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出使
野村出使
1941年2月初的一天，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海军基地，两艘美国驱逐舰悬挂彩旗，鸣乐驶出军港，以海军特有的礼节欢迎来自远方的尊贵宾客，来宾就是新任日本驻美国大使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
对于野村先生，大家应该并不很陌生，他在10年前的淞沪抗战中就已经亮过相，当时的职务是海军第三舰队的中将司令官。和重光葵、植田谦吉一样，野村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的庆祝仪式上，被朝鲜义士尹奉吉扔出的炸弹炸伤。不同的是，那两位都是丢了一条腿，成了金鸡独立，而野村则被炸瞎一只眼，变成了“独眼龙”。回到日本不久，1933年，野村因战功晋升海军大将，达到了其军人职业生涯的最高峰。1937年，野村退出现役。在阿部信行担任首相时，野村曾短期出任过外务大臣，试图协调日美关系，因军部的强硬最后无果而终，后随着短命的阿部内阁的倒台再次赋闲。按一般情况来说，已经64岁的野村，今后也就是在家里抱抱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辈子基本也就那样了。
1941年前后，日本在远东采取的一系列动作，导致美日关系不断恶化。头一年冬天，美国已经开始有计划地从日本撤侨。1941年新年刚过，美国就正式开始陆续撤走驻日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2月，位于东京的一所美国学校因为缺乏生源被迫关闭。在此期间，日本出版了一本预测未来日美战争的书，书的结果当然是美国被打得很惨，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本书一个月内就卖出了5.3万本。太平洋上空日益紧张的氛围给了野村再次出场亮相的机会。
新年伊始，1941年1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国务卿、陆海军两部部长及参谋首长等大腕开会，研究决定针对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所应采取的基本战略。会议的主要观念由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提出，斯塔克在美国高层中是有名的亲英派：一旦美国参加战争，其首要目标应为击败德国，美国应立即集中全力在大西洋方面发动最大攻势，而在太平洋方面则应暂取守势。美国做出这些决定，有这样几方面原因。
首先，德国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大部分领土，并开始派出水面舰艇和潜艇破坏大西洋上的交通线。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都位于东海岸，罗斯福认为这对美国将是最直接的威胁。罗斯福还担心德国会进一步干涉拉美事务，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是万万不能起火的。坊间甚至有消息说，希特勒准备在击败英国之后利用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越过大西洋在南美登陆，占领南美大陆后，向北越过巴拿马运河进攻美国本土。尽管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技术上也存在很大难度，但理论上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其次，德国是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拥有大量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德国柏林大学所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到了29位。欧洲沦陷后，很多占领国的科学家都必须听命于纳粹，德国本身以及占领区的工厂也极具竞争力。罗斯福深信德国构成的威胁远比日本大的部分原因是，他担心德国物理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其间，一个叫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科学家曾经多次写信给他，提供了许多希特勒正在研制核武器的证据，建议美国投入人力、财力、物力研究这种可以在一瞬间决定战争胜负的致命武器。巴黎失陷后，法国著名的核物理实验室被德军占领，该实验室主任皮埃尔·约里奥·居里也被德军俘虏的消息更让罗斯福忧心忡忡，而来自英国的报告以及罗斯福自己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都证实了，制造这样一种裂变武器，不但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上也是可行的。罗斯福已经命令美国特工人员秘密出动，在世界各地购买铀矿石。对于这种武器的开发，美国一定要走在德国前面，但谁也不敢断定德国就一定会落在后边。
最后，在欧洲，英国从历史上来说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民正团结一致抵抗德国的进攻。在亚洲，日本的主要对手是中国，而中国的抵抗力量不但很弱，内部也缺乏合力，无法对日本形成强有力的抵抗，目前能做的仅仅是利用广大的地域来拖住日本而已。
对美国而言，欧洲绝不能全部丧失，可仅凭英国不但不能击败德国，甚至自身都难保。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保住不列颠三岛，将其作为今后反攻的跳板。反言之，在远东，日本的力量最多只能前出到中太平洋，不足以立即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所以只能暂时被列为第二优先。目前在太平洋地区，美国要采取的策略就是通过谈判手段暂时稳住日本，等与英国合力收拾完德国再回过头对付日本。这对于苦苦支撑的蒋委员长来说，应该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尽管表面上依然保持中立，但实际上美国已经逐渐走向前台。美英两国参谋长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联合会议。作为对美方代表参加会议的基本思路，会议决定美国的国家目标确定为下列三项：保护西半球使其免受任何军事或政治侵略；援助英国使它不要轻易被击败；用外交手段对抗日本在远东的扩张。
1941年1月29日，美、英的参谋长第一次联合会议在华盛顿召开。英国代表对其立场做了下述三点说明：一、欧洲为主战场，应在此寻求决战；二、应先击败德国和意大利，然后再对付日本；三、远东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英国利益具有重大关系。
对于前两点，美英意见基本一致，不用再说，但第三点引起了双方的争论。英国人视新加坡为大英帝国安全的锁钥，对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澳洲、新西兰的防御都具有必要性。美国人则认为，既然要把全力集中在大西洋方面，则太平洋方面有所牺牲也在所不惜。换言之，他们宁愿让日本人暂时猖狂，也不愿分散主力。经过若干轮会谈之后，双方代表做出了三点决议：一、确定欧洲为主战场；二、维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三、在远东保持防御态势。
此项决议对两国并无法定约束力，只代表双方一致的看法而已。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初步确立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
由此可以看出美英两国在战略思想上存在根本的差异。英国是一个标准的岛国，在与大陆国家的战争中都是以海制陆，惯于打长期战争，而不计较一时之得失。用他们的一句老话说就是，“英国可能输掉一切的会战，但最终仍能赢得战争”，其传统战略是以最小牺牲和极小冒险来追求最后胜利。也诚如美国人所不屑的，他们随时都注意其殖民帝国的战后利益。反之，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不仅自信有绝对的物质优势能迅速赢得胜利，也厌恶长期战争和英国人的权力观念。简言之，他们只愿意拯救英国的老命，而无意保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美国人对于战后的新世界另有一套构想，目标是在世界上建立新秩序，让全世界人民从轴心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享有建立自己主权国家的权利。英国的目标则是能继续维护其殖民统治。这种差异，此时仅仅是一种萌芽，在1943年战争局势有了根本改观后，才慢慢显现出来。
罗斯福决定采取“先欧后亚”战略也有自己的苦衷。美国当时的军备还没有做好同时在两个大洋作战的准备，国内孤立主义的势力依然强大。在欧洲，德国对英国的反封锁战术取得明显成功，美国迫切需要采取的动作就是对英国进行援助，以使其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在远东，除了外交谈判，也势必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来拖住日本，以争取宝贵的准备时间。为了加强战备工作，美国在1941年1月7日设立了国防生产管理局，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两洋舰队，海军大西洋分遣队被改编为大西洋舰队，由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任司令。驻珍珠港的舰队改编为太平洋舰队。罗斯福解除了原来不怎么听话的理查德森海军上将的职务，代之以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驻菲律宾的远东舰队改编为亚洲舰队，司令官是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
罗斯福还采取了一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那就是由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这是罗斯福与孤立主义斗争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在美国1941年12月参战之前，中国繁荣富庶的东半部已经沦陷于日寇，法国沦陷，英国饱受德国空袭，苏联的重工业基地也就是欧洲部分基本落入德军之手。反法西斯阵营军事上步步溃败的同时，经济状况也日益恶化，战略物资的生产明显处于下风。《中立法》同意盟国用现金购买美国的物资，但是英国的“美元”毕竟有限，不久就到了一贫如洗、无法付账的程度。而中国更穷，根本无钱可付，有时候送东西还要倒贴钱，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美国仍坚持“付现自运”的原则，则英国和中国都可能被迫向德国和日本妥协，苏联的抗击也难以为继。
