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江山比打江山更难，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原因是治理国家比指挥战争更复杂。
这一年多来，杨潮打了两次扬州之战，打了一次长江水战，打了两次太平府战役，先后跟清军大将多铎、阿济格兄弟，还有皇太极的长子多铎大战。
但是杨潮觉得，相比起惨烈的战争，稳定江南经济，才是更让自己头大的事情。
当时清军逼近南京，弘光皇帝朱慈烺弃城，南京顿时大乱，附近贫民甚至闯进皇宫抢劫和偷窃。
如果把这动乱仅仅当成暴徒趁火打劫就太武断了，要知道在皇帝弃城三天之后，南京城的粮价达到了十两一担，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其实已经吃不起饭了，同时意味着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经济崩溃往往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崩溃。
杨潮回兵南京，很快就稳定了战局，但是粮价却持续了长达一个月的高价，均价达到五两一担，哪怕杨潮将四面之敌全部击退，市场依然持续了三两一担的高价长达五个月以上，搞得南京一片萧条。
直到杨潮开始改革收税制度，从豪族手里挤出了大量的隐匿土地，收取了今年的夏粮后，才将粮价压到了二两银子。
其中付出的辛劳，比打一场危险的战争要大多了。
虽然粮价高企，但是在乡下，普通农民却根本无法得利，因为一条鞭法的施行，朝廷只征收银子，老百姓要交税，需要在粮食收获后先卖出粮食，然后才能交税。
但是每到这时候，粮商和豪族就开始连手压低粮价，官府压迫农民交税，最后农民只能贱卖粮食，等他们青黄不接的时候，豪族和粮商反而开始高价向他们出售粮食，一来一回就能让很多百姓破产，土地卖给豪族，甚至儿女都要给人做奴仆。
这种事情从古至今都有，不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问题，任何法律都有漏洞，而有钱有势的人总能利用优势获取利益，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的初衷有两个，一个是增加朝廷税收，另一个也有降低老百姓负担的目的，张居正之前大明朝实行实物税，种粮的交粮，种桑的交桑，养蚕的交茧，但是那时候官吏同样在欺压百姓，以交粮为例，他们私自用大斗收粮，踢斛淋尖搞的百姓要多交很多粮食。
张居正本想收钱的话，官吏就没有借口踢斛淋尖了，可是他想不到的是官府会有其他更恶劣的方法来对付老百姓。
反正只要是法律，总是有钱有势的人占便宜，这点上永远改变不了。
杨潮自然是知道种种弊政的，因此去收粮的时候，杨潮没有给奸商和豪族勾结的机会，在各县设置粮仓，直接征收粮食，官府的定价是一担米一两银子，这样老百姓就有了选择，如果粮商给的粮价太低，低于一两银子了，他们直接把粮食卖给官府交税，如果粮商出价高他们就卖给粮商。
最后平抑物价的结果就是，老百姓终于得到了一两银子的稳妥收益，相比往年丰收了还落泪的结局，实在是好太多了。
以一两银子向老百姓收粮，自然不可能一两银子卖出去。
手握八百万担粮食的杨潮，一开始没有动手，任由市场运转，但是粮商们依然高价卖粮，南京城的粮价仍然高达三两一担，这时候杨潮才不得不出手，大量将粮食运往南京，二两一担的无限量供应，这才将粮商的企图打压下去，粮价才恢复到了二两银子一担。
杨潮也没有太过分，给他们留了一两银子的利润空间，算是他们将粮食从农田里收上来，然后运转到各个市场的管理费了。
相比过去十两、五两的价格，二两银子也是能够接受的价格，虽然城里生活压力还是比过去大，农民却比往年收益大了一些，农民没有收益，生产热情自然不会高，粮食产量就提不上去。
至于粮商们没有获得暴利，豪族们没能兼并土地，他们有怨气也没有办法，杨潮必须让他们接受自己的规矩。
稳定了粮价，就稳定了基本的经济秩序，杨潮于是就又把目光盯上另一个领域了。
私钱！
大明大大小小的钱庄、银号和当铺，许多都涉足制造私钱的领域，而且是主营业务。
大明初期敢铸私钱，朱元璋、朱棣这种皇帝，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直接砍头了事。
