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时间悄悄来到了1937年，这一年的7月7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让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西三面已经基本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保安队，还有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5600多人。即使是情况稍好一点的南面，之前日军已强占丰台，这样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彻底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往来，实现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的目的，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随时来临。
此时在平津地区驻扎的中国军队是原属于西北军的第二十九军，下辖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总兵力约10万人。当时第二十九军主要管辖区域是平津、河北以及察哈尔的一部分，驻守北平的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个师素以对日强硬著称，日军对第三十七师驻守北平一直是颇有微词。
西北军在中国旧军阀体系中一向以贫苦著称，现在竟然阴差阳错地辗转到了平津地区，不能不让他们觉得受宠若惊，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格外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可惜占据要地的宋哲元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他不但防着共产党的力量在该地区的渗透，还要防止蒋介石“中央军”重返平津，更要阻止虎狼一般的日本人，当然还有跟在日本人背后那数都数不清的汉奸二狗子。不久前，日本人向宋哲元提出要在平津地区修建铁路，宋哲元向南京汇报遭到拒绝。左右为难的宋哲元只好装病跑到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驻屯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中尉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19时30分，日军开始军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在其演习地附近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神秘“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的严词拒绝。
清水中尉马上电话向驻丰台的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做了汇报，一木马上电话请示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该如何处理。牟田口的指示是，“立即做好战斗准备”。这个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请大家稍作留意，他们在随后的太平洋主战场都还要作为主角出场。
那名失踪士兵其实就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志村这几天闹肚子，中间憋不住，就找个僻静地儿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就返回了部队。清水节郎随即向一木清直大队长再次汇报，“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可日军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他们一面部署准备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继续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接到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卢沟桥地区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松井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秦德纯马上命令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前往交涉。与王县长交涉的，除了松井久太郎和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之外，还有第一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森田彻还将在随后的诺门坎战役中出场并被打成筛子。认为守土有责的王县长拒绝了日军进城检查的无理要求。就在双方仍在僵持谈判的时候，凌晨4时23分，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爆炸的巨响，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进攻部队就是由一木清直率领的第三大队500余名日军。
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做了汇报。冯治安当即下令，一寸土地不能让，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誓死不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三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正面强攻未得手的日军改变攻击方向，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国民党军两个排寡不敌众，70多人全部战死。
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凌晨5时54分，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就接到了中国驻屯军“在卢沟桥地区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电报。10时20分，第二封电报再次传来，“我军于5时30分对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消息迅速传开，东京的那些军政要员马上意识到，前面又和中国人干上了。
对于前方事变的处理，日本内阁和军部迅速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他们认为对日本威胁最大的是北面虎视眈眈的苏联。目前日本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的持久战，这将导致日本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石原提出，目前日本正在加快实施伪满洲国的建设，不要因为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筹备55亿日元战争经费、限定作战时间不超过半年的情况下，全面出兵中国风险太大，绝非上策。后来的历史证明，石原莞尔作为日本第一战略家，当之无愧。
但是相对于满地都是的“扩大派”而言，他们的声音显然太微弱。赞成扩大战争的人员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等人，包括石原的黄金搭档、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在内的大部分军中将领几乎全都是“扩大派”。在大部分日本军人的眼里，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要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全征服中国。田中新一表示，“如果不拿下上海的话，那根本就不叫扩大”。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中佐甚至叫嚣，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都会立即投降”。
对于北边苏联的威胁，“扩大派”提出：苏联刚刚经历了血淋淋的大清洗，能打仗的中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被斯大林主动干掉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苏联目前肯定无力介入。英国、法国的注意力都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的德国身上，也根本无暇顾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至于美国，罗斯福总统刚刚再次当选总统，国内无处不在的孤立主义对罗斯福关注欧洲的事务都大加指责，更不会准许他去干预中国的战事。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全面对华开战“千载难逢的良机”。杉山元在觐见天皇时甚至向裕仁承诺，“中国的事情只需要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
