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蓉：欠费停机了。
秀蓉：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端午：你得先告诉我是什么事。
秀蓉：戒烟。把烟戒了吧。就算是为孩子着想吧。
端午：我考虑考虑。
秀蓉：别考虑了。赶紧戒吧。你得答应我，保证活到孩子成家的那一天。
端午：这可说不好。
端午：再说了，若若要是不结婚呢？
秀蓉：真想好好亲亲他。搂着他亲个够。他的脸。他的小手。他跳得很急的心脏，像个小鼓。黑嘟嘟结实的小屁股。
端午：你到底是怎么了？
端午：像是要跟整个世界告别似的。怎么了？
秀蓉：你说得没错。就是告别。
秀蓉：昨天上午，我去了一趟植物园，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
端午：哪儿的植物园？
秀蓉：我得去一下洗手间。你等我一下。
下午三点一刻。办公室里光线灰暗。天色阴阴的。本来，透过朝南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看到那条沥青色的运河，看到河汊转弯处堆浮的白色垃圾和河面上的船只，看到凸起的坡岗和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可现在，一座高楼的墙坯拔地而起，挡住了原先就很浮泛的阳光。一个带着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朝河里撒尿。
他的新搭档，那个外号叫做“扑食佬”的家伙，安静地像个熟睡的婴儿。他是个跛子，又有白癜风，这都不是什么秘密。端午近来又从他身上发现了另一桩烦心事：他竟然还有狐臭。现在还是四月份，那股味道还不太显著，可天一旦热起来，你就是把他想象成一位汗腺过于发达的国际友人，恐怕也难以忍受。
端午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叫“胡建仓”。假如他去做股票的话，大概赚不到什么钱。不过，他对股票没什么兴趣，宁愿把空闲时间，鬼鬼祟祟地消磨在成人网站上。假如端午对他这仅有的嗜好视而不见，“扑食佬”也很少来打搅他。
冯延鹤刚才来过一个奇怪的电话。
他的心脏最近做了五个支架。单位的同事有一种恶毒的担心，担心老冯迟早要死在那个白虎星儿媳的枕头上。
这次老冯打来电话，可不是找他下棋的。老冯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名叫白小娴的人。白小娴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花枝招展的少女。其实她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端午曾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她一次。干瘦干瘦的老太太，不过保养得很好。她原来是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老冯打来电话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在冯延鹤的办公室里。她提出来要见见端午，不知为何。端午觉得这件事，不管朝哪个方面想，都有点离谱。
他随便找了个理由，回绝了。
好在他没去。
秀蓉：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
端午：该不会又是革命党人吧？
秀蓉：我梦见自己被人追杀。在秋天的田野上奔跑。田里的玉米都成熟了。下着雨。
端午：你被人追上了吗？
秀蓉：那还用说！抓我的人，是一个糟老头子。他从玉米地里直起身来，下身光溜溜的，什么都没穿。他得意地让我看了看他手里的铐子，怪笑着问我，是不是处女。他说，他并不是公安，让我不要害怕。他是专门收集***的商人。他用祖传的方法，把它从女孩身上取出，晾干，然后把它制成笛膜。怎么样，好玩吗？他说如果我听从他的摆布，完事后就会立刻放了我。
端午：你乐得答应了他，对吗？
秀蓉：呸！
秀蓉：我的一生，现在看来，就是这么一个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端午：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端午：你说你去了植物园。
秀蓉：对，我去了植物园，但没进公园的大门。在天回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农家小院，我在那儿坐了坐。吃了新挖的竹笋，喝了半杯啤酒。天雾蒙蒙的，什么花草也看不到。但毕竟已经是春天了。
秀蓉：我承认，我的确做了一件傻事。真的很傻，如果让我重新考虑，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真有点不太甘心。不过，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是不会回头的。说到底，人还是太软弱了。
端午：这么说，你现在，在成都？
端午：你在成都，对不对？
秀蓉：是，在成都。
秀蓉：你很聪明。我随手打上了天回山这个地名。
端午：哈哈，终于逮到你了。
秀蓉：本来是想去西藏的。拉萨。那曲。日喀则。或随便什么地方。
秀蓉：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死掉拉倒。