可是私钱的利润太丰厚了，依然禁不住，不过明初朝廷铸的制钱质量好，分量足，私钱还不是太猖獗。
到了大明中期以后，经济更为繁荣，需要的货币流通大大增加，市场上严重缺钱，结果铸造私钱的买卖更大了。
大明朝试图禁止，朝廷自己倒是想铸造大量的制钱，可是一来铜根本不够，而来吏治败坏，朝廷铸造的制钱质量竟然还比不上私钱，天启年间，南京铸钱局铸造的制钱竟然出现了百姓抵制，闹得沸沸扬扬，让魏忠贤抓住机会狠狠打击了一下铸钱的东林党官员。
之后朝廷就对铸造私钱不管不顾了，反正朝廷没有能力铸钱，而市场上的钱完全不够，弄到最后就将铸币权让给了私人钱庄和银铺。
朝廷用征收的铜，不要工钱的匠户，铸造出来的钱反而没有私人的好，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文官实在是太贪婪了，硬是想要从中抽利，结果朝廷靠不住他们，最后只能拱手把铸币权让给了民间。
可是这些铸私钱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利用铸造私钱搅乱货币市场，铜钱比白银价格波动极其厉害，时而一千二三百文换一两银子，时而五六百文换一两银子，他们则利用强大的资金优势，从中套取贵金属。
前一段时间粮价的疯长，跟混乱的金融秩序不无关系。
老实说这些人争取到铸币权是因为市场需求，而朝廷提供不了足够的货币，如果仅仅是这样杨潮也不愿意动他们的利益，让他们继续铸币。
可是利用铸币权力搜刮白银，扰乱金融市场，就不是杨潮能接受的了。
这是必须坚决打击的，将铸币权收回朝廷，或者说收回大都督府，受杨潮控制。
但是这群铸造私钱的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首先他们背后可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打死杨潮也不相信，当年东林文官铸造低劣的制钱，能够让南京百姓上街抗争。
大明的老百姓是那么好斗的？这背后肯定跟当年抵制万历征收矿税一样，是有人指使的。
至于指使的人是谁，杨潮都心知肚明，凡是敢铸造私钱的，都是有实力，且根深蒂固的势力，在大明朝这种势力只有两种，一种是传家百年的大豪族，一种则是与国同休的勋贵，一般商人是做不了这种生意的。
所以杨潮又不得不打击一下豪族和勋贵了。
至于勋贵倒是不足为虑，朝廷成了这个样子，依靠朝廷取得权力的他们，跟一般豪族也没有多大分别，因此打击的其实就是豪族集团。
或者说打击也不对，杨潮只是要收回铸币权，反正法理上他们从来不曾拥有这种权力，只是朝廷对他们的行为不闻不问罢了。
于是粮价稳定后，杨潮觉得时机到了，立刻就发布政令，严禁铸造私钱，违令者法办。
大明朝的法律可是没有改变，朱元璋时候怎么对待铸私钱的，现在还是那些条纹，只是没人执行罢了，现在杨潮搬出来，让官府严格执行，有理有据，不怕豪族们不就范。
至于豪族的反弹，武力上暂时不用怕，刚刚打击了他们一次，相信这些豪族还不敢站出来在让杨潮削他们，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也不是那群家丁，而是手里的财权。
私钱之所以大规模流行，说到底是大明朝失去了铸钱的能力，天启之后，也就是崇祯皇帝在临清设立铸钱局，目的也不过是铸钱套取钱息，筹集军费罢了。
现在杨潮禁止那些钱庄当铺铸造私钱，但是朱元璋用剥皮充草都无法禁绝，验钞不相信自己能够禁止，所以才跟荷兰人商定，禁绝锡贸易，打算让钱庄得不到南洋便宜的锡，那样就算他们想铸钱，也得衡量一下成本问题，弄不好铸的钱还抵不上成本，自然也就禁绝了。
等他们慢慢收集到足够的锡打算再次铸造的时候，杨潮已经将铜钱从大明货币体系中除名了。
这才是杨潮最终的打算，用纸币对抗铜钱，一举将铜钱踢出大明货币体系。
让大明货币体系进一步提升到银本位阶段，就这样还落后西方一个时代呢。
要知道西方可是金银复本位制度，金银的稳定程度显然比铜强多了，用银子作为货币，显然比用制钱更为坚定。
禁令下达之后，杨潮就派出许多军中的探子，时刻回报各地市场情况。
杨潮本以为钱庄们会不顾一切的继续偷偷铸钱，只是更隐蔽而已，可是让杨潮没想到的是，这些钱庄不但不在铸造私钱，反而开始大规模回笼铜钱，加上明令禁止的私钱禁令，很快市场上金融秩序就混乱了起来。
