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斑马
一个幽灵在这片古老大陆徘徊了数十年。除非它找到可寄居的血肉之躯，否则只能让后人偷窥那飘忽在时间深处的一星磷火了。近读沈从文的文集和传记，其中一篇《无从驯服的斑马》（1983年）让我忽然想到：倘自由主义幽灵寄居在肉躯之中，它在心壁上大约就显影为桀骜不驯的“斑马”吧？沈从文何以不用“烈马”“野马”抑或其他野生灵作比？也许是戮心的猎手和屠夫太过强大，寻常之马注定抗拒不了多久，只有斑马的野性、高贵、劲拙和独步荒漠的孤独深深迷醉了他。在我看来，斑马身上旋转奔涌的浪纹更值得玩味：吸引沈从文的莫不是那黑白条纹的二元性、不规则性，以及绚烂至极的浑朴与淡定？
内在的斑马呈示了一种灵魂状态，那是一种孤寂、惶惑和精神流亡。
由此朝另一方向看去，那个疯狂年代的标志物所构成的遗迹仍在那儿：思想改造的驯马场，黑暗禁闭的牛棚马厩，施虐的鞭具，以及意识形态缰绳、红漆食槽和各种奴化饲料。我甚至震惊地发现，沈从文后半生所处的博物馆文物库房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在五凤楼的两角楼上，厚厚的灰尘覆盖着墙角的几具从埃及带回来的木乃伊，而一侧木架上放置的则是明代以来凌迟罪犯的刑具：鬼头勾、锥、刀、凿，它们都上了锈，却依然锋利。那深深嵌入一个民族记忆的悲喜剧，隐现着一条贯穿始终的主题和命运迹线：要么听任斑马被凌迟而寂灭，要么脱胎换骨而成驽马或骡子。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不知心死为死。沈从文在回忆早年生活时写道：“这些出于无知的惩罚，只使我回想到顽童时代，在私塾中被前后几个老秀才按着我，在孔夫子牌位前，狠狠地用厚楠竹块痛打我时的情形，有同一的感受。稍后数年，在军队中见那些杀戮，也有个基本相同的看法，即权力的滥用，只反映出极端的愚蠢，不会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在那个盛行非白即黑之逻辑的时代，亦白亦黑的“斑马”便意味着对一元化集权的威胁。在自然界中，斑马的黑白斑纹在面对猎豹进攻时会发出“大声”警告。可是，当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叙述的斑骡、斑驴，如今已惨遭灭绝。
在沈从文的内心深处，斑马的二元性突出地表现为“思”与“信”的矛盾：“思”若黑纹，“信”如白纹。一九四八年，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他的预见得到了验证。一个新的集权制时代的开始，首先意味着用特制的药剂清除“思”而不断煽起狂热的“信”。一旦“信”失去了“思”的制衡，就等于斑马被涂灭黑纹而只剩下白纹，于是它就成了盲信和愚信的“白马”，只能跪伏于驯马场的淫威和神龛之下。因此，一元化的思想霸权从来都不能容忍“思”与“信”两种斑纹同时存在。但黑夜般的“思”的直接果实，或者是摧毁对伪宗教的迷信，或者是建立一种对“思”本身及其派生物的坚信。沈从文的内心矛盾标示着一代知识分子如履薄冰的艰难困境。试想，在三十年“信”绝对压倒“思”的极左时代，还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丧失“思”？
很显然，“一匹布道者的布
为蒙面者提供了方便。”
你不妨静下心来，猜猜下面的谜：
“斑马是白色条纹的黑马
还是黑色条纹的白马？”
（拙作《马术师》）
欲猜出这个谜底，就须破解其中将斑马“白马化”的权力意识。这类似沈从文所谓“社会上到处发现用唐代黑脸飞天作装饰图案，好像除此以外就没有民族图案可用似的。不知那个飞天本来就并非黑脸”。（《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事实上，当年这种权力意识已渗透到知识分子群体性的自谴心理中，他们自责自己原罪般的“黑马”身份（如“旧社会的渣子”、“腐朽的资产阶级老爷”“臭老九”等等），痛悔自己被圈定在与“白马”或“红马”相对立的群体之中。他们拱手献出“思”之利器，原指望可以无条件“信”了，却没想到自己的单相思遭到了无情冷落和嘲弄。一九四八年沈从文在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作为书生，他没想到“玄黄”其实是“早定”或“已定”了。也就是这一年，“鲁迅之后另一面伟大旗帜”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抛出《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涂成反动的“桃色”，“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将萧乾涂成“黑马”，“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该文很快被北京大学一期壁报用大字转抄（这大约是最早的“大字报”）。足可见何为“玄”何为“黄”早已泾渭分明。结果“黑马”几欲自杀，仍未逃出被划“右派”的命运；而“桃色马”被逼得神经错乱，也一度自杀未成。在当权者眼中，沈从文是不能信任的“自由派”作家，且患有神经病，完全是个包袱和废物。一九五六年，沈从文在致早年朋友丁玲（时任作协高官）的信中，请求她“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而丁玲显得十分无奈和圆滑，在致刘白羽的信中说：“这样的人怎么办？