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飘飘
我在读唐·巴塞尔姆的小说《气球》时，忽然感到气球这玩意儿也是不好对付的，弄不好还会令市政官员尴尬，伤透脑筋。它的悖理行为究竟是幽默还是反讽，一时难以说清。作为一个信奉并实践极简主义原则的作家（这一直是他的建筑师父亲所恪守的），“减少、简单、集中”的座右铭，已使他在小说中大量省略掉了一些内容，以至于我那点可怜的判断力，只能在“充足了气的表面”“蹦蹦跳跳”并“摔倒在地”。当然，对这只“无目的性”的气球，作者还是比较生动地描述了它“膨胀”的过程：那只气球从十四街的一个地方向北膨胀，在人们的酣睡中伸展到公园并横罩广场上方，第二天上午它甚至已覆盖了四十五个南北向的街区，以及东西的一片不规则地区。这只气球“大部分涂着不扎眼的深灰色和褐色，反衬以红褐色和浅黄色。……加上故意地不作最后涂饰，使它的外表显得很粗糙、不起眼；内部的重量上下波动，在很多个部位上小心地调节着，将这个庞大的变形的形体定在空中”。按作者的说法，它是“膨胀史上重大的里程碑”之一。
我在想，如果巴塞尔姆的气球出现在我童年的天空，说不定会吓坏我以及周围那些迷恋气球的人们。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准确地说，是从假设中引出的假设。事实上，当我看到六七十年代的旧影片中闪过的镜头，甚至也会产生一种不真实的、虚构的感觉：那些齐刷刷的手臂、林立的旗杆、攒动的人头和飘飘欲飞的气球，以及触目惊心的标语、呼啦啦的鸽子，它们是被怎样奇特的逻辑链维系起来的呢？至于我自己，一个置身其中的小小个体，难道不是在这种比个我强大无数倍的雄辩力量中长大的吗？现在看来，从那些强烈的气流旋涡中旋飞出来的气球并非一戳就破，或者一松手就飘得无影无踪。它们也许收集并提炼了世界上所有隐匿与虚浮的“轻”物质，使我在追寻过去时光中飞驰的童年和少年时，不得不坦率承认：那时我爱气球！
气球的确有许多优点：轻盈，飘逸，优美，喜气洋洋。在某种特殊的场合，还具有任性的、激情飞扬的狂想式风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祖母为我吹气球的时候，她的脸随着红气球逐渐膨胀而更加苍老，皱纹绽开，以至于那干瘪却又鼓起的腮帮隐于红气球后面时，我只能看见缕缕白发贴着球面颤动。每当我想到这个细节，我就触摸到那些个风起叶落的阴沉下午。后来，我亲眼看见戴红箍儿的一群，为首的当然是居委会主任，领着一帮人涌到我家门口，勒令我的祖母限期离开省城。祖母站在门口，大约感到太突然，慌张得说不出话来。我在楼道里靠墙站着，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我听见祖母嗫嚅着，似乎想分辩什么，因为牙掉光了，吐字也不清，但迅即被异口同声的“你是富农分子，要回乡彻底劳动改造！”这句口号极响亮地镇服了。我记不起来当时我手里是否拿着红气球，但我的脸色肯定跟旧报纸一样。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复杂而压抑的矛盾心境。这到底是怎回事呵？
当然，对一个少年而言，他不可能将糟糕的心情维持多久。他开始沉迷于一种怎样使气球不会炸掉的奇特想法。在“省革委”成立的那些狂欢的日子里，我被父亲“丢”在长江路边一个朋友家里，尽情玩耍，还爬上高大的法梧鸟瞰游行的人流。有一天早晨，某个楼道里发现一个死去的女孩。一些老人、妇女蜂拥在那儿，那暗灰色的小脸和散乱的头发被我从密密的人缝里看到：那简直是从灰堆里捡出来的，正在干瘪的，灰蒙蒙的气球。人们在唏嘘，摇头，窃语，只是没人认领，也没警方出现在现场。可能正因为此，这么多年来，它似乎成了与特定时空无关的死亡事件，而造成这种死亡的细节，也随之隐没在夜晚捂紧的黑暗中。