最激动的当属一贯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这帮家伙几乎清一色的“扩大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纷纷要求对扩大作战尽快做出决断。日本国内还没做出结论，关东军的电报已经同时到了东京和北平，“鉴于目前华北的严峻局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一部做好随时出击作战的准备”。那个之前在上海和绥远都惹出不少事端的田中隆吉已经像兔子一样跑到了天津，提出中国驻屯军要和关东军联合起来，“立即对中国华北地区发起全面作战”。卢沟桥前线还来了一位猛人，这个人在后边的正戏里我们还要无数次提到他，他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战争狂人辻政信。辻政信觉得和那些大人物辩论耽误工夫，直接跑到前线找到了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关东军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陆军参谋总长是皇室的闲院宫载仁亲王，这家伙基本是个摆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不能理事。参谋本部实际上是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在主事。7月8日18时42分，头脑清醒的石原莞尔排除干扰以参谋本部“临命第400号”向前线中国驻屯军发出指示：“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石原的命令立即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反对。参谋本部的军官，根本不管石原的命令，立即拟订了一份增兵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驻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紧急支援中国华北地区的作战。
说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代表海军反对对美开战，那不假，但他们绝对不是爱好和平，而是因为打美国打不过，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还是要打的。不甘落后的海军军令部立即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一、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三舰队马上返回原基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随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随时准备紧急出动对华作战。
7月8日深夜，“扩大派”主力、陆军大臣杉山元再次颁布紧急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两年兵延期复员”。此举一下子又临时增加了可以调动的4万兵力。
当日深夜，中日双方在永定河铁路桥和龙王庙附近再次展开搏杀，两军均有较大伤亡。
7月8日上午，在那座以避暑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上，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接到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看完电报的蒋介石第一个反应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可能真的就要来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马上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
蒋介石随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随后他发出了一系列调兵的电令：开封以西的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随时调用；第二十六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和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所有将领立即结束培训下山归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蒋先生还想看看那些平时专门和他作对的地方军阀是什么想法，他向这些大腕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并邀请他们同上庐山，共商国是。
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那些一贯喜欢和他唱对台戏的各路诸侯，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一反常态，连一贯与蒋介石面不和心也不和的汪精卫都表示赞同，“目前中国的局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开战以求存，绝无苟安之可能”。接着蒋介石就收到了最让他头疼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李宗仁还提出让白崇禧马上赶赴庐山听候蒋委员长随时调遣。随后，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纷纷来电，表示全力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主张。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我们已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同德，共同御倭。”刘湘还说，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巴蜀之地在两年之内可以选派出500万铁血男儿奔赴前线！不管是不是真能，表态表得确实不错。
还有一支中国军队也发来了请战电报，表示愿意在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这封电报的署名人多达7个，个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中共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
或许是看到当时在华北的兵力尚未达到全面开战的规模，日方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和平解决”卢沟桥出现的危机。7月9日凌晨3时，双方谈判代表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初步协议：一、双方停战；二、日军撤出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中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
可是马上就有新情况发生。就当中国保安队准备进城接防时，再次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此时的日军第二大队已经按照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命令向宛平进发。7月10日上午，在秦德纯家中进行的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之后由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的谈判也同样不欢而散。
在日本东京，陆军中的扩大派已经制订进一步向中国增兵的具体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石原莞尔烦恼无比。石原知道增兵的结果就是战事的无限制扩大，他希望卢沟桥的纠纷能够“不动员国内的师团就地解决”。可是石原也清楚，凭借目前中国驻屯军仅仅一个旅团的兵力，即使加上那些不会打仗只会趁火打劫的伪军，也不足以对付第二十九军的10万之众，前线的危机使得石原无奈只好同意向中国增兵。
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近卫文麿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在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提议下，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决定，只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人表示了担忧。
随后在14时召开的内阁扩大会议上，全体阁员一致支持杉山元陆军大臣的提议，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为派兵”。会议结束后，首相近卫文麿和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觐见了天皇，裕仁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计划。
7月11日18时35分，参谋总长闲宫院下达了“临参命第56号”。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及其附属部队，四个飞机中队奉命急速开赴华北。21时30分，“临参命57号”下达，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同时在傍晚时分，日本公开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看到这一切的石原莞尔明白，日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7月14日，近卫文麿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告诫日本民众，要做好“最坏打算”，他指出，“从种种迹象说明，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的种种努力看来都失败了。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的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均处于危险之中”。坐在一边的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补充道，“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就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的发言人的话更具威胁，“如果中国胆敢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关东军将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后方都在磨刀霍霍，前线却并未显出应有的紧张，双方的谈判仍在慢条斯理地进行。7月11日，日本决定由香月清司中将接替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就是在这一天，被蒋介石催促了无数次的宋哲元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山东乐陵老家，去往危机四伏的北平。