早在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就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向他全面说明了英国面临的困境。丘吉尔表示会带领英国人民继续勇敢地战斗下去，但前提是能维持稳定的粮食供应和武器供应，并有足够的船舶运输粮食和武器。他希望美国海军能够提供护航，或者把美国军舰特别是驱逐舰赠给或借给英国，同时扩大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上的巡逻区域。他敦促美国加速工业生产，以便有更多的船舶和武器供给英国。丘吉尔最后可怜巴巴地说，他相信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定不会非要英国先把美元花光，才继续给予帮助，因为英国人民反对侵略的事业，也是美国人民的事业。
在丘吉尔的紧急呼吁之下，罗斯福决定要求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在12月29日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我们爬到床上去，用被单把头蒙起来，这样是不能逃脱危险的”，如果英国垮掉的话，美国人“就会生活在枪口之下——一支装着炸裂弹的枪口之下，军事上以及经济上都是这样”。然后他变相地讽刺那些孤立主义分子，“谁也不能靠捋顺毛就把老虎驯成猫”。他用生动的比喻加以形容：假设邻居的家里失火，我只能把浇园的水龙带借给他去灭火，而不应让他事先付钱买走这条水龙带，只需要他在火灭后原物送还即可。罗斯福强调，美国的防务正在筹划之中，而英国的战时需要作为美国防务的一部分，必须成为一体，美国必须是伟大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1941年2月8日，著名的《租借法案》以260票对165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3月8日又以60票对31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3月11日，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法案正式生效。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
《租借法案》改变了原来军事物资需要现金交易的惯例，使得英国、苏联和中国可以暂时不花一分钱而获得美国巨大的战争物资补给。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之前假惺惺的“中立国”的立场。法案最初授予罗斯福总统借出的物资不多于13亿美元，后来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使得罗斯福将美国变成“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既合情、合理，又“合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苏联和中国都大大受益于该法案，美国的援助可谓是解了众多同盟国家的燃眉之急。美国正式参战后，《租借法案》仍然有效，美国凭借强大的国力和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继续为盟国提供战争装备和物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英、苏、中等38个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达500多亿美元。获得援助最多的是英国，到1945年8月31日日本投降前夕，英联邦所得的援助共300亿美元。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到1945年9月20日止，总值为102亿美元，加上其他费用共计109亿美元（苏联自己统计为98亿美元）。
在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之后，当前美国在亚洲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拖住日本，使它无法全力南进。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75%的美国人同情中国，这一比例比任何欧洲国家都高得多。根据总战略需要，美国制订了加强援助中国的计划。继1941年1月向重庆派出柯里特使之后，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租借法案》亦适用于中国。此后，美国援华的步伐明显加快。7月，第一批援助的数千辆租借卡车到达仰光。1941年1月通过缅甸公路向中国的援助物资吨位仅为4000吨，到10月就猛增到15000吨。除了实实在在的物资之外，美国的援助在政治和心理上对中国鼓舞更大，中国人民有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到1945年9月3日止，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总额为8.45亿美元。毫无疑问，美国这些支援中国的行动，都不断加深着日本对美国的仇恨。
大洋那边，美国的日子不怎么好过；大洋这边，日本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东京的樱花在1941年的春天依然开得灿烂，但首相近卫文麿的心情恰似那花丛下的阴影，斑斑驳驳。日本政府所面对的，是美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和结束中日战争的遥遥无期。就当前而言，中国的战事暂时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近卫必须想方设法尽快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他之前采取的一切行动，与这一美好愿望南辕北辙。
松冈洋右出任外务大臣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最终目的，也是调整日益恶化的日美关系。为了促进调整美日邦交，松冈认为势必要换掉当时的驻美大使崛内谦介，准备起用赋闲在家的野村吉三郎。上任不久，松冈就多次敦请当时在河口湖畔静养的野村重出江湖，担负起出使美国进行和谈的历史重任。
野村是少见的亲美派人士。这还不是起用他的主要原因，让野村再次走上历史前台的是他之前一段特殊的经历。1914年至1918年，野村作为海军省的官员曾出任日本驻美国使馆的海军武官，作为随员参加过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在此期间，他和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部长助理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个部长助理后来飞黄腾达，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大家肯定已经知道了，这牛人当然就是罗斯福。
作为一个海军将领，亲美的野村属于不折不扣的“条约派”成员，他赞成《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的签订，而不赞成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野村对美国人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他这样说过，“当美国人遇到危险时，他们所能做到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日本人习惯上所认为的，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有着强大的潜能和灵活性”。1939年2月，野村收到了老朋友、美国海军上将普拉特的来信，普拉特告诉野村，“虽然美国人往往被称为唯物质主义者，但他们所怀有的精神意志绝对不可低估”，野村对此深以为然。野村同时也是日本海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了解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人，他曾经警告自己的政府，“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把目前的世界大战视为民主和独裁阵营之间的决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支援英国这一民主的堡垒”。这些言论在平时都是反动的，但在此时让野村在美日两国矛盾不断激化、战争威胁日益临近的情况下，成为远赴美国开展和平谈判的不二人选。
对于松冈外相的邀请，野村最初是坚决拒绝。但经不住松冈外相的“三顾茅庐”，野村最终答应重出江湖。一方面是出于他自己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连军方的高级官员也对他表示了支持，希望能通过他的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样，在1940年11月27日，野村接受了出任驻美大使的任命。
野村在受命之前拜会了近卫首相。他向首相提出，日本如果继续南进的话，美国肯定会报复以石油禁运，这将迫使日本去占领荷属东印度，日美两国的战争就将爆发。他判断南进带来战争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作为一个海军将领，野村告诉近卫，美国绝对不会如日本所愿，在战争之初就进行舰队决战，一旦打起来的话，日本将要面对的，很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野村考虑到调整日美邦交的关键是中国问题，因此正式就任之前，他特意去了中国旅行，同当地的军事首脑进行了会谈，了解侵华战争的现实情况。回想海军之前曾经坚决反对三国同盟，野村估计海军可能不会有太多反对意见，因此在动身之前，特地拜访了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向东条陆相求助，希望派遣精通中国情况的陆军军官前去美国协助自己。东条陆相慷慨地答应了野村的请求，决定派遣当时担任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的岩畔豪雄大佐作为陆军特派员同赴美国。用东条的话来说就是：“他可是我们最好的谍报专家，并且对日中两国之间的情况非常熟悉。让他参加谈判，既能表明我们军部赞同和谈，又能为我们获取美军情报提供方便。”