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刘白羽在复信中宣称，他对沈从文一点也不了解，“如无罪恶，似乎还是有人出面给以开导”，最后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作了批示：“把这样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先前，沈从文被送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班“洗脑”，后来参加“土改”亲历“洗眼”，再后来调入故宫博物院去“洗身”，而历次政治运动更如一次次“换血”。在十年“文革”中，在劫难逃的沈从文被抄家八次，他本人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所谓“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阿·托尔斯泰语）。在那个风行戴有色镜的年代，沈从文完全是一个被排斥的“另类”，体制对他何“信”之有？历经软硬兼施的各种思想改造后，那内心的斑马还有几许活气？还能有一丝活气吗？
这一点，可以从五十年代沈从文的一些文字中见出，如刊于一九五一年底《光明日报》上的检讨文章：“过去二十年来，个人即不曾透彻文字的本质，因此涉及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时，就始终用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观点立场，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为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于是成了伪自由主义者群一个装潢工具，点缀着旧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而我也即在这个位置上胡写了二十年。”在给儿子的信中他写道：“知识分子真是狗屁，对革命言，不中用得很。而且一旦脱离人民，渺小的可怕。”他清算自己的过去，希望尽量与时代和主流政治保持一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他发言说，“从我自己说起，就必须更好地自我改造，才够得上做个人民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过去“我却空守着一种虚伪的自由主义”。显然，解放后，自由主义魂灵已遭到沈从文的质疑和驱逐，或者说遭到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和驱逐———它又成为游荡在东方大地的无家可归的幽灵了。
内心斑马之将死或已死，这是造成沈从文解放后放弃文学写作，或者即便写作也不可能出好作品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他写过一些小说（如《老同志》《跑龙套》等等），并且还酝酿了一部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然而，它们不是写得面目全非就是胎死腹中。针对他的一篇以反对玩扑克为题材的小说，夫人张兆和在回信中一针见血地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打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沈从文到底怎么了？他难道连这个也不懂？他给人感觉在写作方面完全是个“菜鸟”。六十年代初，他准备写酝酿已久的革命题材长篇小说，试图超越《红旗谱》和《青春之歌》。尽管后来没写成，但清楚地表明他写作的参照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其写作观抛却了“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的思想，而套上了看似利器实则精神枷锁的东西。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最杰出的、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夏志清语），沈从文解放后竟然不会写小说了！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贫瘠土壤里，倘挣扎着生出几茎自由主义的瘦草已属不易，但其根柢大都扎得很浅，经不起一轮轮风摧雨打。这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由此导致他们思考的被动性和不彻底性，大都是“逼上梁山”，且天天巴望被最高权威所“招安”。这无疑留下了致命的暗伤。沈从文不止一次说，“依照主席《实践论》的指示，搞调查研究，来破除文物鉴定的传统‘迷信’、传统‘权威’，不问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他还表示，“如有人问我是什么派时，倒乐意当个新的‘歌德派’”。这是一个可怕的悖论。这其中的盲点和误区，几代知识分子恐怕都难以超越。这大约就是他们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差别。曼德尔施坦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茨维塔耶娃等作家，即便在最困厄最艰危时，也没有放弃个人的精神立场和手中的笔。
