，从满洲、内蒙古和海南岛撤出，其他地区在日本与中国达成协议后两年内全部撤军。至于法属印度支那，待该地区实现和平以及中国问题解决后全部撤军。
在10月30日的联络会议上，与会者决定绝不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对赫尔的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愿意认可。东乡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暗示接受四项原则，让美国看到日本渴望和平的意愿。在以上要点的基础上，会议初步形成下一轮对美谈判的两个方案——《甲案》和《乙案》。
《甲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承诺国际通商的无差别原则。
二、日本自主决定和解释德、意、日三国同盟。
三、同意在1966年之前撤走在中国的包括防御共产主义部队在内的全部驻军。如中日双方达成协议，除中国满洲、内蒙古和海南岛之外，其他地区的日军在两年内撤走。
四、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中日两国恢复和平或当“中国事件”圆满结束时，日本军队将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出。
《乙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日美两国都不得武力进入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日本可以把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调往北部。
二、日美两国协力获得法属印度支那的物资。
三、日美通商恢复到资产冻结之前的状态，美国恢复对日本的石油供应。
四、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在中国的事务。
会议要求，在外交上首先对美国抛出《甲案》。如果美国不接受的话，再抛出作为底线的《乙案》。
以上内容初步形成《帝国国策施行要领》，并在11月1日的联络会议上做出最后决定。
联络会议召开的头天晚上，东条授意自己的大弟子、陆军省军务课课长佐藤贤了陆军少将私下去会见杉山参谋总长，劝他不要在次日的联络会议上坚持立刻开战。杉山用略带讥讽的口吻告诉佐藤：“请你转告陆军大臣，我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战争。”
就在佐藤游说杉山的同时，东条首相在同一时间约见了海相岛田。已经到了决定死活的时候，岛田还是念念不忘先让我吃顿好饭——强烈要求增加对海军钢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供应，在得到认可后才勉强答应东条，外交和谈可以和战争准备同时进行，这也是第二天东条准备在会议上抛出的第三个方案。
得到佐藤贤了游说未果的消息后，就像以前近卫在开会前首先约见自己一样，东条在会前也约见了杉山，希望能够亲自劝说杉山做出妥协。早上7时30分，杉山总长和次长塚田提前来到了首相官邸。东条告诉二人，他准备在上午的会议上抛出三种方案，即不开战，迅速备战并开战，继续外交并备战。他说海军大臣、大藏大臣和企划院总裁，还有他自己，都是赞成第三种方案的。还没顾上征求外务大臣的意见，估计东乡肯定也是在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之间做出选择。东条希望杉山也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东条，还试图拿天皇来压人，他告诉两人：“如果开战的话，这次战争的规模将远远大于日俄战争，天皇反对放弃外交活动和在南面发动战争。”
任东条说得天花乱坠，杉山稳如泰山，丝毫不为所动，他回答道：“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既没机会，也无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战争，我选择第二种方案！”还觉得不过瘾，杉山申斥东条：“你作为一名军人，怎么会站在文官一边？”东条也反唇相讥：“我首先是首相，其次才是陆军大臣，你的意见很难让陛下接受。”东条对杉山的态度非常失望，连他自认为能够控制的陆军都是这个态度，何谈海军？最后，他甚至对杉山说：“如果你有把握，就自己进宫见驾，我不反对。”
参谋本部对东条上台之后磨磨叽叽的做法极为不满，参谋本部在《机密战争日志》中有这样满腹牢骚的记录：“陆相倒阁竟然是毫无目的。事到如今还要继续奉行毫无目标的对美外交，试问动摇战争决心是否对国家有利？陆相到底还有没有骨气？”
参谋本部是铁了心要和美国人作战，10月31日下午的部局长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形成的结论是：“必须立即丢掉同美国谈判的念头，12月初发动战争。今后同美国的谈判只能是伪装外交。”背后站着一群鼓噪开战的狂人，杉山对东条的回答，也实属无奈。
11月1日上午9时，决定日本命运的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在皇宫召开——这是自1937年侵华战争以来第六十六次联络会议，将就《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草案进行讨论。会议持续了近17个小时，成为日本历史上最长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已经过了第二天的凌晨1时半。
东条率先抛出了事先拟定好的第三种方案。
一、如果新的提案（甲乙两案）美国不能接受，日本忍气吞声回避战争，接受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
从此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二、决定开战，并立即执行战时政策。
三、在决定开战的基础上做好战争准备，同时积极进行外交努力。
东条在介绍第三种方案的主要内容后，要求与会者对此进行选择，同时亮明自己的观点：“第一种方案是下下策。我个人赞成第三种方案，希望通过外交谈判带来和平。”东条的态度让杉山和塚田感到烦恼和迷惑，这东条怎么越来越像近卫了呢？
杉山参谋总长当即表示：“坚决同意第二种方案，除了战争别无选择！我们已经为进军东南亚从本土和中国调集了二十多万人的军队，相比其他战场，这里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现在让这些斗志昂扬的将士回到原来的驻地，势必大大影响全军的士气。目前的局势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敲着桌子说：“美国正在日益强化战备，美国的舰队已经进驻太平洋了，而我们却在日渐地衰弱，这个时候不战，更待何时？一旦把选择战争的时机交给美国，我们将永远丧失战争的主动权。现在已经晚了，我可以说，如果五六月就开战的话，我们的胜算要比现在要大得多。”
贺屋马上提出疑问：“如果现在开战，日本几年后还有力量继续作战吗？如果我们不挑起战争，美国三年后有可能主动进攻日本吗？你认为什么时间是最好的时机呢？”
永野斩钉截铁地回答：“越快越好，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随着美国逐渐缩紧对日本的包围圈并加大对蒋介石和苏联的援助，日本将死无葬身之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才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明路。”他接着转向东条：“你是军人，应该很清楚开战时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永野还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如果维持现在的状态继续训练，到1942年7月，海军的舰船将由于缺乏石油变成一堆堆废铁。
东乡外相已经预料到陆军的强硬态度，却没想到海军开战的欲望也如此强烈。眼看着永野在会上大放厥词，而岛田连个屁都不敢放，东乡假借出恭离开了会场。他让在外边房间待命的首相总领事加藤传次郎立即前往前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的私邸，请求冈田大将通过吉田善吾和堀悌吉说服海军赞成首相在会议上的发言。
没过多久，加藤就回来了，趴在东乡耳朵边说：“他们说海军当局不让外人干涉，他们说什么这些人都不会听的。”东乡瞬间感到如坠冰窖。
杉山参谋总长接着对头一天参谋本部部局长会议做出的结论进行了说明，杉山说：“必须立即丢掉同美国谈判的幻想，于12月初发动战争，外交谈判要把重点放在既要把握开战的表面理由，又要隐匿开战的真实意图上，这样做才是妥当的。”换句话说，就是将外交当作隐蔽开战的幌子。
东乡表示强烈反对：“要我为掩盖战争去玩弄外交骗术，这简直是荒谬绝伦，我干不了！”看到杉山和永野在一唱一和，主战派的意见渐渐占据上风，东乡气得脸色苍白、双手颤抖：“我强烈反对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意见。本来就是承诺避战我才答应入阁的。我反对第二种方案，希望就其余两个方案进行讨论。”
相对于瘦削的东乡，略显肥胖的贺屋时常会因为激动而肌肉抽搐，他马上对东乡进行声援：“同意东乡外相的意见。在过去的历史中，战前认为有必胜的把握，最后打起来却惨败的例子还少吗？不用说以前，‘中国事变’就是摆在面前的现实例子。以前有人说三个月就能解决问题，现在打了四年还是毫无进展，这本来就是一个错误。与美国开战将是一个更大的错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原来的错误，只能说是草率而不负责任的行为。现在国民的生活已经接近底线，再这样下去，连国民都无法忍受。如果必须开战的话，不好意思，我立即辞职！”贺屋只顾说自己的，根本不管一边的杉山的脸已经气得跟猪肝差不多了——三个月征服中国，正是他以前当陆军大臣时吹的牛。
贺屋喝了口水接着说：“如果战争打到第三年，我们赢得战争的机会仍然很大，那我就赞成开战。我坚信美国主动进攻我们的可能性甚小，目前开战绝非上策。”
永野马上进行反驳：“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个问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孙子兵法》云，‘无恃其不攻’，我们绝不能高枕而卧。我们的现实选择就是立刻开战，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良机！三年后东南亚的形势将很难控制，敌人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东条颤抖着说：“我赞成外相和藏相的意见，因此希望排除第二种方案，就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进行讨论。”
东条仍然认为自己的好友铃木会支持外交，但铃木的态度很冷漠，选择了有保留地支持开战，他本意反战，但又没勇气说出来。
可以说1941年日本的领导层明显缺乏勇气，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与美国开战凶多吉少，也认识到国家正在走上自杀之路，但没有人觉得自己负有足够的责任来阻挡这种趋势，他们都希望别人采取行动而自己能够明哲保身。
同样以尽量避免战争为条件入阁的海相岛田本应继承海军反战的一贯立场，但10月27日他的老上司伏见宫私下召见了他。已经66岁的强硬派伏见宫告诉岛田，“除非我们能立即决定开战，不然我们将失去最好的一个机会”。事情有时就是这么简单，反战的岛田马上出现动摇，从10月30日就开始倾向于支持战争，这时候距离他上任才仅仅12天，对复杂的局势和事情的来龙去脉根本就不清楚。他对伏见宫鼓吹战争的响应可比裕仁对和平的希望要快得多了。伏见宫和永野对岛田的表现非常满意。用岛田后来的话就是：“如果仅仅因为我个人的横加阻拦就葬送了战争的机遇，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岛田还真不如原来的及川，及川还知道沉默是金，而岛田一出口就是一大串屁话，他和及川一样，根本没把自己当成海军大臣，也不知道海军大臣到底是干什么的。岛田后来解释说：“如果海军在最后阶段还强烈反战的话，国内就会出现冲突，我们就将会失去一切。为了避免陆海军出现无法调和的冲突，我们除了同意开战之外，别无选择。”这时候的岛田想起了精明能干的堀悌吉，他之前早已被“舰队派”清洗。战后岛田回忆说：“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由堀悌吉来当海军大臣，他一定能应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就会走向战争。”
事实上，开战之后随着东条越来越强势，岛田海相逐渐沦落为东条的附庸，对东条不敢有半句反抗。由此除了“东条副官”之外，又赢得了“东条裤腰带”的光荣称号。
可是岛田也不愿意随便就同意开战，这样太便宜陆军那帮龟孙了，必须以开战为理由换回来更多的东西。堂堂的海军大臣此刻关心的竟然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如何以同意开战为条件与陆军做交易。岛田向东条、杉山要求配属给海军更多的钢铁和物资，陆军也一直认为海军不下定开战的决心，是一种为了从陆军那里多分一杯羹的政治游戏。杉山反问道：“如果海军能够如愿得到所需的钢铁，你们是不是就会赞成开战？”岛田点头说“是的”。
结果在1942年的军需计划中，海军获得的钢铁量为110万吨，而陆军只有79万吨。参谋本部的一位参谋在《秘密战争日记》中鄙夷地写道：“海军不停地说，我们需要钢铁，我们需要铝，我们需要镍，除非你们把这些都给我们，否则我们无法打仗。如果海军主张和美国作战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预算，难道他们不是国家的叛徒吗？海军还是武士和军人吗？在这个将要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却像乞丐一样地乞讨物资，这难道不是他们不下战争决心却要求获得更多战争物资的惯用伎俩吗？毫无原则的海军简直就是一个女人！为了多得到30多万吨钢铁才同意开战，多么可怜的海军哪！呸！”
战后，海军次官泽本中将曾经对当时的日本军政领导写下过这样的评语：平庸之辈盛行，没有具有优秀能力的杰出领导者。来自下属的压力属于家常便饭，少壮军官不尊重前辈使得问题更加困难。每个人都想逃避责任，没有人有勇气牺牲自己来尽职尽责。当时的气氛助长了陆军和海军的狭隘和自私，国家的命运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每句话都可谓掷地有声。
