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本国内之前持续的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相比1929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3，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将近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不断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狂跌，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高达400万人。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也急需一场战争来缓解国内存在的诸多矛盾。恰在此时，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事件也为日本侵占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0年3月，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讨蒋之战。同年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一场大战随之爆发，史称“中原大战”。交战双方都对远在东北的张学良积极拉拢。在胜败局势未明的情况下，张学良对双方都若即若离，一直保持中立立场。到了6月，蒋介石曾派张群将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大印送到东北，劝张学良立即出兵入关助战，张学良以“德薄才庸”为由婉拒。随后在南京“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宣布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第二天，10万东北军精锐挥师入关，早已成强弩之末的反蒋联盟刹那间土崩瓦解，气势如虹的东北军迅速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张学良随后因“危难之时显身手”被蒋介石正式委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真可谓一人之下，无数人之上。年仅30岁的张学良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得少帅张学良名利双收。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主持行营工作。从这时起，一直到去世，张学良再也没有回到过东北。大批东北军精锐随张学良出关，导致关外防务空虚。
尽管当时名义上国家已经统一，但实际上全国各地依然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均告失利。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中央军”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蒋介石加紧“剿共”之际，南方两广再次出现意外。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了“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等人为委员，南方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蒋介石急令“剿共”前线转为守势，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外，其余各部分别转进“讨逆”。此时的中华大地，可以说是陷入一片混乱。
早在1930年年底，日军参谋本部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对未来将在满洲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行动方案：一是打破现状；二是建立亲日政权；三是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结合这一计划，陆军参谋本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准备。1931年4月，由北方士兵组成，原驻仙台的第二师团和原来驻扎在东北辽阳地区的第十六师团换防，以适应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7月，密令驻扎在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奉天一带集结，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准备随时渡江参战。为了对付沈阳的高大城墙，永田铁山在视察东北时承诺给关东军用于攻击北大营的两门240毫米重炮也专门从本土调运至满洲，配属给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8月，日军又进行了精心的人事调整。一直从事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原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本庄繁中将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在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中，有三个人被公认为“中国通”，简称“三通”。他们分别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从4岁起，日本字都不一定识，就开始由其祖父指导学习汉学。三人的“通”还各有侧重，土肥原贤二被称为“东北通”，矶谷廉介是“南方通”，板垣征四郎是“华北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土肥原贤二调到东北，谁都能预料到下一步肯定要有所动作。
凡事皆需借口，即使对于德国、日本、苏俄这样的侵略者。也就在这一时期，东北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纯属中、朝农民之间的民间土地纠纷。日本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最后在日本的引导下，朝鲜半岛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中村事件”相对复杂一点。1931年6月，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三个部下在兴安岭一带做军事侦察，返回途中被中国东北军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指北针、测绘仪器等物。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除重要文件留下上报之外，其余一律就地销毁。
也真该出事，处死中村之前，想逃跑的中村曾与团部的卫兵发生搏斗，中村佩戴的日本军官专用手表被打飞，正好被来送夜宵的第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悄悄捡走。后来李德保在外边嫖娼时没钱结账，就把手表押在了当铺。发现中村神秘失踪的日军沿着中村之前走过的路线寻找，得密报在当铺中找到的手表，就成了日本人的铁证。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谋财害命，杀死中村，威逼中国立即交出关玉衡等杀人凶手。最后东北军只好将关玉衡撤职。就这两事件引起的纠纷，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商议解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消弭东北的危机。
两次事件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内的军人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向日本各大城市发放传单，传单上画着插着日本太阳旗的中国东北地图，下边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板垣和石原马上意识到绝佳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决定以此为借口发起行动，行动的日期定在了1931年9月28日。关东军于是频频调动，弹药和武器也开始秘密发放。接到石原密报的神田正种已经擅自将朝鲜军悄悄调至鸭绿江边，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越境对关东军实施支援。
1931年8月“中村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命令外务省密切关注中国东北的局势。关东军在东北闹出这么大动静，外务省驻满洲的官员不可能不发觉。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随即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疑和抗议：“此种做法从根本上不符合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当时唯一健在的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也规劝南次郎要谨慎行事。此事甚至惊动了天皇，裕仁谕令南次郎下手整顿关东军军纪。
一向谨小慎微的南次郎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之前他任朝鲜军司令官时石原就找他联系过越境支援的事，当时他就没敢答应。南次郎立即找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问话。建川对于即将在满洲采取的行动也清清楚楚，对于陆军大臣的提问，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回了一句，“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闻听此言的南次郎大吃一惊，马上逼着建川部长立即动身前往满洲，传达东京旨意，阻止关东军乱来。
这位建川少将身高只有1.47米，据说后来在驻苏使馆当大使时，被个子并不高大的斯大林在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差点跌坐在地上，惹得斯大林哈哈大笑。个子小不代表没能力，这位建川也是陆军大学第二十一期的“军刀组”成员，能到参谋本部的人至少是牛c，能到参谋本部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的人肯定是牛b，能当上作战部部长的人那绝对就是牛a了。
建川部长内心里是支持关东军侵占“满蒙”计划的，满洲之行对他来说也是言不由衷。阳奉阴违的建川表面上按照南次郎的命令立即动身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暗地里却将消息透露给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心领神会的桥本接连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计划败露，建川出动，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土肥原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也许满洲合该有此一劫，收到电报的是正好是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刚调到此处担任土肥原副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很快得知了建川出动的消息。