此时的宋哲元可以说是思绪万千。贫苦出身的宋哲元最看重的，当然是他手上的既得利益，如果战争真打起来，他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结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霸占。作为中国人，他自然不愿意把地盘交给日本人当汉奸，但是也不愿意就这样让给蒋介石。作为冯玉祥西北军的老部下，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能混到现在这地位，也实在是不容易呀。
作为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直接到北平或是到刚刚开办前线指挥部的保定，而是剑走偏锋地去了天津。在7月11日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第二十九军内部分歧较大。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坚决主张抗战，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却主张和平解决，在这之后留下来负责与日本人谈判的张自忠因此被国人视为大汉奸。也正因为此，张自忠后来凭借无数次死战，最后献出生命，才洗清了罪名。其实张自忠只是和宋哲元一样，不愿意丢掉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地盘。宋哲元当即支持张自忠做出向日本人让步的决定，以妥协换取和平。
7月19日，宋哲元抵达北平后，立即对外做出“解除北平戒严，释放逮捕的所有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的命令，并下令拆除城内所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和谈。宋哲元同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暂缓增援部队北上，不要因此而刺激了日本人。他还假惺惺地表示，“河北人民很苦，如果‘中央军’来了，最好不要住民房”。同时，宋哲元私下对日军表示，“对日我们绝不抵抗，对南京我们会极力抗争”，幻想以此讨好日本换来屈辱的和平。
就在宋哲元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的增援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开赴平津地区。到7月16日，关东军第一、第十一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到达预定位置，朝鲜军一个师团也已逼近平津地区，航空兵团已经全部集结到长城一线，随时可以出击。得知上述情报的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迅速集结，试图全面包围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对此将信将疑，为了进一步向日军示好，他还致电中国各界救亡团体，谢绝热情国民对第二十九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接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首领和社会名流已群聚庐山，也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10天后的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这篇谈话几乎被后来所有的抗战著作引用。在这篇谈话中，无处不弥漫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被逼无奈，奋起反击外敌的坚强之心。谈话最后指出：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敌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就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同时，7月17日上午11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指出，“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控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转为全面对华作战”。同时决定在7月20日前再由国内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待兵力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地区”。参谋本部夸下海口：两个月内歼灭第二十九军，三到四个月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南京政权。
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方再次提出了妥协方案。第二天，宋哲元在张自忠的陪同下，亲自向香月清司当面道歉。就在此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双方发生冲突的消息。日军随后声明，7月20日之后将“采取自由行动”。张自忠因此找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彻底弹压共产党，罢免不适宜官员，第三十七师全面撤出北平”等无理要求。
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到7月16日晚间，日军在北平和天津地区集结兵力：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混成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开进北平北郊，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镇，日本的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自日本国内走海路运抵华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陆后直趋天津，陆续集结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在这一区域的各种作战飞机也达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蒋介石电令告知日军大量集结的宋哲元终于明白，再大的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等他试图做出战斗部署时，为时已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宋哲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求蒋介石将援兵稍往后退，缓解一下目前紧张的气氛，真是刺刀不到脸上心不死呀。
7月25日，日军一个中队以维修电线为名，与廊坊中国守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发生冲突，之后爆发激战。激战至26日中午，廊坊车站被日军占领，天津和北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
香月清司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三十七师必须于28日中午12时之前全部撤出北平。与此同时，驻屯军第二联队二大队约500名日军开车直奔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第一三二师一部发生激战，战斗持续3个多小时，一部日军冲入城内，一部被堵在城外。
“广安门事件”使得宋哲元彻底陷入绝望。战争已经近在眼前，他紧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平津局势实堪危虑”，请求“速派大军日夜兼程北进，以接平津之围”。早干吗去啦？蒋介石立即复电，令第二十九军死守北平勿退，同时要求宋哲元立即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即将爆发的大战。蒋介石特别强调，南京国民政府将全力给予支援。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日军第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共万余人，在100余门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发起全面攻击，第二十九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浴血抵抗，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南苑失守，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残余官兵向北平方向撤走。随后，丰台、清河、沙河相继沦陷。
两位高级将领阵亡，举国悲痛。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仓皇撤离北平，前往保定。北平陷落。
