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向南
进入高河站月台时，天又下起了大雨。傍晚的雨点击打在人们的脸上、手臂上和旅行包上，凉凉的、麻麻的感觉与大地那暗下来的沉寂混合在一起。这时火车来了，像雨季一样长的火车从雨幕的另一边隆隆开了过来。我们在这儿启程，搭乘过路列车，车厢和铺位早已预定好了。
带空调的硬卧车厢如同闷罐子，将驶过皖河后降临的原野上的潮漉漉的夜晚与我隔离开来。并非仅仅乘客需要降低温度，这个轰然前行的庞然大物也需要维持它体内的温度和湿度。日光灯亮了。我带来一叠报纸和书，以便打发火车上的寂寞和无聊。一个叫罗里·斯图尔特的苏格兰年轻人，辞去待遇优厚的公司职位，徒步穿行于土耳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正跋涉在阿富汗那强盗出没、狼群遍野的茫茫荒原。“汉堡包，方便面，火腿肠嗳！”红色餐车推过来了。杰宁难民营惨状。足球黑哨。一阵汽笛长鸣和强风将车窗玻璃震得颤响。这是两列火车迎头对开时卷起的尖厉呼啸。这个瞬间令人窒息，陷入短暂失忆状态。另一列黑色车厢仿佛属于另一时空。可是饮料车又推了过来。“喂，来一瓶可口可乐。”据说麦当劳和星巴克已开遍南方，看来还没开到向南的火车上。没过多久，同一的夜晚再次降临了，好像一个巨大沙漏在倾泻墨汁，并反复研磨着它。
两小时后，顶上的日光灯灭了，底角的黄灯仍亮着。女乘务员开始查铺。要知道，在夜晚质疑一个人身份的声音是异常尖锐的。所有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我曾经在去北京的列车上混入一个上铺而被赶下来。嘿，你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呵，仨人只买了两张硬卧票。哈哈，在手电光的射程之内，我曾经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而此刻对面铺上的婴儿哇哇哭起来。与列车的晃荡相混杂的夜啼具有了一种纵深感。人类潜意识中对夜晚的恐惧是多么根深蒂固呵。不过睡眠还是香甜的，火车如同一个大摇篮。前妻与我的铺位连号，同是下铺，可是却隔了一层板壁。因此我听不见她梦里说了什么。
第二天晨光初绽时，我不知列车已驶过哪些站台，正驶入哪个省份。迷迷蒙蒙的无边际的旷野在车窗外缓缓移动，树木，沟渠，秧田，牛群，农舍，水塘，呈现出旷野辽阔而又茫远的表情。同时我感到它内在的神秘，它的浑朴如一。大地没有疆界，也没有页码。而夜色不过是它的黑皮封面而已。吃完方便面后，我开始了新的阅读：博尔赫斯的小说《南方》。“列车吃力地停住了，几乎就停在原野的中央。车站在铁路的另一边。”小说不过几千字，但它叙述的时空框架与我南去的情形相差无几，甚至二者具有微妙的互文关系。达尔曼是一个在双重影子下生活的游离者，他的内心充满了幻觉和对世界的质疑。现实损害着他，回忆让他更加远离自己。同样，达尔曼也在列车上阅读，但博尔赫斯不告诉我他在读什么书。
“城市在列车的两边破裂成为郊区。这个景象，以及随后出现的菜园和田庄，耽搁了他打开书来看。”这与我相反。正是这篇小说耽搁了我打开另一本书。问题是，列车进入了漫长而昏黑的隧道。我不得不抬起头，但什么也看不见。这种状况当然不会持续太久。几分钟后晨光又噗地绽开在另一边的出口。可我还没读几行文字，列车又咯噔一下驶入隧道。我原以为火车钻几次洞也没啥大不了的，谁知后面隧道如夜晚的尾巴接踵而至，令人错愕。每次进入时，我只得放下书本，等待落幕般的昏暗快点过去。可是当越来越密的隧洞频频打断小说的叙述时，我索性停止了阅读。我意识到现实中的隧洞作为另一节车厢存在的可能性。列车也不再是从“车站出发时的样子：草原和时间已经穿透了它，使它改变了形状”。白昼被压缩或者被切削于多个昏黑的隧道之间，像奶油夹心的巧克力饼。看来列车无法绕过这片裸露橘红色岩石的多山陵的广袤区域。