秀蓉：可飞机从禄口机场刚一起飞，我就发起烧来。莲禺的旺堆喇嘛曾对我说，所有的事情在我身上都会发生两次。我又发烧了。旺堆喇嘛那张黑黑的脸，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空姐用餐巾布裹上冰块放在我头上降温。随后，她们把我弄到了头等舱。我第一次坐头等舱，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秀蓉：到了成都之后，停机坪上的一辆120救护车，将我送到机场附近的一家医院里。我在那儿只呆了两天，大夫说，我的发烧是肺炎引起的。但我的病却不像肺炎那么简单，他们建议我换一家更大的医院。随后，就被转到这里来了。我住在五楼的特需病房里。
端午：到底怎么回事？
端午：你别吓我！
端午：什么病？
秀蓉：还用问吗？
端午：什么时候发现的？
秀蓉：我在离开鹤浦前，给你写了一封信，当你收到它，就会什么都明白了。别着急。
端午：可我一直没收到你的信。
秀蓉：你会收到的。李春霞说，我活不过六个月。现在已经是第五个月了。心情也还好，这家医院的条件还不错。负责给我治疗的大夫叫黄振胜，很有幽默感。他从不避讳跟我谈论死。他说很多像我这样的癌末病人最后都是死于肺炎。他给我用了最好的抗生素，还有一点吗啡。四五天后就退了烧。他说虽然手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所幸肌体还能对药物产生反应。也许情形还没那么坏。乔布斯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秀蓉：每隔一两天，黄振胜都会到病房来陪我聊上一小会儿。他还说，现代医学已经彻底放弃了“治愈”这个概念，它所能做的不过是维持而已。实际上，维持也是放弃。生命维持得越久，离治愈就越远。小黄说，他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维稳”。他厌恶自己的工作，倒不是怕脏。每天和那些癌末打交道，让他觉得生命其实没什么尊严。他负责照料的一个老干部，九十多岁了，在毫无意识反应的情况下，靠鼻饲居然也维持了三年。至少从医学上说，他还活着。检测仪器上各项生命体征都相当地稳定。当然喽，他花的是公家的钱。
端午：你就一个人吗？谁在医院照顾你？
秀蓉：有一个护工。她是湖南醴陵人，昨天就是她带我去植物园的。这些天，她一直在劝我跟她回湖南老家。她有一个堂叔，据说会用念了咒的符水给人治病。好玩。
秀蓉：还有一个坏消息。
端午：你说。
秀蓉：我银行卡上的钱已经快用完了。
端午：我现在就打电话订机票。我马上就赶过来。很快的。一眨眼就到了。
秀蓉：你不要来！
秀蓉：你再快，也没有我快。
端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秀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端午：求求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端午：你别吓唬我。
端午：你在吗？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约在半个小时前，胡建仓已经离开了资料室，下班回家。他顺手替端午开了灯。白炽灯管“嗞嗞”地响着。窗外的建筑工地上，早已人去楼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黑猫，在脚手架上愤怒地看着他。像个哲学家。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机帆船“突突”的马达声。
端午犹豫着，要不要给吉士打个电话。
秀蓉：我还在。亲爱的。
秀蓉：那天我们在天回山下的农家小院，一直呆到太阳落山。黄昏的时候太阳才露脸。没有一丁点风。植物园门口的小树林里，有很多老人在健身。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骄傲”两字。徐景阳的话是有道理的。他们都是从千军万马中冲杀出来的幸存者。活着，就是他们的战利品。
秀蓉：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人的分类吗？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死去的人，还有幸存者。我失败了，并打算接受它。
秀蓉：你不要来！至少现在不要。我要一个人跨过最后的那道坎。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
端午：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端午：你接着说。
秀蓉：熟人。所有的熟人。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做梦能生活在陌生人中。我要穿一件隐身衣。直到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徐吉士。那是1989年的夏末，他去大学生俱乐部参加海子纪念会。然后就遇到了你。在招隐寺。不说了。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发现原先的那个隐身世界，已经回不去了。怎么也回不去了。我甚至尝试着改掉自己的名字，可还是没有用。