9月15日，陪着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部长要来的问题。大家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万全之策。于是，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板垣一松手，铅笔往右倒了下去，那就是说计划应该中止。
但是，今田马上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叫道：“你们要是不干，我一个人干。”
一句话使得整个密谋现场的气氛为之一振。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都想说的话而已。板垣立即决定原计划提前10天，由原来的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至于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少佐就是，想办法用酒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
建川本身就是有名的“挺进将军”。前面提到，石原事先是和建川打过招呼的。本来就不愿意去的建川军令在身又不能不去，“陆大”的“军刀组”也绝不是浪得虚名，建川想出的招数就是磨洋工。从东京出来，建川也不坐飞机，先走陆路，然后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而来，就是为了给石原和板垣留下足够的时间。估计途中还在嘀咕桥本欣五郎是不是把消息发出去了。等他坐火车到奉天时，已经是9月18日的傍晚了。东京到奉天这段距离，从15日到18日，建川走了整整四天，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就这素质？
9月18日上午，一切看似都很平静，板垣陪同本庄繁司令官检阅关东军实弹军事演习。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部长，本庄繁则乘车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建川部长接风洗尘。看到这架势的建川部长马上意识到：马上就要动手了。建川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没让他去旅顺而带他来奉天一事不闻不问，反而主动端起了酒杯。几杯酒下肚，善解人意的建川部长很快“醉倒”。随后被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所开的菊文旅馆歇息，花谷还专程找来艺伎陪伴这位旅途劳累的将军——这差事不赖。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爆破专家、数月前刚刚调任柳条湖分遣队队长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7.5公里，离东北军重要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了42包小型炸药，损坏了一小段铁路。爆炸发生不久，一列从长春开来的火车从被炸地点顺利通过，只是车身稍有些颠簸。这一切都是关东军精心策划和计算的结果。后来花谷正说，“爆炸必须恰到好处，既将铁轨破坏一段制造出被炸的事实，又不能使交通运输瘫痪，这将影响之后的兵力调动”。同时，他们将3具身穿东北军军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了日军守备队。在那个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的消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开。
板垣征四郎大佐闻讯大喜，立即以本庄繁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一系列作战命令：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立即攻击北大营，第五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占奉天城。
事先早已布置好的两门240毫米大炮立即猛轰北大营。随后几百名红了眼的日本兵枪上膛，刀出鞘，嘶叫着向北大营冲去。
1931年9月18日当夜，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东北军事重地北大营此时竟然群龙无首。
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尚在北平，其当晚的去向之后详叙。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将黑龙江的军政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打理。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去锦州为其父治丧，军政大权交给了参谋长熙洽。在沈阳主持军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三经街公馆内忙着为其父庆寿。也就是说，事发当时，几乎所有的东北军政大员都不在岗位。至于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属下三个团长均不在军中，当时最大的领导是参谋长赵镇藩。仓促之下，赵镇藩立即向旅长王以哲家打电话请示，王以哲让他直接向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闻讯，慌忙打电话向北平报告了北大营情况，据说电话接通之后，张学良还未及说话就忽然中断。之前的9月6日，荣臻曾经接到过张学良发来的电报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由于当时得不到第一手的指示，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给惶恐中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随后又对赵镇藩强调，“这是命令，如果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就在次日，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时对日军进攻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
正是由于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北大营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迅速撤走，只有王铁汉的六二○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后破围而出。因为王铁汉的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在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你做得很好！”北大营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多人，日军仅伤亡24人。
18日晚11时46分，奉天特务机关副长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19日凌晨零时28分，花谷正再次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之中，日军陷于苦战。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
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磋商。早已心知肚明的石原提出：“事已至此，请司令官立即下达全军出动的进攻命令。”根据当时陆军的规定，“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司令官要被判处死刑，所以本庄司令官对于这样重大且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犹豫不决。三宅参谋长也主张先和国内联系，看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石原“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的催促下，凌晨2时，本庄繁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各部立即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一个小时之后，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坐上火车，前往奉天。
别忘了大老远跑来的建川部长。在夜里的枪炮声中，奉命前来“阻止”关东军的建川部长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馆客房内，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这个“消防员”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屋子里，等待外边的“好消息”。第二天早上，建川酒“醒”，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此行的职责，开始找来石原等人大声呵斥，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石原的回答是“事变已经结束”。建川于是装出十分恼怒的样子，和石原大吵起来，做戏也必须做足。
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二十九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奉天城攻击。满铁沿线日军也已经接到了本庄繁司令官的命令，迅速向奉天集结，支援负责攻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惊慌失措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士毅多次打电话催问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军人擅自行动，领事无权限制，只好请示军事当局设法制止”。从19日凌晨1时至8时，日军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旅顺、四平、公主岭等地向奉天共发出13列军车，到达沈阳的各路日军迅即投入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来被称为“事变”而不是“战争”或“会战”，就在于事变期间根本没有发生过像模像样的战斗。和北大营一样，奉天城里同样是不抵抗。6000多军警除了极少数人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之外，其余乖乖地被日本人缴了械。到19日早上6时30分，城内所有的重要目标均落入日军之手。不到12个小时，东北重镇奉天沦陷。
