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是真想做一番事业的。
他尚未上任的时候，整天就躲在自己的王府信王府中，有人说他瑟瑟发抖，那是太过分了，但是确实日子过的胆战心惊。
因为魏忠贤如同一尊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北京城上，让当时的信王朱由检感觉到有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他生怕自己的哥哥天启皇帝会听信魏忠贤的谗言将他赶出北京城。
朱由检当时是深信魏忠贤会谋朝篡位的，第一是因为他年纪小，第二是因为魏忠贤竟然都做到了九千岁，这怎么看都是古代奸臣谋朝篡位的前奏。
而且整个朝野上下到处都是魏忠贤的阉党。
这种恐怖的儿时记忆，让朱由检养成了一种谨小慎微，并且多疑的性格。
虽然他哥哥临死的时候，将他叫到床前告诫他，魏忠贤是可用的。
可是崇祯皇帝一上台，还是雷厉风行一般，很短时间内就将魏忠贤收拾掉了，这时候他才发现，魏忠贤的势力似乎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大，原本笼罩朝野的阉党势力顷刻间烟消云散。
当时刚上任的崇祯还不太明白是为什么，他本来是做好了一番腥风血雨的战斗准备的，这种结果确实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现在的崇祯，已经做了十五年皇帝，他早就想明白了那个问题。
原来所谓的阉党，其实就是帝党，阉党的权力其实是来自于皇帝的，没有皇帝的支持，一个太监想要谋朝篡位怎么可能呢，这世界上很多人都有可能谋朝篡位，比如大臣，比如贼寇，但惟独没听过那个太监谋朝篡位过。
这种不被整个社会接受的残疾人士，不会生出继承者后代的阉人，他们不会得到别人真心支持，他们自己也生不出谋朝篡位的打算。
崇祯想明白了，魏忠贤的滔天权势，其实是来自他哥哥天启皇帝的宠信，他当了九千岁那是因为他哥哥太过宠信的缘故，而不是魏忠贤能力太强可以控制皇帝了。
而那些一直暗中告诉自己，魏忠贤有谋逆之心的文臣们，此时却成了崇祯皇帝最头痛的对象。
崇祯皇帝看来，文官都太贪腐了，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太无能了。
但崇祯有时候觉得，不是文官无能，而是文官无心做事，无心给他做事。
因此崇祯皇帝时常恼怒，加上多疑的性情，总觉得是在针对自己，因此他常杀人。
他在位十五年，杀掉的首辅、尚书和各级文官，比整个大明朝除了开国的朱元璋和篡位的朱棣这两位皇帝外，加起来都要多。
可是这样严厉的刑杀却不能震慑住文官集团，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依然贪腐如故，依然不肯任事，结果就是关外满清势力一次一次兵临北京城下，结果就是李自成、张献忠流寇集团越做越大，已经和明王朝成分庭抗礼之势。
不在相信文官的崇祯开始接近勋臣，开始接近皇亲国戚，在他看来，勋臣跟大明朝休戚与共，与国同休，只要大明朝尊荣尚在，这些人就富贵荣华，是可以信任的，而皇亲国戚更是得保他，甚至崇祯皇帝再次开始重用太监。
崇祯觉得不是自己不信任文臣，而是文臣太无能了，太让他失望了。
所以他身边的太监权势日重，周延儒这样的首辅要上任，往往都要贿赂太监。
所以被文官压制了上百年的勋臣再次扬眉吐气，在要害位置身居要职，南北二京的军队大多掌握在了勋臣手里。
所以皇亲国戚开始飞扬跋扈，皇后的家族，皇妃的家族，统统飞黄腾达，无恶不作横行乡里。
但崇祯依然信任这些人，不是他不知道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无论善恶，都不会背叛他，这让他有一种安全感。
可是田畹这件事他没想到这么难办，田畹不就是抢了几个女子吗，而且是风尘女子，结果江南的书生就小题大做，开始勾连客串，将江南闹得乌烟瘴气。