秀蓉：我可以死在任何地方。但死在医院里，让我最不能忍受。那简直不算是死亡。连死亡都算不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端午：晚上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秀蓉：不要来。我要下场了。谢幕了。居然还是在医院里。有点不甘心。
秀蓉：医院是一个借口。它才是我们这个世上最严酷的法律。它甚至高于宪法。它是为形形色色的掉队者准备的，我们无法反抗。我们被送入医院，在那里履行最后的仪式或手续，同时把身体里仅剩的一点活气，一点点地熬干净。
秀蓉：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
秀蓉：去年冬天，守仁被杀的那段日子，你还记得吗？其实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履行了所有的手续，并知道了它的所有秘密。就像我当年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舞弊是预先安排的，我提前就知道了答案。
秀蓉：我曾经想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陌生人。把隐身衣，换成刀枪不入的盔甲。一心要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追赶别人的步调。除了生孩子之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厌恶的。好像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什么都不想。渐渐地就上了瘾。自以为融入了这个社会。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步都不落下。直到有一天，医院的化验单温柔地通知你出局。所有的人都会掉队。不是吗？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秀蓉：如果时间本身没有价值的话，你活得再久，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秀蓉：我已竭尽全力。但还是失败了。我出了局，但没想到这么快。被碾轧得粉碎。注定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我也不想。
秀蓉：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吧，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
端午：我马上赶过来。告诉我你的具体地址。求求你。
端午：求求你。
秀蓉：关于我的事，先不要告诉我父亲。每年的十二月底和六月初，分别给他寄一次钱，每次六千。不要少于这个数目。要不他会找到家里来的，再有。
秀蓉：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欠任何人的债。
秀蓉：在我们家楼下，有一片石榴树树林。你在树底下挖个坑。你要晚上偷偷地去挖，千万不要让物业的保安看见。最好深一点，把我的骨灰，就埋在树底下。
秀蓉：每天。每天。我都可以看见若若。看见他背着书包去上学。看见他平平安安地放学回家。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平平安安。
秀蓉：石榴花开的时候……
天黑了下来。
端午一刻不停地在网络上搜寻航班的信息。
晚上九点二十分，川航有一班飞往成都的飞机。如果他现在就出发赶往禄口机场，时间还来得及。吉士的手机依然关机。要命。他存着某种侥幸，打通了机场的电话。
值班票务员给他带来了一个坏的消息。由于罕见的大雾，所有的航班都停飞了，“你来了也没有用，机场附近的宾馆挤满了滞留的旅客”。要命。端午问她，航班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票务员回答说，这要看晚上的这场大雨，能不能下下来。真要命。
他给绿珠发了一条短信。他本来是想发给吉士的，可却手忙脚乱地发给了绿珠。也好。短信中只有短短的六个字。
有急事，请回电。
在他打出租车赶往家里的途中，绿珠终于回了电话。
在小区的超市里，他买了两袋速冻水饺、十袋一包的辣白菜方便面、一筒儿子最爱吃的薯片、一纸箱牛奶。但出了超市后，那筒薯片，就被证明是网球。他也懒得去调换。
他去了超市隔壁的菜场。在修皮鞋的摊位边上，他配了两把房门钥匙：一把单元的防盗铁门，一把房门。
儿子正靠在单元门的墙边背英文。书包搁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即便有人开门，问他要不要进去，他也总是摇头。要是门前的感应灯灭了，他就使劲地跺一下脚。
a friendly waiter
told me some words of italian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i read few lines，but i don’t understand any word.
门前那片石榴树静默在浓雾中，端午不敢朝那边看。