会议不时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只有当东乡和贺屋以辞职相威胁时，气氛才会稍稍平和一些。东乡提出：“在下这样的决心之前，我们希望设法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因为要在具有二千六百年历史的皇国的重大转折之际，豁出国家的命运搞欺骗外交未免太过分了，我干不了。”
为争取尽快对美作战而日夜焦虑的塚田次长，已经是面容憔悴、脸色苍白：“首先应该决定的是两件事：一是决心立即开战，二是在12月初发动战争。否则统帅部就无能为力了。”
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海军方面认为外交谈判可以进行到11月20日。”
一贯心直口快的塚田吼道：“不行，那样太迟了。陆军方面认为谈判只能进行11月13日，这是最后的期限，再迟的话陆军就会出现哗变。”
东乡白眼一翻：“就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我无法胜任。干脆别谈了，你们打去吧。”
东条提议把开战的时间问题同第三种方案——“在决定开战的基础上做好战争准备，同时积极进行外交努力”结合起来一起讨论。
“外交谈判不得妨碍作战准备，谈判最后期限定为11月13日。”塚田开始高声叫嚣，“外交期限必须严格地履行，11月13日之前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这一天之后任何举动都是对最高统帅权的侵犯。”
东条首相仍保持冷静，不时支持东乡和贺屋。陆军逐渐把火力集中到东乡身上。休息时，陆军向东条施加压力，“如果外相反对战争，我们只有把他换掉”。
就在会议桌上用过午餐后，东乡继续跟陆军辩论：“就给我12天时间？11月13日未免太苛刻了，海军不是说11月20日吗？”
塚田：“那是不可能的，谈判以到11月13日为宜，超过这个期限就会打乱统帅部的总体部署。”
于是，大家就外交谈判的期限展开激烈争论。眼看争执不下，东条决定休会20分钟，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会间休息时，陆海军统帅部都没闲着，两个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和福留繁都来到会场之外。总长、次长、作战部部长和军务局局长临时召开碰头会，同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外交谈判可以进行到11月30日。
会议继续进行。针对统帅部提出的新时限，东条提出：“是否可以定在12月1日？即使推迟一天也好，因为这样可以使外交谈判的时间长一点，行吗？”
塚田：“绝对不行，超出11月，一天也不行，这是最后的让步。”
岛田：“塚田，11月30日到几点为止呢？到午夜24点行吧？”
“那好吧。”塚田终于做出了让步，他冷冷地强调：“可以到午夜24点为止，再晚一分钟都不行。”就这样，外交谈判的最终期限就定在了1941年12月1日凌晨零时。
马拉松会议最终形成如下决议，也就是新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一、帝国为打开目前之危局，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二、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间定于12月初，陆海军应根据此时间完成作战准备。
三、对美谈判按《甲案》和《乙案》进行。
四、力求加强与德意两国之合作。
五、在发动武装进攻前，与泰国密切建立军事联系。
六、对美谈判若在12月1日凌晨零时以前获得成功，立即停止发动武装进攻。
接着，会议转入讨论外交谈判的条件，也就是对之前初步拟订的《甲案》和《乙案》进行研究。
代表陆军的杉山总长、塚田次长又开始强烈反对《乙案》。其理由是，不涉及关键性的中国问题，而单单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是不可能的，万一我们撤了美国立即进驻怎么办？美国占据了这一地区，就会立即切断我们的补给线。他们不按照承诺向我们供应物资怎么办？这样，半年以后战机就会丧失殆尽。
杉山和塚田两人坚决主张只能按照《甲案》与美国谈判。
在合起来一起对付政府这一点上，海军和陆军倒是配合默契，永野马上跟过来凑热闹：“赞同陆军的意见，反对用《乙案》与美国谈判。”
东乡外相也毫不让步：“《甲案》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因此我希望根据《乙案》进行谈判。这个方案是尽最大努力进行外交谈判的最后途径。如果堵塞此路，那我无法承担外务大臣的责任。”
会议若在这样险恶的气氛中再继续讨论下去的话，就可能涉及东乡的去留问题。东乡辞职同样能导致内阁倒台。陆军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建议再休会10分钟，给大家一个开小会的时间。休息时，东条、武藤、杉山、塚田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了协调，东条规劝陆军将领要做出让步，因为天皇的意见也是要“还原到白纸上”。
大家认为如果继续坚持的话，东乡真的一拍屁股走了，东条内阁势必倒台。新内阁在决定开战之前还需要时间，可此时是不容许拖延时间的。最终，陆军勉强同意接受《乙案》，但提出必须补充附注：美国不能干涉日本与中国的和解过程。
杉山再三强调，必须在《甲案》美国不接受后才能抛出《乙案》，他担心陆军中的激进分子在得悉日本做出如此可耻的让步后出现哗变，东条承诺：“如果那样的话，我有办法。”
在争取《乙案》的斗争中，东乡取得了胜利，但他知道，这个方案美国人接受的可能性也不大——后来，罗斯福还真对《乙案》动了心，差点酿成了“远东慕尼黑阴谋”。
东条还向东乡做出了庄严承诺：将全力支持外交工作，不论备战进行到何种程度，只要还没有打出第一枪，外交上一旦取得突破，就立即停止军事活动。
散会后，气愤难平的东乡连夜走访了前首相和四次担任外务大臣的老前辈广田弘毅。东乡告诉广田，这活儿他娘的简直不是人干的，实在不行的话就辞职。广田先是劝东乡冷静下来，然后提出，假如你和贺屋都辞职的话，今后一定会任命主战的外相和藏相。与其出现那样的情况，还不如你们留在内阁，抓住最后一线希望，将和平的努力进行到最后一分钟。
“这样说的话，您是不赞成我辞职啦？”
“这样明摆着就是让内阁另找支持战争的外相和藏相。”
“我们的辞职也是警告军部，能够再慎重商定国策，为日本的未来留一条活路。”
“太晚了，现在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军部已经被逼到了极限。”
“明白了，总之我先试试。”
“拜托您了，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广田低下头，向东乡托付。
11月2日17时，东条首相偕同杉山、永野两总长一起觐见天皇，向裕仁奏禀了从昨天一直持续到今天凌晨的联络会议的经过以及会议最后的讨论结果。两位总长向天皇呈交了陆海军详细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著名的奇袭珍珠港计划，开战时间暂定为1941年12月7日。
裕仁脸上再次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再次重申了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意图：“我们希望通过外交谈判途径打开局面，即使谈判不成功，是否就只得下决心同美英开战呢？如果事态果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加紧进行作战准备，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裕仁紧接着对东南亚的天气表示了关心：“马来亚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的部队能顺利登陆吗？”要说这天皇也真不是白吃干饭的。后来事实证明，山下奉文的第二十五军在马来亚和泰国的登陆确实差点因恶劣天气的影响而失败。
对美、英、荷同时开战，可谓事关重大，必须广泛征求意见。11月4日，在皇宫召开了陆海军军事参议官联席会议。这是自1903年明治天皇创设军事参议院制度以来首次根据天皇旨意召开的会议。会议将就《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中有关国防用兵的条文，征求这些老军人的意见，条文主要内容是：帝国为打开目前之危局，实现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间定于12月初。
起初，天皇提出召开的是由统帅部、内阁主要成员和军事参议官组成的联席会议，广泛听取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意见。但东条考虑，参加会议人太多的话，势必再次陷入无休止的纠缠，如果会场出现混乱，那对天皇可是大大不敬。他建议采取统帅部两位总长联名上奏的形式，只召开陆海军军事参议官联席会议。裕仁接受了。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内阁政府的东条首相兼陆相，岛田海相，军部的杉山、永野、塚田、伊藤，其余全是军界的资深人士。陆军方面有闲院宫、朝香宫、东久迩宫、寺内寿一、西尾寿造、山田乙三、土肥原贤二等大腕，海军有伏见宫、百武源吾、加藤隆义、及川古志郎、盐泽幸一、吉田善吾、日比野正治等高级将领。从参会名单可以看出，参加人员事先可能也经过精心的挑选。一个简单的证据就是：一直反战的米内光政军事参议官出现在被邀请者之列。
会议由前参谋总长闲院宫陆军元帅主持。
军令部总长永野和参谋总长杉山分别就陆海军的作战事宜做了简要说明，接着，参议官向统帅部和政府提出质询，由统帅部和政府方面解答。与会的都曾经是军人，所以要求开战的议案很快就取得一致意见。军事参议官会议最终做出决议：我们一致认为，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提出之《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中有关国防用兵之条文，是适当的。
头一天在联络会议上还信誓旦旦，声称要通过外交手段来打开僵局的东条首相，在这个场合又变成了勇敢的陆军大将。他在会议总结时，对众多参议官说：“面对危局，如果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坐视我们的国家倒退回三流国家的状态，我们将玷污大日本帝国两千六百年的辉煌历史！”
1941年11月5日10时30分，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四次御前会议中的第三次会议，在皇宫召开。参加会议的军政要员13人纷纷就位之后，面无表情的裕仁走了进来，会议室内弥漫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气氛。
东条首相率先发言。他说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已经重新研究过，“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必须做好战争准备，军事行动的时间初定为12月1日开始，与此同时，要竭力通过外交途径来打开僵局”。
接着，东乡外相展望外交前景，显得毫无信心：“外交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成功之希望令人深感遗憾地渺茫。”东乡是战前反对战争最坚决，也是做出最大努力的人，可此时局面已经失控，他渐渐失去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铃木贞一反复强调日本资源的危急情况：“我们仍在和中国交战，还将与英国、美国和荷兰打一场长期战争，从物资的筹备来看任务异常繁重。”但他总是显得首鼠两端，认为战争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这总比“等待敌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好。
永野的发言还是老论调，“越拖对日本越不利”。他对战争初期能够取胜信心百倍。“尽管如此，我们仍须面对打一场长期战争的准备”，日本能够“建立自己坚不可摧的战略地区并能把敌人挫败”。他强调大家对作战计划要保密，因为日本的命运如何，全靠开战头几个月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
永野提出，现有美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及日本特有的地缘优势，将帮助日军获得足够的胜机。日本海军对美国海军的比例超过了70%，而美国的舰队现在是40%在大西洋，60%在太平洋。美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位于大西洋的舰队调到远东，因此，日本能够在一次决战中摧毁他们。永野的话让大家都回想起世纪之初那场辉煌的对马海战。在那次战斗中，日本海军就是先摧毁了位于旅顺的俄第一太平洋舰队，然后以逸待劳，几乎全歼长途奔袭而来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
杉山的发言更加充满感情色彩，他现在就是近卫内阁时的东条，连说话的语气和内容几乎都与以前的东条一模一样。杉山认为“美国没有做一点让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他谈到了中国驻军问题，“我们花了数百亿日元，派出了百万大军，付出的代价是十多万人的伤亡，无数家庭在忍受失去亲人的悲伤。我们历经四年的苦难才取得当今的成就，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如果我们把军队撤出，中国绝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会得寸进尺地试图接管满洲、朝鲜和台湾！”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询问美国对《甲案》《乙案》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时，东乡回答，两个方案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时间只剩下半个多月，作为外相他将会不遗余力，“很遗憾，成功的希望不会超过10%”。
虽然会场的气氛略显悲壮，但会议进行得还算波澜不惊，最终顺利通过了联络会议提交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会议于15时15分结束。与9月6日御前会议不同的是，自始至终，天皇像木偶一样，一言未发。