日军冲进张学良的大帅府进行疯狂洗劫。府内的珍藏完全来不及转移，张氏父子20多年来积攒的家底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仅金条就有20多箱、银圆40多箱，古玩字画不计其数。张学良晚年曾经回忆说：“我从前没有别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我有一幅王献之的字，是当年花三万块银圆买的，二十九个字。现在这幅字在日本横滨博物馆。”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否已经忘记之前曾经说过自己这一生“唯爱女人”呢？
就在9月18日晚，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的消息后，立即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面见板垣，要求立即停止进攻，板垣当然不会接受。森岛还想再多说几句，旁边的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干预统帅权者杀无赦！”无奈的森岛只好悻悻而归。回到领事馆的森岛立即向总领事林久治郎做了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劝阻停火，板垣依然不听。林久治郎立刻将事变情况飞电外务省。
除了进攻奉天的日军之外，接到进攻命令的各路日军分别扑向各自的攻击目标。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进攻营口，第四大队进攻凤凰城、安东；第二师团第三旅团主力、骑兵第二联队、独立守备第一大队分别进攻长春、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20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占领吉林。
事变发生后，迅速接到消息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9月19日早上5时30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代理第一部长今村均（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出差满洲）等人。会议期间，再次接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电报，要求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采取紧急行动支援关东军的在满洲的行动，给予三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会议讨论的结果不是如何处罚那些违反军令擅自动武的人，而是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接着做出了增援关东军的决定。
之前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已经破坏了“越境攻击须经天皇许可，违者死刑”的军令，擅自调动朝鲜军下属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入中国东北援助关东军，就在9月18日当天深夜，两个大队的日驻朝鲜军已经渡过鸭绿江。
陆军的会议刚结束，上午10时，日本政府内阁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若礼次郎首相劈头就问陆军大臣南次郎：“本次关东军的行为真的是出于自卫吗？”南次郎强调是中国人率先挑衅，前线的确属于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会上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担心西方各国以《九国公约》为依据进行干预，提议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内阁会议确立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并上奏天皇。会议责成南次郎立即将东京的指示通知关东军。
14时，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再度召开碰头会，会议决定接受阁议“事态不扩大”的方针，金谷范三甚至提出了“恢复事件前状态”的建议。但三长官会议的决定立即遭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的强烈反对，今村均大佐公开跳出来叫嚣：“既出之矢，岂有中途返回之理，对前方军队士气实为大打击也。”极力反对恢复事变前状态。9月20日，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和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再度开会提出，支持少壮派军官的意见，反对关东军“旧态复归”。
同一时间日本内阁也在开会，会议再次重申不再扩大事态，立即采取行动约束关东军的行为。对于解决事态的具体方法，陆军大臣南次郎强硬主张维持现状进行和谈，而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主张解除对现有东北城市的占领再谈和平解决，内阁会议闹成了一锅粥。首相若礼次郎强烈怒斥前线这种无法无天的违纪行为，但陆军方面却极力维护，南次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辞职就意味着内阁的垮台。在陆军的巨大压力之下，内阁无奈做出了对关东军、朝鲜军之前的行动给予补充认可的决定。
9月22日，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芳泽谦吉恶人先告状，先于中国向国际联盟通报日本和中国在满洲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以避免这一地方事件升级。同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不管声明所言是否为其内心真实想法，至少说明日本政府在事变前后还是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
会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传达了内阁政府“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指示。可笑的是，在要求“停止行动”的同时，还高度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其含义不言而喻。深知军部用意的桥本欣五郎立即密电板垣：“参谋本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用意并不是要你们真正停止活动。”有了这样的内线，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开始四处扩大战线。
关东军在满洲的各路进攻可谓势如破竹。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随即反转枪口带领日军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守军击退。10月26日，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所部万余人顽强抵抗，蒋介石随即宣布去掉“代”字，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战至11月18日，由于日军不断增援，马部终因实力不济被迫弃守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
东北军主力撤到锦州一线之后，关东军迅速制订了进军锦州的作战计划。闻听此讯的东京陆军参谋本部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马上停住脚步，等待命令，最后一次甚至使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也担心攻占锦州会引发国际冲突。另一个原因就是参谋本部还认为关东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万一那个大少爷张学良犯神经带领集结在锦州的大军发起反攻的话，胜负还真难预料，关东军很可能马失前蹄。但此时，对于早已违反了军令的板垣和石原来说，早已没了退路。两人决定孤注一掷，放手一搏。
1931年10月8日下午13时40分，关东军出动12架飞机轰炸了锦州，其中6架飞机是刚刚从东北军缴获的战利品。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石原莞尔就坐在其中一架飞机里观摩此次轰炸。
关东军轰炸锦州的消息传到东京，内阁立即对军部进行了质问。陆军大臣南次郎再次对若礼次郎首相辩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我们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这谎言编得实在不太高明，谁都知道防空炮属于防守武器，难道中国人会抬着防空炮来你机场打你吗？随后前线的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地区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立即采取断然行动驱逐锦州附近之敌军”。
黑龙江沦陷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察觉到日军下一步很可能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于11月25日向国际联盟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锦州中立案”曝光后，这一委曲求全的做法立即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被迫于12月4日再次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锦州中立案”，同时表示日军如悍然进攻锦州的话，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做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关于对日军若发动进攻是否抵抗的问题，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东北老家都不愿意抵抗的张学良倾向于用和平方法解决，也就是准备“一到底”。张学良根本不顾及南京的指示，在与日方代表谈判的同时已经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大少）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2月5日，顾维钧再次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对各方的劝告均置若罔闻。
1931年12月7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八旅团，从朝鲜调第二十师团一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等部队增援关东军。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逐渐逼近锦州。12月28日，第二师团主力渡过辽河向锦州发起进攻。12月30日，日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攻大虎山。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宣布下野。12月25日、12月30日，接替蒋介石上任的孙科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上述命令均为张学良拒绝。1932年1月2日，张学良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同时下令东北军各部全部撤入关内。最后一批离开锦州的东北军官兵长跪在车站的土地上，面朝东北家乡的方向号啕大哭，久久不愿南去。让人想起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那片土地饱含深情”。