晚饭后，端午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把正在做作业的儿子叫到餐桌前，尽力装出轻松的样子。他平静地告诉儿子，自己要出去几天，问他能不能一个人在家。他把刚刚配好的两把钥匙装在他的自行车钥匙链上。
“要很久吗？”儿子警觉地望着他。
“现在还说不好。也许两三天，也许要久一些。”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端午把手放在他的后脖颈子上，“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从明天开始，会有一个姐姐过来陪你，每天晚上都来。”
“我认识她吗？”
“你不认识。她人很好。”
“是你女朋友吗？”
“胡说八道！”
“你是去开会吗？”
“我去把妈妈，接回来。”
“那你告诉她我当上代理班长的事了吗？”
“当然。她已经知道了。”
“她怎么说？”儿子的眼睛里突然沁出了一缕清亮的光，“她一定哈哈地傻笑了吧？”
“她笑——”端午略微停顿了一下，试图稳住自己发颤的嗓音。
“你现在就要走吗？”
“对，呆会儿就走。”
“今晚我得一个人睡觉，是不是？我有点害怕。”
“你可以开着灯睡。”
“那好吧。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先答应我。”
“我答应你。”
“别跟妈妈离婚。”
“好。不离婚。”
“那我要去做家庭作业了。”儿子长长地松了口气，光着脚，回自己屋里去了。
端午从厕所的柜子里拿出了一把黑伞，犹豫了一下，又换了一把花伞。他的眼泪即刻涌出了眼眶。
端午还是去了一次儿子的房间。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十点钟，他出了门。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
10
小时候，端午特别喜欢雾。当时，他还住在梅城，西津渡附近的一条老街上。老街的后面就是大片的芦苇滩，再后面，就是浩浩汤汤的长江了。江边，钢青色的石峰，耸立在茂密的山林之表。山上有一个无人居住的道观。墙壁是红色的。
春末或夏初，每当端午清晨醒来，他就会看见那飞絮般的云雾，罩住了正在返青的芦丛，使得道观、石壁和翁郁的树木模糊了刚劲的轮廓。若是在雨后，山石和长江的帆影之间，会浮出一缕缕丝绵般的云霭。白白的，淡淡的，久久地流连不去。像棉花糖那般蓬松柔软，像兔毛般洁白。
正在上中学的王元庆告诉他，那不是雾，也不是云。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岚”。他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正是“朦胧诗”大行其道的年月。在端午的笔下，“雾”总是和“岚”一起组成双音节词：雾岚。这是哥哥的馈赠。这个他所珍爱的词，给那个喧阗的时代赋予了浓烈的抒情和感伤的氛围。
那时，文学社的社员们，时常聚在电教大楼的一个秘密的设备间，通过一台29寸的索尼监视器，欣赏被查禁的外国电影的录像带。阿伦·雷奈拍摄于 1956年的那部名闻遐迩的短片，第一次将雾与罪恶连接在了一起。端午开始朦朦胧胧地与自己的青春期告别。雾或者雾岚，在他的作品中一度绝迹。他不再喜欢朦胧诗那过于甜腻的格调。
如今，当雾这个意象，再次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时，完全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物理反应。只要他提起笔来，想去描写一下周遭的风景，第一个想到的词总是“雾”，就像患了强迫症一样。与此同时，雾的组词方式也已悄然改变。对于生活在鹤浦这个地区的人来说，“岚”这个词的意思，被禁锢在了字典里，正如“安贫乐道”这个成语变成了一种可疑的传说一样。
雾，有了一个更合适的搭档，一个更为亲密无间的伙伴。它被叫做霾。雾霾。它成了不时滚动在气象预报员舌尖上的专业词汇。雾霾，是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风景之一。
在无风的日子里，地面上蒸腾着水汽，裹挟着尘土、煤灰、二氧化碳、看不见的有毒颗粒、铅分子，有时还有农民们焚烧麦秸秆产生的灰烟，织成一条厚厚的毯子。日复一日，罩在所有人头上，也压在他心里。雾霾，在滋养着他诗情的同时，也在向他提出疑问。
他的疑惑，倒不是源于这种被称作雾霾的东西如何有毒，而是所有的人对它安之若素。仿佛它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仿佛它不是对自然的一种凌辱，而就是自然本身；仿佛它未曾与暗夜共生合谋，沆瀣一气，未曾让阳光衰老，让时间停止；仿佛，它既非警告，亦非寓言。
现在，端午拉着行李，正在穿过灯火暧昧的街道，穿过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俗艳的广场。即便是在这样的雾霾之中，健身的人还是随处可见。他们“吭哧、吭哧”地跑步，偶尔像巫祝一般疯狂地捶打自己的胸脯、肾区和胰胆。更多的人围在刚刚落成的音乐喷泉边上，等待着突然奏响的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等待一泻冲天的高潮。
那灰灰的、毛茸茸的脏雾，在他的心里一刻不停地繁殖着罪恶与羞耻，在昏黄的灯光下铺向黑暗深处。而在他眼前，一条少见人迹的乱糟糟的街巷里，浓雾正在酝酿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它所阻断的，不仅仅是想象中正点起飞的航班与渴望抵达的目的地。它顺便也隔开了生与死。