当然，作为后人是不应该过分苛责前人的，更何况在沈从文内心深处，其痛苦的自我蜕变和灵魂呼号至今读来仍令人震撼———他的另一自我从未停止过抵抗！其标志之一是，围绕“我是谁？”的困惑与追问不断出现在他的日记、书信等文字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怎么会忽然成为这么一个人？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新生的我十分衰弱。只想哭一哭。”在那次自杀未遂后，他痛思：“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调入博物馆后，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在自传中他发出带血的“嘶鸣”：“我究竟是谁？要我数铜钱的人得到什么，对国家有什么意义？想理解，无从理解。”一九五六年三月，他的精神状态又坏到极点，他写道：“很奇怪，我是谁？身体那么痛苦，还得限十号写成，我怎么来反省我的错误？……存在实在可悯。”一九六二年，他在致张兆和的信中对自己作了较冷静的剖析：“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
与之同时，在他心中“思”终于复活了，颇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伯林认为“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人们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力图防止问题的提出。防止人们提出问题的方法就是将问题压下去，所有的问题都有教条式的答案。”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一文（1961年）开篇，写下了“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题辞。他最信奉的两句古训是“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种“思”使后期的沈从文一度保持了清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对冯友兰等高级知识分子的表演极为鄙视：“一些深明儒术，善于阿谀，用说谎话作为进取的高级知分，都在学习运用新的儒术以自保，或已精通新的儒术，用作向上爬个人发展的主要方法。”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讽刺诗：“顺水船易坐，逆风旗难擎。朝为阶下囚，暮作席上宾。‘圣人’知格物，如何长不倒？‘官家总圣明’！”他对权力与思想的思考也是一针见血、掷地有声的，“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已’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已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去，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因为必不可免将人简化为敌与友，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抽象的抒情》）事实上这种党同伐异的集权意识无处不在，甚至晃荡在沈从文所置身的阴森森的各朝服装上，“如衣袍宽博属于社会上层；奴隶仆从，则短衣紧袖”，“社会风气且常随有权力人物爱好转移，如齐桓公好衣紫，国人有时就全身紫衣。楚王爱细腰，许多宫女因此饿死，其他邦国也彼此效法，女子腰部多扎得细细的。”当沈从文穿着大一统的深灰色中山装，埋首于那些浩如烟海的历朝衣装（它们简直像各个朝代残留的干尸）的序列中，竟浑然一体地被统摄于数千年的色块帝国的版图中，那“服装链”背后隐现的是仍在严酷伸延的意识形态权力之链。一朝又一朝的帝王和臣民死去了，可他们的魅影还随着老时装一起被不断轮回的北方寒流所吹动。而活于其间的肉体和灵魂，正被非白即黑的强权逻辑分割着，放逐着，同时又被滞重的色调涂抹成一个绝对平均数。
只要有“思”在，就意味着“斑马”没有被“白马化”，那黑色条纹仍散发着一种执拗的、拒绝同化的血气与个性精神。有一次开斗争会，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糨糊刷在沈从文的背上，斗争会开完了，他悄悄揭下那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他看罢不以为意，却心里默默念叨：这书法也太蹩脚了，这哪像历史博物馆的人应该写的字？还好意思贴在我背上，真难为情！他真该好好练一练。这种冷嘲，这种淡定，不能不源自沈从文内心的日渐强大。他在诗中写道：“朔风摧枯草，岁暮客心生。老骥伏枥下，千里思绝尘。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只因骨格异，俗谓喜离群。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问作腾骧梦，偶尔一嘶鸣。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喜新晴》）可见在沈从文的内心一角，那匹斑马并没有死！它还持守着最后一口气！尽管创伤之深是难以平复的，但它结痂后会令黑色条纹变得更宽更深。除了“思”的坚固底座，个人良知也是滋润“斑马”的沃壤，因为斑马的品质就是绝不随风变脸，更不会适时蜕皮。