但崇祯还不能杀这些人，他刚愎，他多疑，但他也爱脸面，不肯背负恶名，因此他一直给江南文官集团施压，要求文官集团妥善处理，同时要求文官集团不能杀一书生。
结果事情发展的出乎意料，在他的高压下，书生和文官竟然合流了，文官开始倒戈纷纷弹劾田畹，书生则不肯罢休，哄闹势头直上北京城。
书生不但在孔庙前闹腾，还在太庙前闹腾，在孔庙前向孔夫子哭诉，孔夫子奈何不了皇帝，甚至太庙里供奉的列祖列宗也奈何不了皇帝，可是却让皇帝脸面上很不好看。
崇祯皇帝是爱脸面的，他不能容忍身上有任何一丝污点，更不用说这种让天下人指责的事情了。
所以他别无选择，他只能惩治田畹，但是他还是尽力维护，只是罢免了田畹的官职，罚了一年俸禄，并没有施以刑罚。
但这也已经让他很痛苦了，因为此时正是自己的爱妃病重，却去惩治她的父亲。
更重要的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崇祯被迫做出来的，而不是他主动去做的。
崇祯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胁迫，受到了江南书生，受到了江南官场，受到了文官集团的胁迫，这再一次触动了他心中脆弱的危机感。
于是崇祯想要大开杀戒，看情况，江南文官集团暂时不能动，因为他们拧成了一股绳。
江南书生集团更是没法动，法不责众，但是崇祯皇帝却记住了四公子的大名，他们将永不叙用。
能让崇祯皇帝发泄愤怒的，最后就只有办事不利的锦衣卫了，南京锦衣卫倒了大霉，高层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收押，最轻的也罢官了事。
但是此时却有封不一样的奏章出现在崇祯眼前，让他眼前一亮，这封奏章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弹劾田畹的，而是弹劾文官的，这奏章如果明发天下，显然此人就得罪了整个文官集团。
崇祯看后却没有发下邸报，而是将这封奏章烧了，同时记下写奏章的人。
他尚未上任的时候，整天就躲在自己的王府信王府中，有人说他瑟瑟发抖，那是太过分了，但是确实日子过的胆战心惊。
因为魏忠贤如同一尊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北京城上，让当时的信王朱由检感觉到有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他生怕自己的哥哥天启皇帝会听信魏忠贤的谗言将他赶出北京城。
朱由检当时是深信魏忠贤会谋朝篡位的，第一是因为他年纪小，第二是因为魏忠贤竟然都做到了九千岁，这怎么看都是古代奸臣谋朝篡位的前奏。
而且整个朝野上下到处都是魏忠贤的阉党。
这种恐怖的儿时记忆，让朱由检养成了一种谨小慎微，并且多疑的性格。
虽然他哥哥临死的时候，将他叫到床前告诫他，魏忠贤是可用的。
可是崇祯皇帝一上台，还是雷厉风行一般，很短时间内就将魏忠贤收拾掉了，这时候他才发现，魏忠贤的势力似乎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大，原本笼罩朝野的阉党势力顷刻间烟消云散。
当时刚上任的崇祯还不太明白是为什么，他本来是做好了一番腥风血雨的战斗准备的，这种结果确实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现在的崇祯，已经做了十五年皇帝，他早就想明白了那个问题。
原来所谓的阉党，其实就是帝党，阉党的权力其实是来自于皇帝的，没有皇帝的支持，一个太监想要谋朝篡位怎么可能呢，这世界上很多人都有可能谋朝篡位，比如大臣，比如贼寇，但惟独没听过那个太监谋朝篡位过。
这种不被整个社会接受的残疾人士，不会生出继承者后代的阉人，他们不会得到别人真心支持，他们自己也生不出谋朝篡位的打算。
崇祯想明白了，魏忠贤的滔天权势，其实是来自他哥哥天启皇帝的宠信，他当了九千岁那是因为他哥哥太过宠信的缘故，而不是魏忠贤能力太强可以控制皇帝了。
