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出山
近卫出山1939年9月1日和17日，德国、苏联从东西两面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随即履行对波兰的承诺对德国宣战，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劫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年9月4日，5天之前（8月30日）成立的阿部信行内阁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对外发表公开声明：“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
阿部内阁认为，日本侵华战争久拖不决，蒋介石政权偏安一隅，依然屡败屡战，拒不投降，关键就在于苏联以及美、英、法等国明里暗里支持。现在欧洲战争爆发，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各国的注意力势必转向欧洲而无力顾及远东，这或许正是结束侵华战争的天赐良机。如果侵华战争得不到彻底解决，大量兵力滞留中国战场，日本也无力展开新的大战役。因此，内阁决定，暂不介入欧洲的战事，待侵华战争解决后再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军事竞争。
阿部内阁声明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日本的注意力在亚洲，暂时没有和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打算。虽然之前遭到了德国无情的背叛，但日本陆军中，不放弃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同盟初衷的人，仍占多数，因此对阿部内阁的这个声明非常不满。
比起之前短命的平沼骐一郎内阁，阿部内阁的寿命更短。当时日本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全国性的粮食不足日益严重，阿部内阁缺乏有力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阿部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就是如何维持《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之前美国已经预告该条约到1940年1月26日期满后自动失效。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时限制乃至全面禁止对日物资的输出，其结果不仅使日本无法将侵华战争继续下去，日本国内经济也势必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阿部慷慨地让出了所兼外务大臣的位置，起用了亲美派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出任外务大臣与美国进行交涉，但同样因为在对华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取得任何结果。阿部还企图利用汉奸汪精卫“以华制华”，但照样也是进展缓慢。加上在政府机构改革上手法笨拙，阿部内阁很快失去了议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本来就能力欠缺的阿部信行很快就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在巨大的倒阁压力之下，仅仅4个半月之后，1940年1月15日，阿部信行内阁无奈总辞。阿部本人随后也只好去汪精卫的南京做了特命全权大使。
搞定了阿部，陆军再次呼吁近卫文麿出马组阁，遭到了近卫的第二次拒绝。内阁也不能空着没人管，1940年1月16日，天皇授命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组阁。之前一直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米内光政终于走上前台，成为日本第三十七届首相。
被陆军戏称为“金鱼大臣”的米内自幼家贫，小时候当过报童，送过牛奶，后来先后进入“海兵”和“海大”学习，成绩一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语极其出色的米内先后到俄国、波兰和德国任职，回国后先后任“扶桑”号、“陆奥”号战列舰舰长，1925年晋升为海军少将，1930年晋升中将。由于在著名的“二二六事件”中表现出色，1937年4月米内晋升海军大将。
学识渊博的米内爱书成癖，喜欢安静，对演讲之类的事情毫无兴趣，一生中唯一的演说只有寥寥461字，算起来，一辈子的发言可能都没有松冈洋右一次的内容多。当时日本军队中盛行光头，今天看那些日本将领的黑白照片，基本都是秃瓢锃亮。米内在其中可谓是鹤立鸡群，梳三七小分头的米内，从年轻时就喜欢戴金丝边眼镜，个子很高，皮肤白皙。与传统日本人不一样的特殊气质，使得他成为老、中、青三代女性的心中偶像。据说在泡妞界，米内光政的人气大大超过了山本五十六。山本实在冤枉，赌博排在明石元二郎之后，是第二，泡妞还是亚军，冠军被米内横刀夺走。米内的风流倜傥甚至影响到了后辈。据说米内去世之后，他的长子米内刚政经常会遇到很多自称是他小妈的女人，弄得刚政也非常郁闷。
1937年2月，米内出任林铣十郎内阁的海军大臣，林内阁倒台后，米内留任了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海军大臣。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米内一开始主张持谨慎态度，后来由于国民党军在上海主动挑起战事而转变了态度，支持了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军方内部有长达数十年的“北进南进”之争，海军一直力主南进。在米内的坚持下，1939年2月，日本海军占领了海南和南沙群岛。当时的海南不太发达，日军占领这里绝对不是来吃椰子或木瓜，而是将这里作为之后可能进攻东南亚的重要前进基地。
在短命的阿部内阁之后米内能够出任总理大臣，和裕仁天皇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德国的铁蹄正在欧洲肆意践踏，此时不仅仅是日本军部，就连日本国内的舆论导向也对日、德、意三国同盟充满期待，裕仁对此忧心忡忡。鉴于米内之前旗帜鲜明反对三国同盟的杰出表现，裕仁才决定由米内出面组阁。米内本人之前并没有组阁的打算，当天皇大声地向他宣布“朕命爱卿组阁”时，米内再也无法拒绝。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被电击到一样”。
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尽管对米内出任首相感到很不满意，但是解决侵华战争问题仍属当务之急。新年伊始，1940年1月1日的“解决‘中国事变’的绝密指导”中，陆军明确提出：“以1940年为目标努力解决‘中国事变’。”1月4日，陆军省的新年献词中也写道：“无论如何，今年都要彻底解决‘中国事变’。”
1940年3月30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联席会议，重点就是如何在1940年内彻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少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次长泽田茂中将、总务部部长神田正种少将、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第三部部长铃木宗作少将等9人，清一色的陆军巨头。会议最后甚至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日本就开始谋划单方面从中国撤军，除在上海、内蒙古等地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主力全部撤出大陆战场。
大本营陆军参谋种村佐孝在1940年3月底的日志中写道：“作为参谋本部，主要是全力以赴处理事变，陆军省方面气势汹汹，恨不得立即开始撤军”，“如果在年内不能解决日中战争，1941年起就开始自发地从中国撤退的方针已经初步确定下来”。
东京逐步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明智决策，迅疾遭到了中国占领军的强烈反对。吃到嘴里的肉，哪能这么轻易就吐出来？你们这些官老爷难道不知道这些地盘都是用生命换来的吗？在前线将士的眼里，东京的这帮官僚简直就是“崽卖爷田”的败家子。在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高层中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代表人物就是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但不管怎么说，这无疑都是侵华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1940年3月30日，在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前后两任内阁的支持下，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汪伪政权。就在汪精卫宣誓就职的同一天，大洋彼岸的美国就做出了表态。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南京政府的建立，是一国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邻国。美国有充分理由相信，重庆政府依然会得到中国大多数国民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今后美国仍然继续把重庆政府看成是中国政府，这是自不待言的。”4月1日，英国和法国也相继发表声明，不承认汪伪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忍无可忍的蒋介石发出了悬赏通告，以10万国币的高价收购汪精卫的项上人头。
欧洲在经过了半年多的“奇怪战争”之后，1940年5月，德国突然在西线发起了“闪电战”，精锐的德国装甲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相继陷落。6月11日，就在法国即将全面溃败的危急关头，意大利趁火打劫，对英法宣战，像当初苏联对待波兰一样，从背后对法国发起突然进攻。6月17日，巴黎落入德军之手。6月22日，号称拥有“世界最强陆军”的法国在不到3个月内战败投降。德国的兵锋隔着英吉利海峡遥指英伦三岛，大英帝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欧洲的巨变对远东产生了重大影响。英、法、荷三国在远东地区广阔而富饶的殖民地，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令人垂涎欲滴却无人看管的熟果。法国、荷兰的崩溃使得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成了远悬海外的孤儿，亚洲明珠已经从蚌壳中露出来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铜、铝、大米和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成了“丢在大街上任人捡拾的宝物”。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是当时世界上几大重要的产油地之一，一直缺乏石油的日本对其可谓是“垂涎三米”！
中国战场对于日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正在不断地吞噬着日本那本不富裕的战略物资。1940年春天，日本政府正在为海外供应的原料，尤其是石油、橡胶和锡而担忧。英法两国的战争同样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援，因此，英法尽可能限制殖民地输出原料给日本，而日本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处在不稳定状态，美国随时可能禁运石油、钢铁等重要物资到日本。
忧心忡忡的日本朝野上下自然而然将目光凝聚到了南方。政府和军方均认为，随着英、法、荷等国在欧洲的败退，德国势力将迅速扩展南洋一带区域。日本对因法国、荷兰的战败而产生的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等问题必须迅速做出必要的对策。日本人的想法是，既不能将这一广阔的富饶之地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也不能让它成为日本最大潜在对手美英的势力范围。假如荷属东印度受到英国或美国的控制，则该地区对日本的石油供应肯定会受到限制，这等于把自己的咽喉完全暴露给了对手。换言之，如果能借此机会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搞到手，日本就可以不再依靠美国的供应，实现重大战略物资石油的自足自给。
早在西欧战争还未打响之前，1940年4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就告诉报界，日本同南洋地区，尤其同荷属东印度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如果欧洲的战事把荷兰及荷属东印度卷了进去，将对这些经济联系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日本深切地关注可能影响荷属东印度现状的任何演变。这天的《朝日新闻》说，如果荷兰卷入战争，结果不是英国最终控制东印度，就是荷兰政府可能避难到那里并吁请美国给予保护。言外之意，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是对日本不利的。4月16日，日本驻荷兰大使向荷兰外交大臣提出了这一问题，荷兰回答说，“荷兰政府过去未曾，今后也不会请求任何国家保护荷属东印度”。荷兰驻日本大使也在4月18日向有田八郎做了类似的保证。
日本这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敏感举动，立即引起国外的种种猜测，大家认为这是日本试图谋划夺取荷属东印度的信号。4月1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报界发表声明，对日本人所谓的荷属东印度的命运与他们有特殊利害关系表示异议。赫尔强调，“采用非和平手段来改变那里现状的任何做法都将损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提醒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最好是规矩点。