沈从文说：“我一直是乡下人”，“从湖南到北京我还是乡下人，想变，人家也变了，总也赶不上，到今天我还是乡下人”，“我不是聪明人，不会变”。他说：“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年龄老朽已到随时可以报废的情形，心情上却还始终保留一种婴儿状态。对人从不设防，无机心。且永远无望从生活经验教育中，取得一点保护本身不受欺骗的教训，提高一点做个现代人不能不具备的警惕或觉悟。”沈从文除了承受时代和社会的重压之外，还必须克服血压经常高达二百以上、每天心痛两小时、视力很不好等等困难。他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这样恶劣简陋的条件下，他后半生默默无闻地忘我工作，鞠躬尽瘁，硕果累累，真可谓“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张充和的挽联）。这是对“不可驯服的斑马”的最好写照与注解。
法国画家杰尼克·杜科有一篇画作《趁一群斑马经过，苦役犯们逃跑了》，很有意思。从真实情形看，囚犯与斑马互不缘接，毫不相干。但是画家却发现二者的张力和共点：其一，带条纹的囚服跟斑马的皮色相似；其二，斑马的狂放不羁正是苦役犯们所向往的自由。杜拉斯评价道：“他们正在逃跑，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为逃跑的念头所折磨，这会儿趁着一群斑马经过他们就跑了，他们身上的伤痕和斑马的条纹混作一团，这时我们仿佛才真正明白了何为苦役犯，内在的和外在的概念，我们知道了苦役犯的实质并不在于服刑，而是在于通过一切办法逃离监狱。”与其说画作中的斑马是写实，不如说它呈现了苦役犯们内心的渴望和幻觉。
在我看来，斑马那波浪似的黑白条纹，意味着无数条道路穿越精神的浩瀚国土，无界无止，亦此亦彼。你在其中找不到自以为是的中心或“金光大道”，你看到的只是闪电般散射开来的、宽窄不一的道路。世界的核心是由二元要素构成的，否则多元化又从何而来？思想的王国必然离不开二元的共存与矛盾。如果“信”是岩石，那么“思”就是洞穿的水滴，“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沈从文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斑马永远是斑马，正如鹰落在地上依然是鹰。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这是黄永玉写在表叔墓地石碑上的题词。一个活着的士兵是可以返乡的，如果他战死了，他的芦花般的骨殖也会随马车一起返回。然而，谁看见了这个士兵内心的斑马？谁听见了他的亡灵随斑马奋蹄而去？谁懂得这种斑马除了自由，别无故乡可返，别无他处可以存活和栖息？！
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一个幽灵在这片古老大陆徘徊了数十年。除非它找到可寄居的血肉之躯，否则只能让后人偷窥那飘忽在时间深处的一星磷火了。近读沈从文的文集和传记，其中一篇《无从驯服的斑马》（1983年）让我忽然想到：倘自由主义幽灵寄居在肉躯之中，它在心壁上大约就显影为桀骜不驯的“斑马”吧？沈从文何以不用“烈马”“野马”抑或其他野生灵作比？也许是戮心的猎手和屠夫太过强大，寻常之马注定抗拒不了多久，只有斑马的野性、高贵、劲拙和独步荒漠的孤独深深迷醉了他。在我看来，斑马身上旋转奔涌的浪纹更值得玩味：吸引沈从文的莫不是那黑白条纹的二元性、不规则性，以及绚烂至极的浑朴与淡定？
内在的斑马呈示了一种灵魂状态，那是一种孤寂、惶惑和精神流亡。
由此朝另一方向看去，那个疯狂年代的标志物所构成的遗迹仍在那儿：思想改造的驯马场，黑暗禁闭的牛棚马厩，施虐的鞭具，以及意识形态缰绳、红漆食槽和各种奴化饲料。我甚至震惊地发现，沈从文后半生所处的博物馆文物库房也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在五凤楼的两角楼上，厚厚的灰尘覆盖着墙角的几具从埃及带回来的木乃伊，而一侧木架上放置的则是明代以来凌迟罪犯的刑具：鬼头勾、锥、刀、凿，它们都上了锈，却依然锋利。那深深嵌入一个民族记忆的悲喜剧，隐现着一条贯穿始终的主题和命运迹线：要么听任斑马被凌迟而寂灭，要么脱胎换骨而成驽马或骡子。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不知心死为死。沈从文在回忆早年生活时写道：“这些出于无知的惩罚，只使我回想到顽童时代，在私塾中被前后几个老秀才按着我，在孔夫子牌位前，狠狠地用厚楠竹块痛打我时的情形，有同一的感受。稍后数年，在军队中见那些杀戮，也有个基本相同的看法，即权力的滥用，只反映出极端的愚蠢，不会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在那个盛行非白即黑之逻辑的时代，亦白亦黑的“斑马”便意味着对一元化集权的威胁。在自然界中，斑马的黑白斑纹在面对猎豹进攻时会发出“大声”警告。可是，当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叙述的斑骡、斑驴，如今已惨遭灭绝。
在沈从文的内心深处，斑马的二元性突出地表现为“思”与“信”的矛盾：“思”若黑纹，“信”如白纹。一九四八年，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他的预见得到了验证。一个新的集权制时代的开始，首先意味着用特制的药剂清除“思”而不断煽起狂热的“信”。一旦“信”失去了“思”的制衡，就等于斑马被涂灭黑纹而只剩下白纹，于是它就成了盲信和愚信的“白马”，只能跪伏于驯马场的淫威和神龛之下。因此，一元化的思想霸权从来都不能容忍“思”与“信”两种斑纹同时存在。但黑夜般的“思”的直接果实，或者是摧毁对伪宗教的迷信，或者是建立一种对“思”本身及其派生物的坚信。沈从文的内心矛盾标示着一代知识分子如履薄冰的艰难困境。试想，在三十年“信”绝对压倒“思”的极左时代，还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丧失“思”？