作为“缺席”的历史事实的现场目击者之一，我那时只是对同龄人的死亡感到莫名震恐。大人们都说街上有“拐子”，甚至说，不要相信那些给你气球玩的人。这显然对我摩挲气球的触觉造成了某种潜在影响：它的细腻、鲜嫩、圆润如同满月之婴的皮肤，若干年后竟让我生出阴冷潮湿的手感来。
巴塞尔姆在设计他的心爱的气球时，显然无法顾及这种事实，并且他的气球庞大、敏感得有点过分，以至于它“以轻微之极的压力抵在大楼的一边，贴得那样紧，气球与大楼好像化为一体”，从而引来了孩子们在气球面前“蹦蹦跳跳”和“欣喜若狂”。但我却据此认为，巴塞尔姆也许什么也没看见，他纯粹是基于一种虚无，一种饥饿，因此才将气球画得如此之大，让虚弱而又小心翼翼的人艳羡不已。将近三十年前，我们全家下放在皖南的一个极为偏僻、封闭的乡村。村庄清一色的草屋，除了飞鸟和蚊蝇，几乎找不到飞飘在空中的事物。气球突然从我习惯的世界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母亲在河边剖鱼时，我看见白色的鱼鳔在水流中漂浮。我不知道能不能将它视为世界上最小的气球？它来自一个只能用腮呼吸的、小小生命的内部。也许鱼们就是借助它们来想象水流以外的事物，并决定浮游的远近和深浅。除非你杀死鱼，否则你不可能拿走它！
后来，我对周围显现出来的事实感到惶恐：大肚子病、象腿病、粗脖子病的确不少。它们在人体的不同部位膨胀、鼓突，表皮绷得水亮又光滑，浑圆如球。它们迫使生命慢慢沉坠下去，像从内部烂掉的落地果一样。对乡民而言，沉坠不过是向泥土更靠近一步。反过来看，沉坠也是一种飘升，轻得叫人无法承受。毫不讳言，我所触及的软组织在时间流逝中已成坚硬之物，此刻我正用另一种触须抚摸它。
在苍黄的、闪着零星爆竹声的旧历年底，我看见杀猪佬正在桶架上“吹”一口肥猪。他用嘴巴对着一只蹄子吹气，腮帮子鼓得不能再鼓，眼珠子也凸得不能再凸，于是那口猪便胀大起来，栩栩如生。这时杀猪佬抖着一根细绳，一把将蹄关节扎紧，不让气一溜烟跑掉。杀猪佬干得多么巧妙！根本用不着巴塞尔姆所谓的“把往里充氦气的唧筒藏了起来”，以及“官方不能查明入口处———也就是注入气体的地方”。吹气，看来并非仅仅气球需要，在昏暗的地面，凡需要它的都蛰伏在那儿，包括那个釉黑粗壮的吹火筒，只需一口气就可将死灰吹燃。
让我惊讶的是，一个放牛娃竟将吹得滚圆的猪尿脬，拿在手上玩来玩去。看上去，那玩意儿也能在空气中飘飘荡荡，似乎并不比气球逊色多少。在偏僻又封闭的旧历年底，尤其在阵阵丰收的锣鼓声中大队长和社员们喜气洋洋的时候，用那白色的、有点臊味的球体来庆祝一番，肯定是热烈的，极为别致的。也许巴氏会怀疑那个放牛娃有点“后现代”，但我坚定地相信他是淳朴的，只是有点顽皮，并且他可能还是一个文盲。他怎么能知道，一个飘飘荡荡的猪尿脬，在民间野史中也能擦出一点意义呢？当然，那个放牛娃肯定已经长大，说不准还当上了村长什么的，但他绝不会告诉我，那个可爱的“白色之球”延续了多久，它是何时爆炸的。
巴塞尔姆已经死掉了。他在写作中过量地抽烟而得了喉癌。他变得不可救药。“我们喜欢里面有大量废话的书”，他借作品中的都市小矮人如是说。他的《气球》依然飘在世上也是不可救药的，因而会令一些“持敌对态度”的人头痛和发窘是自然的。其实，“移走气球很容易，铰接式卡车拖走了瘪了气的那层皮，现在它将被储藏在西弗吉尼亚州。”他临走之前，毕竟在结尾处作了交待。而我想寻找的只是被枯枝杈扯住的干瘪的老气球皮，以及另一些球体爆炸后残留的碎片而已。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四日