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5月11日，有田外相把他4月15日声明的抄件交给英国、法国和德国大使，声称欧洲的事变使日本政府更加深切地关注荷属东印度的情况。他同时向荷兰大使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坚持其维持原状的态度。赫尔担心这可能预示日本将采取某些军事行动，他确信日本政府正在试图寻找借口对那里进行干涉，于是在5月11日又在报上发表声明，提到了先前对尊重荷属东印度现状所承担的义务。赫尔的举动对日本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关键是日本当时还没有做好入侵那一地区的准备。
良机稍纵即逝，陆军的“南进论”迅速抬头。东条英机的得意门生、日本南中国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大佐立即致电军部：“当今欧洲之变化，希特勒所提倡的建立世界新秩序将急速发展。日本若是一直陷在日中战争的困局中，德国就会马上进军东亚，将英国、法国、荷兰的属地尽收囊中，到时候就轮不到日本出头了。所以当此之际，日本必须下定决心，尽快进军占领南方资源地区。”
相对于陆军的与时俱进和转变观念，日本海军历来倡导南进。就在德国进攻荷兰的5月10日这天，海军军令部作战课课长中泽佑大佐就提出，“日本海军要迅速做好对南方实施作战的准备”。5月11日，军令部就组织了以“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油田地带，英美两国参战”为主题的兵棋推演。
当时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在日记中写道：“5月间日本涌起的政治喧嚣，迄未退减，反见日益加剧。”
还有一个问题是，解决南方问题与之前一直提倡的彻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可谓是息息相关。中国沿海地区的相继沦陷，使得通过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通向中国的道路成为国际社会援华的两条重要通道。如果能够占领这一地区，切断对中国抗战生死攸关的输血管，也会尽快迫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投降。
6月19日，趁火打劫的日本政府向奄奄一息的法国提出要求，暂时封锁法属印度支那与中国的边界，禁止过往交通，并要求法国当局同意日本派出现场检查员，以保证禁止任何可能助长重庆作战能力的过境运输。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法国政府于6月20日答复说，他们在6月17日就已经封闭边界不让供应中国的汽油和卡车通过，今后还将把禁运范围扩大到许多其他物资，同时表示不反对日本派出检查员。6月29日，由西原一策少将率领的一个日本代表团到达河内，着手在海防、谅山等地建立检查站。一直牛皮哄哄的法国已经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田地。
日本同时也向英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立即停止从香港和缅甸把战争物资和某些其他种类的货物运到中国内地。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声称，如果英国拒绝这些要求，日本军方将坚决要求政府对英国宣战。与这一威胁相配合，日军在邻近九龙租界的边界地区集结了一支5000人的部队。犹如惊弓之鸟的香港英军当局，下令毁坏了深圳河上的边境铁路桥和公路桥，并强行把英国的妇女儿童疏散到马尼拉和澳大利亚。日本外务省明确提出了要求禁运的物资种类，如武器弹药、燃料、卡车及铁路器材等。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在与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的谈话中还反复抱怨说，“日本对欧洲的战争保持中立，而英国却不像日本对欧战那样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
比起法国而言英国情况要好一点，毕竟英伦三岛还没沦陷嘛，英国面子也更大一点，日本一说就答应也太丢不起这人了。但实际上英国的实力及处境使其根本无力在远东与日本抗衡，英国决定寻求美国的支持。6月25日，英国向美国说明，自己不能独立无援地在两个半球进行战争，它在滇缅公路问题上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共同阻止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无疑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驻美大使洛西恩向国务卿赫尔提出，如果美国也不想走向战争，是否由双方一起对日本做出一些让步？赫尔回答说，“迄今为止所有有关妥协方案的建议，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拒绝在对日妥协上与英国合作。但赫尔也表示不能派舰队到新加坡，因为那样做，将使美国在大西洋的海岸线可能遭到德国的攻击。
看到英国磨磨叽叽不想答应，日本再次发出威胁。日本陆军省官员对英国驻日陆军武官助理直言，“拒绝关闭滇缅公路将肯定引起战争”，日本报刊也充斥着对英宣战的激进言论。为了使日本不至于马上对他们的殖民地马来亚和新加坡动手，刚刚上任不久的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通俗点说，就是“不要脸了”。7月17日，英日双方达成协议，自7月18日起关闭对中国战场至关重要的滇缅公路3个月。当时的滇缅公路承运了从美国输入武器弹药的38%和从苏联输入的37%。重庆政府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此举“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无异是在帮助中国的敌人”。
德国在欧洲取得的累累战果让日本人嫉羡不已。在日本军部看来，法国已经败降，英国也正在为生存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他急需的战争资源，更待何时？看看人家希特勒，不到一年就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之前吆五喝六的法国不到3个月就歇菜了。再看看咱自己，都3年了，连个贫弱的中国也收拾不了，还把那么多人马陷进去不能自拔，丢人哪！就这，人家想和咱结盟，咱还扭扭捏捏地挑三拣四，不惭愧吗？
在日本国内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叫嚣声中，6月22日上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对策。会上，那些不久之前曾力主从中国撤军的人一反常态，纷纷建议立即对南方地区采取断然行动，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6月25日，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召集陆军省全体人员训话，发誓要“迎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坚决当上第三国”。之前一度沉寂要求缔结三国同盟的要求在日本国内重新强势抬头。
以前是德国追求咱，咱不答应，现在人家发财，成大款了，咱就要主动贴上去。在一片强烈要求与德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喧嚣声中，6月29日，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发表了题为“国际局势和帝国的立场”的外交政策演说，极力强调日本和德国合作的诚意。日本政府匆忙向德国主动提出，恢复之前中断的德、日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
7月8日，由原林铣十郎内阁外务大臣佐藤尚武作为特使，会同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在柏林会见了里宾特洛甫。佐藤声称，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转移了英、法、美等国的注意力，才使得德国在欧洲的战争进行得更加顺利，换言之，你能在欧洲横行霸道，也有俺的功劳。他说，日本正努力在亚洲建立新秩序，像德国在欧洲正在做的那样。他提议双方今后应密切合作，尤其是在美国要干涉欧洲或远东事务的时候。日本正在设法结束中国战事，以腾出手来为上述目标奋斗，佐藤希望德国能够支持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扩张计划。来栖大使还强调，德国帮助日本加强在远东的地位对德国加强在欧洲的地位也大有好处。里宾特洛甫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把一年前三国公约谈判失败归咎于日本政府对欧洲事务的漠不关心。
还好人家里宾特洛甫大人有大量，对过去的事情表示既往不咎，一切朝前看，同意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之前闹矛盾的双方重叙旧情，把酒言欢，真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哪！
德国倒不是真的大度，里宾特洛甫当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德国的侵略计划中，日本本来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德国需要日本在远东通过对马来亚、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的进攻给英国以新的打击，同时促使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太平洋，以牵制和阻止美国在欧洲参战。里宾特洛甫慷慨地表示，希望日本将双方的合作建议具体化。很快，日本就草拟了一份协议草案，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并同意将意大利也拉进来。
7月12日，德日双方代表在该草案的基础上制订了名为“加强日、德、意之间的协调一致”的计划，规定了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但是，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在会谈中明显表露出这样一种意思，就是同一个素来与德国疏远的日本政府合作感到极度不爽。话没明说，但毫无疑问是针对一贯主张与英、美协调的首相米内光政和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换言之，要想合作得更愉快，日本必须把米内赶下台，成立真正对结盟有诚意的亲德新内阁。
日本陆海军是娘胎里带出来的世仇，作为海军大将的米内，与陆军的关系一直不好，组阁之后的米内就一再受到陆军的掣肘，而陆军倒阁的种种活动，从他上台那一天就开始了。相对于陆军的狂热，米内和日本海军界的清醒人士认为，称雄世界数百年的大英帝国海军实力强大，希特勒不会轻而易举地压倒英国取得制海权，英吉利海峡是英国的天然屏障，制海权一日在英国人手中，欧洲的胜负就一日不敢做结论。来自驻英大使重光葵的消息也说，英国人正在丘吉尔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誓死与德国人搏斗。美国和苏联两个中立大国的态度也不完全明朗，现在就对德国积极表态为时尚早。
迫于国内陆军和舆论界的巨大压力，之前一直反对三国同盟的米内，也只好对德、日、意三国谈判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但以陆军为主体的亲德势力仍不满足。况且在短短的任期内，米内并没有就“解决中国问题”与英美两国达成任何协议。可谓芝麻没捡到，西瓜也丢了。日本军界决意彻底摧毁米内内阁，由一个能同轴心国进行合作的内阁取而代之。
1940年7月8日，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拜会了内大臣木户幸一，明确提出米内内阁根本不适合同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谈判，改组内阁已势在必行，陆军准备倒阁并再次支持近卫文麿上台。可笑的是，陆军之所以支持近卫文麿重新组阁，并不是因为近卫德高望重和能力出众。在军方眼中，近卫是出了名的懦弱和优柔寡断，这样军方就能牵着近卫的鼻子沿着他们所希望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陆军很快使出了撒手锏，1940年7月16日，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宣布辞职。米内首相还天真地要求陆军推荐继任陆军大臣的人选，但陆军以提出人选有困难为由，予以拒绝。受到致命一击的米内光政只好于7月22日黯然下台。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中，米内公开表示“内阁总辞的原因是陆军的种种阻挠”。天皇虽然不愿看到米内内阁被推翻，言语中也表示有些不满，但也不敢站出来公开反对陆军的立场。
畑俊六大将1940年7月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参谋本部泽田茂次长来此，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盖章，逼我决定去留，无奈之下我只好辞职。”米内也算厚道人，即使被畑俊六点了死穴，在后来的东京大审判中，米内还是在法庭上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此乃后话，届时详叙。
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经历了平沼、阿部、米内三个短命内阁之后，1940年7月22日，把日本带进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一直蛰伏的近卫文麿重出江湖。