我不打算重新阅读了。我躺在下铺的一堆毛毯上。车厢内光线的明黑成了我判断地势的有效根据。当明亮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知道列车正行驶在一片坦荡的平原。反之便是裸露橘红色岩石的连绵峻岭。对博尔赫斯来说，平原只意味着将叙述的节奏放慢一点，再放慢一点。但对达尔曼就不一样了。“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是仅仅旅行到南方去，而是旅行到从前的年代去。他的这种幻想，被列车检票员打断了。后者看了看他的车票，对他说：列车并不在惯常的那个车站停车，而是在前方的另一个车站停车。”
我的车站在更南边一点的地方。不，不是河源，是东莞，列车员同志。植物们开始染上了热带地区的某些特征，茂密而葱郁。尤其是那些果树林成片成片地涌现，仿佛为了显示那个站点即将到达似的。是呵，我吃过它们树上的荔枝，但就是没见过结这些果子的树。那么，低纬度的南方就是从这里被我确认的吗？现在，在我的对面坐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她同我们一同上车。她长得并不漂亮。她说她的目的地是深圳。她说她曾在安庆七中对面开过铁皮屋。她说她跟了一个港商并生了两个孩子。但她何以只能呆在深圳，而无法去更南边一点的香港？我开始打量这个出生在南方的孩子。小小的脸庞无疑具有南方人的某些特征。这是否意味着另一个南方，并注定从我的对面开始？
我听见许多人对我说：我从南方回来。其实每个人都只能从他们各自的南方回来。他不可能从一个完整的南方，从“速度就是生命”这个时代口号中的南方，或者“像椰子一样多汁”这个通常比喻中的南方回来。而我此行的目的快乐而简单：去看弹钢琴的女儿！她小小年纪就一举考入了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并开始独立生活了。因此南方对我而言已显出几分亲切，几分愉悦。那么小说《南方》中的南方，对达尔曼意味着什么呢？“命运对于过错总是盲目的，只要有一点点的放纵，命运就会变得冷酷无情。”事实上他难以从那儿返回了。他必须同一个向上抛着刀子的陌生人决斗。
列车停靠在站点后，我看见站上还停靠着另外的货车和客车。货车的每一节车厢上都标有白色编码，像一群蜘蛛，非常清晰。我们似乎早已习惯给所有的事物标上白色的记号。事实正是如此。它似乎正在卸货或装货。而客车好像停留了较长的时间，看上去整个地被不断涌来的空间压得喘不过来气。从一个隐秘的角度看去，它的表皮似乎剥落了，有的车厢裂开了，里面的椅子和台子歪歪倒倒。没有乘客，也没有餐车。它好像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开过来，开不动了，便累得趴在这儿。只有一二茎野草从车窗里窜出来，开着花儿。
南方。南方。一个从未去过的站点对我而言是神秘的。那里有一条著名的河流和一大片三角洲。那里也有皖城聪慧的学子们。但南方的阳光已先行照耀到我了。先是蕉绿色，然后变成橙黄和朱砂红。天气变得晴朗而干燥。这似乎是加速度所必然带来的奇特变化。我正在经受这种变化最初对汗腺的考验。
一星期后，当1404次列车载着我从广州返回，经过那裸露着橘红色岩石的多隧道地区时，夜色浓重得我什么也看不见。黑夜轻易地抹去了隧道的存在，或者使隧道不再成为隧道了。而留在南方的终将留在南方，包括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以及大片绵延的荔枝树林。不过我想此刻的南方，在某一间小小的琴房里，那盏灯仍亮着，如水的钢琴声使夜晚不再孤单。这是我们越来越复杂的生活中最简单的美丽。当然我没有忘记达尔曼。他早已完成了决斗。结果无须多言。而博尔赫斯真的睡着了。现在我不可能通过明暗的变化来判断了。我是通过火车的声音以及风声的变化来感觉隧道了。列车钢轮撞击铁轨的轰响在进入隧道后变得沉闷无比，强大的风声呼呼地刮过玻璃，带有过往年代蓄积的全部力度和湿度。一切都是昏暗的，黑魆魆的。但那些富于活力的幽远之物，因此又暂时回到了我的身边。它们足以让我意识到入夜的夜空正在隆起为隧洞之上的隧洞。这种持续的盲目和茫然，反而使我内心的阅读停不下来。尽管列车在向北，向北，但它仍是我向南旅程中的一部分。
“达尔曼合上了书，让自己就这样地生活下去。”