谍报专家岩畔豪雄大佐在日本军界有着“科学家特工”的美誉，跟踪、监听、贩毒、制造伪币等手段无所不能。他还是日本著名中野间谍学校的创始人，为日本培养了无数的高级间谍人才，女谍川岛芳子就是他的高足。他曾提出将巨额假钞流入中国，搞垮中国经济，也曾成功说服关东军首脑允许大约5000名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犹太人到满洲避难。他对关东军首脑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会否认日本欠犹太人一笔债，在日俄战争中，犹太人曾经不遗余力地资助过日本作战。看来，岩畔大佐也并非穷凶极恶之人，相反，是会感恩的人。
岩畔大佐没有跟野村一起动身，他于随后的3月6日从日本前往美国，与野村会合。美国听说日本派来的是岩畔大佐，着实紧张了好一阵子。他们派出情报人员，对岩畔进行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跟踪，连岩畔大佐如厕都有人在一边陪着。
就这样，从1941年2月到12月开战之前，野村利用与罗斯福的良好个人关系，与美国进行了多达45次的谈判，其中与罗斯福的会谈就有9次。尽管只剩下一只眼睛，野村的外表并不给人以狰狞的感觉。他那胖胖的脸上时常流露着温和慈祥的笑容。长得颇像一个大号泰迪熊的野村，甚至被美国民众亲昵地称为“心地善良、真诚、毫无奸诈的野村吉三郎将军”。前面提到，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有5位海军将领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第一个是米内光政，第二个就是被美国人视为礼貌得“无以复加”的“真诚朋友”野村。谈判期间，野村接收从日本国内发来的密电达217份之多，尽管这些密电的内容在送达之前几乎全部被美国破译。
临行前，1月23日，松冈外务大臣给野村大使颁布了训令。同一天，野村面对众多媒体，信誓旦旦地宣称：“不管日美两国存在多么严重的分歧，我们都能以友好的态度统统解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开战。”
1941年2月11日，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抵达华盛顿。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天，野村正式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国书。当时的国务卿赫尔也在座，他对野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健壮，有一副诚实的面孔，体格上和普通的日本人截然不同”。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罗斯福说，他宁愿称呼野村为“将军”，而不愿称呼他为“大使”。后来，野村在自己的回忆录《使美记》中提起这次会面，描述道，“那场面亲切而融洽”。
两人开始没有谈公事，而是畅谈了数十年来的“革命友谊”。但野村不是来叙旧的，话题终究要转到两国关系上。野村向罗斯福转达了日本渴望和平的意愿，立即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分手时，罗斯福告诉野村：“美日两国关系每况愈下，其根源在于日本不断地对外扩张。太平洋上大家都要有活动的自由，如果因此而发生战争，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野村对罗斯福的话表示极为认可，承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成双方谅解，缓和两国关系，让“太平”洋真正名副其实。
其实，早在野村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开启美日两国谈判之前，1940年年末，美日两国一些热心的“业余外交家”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和平尝试。1940年11月25日，美国马里诺外方传教会的沃尔什主教和德劳特神父，就专程赶到日本开展民间外交。在日本，负责接洽的是前大藏省官员、时任产业组合金库理事的井川忠雄。一直搞财务的井川有个唬人的绰号，叫作“外务省编外大臣”。
看似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民间人士，但背后都隐藏着大腕级的实力派人物。德劳特神父是美国邮政部部长弗兰克·沃克的好友，而虔诚的天主教徒沃克是罗斯福总统幼时的玩伴，也就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此前还长期担任罗斯福总统竞选办公室的主任，于公于私都能跟总统说上话——后来，罗斯福总统要求沃克把工作移交给他的助手，以专事和谈。47岁的井川忠雄是近卫文麿童年的同学和好友，几年前还为近卫组织过一个智囊团。井川和野村一样，都是亲美派，他还娶了一个美国人做老婆，尽管后来离婚了。他来往美国和日本，利用的都是私人身份，说是处理与前妻的经济纠纷。井川之前担任过日本驻纽约领事馆的财务主管，在美国有着广泛的人脉。
在井川的帮助和引荐下，两位神父走访了日本外务省，拜会了当时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和首相近卫文麿等军政要人，还拜访了著名的亲美派人士前大藏大臣池田成彬和野村吉三郎。松冈外相似乎对两位神父不太热情，在他的心目中，日美会谈是他分内的事，任何人包括近卫的参与，都会引起他莫名的反感。两位神父向这些要人表示，尽管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还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但双方仍然有通过和谈达成谅解的可能。
两位神父回国后，沃克安排他们在1月23日进入白宫，同罗斯福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谈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当时赫尔国务卿也在。两位神父向两位领导汇报说，日本的“温和派”有意“改变与欧洲轴心国的政治关系和对中国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假如日本能够与美国取得一个保证日本安全的协定，‘温和派’就会取得对军方的优势”。
赫尔表示，类似的话他以前已听到过多次，可是“不能忽视在太平洋避免发生战争的任何机会，来自大西洋彼岸希特勒的威胁足够诱使我们在太平洋力争暂时和平的结局”，哪怕“成功机会只有1/20、1/50，甚至1%也行”。赫尔同意两人以个人身份继续与日本作非官方的接触，并且决定由沃克继续充当联络人。这样纯民间的活动已经具备了一些官方的性质和背景。
赫尔内心对日本并不信任，他认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希望摆脱在中国的困境，以便放手在东南亚做进一步的冒险。他劝告罗斯福总统暂时观望，看看野村来了以后谈些什么再说，罗斯福当即表示同意。
正规军野村到达美国之后，井川这些游击队迅速与负有和谈使命的野村取得了联系。野村开始对井川并不信任，出发前，松冈也曾经告诫他要远离此人。但是，这位银行家在3月8日安排野村在赫尔家里与国务卿进行了一次私人秘密会面，让野村感觉到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
岩畔一到美国，就立即被带到教堂去与两位神父会面。岩畔告诉两位神父：“由于刚刚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绝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其他盟国的事情。第十三个弟子犹大出卖了基督，每个基督徒都鄙视他，对我们日本也一样。所以如果你们坚持要我们退出同盟条约，要继续谈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两位神父表示理解。随着岩畔豪雄大佐的到来，一群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业余外交家”也开始忙碌地工作起来，想当然地提出了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案。
在开启正式会谈的1941年4月16日，野村大使向外务省发回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就是由几位民间人士联合起草的《1941年4月9日通过私人媒介和日本个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建议》。这个文件大家似乎很陌生，因为后来它的官名改成了大家熟悉的《日美谅解草案》，参与拟订草案的就是野村、若杉公使、井川、岩畔和两位神父等人。
在此之前，4月14日和16日两日，赫尔国务卿两次召见了野村大使，表明要把以往日美间的私人对话转为国务卿和大使间的正式会谈，并说可将《日美谅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赫尔告诉野村，虽然他对这些“好心人”为改善日美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激，但是他只能通过委派的大使正式同日本政府打交道，为此要求野村大使首先要取得日本政府的训令。
内容冗长的《草案》足足有4000多字，根据“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原则，这一草案肯定会无疾而终。《草案》总体上有七大方面的内容，很多都是“互相承认都很牛”之类实际意义不大的语言。挑来拣去，其核心内容有三条，分别对应之前日本的三大板斧“三国同盟、中国问题和南进战略”。其间，曾有日本外交官员提出能否暂时把中国问题抛开，今后再说，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立即用了一个无比恰当的比喻加以拒绝，“在美日谈判中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如同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之前能否不让哈姆雷特出场一样”。可见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并不是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可以随便出卖的。
一、日本政府不退出三国同盟，只有在受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的进攻时才履行义务。美国对欧洲战争做出回应的出发点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也就是说“哥俩好”，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
二、承认中国独立。日本从中国撤军，不吞并中国领土，不赔偿，恢复“门户开放”政策，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合流，日本不向中国大规模移民。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承认伪满洲国。
三、日本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施武力侵略，美国愿意在日本需要的石油、橡胶、锡、镍等资源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贸易关系恢复正常。