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军事重镇锦州。对于日军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他们本以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还事先集结了战车部队随时准备应付张学良的反击，板垣、石原再次赢得是盆满钵满。从此，日本也多了一句俗语：“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你关东军哪？”
锦州失守，关内和关外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此举使得东北各地自发的抗日力量彻底丧失了进一步抵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借此机会，北线各路日军也频频展开积极行动，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三旅团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二师团增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多月里，整个东北三省11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3000万同胞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被统治、奴役的痛苦历程。
这边，南京国民政府指挥不动张学良，那边关东军也不尿东京那一壶。面对前线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内阁已经无能为力。说起来有点可笑，张学良的不战而退，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军政两界。随着前线捷报频频传来，原来的谨慎派已经完全被强硬派压倒。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因“无力约束关东军”而双双引咎辞职，陆军大臣辞职导致内阁集体垮台。1931年12月11日，若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受命组阁。新首相犬养毅试图控制军队的好战倾向。1932年3月，犬养毅内阁拒绝承认关东军一手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两个月后，5月15日，一群少壮军官闯入犬养毅家中，不由分说将其乱枪“明杀”。后文详叙。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漫长过程中，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汉奸。在军事行动展开的同时，另一大人物当然也不甘寂寞，他就是“三通”之一的“东北通”土肥原贤二。由他策反的汉奸数不胜数，“奉天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奉天市市长赵欣伯，吉林省省长熙洽，黑龙江省省长张景惠等，纷纷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独立”。
一大群汉奸里，重点要提两个人。第一个是臧式毅。九一八事变后，大部分官员都乘车逃离沈阳，也有人劝臧式毅一起离开，臧式毅表示，“我是省长，是一省之父母官也，在这危难时候决不能走”。9月19日，臧式毅被日军带走后，一直软禁了3个多月，期间臧式毅还一度以绝食抗议，后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威逼利诱下变节投敌。在其任职伪奉天省省长的当天，其年迈的老母在家中上吊自杀。遗言是，“有了这样的汉奸儿子，再也无颜活在世上”。
第二个是熙洽。熙洽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熙洽，地地道道的正蓝旗满人，努尔哈赤亲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大清覆灭之后，熙洽就放言，“为恢复清廷的统治，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绞尽脑汁的熙洽终于找到了一条自认为是前途无限美好的锦囊妙计——投靠日本，借日本的力量“反民国复清”。当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重登伪满洲国皇位时，熙洽在大清先祖的遗像前三拜九叩，泣不成声。
对于东北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统治，日本国内以及关东军内部争议很大。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次性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石原莞尔则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在东北建立一个军人主持的总督府，实行类似于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统治方式。
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脱离中国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这一提案很快获得大家一致认可。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土肥原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些大汉奸“号召力”和“影响力”都不够，他提出的人选是废居天津的前清宣统皇帝溥仪。土肥原提出，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顺”之意。
要说这土肥原也真算是“深谋远虑”。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时，土肥原在溥仪最落寞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走投无路的溥仪就是土肥原亲自接到天津日本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的这一“义举”让溥仪感激涕零。土肥原自信能够说动溥仪出任新成立傀儡政府的名义首脑。
1931年10月27日，土肥原亲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土肥原“满怀深情”“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满洲”三千万人民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正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日本才“被迫”出兵自卫，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看到溥仪还在犹犹豫豫，土肥原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新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行使权力。他抓住溥仪一心想要复辟的急切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失良机，尽快回到祖先发祥地光复帝业。
园子里边，土肥原苦苦相劝；园子外边，土肥原还指使汉奸在天津租界发生暴乱，然后宣布日本租界戒严，切断交通，隔绝静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土肥原还派人给溥仪寄去了一个包裹，里边是东北兵工厂生产的两颗炸弹，吓得溥仪是魂飞魄散。在土肥原的软硬兼施之下，11月8日，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跟随土肥原秘密潜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地汉奸巨头齐聚奉天，一时间群魔乱舞。东北著名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粉墨登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了“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迎接溥仪回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新政府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会议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自主之政府。”2月23日，土肥原再次到抚顺会见溥仪，告知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也只能“委屈”接受。
3月1日，张景惠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定年号为“大同”。3月8日，溥仪在“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宣誓就职，同时任命各“院”“部”“委”的负责人。日本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犬养毅被枪杀之后，1932年9月6日，日本新内阁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伪满洲国。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在伪满洲国驻军并担负其“国防事务”。
伪满洲国迅即向美、英、法、德、意、苏等17国发出通告，希望获得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日本之外，无一人响应。出人意料的是，竟然有一个没有发出通告的国家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建交，这个国家就是美洲小国萨尔瓦多。究其原因，萨尔瓦多·马丁内斯军政府上台后，一直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对美国那是一肚子怨气。找不到其他报复美国的办法，就只好站出来跟美国唱唱反调，你不承认的，我偏偏就要承认。伪满洲国对此大喜过望，虽然个头小了点，但毕竟也算个活人——总算开张了，于是与萨尔瓦多欣然建交。伪满洲国军政大员还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出面推销友邦运来的大量咖啡。
看看最终还有哪些国家承认这个伪满洲国吧：日本、纳粹德国、维希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汪精卫”南京政府、中国外蒙古、梵蒂冈、苏联。苏联还以此为筹码，换得了日本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