很显然，“一匹布道者的布
为蒙面者提供了方便。”
你不妨静下心来，猜猜下面的谜：
“斑马是白色条纹的黑马
还是黑色条纹的白马？”
（拙作《马术师》）
欲猜出这个谜底，就须破解其中将斑马“白马化”的权力意识。这类似沈从文所谓“社会上到处发现用唐代黑脸飞天作装饰图案，好像除此以外就没有民族图案可用似的。不知那个飞天本来就并非黑脸”。（《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事实上，当年这种权力意识已渗透到知识分子群体性的自谴心理中，他们自责自己原罪般的“黑马”身份（如“旧社会的渣子”、“腐朽的资产阶级老爷”“臭老九”等等），痛悔自己被圈定在与“白马”或“红马”相对立的群体之中。他们拱手献出“思”之利器，原指望可以无条件“信”了，却没想到自己的单相思遭到了无情冷落和嘲弄。一九四八年沈从文在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作为书生，他没想到“玄黄”其实是“早定”或“已定”了。也就是这一年，“鲁迅之后另一面伟大旗帜”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抛出《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涂成反动的“桃色”，“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将萧乾涂成“黑马”，“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该文很快被北京大学一期壁报用大字转抄（这大约是最早的“大字报”）。足可见何为“玄”何为“黄”早已泾渭分明。结果“黑马”几欲自杀，仍未逃出被划“右派”的命运；而“桃色马”被逼得神经错乱，也一度自杀未成。在当权者眼中，沈从文是不能信任的“自由派”作家，且患有神经病，完全是个包袱和废物。一九五六年，沈从文在致早年朋友丁玲（时任作协高官）的信中，请求她“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而丁玲显得十分无奈和圆滑，在致刘白羽的信中说：“这样的人怎么办？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刘白羽在复信中宣称，他对沈从文一点也不了解，“如无罪恶，似乎还是有人出面给以开导”，最后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作了批示：“把这样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先前，沈从文被送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班“洗脑”，后来参加“土改”亲历“洗眼”，再后来调入故宫博物院去“洗身”，而历次政治运动更如一次次“换血”。在十年“文革”中，在劫难逃的沈从文被抄家八次，他本人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所谓“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阿·托尔斯泰语）。在那个风行戴有色镜的年代，沈从文完全是一个被排斥的“另类”，体制对他何“信”之有？历经软硬兼施的各种思想改造后，那内心的斑马还有几许活气？还能有一丝活气吗？
这一点，可以从五十年代沈从文的一些文字中见出，如刊于一九五一年底《光明日报》上的检讨文章：“过去二十年来，个人即不曾透彻文字的本质，因此涉及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时，就始终用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观点立场，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为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于是成了伪自由主义者群一个装潢工具，点缀着旧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而我也即在这个位置上胡写了二十年。”在给儿子的信中他写道：“知识分子真是狗屁，对革命言，不中用得很。而且一旦脱离人民，渺小的可怕。”他清算自己的过去，希望尽量与时代和主流政治保持一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他发言说，“从我自己说起，就必须更好地自我改造，才够得上做个人民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过去“我却空守着一种虚伪的自由主义”。显然，解放后，自由主义魂灵已遭到沈从文的质疑和驱逐，或者说遭到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和驱逐———它又成为游荡在东方大地的无家可归的幽灵了。