万众瞩目的近卫文麿再次走上前台，组成了新一届政府内阁。在这个习惯上被称为“第二次近卫内阁”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关键人物：一位是能言善辩、傲慢无礼、野心勃勃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另一位就是名气更大的强硬派，人称“剃刀”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东条英机就曾经出任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次官。
以前老酒认为将日本带入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号称“二战三元凶”之一的东条英机，但后来看了很多资料，逐渐改变了看法。老酒以为，真正将日本带向毁灭的罪人，应该就是这个在日本享有崇高声望的“青年政治家”近卫文麿。在日本民众眼中，近卫出任首相可谓众望所归，可惜近卫在战前三次组阁，最后均以令人失望的结果告终，且每次都将日本往死路上送上一程：第一次，近卫内阁把日本领上了战争之路；第二次，内阁开始为战争加速；第三次，内阁将战争列车加至最高速，到达了悬崖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近卫奋力跳下了车，司机换成了东条英机。别说东条本身就不想刹车，就是想刹也刹不住了。日本的战争列车只好朝着悬崖下边直落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持这种看法的不止老酒。政治家的英明或拙劣不能看他当时受欢迎、受吹捧的程度，而应该凭政绩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让后人来评说。2005年，日本文艺春秋社收集了上万人的综合评价后编辑出版了《总理大臣得分表》一书，书中对近卫文麿的评价是“软弱、无责任感”，其总得分在日本历任首相中排名第一，不过是倒数的。在和平年代，一个政治家的无能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尚不至于让国家走向毁灭。但战争年代就不同，这也正是那些将国家领向战争胜利的政治家能够名垂青史的主要原因。对于在那个特殊年代三次受命组阁的近卫文麿来说，他的人生或许只能用失败两个字来形容！他既优柔寡断又鲁莽冲动。更加不幸的是，他往往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优柔寡断，却在需要谨小慎微的时候鲁莽冲动。
这也正如近卫在战后自杀前所言：“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
近卫出身显赫，他的高贵血统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藤原家族，当时他的家族一度作为摄政王控制日本。日本的封建时代是由五大家族拱卫天皇轮流执政，也就是所谓的“五摄家”。其中“近卫”和“九条”是前两家，“鹰司”“一条”和“二条”是后三家——听着好像跟打麻将似的，只有五大家族才有资格出任摄政。从中世纪起一直到1947年“华族制度”废除为止，“五摄家”在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其中又以排在首位的“近卫家”最为显赫，他们要么可以把自家的女儿嫁入皇室，要么可以把天皇的女儿娶回自家。
1891年11月12日，近卫文麿出生在最为高贵的“近卫家”。其父近卫笃麿是明治时代的知名人物，曾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议长等要职。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8天就因产褥热去世，之后，笃麿又娶了小姨子贞子为续弦，而文麿一直将其姨母当成亲生母亲，直到长大成人后才知道真相。在后母面前，近卫总是受到冷落，后来他感叹道：“知道真相后，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斥着谎言。”一定程度上，此事对近卫的未来人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近卫是父亲第一次婚姻中唯一的孩子，也就是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嫡出的长子。正因为此，近卫从出生之日起，就被视为掌上明珠。其曾祖父为他的出生高兴得连连赋诗助兴。看着儿子歪歪扭扭地踉跄学步，笃麿就用一根绳子将小近卫牵上，生怕他摔倒。由于家族和天皇的深厚渊源，近卫文麿自幼深受“天皇家屏藩”的严格家教与训练，3岁起便由其祖母带着到皇室去参拜，尊皇尽忠的封建伦理思想在幼年近卫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04年1月，积极鼓吹对俄开战的父亲笃麿突然病逝，昔日门庭若市的近卫家刹那间变得冷冷清清。那些以前受过父亲关照的人全都换上了一副冷面孔，很多人常常到近卫家索要债款。尽管年仅13的少年近卫继承了爵位，但家道的中落使得涉世不久的他深深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奈和世态之炎凉。
中学时代的近卫曾经是个郁郁寡欢的文学青年。瘦高、留着两撇小胡子的近卫热衷艺术，他曾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在现存官方的照片中很少见到近卫的笑容，他也由此被人誉为忧郁的哈姆雷特，期间他甚至几度想辞去爵位，去当一名普通的民众。
1912年3月，近卫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10月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法学。他主张礼贤下士，曾经买糕点送给贫穷的邻居，口头禅“乞丐也是宾客”更是为他赢得了不少好名声。
短暂的“大正民主”使得以前视政治为俗物的近卫开始逐渐关注政局。就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德高望重的“明治最后元老”西园寺公望。在1922年山县有朋、1924年松方正义相继病逝后，西园寺便成为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西园寺是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其一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和法国的乔治·克列孟梭是终生的好友，被誉为“日本民主的最后守护者”。西园寺当时正在和桂太郎交替出任首相，也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桂园时代”，可谓那个时期日本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巨人。西园寺年轻时曾向近卫的祖父学习过书法，和他父亲笃麿也是挚友。所以当某天身穿学生制服的青年近卫去拜访他时，面对故人之子的西园寺，睹人思人，备感欣慰。也许从那一刻起，西园寺就主动承担起将近卫培养成杰出政治家的重任。尽管两人年龄差了整整42岁，按辈分算也是叔侄，但贵为首相的西园寺对年轻的近卫却以“阁下”相称以示尊敬，可见其提携青年近卫的拳拳之心。西园寺当时绝对想不到，就是这个自己寄予厚望的年轻人背离了自己的政治目标，最后将日本带上了绝路。出身显赫的近卫有了贵人的相助，从此开始平步青云。
1916年，年仅25岁的近卫便晋身为公爵议员并进入贵族院。1918年12月，杂志《日本及日本人》发表了近卫的文章《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近卫将世界划分成英美的“维持现状”势力和德国等后起的“打破现状”势力。他写道：“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消极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本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像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他还指出，英国正在兴起对其他国家关闭殖民地门户的议论，如果这样的话，“我国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不得不做出打破现状之举”。从文中可以看出，近卫对西方民族优秀论世界观的反抗心理在很早以前就已成型，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给予深切的同情。值得提出的是，近卫那时候就开始将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相提并论，这也成为近卫后来力主结成三国同盟和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基础。
1919年，近卫幸运地随西园寺公望参加了著名的巴黎和会，在这里他邂逅了一个今后影响他命运的中年人，那就是稍后就要闪亮登场的松冈洋右。参加巴黎和会增长了近卫的国际见闻。归途路经上海时，近卫还应孙中山的邀请进行了会谈。高贵的门第，不断见诸杂志和报端的政论文章，使从国外归来的近卫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1921年，刚届而立之年的近卫就被推选为临时议长，在政坛日益活跃的近卫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
高贵的出身，超过一米八的身高，端正的外貌，使得近卫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在日本民众的眼中，近卫是未来作为首相领导日本的不二人选。后来的事实也真应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931年，近卫成为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任议长，开始进入国家的政治权力中枢。
对于关东军发起的九一八事变，近卫文麿是击节赞叹。他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并公开跳出来反对导师西园寺所主张的协调外交。从这时候开始，他的思想逐渐与西园寺的民主思想越来越远。“二二六事件”之后，冈田启介内阁垮台，西园寺公望为了抑制军部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向天皇推荐了他不听话的弟子近卫组织新内阁，被近卫以健康欠佳为由加以拒绝。接任的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很快相继垮台后，举国公认继任首相人选除了近卫之外，别无他人。
1937年6月4日，近卫受命成立第一届内阁。时年46岁的近卫被称为“青年宰相”、日本政坛上“最年轻的首相”。巧合的是，54岁近卫自杀时，又被称为日本政坛自杀者中“最年轻的首相”。国内媒体将第一次近卫内阁称为“青年内阁”“明朗内阁”和“阳光内阁”，多数国民期待着他能够成功打破日本社会沉闷无比的状态。在他们眼中，近卫是最最出色的政治家，但事实上恰恰不是。用松冈洋右的话来说，尽管“近卫感觉敏锐，可以快速地接受新鲜事物，但是总结能力几乎为零”。在此非常时期，肩负日本未来重任的近卫，与其说是列强中最为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
近卫有着高贵的血统、良好的教育和美妙的年华，曾因拒绝就任首相，给人留下没有权力欲的良好印象。但近卫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实施对外扩张。天皇也曾对近卫十分满意，由于家族关系，两人亲切有加，近卫在天皇接见时经常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有时还边说话边摇晃着二郎腿。这一行为和一直正襟危坐的东条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由此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和鄙视。
看似前途无量的近卫文麿，刚刚上台就把日本带上了毁灭之路。上任仅仅一个月零三天，卢沟桥事变爆发。虽然曾经做出过“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但在军部的压力下，近卫很快屈服，做出了对中国增兵的决定。由于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抵抗能力，日本就此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步步推进，军部的势力越发猖獗，近卫内阁也很快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在这一任期内，短视的近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把中日战争彻底引入了死胡同。
这一声明被后来的史学家评价为极端弱智的言论，证明了近卫在外交事务上的幼稚无知。藤原彰在《日本近现代史》中指出：此举无疑是“自行堵死了结束战争的道路”。山冈庄八在《太平洋战争》中也指出：“近卫文麿这一奇妙声明看似无视外交惯例，因为在与中国军队的每日战斗中，突然发表了‘不拿你当对手’的声明，为了不是对手的对手每月要付出巨大的军费并死伤大量的士兵，在人类的军事史上可能是一个笑谈。”
因无力解决侵华战争问题，第一次近卫内阁在1939年1月4日总辞。当日本在中国陷入泥潭无法自拔时，近卫选择了不负责任地离开。当时的日本民众被告知，日军在中国每攻必克，每战必胜，所向披靡，因此很多人对近卫的辞职很不理解，我们进展这么顺利，为什么首相还要辞职呢？和后来一样，近卫的行动总是有始无终，他近乎鲁莽的领导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也让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控制力达到顶峰。
在三个短命内阁相继陷入僵局被迫下台之后，像是再做一遍梦一样，第二次近卫内阁于1940年7月22日再次成立。对于近卫文麿来说，与其说是他谋求去当首相，不如说是首相的位置在主动向他招手。
唯一强烈表示反对天皇对近卫任命的，恰恰是近卫的恩师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告诫天皇，请近卫重新上台，“就好像邀请强盗来调查他的罪行，因为没有别人知道得这样清楚”，但他的反对无效。几个月后，1940年11月，这个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就去世了。