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进入高河站月台时，天又下起了大雨。傍晚的雨点击打在人们的脸上、手臂上和旅行包上，凉凉的、麻麻的感觉与大地那暗下来的沉寂混合在一起。这时火车来了，像雨季一样长的火车从雨幕的另一边隆隆开了过来。我们在这儿启程，搭乘过路列车，车厢和铺位早已预定好了。
带空调的硬卧车厢如同闷罐子，将驶过皖河后降临的原野上的潮漉漉的夜晚与我隔离开来。并非仅仅乘客需要降低温度，这个轰然前行的庞然大物也需要维持它体内的温度和湿度。日光灯亮了。我带来一叠报纸和书，以便打发火车上的寂寞和无聊。一个叫罗里·斯图尔特的苏格兰年轻人，辞去待遇优厚的公司职位，徒步穿行于土耳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正跋涉在阿富汗那强盗出没、狼群遍野的茫茫荒原。“汉堡包，方便面，火腿肠嗳！”红色餐车推过来了。杰宁难民营惨状。足球黑哨。一阵汽笛长鸣和强风将车窗玻璃震得颤响。这是两列火车迎头对开时卷起的尖厉呼啸。这个瞬间令人窒息，陷入短暂失忆状态。另一列黑色车厢仿佛属于另一时空。可是饮料车又推了过来。“喂，来一瓶可口可乐。”据说麦当劳和星巴克已开遍南方，看来还没开到向南的火车上。没过多久，同一的夜晚再次降临了，好像一个巨大沙漏在倾泻墨汁，并反复研磨着它。
两小时后，顶上的日光灯灭了，底角的黄灯仍亮着。女乘务员开始查铺。要知道，在夜晚质疑一个人身份的声音是异常尖锐的。所有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我曾经在去北京的列车上混入一个上铺而被赶下来。嘿，你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呵，仨人只买了两张硬卧票。哈哈，在手电光的射程之内，我曾经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而此刻对面铺上的婴儿哇哇哭起来。与列车的晃荡相混杂的夜啼具有了一种纵深感。人类潜意识中对夜晚的恐惧是多么根深蒂固呵。不过睡眠还是香甜的，火车如同一个大摇篮。前妻与我的铺位连号，同是下铺，可是却隔了一层板壁。因此我听不见她梦里说了什么。
第二天晨光初绽时，我不知列车已驶过哪些站台，正驶入哪个省份。迷迷蒙蒙的无边际的旷野在车窗外缓缓移动，树木，沟渠，秧田，牛群，农舍，水塘，呈现出旷野辽阔而又茫远的表情。同时我感到它内在的神秘，它的浑朴如一。大地没有疆界，也没有页码。而夜色不过是它的黑皮封面而已。吃完方便面后，我开始了新的阅读：博尔赫斯的小说《南方》。“列车吃力地停住了，几乎就停在原野的中央。车站在铁路的另一边。”小说不过几千字，但它叙述的时空框架与我南去的情形相差无几，甚至二者具有微妙的互文关系。达尔曼是一个在双重影子下生活的游离者，他的内心充满了幻觉和对世界的质疑。现实损害着他，回忆让他更加远离自己。同样，达尔曼也在列车上阅读，但博尔赫斯不告诉我他在读什么书。
“城市在列车的两边破裂成为郊区。这个景象，以及随后出现的菜园和田庄，耽搁了他打开书来看。”这与我相反。正是这篇小说耽搁了我打开另一本书。问题是，列车进入了漫长而昏黑的隧道。我不得不抬起头，但什么也看不见。这种状况当然不会持续太久。几分钟后晨光又噗地绽开在另一边的出口。可我还没读几行文字，列车又咯噔一下驶入隧道。我原以为火车钻几次洞也没啥大不了的，谁知后面隧道如夜晚的尾巴接踵而至，令人错愕。每次进入时，我只得放下书本，等待落幕般的昏暗快点过去。可是当越来越密的隧洞频频打断小说的叙述时，我索性停止了阅读。我意识到现实中的隧洞作为另一节车厢存在的可能性。列车也不再是从“车站出发时的样子：草原和时间已经穿透了它，使它改变了形状”。白昼被压缩或者被切削于多个昏黑的隧道之间，像奶油夹心的巧克力饼。看来列车无法绕过这片裸露橘红色岩石的多山陵的广袤区域。