7月30日，年近七旬的汉奸江朝宗组织的“北平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8月19日，江汉奸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天津守军已经得到了北平失守的消息。7月29日凌晨1时，驻守天津第三十八师官兵在副师长、天津公安局局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主动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在攻击天津火车站、飞机场、海光寺等处日军的战斗中斩获颇丰，但遭日机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当日傍晚，天津失守。
就在第三十八师发动攻击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忽然良心发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水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十人，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当他们撤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第二十九军已经撤离，遂决定向保定方向追赶。这支队伍在北平西郊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损失巨大，大汉奸殷汝耕在混乱中趁机逃跑。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22天之后，华北重镇北平、天津均落入日军之手。
在长城抗战中有过出色表现却因为消极对敌痛失平津的第二十九军，刹那间又变成了国人的声讨对象。退守保定、羞愧难当的宋哲元给南京国民政府发电报自请处分，蒋介石大度地承担了所有责任：“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关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尽全力负全责定能挽救今日之危局。”蒋介石还致电勉励第二十九军将士，“平津得失不足为虑，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之目的”。
在日本，那个“第一战略家”还在努力。石原认为若再增遣国内的师团加入中国战场，那就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是一场“非常长久的持久战”。在当前局面下，中国和日本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转变局势的可能性。石原提出，当时出于防范北方苏联威胁的考虑，能够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只有11个师团，用这样的兵力解决中国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反对声巨大，但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还是认同了石原的观点。希望战争在中国的华北以永定河、滹沱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将中国的战事暂时停下来。日本甚至已经开始寻找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但一切已经晚了。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最后蒋介石指出：“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之后，民众遭受了苦痛，国家失去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过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到底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达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全国一致，不惜牺牲来与倭寇死拼。”之后蒋介石做出了最后的号召：“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大家要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不知道作为“昭和三大参谋”之首的石原莞尔看到蒋介石这篇通告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降之后，几个还苟存于世的日本军官对于卢沟桥事变以及之后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曾发出过不少的慨叹。
“昭和三大参谋”之二的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昭和三大参谋”之三的濑岛龙三：“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分界线，如果当时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下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西三面已经基本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保安队，还有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5600多人。即使是情况稍好一点的南面，之前日军已强占丰台，这样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彻底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往来，实现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的目的，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随时来临。
此时在平津地区驻扎的中国军队是原属于西北军的第二十九军，下辖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总兵力约10万人。当时第二十九军主要管辖区域是平津、河北以及察哈尔的一部分，驻守北平的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个师素以对日强硬著称，日军对第三十七师驻守北平一直是颇有微词。
西北军在中国旧军阀体系中一向以贫苦著称，现在竟然阴差阳错地辗转到了平津地区，不能不让他们觉得受宠若惊，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格外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可惜占据要地的宋哲元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他不但防着共产党的力量在该地区的渗透，还要防止蒋介石“中央军”重返平津，更要阻止虎狼一般的日本人，当然还有跟在日本人背后那数都数不清的汉奸二狗子。不久前，日本人向宋哲元提出要在平津地区修建铁路，宋哲元向南京汇报遭到拒绝。左右为难的宋哲元只好装病跑到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驻屯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中尉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19时30分，日军开始军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在其演习地附近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神秘“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的严词拒绝。
清水中尉马上电话向驻丰台的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做了汇报，一木马上电话请示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该如何处理。牟田口的指示是，“立即做好战斗准备”。这个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请大家稍作留意，他们在随后的太平洋主战场都还要作为主角出场。
那名失踪士兵其实就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志村这几天闹肚子，中间憋不住，就找个僻静地儿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就返回了部队。清水节郎随即向一木清直大队长再次汇报，“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可日军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他们一面部署准备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继续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接到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卢沟桥地区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松井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秦德纯马上命令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前往交涉。与王县长交涉的，除了松井久太郎和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之外，还有第一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森田彻还将在随后的诺门坎战役中出场并被打成筛子。认为守土有责的王县长拒绝了日军进城检查的无理要求。就在双方仍在僵持谈判的时候，凌晨4时23分，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爆炸的巨响，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进攻部队就是由一木清直率领的第三大队500余名日军。