11
绿珠在英皇大酒店的大厅里等他。这是鹤浦为数不多的五星级酒店之一，离端午居住的那个街区不远。绿珠穿着一件半新旧的黑色外套，白色的棉质衬衣。大概是龙孜的日照较为强烈，她比以前更黑了一些。不过，人看上去，却沉稳了许多。
她默默地从端午手中接过拉杆箱，带他去了商务中心边上的一家茶室，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窗外是下沉式的庭院，对面就是宾馆的别墅区。亮着灯。端午把钥匙交给她，并让她记下了自己家的楼号和房间号码。
一段时间不见，两个人都有点生分。
“我可不会做饭呀。”绿珠打开一个红色的夹子，将钥匙别在铜扣上，“带他到外面去吃饭行吗？他叫什么名字？”
“若若。你随便对付一下就行了。他还算能够将就。”端午黑着脸低声道。
他又嘱咐了一些别的事：早上六点一刻之前，必须叫醒若若；六点四十五分之前，必须离开家门；如果早自习迟到的话，他将会被罚站；面包在冰箱里，牛奶是刚买的，得给他煮一个鸡蛋，还有，得看着他把鸡蛋吃完，否则，他会趁人不备，将它偷偷地塞进衣兜，拿到外面去扔掉。
“你现在就要走吗？”
“就算是去了机场，恐怕也得挨到明天早晨。”端午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又道，“明知道去了也没用，只是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我给常州的机场也打了电话。同样是大雾，航班取消。上海的浦东机场，飞机倒是能正常起降，不过你现在赶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绿珠给他倒了一杯冰啤酒，“随便你。你现在走也可以。我替你叫了一辆车去机场。师傅姓杨，车就在门外的停车场等着。机场那边，现在一定也乱得很。”
端午没做声。茶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六角形的吧台里，一个脖子上扎着领结的侍者，正在把台面上的一排酒杯擦干。顶灯柔和的光线投射在木格子酒架上，照亮了侍者那白皙的手。吧台上的其他地方，都浸没在灰暗之中。
绿珠说，她姨妈还在泰州。两个月来，小顾一直在琢磨着，把江边的那座房子卖掉。由于是凶宅，在交易所挂出后，一直无人问津。绿珠这几天还回去看了一下，到处都是尘土。花园也早荒掉了。
“天气预报说，后半夜有雨，鬼知道会不会下！”绿珠偷偷地打了个呵欠，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本来也是今天下午飞昆明。如果不是这场大雾的话，这一次我们就见不上了。”
“不会耽误你什么事吧？”
“你说什么事？”
“云南那边，你的工作。”
“放心吧。家里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会尽可能地照顾好他。虽说我不喜欢孩子。一直等你回来为止。在龙孜的那份工作，现在已经有点让我厌烦了。”
“怎么一回事？”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再说吧。”绿珠看上去又有点抑郁，“你去了成都，又不知道你妻子在哪家医院，怎么办？总不能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去找吧？”
“她说离植物园不远。我现在也顾不了那许多，只是想早一点赶到成都。”端午喝干了杯中的啤酒，用手背碰了碰嘴唇，“我反而有点担心，担心知道她在哪儿。”
“不明白。”绿珠皱着眉头望着他。
“一旦我知道她住在哪儿，这说明她多半已经不在人世了。”
绿珠还是一脸疑惑的表情。她没有再去追问这件事。侍者拿着一个托盘过来，弯下腰，轻声地问绿珠还要点什么，他就要下班了。绿珠让他给茶壶续上水，又要了两瓶冰啤酒，一个坚果拼盘。
很快，吧台上的灯灭了。一个身穿制服的矮胖保安，手执一根警棍，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来回梭巡。
“如果你想安静一段时间，可以来龙孜住一段。就当散散心。”
“你不是说已经有点厌烦了吗？”
“我说的是那个项目。挺没劲的。不过那儿的风景倒是没的说。第一期工程还没有竣工，我们现在只能暂时住在山上，一个看林人的小院里。坐在门口就可以望得见梅里雪山。就是中日联合登山队被雪崩埋掉的那座神山。海拔倒是有点高，刚去的时候老是倒不上气来，过个两三天就好了。除了山风呼呼地从山顶上吹过，你听不到一丁点声音。真正的远离尘嚣。也不知道那对孪生兄弟，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山下的村庄里住着彝族人，也有汉人。破破烂烂的印章房。山下还有一条小溪，当地的居民叫它翡翠河。时常可以看到野鹿和狍子到溪边来喝水。天蓝得像燃料，星星像金箔一样。
“当地人说，七八月份去最好。山野里，溪边上，草甸子上的花，都开了。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远远看过去，像是给山包和草坡铺上了一层红毡子。如果你偶尔看见一大片白色的花，多半是土豆……”
见绿珠说起来就没完，端午只得打断她：
“具体说来，你们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说穿了，就是给那些半山腰上的十几户人家，那些猎户，很少的一点钱，打发他们走人，然后把整个山都占下来，自己在山上重新盖房子。有五十年的使用权。”