我在读唐·巴塞尔姆的小说《气球》时，忽然感到气球这玩意儿也是不好对付的，弄不好还会令市政官员尴尬，伤透脑筋。它的悖理行为究竟是幽默还是反讽，一时难以说清。作为一个信奉并实践极简主义原则的作家（这一直是他的建筑师父亲所恪守的），“减少、简单、集中”的座右铭，已使他在小说中大量省略掉了一些内容，以至于我那点可怜的判断力，只能在“充足了气的表面”“蹦蹦跳跳”并“摔倒在地”。当然，对这只“无目的性”的气球，作者还是比较生动地描述了它“膨胀”的过程：那只气球从十四街的一个地方向北膨胀，在人们的酣睡中伸展到公园并横罩广场上方，第二天上午它甚至已覆盖了四十五个南北向的街区，以及东西的一片不规则地区。这只气球“大部分涂着不扎眼的深灰色和褐色，反衬以红褐色和浅黄色。……加上故意地不作最后涂饰，使它的外表显得很粗糙、不起眼；内部的重量上下波动，在很多个部位上小心地调节着，将这个庞大的变形的形体定在空中”。按作者的说法，它是“膨胀史上重大的里程碑”之一。
我在想，如果巴塞尔姆的气球出现在我童年的天空，说不定会吓坏我以及周围那些迷恋气球的人们。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准确地说，是从假设中引出的假设。事实上，当我看到六七十年代的旧影片中闪过的镜头，甚至也会产生一种不真实的、虚构的感觉：那些齐刷刷的手臂、林立的旗杆、攒动的人头和飘飘欲飞的气球，以及触目惊心的标语、呼啦啦的鸽子，它们是被怎样奇特的逻辑链维系起来的呢？至于我自己，一个置身其中的小小个体，难道不是在这种比个我强大无数倍的雄辩力量中长大的吗？现在看来，从那些强烈的气流旋涡中旋飞出来的气球并非一戳就破，或者一松手就飘得无影无踪。它们也许收集并提炼了世界上所有隐匿与虚浮的“轻”物质，使我在追寻过去时光中飞驰的童年和少年时，不得不坦率承认：那时我爱气球！
气球的确有许多优点：轻盈，飘逸，优美，喜气洋洋。在某种特殊的场合，还具有任性的、激情飞扬的狂想式风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祖母为我吹气球的时候，她的脸随着红气球逐渐膨胀而更加苍老，皱纹绽开，以至于那干瘪却又鼓起的腮帮隐于红气球后面时，我只能看见缕缕白发贴着球面颤动。每当我想到这个细节，我就触摸到那些个风起叶落的阴沉下午。后来，我亲眼看见戴红箍儿的一群，为首的当然是居委会主任，领着一帮人涌到我家门口，勒令我的祖母限期离开省城。祖母站在门口，大约感到太突然，慌张得说不出话来。我在楼道里靠墙站着，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我听见祖母嗫嚅着，似乎想分辩什么，因为牙掉光了，吐字也不清，但迅即被异口同声的“你是富农分子，要回乡彻底劳动改造！”这句口号极响亮地镇服了。我记不起来当时我手里是否拿着红气球，但我的脸色肯定跟旧报纸一样。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复杂而压抑的矛盾心境。这到底是怎回事呵？
当然，对一个少年而言，他不可能将糟糕的心情维持多久。他开始沉迷于一种怎样使气球不会炸掉的奇特想法。在“省革委”成立的那些狂欢的日子里，我被父亲“丢”在长江路边一个朋友家里，尽情玩耍，还爬上高大的法梧鸟瞰游行的人流。有一天早晨，某个楼道里发现一个死去的女孩。一些老人、妇女蜂拥在那儿，那暗灰色的小脸和散乱的头发被我从密密的人缝里看到：那简直是从灰堆里捡出来的，正在干瘪的，灰蒙蒙的气球。人们在唏嘘，摇头，窃语，只是没人认领，也没警方出现在现场。可能正因为此，这么多年来，它似乎成了与特定时空无关的死亡事件，而造成这种死亡的细节，也随之隐没在夜晚捂紧的黑暗中。