我不打算重新阅读了。我躺在下铺的一堆毛毯上。车厢内光线的明黑成了我判断地势的有效根据。当明亮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知道列车正行驶在一片坦荡的平原。反之便是裸露橘红色岩石的连绵峻岭。对博尔赫斯来说，平原只意味着将叙述的节奏放慢一点，再放慢一点。但对达尔曼就不一样了。“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是仅仅旅行到南方去，而是旅行到从前的年代去。他的这种幻想，被列车检票员打断了。后者看了看他的车票，对他说：列车并不在惯常的那个车站停车，而是在前方的另一个车站停车。”
我的车站在更南边一点的地方。不，不是河源，是东莞，列车员同志。植物们开始染上了热带地区的某些特征，茂密而葱郁。尤其是那些果树林成片成片地涌现，仿佛为了显示那个站点即将到达似的。是呵，我吃过它们树上的荔枝，但就是没见过结这些果子的树。那么，低纬度的南方就是从这里被我确认的吗？现在，在我的对面坐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她同我们一同上车。她长得并不漂亮。她说她的目的地是深圳。她说她曾在安庆七中对面开过铁皮屋。她说她跟了一个港商并生了两个孩子。但她何以只能呆在深圳，而无法去更南边一点的香港？我开始打量这个出生在南方的孩子。小小的脸庞无疑具有南方人的某些特征。这是否意味着另一个南方，并注定从我的对面开始？
我听见许多人对我说：我从南方回来。其实每个人都只能从他们各自的南方回来。他不可能从一个完整的南方，从“速度就是生命”这个时代口号中的南方，或者“像椰子一样多汁”这个通常比喻中的南方回来。而我此行的目的快乐而简单：去看弹钢琴的女儿！她小小年纪就一举考入了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并开始独立生活了。因此南方对我而言已显出几分亲切，几分愉悦。那么小说《南方》中的南方，对达尔曼意味着什么呢？“命运对于过错总是盲目的，只要有一点点的放纵，命运就会变得冷酷无情。”事实上他难以从那儿返回了。他必须同一个向上抛着刀子的陌生人决斗。
列车停靠在站点后，我看见站上还停靠着另外的货车和客车。货车的每一节车厢上都标有白色编码，像一群蜘蛛，非常清晰。我们似乎早已习惯给所有的事物标上白色的记号。事实正是如此。它似乎正在卸货或装货。而客车好像停留了较长的时间，看上去整个地被不断涌来的空间压得喘不过来气。从一个隐秘的角度看去，它的表皮似乎剥落了，有的车厢裂开了，里面的椅子和台子歪歪倒倒。没有乘客，也没有餐车。它好像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开过来，开不动了，便累得趴在这儿。只有一二茎野草从车窗里窜出来，开着花儿。
南方。南方。一个从未去过的站点对我而言是神秘的。那里有一条著名的河流和一大片三角洲。那里也有皖城聪慧的学子们。但南方的阳光已先行照耀到我了。先是蕉绿色，然后变成橙黄和朱砂红。天气变得晴朗而干燥。这似乎是加速度所必然带来的奇特变化。我正在经受这种变化最初对汗腺的考验。
一星期后，当1404次列车载着我从广州返回，经过那裸露着橘红色岩石的多隧道地区时，夜色浓重得我什么也看不见。黑夜轻易地抹去了隧道的存在，或者使隧道不再成为隧道了。而留在南方的终将留在南方，包括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以及大片绵延的荔枝树林。不过我想此刻的南方，在某一间小小的琴房里，那盏灯仍亮着，如水的钢琴声使夜晚不再孤单。这是我们越来越复杂的生活中最简单的美丽。当然我没有忘记达尔曼。他早已完成了决斗。结果无须多言。而博尔赫斯真的睡着了。现在我不可能通过明暗的变化来判断了。我是通过火车的声音以及风声的变化来感觉隧道了。列车钢轮撞击铁轨的轰响在进入隧道后变得沉闷无比，强大的风声呼呼地刮过玻璃，带有过往年代蓄积的全部力度和湿度。一切都是昏暗的，黑魆魆的。但那些富于活力的幽远之物，因此又暂时回到了我的身边。它们足以让我意识到入夜的夜空正在隆起为隧洞之上的隧洞。这种持续的盲目和茫然，反而使我内心的阅读停不下来。尽管列车在向北，向北，但它仍是我向南旅程中的一部分。
“达尔曼合上了书，让自己就这样地生活下去。”
二○○二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