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紧张。11月3日，白天陪儿子逛了东京博物馆和旧城区的日本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感觉到愉快和劳累，早早便上床休息了。
半夜里，忽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来人声称是附近警察局的警察。来栖忽然想起家里的电话已坏了好几天了，明天一定抽时间去修。他万万没想到，此后很长时间他都没工夫去修那个破电话了。开门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是不是前段经常散布反战言论，警察来抓他啦？
“请速到外相官邸。”门口的警察说，这句话让来栖松了口气。
来栖是日本资深外交官，在菲律宾、中国、智利、比利时、意大利、德国从事过多年的外交工作，还担任过日本驻芝加哥的领事。作为日本驻马尼拉的首位总领事，来栖帮助缔结了日本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条约。这些还算小事，来栖最显赫的经历是在任日本驻德大使期间，作为日本的代表签署了举世闻名的《三国同盟条约》，尽管内心里他是反对这一条约的。来栖站在希特勒身边的照片出现在各国媒体的头版头条，使他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日本，同样叫“三郎”的来栖和野村都是公认的亲美派人士。来栖比野村还要彻底一些，虽然他的岳父母是英国人，但他的夫人艾丽丝·杰伊却是出生在华盛顿的美国人。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来栖是日本驻比利时的大使，在布鲁塞尔，他试图让比利时和法国出面调解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作为一个清醒的外交官，来栖认为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愚蠢的。日本没有清晰的战争计划，也不知道打到哪里才算结束。换言之，就是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战争不断升级的原因是“政府总是被既成的事实牵着鼻子走，而没有长远的解决方案”，“陆军和海军内部缺乏协调，只想着保存颜面和逃避责任”。出任驻德大使后，他继续寻求利用德国调解侵华战争的途径。可愚蠢的近卫文麿对汪伪政权的承认让来栖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早在近卫内阁时期，身心憔悴的野村大使已经几次致电东京要求辞职回国。就在东条内阁成立不久的10月22日，可怜巴巴的野村再次恳求新外相东乡免除自己的职务，准许他回家养老。野村声称美国政府虽然了解他的诚意，但也清楚他在日本国内是何等缺乏影响。他悲痛地说，“我不愿意这样伪善地干下去，欺骗别人”。野村认为自己不是职业的外交官，无法承担如此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谈判。他的几次请辞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近卫和东条的断然拒绝。
军部的强势以及政府的无能让野村想起了一件事。在赴华盛顿上任之前，同为海军大将，比他小3岁的好朋友米内光政，曾经提醒他：“老兄此行请务必小心。今天这帮人扶着让你上去，当你爬上去之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从你身下抽走梯子的。”从现在的情况看，米内老弟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
东条和东乡对野村的回答是少安毋躁，坚守岗位。可以想象精疲力竭的野村老头得到这样的消息时多么失望。东京当然也有苦衷，抛开能力不说，现在连多一天的谈判时间都要从军部那里努力争取，哪有时间让你大老远地跑来跑去？就是想换人也没时间呀。
无奈的野村只好退而求其次，再三要求派出资深的外交专家出任特使，和他一起与美国斗法。8月4日，他在发给东京的电报中说：“希政府速派一名通晓国内外形势之外交前辈（例如来栖大使）暂来美国协助本大使处理工作，本大使工作已处于难以开展之地步，希政府研究后速派人前来。”
说实话，东乡外相对野村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野村之前的工作出现过不少纰漏，对他派出助手非常必要。于是他想到了野村推荐的赋闲在家的来栖三郎。后来东乡回忆道，“在这一危机时刻没有时间将他解职，也没有时间犹豫不决”。来栖亲美且外交经验丰富，是出任特使的最佳人选，东乡只有寄希望来栖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与野村一起完成最后的艰巨的谈判任务。当然官方对派出特使的原因，还不能说是野村能力不行，只能说他英语不好。
来栖连夜来到了外相官邸，深更半夜的外相官邸灯火通明。除了东乡之外，次官西春彦、对美事务局局长山本、对美事务局第一课课长加濑等要员均在座。个个正襟危坐，如临大敌。这让来栖感到了气氛的紧张。东乡话都不想多说，开门见山地告诉来栖，他必须受命立即赴美国进行和平外交，并简要介绍了他能带去的谈判砝码，也就是《甲案》和《乙案》的内容。东乡说，来栖只有天亮后一天的时间来熟悉情况和收拾行李，出发的时间是明天，谈判的最后期限是本月底。
“那就是说，如果真要去的话，我只能有二十六天的谈判时间。不，我到华盛顿至少也已经是12日或13日，我只能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对吗？”东乡点头。来栖立即明白，摆在他面前的，除了苛刻的条件之外，最可怕的就是时间。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来栖明白，外交谈判扯起来就没完没了，何况是这种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谈判。
“我也知道非常勉强。”眼看来栖面有难色，同样是外交官出身的东乡说：“请您记住，这是赌上皇国命运的两周。天皇命令你立即赴美，天亮就办手续。我会通知岛田海军大臣，让他在关岛或香港准备飞机。我也会同时照会格鲁大使，让美国方面极力给予关照。”
离开的时候，来栖笑着调侃东乡道：“你不会跟我说，开战时留下两个人比留下野村一个人更让美国人放心吧？”对于来栖的玩笑话，东乡一脸严肃，一言未发。
来栖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他的美国籍夫人问他准备到哪里去，来栖回答“美国”。夫人给他冲了一杯咖啡。一旦被外边得知来栖要去与美国和谈，他随时有遭暗杀的危险。因此，夫人建议他从东京到横须贺的途中最好由他们在陆军当航空工程师的儿子陪同，别人会认为他是送儿子出差。来栖同意了。他告诉夫人，“我可能一去不复返了”。“珍珠港事件”之后，来栖在美国试图自杀未果，最后还是活着回来了，还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不过，那已经是1942年8月的事情了。
第二天，来栖拜会了东条首相，两人之前从未见过面。相对于东乡的煞有介事，东条首相显得相对要轻松一点。他没有穿军服，而是穿着一身比较正式的和服来接待来栖。东条告诉他，对于他的任命已经禀报了天皇：“美国人民反对战争，美国的橡胶和锡的来源正在减少，请全力达成协议。我以前一直认为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希望不超过30%，但现在觉得要达到50%了。”东条的下一句话让来栖感到了一丝凉意，也更感到此行的艰险，“日本无法同意无条件撤军”。东条向来栖承诺，一旦外交有了突破，军事行动就会立即停止。
来栖认为，避免战争是他为了天皇和日本人民义不容辞要做的事情。他问东条：“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您能顶住反对之声来支持外交吗？”东条答道：“是的，我当然能做到！”这让来栖看到了黑暗中一丝微弱的亮光。“时间不能拖过11月。”东条最后说。他的话让来栖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起起伏伏。
既然是去美国，还有一个老朋友一定要去看看。离开首相官邸的来栖拜访了美国使馆。格鲁大使对老朋友的来访非常热情，况且他目前还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您有新的提案吗？”格鲁满怀期望地问来栖。来栖的回答是“没有”。格鲁看起来有点失望，但还是礼貌地祝来栖好运。
参谋本部已经得到来栖将赴美协助野村进行会谈的消息。但时间太紧，要想谋划干掉来栖已经来不及，大家只能一起恶意地诅咒，“希望来栖乘坐的飞机在中途坠毁”。
11月5日凌晨4时，来栖从东京乘头班车前往横滨，再乘坐海军的轰炸机前往台湾高雄郊外的冈山机场，从那里转赴香港，搭乘香港到旧金山的定期快速班机飞往美国。为了保证来栖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美国，格鲁大使特意给华盛顿的远东事务处处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打了电话，让他说服泛美航空公司把飞机推迟两天起飞。当时这个航班每周才有一班。乘坐这次航班的人可算倒了霉了，不但晚点，还要附带上不少诅咒。
陆军的诅咒还有点灵。这架载着来栖的快速班机途中还真出现了小问题，在当时一个无名小岛做短暂停留时出现了机械故障。这个当时寂寞得几乎无人知的小岛，后来因为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海空大战而名扬天下，那就是我们今后要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中途岛。
战争已日益临近，中途岛的防务比和平时期有了较大的改观。过一段时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海军上将，还将安排“列克星顿”号航空母舰往这里再运送一批战机。一般外交官都兼具间谍的功能，为了给来栖特使留下兵力众多、防卫森严的印象，岛上的负责人香农陆军中校和赛马德海军中校——这两位老兄在中途岛海战中还要出来跑龙套，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联手重创了南云的机动部队，使他们彻底丧失了成为主角的机会——精心安排岛上为数不多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队员排成一字长蛇阵，缓步行进在通向来栖下榻的泛美饭店的路上。
当香农和赛马德的汽车陪伴来栖驶过这支队伍时，香农假装不经意地对来栖解释说，这只是“他属下的很小一部分人在进行例行的训练演习”。
事实上，为了凑齐这支“不成样子”的队伍，香农中校动员了岛上所有活着的人，连厨房的炊事员都换上军装，一身奶油味地站在了行进的队列里。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时刻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日本的内阁更替。对于东条的意外上台，美国并未感到乐观，谁都清楚近卫的下台是主战的东条导致的。华盛顿时间10月18日，“魔术”系统破译了东京于头一天拍发给野村大使的电报，从中获悉近卫内阁垮台的原因是“内阁意见分歧，其焦点在于驻军中国还是从中国撤军的问题”，这也印证了华盛顿之前的判断。
赫尔国务卿从东京陆续发给野村的电文中，做出了清晰的判断，那就是新一届东条内阁在对待日美谈判的态度上更加焦急。倘若双方不能尽快达成协议，急于求成的东条内阁有可能很快发起战争。在赫尔眼中，日本新任首相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心地狭窄、直肠子、死心眼”，“相当愚蠢”。他认为之前从近卫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多”，而从东条这里得到的将“更少”。
罗斯福对东条接管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东条上台预示着美日谈判已临近最后摊牌。就在东条内阁宣布成立的第二天，罗斯福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和斯塔克等人之外，还有总统的私人顾问，被誉为“白宫二号人物”，有“影子总统”之称的霍普金斯——这是一个不敲门就可以随便走进总统房间的人。会议研究的结果是仍然按照“先欧后亚”的方针稳住日本，在太平洋暂取守势并时刻保持警惕。
会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指示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立即采取预防性警戒措施，但不要构成对日本的挑衅。他在10月18日写给金梅尔的信中说：“我们仍将力求在太平洋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难以预料，不过总统和赫尔先生正在为此而积极努力。白宫经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至少在日本的动向明朗化之前，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美国海军情报局在提交给斯塔克的《关于远东形势备忘录》中这样写道：由于东条内阁的上台，日本在对外强硬主义派的支持下，正在朝着同轴心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方向发展。据说东条将军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内相和陆相，这显然是因为日本陆军业已掌握了政府的领导权。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就清楚地意味着日本说不定会随时采取不利于美国利益的积极行动。
10月21日，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向总统保证，在菲律宾的美国b-17轰炸机“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提出，“这支即使尚不完善的威慑力量，如果不会马上被日本人惊动的话，就有可能阻止日军南下并确保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安全”。