《草案》传到东京，日本军政高层是一片欢腾。外务次官大桥忠一见此《草案》，激动不已，兴奋地大叫道：“假如这个计划成真，世界的命运将因此好转。”
看到美国竟然愿意承认伪满洲国，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方的意见也第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连东条陆相最信任的大弟子佐藤贤了大佐也对美国做出这样的让步感到吃惊，觉得“一切进行得过于顺利，以至于难以置信”。军方为此甚至同意为了促成前方的和谈，日军暂时避免在西南太平洋展开新的军事行动。军部的意思是利用美国上述意图，既原则上保持三国同盟的精神，又可以沿着互相谅解的方向调整邦交。即使多少有损于三国同盟，如果能借此机会一举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侵华战争也算成功。这是军方多年来第一次明确表示可以做出让步。
连天皇都对此事表示了关切，美国开出如此宽容的条件，连裕仁都感到意外。4月21日，他对前来觐见的近卫首相说：“美国总统愿意详谈，这真是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的结果。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耐心和坚持不懈，你觉得呢？”在裕仁眼里，太平洋上风平浪静、悬挂星条旗和太阳旗的商船来往穿梭于两国之间的美好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要记住一点，《草案》承认伪满洲国，分裂中国，分明带有牺牲中国的成分，因此被史学家称为未遂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后来事实证明，并非完全如此。
野村在发回《草案》时，没有特别说明这只是民间人士商谈的结果，并不代表美国政府都同意上述条款。赫尔的意思仅仅是大家谈判要有一个起点，不能桌子上啥也不摆，空对空瞎侃。他认为《草案》“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因此，早在4月16日，他就曾告诉野村，这份文件“包含的很多条款我国政府都愿意同意”，同时更强调“文件中的一些条款需要修改、扩充或者全部删除”，另外“还需要增加新的单独的条款”。也就是说，这是个起点，仅此而已。后来，美国历史学家费斯形象地将《日美谅解草案》比喻成一个出生在私人小诊所里双亲不明的婴儿。
其间，赫尔在征得罗斯福同意之后，就已经向野村提出了美日谈判必须遵循的“四原则”：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维护包括通商机会均等在内的均等原则；继续保持太平洋的现状，除非现状的改变是出自和平手段。
赫尔明白，日本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上述条件。在1945年11月美国两院共同调查会的公开报告会上，当时已经卸任一年多的原国务卿赫尔说，“鉴于日美两国的政策背道而驰，日美谈判从开始那天起，圆满达成协议的希望，连1%都没有”。还说，“我们答应举行谈判，只是打算为了和平解决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尽最大努力，同时也为了赢得美国军事当局所需要的进行防御准备的充裕时间”。看来，对于最终谈判破裂，也不能一味地责难日本，连美国的二把手赫尔一开始就对两国会谈不抱多大希望。
海军将领出身的野村不是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此后很多事说明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传话者。他只发回了《草案》，却并未把赫尔说的话以及“四原则”传回。此举导致日本国内将《草案》当作美国政府的正式提议，想当然地认为上述条款“美国政府都是已经同意的”，空喜欢一场。
在日本人眼里，前景似乎在一瞬间突然变得柳暗花明。但是，一定会有细心的读者提出疑问，对于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中间怎么没见酷爱发表重要讲话的松冈外相出来放个屁呢？原来不是不发言，松冈外相不在家，他到欧洲找希特勒和斯大林办大事去了。
收到《草案》的第二天，很受鼓舞的近卫立即召开了一次军政首脑紧急联络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同意把《草案》中的这些建议作为谈判基础。于是，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寺崎太郎就准备通知野村，“日本原则上已同意这些建议”。但是，大桥外务次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等松冈外相回来讨论后，再向华盛顿发出指示也不迟。因为离外相回到东京的时间只有4天了。近卫不愿意与好惹麻烦的松冈发生冲突，勉强表示同意。他听说松冈已到达大连，便电话通知他立即回国，电话里没说详细内容，只说让他尽快回来，研究华盛顿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
接到电话的松冈兴奋异常，立即断定这是他欧洲之行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因哈尔特几次会谈的间接成果。松冈得意扬扬地对秘书加濑俊一说，他不久就会前往美国，去实现他精心策划的世界和平计划。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如果在和平年代，这事简直就不值一提。已经出任军令部总长8年之久的伏见宫海军大将即将退役。还有一种说法是，眼看战争临近，一旦打起来，就有战败的可能，这时候不想让皇室人员牵扯进来。伏见宫的离开，导致军令部总长位置空缺。希望与美国和解的亲美派人士马上开始活动，图谋让米内光政来接替军令部总长的位置，让吉田善吾或古贺峰一出任次长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伏见宫和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向天皇推荐了“打瞌睡将军”永野修身。
1941年4月9日，永野修身正式出任战前关键时期的海军军令部总长，这是日本海军走向战争的重要里程碑。永野认为，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宿命，无法避免，任何努力也无法挽回。在所有海军将领中，他是最早，也是最强烈鼓吹与英美两国作战的人。任命他的唯一原因是，永野在现役海军大将中年龄最长。永野非但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属，还放手让他们独立去干，似乎十分适应来自下属军官的压力，那些人基本上都属于战争激进派。永野对这些人总是言听计从，他给自己找到的理由是，“因为那些底下的军官最了解情况，他们最善于研究，所以我愿意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的第一任次长近藤信竹是个温顺的人，也积极呼吁对英美两国开战，基本属于永野一个路子。第二任次长伊藤正一属于和周围所有人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内心里虽然反对战争，但从来没有对外表露过。
由于酷爱养狗，永野有日本海军中有“第一爱犬人”之称。他出任过当年自己以第二名毕业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校长，其间以培养海军士官的“江田岛精神”而著称。他禁止体罚，提倡自习，从而和井上成美一起被称为“海兵”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校长。永野于1934年晋升海军大将时，只有54岁，这是只有皇族才能享受的待遇。永野之前出任过海军大臣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次出任军令部总长，使他成为日本海军中唯一历任海军三大长官的人物。由于身材高大，他获得了“大象”和“大炮”的绰号，和松冈洋右一样，头上没几根头发。他的目光令人生畏，很容易被人看成是黑社会老大。无数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缺乏眼光、号召力和个人魅力的人，由于常常在办公室里睡觉，被称为“打瞌睡将军”。有记者在背后说，他之所以需要白天在办公室休息，是因为晚上无法满足比他小30岁的第四任老婆。他一共有8个孩子，这一切都被部下看成是夜生活过多的证据，甚至连儿子都叫他为“色鬼老爸”。
永野在前文出现过多次。在日俄战争，在旅顺口，他像打靶一样精准击沉过多艘俄国军舰，日本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也是由他来宣布的。永野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舰队派”和“主战派”。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留过学，还长期担任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但此时他对美国的感情早已消失。
1936年，永野出任广田弘毅内阁的海军大臣，山本五十六很不情愿地当过他的海军次官。当听到永野出任军令部总长的消息后，山本遗憾地说：“这个相信自己是战略天才的人现在成了军令部总长，而他其实差得远着呢。似乎战争已经打响了。”
对于海军大臣及川及其他海军省的高官而言，实际上在永野上任以前，他们已经放弃了对海军的领导，在任何事情上，海军省都没有勇气去反对永野的催逼，在对美开战的问题上，永野开始代表少壮派强烈要求战争。在内阁和大本营的会议上，及川一如既往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他的屁股却占着极其重要的海军大臣的位置。
前方还在进行谈判，但日军的备战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到1941年4月，联合舰队的预备动员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折磨了海军数十年的70%即将实现，以日本海军对美国所能达到的这一最高比例进行战斗，无疑是最有利的，因为该数字今后永远不会再提高。作为日本海军象征的巨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即将下水服役。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中将认为，“与美国打一场速决战的话，日本将有很大的胜机”。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告诉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少将，“获胜前景大好，让我们下决心去投入战斗吧”。自称把日本引向战争的狂人石川信吾大佐也宣称：“现在是反击的时候了，我们不会被打败。”
在东京，所有的人都翘首以盼，期盼着松冈外相的凯旋！
