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他呜咽
既然美的东西不止于美，那么恶的东西也不止于恶———它弥散在空气中，甚至以善的面目出现。不久前，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的墓穴被掘开，以验证他是否死于军政府毒杀。棺木开启持续约一个半小时。调查法官马里奥·卡罗萨、国内外法医鉴定专家和监督员，以及聂鲁达的外甥雷耶斯、当年的司机阿拉亚等人均在场。正是后者怀疑诗人死于毒杀。
一九七三年的“9·11”，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聂鲁达好友、前总统阿连德罹难。几天后聂鲁达因病住院，不久被宣布死亡———死于前列腺癌引发的心脏病。四十年后，司机阿拉亚提出质疑并非空穴来风：皮诺切特政变后，宣布解散国民议会，禁止各类政治活动，对反对派实施血腥清洗，三千多左翼人士被秘密处决，另有一千多人失踪。皮氏霸道地宣布：“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一片叶子也不能动。”聂鲁达作为准共产党员，其死距政变发生日仅仅十二天！聂鲁达是皮诺切特的眼中钉，肉中刺，即便技术鉴定排除死于毒杀，那也是因为这位诺奖得主影响太大，军政府不敢下手而已。诗人洛尔迦生前说过，聂鲁达是一位“离死亡比哲学近，离痛苦比智力近，离血比墨水近”的诗人。在我看来，聂鲁达眼见西班牙悲剧在智利重演，民主横遭践踏，同伴顿成新鬼，悲愤交加以致心脏病发作，也许更接近事实。
不过，聂鲁达的命运似乎比他的至友洛尔迦要好，至少他死后尚有葬身之地。一九三六年西班牙陷入内战，洛尔迦返回故乡格林纳达后惨遭杀害：行刑地在“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橄榄树林”，时间是黎明之前，埋尸点据说是位于两个村镇中间的峡谷———那是一片有半个足球场大、掩埋着许多左翼遇害者的乱坟岗。
吉他的呜咽/开始了。/黎明的酒杯/碎了。……/要止住它/没有用，/要止住它/不可能。它单调地哭泣，/像水在哭泣，/像风在雪上/哭泣。/要止住它/不可能。……
（加西亚·洛尔迦《吉他》）
几乎同时，另一位西班牙诗人伊诺霍萨遭到共和党人残杀，包括他的父亲、一个弟弟，还有一位亲属，同时被拉到墓地秘密枪决。共和党人在屠杀反对者方面丝毫不亚于佛朗哥，其潜逻辑是：“你不赞同我，你就是法西斯；我杀死你就是反法西斯！”就这样，“西班牙吉他”被来自左右两翼的黑色子弹无情地打成了蜂窝。但是，那“呜咽”的低诉仍汩汩流淌———“要止住它/不可能”。洛尔迦这首早年写下的诗，不幸成了动荡年代的诗人惨淡命运的谶语。在经历七十年的漫长严冬后，这首诗的痛诉和哀伤终于化作一泓春水：西班牙在卡洛斯国王登基后逐步摆脱了党派血斗和专政梦魇，通过了“历史记忆法案”，由此开始大规模的“复原历史记忆”的行动。历史固然可以被铁幕遮蔽一时，但是谁遮得住潮汐般无边涌起的自由呼声和民间记忆？
那年七月，聂鲁达在住所聆听洛尔迦朗诵诗作，两个月后才获悉洛尔迦遇害，他愤慨地表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原谅他们杀害了我们中最伟大的一个，……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桩罪行，永远不能原谅。永不忘记，永不原谅。永不。”“改变我的诗歌创作的这场西班牙战争，就这样以一位诗人的失踪而开始了。”诗人没想到，那颗打穿西班牙“吉他”的黑色子弹并没有停下来，它在南美大陆像蝗虫一样呼啸，让任何阻挡它的身躯乃至树木喷出血浆。
洛尔迦之死成了西班牙现代史上的一道巨创。然而，佛郎哥死后十余年，对佛氏的罪行未曾追究，对长枪党和共和党互相残杀中的遇害者未予昭雪。西班牙尽管恢复了民主制度，但整个国家仍沉浸在一片死寂中。二○○九年，作为“恢复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搜掘洛尔迦遗骸的工作正式启动。一位格拉纳达南部的历史学家卡巴耶罗，用三年时间检索警察和军队档案，找到六名行刑队员（有职业警察和志愿者）和三名囚犯，从而将洛尔迦最后十三个小时的生命碎片拼接起来。洛尔迦的埋葬地，确切地说是位于比兹纳和阿尔法卡两个村庄之间的战壕地沟。