而那些一直暗中告诉自己，魏忠贤有谋逆之心的文臣们，此时却成了崇祯皇帝最头痛的对象。
崇祯皇帝看来，文官都太贪腐了，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太无能了。
但崇祯有时候觉得，不是文官无能，而是文官无心做事，无心给他做事。
因此崇祯皇帝时常恼怒，加上多疑的性情，总觉得是在针对自己，因此他常杀人。
他在位十五年，杀掉的首辅、尚书和各级文官，比整个大明朝除了开国的朱元璋和篡位的朱棣这两位皇帝外，加起来都要多。
可是这样严厉的刑杀却不能震慑住文官集团，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依然贪腐如故，依然不肯任事，结果就是关外满清势力一次一次兵临北京城下，结果就是李自成、张献忠流寇集团越做越大，已经和明王朝成分庭抗礼之势。
不在相信文官的崇祯开始接近勋臣，开始接近皇亲国戚，在他看来，勋臣跟大明朝休戚与共，与国同休，只要大明朝尊荣尚在，这些人就富贵荣华，是可以信任的，而皇亲国戚更是得保他，甚至崇祯皇帝再次开始重用太监。
崇祯觉得不是自己不信任文臣，而是文臣太无能了，太让他失望了。
所以他身边的太监权势日重，周延儒这样的首辅要上任，往往都要贿赂太监。
所以被文官压制了上百年的勋臣再次扬眉吐气，在要害位置身居要职，南北二京的军队大多掌握在了勋臣手里。
所以皇亲国戚开始飞扬跋扈，皇后的家族，皇妃的家族，统统飞黄腾达，无恶不作横行乡里。
但崇祯依然信任这些人，不是他不知道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无论善恶，都不会背叛他，这让他有一种安全感。
可是田畹这件事他没想到这么难办，田畹不就是抢了几个女子吗，而且是风尘女子，结果江南的书生就小题大做，开始勾连客串，将江南闹得乌烟瘴气。
但崇祯还不能杀这些人，他刚愎，他多疑，但他也爱脸面，不肯背负恶名，因此他一直给江南文官集团施压，要求文官集团妥善处理，同时要求文官集团不能杀一书生。
结果事情发展的出乎意料，在他的高压下，书生和文官竟然合流了，文官开始倒戈纷纷弹劾田畹，书生则不肯罢休，哄闹势头直上北京城。
书生不但在孔庙前闹腾，还在太庙前闹腾，在孔庙前向孔夫子哭诉，孔夫子奈何不了皇帝，甚至太庙里供奉的列祖列宗也奈何不了皇帝，可是却让皇帝脸面上很不好看。
崇祯皇帝是爱脸面的，他不能容忍身上有任何一丝污点，更不用说这种让天下人指责的事情了。
所以他别无选择，他只能惩治田畹，但是他还是尽力维护，只是罢免了田畹的官职，罚了一年俸禄，并没有施以刑罚。
但这也已经让他很痛苦了，因为此时正是自己的爱妃病重，却去惩治她的父亲。
更重要的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崇祯被迫做出来的，而不是他主动去做的。
崇祯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胁迫，受到了江南书生，受到了江南官场，受到了文官集团的胁迫，这再一次触动了他心中脆弱的危机感。
于是崇祯想要大开杀戒，看情况，江南文官集团暂时不能动，因为他们拧成了一股绳。
江南书生集团更是没法动，法不责众，但是崇祯皇帝却记住了四公子的大名，他们将永不叙用。
能让崇祯皇帝发泄愤怒的，最后就只有办事不利的锦衣卫了，南京锦衣卫倒了大霉，高层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收押，最轻的也罢官了事。
但是此时却有封不一样的奏章出现在崇祯眼前，让他眼前一亮，这封奏章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弹劾田畹的，而是弹劾文官的，这奏章如果明发天下，显然此人就得罪了整个文官集团。
崇祯看后却没有发下邸报，而是将这封奏章烧了，同时记下写奏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