1941年2月初的一天，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海军基地，两艘美国驱逐舰悬挂彩旗，鸣乐驶出军港，以海军特有的礼节欢迎来自远方的尊贵宾客，来宾就是新任日本驻美国大使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
对于野村先生，大家应该并不很陌生，他在10年前的淞沪抗战中就已经亮过相，当时的职务是海军第三舰队的中将司令官。和重光葵、植田谦吉一样，野村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的庆祝仪式上，被朝鲜义士尹奉吉扔出的炸弹炸伤。不同的是，那两位都是丢了一条腿，成了金鸡独立，而野村则被炸瞎一只眼，变成了“独眼龙”。回到日本不久，1933年，野村因战功晋升海军大将，达到了其军人职业生涯的最高峰。1937年，野村退出现役。在阿部信行担任首相时，野村曾短期出任过外务大臣，试图协调日美关系，因军部的强硬最后无果而终，后随着短命的阿部内阁的倒台再次赋闲。按一般情况来说，已经64岁的野村，今后也就是在家里抱抱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辈子基本也就那样了。
1941年前后，日本在远东采取的一系列动作，导致美日关系不断恶化。头一年冬天，美国已经开始有计划地从日本撤侨。1941年新年刚过，美国就正式开始陆续撤走驻日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2月，位于东京的一所美国学校因为缺乏生源被迫关闭。在此期间，日本出版了一本预测未来日美战争的书，书的结果当然是美国被打得很惨，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本书一个月内就卖出了5.3万本。太平洋上空日益紧张的氛围给了野村再次出场亮相的机会。
新年伊始，1941年1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国务卿、陆海军两部部长及参谋首长等大腕开会，研究决定针对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所应采取的基本战略。会议的主要观念由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提出，斯塔克在美国高层中是有名的亲英派：一旦美国参加战争，其首要目标应为击败德国，美国应立即集中全力在大西洋方面发动最大攻势，而在太平洋方面则应暂取守势。美国做出这些决定，有这样几方面原因。
首先，德国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大部分领土，并开始派出水面舰艇和潜艇破坏大西洋上的交通线。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都位于东海岸，罗斯福认为这对美国将是最直接的威胁。罗斯福还担心德国会进一步干涉拉美事务，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是万万不能起火的。坊间甚至有消息说，希特勒准备在击败英国之后利用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越过大西洋在南美登陆，占领南美大陆后，向北越过巴拿马运河进攻美国本土。尽管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技术上也存在很大难度，但理论上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其次，德国是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拥有大量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德国柏林大学所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到了29位。欧洲沦陷后，很多占领国的科学家都必须听命于纳粹，德国本身以及占领区的工厂也极具竞争力。罗斯福深信德国构成的威胁远比日本大的部分原因是，他担心德国物理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其间，一个叫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科学家曾经多次写信给他，提供了许多希特勒正在研制核武器的证据，建议美国投入人力、财力、物力研究这种可以在一瞬间决定战争胜负的致命武器。巴黎失陷后，法国著名的核物理实验室被德军占领，该实验室主任皮埃尔·约里奥·居里也被德军俘虏的消息更让罗斯福忧心忡忡，而来自英国的报告以及罗斯福自己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都证实了，制造这样一种裂变武器，不但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上也是可行的。罗斯福已经命令美国特工人员秘密出动，在世界各地购买铀矿石。对于这种武器的开发，美国一定要走在德国前面，但谁也不敢断定德国就一定会落在后边。
最后，在欧洲，英国从历史上来说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民正团结一致抵抗德国的进攻。在亚洲，日本的主要对手是中国，而中国的抵抗力量不但很弱，内部也缺乏合力，无法对日本形成强有力的抵抗，目前能做的仅仅是利用广大的地域来拖住日本而已。
对美国而言，欧洲绝不能全部丧失，可仅凭英国不但不能击败德国，甚至自身都难保。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保住不列颠三岛，将其作为今后反攻的跳板。反言之，在远东，日本的力量最多只能前出到中太平洋，不足以立即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所以只能暂时被列为第二优先。目前在太平洋地区，美国要采取的策略就是通过谈判手段暂时稳住日本，等与英国合力收拾完德国再回过头对付日本。这对于苦苦支撑的蒋委员长来说，应该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尽管表面上依然保持中立，但实际上美国已经逐渐走向前台。美英两国参谋长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联合会议。作为对美方代表参加会议的基本思路，会议决定美国的国家目标确定为下列三项：保护西半球使其免受任何军事或政治侵略；援助英国使它不要轻易被击败；用外交手段对抗日本在远东的扩张。
1941年1月29日，美、英的参谋长第一次联合会议在华盛顿召开。英国代表对其立场做了下述三点说明：一、欧洲为主战场，应在此寻求决战；二、应先击败德国和意大利，然后再对付日本；三、远东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英国利益具有重大关系。
对于前两点，美英意见基本一致，不用再说，但第三点引起了双方的争论。英国人视新加坡为大英帝国安全的锁钥，对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澳洲、新西兰的防御都具有必要性。美国人则认为，既然要把全力集中在大西洋方面，则太平洋方面有所牺牲也在所不惜。换言之，他们宁愿让日本人暂时猖狂，也不愿分散主力。经过若干轮会谈之后，双方代表做出了三点决议：一、确定欧洲为主战场；二、维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三、在远东保持防御态势。
此项决议对两国并无法定约束力，只代表双方一致的看法而已。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初步确立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
由此可以看出美英两国在战略思想上存在根本的差异。英国是一个标准的岛国，在与大陆国家的战争中都是以海制陆，惯于打长期战争，而不计较一时之得失。用他们的一句老话说就是，“英国可能输掉一切的会战，但最终仍能赢得战争”，其传统战略是以最小牺牲和极小冒险来追求最后胜利。也诚如美国人所不屑的，他们随时都注意其殖民帝国的战后利益。反之，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不仅自信有绝对的物质优势能迅速赢得胜利，也厌恶长期战争和英国人的权力观念。简言之，他们只愿意拯救英国的老命，而无意保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美国人对于战后的新世界另有一套构想，目标是在世界上建立新秩序，让全世界人民从轴心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享有建立自己主权国家的权利。英国的目标则是能继续维护其殖民统治。这种差异，此时仅仅是一种萌芽，在1943年战争局势有了根本改观后，才慢慢显现出来。
罗斯福决定采取“先欧后亚”战略也有自己的苦衷。美国当时的军备还没有做好同时在两个大洋作战的准备，国内孤立主义的势力依然强大。在欧洲，德国对英国的反封锁战术取得明显成功，美国迫切需要采取的动作就是对英国进行援助，以使其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在远东，除了外交谈判，也势必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来拖住日本，以争取宝贵的准备时间。为了加强战备工作，美国在1941年1月7日设立了国防生产管理局，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两洋舰队，海军大西洋分遣队被改编为大西洋舰队，由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任司令。驻珍珠港的舰队改编为太平洋舰队。罗斯福解除了原来不怎么听话的理查德森海军上将的职务，代之以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驻菲律宾的远东舰队改编为亚洲舰队，司令官是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
罗斯福还采取了一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那就是由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这是罗斯福与孤立主义斗争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在美国1941年12月参战之前，中国繁荣富庶的东半部已经沦陷于日寇，法国沦陷，英国饱受德国空袭，苏联的重工业基地也就是欧洲部分基本落入德军之手。反法西斯阵营军事上步步溃败的同时，经济状况也日益恶化，战略物资的生产明显处于下风。《中立法》同意盟国用现金购买美国的物资，但是英国的“美元”毕竟有限，不久就到了一贫如洗、无法付账的程度。而中国更穷，根本无钱可付，有时候送东西还要倒贴钱，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美国仍坚持“付现自运”的原则，则英国和中国都可能被迫向德国和日本妥协，苏联的抗击也难以为继。