卡巴耶罗发现，导致洛尔迦之死的直接原因，是格拉纳达当地富族之间长期的政治对立，包括诗人父亲的加西亚家族———正是其父的政敌、右翼罗尔丹家族唆使长枪党逮捕并杀死了洛尔迦。仅凭他的藏身处———长枪党朋友、诗人特萨雷斯的家里———便足以表明，洛尔迦并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行刑队由长枪党徒及嗜钱如命的杀手组成，大部分人从不读诗，也不知道洛尔迦是谁。他们在处死洛尔迦几小时后的清晨来到一家酒吧聚饮，其中一位是洛尔迦远房堂亲特雷斯卡斯特罗。他事后夸耀道：“我们刚刚打死了加西亚·洛尔迦。我还照他屁股打了两枪，这个女男人。”所谓“女男人”，是指同性恋者。这位亲手杀害洛尔迦的凶手，死后照常被埋葬在洛尔迦家族的墓地里。
历史的诡秘在于，在所有的政治风潮中，总有可憎的借刀杀人者和告密者的身影，总有阴谋家披着共和的面纱干丧尽天良的事。佛朗哥固然要为反对者之死负责，但共和党人也难辞其咎。在内战中，共和军每到一个村庄，首先把村政府劫掠一空，其次是杀死神父、强奸修女并捣毁教堂，他们将书籍堆在空场上焚烧，高喊口号：“打倒文化！人民万岁！”
它哭泣，是为了/远方的东西。/南方的热沙/渴望白色山茶花。/哭泣，没有鹄的箭，/没有早晨的夜晚，/于是第一只鸟/死在枝上。/啊，吉他！/心里插进/五柄利剑。
（加西亚·洛尔迦《吉他》）
“恢复历史记忆”最棘手的，恐怕与下述情形相关：佛朗哥的遗体葬在阵亡将士山谷的一座地下教堂里。而这座教堂，是佛朗哥强迫内战中被俘的共和军战士建造的。作为佛朗哥时代最大的遗迹之一，在这座教堂周围的地窖或地道中，还埋葬着大约四万名内战的死难者。他们生前是死敌互相残杀，死后成鬼依然纠缠在一起。左派希望将双方的遗体分别埋葬，可是至今也未能奏效。时间不会倒流，历史悲剧却会重演。想当年，政治死结，党争癌变，家族对立，加剧了社会走向分裂和暴力。内战本应该避免。暴力本可以避免。然而，它还是尸横遍野地发生了。它并非始自西班牙，也没有终于西班牙。再好的吉他，只要“插进五柄利剑”，它还能弹拨出像山茶花一样洁净美妙的音乐吗？
二○一三年五月一日
既然美的东西不止于美，那么恶的东西也不止于恶———它弥散在空气中，甚至以善的面目出现。不久前，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的墓穴被掘开，以验证他是否死于军政府毒杀。棺木开启持续约一个半小时。调查法官马里奥·卡罗萨、国内外法医鉴定专家和监督员，以及聂鲁达的外甥雷耶斯、当年的司机阿拉亚等人均在场。正是后者怀疑诗人死于毒杀。
一九七三年的“9·11”，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聂鲁达好友、前总统阿连德罹难。几天后聂鲁达因病住院，不久被宣布死亡———死于前列腺癌引发的心脏病。四十年后，司机阿拉亚提出质疑并非空穴来风：皮诺切特政变后，宣布解散国民议会，禁止各类政治活动，对反对派实施血腥清洗，三千多左翼人士被秘密处决，另有一千多人失踪。皮氏霸道地宣布：“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一片叶子也不能动。”聂鲁达作为准共产党员，其死距政变发生日仅仅十二天！聂鲁达是皮诺切特的眼中钉，肉中刺，即便技术鉴定排除死于毒杀，那也是因为这位诺奖得主影响太大，军政府不敢下手而已。诗人洛尔迦生前说过，聂鲁达是一位“离死亡比哲学近，离痛苦比智力近，离血比墨水近”的诗人。在我看来，聂鲁达眼见西班牙悲剧在智利重演，民主横遭践踏，同伴顿成新鬼，悲愤交加以致心脏病发作，也许更接近事实。
不过，聂鲁达的命运似乎比他的至友洛尔迦要好，至少他死后尚有葬身之地。一九三六年西班牙陷入内战，洛尔迦返回故乡格林纳达后惨遭杀害：行刑地在“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橄榄树林”，时间是黎明之前，埋尸点据说是位于两个村镇中间的峡谷———那是一片有半个足球场大、掩埋着许多左翼遇害者的乱坟岗。
吉他的呜咽/开始了。/黎明的酒杯/碎了。……/要止住它/没有用，/要止住它/不可能。它单调地哭泣，/像水在哭泣，/像风在雪上/哭泣。/要止住它/不可能。……
（加西亚·洛尔迦《吉他》）