就在新内阁宣布就职的同一天，西园寺公望的秘书、近卫幼年的同学原田熊雄和内弟有岛生马就谈到了再次成为风云人物的老同学。原田熊雄感叹地说：“近卫这人是一个像富士山一样的家伙。”在旁边的有岛生马的女儿晓子立即问为什么。原田沉思良久后，回答道：“从远处看，富士山是很漂亮的。但从近处看，富士山全是岩石，简直是粗糙不堪。”紧接着，原田流下了眼泪，“在国家命运面临重大选择的危难关头，却选择这样的人来担任首相，真是心寒哪”。
的确如此。如果说第一次近卫任内发起的中日战争是为日本订下了一口棺材的话，现在近卫马上要让日本躺进去，然后再钉上几个钉子，其中马上要钉的第一个钉子，就是很快要签署的《三国同盟条约》，第二个钉子就是随后的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近卫执政的基本方针还在其《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论文的延长线上，即通过强化日、德、意三国轴心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等手段，与英美等传统势力进行对抗。由于之前连续三届内阁都很短命，老换来换去也不是个事，因此裕仁天皇特地叮嘱近卫在物色内阁成员人选时要加倍慎重。
对于最重要的陆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人选，近卫分别选择了东条英机和松冈洋右。陆军大臣的决定权在军方，近卫几乎无法左右。不但如此，军方还明确表示，反对任何一个不赞成与轴心国结盟，也就是亲英美的人士出任外务大臣。近卫选择了自称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没有人会比他强的松冈洋右。有分析认为，近卫之所以选择松冈，是因为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自己所阐述的“国际秩序构想”，与松冈倡导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感觉上存在一定的共同点。从这一天起，东条和松冈就成为近卫制定和推行军事侵略及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战后，日本史学界将东条和松冈并称为使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的两大元凶。
海军大臣由吉田善吾海军大将出任，这显然也不太称职。东条和松冈赞成三国同盟且无比强硬，吉田反对同盟却胆怯懦弱，缺乏信心和勇气。后来的事实证明，近卫选中的内阁人选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1940年7月18日，天皇向近卫公下达了组阁命令。就在同一天晚上，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造访近卫私邸并出示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是“重新研究关于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方针，同时与赞成我国国是的国家合作”。武藤章提出，陆军承诺以“新内阁”理解此内容为前提，将给予其“完全协助”。换言之，如果不按陆军意愿去做的话，你的内阁和米内内阁的命运将是一样的。
敕令下达后，7月19日，近卫在私邸荻洼庄召见了即将就任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海军大臣吉田善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荻洼会谈”。虽然这并不是一次正式的官方会议，但其对后来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势必将被记入史册。会议决定新内阁外交政策的四条原则是：一是强化德、意、日轴心；二是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消除和减轻来自北方的威胁；三是将南方英、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全部纳入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四是尽力排除美国的干涉。这四条原则表明，“南进”已经成为日本当前将要采取的主要策略。
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宣告正式就职。第二天，近卫文麿以“拜受敕命”为题发表了广播讲话，声称在外交上将“走帝国独自的道路”，“要自己主动去指导世界的变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并称为了执行上述外交政策，“帝国同满洲和中国经济合作以及向南洋方面发展的必要性在不断增强”。
与上述原则相对应，日本很快制定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政策。这就是随后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以及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这两个《纲要》成为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新起点。
1940年7月26日，组建仅仅4天的近卫内阁就研究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指导方针就是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建成完全国防国家。《基本国策纲要》内容冗长，其要点是：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在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
早在侵华战争早期，1938年11月3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当时的范围仅仅局限于中国和朝鲜。这次虽然仅仅增加了一个“大”字，但已经包括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广大地区。上述内容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日本要把侵略战争从之前的中国对外扩展。连中国都消化不了的日本，已经好高骛远地准备扩大战线，试图南进了。
近卫没上台之前，陆军省已经联合参谋本部根据欧洲形势的巨大变化开始着手，起草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7月3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研究通过了这一提案，并在4日发给海军方面征求意见。此后，陆军与海军进行多次协商沟通，于7月22日，作为大本营陆海军部的联合提案确定下来。
在这份文件中，大本营陆海军部一致认为，即使德国不在英国本土实施登陆，德国的最终胜利也毫无疑问，这正是日本实施南进战略，取得南方资源地带，以摆脱经济上对美英两国的依赖，巩固自给自足态势之天赐良机。在制定《纲要》的同时，日本陆海军未雨绸缪，已经开始组织对南方地区用兵要地的实地调查、军事情报搜集和作战计划制订等。唯一存在异议的是，到底是将战争对象确定为荷兰一国，还是确定为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英荷两国，还是荷、英、美三国，一时还难下定论。
《基本国策纲要》一开头就指出，当前日本的第一要务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并列举了武力南进的具体推进计划。在外交方面，《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加强与德、意在政治军事上的联合，谋求对苏邦交的重大调整”。另外，《基本国策纲要》在最后说明中还写道，“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美开战的情况，需要充分做好对美战争的准备”。
在《基本国策纲要》通过仅仅一天之后，7月27日，近卫文麿主持召开了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按照军部的要求，会议无修改无条件地通过了军部提交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相比《基本国策纲要》而言，《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将日本今后一段时期的各项任务完全具体化了。
可以说，在日本之前出台的无数个“纲要”中，《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无疑将给日本的前途带来最为深远的影响，它第一次把对英美的战争提到具体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样重大的国策调整，近卫仅仅召开一次联络会议，用了短短3个小时就完全确定下来。正如前面所言，他在需要谨小慎微的时候犯了鲁莽冲动的毛病。
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发表了著名的“皇道外交宣言”，第一次对外公开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明确表示“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为中国、朝鲜、日本、“满洲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澳洲、新西兰、印度及西伯利亚东部等地。真不怕把自己给撑死呀！
在这个人口近5亿、面积近800万平方公里的大圈圈中又分为三个层次：日本本国与“满洲国”、中国为经济共同体，东南亚为资源供给地区，南太平洋为战略国防圈。在经济上，由日本垄断“共荣圈”内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在军事上，通过占领南洋地区，利用其资源和战略基地与英国、美国进行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持久战，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欲独霸远东的野心昭然若揭。
在随后的解释中，松冈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要在政治上“共存共荣”，以“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独立”为目标，以“皇道的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经济集团。他还为日本的侵略行动找到了看似冠冕堂皇的解释：“日本正在扩张，看看有哪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没拿它的邻国开过刀呢？问问那些美洲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多年以前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们的。”
为了配合进一步扩大的侵略战争，近卫首先采取的第一大措施就是推行所谓的“新体制运动”。在近卫眼里，“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以来的原有政党已日趋衰落，必须建立一个扎根于全体国民之中、不同于原有政党的新组织。早在未出任首相之前的1940年6月24日，近卫就发表了“拜辞枢密院议长，愿为建立新体制奉献绵薄之力”的声明，开始致力于建设新体制的“伟大”事业。
近卫这种建立类似于德国纳粹党一国一党制，在全国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做法得到了日本陆军的大力赞同。他们认为，德国飞跃发展的根源就在于建立了纳粹党的独裁体制。国民在狂热欢迎近卫再任首相的同时，也对他提倡的新体制充满期待。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发表政论文章，为近卫的新体制运动摇旗呐喊。《读卖新闻》的评论提出，“以往半自由主义的不彻底想法和方法在日本现有的形势下是万万行不通的”。
用近卫的话来说，“新政治体制的推动力是来自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不是旧有概念的政党，而是既能进入政府，也能进入军队，能够进入一切组织的政治力量”。由于近卫在国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他提倡和建立的新政治体制蓬勃兴起，风靡政界，原有日本各政党纷纷主动解散。随着社会大众党首先解散加入新体制运动，政友会、民政党、国民同盟、东方会等老牌政党也相继宣布解散。
1940年10月，近卫首相亲自出任总裁的“大政翼赞会”宣告成立，开始以一党专政的模式统治日本。“大政翼赞会”的宗旨是“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密切配合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分设大政翼赞协议会，还把产业报国会和日本妇女组织等团体也纳入体制中来。在思想宣传上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倡导“一亿一心”“一亿总动员”。日本已经进入“一君万民”“万民翼赞”的军事总体战体制。
抓完政治抓经济，近卫内阁同时公布了《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提出进一步加强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建立“国民经济一体化的高度国防国家”，对金融、钢铁、煤炭等产业实行统制，统一分配工业、农业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政府发布了《确立劳动新体制纲要》，控制和监视全国8.4万家企业和500万工人，建立起对劳动力的统制和动员体制。可以说，日本已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做好了扩大对外战争的准备。
1940年8月1日，格鲁大使在以“日本死心塌地投奔轴心国”为标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今内阁换了，连同换阁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比一场台风还厉害，竟然毁掉了一块地基。一望而知，近卫内阁在阐释当前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军部的要求时，已充分表露它将死心塌地地投向轴心国，建设东亚新秩序，肆意践踏美英权益、原则和政策。”格鲁从东京向华盛顿发出警告，“要警惕日本即将展开的新的侵略活动”。