早在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就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向他全面说明了英国面临的困境。丘吉尔表示会带领英国人民继续勇敢地战斗下去，但前提是能维持稳定的粮食供应和武器供应，并有足够的船舶运输粮食和武器。他希望美国海军能够提供护航，或者把美国军舰特别是驱逐舰赠给或借给英国，同时扩大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上的巡逻区域。他敦促美国加速工业生产，以便有更多的船舶和武器供给英国。丘吉尔最后可怜巴巴地说，他相信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定不会非要英国先把美元花光，才继续给予帮助，因为英国人民反对侵略的事业，也是美国人民的事业。
在丘吉尔的紧急呼吁之下，罗斯福决定要求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在12月29日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我们爬到床上去，用被单把头蒙起来，这样是不能逃脱危险的”，如果英国垮掉的话，美国人“就会生活在枪口之下——一支装着炸裂弹的枪口之下，军事上以及经济上都是这样”。然后他变相地讽刺那些孤立主义分子，“谁也不能靠捋顺毛就把老虎驯成猫”。他用生动的比喻加以形容：假设邻居的家里失火，我只能把浇园的水龙带借给他去灭火，而不应让他事先付钱买走这条水龙带，只需要他在火灭后原物送还即可。罗斯福强调，美国的防务正在筹划之中，而英国的战时需要作为美国防务的一部分，必须成为一体，美国必须是伟大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1941年2月8日，著名的《租借法案》以260票对165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3月8日又以60票对31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3月11日，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法案正式生效。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
《租借法案》改变了原来军事物资需要现金交易的惯例，使得英国、苏联和中国可以暂时不花一分钱而获得美国巨大的战争物资补给。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之前假惺惺的“中立国”的立场。法案最初授予罗斯福总统借出的物资不多于13亿美元，后来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使得罗斯福将美国变成“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既合情、合理，又“合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苏联和中国都大大受益于该法案，美国的援助可谓是解了众多同盟国家的燃眉之急。美国正式参战后，《租借法案》仍然有效，美国凭借强大的国力和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继续为盟国提供战争装备和物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英、苏、中等38个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达500多亿美元。获得援助最多的是英国，到1945年8月31日日本投降前夕，英联邦所得的援助共300亿美元。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到1945年9月20日止，总值为102亿美元，加上其他费用共计109亿美元（苏联自己统计为98亿美元）。
在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之后，当前美国在亚洲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拖住日本，使它无法全力南进。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75%的美国人同情中国，这一比例比任何欧洲国家都高得多。根据总战略需要，美国制订了加强援助中国的计划。继1941年1月向重庆派出柯里特使之后，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租借法案》亦适用于中国。此后，美国援华的步伐明显加快。7月，第一批援助的数千辆租借卡车到达仰光。1941年1月通过缅甸公路向中国的援助物资吨位仅为4000吨，到10月就猛增到15000吨。除了实实在在的物资之外，美国的援助在政治和心理上对中国鼓舞更大，中国人民有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到1945年9月3日止，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总额为8.45亿美元。毫无疑问，美国这些支援中国的行动，都不断加深着日本对美国的仇恨。
大洋那边，美国的日子不怎么好过；大洋这边，日本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东京的樱花在1941年的春天依然开得灿烂，但首相近卫文麿的心情恰似那花丛下的阴影，斑斑驳驳。日本政府所面对的，是美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和结束中日战争的遥遥无期。就当前而言，中国的战事暂时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近卫必须想方设法尽快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他之前采取的一切行动，与这一美好愿望南辕北辙。
松冈洋右出任外务大臣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最终目的，也是调整日益恶化的日美关系。为了促进调整美日邦交，松冈认为势必要换掉当时的驻美大使崛内谦介，准备起用赋闲在家的野村吉三郎。上任不久，松冈就多次敦请当时在河口湖畔静养的野村重出江湖，担负起出使美国进行和谈的历史重任。
野村是少见的亲美派人士。这还不是起用他的主要原因，让野村再次走上历史前台的是他之前一段特殊的经历。1914年至1918年，野村作为海军省的官员曾出任日本驻美国使馆的海军武官，作为随员参加过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在此期间，他和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部长助理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个部长助理后来飞黄腾达，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大家肯定已经知道了，这牛人当然就是罗斯福。
作为一个海军将领，亲美的野村属于不折不扣的“条约派”成员，他赞成《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的签订，而不赞成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野村对美国人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他这样说过，“当美国人遇到危险时，他们所能做到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日本人习惯上所认为的，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有着强大的潜能和灵活性”。1939年2月，野村收到了老朋友、美国海军上将普拉特的来信，普拉特告诉野村，“虽然美国人往往被称为唯物质主义者，但他们所怀有的精神意志绝对不可低估”，野村对此深以为然。野村同时也是日本海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了解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人，他曾经警告自己的政府，“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把目前的世界大战视为民主和独裁阵营之间的决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支援英国这一民主的堡垒”。这些言论在平时都是反动的，但在此时让野村在美日两国矛盾不断激化、战争威胁日益临近的情况下，成为远赴美国开展和平谈判的不二人选。
对于松冈外相的邀请，野村最初是坚决拒绝。但经不住松冈外相的“三顾茅庐”，野村最终答应重出江湖。一方面是出于他自己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连军方的高级官员也对他表示了支持，希望能通过他的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样，在1940年11月27日，野村接受了出任驻美大使的任命。
野村在受命之前拜会了近卫首相。他向首相提出，日本如果继续南进的话，美国肯定会报复以石油禁运，这将迫使日本去占领荷属东印度，日美两国的战争就将爆发。他判断南进带来战争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作为一个海军将领，野村告诉近卫，美国绝对不会如日本所愿，在战争之初就进行舰队决战，一旦打起来的话，日本将要面对的，很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野村考虑到调整日美邦交的关键是中国问题，因此正式就任之前，他特意去了中国旅行，同当地的军事首脑进行了会谈，了解侵华战争的现实情况。回想海军之前曾经坚决反对三国同盟，野村估计海军可能不会有太多反对意见，因此在动身之前，特地拜访了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向东条陆相求助，希望派遣精通中国情况的陆军军官前去美国协助自己。东条陆相慷慨地答应了野村的请求，决定派遣当时担任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的岩畔豪雄大佐作为陆军特派员同赴美国。用东条的话来说就是：“他可是我们最好的谍报专家，并且对日中两国之间的情况非常熟悉。让他参加谈判，既能表明我们军部赞同和谈，又能为我们获取美军情报提供方便。”
谍报专家岩畔豪雄大佐在日本军界有着“科学家特工”的美誉，跟踪、监听、贩毒、制造伪币等手段无所不能。他还是日本著名中野间谍学校的创始人，为日本培养了无数的高级间谍人才，女谍川岛芳子就是他的高足。他曾提出将巨额假钞流入中国，搞垮中国经济，也曾成功说服关东军首脑允许大约5000名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犹太人到满洲避难。他对关东军首脑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会否认日本欠犹太人一笔债，在日俄战争中，犹太人曾经不遗余力地资助过日本作战。看来，岩畔大佐也并非穷凶极恶之人，相反，是会感恩的人。