除了梵蒂冈出于宗教意义之外，其余几乎没啥好东西。
1931年，日本国内之前持续的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相比1929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3，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将近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不断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狂跌，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高达400万人。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也急需一场战争来缓解国内存在的诸多矛盾。恰在此时，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事件也为日本侵占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0年3月，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讨蒋之战。同年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一场大战随之爆发，史称“中原大战”。交战双方都对远在东北的张学良积极拉拢。在胜败局势未明的情况下，张学良对双方都若即若离，一直保持中立立场。到了6月，蒋介石曾派张群将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大印送到东北，劝张学良立即出兵入关助战，张学良以“德薄才庸”为由婉拒。随后在南京“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宣布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第二天，10万东北军精锐挥师入关，早已成强弩之末的反蒋联盟刹那间土崩瓦解，气势如虹的东北军迅速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张学良随后因“危难之时显身手”被蒋介石正式委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真可谓一人之下，无数人之上。年仅30岁的张学良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得少帅张学良名利双收。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主持行营工作。从这时起，一直到去世，张学良再也没有回到过东北。大批东北军精锐随张学良出关，导致关外防务空虚。
尽管当时名义上国家已经统一，但实际上全国各地依然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均告失利。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中央军”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蒋介石加紧“剿共”之际，南方两广再次出现意外。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了“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等人为委员，南方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蒋介石急令“剿共”前线转为守势，除以一部监视共军外，其余各部分别转进“讨逆”。此时的中华大地，可以说是陷入一片混乱。
早在1930年年底，日军参谋本部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对未来将在满洲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行动方案：一是打破现状；二是建立亲日政权；三是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结合这一计划，陆军参谋本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准备。1931年4月，由北方士兵组成，原驻仙台的第二师团和原来驻扎在东北辽阳地区的第十六师团换防，以适应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7月，密令驻扎在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奉天一带集结，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准备随时渡江参战。为了对付沈阳的高大城墙，永田铁山在视察东北时承诺给关东军用于攻击北大营的两门240毫米重炮也专门从本土调运至满洲，配属给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8月，日军又进行了精心的人事调整。一直从事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原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本庄繁中将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在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中，有三个人被公认为“中国通”，简称“三通”。他们分别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从4岁起，日本字都不一定识，就开始由其祖父指导学习汉学。三人的“通”还各有侧重，土肥原贤二被称为“东北通”，矶谷廉介是“南方通”，板垣征四郎是“华北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土肥原贤二调到东北，谁都能预料到下一步肯定要有所动作。
凡事皆需借口，即使对于德国、日本、苏俄这样的侵略者。也就在这一时期，东北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纯属中、朝农民之间的民间土地纠纷。日本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最后在日本的引导下，朝鲜半岛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中村事件”相对复杂一点。1931年6月，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三个部下在兴安岭一带做军事侦察，返回途中被中国东北军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指北针、测绘仪器等物。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除重要文件留下上报之外，其余一律就地销毁。
也真该出事，处死中村之前，想逃跑的中村曾与团部的卫兵发生搏斗，中村佩戴的日本军官专用手表被打飞，正好被来送夜宵的第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悄悄捡走。后来李德保在外边嫖娼时没钱结账，就把手表押在了当铺。发现中村神秘失踪的日军沿着中村之前走过的路线寻找，得密报在当铺中找到的手表，就成了日本人的铁证。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谋财害命，杀死中村，威逼中国立即交出关玉衡等杀人凶手。最后东北军只好将关玉衡撤职。就这两事件引起的纠纷，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商议解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消弭东北的危机。
两次事件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内的军人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向日本各大城市发放传单，传单上画着插着日本太阳旗的中国东北地图，下边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板垣和石原马上意识到绝佳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决定以此为借口发起行动，行动的日期定在了1931年9月28日。关东军于是频频调动，弹药和武器也开始秘密发放。接到石原密报的神田正种已经擅自将朝鲜军悄悄调至鸭绿江边，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越境对关东军实施支援。
1931年8月“中村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命令外务省密切关注中国东北的局势。关东军在东北闹出这么大动静，外务省驻满洲的官员不可能不发觉。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随即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疑和抗议：“此种做法从根本上不符合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当时唯一健在的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也规劝南次郎要谨慎行事。此事甚至惊动了天皇，裕仁谕令南次郎下手整顿关东军军纪。
一向谨小慎微的南次郎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之前他任朝鲜军司令官时石原就找他联系过越境支援的事，当时他就没敢答应。南次郎立即找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问话。建川对于即将在满洲采取的行动也清清楚楚，对于陆军大臣的提问，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回了一句，“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闻听此言的南次郎大吃一惊，马上逼着建川部长立即动身前往满洲，传达东京旨意，阻止关东军乱来。
这位建川少将身高只有1.47米，据说后来在驻苏使馆当大使时，被个子并不高大的斯大林在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差点跌坐在地上，惹得斯大林哈哈大笑。个子小不代表没能力，这位建川也是陆军大学第二十一期的“军刀组”成员，能到参谋本部的人至少是牛c，能到参谋本部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的人肯定是牛b，能当上作战部部长的人那绝对就是牛a了。
建川部长内心里是支持关东军侵占“满蒙”计划的，满洲之行对他来说也是言不由衷。阳奉阴违的建川表面上按照南次郎的命令立即动身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暗地里却将消息透露给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心领神会的桥本接连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计划败露，建川出动，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土肥原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也许满洲合该有此一劫，收到电报的是正好是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刚调到此处担任土肥原副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很快得知了建川出动的消息。