江南一时钱贵银贱，一两银子从九百文到一千文的价格，竟然抬高到了四五百文一两。
这一年多来，杨潮打了两次扬州之战，打了一次长江水战，打了两次太平府战役，先后跟清军大将多铎、阿济格兄弟，还有皇太极的长子多铎大战。
但是杨潮觉得，相比起惨烈的战争，稳定江南经济，才是更让自己头大的事情。
当时清军逼近南京，弘光皇帝朱慈烺弃城，南京顿时大乱，附近贫民甚至闯进皇宫抢劫和偷窃。
如果把这动乱仅仅当成暴徒趁火打劫就太武断了，要知道在皇帝弃城三天之后，南京城的粮价达到了十两一担，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其实已经吃不起饭了，同时意味着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经济崩溃往往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崩溃。
杨潮回兵南京，很快就稳定了战局，但是粮价却持续了长达一个月的高价，均价达到五两一担，哪怕杨潮将四面之敌全部击退，市场依然持续了三两一担的高价长达五个月以上，搞得南京一片萧条。
直到杨潮开始改革收税制度，从豪族手里挤出了大量的隐匿土地，收取了今年的夏粮后，才将粮价压到了二两银子。
其中付出的辛劳，比打一场危险的战争要大多了。
虽然粮价高企，但是在乡下，普通农民却根本无法得利，因为一条鞭法的施行，朝廷只征收银子，老百姓要交税，需要在粮食收获后先卖出粮食，然后才能交税。
但是每到这时候，粮商和豪族就开始连手压低粮价，官府压迫农民交税，最后农民只能贱卖粮食，等他们青黄不接的时候，豪族和粮商反而开始高价向他们出售粮食，一来一回就能让很多百姓破产，土地卖给豪族，甚至儿女都要给人做奴仆。
这种事情从古至今都有，不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问题，任何法律都有漏洞，而有钱有势的人总能利用优势获取利益，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的初衷有两个，一个是增加朝廷税收，另一个也有降低老百姓负担的目的，张居正之前大明朝实行实物税，种粮的交粮，种桑的交桑，养蚕的交茧，但是那时候官吏同样在欺压百姓，以交粮为例，他们私自用大斗收粮，踢斛淋尖搞的百姓要多交很多粮食。
张居正本想收钱的话，官吏就没有借口踢斛淋尖了，可是他想不到的是官府会有其他更恶劣的方法来对付老百姓。
反正只要是法律，总是有钱有势的人占便宜，这点上永远改变不了。
杨潮自然是知道种种弊政的，因此去收粮的时候，杨潮没有给奸商和豪族勾结的机会，在各县设置粮仓，直接征收粮食，官府的定价是一担米一两银子，这样老百姓就有了选择，如果粮商给的粮价太低，低于一两银子了，他们直接把粮食卖给官府交税，如果粮商出价高他们就卖给粮商。
最后平抑物价的结果就是，老百姓终于得到了一两银子的稳妥收益，相比往年丰收了还落泪的结局，实在是好太多了。
以一两银子向老百姓收粮，自然不可能一两银子卖出去。
手握八百万担粮食的杨潮，一开始没有动手，任由市场运转，但是粮商们依然高价卖粮，南京城的粮价仍然高达三两一担，这时候杨潮才不得不出手，大量将粮食运往南京，二两一担的无限量供应，这才将粮商的企图打压下去，粮价才恢复到了二两银子一担。
杨潮也没有太过分，给他们留了一两银子的利润空间，算是他们将粮食从农田里收上来，然后运转到各个市场的管理费了。
相比过去十两、五两的价格，二两银子也是能够接受的价格，虽然城里生活压力还是比过去大，农民却比往年收益大了一些，农民没有收益，生产热情自然不会高，粮食产量就提不上去。
至于粮商们没有获得暴利，豪族们没能兼并土地，他们有怨气也没有办法，杨潮必须让他们接受自己的规矩。
稳定了粮价，就稳定了基本的经济秩序，杨潮于是就又把目光盯上另一个领域了。
私钱！
大明大大小小的钱庄、银号和当铺，许多都涉足制造私钱的领域，而且是主营业务。
大明初期敢铸私钱，朱元璋、朱棣这种皇帝，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直接砍头了事。
可是私钱的利润太丰厚了，依然禁不住，不过明初朝廷铸的制钱质量好，分量足，私钱还不是太猖獗。