岩畔大佐没有跟野村一起动身，他于随后的3月6日从日本前往美国，与野村会合。美国听说日本派来的是岩畔大佐，着实紧张了好一阵子。他们派出情报人员，对岩畔进行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跟踪，连岩畔大佐如厕都有人在一边陪着。
就这样，从1941年2月到12月开战之前，野村利用与罗斯福的良好个人关系，与美国进行了多达45次的谈判，其中与罗斯福的会谈就有9次。尽管只剩下一只眼睛，野村的外表并不给人以狰狞的感觉。他那胖胖的脸上时常流露着温和慈祥的笑容。长得颇像一个大号泰迪熊的野村，甚至被美国民众亲昵地称为“心地善良、真诚、毫无奸诈的野村吉三郎将军”。前面提到，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有5位海军将领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第一个是米内光政，第二个就是被美国人视为礼貌得“无以复加”的“真诚朋友”野村。谈判期间，野村接收从日本国内发来的密电达217份之多，尽管这些密电的内容在送达之前几乎全部被美国破译。
临行前，1月23日，松冈外务大臣给野村大使颁布了训令。同一天，野村面对众多媒体，信誓旦旦地宣称：“不管日美两国存在多么严重的分歧，我们都能以友好的态度统统解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开战。”
1941年2月11日，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抵达华盛顿。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天，野村正式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国书。当时的国务卿赫尔也在座，他对野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健壮，有一副诚实的面孔，体格上和普通的日本人截然不同”。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罗斯福说，他宁愿称呼野村为“将军”，而不愿称呼他为“大使”。后来，野村在自己的回忆录《使美记》中提起这次会面，描述道，“那场面亲切而融洽”。
两人开始没有谈公事，而是畅谈了数十年来的“革命友谊”。但野村不是来叙旧的，话题终究要转到两国关系上。野村向罗斯福转达了日本渴望和平的意愿，立即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分手时，罗斯福告诉野村：“美日两国关系每况愈下，其根源在于日本不断地对外扩张。太平洋上大家都要有活动的自由，如果因此而发生战争，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野村对罗斯福的话表示极为认可，承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成双方谅解，缓和两国关系，让“太平”洋真正名副其实。
其实，早在野村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开启美日两国谈判之前，1940年年末，美日两国一些热心的“业余外交家”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和平尝试。1940年11月25日，美国马里诺外方传教会的沃尔什主教和德劳特神父，就专程赶到日本开展民间外交。在日本，负责接洽的是前大藏省官员、时任产业组合金库理事的井川忠雄。一直搞财务的井川有个唬人的绰号，叫作“外务省编外大臣”。
看似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民间人士，但背后都隐藏着大腕级的实力派人物。德劳特神父是美国邮政部部长弗兰克·沃克的好友，而虔诚的天主教徒沃克是罗斯福总统幼时的玩伴，也就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此前还长期担任罗斯福总统竞选办公室的主任，于公于私都能跟总统说上话——后来，罗斯福总统要求沃克把工作移交给他的助手，以专事和谈。47岁的井川忠雄是近卫文麿童年的同学和好友，几年前还为近卫组织过一个智囊团。井川和野村一样，都是亲美派，他还娶了一个美国人做老婆，尽管后来离婚了。他来往美国和日本，利用的都是私人身份，说是处理与前妻的经济纠纷。井川之前担任过日本驻纽约领事馆的财务主管，在美国有着广泛的人脉。
在井川的帮助和引荐下，两位神父走访了日本外务省，拜会了当时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和首相近卫文麿等军政要人，还拜访了著名的亲美派人士前大藏大臣池田成彬和野村吉三郎。松冈外相似乎对两位神父不太热情，在他的心目中，日美会谈是他分内的事，任何人包括近卫的参与，都会引起他莫名的反感。两位神父向这些要人表示，尽管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还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但双方仍然有通过和谈达成谅解的可能。
两位神父回国后，沃克安排他们在1月23日进入白宫，同罗斯福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谈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当时赫尔国务卿也在。两位神父向两位领导汇报说，日本的“温和派”有意“改变与欧洲轴心国的政治关系和对中国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假如日本能够与美国取得一个保证日本安全的协定，‘温和派’就会取得对军方的优势”。
赫尔表示，类似的话他以前已听到过多次，可是“不能忽视在太平洋避免发生战争的任何机会，来自大西洋彼岸希特勒的威胁足够诱使我们在太平洋力争暂时和平的结局”，哪怕“成功机会只有1/20、1/50，甚至1%也行”。赫尔同意两人以个人身份继续与日本作非官方的接触，并且决定由沃克继续充当联络人。这样纯民间的活动已经具备了一些官方的性质和背景。
赫尔内心对日本并不信任，他认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希望摆脱在中国的困境，以便放手在东南亚做进一步的冒险。他劝告罗斯福总统暂时观望，看看野村来了以后谈些什么再说，罗斯福当即表示同意。
正规军野村到达美国之后，井川这些游击队迅速与负有和谈使命的野村取得了联系。野村开始对井川并不信任，出发前，松冈也曾经告诫他要远离此人。但是，这位银行家在3月8日安排野村在赫尔家里与国务卿进行了一次私人秘密会面，让野村感觉到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
岩畔一到美国，就立即被带到教堂去与两位神父会面。岩畔告诉两位神父：“由于刚刚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绝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其他盟国的事情。第十三个弟子犹大出卖了基督，每个基督徒都鄙视他，对我们日本也一样。所以如果你们坚持要我们退出同盟条约，要继续谈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两位神父表示理解。随着岩畔豪雄大佐的到来，一群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业余外交家”也开始忙碌地工作起来，想当然地提出了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案。
在开启正式会谈的1941年4月16日，野村大使向外务省发回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就是由几位民间人士联合起草的《1941年4月9日通过私人媒介和日本个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建议》。这个文件大家似乎很陌生，因为后来它的官名改成了大家熟悉的《日美谅解草案》，参与拟订草案的就是野村、若杉公使、井川、岩畔和两位神父等人。
在此之前，4月14日和16日两日，赫尔国务卿两次召见了野村大使，表明要把以往日美间的私人对话转为国务卿和大使间的正式会谈，并说可将《日美谅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赫尔告诉野村，虽然他对这些“好心人”为改善日美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激，但是他只能通过委派的大使正式同日本政府打交道，为此要求野村大使首先要取得日本政府的训令。
内容冗长的《草案》足足有4000多字，根据“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原则，这一草案肯定会无疾而终。《草案》总体上有七大方面的内容，很多都是“互相承认都很牛”之类实际意义不大的语言。挑来拣去，其核心内容有三条，分别对应之前日本的三大板斧“三国同盟、中国问题和南进战略”。其间，曾有日本外交官员提出能否暂时把中国问题抛开，今后再说，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立即用了一个无比恰当的比喻加以拒绝，“在美日谈判中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如同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之前能否不让哈姆雷特出场一样”。可见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并不是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可以随便出卖的。
一、日本政府不退出三国同盟，只有在受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的进攻时才履行义务。美国对欧洲战争做出回应的出发点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也就是说“哥俩好”，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
二、承认中国独立。日本从中国撤军，不吞并中国领土，不赔偿，恢复“门户开放”政策，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合流，日本不向中国大规模移民。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承认伪满洲国。
三、日本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施武力侵略，美国愿意在日本需要的石油、橡胶、锡、镍等资源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贸易关系恢复正常。