9月15日，陪着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部长要来的问题。大家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万全之策。于是，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板垣一松手，铅笔往右倒了下去，那就是说计划应该中止。
但是，今田马上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叫道：“你们要是不干，我一个人干。”
一句话使得整个密谋现场的气氛为之一振。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都想说的话而已。板垣立即决定原计划提前10天，由原来的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至于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少佐就是，想办法用酒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
建川本身就是有名的“挺进将军”。前面提到，石原事先是和建川打过招呼的。本来就不愿意去的建川军令在身又不能不去，“陆大”的“军刀组”也绝不是浪得虚名，建川想出的招数就是磨洋工。从东京出来，建川也不坐飞机，先走陆路，然后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而来，就是为了给石原和板垣留下足够的时间。估计途中还在嘀咕桥本欣五郎是不是把消息发出去了。等他坐火车到奉天时，已经是9月18日的傍晚了。东京到奉天这段距离，从15日到18日，建川走了整整四天，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就这素质？
9月18日上午，一切看似都很平静，板垣陪同本庄繁司令官检阅关东军实弹军事演习。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部长，本庄繁则乘车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建川部长接风洗尘。看到这架势的建川部长马上意识到：马上就要动手了。建川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没让他去旅顺而带他来奉天一事不闻不问，反而主动端起了酒杯。几杯酒下肚，善解人意的建川部长很快“醉倒”。随后被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所开的菊文旅馆歇息，花谷还专程找来艺伎陪伴这位旅途劳累的将军——这差事不赖。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爆破专家、数月前刚刚调任柳条湖分遣队队长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7.5公里，离东北军重要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了42包小型炸药，损坏了一小段铁路。爆炸发生不久，一列从长春开来的火车从被炸地点顺利通过，只是车身稍有些颠簸。这一切都是关东军精心策划和计算的结果。后来花谷正说，“爆炸必须恰到好处，既将铁轨破坏一段制造出被炸的事实，又不能使交通运输瘫痪，这将影响之后的兵力调动”。同时，他们将3具身穿东北军军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了日军守备队。在那个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的消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开。
板垣征四郎大佐闻讯大喜，立即以本庄繁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一系列作战命令：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立即攻击北大营，第五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占奉天城。
事先早已布置好的两门240毫米大炮立即猛轰北大营。随后几百名红了眼的日本兵枪上膛，刀出鞘，嘶叫着向北大营冲去。
1931年9月18日当夜，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东北军事重地北大营此时竟然群龙无首。
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尚在北平，其当晚的去向之后详叙。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将黑龙江的军政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打理。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去锦州为其父治丧，军政大权交给了参谋长熙洽。在沈阳主持军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三经街公馆内忙着为其父庆寿。也就是说，事发当时，几乎所有的东北军政大员都不在岗位。至于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属下三个团长均不在军中，当时最大的领导是参谋长赵镇藩。仓促之下，赵镇藩立即向旅长王以哲家打电话请示，王以哲让他直接向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闻讯，慌忙打电话向北平报告了北大营情况，据说电话接通之后，张学良还未及说话就忽然中断。之前的9月6日，荣臻曾经接到过张学良发来的电报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由于当时得不到第一手的指示，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给惶恐中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随后又对赵镇藩强调，“这是命令，如果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就在次日，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时对日军进攻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
正是由于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北大营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迅速撤走，只有王铁汉的六二○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后破围而出。因为王铁汉的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在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你做得很好！”北大营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多人，日军仅伤亡24人。
18日晚11时46分，奉天特务机关副长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19日凌晨零时28分，花谷正再次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之中，日军陷于苦战。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
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磋商。早已心知肚明的石原提出：“事已至此，请司令官立即下达全军出动的进攻命令。”根据当时陆军的规定，“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司令官要被判处死刑，所以本庄司令官对于这样重大且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犹豫不决。三宅参谋长也主张先和国内联系，看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石原“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的催促下，凌晨2时，本庄繁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各部立即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一个小时之后，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坐上火车，前往奉天。
别忘了大老远跑来的建川部长。在夜里的枪炮声中，奉命前来“阻止”关东军的建川部长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馆客房内，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这个“消防员”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屋子里，等待外边的“好消息”。第二天早上，建川酒“醒”，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此行的职责，开始找来石原等人大声呵斥，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石原的回答是“事变已经结束”。建川于是装出十分恼怒的样子，和石原大吵起来，做戏也必须做足。
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二十九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奉天城攻击。满铁沿线日军也已经接到了本庄繁司令官的命令，迅速向奉天集结，支援负责攻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惊慌失措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士毅多次打电话催问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军人擅自行动，领事无权限制，只好请示军事当局设法制止”。从19日凌晨1时至8时，日军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旅顺、四平、公主岭等地向奉天共发出13列军车，到达沈阳的各路日军迅即投入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来被称为“事变”而不是“战争”或“会战”，就在于事变期间根本没有发生过像模像样的战斗。和北大营一样，奉天城里同样是不抵抗。6000多军警除了极少数人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之外，其余乖乖地被日本人缴了械。到19日早上6时30分，城内所有的重要目标均落入日军之手。不到12个小时，东北重镇奉天沦陷。