美国的麻烦事也不少。10月底和11月初，蒋介石担心日军会进攻昆明以切断经过滇缅公路通往中国的补给线，他向伦敦和华盛顿发出了万分激动的呼吁，要求英美联合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蒋介石预言，如果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抗战就有全线崩溃的危险。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集结到法属印度支那，泰国也感到了紧张。苏联政府也担忧一直对北方念念不忘的东条可能会进攻海参崴。日本已经在满洲集结了70万的强大兵力，随时可能对苏联的远东地区展开攻势。斯大林也请求伦敦和华盛顿针对这一点向日本提出警告。
相对于罗斯福的犹抱琵琶，丘吉尔倒显得大方异常，不仅仅因为他已经参战，还在于这有利于保护大英帝国在远东巨大的殖民利益。丘吉尔渴望英美两国能以最严厉的措辞警告日本，并深信英美合力足以吓唬住东京的好战分子。“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11月2日他致电罗斯福说，“他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英国已单独向日本提出警告，“如果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的话，英国将断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丘吉尔很清楚如果美国不出面，日本根本不会在乎他，所以力劝罗斯福也要积极做出呼应。
罗斯福没有答应丘吉尔的请求。马歇尔和斯塔克都反对美国对日本发出类似的最后通牒，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打败德国。如果对日战争不可避免，美国应继续在太平洋采取战略防御方针，直到打败德国为止，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11月7日他告诉丘吉尔，“那种警告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蒋介石和丘吉尔对此都深感失望。尽管如此，丘吉尔于11月10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仍在向美国示好，他说如果日美之间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将在一小时内接着宣战”，后来英国对日本宣战还真比美国早了两个小时。
对于美国来说，还有一个敌人就是时间。史汀生说，不到1941年12月，新的增援部队到不了菲律宾。斯塔克说。不到1942年2月，海军训练计划完不成。他们两个都请求罗斯福总统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同时要求总统给予蒋介石除参战之外所能给予的最大援助。
11月3日，格鲁大使在拍给赫尔的1736号电报中指出：“我认为，如果日本在日美谈判中遭到失败的话，那么全体日本国民也许会以武士道精神与美国大干一场，一决雌雄。”跟往常一样，格鲁的电报在国务院几乎没人理睬。赫尔的顾问霍恩贝克，其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生来就对日本没有好感，他认为格鲁是个守旧而又可敬的人，很容易轻信别人，对日本的同情心使他发自东京的每封电报都带有明显的亲日色彩。
11月7日，白宫召开了内阁例会。会议的气氛十分沉闷，远东形势的不断恶化让大家感觉到日益加大的压力。一开始，罗斯福就开门见山地问赫尔：“你对远东的局势有何判断？”
赫尔作了大约15分钟的发言，他先谈了整个国际形势，接着详尽地汇报了同日本和谈的进展情况，最后用下面几句话结束了发言：“形势非常严峻，不知我方何时何地会遭到日本的军事进攻，我们必须常备不懈。”
赫尔的警告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罗斯福开始一一征询内阁官员的意见，全体内阁官员基本同意赫尔对形势的看法。为了使美国人民对上述事态的发展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内阁官员一致同意要对国民强调事态的严重性。
根据内阁会议形成的意见，11月11日，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发表演说：“我们不仅在大西洋面临着必须采取自卫手段的局面，而且在世界的另一地区，太平洋的遥远地方，也面临着可能是同样严峻的局面：我们必须在那里和在大西洋一样迅速做好防御准备。”
同一天，副国务卿韦尔斯在演说中发出警告：“不论在东太平洋还是在欧洲，征服的浪潮正波涛汹涌，将要袭击我们美国的海岸。美国正面临着远比1917年更为严重的危机，或许在什么时候我们将被迫进行作战。”
这一天，罗斯福总统命令海军副官比亚多尔上校，要他今后在报送“魔术情报”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上报情报的要点，他要认真察看情报的全文。
来栖三郎特使的路途还很漫长，在他到来之前，野村还必须孤军奋战。11月7日内阁会议结束后，赫尔会见了野村大使，野村向赫尔提交了国内发来的《甲案》。提交只是名义上的，赫尔早已通过“魔术”知悉《甲案》和《乙案》的全部内容。他看着日本送达的公文，只是为了核对“魔术”系统的准确性而已。
赫尔假装认真地看了几遍文件，告诉野村，他需要一些时间来研究和考虑。11月10日，野村见到了罗斯福，罗斯福对之前野村提交的《甲案》闭口不谈，却用权宜之计来形容两国想要取得的成果。罗斯福说，贵大使、赫尔和我本人“在讨论两国关系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上才花了仅仅六个月，保持耐心总是必要的，各国务必想到百年以后，尤其是在世界当前所处的时代更应如此”，换句话就是“别急，好事多磨”。关键是国内撵着屁股催，野村可磨不起呀！
11月14日，野村电告东乡外相，日本政府应当“耐心地等待一两个月以认清世界形势”，政府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轻举妄动，姑且等待，以观望欧洲战争形势的演变。11月16日，东乡在复电中说，野村的建议是完全不可取的，结束日美谈判的原定限期不得改变。他命令野村要催促美国从速解决，不要“让美国转移我们的议题，把谈判无休止地拖延下去”。东乡当然理解野村的心情，但是身在华盛顿的野村绝对理解不了东乡所处的尴尬处境，他身后站的是军部。
11月15日，野村再次找到赫尔催促尽快答复，并询问目前两国之间的会谈是否可以看作正式的。赫尔回答，“不能算是”，因为“只有和英国、中国和荷兰商量后才能将之后的过程叫作正式谈判”。赫尔反问道，如果别的国家从报纸上读到美国不和他们商量，就与日本就牵涉的这些国家的问题进行谈判，那怎么能向老朋友交代呢？似乎感觉话说得有点重了，赫尔马上鼓励野村，只要日本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三国同盟上展现出和平意图，“我们就能像亲兄弟一样坐下来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驻军问题”。政治家的智慧不能不佩服呀！
就在同一天，东京外务省向日本驻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瑞士、土耳其、曼谷的大使馆拍出电报，通知在发生紧急事态的情况下销毁密码机的顺序和详细方法。这份电报，美国一直到11月25日才破译，美国方面从中领悟了日本直言不讳的暗示：“万一的事态——战争不久即将发生。”
离开皇宫之后的新首相东条英机没有立即返回自己的陆相官邸，他第一站去了明治神宫，第二站是东乡神社。在追忆了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的丰功伟绩之后，最后一站东条到了靖国神社进行拜祭，为自己的“不妥”之处表示“歉意”。
1941年10月18日15时，日本第四十任首相东条英机向天皇呈交了新内阁的成员名单，改变日本历史命运的东条内阁就此诞生。此时，距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仅剩下51天。
时局紧迫，之前的陆军三长官会议决定由东条继续兼任陆军大臣。杉山参谋总长起初考虑长期兼任似乎不妥，但后来觉得暂时可以试一试。按照日本陆海军的规定，现役军官必须服役“定年”后才能晋升，规定的“定年”是中将四年、少将三年、佐官两年。1936年12月1日，才晋升陆军中将的东条，离五年还差40多天，不具备晋升大将的基本条件。但杉山参谋总长提议特殊时期要办特殊之事，对于东条应作为特例予以晋级，如果当上首相，连个大将都弄不上，也实在不够意思。都是陆军自己人，大家纷纷表示赞成。这样，东条四喜临门，以陆军大将身份同时身领首相、陆相、内相之职。
即使在之前曾经无比强硬，也曾对近卫说过“眼睛一闭跳下去”的话，但真轮到自己跳的时候，东条还是把眼睛睁开了。他也清楚，日本一旦与美国开战，胜算甚微，裕仁也要求东条想尽办法“避免与美国的战争”，重新为和平做出努力。对天皇无比忠诚的东条下决心按裕仁的要求去做，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扭转局面。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恢复早已陷入僵局的美日会谈。
新内阁的海军大臣变成了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选择岛田，除了他和伏见宫博恭王关系密切之外，还在于相比前任及川古志郎来说，岛田更加老实听话。在海军中，岛田以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著称。在大家眼里，他似乎一点脾气都没有。伏见宫当军令部总长的时候，岛田在他手下当过多年的军令部次长和作战部部长，对伏见宫可谓言听计从。出任海军大臣之前，岛田离开东京已达4年之久，以前也从未接触过政治，说实话，根本就不是海军大臣的料。海军省千早正隆中佐对此曾说：“岛田大将是一个具有东方式英雄特征的人，十分粗糙，缺乏周密的思考和明确的责任感。”战后，日本的海军参谋们曾有这样的说法：“山本五十六和岛田繁太郎安反了位置。”意思是说，岛田应该去当联合舰队司令官，而山本则应该来当海军大臣，这样才适得其所。个人没什么主见的岛田是一个随大溜的附和者，一遇到问题就会立即去找同样毫无见识却积极主战的伏见宫。岛田和及川的更替，验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老鼠下崽，一个不如一个。
裕仁曾经指示陆军出身的东条要努力搞好与海军的关系，东条也认为保持陆军与海军的团结非常重要，因此上任伊始就邀请岛田海相一起去参拜靖国神社，以便在国民面前表示出陆军与海军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明显作秀的活动当然不会少了记者随行，很快，两人共同参拜的照片就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岛田顾虑到东条是首相兼任陆军大臣，在参拜时故意向后退了一步，没有敢和东条并列，因此在照片上就给人一种海军大臣追随陆军大臣的印象，岛田也由此得了一个“东条副官”的雅号。海军对陆军本来就是一肚子意见，现在自己的领导又成了人家领导的副官，心里是说多难受就有多难受。此举伤害了海军的感情，也进一步加深了陆军与海军的矛盾，算是弄巧成拙。
本来水平就有限，整天闭着嘴不说话的前海相及川还没有好好跟岛田交接。他告诉岛田，所有的文件都在柜子里，想看自己看去，然后就挥挥手，飘然而逝，回家研究《论语》去了。岛田翻看了那些文件，才了解了7月2日和9月6日两次御前会议的内容，异常震惊。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海兵”同班同学山本五十六大将的一封信件。山本请求老同学，不能像他的前任及川那样随波逐流，必须担起海军大臣的责任，尽一切可能避免与美国进行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争。信的结尾说，“当然做出这样的努力需要忍受难以言表的苦衷，还需要非凡的勇气和信心”。山本此举纯属死马当活马医，他非常清楚他的同学缺少的恰恰正是这些。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岛田内心是反对与英美开战的，至少还不至于跳出来主战。
新内阁中，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也都属于反战派人士。本来如果决心对英美开战的话，就是让老酒去当外相也不耽误事，但东条还想遵从圣意，通过外交来打开局面，至少也要将外交作为掩盖战争的手段，所以还是选择了外交经验丰富的东乡茂德。
新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东乡茂德，大家并不陌生，之前已经多次露脸，尽管大多是跑龙套的角色。比起前任丰田贞次郎来说，满头白发的东乡担任外相的确是合适和明智的选择。东乡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在任驻苏大使期间，曾强力协调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未果。他在日本终战投降前还要再次出场，恰好又构成了一个“圆满”。
在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看来，东乡属于冷酷的“超缄默型”。他不同于大多数外交家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而是坦率直白、直言不讳，给人有粗鲁之感。东乡娶了一个德国寡妇，也曾经研究过德国文学，但他不喜欢纳粹，不亲美也不亲德。和山本五十六与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一样，东乡茂德和东乡平八郎也是八竿子打不着。他的先祖是姓朴的朝鲜人，作为陶工在16世纪被劫掠到日本。接到东条的邀请时，东乡一开始坚辞不就，坦率表示，“如果陆军方面继续对中国驻军问题采取强硬态度，外交交涉难以进行”，他认为陆军必须在中国驻军以及其他问题上“做出真正的让步”。东条表示，这些都不是问题，“包括中国驻兵问题，将就日美交涉的诸问题予以重新考虑”。得到承诺的东乡才答应重出江湖。
选择东乡茂德出任外相，等于同时释放出一种信号，因为东乡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改善日苏关系，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和解的一种姿态，也是日本不打算联合德国进攻苏联的一种暗示，这是华盛顿十分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连新外务次官西春彦也是日苏问题专家，曾经在苏联待过多年。