到了大明中期以后，经济更为繁荣，需要的货币流通大大增加，市场上严重缺钱，结果铸造私钱的买卖更大了。
大明朝试图禁止，朝廷自己倒是想铸造大量的制钱，可是一来铜根本不够，而来吏治败坏，朝廷铸造的制钱质量竟然还比不上私钱，天启年间，南京铸钱局铸造的制钱竟然出现了百姓抵制，闹得沸沸扬扬，让魏忠贤抓住机会狠狠打击了一下铸钱的东林党官员。
之后朝廷就对铸造私钱不管不顾了，反正朝廷没有能力铸钱，而市场上的钱完全不够，弄到最后就将铸币权让给了私人钱庄和银铺。
朝廷用征收的铜，不要工钱的匠户，铸造出来的钱反而没有私人的好，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文官实在是太贪婪了，硬是想要从中抽利，结果朝廷靠不住他们，最后只能拱手把铸币权让给了民间。
可是这些铸私钱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利用铸造私钱搅乱货币市场，铜钱比白银价格波动极其厉害，时而一千二三百文换一两银子，时而五六百文换一两银子，他们则利用强大的资金优势，从中套取贵金属。
前一段时间粮价的疯长，跟混乱的金融秩序不无关系。
老实说这些人争取到铸币权是因为市场需求，而朝廷提供不了足够的货币，如果仅仅是这样杨潮也不愿意动他们的利益，让他们继续铸币。
可是利用铸币权力搜刮白银，扰乱金融市场，就不是杨潮能接受的了。
这是必须坚决打击的，将铸币权收回朝廷，或者说收回大都督府，受杨潮控制。
但是这群铸造私钱的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首先他们背后可是一股庞大的势力。
打死杨潮也不相信，当年东林文官铸造低劣的制钱，能够让南京百姓上街抗争。
大明的老百姓是那么好斗的？这背后肯定跟当年抵制万历征收矿税一样，是有人指使的。
至于指使的人是谁，杨潮都心知肚明，凡是敢铸造私钱的，都是有实力，且根深蒂固的势力，在大明朝这种势力只有两种，一种是传家百年的大豪族，一种则是与国同休的勋贵，一般商人是做不了这种生意的。
所以杨潮又不得不打击一下豪族和勋贵了。
至于勋贵倒是不足为虑，朝廷成了这个样子，依靠朝廷取得权力的他们，跟一般豪族也没有多大分别，因此打击的其实就是豪族集团。
或者说打击也不对，杨潮只是要收回铸币权，反正法理上他们从来不曾拥有这种权力，只是朝廷对他们的行为不闻不问罢了。
于是粮价稳定后，杨潮觉得时机到了，立刻就发布政令，严禁铸造私钱，违令者法办。
大明朝的法律可是没有改变，朱元璋时候怎么对待铸私钱的，现在还是那些条纹，只是没人执行罢了，现在杨潮搬出来，让官府严格执行，有理有据，不怕豪族们不就范。
至于豪族的反弹，武力上暂时不用怕，刚刚打击了他们一次，相信这些豪族还不敢站出来在让杨潮削他们，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也不是那群家丁，而是手里的财权。
私钱之所以大规模流行，说到底是大明朝失去了铸钱的能力，天启之后，也就是崇祯皇帝在临清设立铸钱局，目的也不过是铸钱套取钱息，筹集军费罢了。
现在杨潮禁止那些钱庄当铺铸造私钱，但是朱元璋用剥皮充草都无法禁绝，验钞不相信自己能够禁止，所以才跟荷兰人商定，禁绝锡贸易，打算让钱庄得不到南洋便宜的锡，那样就算他们想铸钱，也得衡量一下成本问题，弄不好铸的钱还抵不上成本，自然也就禁绝了。
等他们慢慢收集到足够的锡打算再次铸造的时候，杨潮已经将铜钱从大明货币体系中除名了。
这才是杨潮最终的打算，用纸币对抗铜钱，一举将铜钱踢出大明货币体系。
让大明货币体系进一步提升到银本位阶段，就这样还落后西方一个时代呢。
要知道西方可是金银复本位制度，金银的稳定程度显然比铜强多了，用银子作为货币，显然比用制钱更为坚定。
禁令下达之后，杨潮就派出许多军中的探子，时刻回报各地市场情况。
杨潮本以为钱庄们会不顾一切的继续偷偷铸钱，只是更隐蔽而已，可是让杨潮没想到的是，这些钱庄不但不在铸造私钱，反而开始大规模回笼铜钱，加上明令禁止的私钱禁令，很快市场上金融秩序就混乱了起来。
江南一时钱贵银贱，一两银子从九百文到一千文的价格，竟然抬高到了四五百文一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