日军冲进张学良的大帅府进行疯狂洗劫。府内的珍藏完全来不及转移，张氏父子20多年来积攒的家底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仅金条就有20多箱、银圆40多箱，古玩字画不计其数。张学良晚年曾经回忆说：“我从前没有别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我有一幅王献之的字，是当年花三万块银圆买的，二十九个字。现在这幅字在日本横滨博物馆。”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否已经忘记之前曾经说过自己这一生“唯爱女人”呢？
就在9月18日晚，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的消息后，立即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面见板垣，要求立即停止进攻，板垣当然不会接受。森岛还想再多说几句，旁边的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干预统帅权者杀无赦！”无奈的森岛只好悻悻而归。回到领事馆的森岛立即向总领事林久治郎做了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劝阻停火，板垣依然不听。林久治郎立刻将事变情况飞电外务省。
除了进攻奉天的日军之外，接到进攻命令的各路日军分别扑向各自的攻击目标。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进攻营口，第四大队进攻凤凰城、安东；第二师团第三旅团主力、骑兵第二联队、独立守备第一大队分别进攻长春、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20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占领吉林。
事变发生后，迅速接到消息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9月19日早上5时30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代理第一部长今村均（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出差满洲）等人。会议期间，再次接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电报，要求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采取紧急行动支援关东军的在满洲的行动，给予三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会议讨论的结果不是如何处罚那些违反军令擅自动武的人，而是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接着做出了增援关东军的决定。
之前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已经破坏了“越境攻击须经天皇许可，违者死刑”的军令，擅自调动朝鲜军下属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入中国东北援助关东军，就在9月18日当天深夜，两个大队的日驻朝鲜军已经渡过鸭绿江。
陆军的会议刚结束，上午10时，日本政府内阁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若礼次郎首相劈头就问陆军大臣南次郎：“本次关东军的行为真的是出于自卫吗？”南次郎强调是中国人率先挑衅，前线的确属于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会上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担心西方各国以《九国公约》为依据进行干预，提议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内阁会议确立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并上奏天皇。会议责成南次郎立即将东京的指示通知关东军。
14时，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再度召开碰头会，会议决定接受阁议“事态不扩大”的方针，金谷范三甚至提出了“恢复事件前状态”的建议。但三长官会议的决定立即遭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的强烈反对，今村均大佐公开跳出来叫嚣：“既出之矢，岂有中途返回之理，对前方军队士气实为大打击也。”极力反对恢复事变前状态。9月20日，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和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再度开会提出，支持少壮派军官的意见，反对关东军“旧态复归”。
同一时间日本内阁也在开会，会议再次重申不再扩大事态，立即采取行动约束关东军的行为。对于解决事态的具体方法，陆军大臣南次郎强硬主张维持现状进行和谈，而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主张解除对现有东北城市的占领再谈和平解决，内阁会议闹成了一锅粥。首相若礼次郎强烈怒斥前线这种无法无天的违纪行为，但陆军方面却极力维护，南次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辞职就意味着内阁的垮台。在陆军的巨大压力之下，内阁无奈做出了对关东军、朝鲜军之前的行动给予补充认可的决定。
9月22日，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芳泽谦吉恶人先告状，先于中国向国际联盟通报日本和中国在满洲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以避免这一地方事件升级。同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不管声明所言是否为其内心真实想法，至少说明日本政府在事变前后还是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
会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传达了内阁政府“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指示。可笑的是，在要求“停止行动”的同时，还高度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其含义不言而喻。深知军部用意的桥本欣五郎立即密电板垣：“参谋本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用意并不是要你们真正停止活动。”有了这样的内线，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开始四处扩大战线。
关东军在满洲的各路进攻可谓势如破竹。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随即反转枪口带领日军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守军击退。10月26日，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所部万余人顽强抵抗，蒋介石随即宣布去掉“代”字，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战至11月18日，由于日军不断增援，马部终因实力不济被迫弃守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
东北军主力撤到锦州一线之后，关东军迅速制订了进军锦州的作战计划。闻听此讯的东京陆军参谋本部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马上停住脚步，等待命令，最后一次甚至使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也担心攻占锦州会引发国际冲突。另一个原因就是参谋本部还认为关东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万一那个大少爷张学良犯神经带领集结在锦州的大军发起反攻的话，胜负还真难预料，关东军很可能马失前蹄。但此时，对于早已违反了军令的板垣和石原来说，早已没了退路。两人决定孤注一掷，放手一搏。
1931年10月8日下午13时40分，关东军出动12架飞机轰炸了锦州，其中6架飞机是刚刚从东北军缴获的战利品。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石原莞尔就坐在其中一架飞机里观摩此次轰炸。
关东军轰炸锦州的消息传到东京，内阁立即对军部进行了质问。陆军大臣南次郎再次对若礼次郎首相辩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我们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这谎言编得实在不太高明，谁都知道防空炮属于防守武器，难道中国人会抬着防空炮来你机场打你吗？随后前线的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地区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立即采取断然行动驱逐锦州附近之敌军”。
黑龙江沦陷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察觉到日军下一步很可能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于11月25日向国际联盟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锦州中立案”曝光后，这一委曲求全的做法立即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被迫于12月4日再次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锦州中立案”，同时表示日军如悍然进攻锦州的话，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做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关于对日军若发动进攻是否抵抗的问题，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东北老家都不愿意抵抗的张学良倾向于用和平方法解决，也就是准备“一到底”。张学良根本不顾及南京的指示，在与日方代表谈判的同时已经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大少）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2月5日，顾维钧再次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对各方的劝告均置若罔闻。
1931年12月7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八旅团，从朝鲜调第二十师团一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等部队增援关东军。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逐渐逼近锦州。12月28日，第二师团主力渡过辽河向锦州发起进攻。12月30日，日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攻大虎山。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宣布下野。12月25日、12月30日，接替蒋介石上任的孙科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上述命令均为张学良拒绝。1932年1月2日，张学良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同时下令东北军各部全部撤入关内。最后一批离开锦州的东北军官兵长跪在车站的土地上，面朝东北家乡的方向号啕大哭，久久不愿南去。让人想起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那片土地饱含深情”。