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做了汇报。冯治安当即下令，一寸土地不能让，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誓死不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三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正面强攻未得手的日军改变攻击方向，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国民党军两个排寡不敌众，70多人全部战死。
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凌晨5时54分，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就接到了中国驻屯军“在卢沟桥地区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电报。10时20分，第二封电报再次传来，“我军于5时30分对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消息迅速传开，东京的那些军政要员马上意识到，前面又和中国人干上了。
对于前方事变的处理，日本内阁和军部迅速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他们认为对日本威胁最大的是北面虎视眈眈的苏联。目前日本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的持久战，这将导致日本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石原提出，目前日本正在加快实施伪满洲国的建设，不要因为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筹备55亿日元战争经费、限定作战时间不超过半年的情况下，全面出兵中国风险太大，绝非上策。后来的历史证明，石原莞尔作为日本第一战略家，当之无愧。
但是相对于满地都是的“扩大派”而言，他们的声音显然太微弱。赞成扩大战争的人员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等人，包括石原的黄金搭档、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在内的大部分军中将领几乎全都是“扩大派”。在大部分日本军人的眼里，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要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全征服中国。田中新一表示，“如果不拿下上海的话，那根本就不叫扩大”。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中佐甚至叫嚣，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都会立即投降”。
对于北边苏联的威胁，“扩大派”提出：苏联刚刚经历了血淋淋的大清洗，能打仗的中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被斯大林主动干掉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苏联目前肯定无力介入。英国、法国的注意力都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的德国身上，也根本无暇顾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至于美国，罗斯福总统刚刚再次当选总统，国内无处不在的孤立主义对罗斯福关注欧洲的事务都大加指责，更不会准许他去干预中国的战事。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全面对华开战“千载难逢的良机”。杉山元在觐见天皇时甚至向裕仁承诺，“中国的事情只需要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
最激动的当属一贯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这帮家伙几乎清一色的“扩大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纷纷要求对扩大作战尽快做出决断。日本国内还没做出结论，关东军的电报已经同时到了东京和北平，“鉴于目前华北的严峻局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一部做好随时出击作战的准备”。那个之前在上海和绥远都惹出不少事端的田中隆吉已经像兔子一样跑到了天津，提出中国驻屯军要和关东军联合起来，“立即对中国华北地区发起全面作战”。卢沟桥前线还来了一位猛人，这个人在后边的正戏里我们还要无数次提到他，他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战争狂人辻政信。辻政信觉得和那些大人物辩论耽误工夫，直接跑到前线找到了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关东军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陆军参谋总长是皇室的闲院宫载仁亲王，这家伙基本是个摆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不能理事。参谋本部实际上是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在主事。7月8日18时42分，头脑清醒的石原莞尔排除干扰以参谋本部“临命第400号”向前线中国驻屯军发出指示：“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石原的命令立即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反对。参谋本部的军官，根本不管石原的命令，立即拟订了一份增兵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驻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紧急支援中国华北地区的作战。
说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代表海军反对对美开战，那不假，但他们绝对不是爱好和平，而是因为打美国打不过，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还是要打的。不甘落后的海军军令部立即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一、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三舰队马上返回原基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随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随时准备紧急出动对华作战。
7月8日深夜，“扩大派”主力、陆军大臣杉山元再次颁布紧急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两年兵延期复员”。此举一下子又临时增加了可以调动的4万兵力。
当日深夜，中日双方在永定河铁路桥和龙王庙附近再次展开搏杀，两军均有较大伤亡。
7月8日上午，在那座以避暑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上，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接到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看完电报的蒋介石第一个反应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可能真的就要来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马上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
蒋介石随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随后他发出了一系列调兵的电令：开封以西的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随时调用；第二十六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和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所有将领立即结束培训下山归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蒋先生还想看看那些平时专门和他作对的地方军阀是什么想法，他向这些大腕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并邀请他们同上庐山，共商国是。
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那些一贯喜欢和他唱对台戏的各路诸侯，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一反常态，连一贯与蒋介石面不和心也不和的汪精卫都表示赞同，“目前中国的局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开战以求存，绝无苟安之可能”。接着蒋介石就收到了最让他头疼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李宗仁还提出让白崇禧马上赶赴庐山听候蒋委员长随时调遣。随后，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纷纷来电，表示全力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主张。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我们已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同德，共同御倭。”刘湘还说，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巴蜀之地在两年之内可以选派出500万铁血男儿奔赴前线！不管是不是真能，表态表得确实不错。