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杀的高桥是清，曾经8次出任大藏大臣，但他遇到经济难题时都会以大臣之身屈尊去找手下一个年轻的小会计商量对策，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贺屋兴宣。有“理财圣手”之称的新藏相贺屋前边也露过脸。虽然并不是海军军官，贺屋却赞成海军中“条约派”的基本观点。伦敦裁军会议上代表大藏省参加会议的贺屋，因为赞成裁军差点被代表海军省的山本五十六打耳光。近卫第一次内阁时贺屋就是大藏大臣，他成功打造了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战时经济。
10月17日夜，东条打电话力邀贺屋再度出山。贺屋知道，日本一旦对美开战，经济肯定陷入崩溃，此时出任大藏大臣无疑充满风险。他开门见山地问东条：“我是反对与美国开战的，你是否打算对美开战？政府经常以不扩大战争为方针，但军部总是一意孤行，不断扩大战争，如何控制军部我行我素的做法？”东条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奉皇命组阁回避战争，作为日本军人，我绝对不会违背圣意。我发誓一定尽力压制军部的主战势力，力争和平，只要我兼任陆军大臣，就一定能够控制住军部。”贺屋还是不相信：“当初‘满洲事变’和‘中国事变’的时候，政府开始都是不赞成扩大的。但统帅权是独立的，军部当时听政府的吗？最后不照样都扩大了吗？”东条再次向贺屋承诺：“不允许陆军违反内阁的意愿来发动战争。”可惜说到的不一定能做到，东条显然小觑了军部的力量。在战后东京审判中，东条坦承，“最高统帅部的独立性是日本毁灭的主要原因”。
贺屋还不放心。尽管放下电话时已经是仲夜，他还是给刚刚下台的近卫文麿打了电话。近卫劝他接受邀请，鼓励他为实现和平而努力。贺屋这才最终答应入阁，管理国家的经济。
尽管主观上并不赞成战争，但之后贺屋独创的一系列财政政策使日本避免了战时经济的崩溃，可谓是日本的“萧何”或“李善长”。一直到了战后的1963年，贺屋还担任过日本的内阁法务大臣。一件小事可以说明贺屋的牛x。战后，东京巢鸭监狱被美军交还日本管理，战犯的伙食一下子差了下来，提抗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钱，大藏省不给预算”。贺屋作为甲级战犯被关押在这里，亲自找他原来管的大藏省交涉，回答还是“真没钱，做不出来预算”。贺屋兴宣大怒：“八嘎！把预算拿来让老子做给你看。”结果大藏省还就把预算草案拿到监狱让老长官过目，这位也真就在牢房里穿着犯人服帮大藏省做起预算来——敬业呀。
10月23日16时，东条内阁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从此时开始一直到11月2日，除了东条和岛田作秀去参拜靖国神社停了半天之外，这样的会议连续召开了10次，每次都开得人筋疲力尽。与以前近卫内阁不同的是，大藏大臣贺屋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也都参加了会议。
第一次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参谋总长杉山元分别就海军的状况和陆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的战况做了说明，强调了统帅部对政府的相关要求。
杉山：“9月6日的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军事与外交并举，一旦外交不能打开局面就付诸军事，此事久拖不决，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们必须立即进行作战准备，不能再花费四五天时间来开会扯皮了，应该尽快做出决定。”杉山甚至威胁性地暗示，在陆军少壮派军人中，充满了东条背叛陆军的声音。
永野：“现在已经是10月了，海军每小时都要消耗400吨石油。形势紧迫，下一步如何办，要尽快确定。”
参谋次长塚田攻：“美国的意图很明显，他们已经计算了我们石油的不足，因而故意在拖延时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最后只能落入投降的境地。首相，外交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了。”
以前都是东条坐在下边逼近卫，现在东条坐到了近卫的位置上，从施压者变成了受压者，也终于理解了近卫的苦衷。东条解释道：“我能理解最高统帅部为什么如此紧催。不过政府还是要小心地、负责地把问题重新研究一下，因为海相、藏相和外相都是刚刚上任，在外交上日本还有多少让步的余地。”
新藏相贺屋兴宣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试图利用经济因素来阻止开战。负责物资组织和调配的企划院院长铃木贞一也用更加详细的数据对美日两国的差距进行了解释。但铃木随后却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明：“预计一年之后日本的石油储量将剩下255万吨，第二年年底为15万吨，第三年年底7万吨。按照上述数字来说，战争十分困难，但也不是说就不能打。”不知道身为陆军中将的铃木说的仅仅依靠7万吨石油的仗，是怎么打的。
铃木和东条、近卫都是好朋友，东条一直以为铃木会支持他反对战争。他对铃木的表现略感失望。作为唯一活到平成时代才咽气儿的甲级战犯，1989年，铃木去世时已经101岁。1981年，他曾对媒体解释赞成开战的原因：“我当时很沮丧，也感到很压抑，似乎他们已经决定了开战，我的任务只是拿出支持这一决定的数据而已。我内心反对开战，但是我无法说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日本精英政治家，连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都不敢。
外相东乡说话历来是开门见山，他提出：“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几乎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我们必须为此做出最大的让步，包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外交努力依然要放在首要位置，为了争取和平做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我的意见是立刻撤军，越快越好！”东乡同时提醒，欧洲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希特勒在莫斯科郊外已经停止了攻击，盟友德国能否在欧洲迅速获胜值得怀疑。
东乡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来了大家的一片指责。马上有人反驳道，这样的话，日本很快会沦落为一个三流国家，任由西方列强随意欺凌。
果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当初在近卫内阁时对于撤军绝不做丝毫让步的东条挪了屁股之后，态度似乎有了改变，他提出了一个以前近卫多次向他提过的问题：“能否用有条件的撤军来同美国进行交涉？”
现在好像是进行了交叉换位，原来主战的东条变成了主和的近卫，而杉山变成了原来主战的东条。杉山立即站出来说，陆军反对在撤军问题上做任何让步。
东条比近卫好一点的地方就在于他是现役的军人，还兼任陆军大臣，对陆军有着近卫所没有的影响力。在东条的坚持下，与会者开始了关于从中国撤军期限和区域的讨论。东条初步提议能否在5年内撤军。大家就开始漫天开价，有提25年的，有提效仿英国、葡萄牙在香港、澳门的租借期限99年的——要真那样，鬼子今天还没撤走哩。会议最后形成如下结论：如果美国要求日本提出从中国撤军的准确期限，日本计划在1966年之前，也就是25年之内，从满洲、内蒙古和海南岛撤出，其他地区在日本与中国达成协议后两年内全部撤军。至于法属印度支那，待该地区实现和平以及中国问题解决后全部撤军。
在10月30日的联络会议上，与会者决定绝不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对赫尔的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愿意认可。东乡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暗示接受四项原则，让美国看到日本渴望和平的意愿。在以上要点的基础上，会议初步形成下一轮对美谈判的两个方案——《甲案》和《乙案》。
《甲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承诺国际通商的无差别原则。
二、日本自主决定和解释德、意、日三国同盟。
三、同意在1966年之前撤走在中国的包括防御共产主义部队在内的全部驻军。如中日双方达成协议，除中国满洲、内蒙古和海南岛之外，其他地区的日军在两年内撤走。
四、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中日两国恢复和平或当“中国事件”圆满结束时，日本军队将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出。
《乙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日美两国都不得武力进入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日本可以把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调往北部。
二、日美两国协力获得法属印度支那的物资。
三、日美通商恢复到资产冻结之前的状态，美国恢复对日本的石油供应。
四、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在中国的事务。
会议要求，在外交上首先对美国抛出《甲案》。如果美国不接受的话，再抛出作为底线的《乙案》。
以上内容初步形成《帝国国策施行要领》，并在11月1日的联络会议上做出最后决定。
联络会议召开的头天晚上，东条授意自己的大弟子、陆军省军务课课长佐藤贤了陆军少将私下去会见杉山参谋总长，劝他不要在次日的联络会议上坚持立刻开战。杉山用略带讥讽的口吻告诉佐藤：“请你转告陆军大臣，我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战争。”
就在佐藤游说杉山的同时，东条首相在同一时间约见了海相岛田。已经到了决定死活的时候，岛田还是念念不忘先让我吃顿好饭——强烈要求增加对海军钢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供应，在得到认可后才勉强答应东条，外交和谈可以和战争准备同时进行，这也是第二天东条准备在会议上抛出的第三个方案。
得到佐藤贤了游说未果的消息后，就像以前近卫在开会前首先约见自己一样，东条在会前也约见了杉山，希望能够亲自劝说杉山做出妥协。早上7时30分，杉山总长和次长塚田提前来到了首相官邸。东条告诉二人，他准备在上午的会议上抛出三种方案，即不开战，迅速备战并开战，继续外交并备战。他说海军大臣、大藏大臣和企划院总裁，还有他自己，都是赞成第三种方案的。还没顾上征求外务大臣的意见，估计东乡肯定也是在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之间做出选择。东条希望杉山也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东条，还试图拿天皇来压人，他告诉两人：“如果开战的话，这次战争的规模将远远大于日俄战争，天皇反对放弃外交活动和在南面发动战争。”
任东条说得天花乱坠，杉山稳如泰山，丝毫不为所动，他回答道：“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既没机会，也无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战争，我选择第二种方案！”还觉得不过瘾，杉山申斥东条：“你作为一名军人，怎么会站在文官一边？”东条也反唇相讥：“我首先是首相，其次才是陆军大臣，你的意见很难让陛下接受。”东条对杉山的态度非常失望，连他自认为能够控制的陆军都是这个态度，何谈海军？最后，他甚至对杉山说：“如果你有把握，就自己进宫见驾，我不反对。”
参谋本部对东条上台之后磨磨叽叽的做法极为不满，参谋本部在《机密战争日志》中有这样满腹牢骚的记录：“陆相倒阁竟然是毫无目的。事到如今还要继续奉行毫无目标的对美外交，试问动摇战争决心是否对国家有利？陆相到底还有没有骨气？”
参谋本部是铁了心要和美国人作战，10月31日下午的部局长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形成的结论是：“必须立即丢掉同美国谈判的念头，12月初发动战争。今后同美国的谈判只能是伪装外交。”背后站着一群鼓噪开战的狂人，杉山对东条的回答，也实属无奈。
11月1日上午9时，决定日本命运的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在皇宫召开——这是自1937年侵华战争以来第六十六次联络会议，将就《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草案进行讨论。会议持续了近17个小时，成为日本历史上最长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已经过了第二天的凌晨1时半。
东条率先抛出了事先拟定好的第三种方案。
一、如果新的提案（甲乙两案）美国不能接受，日本忍气吞声回避战争，接受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
从此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二、决定开战，并立即执行战时政策。
三、在决定开战的基础上做好战争准备，同时积极进行外交努力。
东条在介绍第三种方案的主要内容后，要求与会者对此进行选择，同时亮明自己的观点：“第一种方案是下下策。我个人赞成第三种方案，希望通过外交谈判带来和平。”东条的态度让杉山和塚田感到烦恼和迷惑，这东条怎么越来越像近卫了呢？
杉山参谋总长当即表示：“坚决同意第二种方案，除了战争别无选择！我们已经为进军东南亚从本土和中国调集了二十多万人的军队，相比其他战场，这里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现在让这些斗志昂扬的将士回到原来的驻地，势必大大影响全军的士气。目前的局势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敲着桌子说：“美国正在日益强化战备，美国的舰队已经进驻太平洋了，而我们却在日渐地衰弱，这个时候不战，更待何时？一旦把选择战争的时机交给美国，我们将永远丧失战争的主动权。现在已经晚了，我可以说，如果五六月就开战的话，我们的胜算要比现在要大得多。”
贺屋马上提出疑问：“如果现在开战，日本几年后还有力量继续作战吗？如果我们不挑起战争，美国三年后有可能主动进攻日本吗？你认为什么时间是最好的时机呢？”