现在，终于轮到松冈外相跃马挺枪来搞定三国同盟了。
1939年9月4日，5天之前（8月30日）成立的阿部信行内阁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对外发表公开声明：“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
阿部内阁认为，日本侵华战争久拖不决，蒋介石政权偏安一隅，依然屡败屡战，拒不投降，关键就在于苏联以及美、英、法等国明里暗里支持。现在欧洲战争爆发，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各国的注意力势必转向欧洲而无力顾及远东，这或许正是结束侵华战争的天赐良机。如果侵华战争得不到彻底解决，大量兵力滞留中国战场，日本也无力展开新的大战役。因此，内阁决定，暂不介入欧洲的战事，待侵华战争解决后再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军事竞争。
阿部内阁声明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日本的注意力在亚洲，暂时没有和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打算。虽然之前遭到了德国无情的背叛，但日本陆军中，不放弃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同盟初衷的人，仍占多数，因此对阿部内阁的这个声明非常不满。
比起之前短命的平沼骐一郎内阁，阿部内阁的寿命更短。当时日本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全国性的粮食不足日益严重，阿部内阁缺乏有力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阿部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就是如何维持《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之前美国已经预告该条约到1940年1月26日期满后自动失效。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时限制乃至全面禁止对日物资的输出，其结果不仅使日本无法将侵华战争继续下去，日本国内经济也势必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阿部慷慨地让出了所兼外务大臣的位置，起用了亲美派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出任外务大臣与美国进行交涉，但同样因为在对华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取得任何结果。阿部还企图利用汉奸汪精卫“以华制华”，但照样也是进展缓慢。加上在政府机构改革上手法笨拙，阿部内阁很快失去了议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本来就能力欠缺的阿部信行很快就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在巨大的倒阁压力之下，仅仅4个半月之后，1940年1月15日，阿部信行内阁无奈总辞。阿部本人随后也只好去汪精卫的南京做了特命全权大使。
搞定了阿部，陆军再次呼吁近卫文麿出马组阁，遭到了近卫的第二次拒绝。内阁也不能空着没人管，1940年1月16日，天皇授命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组阁。之前一直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米内光政终于走上前台，成为日本第三十七届首相。
被陆军戏称为“金鱼大臣”的米内自幼家贫，小时候当过报童，送过牛奶，后来先后进入“海兵”和“海大”学习，成绩一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语极其出色的米内先后到俄国、波兰和德国任职，回国后先后任“扶桑”号、“陆奥”号战列舰舰长，1925年晋升为海军少将，1930年晋升中将。由于在著名的“二二六事件”中表现出色，1937年4月米内晋升海军大将。
学识渊博的米内爱书成癖，喜欢安静，对演讲之类的事情毫无兴趣，一生中唯一的演说只有寥寥461字，算起来，一辈子的发言可能都没有松冈洋右一次的内容多。当时日本军队中盛行光头，今天看那些日本将领的黑白照片，基本都是秃瓢锃亮。米内在其中可谓是鹤立鸡群，梳三七小分头的米内，从年轻时就喜欢戴金丝边眼镜，个子很高，皮肤白皙。与传统日本人不一样的特殊气质，使得他成为老、中、青三代女性的心中偶像。据说在泡妞界，米内光政的人气大大超过了山本五十六。山本实在冤枉，赌博排在明石元二郎之后，是第二，泡妞还是亚军，冠军被米内横刀夺走。米内的风流倜傥甚至影响到了后辈。据说米内去世之后，他的长子米内刚政经常会遇到很多自称是他小妈的女人，弄得刚政也非常郁闷。
1937年2月，米内出任林铣十郎内阁的海军大臣，林内阁倒台后，米内留任了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海军大臣。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米内一开始主张持谨慎态度，后来由于国民党军在上海主动挑起战事而转变了态度，支持了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军方内部有长达数十年的“北进南进”之争，海军一直力主南进。在米内的坚持下，1939年2月，日本海军占领了海南和南沙群岛。当时的海南不太发达，日军占领这里绝对不是来吃椰子或木瓜，而是将这里作为之后可能进攻东南亚的重要前进基地。
在短命的阿部内阁之后米内能够出任总理大臣，和裕仁天皇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德国的铁蹄正在欧洲肆意践踏，此时不仅仅是日本军部，就连日本国内的舆论导向也对日、德、意三国同盟充满期待，裕仁对此忧心忡忡。鉴于米内之前旗帜鲜明反对三国同盟的杰出表现，裕仁才决定由米内出面组阁。米内本人之前并没有组阁的打算，当天皇大声地向他宣布“朕命爱卿组阁”时，米内再也无法拒绝。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被电击到一样”。
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尽管对米内出任首相感到很不满意，但是解决侵华战争问题仍属当务之急。新年伊始，1940年1月1日的“解决‘中国事变’的绝密指导”中，陆军明确提出：“以1940年为目标努力解决‘中国事变’。”1月4日，陆军省的新年献词中也写道：“无论如何，今年都要彻底解决‘中国事变’。”
1940年3月30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联席会议，重点就是如何在1940年内彻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少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次长泽田茂中将、总务部部长神田正种少将、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第三部部长铃木宗作少将等9人，清一色的陆军巨头。会议最后甚至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日本就开始谋划单方面从中国撤军，除在上海、内蒙古等地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主力全部撤出大陆战场。
大本营陆军参谋种村佐孝在1940年3月底的日志中写道：“作为参谋本部，主要是全力以赴处理事变，陆军省方面气势汹汹，恨不得立即开始撤军”，“如果在年内不能解决日中战争，1941年起就开始自发地从中国撤退的方针已经初步确定下来”。
东京逐步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明智决策，迅疾遭到了中国占领军的强烈反对。吃到嘴里的肉，哪能这么轻易就吐出来？你们这些官老爷难道不知道这些地盘都是用生命换来的吗？在前线将士的眼里，东京的这帮官僚简直就是“崽卖爷田”的败家子。在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高层中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代表人物就是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但不管怎么说，这无疑都是侵华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1940年3月30日，在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前后两任内阁的支持下，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汪伪政权。就在汪精卫宣誓就职的同一天，大洋彼岸的美国就做出了表态。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南京政府的建立，是一国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邻国。美国有充分理由相信，重庆政府依然会得到中国大多数国民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今后美国仍然继续把重庆政府看成是中国政府，这是自不待言的。”4月1日，英国和法国也相继发表声明，不承认汪伪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忍无可忍的蒋介石发出了悬赏通告，以10万国币的高价收购汪精卫的项上人头。
欧洲在经过了半年多的“奇怪战争”之后，1940年5月，德国突然在西线发起了“闪电战”，精锐的德国装甲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相继陷落。6月11日，就在法国即将全面溃败的危急关头，意大利趁火打劫，对英法宣战，像当初苏联对待波兰一样，从背后对法国发起突然进攻。6月17日，巴黎落入德军之手。6月22日，号称拥有“世界最强陆军”的法国在不到3个月内战败投降。德国的兵锋隔着英吉利海峡遥指英伦三岛，大英帝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欧洲的巨变对远东产生了重大影响。英、法、荷三国在远东地区广阔而富饶的殖民地，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令人垂涎欲滴却无人看管的熟果。法国、荷兰的崩溃使得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成了远悬海外的孤儿，亚洲明珠已经从蚌壳中露出来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铜、铝、大米和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成了“丢在大街上任人捡拾的宝物”。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是当时世界上几大重要的产油地之一，一直缺乏石油的日本对其可谓是“垂涎三米”！
中国战场对于日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正在不断地吞噬着日本那本不富裕的战略物资。1940年春天，日本政府正在为海外供应的原料，尤其是石油、橡胶和锡而担忧。英法两国的战争同样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援，因此，英法尽可能限制殖民地输出原料给日本，而日本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处在不稳定状态，美国随时可能禁运石油、钢铁等重要物资到日本。
忧心忡忡的日本朝野上下自然而然将目光凝聚到了南方。政府和军方均认为，随着英、法、荷等国在欧洲的败退，德国势力将迅速扩展南洋一带区域。日本对因法国、荷兰的战败而产生的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等问题必须迅速做出必要的对策。日本人的想法是，既不能将这一广阔的富饶之地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也不能让它成为日本最大潜在对手美英的势力范围。假如荷属东印度受到英国或美国的控制，则该地区对日本的石油供应肯定会受到限制，这等于把自己的咽喉完全暴露给了对手。换言之，如果能借此机会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搞到手，日本就可以不再依靠美国的供应，实现重大战略物资石油的自足自给。
早在西欧战争还未打响之前，1940年4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就告诉报界，日本同南洋地区，尤其同荷属东印度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如果欧洲的战事把荷兰及荷属东印度卷了进去，将对这些经济联系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日本深切地关注可能影响荷属东印度现状的任何演变。这天的《朝日新闻》说，如果荷兰卷入战争，结果不是英国最终控制东印度，就是荷兰政府可能避难到那里并吁请美国给予保护。言外之意，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是对日本不利的。4月16日，日本驻荷兰大使向荷兰外交大臣提出了这一问题，荷兰回答说，“荷兰政府过去未曾，今后也不会请求任何国家保护荷属东印度”。荷兰驻日本大使也在4月18日向有田八郎做了类似的保证。
日本这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敏感举动，立即引起国外的种种猜测，大家认为这是日本试图谋划夺取荷属东印度的信号。4月1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报界发表声明，对日本人所谓的荷属东印度的命运与他们有特殊利害关系表示异议。赫尔强调，“采用非和平手段来改变那里现状的任何做法都将损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提醒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最好是规矩点。