内心斑马之将死或已死，这是造成沈从文解放后放弃文学写作，或者即便写作也不可能出好作品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他写过一些小说（如《老同志》《跑龙套》等等），并且还酝酿了一部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然而，它们不是写得面目全非就是胎死腹中。针对他的一篇以反对玩扑克为题材的小说，夫人张兆和在回信中一针见血地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打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沈从文到底怎么了？他难道连这个也不懂？他给人感觉在写作方面完全是个“菜鸟”。六十年代初，他准备写酝酿已久的革命题材长篇小说，试图超越《红旗谱》和《青春之歌》。尽管后来没写成，但清楚地表明他写作的参照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其写作观抛却了“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的思想，而套上了看似利器实则精神枷锁的东西。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最杰出的、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夏志清语），沈从文解放后竟然不会写小说了！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贫瘠土壤里，倘挣扎着生出几茎自由主义的瘦草已属不易，但其根柢大都扎得很浅，经不起一轮轮风摧雨打。这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由此导致他们思考的被动性和不彻底性，大都是“逼上梁山”，且天天巴望被最高权威所“招安”。这无疑留下了致命的暗伤。沈从文不止一次说，“依照主席《实践论》的指示，搞调查研究，来破除文物鉴定的传统‘迷信’、传统‘权威’，不问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他还表示，“如有人问我是什么派时，倒乐意当个新的‘歌德派’”。这是一个可怕的悖论。这其中的盲点和误区，几代知识分子恐怕都难以超越。这大约就是他们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差别。曼德尔施坦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茨维塔耶娃等作家，即便在最困厄最艰危时，也没有放弃个人的精神立场和手中的笔。
当然，作为后人是不应该过分苛责前人的，更何况在沈从文内心深处，其痛苦的自我蜕变和灵魂呼号至今读来仍令人震撼———他的另一自我从未停止过抵抗！其标志之一是，围绕“我是谁？”的困惑与追问不断出现在他的日记、书信等文字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怎么会忽然成为这么一个人？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新生的我十分衰弱。只想哭一哭。”在那次自杀未遂后，他痛思：“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调入博物馆后，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在自传中他发出带血的“嘶鸣”：“我究竟是谁？要我数铜钱的人得到什么，对国家有什么意义？想理解，无从理解。”一九五六年三月，他的精神状态又坏到极点，他写道：“很奇怪，我是谁？身体那么痛苦，还得限十号写成，我怎么来反省我的错误？……存在实在可悯。”一九六二年，他在致张兆和的信中对自己作了较冷静的剖析：“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
与之同时，在他心中“思”终于复活了，颇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伯林认为“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人们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力图防止问题的提出。防止人们提出问题的方法就是将问题压下去，所有的问题都有教条式的答案。”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一文（1961年）开篇，写下了“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题辞。他最信奉的两句古训是“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种“思”使后期的沈从文一度保持了清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对冯友兰等高级知识分子的表演极为鄙视：“一些深明儒术，善于阿谀，用说谎话作为进取的高级知分，都在学习运用新的儒术以自保，或已精通新的儒术，用作向上爬个人发展的主要方法。”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讽刺诗：“顺水船易坐，逆风旗难擎。朝为阶下囚，暮作席上宾。‘圣人’知格物，如何长不倒？‘官家总圣明’！”