还有一支中国军队也发来了请战电报，表示愿意在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这封电报的署名人多达7个，个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中共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
或许是看到当时在华北的兵力尚未达到全面开战的规模，日方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和平解决”卢沟桥出现的危机。7月9日凌晨3时，双方谈判代表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初步协议：一、双方停战；二、日军撤出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中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
可是马上就有新情况发生。就当中国保安队准备进城接防时，再次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此时的日军第二大队已经按照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命令向宛平进发。7月10日上午，在秦德纯家中进行的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之后由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的谈判也同样不欢而散。
在日本东京，陆军中的扩大派已经制订进一步向中国增兵的具体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石原莞尔烦恼无比。石原知道增兵的结果就是战事的无限制扩大，他希望卢沟桥的纠纷能够“不动员国内的师团就地解决”。可是石原也清楚，凭借目前中国驻屯军仅仅一个旅团的兵力，即使加上那些不会打仗只会趁火打劫的伪军，也不足以对付第二十九军的10万之众，前线的危机使得石原无奈只好同意向中国增兵。
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近卫文麿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在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提议下，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决定，只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人表示了担忧。
随后在14时召开的内阁扩大会议上，全体阁员一致支持杉山元陆军大臣的提议，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为派兵”。会议结束后，首相近卫文麿和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觐见了天皇，裕仁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计划。
7月11日18时35分，参谋总长闲宫院下达了“临参命第56号”。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及其附属部队，四个飞机中队奉命急速开赴华北。21时30分，“临参命57号”下达，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同时在傍晚时分，日本公开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看到这一切的石原莞尔明白，日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7月14日，近卫文麿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告诫日本民众，要做好“最坏打算”，他指出，“从种种迹象说明，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的种种努力看来都失败了。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的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均处于危险之中”。坐在一边的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补充道，“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就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的发言人的话更具威胁，“如果中国胆敢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关东军将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后方都在磨刀霍霍，前线却并未显出应有的紧张，双方的谈判仍在慢条斯理地进行。7月11日，日本决定由香月清司中将接替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就是在这一天，被蒋介石催促了无数次的宋哲元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山东乐陵老家，去往危机四伏的北平。
此时的宋哲元可以说是思绪万千。贫苦出身的宋哲元最看重的，当然是他手上的既得利益，如果战争真打起来，他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结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霸占。作为中国人，他自然不愿意把地盘交给日本人当汉奸，但是也不愿意就这样让给蒋介石。作为冯玉祥西北军的老部下，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能混到现在这地位，也实在是不容易呀。
作为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直接到北平或是到刚刚开办前线指挥部的保定，而是剑走偏锋地去了天津。在7月11日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第二十九军内部分歧较大。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坚决主张抗战，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却主张和平解决，在这之后留下来负责与日本人谈判的张自忠因此被国人视为大汉奸。也正因为此，张自忠后来凭借无数次死战，最后献出生命，才洗清了罪名。其实张自忠只是和宋哲元一样，不愿意丢掉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地盘。宋哲元当即支持张自忠做出向日本人让步的决定，以妥协换取和平。
7月19日，宋哲元抵达北平后，立即对外做出“解除北平戒严，释放逮捕的所有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的命令，并下令拆除城内所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和谈。宋哲元同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暂缓增援部队北上，不要因此而刺激了日本人。他还假惺惺地表示，“河北人民很苦，如果‘中央军’来了，最好不要住民房”。同时，宋哲元私下对日军表示，“对日我们绝不抵抗，对南京我们会极力抗争”，幻想以此讨好日本换来屈辱的和平。
就在宋哲元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的增援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开赴平津地区。到7月16日，关东军第一、第十一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到达预定位置，朝鲜军一个师团也已逼近平津地区，航空兵团已经全部集结到长城一线，随时可以出击。得知上述情报的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迅速集结，试图全面包围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对此将信将疑，为了进一步向日军示好，他还致电中国各界救亡团体，谢绝热情国民对第二十九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接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首领和社会名流已群聚庐山，也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10天后的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这篇谈话几乎被后来所有的抗战著作引用。在这篇谈话中，无处不弥漫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被逼无奈，奋起反击外敌的坚强之心。谈话最后指出：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敌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就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同时，7月17日上午11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指出，“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控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转为全面对华作战”。同时决定在7月20日前再由国内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待兵力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地区”。参谋本部夸下海口：两个月内歼灭第二十九军，三到四个月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南京政权。