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5月11日，有田外相把他4月15日声明的抄件交给英国、法国和德国大使，声称欧洲的事变使日本政府更加深切地关注荷属东印度的情况。他同时向荷兰大使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坚持其维持原状的态度。赫尔担心这可能预示日本将采取某些军事行动，他确信日本政府正在试图寻找借口对那里进行干涉，于是在5月11日又在报上发表声明，提到了先前对尊重荷属东印度现状所承担的义务。赫尔的举动对日本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关键是日本当时还没有做好入侵那一地区的准备。
良机稍纵即逝，陆军的“南进论”迅速抬头。东条英机的得意门生、日本南中国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大佐立即致电军部：“当今欧洲之变化，希特勒所提倡的建立世界新秩序将急速发展。日本若是一直陷在日中战争的困局中，德国就会马上进军东亚，将英国、法国、荷兰的属地尽收囊中，到时候就轮不到日本出头了。所以当此之际，日本必须下定决心，尽快进军占领南方资源地区。”
相对于陆军的与时俱进和转变观念，日本海军历来倡导南进。就在德国进攻荷兰的5月10日这天，海军军令部作战课课长中泽佑大佐就提出，“日本海军要迅速做好对南方实施作战的准备”。5月11日，军令部就组织了以“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油田地带，英美两国参战”为主题的兵棋推演。
当时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在日记中写道：“5月间日本涌起的政治喧嚣，迄未退减，反见日益加剧。”
还有一个问题是，解决南方问题与之前一直提倡的彻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可谓是息息相关。中国沿海地区的相继沦陷，使得通过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通向中国的道路成为国际社会援华的两条重要通道。如果能够占领这一地区，切断对中国抗战生死攸关的输血管，也会尽快迫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投降。
6月19日，趁火打劫的日本政府向奄奄一息的法国提出要求，暂时封锁法属印度支那与中国的边界，禁止过往交通，并要求法国当局同意日本派出现场检查员，以保证禁止任何可能助长重庆作战能力的过境运输。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法国政府于6月20日答复说，他们在6月17日就已经封闭边界不让供应中国的汽油和卡车通过，今后还将把禁运范围扩大到许多其他物资，同时表示不反对日本派出检查员。6月29日，由西原一策少将率领的一个日本代表团到达河内，着手在海防、谅山等地建立检查站。一直牛皮哄哄的法国已经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田地。
日本同时也向英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立即停止从香港和缅甸把战争物资和某些其他种类的货物运到中国内地。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声称，如果英国拒绝这些要求，日本军方将坚决要求政府对英国宣战。与这一威胁相配合，日军在邻近九龙租界的边界地区集结了一支5000人的部队。犹如惊弓之鸟的香港英军当局，下令毁坏了深圳河上的边境铁路桥和公路桥，并强行把英国的妇女儿童疏散到马尼拉和澳大利亚。日本外务省明确提出了要求禁运的物资种类，如武器弹药、燃料、卡车及铁路器材等。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在与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的谈话中还反复抱怨说，“日本对欧洲的战争保持中立，而英国却不像日本对欧战那样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
比起法国而言英国情况要好一点，毕竟英伦三岛还没沦陷嘛，英国面子也更大一点，日本一说就答应也太丢不起这人了。但实际上英国的实力及处境使其根本无力在远东与日本抗衡，英国决定寻求美国的支持。6月25日，英国向美国说明，自己不能独立无援地在两个半球进行战争，它在滇缅公路问题上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共同阻止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无疑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驻美大使洛西恩向国务卿赫尔提出，如果美国也不想走向战争，是否由双方一起对日本做出一些让步？赫尔回答说，“迄今为止所有有关妥协方案的建议，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拒绝在对日妥协上与英国合作。但赫尔也表示不能派舰队到新加坡，因为那样做，将使美国在大西洋的海岸线可能遭到德国的攻击。
看到英国磨磨叽叽不想答应，日本再次发出威胁。日本陆军省官员对英国驻日陆军武官助理直言，“拒绝关闭滇缅公路将肯定引起战争”，日本报刊也充斥着对英宣战的激进言论。为了使日本不至于马上对他们的殖民地马来亚和新加坡动手，刚刚上任不久的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通俗点说，就是“不要脸了”。7月17日，英日双方达成协议，自7月18日起关闭对中国战场至关重要的滇缅公路3个月。当时的滇缅公路承运了从美国输入武器弹药的38%和从苏联输入的37%。重庆政府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此举“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无异是在帮助中国的敌人”。
德国在欧洲取得的累累战果让日本人嫉羡不已。在日本军部看来，法国已经败降，英国也正在为生存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他急需的战争资源，更待何时？看看人家希特勒，不到一年就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之前吆五喝六的法国不到3个月就歇菜了。再看看咱自己，都3年了，连个贫弱的中国也收拾不了，还把那么多人马陷进去不能自拔，丢人哪！就这，人家想和咱结盟，咱还扭扭捏捏地挑三拣四，不惭愧吗？
在日本国内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叫嚣声中，6月22日上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对策。会上，那些不久之前曾力主从中国撤军的人一反常态，纷纷建议立即对南方地区采取断然行动，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6月25日，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召集陆军省全体人员训话，发誓要“迎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坚决当上第三国”。之前一度沉寂要求缔结三国同盟的要求在日本国内重新强势抬头。
以前是德国追求咱，咱不答应，现在人家发财，成大款了，咱就要主动贴上去。在一片强烈要求与德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喧嚣声中，6月29日，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发表了题为“国际局势和帝国的立场”的外交政策演说，极力强调日本和德国合作的诚意。日本政府匆忙向德国主动提出，恢复之前中断的德、日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
7月8日，由原林铣十郎内阁外务大臣佐藤尚武作为特使，会同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在柏林会见了里宾特洛甫。佐藤声称，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转移了英、法、美等国的注意力，才使得德国在欧洲的战争进行得更加顺利，换言之，你能在欧洲横行霸道，也有俺的功劳。他说，日本正努力在亚洲建立新秩序，像德国在欧洲正在做的那样。他提议双方今后应密切合作，尤其是在美国要干涉欧洲或远东事务的时候。日本正在设法结束中国战事，以腾出手来为上述目标奋斗，佐藤希望德国能够支持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扩张计划。来栖大使还强调，德国帮助日本加强在远东的地位对德国加强在欧洲的地位也大有好处。里宾特洛甫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把一年前三国公约谈判失败归咎于日本政府对欧洲事务的漠不关心。
还好人家里宾特洛甫大人有大量，对过去的事情表示既往不咎，一切朝前看，同意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之前闹矛盾的双方重叙旧情，把酒言欢，真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哪！
德国倒不是真的大度，里宾特洛甫当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德国的侵略计划中，日本本来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德国需要日本在远东通过对马来亚、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的进攻给英国以新的打击，同时促使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太平洋，以牵制和阻止美国在欧洲参战。里宾特洛甫慷慨地表示，希望日本将双方的合作建议具体化。很快，日本就草拟了一份协议草案，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并同意将意大利也拉进来。
7月12日，德日双方代表在该草案的基础上制订了名为“加强日、德、意之间的协调一致”的计划，规定了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但是，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在会谈中明显表露出这样一种意思，就是同一个素来与德国疏远的日本政府合作感到极度不爽。话没明说，但毫无疑问是针对一贯主张与英、美协调的首相米内光政和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换言之，要想合作得更愉快，日本必须把米内赶下台，成立真正对结盟有诚意的亲德新内阁。
日本陆海军是娘胎里带出来的世仇，作为海军大将的米内，与陆军的关系一直不好，组阁之后的米内就一再受到陆军的掣肘，而陆军倒阁的种种活动，从他上台那一天就开始了。相对于陆军的狂热，米内和日本海军界的清醒人士认为，称雄世界数百年的大英帝国海军实力强大，希特勒不会轻而易举地压倒英国取得制海权，英吉利海峡是英国的天然屏障，制海权一日在英国人手中，欧洲的胜负就一日不敢做结论。来自驻英大使重光葵的消息也说，英国人正在丘吉尔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誓死与德国人搏斗。美国和苏联两个中立大国的态度也不完全明朗，现在就对德国积极表态为时尚早。
迫于国内陆军和舆论界的巨大压力，之前一直反对三国同盟的米内，也只好对德、日、意三国谈判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但以陆军为主体的亲德势力仍不满足。况且在短短的任期内，米内并没有就“解决中国问题”与英美两国达成任何协议。可谓芝麻没捡到，西瓜也丢了。日本军界决意彻底摧毁米内内阁，由一个能同轴心国进行合作的内阁取而代之。
1940年7月8日，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拜会了内大臣木户幸一，明确提出米内内阁根本不适合同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谈判，改组内阁已势在必行，陆军准备倒阁并再次支持近卫文麿上台。可笑的是，陆军之所以支持近卫文麿重新组阁，并不是因为近卫德高望重和能力出众。在军方眼中，近卫是出了名的懦弱和优柔寡断，这样军方就能牵着近卫的鼻子沿着他们所希望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陆军很快使出了撒手锏，1940年7月16日，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宣布辞职。米内首相还天真地要求陆军推荐继任陆军大臣的人选，但陆军以提出人选有困难为由，予以拒绝。受到致命一击的米内光政只好于7月22日黯然下台。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中，米内公开表示“内阁总辞的原因是陆军的种种阻挠”。天皇虽然不愿看到米内内阁被推翻，言语中也表示有些不满，但也不敢站出来公开反对陆军的立场。
畑俊六大将1940年7月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参谋本部泽田茂次长来此，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盖章，逼我决定去留，无奈之下我只好辞职。”米内也算厚道人，即使被畑俊六点了死穴，在后来的东京大审判中，米内还是在法庭上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此乃后话，届时详叙。
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经历了平沼、阿部、米内三个短命内阁之后，1940年7月22日，把日本带进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一直蛰伏的近卫文麿重出江湖。
万众瞩目的近卫文麿再次走上前台，组成了新一届政府内阁。在这个习惯上被称为“第二次近卫内阁”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关键人物：一位是能言善辩、傲慢无礼、野心勃勃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另一位就是名气更大的强硬派，人称“剃刀”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东条英机就曾经出任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次官。