他对权力与思想的思考也是一针见血、掷地有声的，“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已’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已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去，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因为必不可免将人简化为敌与友，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抽象的抒情》）事实上这种党同伐异的集权意识无处不在，甚至晃荡在沈从文所置身的阴森森的各朝服装上，“如衣袍宽博属于社会上层；奴隶仆从，则短衣紧袖”，“社会风气且常随有权力人物爱好转移，如齐桓公好衣紫，国人有时就全身紫衣。楚王爱细腰，许多宫女因此饿死，其他邦国也彼此效法，女子腰部多扎得细细的。”当沈从文穿着大一统的深灰色中山装，埋首于那些浩如烟海的历朝衣装（它们简直像各个朝代残留的干尸）的序列中，竟浑然一体地被统摄于数千年的色块帝国的版图中，那“服装链”背后隐现的是仍在严酷伸延的意识形态权力之链。一朝又一朝的帝王和臣民死去了，可他们的魅影还随着老时装一起被不断轮回的北方寒流所吹动。而活于其间的肉体和灵魂，正被非白即黑的强权逻辑分割着，放逐着，同时又被滞重的色调涂抹成一个绝对平均数。
只要有“思”在，就意味着“斑马”没有被“白马化”，那黑色条纹仍散发着一种执拗的、拒绝同化的血气与个性精神。有一次开斗争会，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糨糊刷在沈从文的背上，斗争会开完了，他悄悄揭下那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他看罢不以为意，却心里默默念叨：这书法也太蹩脚了，这哪像历史博物馆的人应该写的字？还好意思贴在我背上，真难为情！他真该好好练一练。这种冷嘲，这种淡定，不能不源自沈从文内心的日渐强大。他在诗中写道：“朔风摧枯草，岁暮客心生。老骥伏枥下，千里思绝尘。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只因骨格异，俗谓喜离群。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问作腾骧梦，偶尔一嘶鸣。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喜新晴》）可见在沈从文的内心一角，那匹斑马并没有死！它还持守着最后一口气！尽管创伤之深是难以平复的，但它结痂后会令黑色条纹变得更宽更深。除了“思”的坚固底座，个人良知也是滋润“斑马”的沃壤，因为斑马的品质就是绝不随风变脸，更不会适时蜕皮。沈从文说：“我一直是乡下人”，“从湖南到北京我还是乡下人，想变，人家也变了，总也赶不上，到今天我还是乡下人”，“我不是聪明人，不会变”。他说：“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年龄老朽已到随时可以报废的情形，心情上却还始终保留一种婴儿状态。对人从不设防，无机心。且永远无望从生活经验教育中，取得一点保护本身不受欺骗的教训，提高一点做个现代人不能不具备的警惕或觉悟。”沈从文除了承受时代和社会的重压之外，还必须克服血压经常高达二百以上、每天心痛两小时、视力很不好等等困难。他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这样恶劣简陋的条件下，他后半生默默无闻地忘我工作，鞠躬尽瘁，硕果累累，真可谓“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张充和的挽联）。这是对“不可驯服的斑马”的最好写照与注解。
法国画家杰尼克·杜科有一篇画作《趁一群斑马经过，苦役犯们逃跑了》，很有意思。从真实情形看，囚犯与斑马互不缘接，毫不相干。但是画家却发现二者的张力和共点：其一，带条纹的囚服跟斑马的皮色相似；其二，斑马的狂放不羁正是苦役犯们所向往的自由。杜拉斯评价道：“他们正在逃跑，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为逃跑的念头所折磨，这会儿趁着一群斑马经过他们就跑了，他们身上的伤痕和斑马的条纹混作一团，这时我们仿佛才真正明白了何为苦役犯，内在的和外在的概念，我们知道了苦役犯的实质并不在于服刑，而是在于通过一切办法逃离监狱。”与其说画作中的斑马是写实，不如说它呈现了苦役犯们内心的渴望和幻觉。
在我看来，斑马那波浪似的黑白条纹，意味着无数条道路穿越精神的浩瀚国土，无界无止，亦此亦彼。你在其中找不到自以为是的中心或“金光大道”，你看到的只是闪电般散射开来的、宽窄不一的道路。世界的核心是由二元要素构成的，否则多元化又从何而来？思想的王国必然离不开二元的共存与矛盾。如果“信”是岩石，那么“思”就是洞穿的水滴，“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沈从文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斑马永远是斑马，正如鹰落在地上依然是鹰。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这是黄永玉写在表叔墓地石碑上的题词。一个活着的士兵是可以返乡的，如果他战死了，他的芦花般的骨殖也会随马车一起返回。然而，谁看见了这个士兵内心的斑马？谁听见了他的亡灵随斑马奋蹄而去？谁懂得这种斑马除了自由，别无故乡可返，别无他处可以存活和栖息？！
二○○七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