永野斩钉截铁地回答：“越快越好，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随着美国逐渐缩紧对日本的包围圈并加大对蒋介石和苏联的援助，日本将死无葬身之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才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明路。”他接着转向东条：“你是军人，应该很清楚开战时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永野还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如果维持现在的状态继续训练，到1942年7月，海军的舰船将由于缺乏石油变成一堆堆废铁。
东乡外相已经预料到陆军的强硬态度，却没想到海军开战的欲望也如此强烈。眼看着永野在会上大放厥词，而岛田连个屁都不敢放，东乡假借出恭离开了会场。他让在外边房间待命的首相总领事加藤传次郎立即前往前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的私邸，请求冈田大将通过吉田善吾和堀悌吉说服海军赞成首相在会议上的发言。
没过多久，加藤就回来了，趴在东乡耳朵边说：“他们说海军当局不让外人干涉，他们说什么这些人都不会听的。”东乡瞬间感到如坠冰窖。
杉山参谋总长接着对头一天参谋本部部局长会议做出的结论进行了说明，杉山说：“必须立即丢掉同美国谈判的幻想，于12月初发动战争，外交谈判要把重点放在既要把握开战的表面理由，又要隐匿开战的真实意图上，这样做才是妥当的。”换句话说，就是将外交当作隐蔽开战的幌子。
东乡表示强烈反对：“要我为掩盖战争去玩弄外交骗术，这简直是荒谬绝伦，我干不了！”看到杉山和永野在一唱一和，主战派的意见渐渐占据上风，东乡气得脸色苍白、双手颤抖：“我强烈反对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意见。本来就是承诺避战我才答应入阁的。我反对第二种方案，希望就其余两个方案进行讨论。”
相对于瘦削的东乡，略显肥胖的贺屋时常会因为激动而肌肉抽搐，他马上对东乡进行声援：“同意东乡外相的意见。在过去的历史中，战前认为有必胜的把握，最后打起来却惨败的例子还少吗？不用说以前，‘中国事变’就是摆在面前的现实例子。以前有人说三个月就能解决问题，现在打了四年还是毫无进展，这本来就是一个错误。与美国开战将是一个更大的错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原来的错误，只能说是草率而不负责任的行为。现在国民的生活已经接近底线，再这样下去，连国民都无法忍受。如果必须开战的话，不好意思，我立即辞职！”贺屋只顾说自己的，根本不管一边的杉山的脸已经气得跟猪肝差不多了——三个月征服中国，正是他以前当陆军大臣时吹的牛。
贺屋喝了口水接着说：“如果战争打到第三年，我们赢得战争的机会仍然很大，那我就赞成开战。我坚信美国主动进攻我们的可能性甚小，目前开战绝非上策。”
永野马上进行反驳：“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个问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孙子兵法》云，‘无恃其不攻’，我们绝不能高枕而卧。我们的现实选择就是立刻开战，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良机！三年后东南亚的形势将很难控制，敌人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东条颤抖着说：“我赞成外相和藏相的意见，因此希望排除第二种方案，就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进行讨论。”
东条仍然认为自己的好友铃木会支持外交，但铃木的态度很冷漠，选择了有保留地支持开战，他本意反战，但又没勇气说出来。
可以说1941年日本的领导层明显缺乏勇气，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与美国开战凶多吉少，也认识到国家正在走上自杀之路，但没有人觉得自己负有足够的责任来阻挡这种趋势，他们都希望别人采取行动而自己能够明哲保身。
同样以尽量避免战争为条件入阁的海相岛田本应继承海军反战的一贯立场，但10月27日他的老上司伏见宫私下召见了他。已经66岁的强硬派伏见宫告诉岛田，“除非我们能立即决定开战，不然我们将失去最好的一个机会”。事情有时就是这么简单，反战的岛田马上出现动摇，从10月30日就开始倾向于支持战争，这时候距离他上任才仅仅12天，对复杂的局势和事情的来龙去脉根本就不清楚。他对伏见宫鼓吹战争的响应可比裕仁对和平的希望要快得多了。伏见宫和永野对岛田的表现非常满意。用岛田后来的话就是：“如果仅仅因为我个人的横加阻拦就葬送了战争的机遇，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岛田还真不如原来的及川，及川还知道沉默是金，而岛田一出口就是一大串屁话，他和及川一样，根本没把自己当成海军大臣，也不知道海军大臣到底是干什么的。岛田后来解释说：“如果海军在最后阶段还强烈反战的话，国内就会出现冲突，我们就将会失去一切。为了避免陆海军出现无法调和的冲突，我们除了同意开战之外，别无选择。”这时候的岛田想起了精明能干的堀悌吉，他之前早已被“舰队派”清洗。战后岛田回忆说：“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由堀悌吉来当海军大臣，他一定能应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就会走向战争。”
事实上，开战之后随着东条越来越强势，岛田海相逐渐沦落为东条的附庸，对东条不敢有半句反抗。由此除了“东条副官”之外，又赢得了“东条裤腰带”的光荣称号。
可是岛田也不愿意随便就同意开战，这样太便宜陆军那帮龟孙了，必须以开战为理由换回来更多的东西。堂堂的海军大臣此刻关心的竟然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如何以同意开战为条件与陆军做交易。岛田向东条、杉山要求配属给海军更多的钢铁和物资，陆军也一直认为海军不下定开战的决心，是一种为了从陆军那里多分一杯羹的政治游戏。杉山反问道：“如果海军能够如愿得到所需的钢铁，你们是不是就会赞成开战？”岛田点头说“是的”。
结果在1942年的军需计划中，海军获得的钢铁量为110万吨，而陆军只有79万吨。参谋本部的一位参谋在《秘密战争日记》中鄙夷地写道：“海军不停地说，我们需要钢铁，我们需要铝，我们需要镍，除非你们把这些都给我们，否则我们无法打仗。如果海军主张和美国作战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预算，难道他们不是国家的叛徒吗？海军还是武士和军人吗？在这个将要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却像乞丐一样地乞讨物资，这难道不是他们不下战争决心却要求获得更多战争物资的惯用伎俩吗？毫无原则的海军简直就是一个女人！为了多得到30多万吨钢铁才同意开战，多么可怜的海军哪！呸！”
战后，海军次官泽本中将曾经对当时的日本军政领导写下过这样的评语：平庸之辈盛行，没有具有优秀能力的杰出领导者。来自下属的压力属于家常便饭，少壮军官不尊重前辈使得问题更加困难。每个人都想逃避责任，没有人有勇气牺牲自己来尽职尽责。当时的气氛助长了陆军和海军的狭隘和自私，国家的命运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每句话都可谓掷地有声。
会议不时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只有当东乡和贺屋以辞职相威胁时，气氛才会稍稍平和一些。东乡提出：“在下这样的决心之前，我们希望设法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因为要在具有二千六百年历史的皇国的重大转折之际，豁出国家的命运搞欺骗外交未免太过分了，我干不了。”
为争取尽快对美作战而日夜焦虑的塚田次长，已经是面容憔悴、脸色苍白：“首先应该决定的是两件事：一是决心立即开战，二是在12月初发动战争。否则统帅部就无能为力了。”
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海军方面认为外交谈判可以进行到11月20日。”
一贯心直口快的塚田吼道：“不行，那样太迟了。陆军方面认为谈判只能进行11月13日，这是最后的期限，再迟的话陆军就会出现哗变。”
东乡白眼一翻：“就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我无法胜任。干脆别谈了，你们打去吧。”
东条提议把开战的时间问题同第三种方案——“在决定开战的基础上做好战争准备，同时积极进行外交努力”结合起来一起讨论。
“外交谈判不得妨碍作战准备，谈判最后期限定为11月13日。”塚田开始高声叫嚣，“外交期限必须严格地履行，11月13日之前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这一天之后任何举动都是对最高统帅权的侵犯。”
东条首相仍保持冷静，不时支持东乡和贺屋。陆军逐渐把火力集中到东乡身上。休息时，陆军向东条施加压力，“如果外相反对战争，我们只有把他换掉”。
就在会议桌上用过午餐后，东乡继续跟陆军辩论：“就给我12天时间？11月13日未免太苛刻了，海军不是说11月20日吗？”
塚田：“那是不可能的，谈判以到11月13日为宜，超过这个期限就会打乱统帅部的总体部署。”
于是，大家就外交谈判的期限展开激烈争论。眼看争执不下，东条决定休会20分钟，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会间休息时，陆海军统帅部都没闲着，两个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和福留繁都来到会场之外。总长、次长、作战部部长和军务局局长临时召开碰头会，同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外交谈判可以进行到11月30日。
会议继续进行。针对统帅部提出的新时限，东条提出：“是否可以定在12月1日？即使推迟一天也好，因为这样可以使外交谈判的时间长一点，行吗？”
塚田：“绝对不行，超出11月，一天也不行，这是最后的让步。”
岛田：“塚田，11月30日到几点为止呢？到午夜24点行吧？”
“那好吧。”塚田终于做出了让步，他冷冷地强调：“可以到午夜24点为止，再晚一分钟都不行。”就这样，外交谈判的最终期限就定在了1941年12月1日凌晨零时。
马拉松会议最终形成如下决议，也就是新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一、帝国为打开目前之危局，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二、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间定于12月初，陆海军应根据此时间完成作战准备。
三、对美谈判按《甲案》和《乙案》进行。
四、力求加强与德意两国之合作。
五、在发动武装进攻前，与泰国密切建立军事联系。
六、对美谈判若在12月1日凌晨零时以前获得成功，立即停止发动武装进攻。
接着，会议转入讨论外交谈判的条件，也就是对之前初步拟订的《甲案》和《乙案》进行研究。
代表陆军的杉山总长、塚田次长又开始强烈反对《乙案》。其理由是，不涉及关键性的中国问题，而单单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是不可能的，万一我们撤了美国立即进驻怎么办？美国占据了这一地区，就会立即切断我们的补给线。他们不按照承诺向我们供应物资怎么办？这样，半年以后战机就会丧失殆尽。
杉山和塚田两人坚决主张只能按照《甲案》与美国谈判。
在合起来一起对付政府这一点上，海军和陆军倒是配合默契，永野马上跟过来凑热闹：“赞同陆军的意见，反对用《乙案》与美国谈判。”
东乡外相也毫不让步：“《甲案》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因此我希望根据《乙案》进行谈判。这个方案是尽最大努力进行外交谈判的最后途径。如果堵塞此路，那我无法承担外务大臣的责任。”
会议若在这样险恶的气氛中再继续讨论下去的话，就可能涉及东乡的去留问题。东乡辞职同样能导致内阁倒台。陆军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建议再休会10分钟，给大家一个开小会的时间。休息时，东条、武藤、杉山、塚田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了协调，东条规劝陆军将领要做出让步，因为天皇的意见也是要“还原到白纸上”。
大家认为如果继续坚持的话，东乡真的一拍屁股走了，东条内阁势必倒台。新内阁在决定开战之前还需要时间，可此时是不容许拖延时间的。最终，陆军勉强同意接受《乙案》，但提出必须补充附注：美国不能干涉日本与中国的和解过程。
杉山再三强调，必须在《甲案》美国不接受后才能抛出《乙案》，他担心陆军中的激进分子在得悉日本做出如此可耻的让步后出现哗变，东条承诺：“如果那样的话，我有办法。”
在争取《乙案》的斗争中，东乡取得了胜利，但他知道，这个方案美国人接受的可能性也不大——后来，罗斯福还真对《乙案》动了心，差点酿成了“远东慕尼黑阴谋”。
东条还向东乡做出了庄严承诺：将全力支持外交工作，不论备战进行到何种程度，只要还没有打出第一枪，外交上一旦取得突破，就立即停止军事活动。
散会后，气愤难平的东乡连夜走访了前首相和四次担任外务大臣的老前辈广田弘毅。东乡告诉广田，这活儿他娘的简直不是人干的，实在不行的话就辞职。广田先是劝东乡冷静下来，然后提出，假如你和贺屋都辞职的话，今后一定会任命主战的外相和藏相。与其出现那样的情况，还不如你们留在内阁，抓住最后一线希望，将和平的努力进行到最后一分钟。
“这样说的话，您是不赞成我辞职啦？”
“这样明摆着就是让内阁另找支持战争的外相和藏相。”
“我们的辞职也是警告军部，能够再慎重商定国策，为日本的未来留一条活路。”
“太晚了，现在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军部已经被逼到了极限。”
“明白了，总之我先试试。”
“拜托您了，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广田低下头，向东乡托付。
11月2日17时，东条首相偕同杉山、永野两总长一起觐见天皇，向裕仁奏禀了从昨天一直持续到今天凌晨的联络会议的经过以及会议最后的讨论结果。两位总长向天皇呈交了陆海军详细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著名的奇袭珍珠港计划，开战时间暂定为1941年12月7日。