《草案》传到东京，日本军政高层是一片欢腾。外务次官大桥忠一见此《草案》，激动不已，兴奋地大叫道：“假如这个计划成真，世界的命运将因此好转。”
看到美国竟然愿意承认伪满洲国，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方的意见也第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连东条陆相最信任的大弟子佐藤贤了大佐也对美国做出这样的让步感到吃惊，觉得“一切进行得过于顺利，以至于难以置信”。军方为此甚至同意为了促成前方的和谈，日军暂时避免在西南太平洋展开新的军事行动。军部的意思是利用美国上述意图，既原则上保持三国同盟的精神，又可以沿着互相谅解的方向调整邦交。即使多少有损于三国同盟，如果能借此机会一举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侵华战争也算成功。这是军方多年来第一次明确表示可以做出让步。
连天皇都对此事表示了关切，美国开出如此宽容的条件，连裕仁都感到意外。4月21日，他对前来觐见的近卫首相说：“美国总统愿意详谈，这真是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的结果。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耐心和坚持不懈，你觉得呢？”在裕仁眼里，太平洋上风平浪静、悬挂星条旗和太阳旗的商船来往穿梭于两国之间的美好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要记住一点，《草案》承认伪满洲国，分裂中国，分明带有牺牲中国的成分，因此被史学家称为未遂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后来事实证明，并非完全如此。
野村在发回《草案》时，没有特别说明这只是民间人士商谈的结果，并不代表美国政府都同意上述条款。赫尔的意思仅仅是大家谈判要有一个起点，不能桌子上啥也不摆，空对空瞎侃。他认为《草案》“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因此，早在4月16日，他就曾告诉野村，这份文件“包含的很多条款我国政府都愿意同意”，同时更强调“文件中的一些条款需要修改、扩充或者全部删除”，另外“还需要增加新的单独的条款”。也就是说，这是个起点，仅此而已。后来，美国历史学家费斯形象地将《日美谅解草案》比喻成一个出生在私人小诊所里双亲不明的婴儿。
其间，赫尔在征得罗斯福同意之后，就已经向野村提出了美日谈判必须遵循的“四原则”：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维护包括通商机会均等在内的均等原则；继续保持太平洋的现状，除非现状的改变是出自和平手段。
赫尔明白，日本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上述条件。在1945年11月美国两院共同调查会的公开报告会上，当时已经卸任一年多的原国务卿赫尔说，“鉴于日美两国的政策背道而驰，日美谈判从开始那天起，圆满达成协议的希望，连1%都没有”。还说，“我们答应举行谈判，只是打算为了和平解决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尽最大努力，同时也为了赢得美国军事当局所需要的进行防御准备的充裕时间”。看来，对于最终谈判破裂，也不能一味地责难日本，连美国的二把手赫尔一开始就对两国会谈不抱多大希望。
海军将领出身的野村不是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此后很多事说明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传话者。他只发回了《草案》，却并未把赫尔说的话以及“四原则”传回。此举导致日本国内将《草案》当作美国政府的正式提议，想当然地认为上述条款“美国政府都是已经同意的”，空喜欢一场。
在日本人眼里，前景似乎在一瞬间突然变得柳暗花明。但是，一定会有细心的读者提出疑问，对于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中间怎么没见酷爱发表重要讲话的松冈外相出来放个屁呢？原来不是不发言，松冈外相不在家，他到欧洲找希特勒和斯大林办大事去了。
收到《草案》的第二天，很受鼓舞的近卫立即召开了一次军政首脑紧急联络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同意把《草案》中的这些建议作为谈判基础。于是，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寺崎太郎就准备通知野村，“日本原则上已同意这些建议”。但是，大桥外务次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等松冈外相回来讨论后，再向华盛顿发出指示也不迟。因为离外相回到东京的时间只有4天了。近卫不愿意与好惹麻烦的松冈发生冲突，勉强表示同意。他听说松冈已到达大连，便电话通知他立即回国，电话里没说详细内容，只说让他尽快回来，研究华盛顿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
接到电话的松冈兴奋异常，立即断定这是他欧洲之行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因哈尔特几次会谈的间接成果。松冈得意扬扬地对秘书加濑俊一说，他不久就会前往美国，去实现他精心策划的世界和平计划。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如果在和平年代，这事简直就不值一提。已经出任军令部总长8年之久的伏见宫海军大将即将退役。还有一种说法是，眼看战争临近，一旦打起来，就有战败的可能，这时候不想让皇室人员牵扯进来。伏见宫的离开，导致军令部总长位置空缺。希望与美国和解的亲美派人士马上开始活动，图谋让米内光政来接替军令部总长的位置，让吉田善吾或古贺峰一出任次长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伏见宫和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向天皇推荐了“打瞌睡将军”永野修身。
1941年4月9日，永野修身正式出任战前关键时期的海军军令部总长，这是日本海军走向战争的重要里程碑。永野认为，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宿命，无法避免，任何努力也无法挽回。在所有海军将领中，他是最早，也是最强烈鼓吹与英美两国作战的人。任命他的唯一原因是，永野在现役海军大将中年龄最长。永野非但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属，还放手让他们独立去干，似乎十分适应来自下属军官的压力，那些人基本上都属于战争激进派。永野对这些人总是言听计从，他给自己找到的理由是，“因为那些底下的军官最了解情况，他们最善于研究，所以我愿意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的第一任次长近藤信竹是个温顺的人，也积极呼吁对英美两国开战，基本属于永野一个路子。第二任次长伊藤正一属于和周围所有人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内心里虽然反对战争，但从来没有对外表露过。
由于酷爱养狗，永野有日本海军中有“第一爱犬人”之称。他出任过当年自己以第二名毕业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校长，其间以培养海军士官的“江田岛精神”而著称。他禁止体罚，提倡自习，从而和井上成美一起被称为“海兵”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校长。永野于1934年晋升海军大将时，只有54岁，这是只有皇族才能享受的待遇。永野之前出任过海军大臣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次出任军令部总长，使他成为日本海军中唯一历任海军三大长官的人物。由于身材高大，他获得了“大象”和“大炮”的绰号，和松冈洋右一样，头上没几根头发。他的目光令人生畏，很容易被人看成是黑社会老大。无数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缺乏眼光、号召力和个人魅力的人，由于常常在办公室里睡觉，被称为“打瞌睡将军”。有记者在背后说，他之所以需要白天在办公室休息，是因为晚上无法满足比他小30岁的第四任老婆。他一共有8个孩子，这一切都被部下看成是夜生活过多的证据，甚至连儿子都叫他为“色鬼老爸”。
永野在前文出现过多次。在日俄战争，在旅顺口，他像打靶一样精准击沉过多艘俄国军舰，日本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也是由他来宣布的。永野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舰队派”和“主战派”。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留过学，还长期担任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但此时他对美国的感情早已消失。
1936年，永野出任广田弘毅内阁的海军大臣，山本五十六很不情愿地当过他的海军次官。当听到永野出任军令部总长的消息后，山本遗憾地说：“这个相信自己是战略天才的人现在成了军令部总长，而他其实差得远着呢。似乎战争已经打响了。”
对于海军大臣及川及其他海军省的高官而言，实际上在永野上任以前，他们已经放弃了对海军的领导，在任何事情上，海军省都没有勇气去反对永野的催逼，在对美开战的问题上，永野开始代表少壮派强烈要求战争。在内阁和大本营的会议上，及川一如既往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他的屁股却占着极其重要的海军大臣的位置。
前方还在进行谈判，但日军的备战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到1941年4月，联合舰队的预备动员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折磨了海军数十年的70%即将实现，以日本海军对美国所能达到的这一最高比例进行战斗，无疑是最有利的，因为该数字今后永远不会再提高。作为日本海军象征的巨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即将下水服役。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中将认为，“与美国打一场速决战的话，日本将有很大的胜机”。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告诉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少将，“获胜前景大好，让我们下决心去投入战斗吧”。自称把日本引向战争的狂人石川信吾大佐也宣称：“现在是反击的时候了，我们不会被打败。”
在东京，所有的人都翘首以盼，期盼着松冈外相的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