几乎同时，另一位西班牙诗人伊诺霍萨遭到共和党人残杀，包括他的父亲、一个弟弟，还有一位亲属，同时被拉到墓地秘密枪决。共和党人在屠杀反对者方面丝毫不亚于佛朗哥，其潜逻辑是：“你不赞同我，你就是法西斯；我杀死你就是反法西斯！”就这样，“西班牙吉他”被来自左右两翼的黑色子弹无情地打成了蜂窝。但是，那“呜咽”的低诉仍汩汩流淌———“要止住它/不可能”。洛尔迦这首早年写下的诗，不幸成了动荡年代的诗人惨淡命运的谶语。在经历七十年的漫长严冬后，这首诗的痛诉和哀伤终于化作一泓春水：西班牙在卡洛斯国王登基后逐步摆脱了党派血斗和专政梦魇，通过了“历史记忆法案”，由此开始大规模的“复原历史记忆”的行动。历史固然可以被铁幕遮蔽一时，但是谁遮得住潮汐般无边涌起的自由呼声和民间记忆？
那年七月，聂鲁达在住所聆听洛尔迦朗诵诗作，两个月后才获悉洛尔迦遇害，他愤慨地表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原谅他们杀害了我们中最伟大的一个，……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桩罪行，永远不能原谅。永不忘记，永不原谅。永不。”“改变我的诗歌创作的这场西班牙战争，就这样以一位诗人的失踪而开始了。”诗人没想到，那颗打穿西班牙“吉他”的黑色子弹并没有停下来，它在南美大陆像蝗虫一样呼啸，让任何阻挡它的身躯乃至树木喷出血浆。
洛尔迦之死成了西班牙现代史上的一道巨创。然而，佛郎哥死后十余年，对佛氏的罪行未曾追究，对长枪党和共和党互相残杀中的遇害者未予昭雪。西班牙尽管恢复了民主制度，但整个国家仍沉浸在一片死寂中。二○○九年，作为“恢复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搜掘洛尔迦遗骸的工作正式启动。一位格拉纳达南部的历史学家卡巴耶罗，用三年时间检索警察和军队档案，找到六名行刑队员（有职业警察和志愿者）和三名囚犯，从而将洛尔迦最后十三个小时的生命碎片拼接起来。洛尔迦的埋葬地，确切地说是位于比兹纳和阿尔法卡两个村庄之间的战壕地沟。
卡巴耶罗发现，导致洛尔迦之死的直接原因，是格拉纳达当地富族之间长期的政治对立，包括诗人父亲的加西亚家族———正是其父的政敌、右翼罗尔丹家族唆使长枪党逮捕并杀死了洛尔迦。仅凭他的藏身处———长枪党朋友、诗人特萨雷斯的家里———便足以表明，洛尔迦并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行刑队由长枪党徒及嗜钱如命的杀手组成，大部分人从不读诗，也不知道洛尔迦是谁。他们在处死洛尔迦几小时后的清晨来到一家酒吧聚饮，其中一位是洛尔迦远房堂亲特雷斯卡斯特罗。他事后夸耀道：“我们刚刚打死了加西亚·洛尔迦。我还照他屁股打了两枪，这个女男人。”所谓“女男人”，是指同性恋者。这位亲手杀害洛尔迦的凶手，死后照常被埋葬在洛尔迦家族的墓地里。
历史的诡秘在于，在所有的政治风潮中，总有可憎的借刀杀人者和告密者的身影，总有阴谋家披着共和的面纱干丧尽天良的事。佛朗哥固然要为反对者之死负责，但共和党人也难辞其咎。在内战中，共和军每到一个村庄，首先把村政府劫掠一空，其次是杀死神父、强奸修女并捣毁教堂，他们将书籍堆在空场上焚烧，高喊口号：“打倒文化！人民万岁！”
它哭泣，是为了/远方的东西。/南方的热沙/渴望白色山茶花。/哭泣，没有鹄的箭，/没有早晨的夜晚，/于是第一只鸟/死在枝上。/啊，吉他！/心里插进/五柄利剑。
（加西亚·洛尔迦《吉他》）
“恢复历史记忆”最棘手的，恐怕与下述情形相关：佛朗哥的遗体葬在阵亡将士山谷的一座地下教堂里。而这座教堂，是佛朗哥强迫内战中被俘的共和军战士建造的。作为佛朗哥时代最大的遗迹之一，在这座教堂周围的地窖或地道中，还埋葬着大约四万名内战的死难者。他们生前是死敌互相残杀，死后成鬼依然纠缠在一起。左派希望将双方的遗体分别埋葬，可是至今也未能奏效。时间不会倒流，历史悲剧却会重演。想当年，政治死结，党争癌变，家族对立，加剧了社会走向分裂和暴力。内战本应该避免。暴力本可以避免。然而，它还是尸横遍野地发生了。它并非始自西班牙，也没有终于西班牙。再好的吉他，只要“插进五柄利剑”，它还能弹拨出像山茶花一样洁净美妙的音乐吗？
二○一三年五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