以前老酒认为将日本带入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号称“二战三元凶”之一的东条英机，但后来看了很多资料，逐渐改变了看法。老酒以为，真正将日本带向毁灭的罪人，应该就是这个在日本享有崇高声望的“青年政治家”近卫文麿。在日本民众眼中，近卫出任首相可谓众望所归，可惜近卫在战前三次组阁，最后均以令人失望的结果告终，且每次都将日本往死路上送上一程：第一次，近卫内阁把日本领上了战争之路；第二次，内阁开始为战争加速；第三次，内阁将战争列车加至最高速，到达了悬崖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近卫奋力跳下了车，司机换成了东条英机。别说东条本身就不想刹车，就是想刹也刹不住了。日本的战争列车只好朝着悬崖下边直落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持这种看法的不止老酒。政治家的英明或拙劣不能看他当时受欢迎、受吹捧的程度，而应该凭政绩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让后人来评说。2005年，日本文艺春秋社收集了上万人的综合评价后编辑出版了《总理大臣得分表》一书，书中对近卫文麿的评价是“软弱、无责任感”，其总得分在日本历任首相中排名第一，不过是倒数的。在和平年代，一个政治家的无能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尚不至于让国家走向毁灭。但战争年代就不同，这也正是那些将国家领向战争胜利的政治家能够名垂青史的主要原因。对于在那个特殊年代三次受命组阁的近卫文麿来说，他的人生或许只能用失败两个字来形容！他既优柔寡断又鲁莽冲动。更加不幸的是，他往往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优柔寡断，却在需要谨小慎微的时候鲁莽冲动。
这也正如近卫在战后自杀前所言：“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
近卫出身显赫，他的高贵血统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藤原家族，当时他的家族一度作为摄政王控制日本。日本的封建时代是由五大家族拱卫天皇轮流执政，也就是所谓的“五摄家”。其中“近卫”和“九条”是前两家，“鹰司”“一条”和“二条”是后三家——听着好像跟打麻将似的，只有五大家族才有资格出任摄政。从中世纪起一直到1947年“华族制度”废除为止，“五摄家”在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其中又以排在首位的“近卫家”最为显赫，他们要么可以把自家的女儿嫁入皇室，要么可以把天皇的女儿娶回自家。
1891年11月12日，近卫文麿出生在最为高贵的“近卫家”。其父近卫笃麿是明治时代的知名人物，曾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议长等要职。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8天就因产褥热去世，之后，笃麿又娶了小姨子贞子为续弦，而文麿一直将其姨母当成亲生母亲，直到长大成人后才知道真相。在后母面前，近卫总是受到冷落，后来他感叹道：“知道真相后，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斥着谎言。”一定程度上，此事对近卫的未来人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近卫是父亲第一次婚姻中唯一的孩子，也就是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嫡出的长子。正因为此，近卫从出生之日起，就被视为掌上明珠。其曾祖父为他的出生高兴得连连赋诗助兴。看着儿子歪歪扭扭地踉跄学步，笃麿就用一根绳子将小近卫牵上，生怕他摔倒。由于家族和天皇的深厚渊源，近卫文麿自幼深受“天皇家屏藩”的严格家教与训练，3岁起便由其祖母带着到皇室去参拜，尊皇尽忠的封建伦理思想在幼年近卫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04年1月，积极鼓吹对俄开战的父亲笃麿突然病逝，昔日门庭若市的近卫家刹那间变得冷冷清清。那些以前受过父亲关照的人全都换上了一副冷面孔，很多人常常到近卫家索要债款。尽管年仅13的少年近卫继承了爵位，但家道的中落使得涉世不久的他深深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奈和世态之炎凉。
中学时代的近卫曾经是个郁郁寡欢的文学青年。瘦高、留着两撇小胡子的近卫热衷艺术，他曾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在现存官方的照片中很少见到近卫的笑容，他也由此被人誉为忧郁的哈姆雷特，期间他甚至几度想辞去爵位，去当一名普通的民众。
1912年3月，近卫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10月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法学。他主张礼贤下士，曾经买糕点送给贫穷的邻居，口头禅“乞丐也是宾客”更是为他赢得了不少好名声。
短暂的“大正民主”使得以前视政治为俗物的近卫开始逐渐关注政局。就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德高望重的“明治最后元老”西园寺公望。在1922年山县有朋、1924年松方正义相继病逝后，西园寺便成为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西园寺是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其一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和法国的乔治·克列孟梭是终生的好友，被誉为“日本民主的最后守护者”。西园寺当时正在和桂太郎交替出任首相，也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桂园时代”，可谓那个时期日本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巨人。西园寺年轻时曾向近卫的祖父学习过书法，和他父亲笃麿也是挚友。所以当某天身穿学生制服的青年近卫去拜访他时，面对故人之子的西园寺，睹人思人，备感欣慰。也许从那一刻起，西园寺就主动承担起将近卫培养成杰出政治家的重任。尽管两人年龄差了整整42岁，按辈分算也是叔侄，但贵为首相的西园寺对年轻的近卫却以“阁下”相称以示尊敬，可见其提携青年近卫的拳拳之心。西园寺当时绝对想不到，就是这个自己寄予厚望的年轻人背离了自己的政治目标，最后将日本带上了绝路。出身显赫的近卫有了贵人的相助，从此开始平步青云。
1916年，年仅25岁的近卫便晋身为公爵议员并进入贵族院。1918年12月，杂志《日本及日本人》发表了近卫的文章《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近卫将世界划分成英美的“维持现状”势力和德国等后起的“打破现状”势力。他写道：“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消极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本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像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他还指出，英国正在兴起对其他国家关闭殖民地门户的议论，如果这样的话，“我国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不得不做出打破现状之举”。从文中可以看出，近卫对西方民族优秀论世界观的反抗心理在很早以前就已成型，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给予深切的同情。值得提出的是，近卫那时候就开始将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相提并论，这也成为近卫后来力主结成三国同盟和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基础。
1919年，近卫幸运地随西园寺公望参加了著名的巴黎和会，在这里他邂逅了一个今后影响他命运的中年人，那就是稍后就要闪亮登场的松冈洋右。参加巴黎和会增长了近卫的国际见闻。归途路经上海时，近卫还应孙中山的邀请进行了会谈。高贵的门第，不断见诸杂志和报端的政论文章，使从国外归来的近卫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1921年，刚届而立之年的近卫就被推选为临时议长，在政坛日益活跃的近卫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
高贵的出身，超过一米八的身高，端正的外貌，使得近卫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在日本民众的眼中，近卫是未来作为首相领导日本的不二人选。后来的事实也真应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931年，近卫成为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任议长，开始进入国家的政治权力中枢。
对于关东军发起的九一八事变，近卫文麿是击节赞叹。他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并公开跳出来反对导师西园寺所主张的协调外交。从这时候开始，他的思想逐渐与西园寺的民主思想越来越远。“二二六事件”之后，冈田启介内阁垮台，西园寺公望为了抑制军部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向天皇推荐了他不听话的弟子近卫组织新内阁，被近卫以健康欠佳为由加以拒绝。接任的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很快相继垮台后，举国公认继任首相人选除了近卫之外，别无他人。
1937年6月4日，近卫受命成立第一届内阁。时年46岁的近卫被称为“青年宰相”、日本政坛上“最年轻的首相”。巧合的是，54岁近卫自杀时，又被称为日本政坛自杀者中“最年轻的首相”。国内媒体将第一次近卫内阁称为“青年内阁”“明朗内阁”和“阳光内阁”，多数国民期待着他能够成功打破日本社会沉闷无比的状态。在他们眼中，近卫是最最出色的政治家，但事实上恰恰不是。用松冈洋右的话来说，尽管“近卫感觉敏锐，可以快速地接受新鲜事物，但是总结能力几乎为零”。在此非常时期，肩负日本未来重任的近卫，与其说是列强中最为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
近卫有着高贵的血统、良好的教育和美妙的年华，曾因拒绝就任首相，给人留下没有权力欲的良好印象。但近卫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实施对外扩张。天皇也曾对近卫十分满意，由于家族关系，两人亲切有加，近卫在天皇接见时经常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有时还边说话边摇晃着二郎腿。这一行为和一直正襟危坐的东条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由此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和鄙视。
看似前途无量的近卫文麿，刚刚上台就把日本带上了毁灭之路。上任仅仅一个月零三天，卢沟桥事变爆发。虽然曾经做出过“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但在军部的压力下，近卫很快屈服，做出了对中国增兵的决定。由于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抵抗能力，日本就此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步步推进，军部的势力越发猖獗，近卫内阁也很快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在这一任期内，短视的近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把中日战争彻底引入了死胡同。
这一声明被后来的史学家评价为极端弱智的言论，证明了近卫在外交事务上的幼稚无知。藤原彰在《日本近现代史》中指出：此举无疑是“自行堵死了结束战争的道路”。山冈庄八在《太平洋战争》中也指出：“近卫文麿这一奇妙声明看似无视外交惯例，因为在与中国军队的每日战斗中，突然发表了‘不拿你当对手’的声明，为了不是对手的对手每月要付出巨大的军费并死伤大量的士兵，在人类的军事史上可能是一个笑谈。”
因无力解决侵华战争问题，第一次近卫内阁在1939年1月4日总辞。当日本在中国陷入泥潭无法自拔时，近卫选择了不负责任地离开。当时的日本民众被告知，日军在中国每攻必克，每战必胜，所向披靡，因此很多人对近卫的辞职很不理解，我们进展这么顺利，为什么首相还要辞职呢？和后来一样，近卫的行动总是有始无终，他近乎鲁莽的领导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也让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控制力达到顶峰。
在三个短命内阁相继陷入僵局被迫下台之后，像是再做一遍梦一样，第二次近卫内阁于1940年7月22日再次成立。对于近卫文麿来说，与其说是他谋求去当首相，不如说是首相的位置在主动向他招手。
唯一强烈表示反对天皇对近卫任命的，恰恰是近卫的恩师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告诫天皇，请近卫重新上台，“就好像邀请强盗来调查他的罪行，因为没有别人知道得这样清楚”，但他的反对无效。几个月后，1940年11月，这个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就去世了。
就在新内阁宣布就职的同一天，西园寺公望的秘书、近卫幼年的同学原田熊雄和内弟有岛生马就谈到了再次成为风云人物的老同学。原田熊雄感叹地说：“近卫这人是一个像富士山一样的家伙。”在旁边的有岛生马的女儿晓子立即问为什么。原田沉思良久后，回答道：“从远处看，富士山是很漂亮的。但从近处看，富士山全是岩石，简直是粗糙不堪。”紧接着，原田流下了眼泪，“在国家命运面临重大选择的危难关头，却选择这样的人来担任首相，真是心寒哪”。