裕仁脸上再次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再次重申了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意图：“我们希望通过外交谈判途径打开局面，即使谈判不成功，是否就只得下决心同美英开战呢？如果事态果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加紧进行作战准备，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裕仁紧接着对东南亚的天气表示了关心：“马来亚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的部队能顺利登陆吗？”要说这天皇也真不是白吃干饭的。后来事实证明，山下奉文的第二十五军在马来亚和泰国的登陆确实差点因恶劣天气的影响而失败。
对美、英、荷同时开战，可谓事关重大，必须广泛征求意见。11月4日，在皇宫召开了陆海军军事参议官联席会议。这是自1903年明治天皇创设军事参议院制度以来首次根据天皇旨意召开的会议。会议将就《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中有关国防用兵的条文，征求这些老军人的意见，条文主要内容是：帝国为打开目前之危局，实现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间定于12月初。
起初，天皇提出召开的是由统帅部、内阁主要成员和军事参议官组成的联席会议，广泛听取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意见。但东条考虑，参加会议人太多的话，势必再次陷入无休止的纠缠，如果会场出现混乱，那对天皇可是大大不敬。他建议采取统帅部两位总长联名上奏的形式，只召开陆海军军事参议官联席会议。裕仁接受了。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内阁政府的东条首相兼陆相，岛田海相，军部的杉山、永野、塚田、伊藤，其余全是军界的资深人士。陆军方面有闲院宫、朝香宫、东久迩宫、寺内寿一、西尾寿造、山田乙三、土肥原贤二等大腕，海军有伏见宫、百武源吾、加藤隆义、及川古志郎、盐泽幸一、吉田善吾、日比野正治等高级将领。从参会名单可以看出，参加人员事先可能也经过精心的挑选。一个简单的证据就是：一直反战的米内光政军事参议官出现在被邀请者之列。
会议由前参谋总长闲院宫陆军元帅主持。
军令部总长永野和参谋总长杉山分别就陆海军的作战事宜做了简要说明，接着，参议官向统帅部和政府提出质询，由统帅部和政府方面解答。与会的都曾经是军人，所以要求开战的议案很快就取得一致意见。军事参议官会议最终做出决议：我们一致认为，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提出之《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中有关国防用兵之条文，是适当的。
头一天在联络会议上还信誓旦旦，声称要通过外交手段来打开僵局的东条首相，在这个场合又变成了勇敢的陆军大将。他在会议总结时，对众多参议官说：“面对危局，如果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坐视我们的国家倒退回三流国家的状态，我们将玷污大日本帝国两千六百年的辉煌历史！”
1941年11月5日10时30分，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四次御前会议中的第三次会议，在皇宫召开。参加会议的军政要员13人纷纷就位之后，面无表情的裕仁走了进来，会议室内弥漫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气氛。
东条首相率先发言。他说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已经重新研究过，“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必须做好战争准备，军事行动的时间初定为12月1日开始，与此同时，要竭力通过外交途径来打开僵局”。
接着，东乡外相展望外交前景，显得毫无信心：“外交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成功之希望令人深感遗憾地渺茫。”东乡是战前反对战争最坚决，也是做出最大努力的人，可此时局面已经失控，他渐渐失去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铃木贞一反复强调日本资源的危急情况：“我们仍在和中国交战，还将与英国、美国和荷兰打一场长期战争，从物资的筹备来看任务异常繁重。”但他总是显得首鼠两端，认为战争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这总比“等待敌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好。
永野的发言还是老论调，“越拖对日本越不利”。他对战争初期能够取胜信心百倍。“尽管如此，我们仍须面对打一场长期战争的准备”，日本能够“建立自己坚不可摧的战略地区并能把敌人挫败”。他强调大家对作战计划要保密，因为日本的命运如何，全靠开战头几个月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
永野提出，现有美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及日本特有的地缘优势，将帮助日军获得足够的胜机。日本海军对美国海军的比例超过了70%，而美国的舰队现在是40%在大西洋，60%在太平洋。美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位于大西洋的舰队调到远东，因此，日本能够在一次决战中摧毁他们。永野的话让大家都回想起世纪之初那场辉煌的对马海战。在那次战斗中，日本海军就是先摧毁了位于旅顺的俄第一太平洋舰队，然后以逸待劳，几乎全歼长途奔袭而来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
杉山的发言更加充满感情色彩，他现在就是近卫内阁时的东条，连说话的语气和内容几乎都与以前的东条一模一样。杉山认为“美国没有做一点让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他谈到了中国驻军问题，“我们花了数百亿日元，派出了百万大军，付出的代价是十多万人的伤亡，无数家庭在忍受失去亲人的悲伤。我们历经四年的苦难才取得当今的成就，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如果我们把军队撤出，中国绝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会得寸进尺地试图接管满洲、朝鲜和台湾！”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询问美国对《甲案》《乙案》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时，东乡回答，两个方案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时间只剩下半个多月，作为外相他将会不遗余力，“很遗憾，成功的希望不会超过10%”。
虽然会场的气氛略显悲壮，但会议进行得还算波澜不惊，最终顺利通过了联络会议提交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会议于15时15分结束。与9月6日御前会议不同的是，自始至终，天皇像木偶一样，一言未发。
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紧张。11月3日，白天陪儿子逛了东京博物馆和旧城区的日本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感觉到愉快和劳累，早早便上床休息了。
半夜里，忽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来人声称是附近警察局的警察。来栖忽然想起家里的电话已坏了好几天了，明天一定抽时间去修。他万万没想到，此后很长时间他都没工夫去修那个破电话了。开门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是不是前段经常散布反战言论，警察来抓他啦？
“请速到外相官邸。”门口的警察说，这句话让来栖松了口气。
来栖是日本资深外交官，在菲律宾、中国、智利、比利时、意大利、德国从事过多年的外交工作，还担任过日本驻芝加哥的领事。作为日本驻马尼拉的首位总领事，来栖帮助缔结了日本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条约。这些还算小事，来栖最显赫的经历是在任日本驻德大使期间，作为日本的代表签署了举世闻名的《三国同盟条约》，尽管内心里他是反对这一条约的。来栖站在希特勒身边的照片出现在各国媒体的头版头条，使他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日本，同样叫“三郎”的来栖和野村都是公认的亲美派人士。来栖比野村还要彻底一些，虽然他的岳父母是英国人，但他的夫人艾丽丝·杰伊却是出生在华盛顿的美国人。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来栖是日本驻比利时的大使，在布鲁塞尔，他试图让比利时和法国出面调解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作为一个清醒的外交官，来栖认为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愚蠢的。日本没有清晰的战争计划，也不知道打到哪里才算结束。换言之，就是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战争不断升级的原因是“政府总是被既成的事实牵着鼻子走，而没有长远的解决方案”，“陆军和海军内部缺乏协调，只想着保存颜面和逃避责任”。出任驻德大使后，他继续寻求利用德国调解侵华战争的途径。可愚蠢的近卫文麿对汪伪政权的承认让来栖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早在近卫内阁时期，身心憔悴的野村大使已经几次致电东京要求辞职回国。就在东条内阁成立不久的10月22日，可怜巴巴的野村再次恳求新外相东乡免除自己的职务，准许他回家养老。野村声称美国政府虽然了解他的诚意，但也清楚他在日本国内是何等缺乏影响。他悲痛地说，“我不愿意这样伪善地干下去，欺骗别人”。野村认为自己不是职业的外交官，无法承担如此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谈判。他的几次请辞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近卫和东条的断然拒绝。
军部的强势以及政府的无能让野村想起了一件事。在赴华盛顿上任之前，同为海军大将，比他小3岁的好朋友米内光政，曾经提醒他：“老兄此行请务必小心。今天这帮人扶着让你上去，当你爬上去之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从你身下抽走梯子的。”从现在的情况看，米内老弟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
东条和东乡对野村的回答是少安毋躁，坚守岗位。可以想象精疲力竭的野村老头得到这样的消息时多么失望。东京当然也有苦衷，抛开能力不说，现在连多一天的谈判时间都要从军部那里努力争取，哪有时间让你大老远地跑来跑去？就是想换人也没时间呀。
无奈的野村只好退而求其次，再三要求派出资深的外交专家出任特使，和他一起与美国斗法。8月4日，他在发给东京的电报中说：“希政府速派一名通晓国内外形势之外交前辈（例如来栖大使）暂来美国协助本大使处理工作，本大使工作已处于难以开展之地步，希政府研究后速派人前来。”
说实话，东乡外相对野村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野村之前的工作出现过不少纰漏，对他派出助手非常必要。于是他想到了野村推荐的赋闲在家的来栖三郎。后来东乡回忆道，“在这一危机时刻没有时间将他解职，也没有时间犹豫不决”。来栖亲美且外交经验丰富，是出任特使的最佳人选，东乡只有寄希望来栖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与野村一起完成最后的艰巨的谈判任务。当然官方对派出特使的原因，还不能说是野村能力不行，只能说他英语不好。
来栖连夜来到了外相官邸，深更半夜的外相官邸灯火通明。除了东乡之外，次官西春彦、对美事务局局长山本、对美事务局第一课课长加濑等要员均在座。个个正襟危坐，如临大敌。这让来栖感到了气氛的紧张。东乡话都不想多说，开门见山地告诉来栖，他必须受命立即赴美国进行和平外交，并简要介绍了他能带去的谈判砝码，也就是《甲案》和《乙案》的内容。东乡说，来栖只有天亮后一天的时间来熟悉情况和收拾行李，出发的时间是明天，谈判的最后期限是本月底。
“那就是说，如果真要去的话，我只能有二十六天的谈判时间。不，我到华盛顿至少也已经是12日或13日，我只能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对吗？”东乡点头。来栖立即明白，摆在他面前的，除了苛刻的条件之外，最可怕的就是时间。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来栖明白，外交谈判扯起来就没完没了，何况是这种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谈判。
“我也知道非常勉强。”眼看来栖面有难色，同样是外交官出身的东乡说：“请您记住，这是赌上皇国命运的两周。天皇命令你立即赴美，天亮就办手续。我会通知岛田海军大臣，让他在关岛或香港准备飞机。我也会同时照会格鲁大使，让美国方面极力给予关照。”
离开的时候，来栖笑着调侃东乡道：“你不会跟我说，开战时留下两个人比留下野村一个人更让美国人放心吧？”对于来栖的玩笑话，东乡一脸严肃，一言未发。
来栖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他的美国籍夫人问他准备到哪里去，来栖回答“美国”。夫人给他冲了一杯咖啡。一旦被外边得知来栖要去与美国和谈，他随时有遭暗杀的危险。因此，夫人建议他从东京到横须贺的途中最好由他们在陆军当航空工程师的儿子陪同，别人会认为他是送儿子出差。来栖同意了。他告诉夫人，“我可能一去不复返了”。“珍珠港事件”之后，来栖在美国试图自杀未果，最后还是活着回来了，还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不过，那已经是1942年8月的事情了。
第二天，来栖拜会了东条首相，两人之前从未见过面。相对于东乡的煞有介事，东条首相显得相对要轻松一点。他没有穿军服，而是穿着一身比较正式的和服来接待来栖。东条告诉他，对于他的任命已经禀报了天皇：“美国人民反对战争，美国的橡胶和锡的来源正在减少，请全力达成协议。我以前一直认为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希望不超过30%，但现在觉得要达到50%了。”东条的下一句话让来栖感到了一丝凉意，也更感到此行的艰险，“日本无法同意无条件撤军”。东条向来栖承诺，一旦外交有了突破，军事行动就会立即停止。