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方再次提出了妥协方案。第二天，宋哲元在张自忠的陪同下，亲自向香月清司当面道歉。就在此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双方发生冲突的消息。日军随后声明，7月20日之后将“采取自由行动”。张自忠因此找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彻底弹压共产党，罢免不适宜官员，第三十七师全面撤出北平”等无理要求。
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到7月16日晚间，日军在北平和天津地区集结兵力：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混成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开进北平北郊，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镇，日本的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自日本国内走海路运抵华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陆后直趋天津，陆续集结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在这一区域的各种作战飞机也达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蒋介石电令告知日军大量集结的宋哲元终于明白，再大的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等他试图做出战斗部署时，为时已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宋哲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求蒋介石将援兵稍往后退，缓解一下目前紧张的气氛，真是刺刀不到脸上心不死呀。
7月25日，日军一个中队以维修电线为名，与廊坊中国守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发生冲突，之后爆发激战。激战至26日中午，廊坊车站被日军占领，天津和北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
香月清司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三十七师必须于28日中午12时之前全部撤出北平。与此同时，驻屯军第二联队二大队约500名日军开车直奔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第一三二师一部发生激战，战斗持续3个多小时，一部日军冲入城内，一部被堵在城外。
“广安门事件”使得宋哲元彻底陷入绝望。战争已经近在眼前，他紧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平津局势实堪危虑”，请求“速派大军日夜兼程北进，以接平津之围”。早干吗去啦？蒋介石立即复电，令第二十九军死守北平勿退，同时要求宋哲元立即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即将爆发的大战。蒋介石特别强调，南京国民政府将全力给予支援。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日军第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共万余人，在100余门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发起全面攻击，第二十九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浴血抵抗，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南苑失守，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残余官兵向北平方向撤走。随后，丰台、清河、沙河相继沦陷。
两位高级将领阵亡，举国悲痛。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仓皇撤离北平，前往保定。北平陷落。
7月30日，年近七旬的汉奸江朝宗组织的“北平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8月19日，江汉奸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天津守军已经得到了北平失守的消息。7月29日凌晨1时，驻守天津第三十八师官兵在副师长、天津公安局局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主动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在攻击天津火车站、飞机场、海光寺等处日军的战斗中斩获颇丰，但遭日机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当日傍晚，天津失守。
就在第三十八师发动攻击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忽然良心发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水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十人，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当他们撤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第二十九军已经撤离，遂决定向保定方向追赶。这支队伍在北平西郊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损失巨大，大汉奸殷汝耕在混乱中趁机逃跑。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22天之后，华北重镇北平、天津均落入日军之手。
在长城抗战中有过出色表现却因为消极对敌痛失平津的第二十九军，刹那间又变成了国人的声讨对象。退守保定、羞愧难当的宋哲元给南京国民政府发电报自请处分，蒋介石大度地承担了所有责任：“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关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尽全力负全责定能挽救今日之危局。”蒋介石还致电勉励第二十九军将士，“平津得失不足为虑，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之目的”。
在日本，那个“第一战略家”还在努力。石原认为若再增遣国内的师团加入中国战场，那就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是一场“非常长久的持久战”。在当前局面下，中国和日本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转变局势的可能性。石原提出，当时出于防范北方苏联威胁的考虑，能够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只有11个师团，用这样的兵力解决中国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反对声巨大，但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还是认同了石原的观点。希望战争在中国的华北以永定河、滹沱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将中国的战事暂时停下来。日本甚至已经开始寻找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但一切已经晚了。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最后蒋介石指出：“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之后，民众遭受了苦痛，国家失去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过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到底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达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全国一致，不惜牺牲来与倭寇死拼。”之后蒋介石做出了最后的号召：“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大家要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不知道作为“昭和三大参谋”之首的石原莞尔看到蒋介石这篇通告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降之后，几个还苟存于世的日本军官对于卢沟桥事变以及之后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曾发出过不少的慨叹。
“昭和三大参谋”之二的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昭和三大参谋”之三的濑岛龙三：“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分界线，如果当时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下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