的确如此。如果说第一次近卫任内发起的中日战争是为日本订下了一口棺材的话，现在近卫马上要让日本躺进去，然后再钉上几个钉子，其中马上要钉的第一个钉子，就是很快要签署的《三国同盟条约》，第二个钉子就是随后的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近卫执政的基本方针还在其《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论文的延长线上，即通过强化日、德、意三国轴心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等手段，与英美等传统势力进行对抗。由于之前连续三届内阁都很短命，老换来换去也不是个事，因此裕仁天皇特地叮嘱近卫在物色内阁成员人选时要加倍慎重。
对于最重要的陆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人选，近卫分别选择了东条英机和松冈洋右。陆军大臣的决定权在军方，近卫几乎无法左右。不但如此，军方还明确表示，反对任何一个不赞成与轴心国结盟，也就是亲英美的人士出任外务大臣。近卫选择了自称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没有人会比他强的松冈洋右。有分析认为，近卫之所以选择松冈，是因为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自己所阐述的“国际秩序构想”，与松冈倡导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感觉上存在一定的共同点。从这一天起，东条和松冈就成为近卫制定和推行军事侵略及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战后，日本史学界将东条和松冈并称为使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的两大元凶。
海军大臣由吉田善吾海军大将出任，这显然也不太称职。东条和松冈赞成三国同盟且无比强硬，吉田反对同盟却胆怯懦弱，缺乏信心和勇气。后来的事实证明，近卫选中的内阁人选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1940年7月18日，天皇向近卫公下达了组阁命令。就在同一天晚上，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造访近卫私邸并出示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是“重新研究关于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方针，同时与赞成我国国是的国家合作”。武藤章提出，陆军承诺以“新内阁”理解此内容为前提，将给予其“完全协助”。换言之，如果不按陆军意愿去做的话，你的内阁和米内内阁的命运将是一样的。
敕令下达后，7月19日，近卫在私邸荻洼庄召见了即将就任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海军大臣吉田善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荻洼会谈”。虽然这并不是一次正式的官方会议，但其对后来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势必将被记入史册。会议决定新内阁外交政策的四条原则是：一是强化德、意、日轴心；二是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消除和减轻来自北方的威胁；三是将南方英、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全部纳入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四是尽力排除美国的干涉。这四条原则表明，“南进”已经成为日本当前将要采取的主要策略。
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宣告正式就职。第二天，近卫文麿以“拜受敕命”为题发表了广播讲话，声称在外交上将“走帝国独自的道路”，“要自己主动去指导世界的变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并称为了执行上述外交政策，“帝国同满洲和中国经济合作以及向南洋方面发展的必要性在不断增强”。
与上述原则相对应，日本很快制定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政策。这就是随后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以及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这两个《纲要》成为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新起点。
1940年7月26日，组建仅仅4天的近卫内阁就研究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指导方针就是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建成完全国防国家。《基本国策纲要》内容冗长，其要点是：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在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
早在侵华战争早期，1938年11月3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当时的范围仅仅局限于中国和朝鲜。这次虽然仅仅增加了一个“大”字，但已经包括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广大地区。上述内容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日本要把侵略战争从之前的中国对外扩展。连中国都消化不了的日本，已经好高骛远地准备扩大战线，试图南进了。
近卫没上台之前，陆军省已经联合参谋本部根据欧洲形势的巨大变化开始着手，起草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7月3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研究通过了这一提案，并在4日发给海军方面征求意见。此后，陆军与海军进行多次协商沟通，于7月22日，作为大本营陆海军部的联合提案确定下来。
在这份文件中，大本营陆海军部一致认为，即使德国不在英国本土实施登陆，德国的最终胜利也毫无疑问，这正是日本实施南进战略，取得南方资源地带，以摆脱经济上对美英两国的依赖，巩固自给自足态势之天赐良机。在制定《纲要》的同时，日本陆海军未雨绸缪，已经开始组织对南方地区用兵要地的实地调查、军事情报搜集和作战计划制订等。唯一存在异议的是，到底是将战争对象确定为荷兰一国，还是确定为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英荷两国，还是荷、英、美三国，一时还难下定论。
《基本国策纲要》一开头就指出，当前日本的第一要务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并列举了武力南进的具体推进计划。在外交方面，《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加强与德、意在政治军事上的联合，谋求对苏邦交的重大调整”。另外，《基本国策纲要》在最后说明中还写道，“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美开战的情况，需要充分做好对美战争的准备”。
在《基本国策纲要》通过仅仅一天之后，7月27日，近卫文麿主持召开了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按照军部的要求，会议无修改无条件地通过了军部提交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相比《基本国策纲要》而言，《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将日本今后一段时期的各项任务完全具体化了。
可以说，在日本之前出台的无数个“纲要”中，《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无疑将给日本的前途带来最为深远的影响，它第一次把对英美的战争提到具体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样重大的国策调整，近卫仅仅召开一次联络会议，用了短短3个小时就完全确定下来。正如前面所言，他在需要谨小慎微的时候犯了鲁莽冲动的毛病。
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发表了著名的“皇道外交宣言”，第一次对外公开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明确表示“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为中国、朝鲜、日本、“满洲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澳洲、新西兰、印度及西伯利亚东部等地。真不怕把自己给撑死呀！
在这个人口近5亿、面积近800万平方公里的大圈圈中又分为三个层次：日本本国与“满洲国”、中国为经济共同体，东南亚为资源供给地区，南太平洋为战略国防圈。在经济上，由日本垄断“共荣圈”内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在军事上，通过占领南洋地区，利用其资源和战略基地与英国、美国进行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持久战，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欲独霸远东的野心昭然若揭。
在随后的解释中，松冈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要在政治上“共存共荣”，以“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独立”为目标，以“皇道的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经济集团。他还为日本的侵略行动找到了看似冠冕堂皇的解释：“日本正在扩张，看看有哪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没拿它的邻国开过刀呢？问问那些美洲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多年以前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们的。”
为了配合进一步扩大的侵略战争，近卫首先采取的第一大措施就是推行所谓的“新体制运动”。在近卫眼里，“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以来的原有政党已日趋衰落，必须建立一个扎根于全体国民之中、不同于原有政党的新组织。早在未出任首相之前的1940年6月24日，近卫就发表了“拜辞枢密院议长，愿为建立新体制奉献绵薄之力”的声明，开始致力于建设新体制的“伟大”事业。
近卫这种建立类似于德国纳粹党一国一党制，在全国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做法得到了日本陆军的大力赞同。他们认为，德国飞跃发展的根源就在于建立了纳粹党的独裁体制。国民在狂热欢迎近卫再任首相的同时，也对他提倡的新体制充满期待。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发表政论文章，为近卫的新体制运动摇旗呐喊。《读卖新闻》的评论提出，“以往半自由主义的不彻底想法和方法在日本现有的形势下是万万行不通的”。
用近卫的话来说，“新政治体制的推动力是来自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不是旧有概念的政党，而是既能进入政府，也能进入军队，能够进入一切组织的政治力量”。由于近卫在国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他提倡和建立的新政治体制蓬勃兴起，风靡政界，原有日本各政党纷纷主动解散。随着社会大众党首先解散加入新体制运动，政友会、民政党、国民同盟、东方会等老牌政党也相继宣布解散。
1940年10月，近卫首相亲自出任总裁的“大政翼赞会”宣告成立，开始以一党专政的模式统治日本。“大政翼赞会”的宗旨是“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密切配合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分设大政翼赞协议会，还把产业报国会和日本妇女组织等团体也纳入体制中来。在思想宣传上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倡导“一亿一心”“一亿总动员”。日本已经进入“一君万民”“万民翼赞”的军事总体战体制。
抓完政治抓经济，近卫内阁同时公布了《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提出进一步加强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建立“国民经济一体化的高度国防国家”，对金融、钢铁、煤炭等产业实行统制，统一分配工业、农业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政府发布了《确立劳动新体制纲要》，控制和监视全国8.4万家企业和500万工人，建立起对劳动力的统制和动员体制。可以说，日本已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做好了扩大对外战争的准备。
1940年8月1日，格鲁大使在以“日本死心塌地投奔轴心国”为标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今内阁换了，连同换阁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比一场台风还厉害，竟然毁掉了一块地基。一望而知，近卫内阁在阐释当前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军部的要求时，已充分表露它将死心塌地地投向轴心国，建设东亚新秩序，肆意践踏美英权益、原则和政策。”格鲁从东京向华盛顿发出警告，“要警惕日本即将展开的新的侵略活动”。
现在，终于轮到松冈外相跃马挺枪来搞定三国同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