来栖认为，避免战争是他为了天皇和日本人民义不容辞要做的事情。他问东条：“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您能顶住反对之声来支持外交吗？”东条答道：“是的，我当然能做到！”这让来栖看到了黑暗中一丝微弱的亮光。“时间不能拖过11月。”东条最后说。他的话让来栖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起起伏伏。
既然是去美国，还有一个老朋友一定要去看看。离开首相官邸的来栖拜访了美国使馆。格鲁大使对老朋友的来访非常热情，况且他目前还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您有新的提案吗？”格鲁满怀期望地问来栖。来栖的回答是“没有”。格鲁看起来有点失望，但还是礼貌地祝来栖好运。
参谋本部已经得到来栖将赴美协助野村进行会谈的消息。但时间太紧，要想谋划干掉来栖已经来不及，大家只能一起恶意地诅咒，“希望来栖乘坐的飞机在中途坠毁”。
11月5日凌晨4时，来栖从东京乘头班车前往横滨，再乘坐海军的轰炸机前往台湾高雄郊外的冈山机场，从那里转赴香港，搭乘香港到旧金山的定期快速班机飞往美国。为了保证来栖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美国，格鲁大使特意给华盛顿的远东事务处处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打了电话，让他说服泛美航空公司把飞机推迟两天起飞。当时这个航班每周才有一班。乘坐这次航班的人可算倒了霉了，不但晚点，还要附带上不少诅咒。
陆军的诅咒还有点灵。这架载着来栖的快速班机途中还真出现了小问题，在当时一个无名小岛做短暂停留时出现了机械故障。这个当时寂寞得几乎无人知的小岛，后来因为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海空大战而名扬天下，那就是我们今后要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中途岛。
战争已日益临近，中途岛的防务比和平时期有了较大的改观。过一段时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海军上将，还将安排“列克星顿”号航空母舰往这里再运送一批战机。一般外交官都兼具间谍的功能，为了给来栖特使留下兵力众多、防卫森严的印象，岛上的负责人香农陆军中校和赛马德海军中校——这两位老兄在中途岛海战中还要出来跑龙套，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联手重创了南云的机动部队，使他们彻底丧失了成为主角的机会——精心安排岛上为数不多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队员排成一字长蛇阵，缓步行进在通向来栖下榻的泛美饭店的路上。
当香农和赛马德的汽车陪伴来栖驶过这支队伍时，香农假装不经意地对来栖解释说，这只是“他属下的很小一部分人在进行例行的训练演习”。
事实上，为了凑齐这支“不成样子”的队伍，香农中校动员了岛上所有活着的人，连厨房的炊事员都换上军装，一身奶油味地站在了行进的队列里。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时刻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日本的内阁更替。对于东条的意外上台，美国并未感到乐观，谁都清楚近卫的下台是主战的东条导致的。华盛顿时间10月18日，“魔术”系统破译了东京于头一天拍发给野村大使的电报，从中获悉近卫内阁垮台的原因是“内阁意见分歧，其焦点在于驻军中国还是从中国撤军的问题”，这也印证了华盛顿之前的判断。
赫尔国务卿从东京陆续发给野村的电文中，做出了清晰的判断，那就是新一届东条内阁在对待日美谈判的态度上更加焦急。倘若双方不能尽快达成协议，急于求成的东条内阁有可能很快发起战争。在赫尔眼中，日本新任首相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心地狭窄、直肠子、死心眼”，“相当愚蠢”。他认为之前从近卫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多”，而从东条这里得到的将“更少”。
罗斯福对东条接管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东条上台预示着美日谈判已临近最后摊牌。就在东条内阁宣布成立的第二天，罗斯福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和斯塔克等人之外，还有总统的私人顾问，被誉为“白宫二号人物”，有“影子总统”之称的霍普金斯——这是一个不敲门就可以随便走进总统房间的人。会议研究的结果是仍然按照“先欧后亚”的方针稳住日本，在太平洋暂取守势并时刻保持警惕。
会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指示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立即采取预防性警戒措施，但不要构成对日本的挑衅。他在10月18日写给金梅尔的信中说：“我们仍将力求在太平洋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难以预料，不过总统和赫尔先生正在为此而积极努力。白宫经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至少在日本的动向明朗化之前，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美国海军情报局在提交给斯塔克的《关于远东形势备忘录》中这样写道：由于东条内阁的上台，日本在对外强硬主义派的支持下，正在朝着同轴心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方向发展。据说东条将军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内相和陆相，这显然是因为日本陆军业已掌握了政府的领导权。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就清楚地意味着日本说不定会随时采取不利于美国利益的积极行动。
10月21日，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向总统保证，在菲律宾的美国b-17轰炸机“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提出，“这支即使尚不完善的威慑力量，如果不会马上被日本人惊动的话，就有可能阻止日军南下并确保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安全”。
美国的麻烦事也不少。10月底和11月初，蒋介石担心日军会进攻昆明以切断经过滇缅公路通往中国的补给线，他向伦敦和华盛顿发出了万分激动的呼吁，要求英美联合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蒋介石预言，如果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抗战就有全线崩溃的危险。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集结到法属印度支那，泰国也感到了紧张。苏联政府也担忧一直对北方念念不忘的东条可能会进攻海参崴。日本已经在满洲集结了70万的强大兵力，随时可能对苏联的远东地区展开攻势。斯大林也请求伦敦和华盛顿针对这一点向日本提出警告。
相对于罗斯福的犹抱琵琶，丘吉尔倒显得大方异常，不仅仅因为他已经参战，还在于这有利于保护大英帝国在远东巨大的殖民利益。丘吉尔渴望英美两国能以最严厉的措辞警告日本，并深信英美合力足以吓唬住东京的好战分子。“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11月2日他致电罗斯福说，“他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英国已单独向日本提出警告，“如果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的话，英国将断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丘吉尔很清楚如果美国不出面，日本根本不会在乎他，所以力劝罗斯福也要积极做出呼应。
罗斯福没有答应丘吉尔的请求。马歇尔和斯塔克都反对美国对日本发出类似的最后通牒，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打败德国。如果对日战争不可避免，美国应继续在太平洋采取战略防御方针，直到打败德国为止，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11月7日他告诉丘吉尔，“那种警告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蒋介石和丘吉尔对此都深感失望。尽管如此，丘吉尔于11月10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仍在向美国示好，他说如果日美之间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将在一小时内接着宣战”，后来英国对日本宣战还真比美国早了两个小时。
对于美国来说，还有一个敌人就是时间。史汀生说，不到1941年12月，新的增援部队到不了菲律宾。斯塔克说。不到1942年2月，海军训练计划完不成。他们两个都请求罗斯福总统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同时要求总统给予蒋介石除参战之外所能给予的最大援助。
11月3日，格鲁大使在拍给赫尔的1736号电报中指出：“我认为，如果日本在日美谈判中遭到失败的话，那么全体日本国民也许会以武士道精神与美国大干一场，一决雌雄。”跟往常一样，格鲁的电报在国务院几乎没人理睬。赫尔的顾问霍恩贝克，其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生来就对日本没有好感，他认为格鲁是个守旧而又可敬的人，很容易轻信别人，对日本的同情心使他发自东京的每封电报都带有明显的亲日色彩。
11月7日，白宫召开了内阁例会。会议的气氛十分沉闷，远东形势的不断恶化让大家感觉到日益加大的压力。一开始，罗斯福就开门见山地问赫尔：“你对远东的局势有何判断？”
赫尔作了大约15分钟的发言，他先谈了整个国际形势，接着详尽地汇报了同日本和谈的进展情况，最后用下面几句话结束了发言：“形势非常严峻，不知我方何时何地会遭到日本的军事进攻，我们必须常备不懈。”
赫尔的警告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罗斯福开始一一征询内阁官员的意见，全体内阁官员基本同意赫尔对形势的看法。为了使美国人民对上述事态的发展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内阁官员一致同意要对国民强调事态的严重性。
根据内阁会议形成的意见，11月11日，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发表演说：“我们不仅在大西洋面临着必须采取自卫手段的局面，而且在世界的另一地区，太平洋的遥远地方，也面临着可能是同样严峻的局面：我们必须在那里和在大西洋一样迅速做好防御准备。”
同一天，副国务卿韦尔斯在演说中发出警告：“不论在东太平洋还是在欧洲，征服的浪潮正波涛汹涌，将要袭击我们美国的海岸。美国正面临着远比1917年更为严重的危机，或许在什么时候我们将被迫进行作战。”
这一天，罗斯福总统命令海军副官比亚多尔上校，要他今后在报送“魔术情报”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上报情报的要点，他要认真察看情报的全文。
来栖三郎特使的路途还很漫长，在他到来之前，野村还必须孤军奋战。11月7日内阁会议结束后，赫尔会见了野村大使，野村向赫尔提交了国内发来的《甲案》。提交只是名义上的，赫尔早已通过“魔术”知悉《甲案》和《乙案》的全部内容。他看着日本送达的公文，只是为了核对“魔术”系统的准确性而已。
赫尔假装认真地看了几遍文件，告诉野村，他需要一些时间来研究和考虑。11月10日，野村见到了罗斯福，罗斯福对之前野村提交的《甲案》闭口不谈，却用权宜之计来形容两国想要取得的成果。罗斯福说，贵大使、赫尔和我本人“在讨论两国关系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上才花了仅仅六个月，保持耐心总是必要的，各国务必想到百年以后，尤其是在世界当前所处的时代更应如此”，换句话就是“别急，好事多磨”。关键是国内撵着屁股催，野村可磨不起呀！
11月14日，野村电告东乡外相，日本政府应当“耐心地等待一两个月以认清世界形势”，政府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轻举妄动，姑且等待，以观望欧洲战争形势的演变。11月16日，东乡在复电中说，野村的建议是完全不可取的，结束日美谈判的原定限期不得改变。他命令野村要催促美国从速解决，不要“让美国转移我们的议题，把谈判无休止地拖延下去”。东乡当然理解野村的心情，但是身在华盛顿的野村绝对理解不了东乡所处的尴尬处境，他身后站的是军部。
11月15日，野村再次找到赫尔催促尽快答复，并询问目前两国之间的会谈是否可以看作正式的。赫尔回答，“不能算是”，因为“只有和英国、中国和荷兰商量后才能将之后的过程叫作正式谈判”。赫尔反问道，如果别的国家从报纸上读到美国不和他们商量，就与日本就牵涉的这些国家的问题进行谈判，那怎么能向老朋友交代呢？似乎感觉话说得有点重了，赫尔马上鼓励野村，只要日本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三国同盟上展现出和平意图，“我们就能像亲兄弟一样坐下来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驻军问题”。政治家的智慧不能不佩服呀！
就在同一天，东京外务省向日本驻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瑞士、土耳其、曼谷的大使馆拍出电报，通知在发生紧急事态的情况下销毁密码机的顺序和详细方法。这份电报，美国一直到11月25日才破译，美国方面从中领悟了日本直言不讳的暗示：“万一的事态——战争不久即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