作为“缺席”的历史事实的现场目击者之一，我那时只是对同龄人的死亡感到莫名震恐。大人们都说街上有“拐子”，甚至说，不要相信那些给你气球玩的人。这显然对我摩挲气球的触觉造成了某种潜在影响：它的细腻、鲜嫩、圆润如同满月之婴的皮肤，若干年后竟让我生出阴冷潮湿的手感来。
巴塞尔姆在设计他的心爱的气球时，显然无法顾及这种事实，并且他的气球庞大、敏感得有点过分，以至于它“以轻微之极的压力抵在大楼的一边，贴得那样紧，气球与大楼好像化为一体”，从而引来了孩子们在气球面前“蹦蹦跳跳”和“欣喜若狂”。但我却据此认为，巴塞尔姆也许什么也没看见，他纯粹是基于一种虚无，一种饥饿，因此才将气球画得如此之大，让虚弱而又小心翼翼的人艳羡不已。将近三十年前，我们全家下放在皖南的一个极为偏僻、封闭的乡村。村庄清一色的草屋，除了飞鸟和蚊蝇，几乎找不到飞飘在空中的事物。气球突然从我习惯的世界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母亲在河边剖鱼时，我看见白色的鱼鳔在水流中漂浮。我不知道能不能将它视为世界上最小的气球？它来自一个只能用腮呼吸的、小小生命的内部。也许鱼们就是借助它们来想象水流以外的事物，并决定浮游的远近和深浅。除非你杀死鱼，否则你不可能拿走它！
后来，我对周围显现出来的事实感到惶恐：大肚子病、象腿病、粗脖子病的确不少。它们在人体的不同部位膨胀、鼓突，表皮绷得水亮又光滑，浑圆如球。它们迫使生命慢慢沉坠下去，像从内部烂掉的落地果一样。对乡民而言，沉坠不过是向泥土更靠近一步。反过来看，沉坠也是一种飘升，轻得叫人无法承受。毫不讳言，我所触及的软组织在时间流逝中已成坚硬之物，此刻我正用另一种触须抚摸它。
在苍黄的、闪着零星爆竹声的旧历年底，我看见杀猪佬正在桶架上“吹”一口肥猪。他用嘴巴对着一只蹄子吹气，腮帮子鼓得不能再鼓，眼珠子也凸得不能再凸，于是那口猪便胀大起来，栩栩如生。这时杀猪佬抖着一根细绳，一把将蹄关节扎紧，不让气一溜烟跑掉。杀猪佬干得多么巧妙！根本用不着巴塞尔姆所谓的“把往里充氦气的唧筒藏了起来”，以及“官方不能查明入口处———也就是注入气体的地方”。吹气，看来并非仅仅气球需要，在昏暗的地面，凡需要它的都蛰伏在那儿，包括那个釉黑粗壮的吹火筒，只需一口气就可将死灰吹燃。
让我惊讶的是，一个放牛娃竟将吹得滚圆的猪尿脬，拿在手上玩来玩去。看上去，那玩意儿也能在空气中飘飘荡荡，似乎并不比气球逊色多少。在偏僻又封闭的旧历年底，尤其在阵阵丰收的锣鼓声中大队长和社员们喜气洋洋的时候，用那白色的、有点臊味的球体来庆祝一番，肯定是热烈的，极为别致的。也许巴氏会怀疑那个放牛娃有点“后现代”，但我坚定地相信他是淳朴的，只是有点顽皮，并且他可能还是一个文盲。他怎么能知道，一个飘飘荡荡的猪尿脬，在民间野史中也能擦出一点意义呢？当然，那个放牛娃肯定已经长大，说不准还当上了村长什么的，但他绝不会告诉我，那个可爱的“白色之球”延续了多久，它是何时爆炸的。
巴塞尔姆已经死掉了。他在写作中过量地抽烟而得了喉癌。他变得不可救药。“我们喜欢里面有大量废话的书”，他借作品中的都市小矮人如是说。他的《气球》依然飘在世上也是不可救药的，因而会令一些“持敌对态度”的人头痛和发窘是自然的。其实，“移走气球很容易，铰接式卡车拖走了瘪了气的那层皮，现在它将被储藏在西弗吉尼亚州。”他临走之前，毕竟在结尾处作了交待。而我想寻找的只是被枯枝杈扯住的干瘪的老气球皮，以及另一些球体爆炸后残留的碎片而已。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