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军事重镇锦州。对于日军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他们本以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还事先集结了战车部队随时准备应付张学良的反击，板垣、石原再次赢得是盆满钵满。从此，日本也多了一句俗语：“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你关东军哪？”
锦州失守，关内和关外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此举使得东北各地自发的抗日力量彻底丧失了进一步抵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借此机会，北线各路日军也频频展开积极行动，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三旅团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二师团增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多月里，整个东北三省11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3000万同胞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被统治、奴役的痛苦历程。
这边，南京国民政府指挥不动张学良，那边关东军也不尿东京那一壶。面对前线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内阁已经无能为力。说起来有点可笑，张学良的不战而退，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军政两界。随着前线捷报频频传来，原来的谨慎派已经完全被强硬派压倒。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因“无力约束关东军”而双双引咎辞职，陆军大臣辞职导致内阁集体垮台。1931年12月11日，若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受命组阁。新首相犬养毅试图控制军队的好战倾向。1932年3月，犬养毅内阁拒绝承认关东军一手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两个月后，5月15日，一群少壮军官闯入犬养毅家中，不由分说将其乱枪“明杀”。后文详叙。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漫长过程中，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汉奸。在军事行动展开的同时，另一大人物当然也不甘寂寞，他就是“三通”之一的“东北通”土肥原贤二。由他策反的汉奸数不胜数，“奉天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奉天市市长赵欣伯，吉林省省长熙洽，黑龙江省省长张景惠等，纷纷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独立”。
一大群汉奸里，重点要提两个人。第一个是臧式毅。九一八事变后，大部分官员都乘车逃离沈阳，也有人劝臧式毅一起离开，臧式毅表示，“我是省长，是一省之父母官也，在这危难时候决不能走”。9月19日，臧式毅被日军带走后，一直软禁了3个多月，期间臧式毅还一度以绝食抗议，后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威逼利诱下变节投敌。在其任职伪奉天省省长的当天，其年迈的老母在家中上吊自杀。遗言是，“有了这样的汉奸儿子，再也无颜活在世上”。
第二个是熙洽。熙洽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熙洽，地地道道的正蓝旗满人，努尔哈赤亲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大清覆灭之后，熙洽就放言，“为恢复清廷的统治，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绞尽脑汁的熙洽终于找到了一条自认为是前途无限美好的锦囊妙计——投靠日本，借日本的力量“反民国复清”。当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重登伪满洲国皇位时，熙洽在大清先祖的遗像前三拜九叩，泣不成声。
对于东北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统治，日本国内以及关东军内部争议很大。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次性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石原莞尔则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在东北建立一个军人主持的总督府，实行类似于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统治方式。
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脱离中国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这一提案很快获得大家一致认可。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土肥原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些大汉奸“号召力”和“影响力”都不够，他提出的人选是废居天津的前清宣统皇帝溥仪。土肥原提出，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顺”之意。
要说这土肥原也真算是“深谋远虑”。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时，土肥原在溥仪最落寞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走投无路的溥仪就是土肥原亲自接到天津日本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的这一“义举”让溥仪感激涕零。土肥原自信能够说动溥仪出任新成立傀儡政府的名义首脑。
1931年10月27日，土肥原亲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土肥原“满怀深情”“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满洲”三千万人民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正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日本才“被迫”出兵自卫，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看到溥仪还在犹犹豫豫，土肥原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新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行使权力。他抓住溥仪一心想要复辟的急切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失良机，尽快回到祖先发祥地光复帝业。
园子里边，土肥原苦苦相劝；园子外边，土肥原还指使汉奸在天津租界发生暴乱，然后宣布日本租界戒严，切断交通，隔绝静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土肥原还派人给溥仪寄去了一个包裹，里边是东北兵工厂生产的两颗炸弹，吓得溥仪是魂飞魄散。在土肥原的软硬兼施之下，11月8日，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跟随土肥原秘密潜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地汉奸巨头齐聚奉天，一时间群魔乱舞。东北著名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粉墨登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了“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迎接溥仪回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新政府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会议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自主之政府。”2月23日，土肥原再次到抚顺会见溥仪，告知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也只能“委屈”接受。
3月1日，张景惠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定年号为“大同”。3月8日，溥仪在“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宣誓就职，同时任命各“院”“部”“委”的负责人。日本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犬养毅被枪杀之后，1932年9月6日，日本新内阁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伪满洲国。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在伪满洲国驻军并担负其“国防事务”。
伪满洲国迅即向美、英、法、德、意、苏等17国发出通告，希望获得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日本之外，无一人响应。出人意料的是，竟然有一个没有发出通告的国家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建交，这个国家就是美洲小国萨尔瓦多。究其原因，萨尔瓦多·马丁内斯军政府上台后，一直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对美国那是一肚子怨气。找不到其他报复美国的办法，就只好站出来跟美国唱唱反调，你不承认的，我偏偏就要承认。伪满洲国对此大喜过望，虽然个头小了点，但毕竟也算个活人——总算开张了，于是与萨尔瓦多欣然建交。伪满洲国军政大员还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出面推销友邦运来的大量咖啡。
看看最终还有哪些国家承认这个伪满洲国吧：日本、纳粹德国、维希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汪精卫”南京政府、中国外蒙古、梵蒂冈、苏联。苏联还以此为筹码，换得了日本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
除了梵蒂冈出于宗教意义之外，其余几乎没啥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