“什么样的房子？是别墅吗？”
“没那么简单。第一期规划主要是生活区。那房子修得像碉堡似的，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怪里怪气的，一点也不好看，也有点像窑洞。可兄弟俩都说那是后现代建筑。这么设计，主要是为了不破坏山林的原始状态。尽可能不砍树。朝南的一面采光。兄弟俩对环保的要求很苛刻。第二期规划是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建筑完全在地面上，用来展览兄弟俩收藏多年的艺术品。大多是一些汉画的拓本，还有一些铜镜、石雕、古器什么的。另外，他们还想在山上建一座全日制的小学。这次去上海，就是为了开论证会。”
“那些山上的猎户愿意搬走吗？”
“我们不和他们直接发生关系。”
绿珠的口中第一次出现了“我们”这个词，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二次！
“你打算在那儿一直呆下去吗？”
“听你的口气，好像不希望我在那儿呆下去似的！”
“我倒也没这个意思，不过随便问问。”
“我也不知道。”绿珠偷偷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说呢，我当初是奔着香格里拉去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可龙孜这个地方，离迪庆还是挺远的，荒僻得很。当地人也管这个地方叫‘香格里拉’。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香格里拉’。你去过迪庆吗？”
“正因为它不存在，所以才叫乌托邦啊。”
“别跟我提乌托邦这个词。很烦。”端午冷冷地道。
绿珠说，她最感到烦心的，是她弄不清兄弟俩的底细。她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要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买上这么大一块山地。他们一会儿说要建立循环生态示范区，生产没有污染的瓜果、蔬菜和烟叶，一会儿又搬出梁漱
他们也很少在那里住。
这是绿珠最不能接受的。
兄弟俩表情刻板，行为乖张，眉宇间时常含着忧愁，可彼此之间倒是十分亲昵。平常话很少，偶尔险险地笑一下，能把人吓个半死。他们时常宣布“禁语”。他们在的时候，一个星期中，总有一两天是禁语的。他们自己不说话，也不让别人说话。绿珠他们只能靠打哑谜的方式与兄弟俩交流。据说这是他们“领悟寂静和死亡”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绿珠抱怨说，她有时甚至有些暗暗怀疑，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孪生兄弟。会不会是假扮成兄弟的同性恋？因为团队里的人私下里议论，都说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绿珠一直在滔滔不绝。可是，当端午问她，是如何认识这两个“妖人”的时候，绿珠却三缄其口：“这是我的秘密。至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忧郁的人，总是能够互相吸引的。”
端午只是静静地听着，不再随便发表什么意见和评论。无论是兄弟俩，还是龙孜，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有的地方，都在被复制成同一个地方。当然，所有的人也都在变成同一个人。新人。尽管他对龙孜的这个项目了解得还不是很多，可他总觉得，它不过是另一个变了味的花家舍而已。
但他没有把这个看法告诉绿珠。
两点刚过，等待已久的这场大雨终于来了。
突然刮起的大风吹翻了桌布。终于下雨了。
重重叠叠的闷雷，犹如交响乐队中密集的低音鼓。终于下雨了。
雷声余音未消，窗外的庭院里早已是如泼如泻。终于下雨了。
在等待大雨过去的静谧之中，绿珠没怎么说话。仿佛远在龙孜的兄弟俩，向她下达了封口令。不过，端午喜欢她这种静默的样子。喜欢与她两个人静静地坐着，不说话。
一个小时过去了，雨还没停，端午只得决定在雨中上路。
绿珠说，呆会儿等雨停了，就去给若若做早饭。她嘱咐他，到了成都之后，给她发个短信。
她没有送他到门口，一个人独自上了楼。
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端午从漆黑一片的雨幕中再次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
12
家玉是在这天凌晨离开的。院方所推测的死亡时间，是在三点到五点之间。
护工小夏夜里起来上厕所。她坐在马桶上，无意间发现，卫生间上方吊顶的铝扣板，掉下来两根，露出了里面的铁柱水管。她没觉得这事有什么蹊跷，回到钢丝折叠床上，继续睡觉。
黑暗中，她听见家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小夏就问她想不想喝水？是不是很难受？要不要叫大夫？家玉只回答了一个字。
闷。
当小夏再度从床上醒过来，特需病房已经挤满了大夫和护士。她看见卫生间铁管上悬着丝带，地面上有一滩黄黄的尿迹。已经太晚了。
由于长途奔波的疲惫和缺乏睡眠，端午显得格外的平静。倦怠。麻木。轻若无物的平静。他的泪腺分泌不出任何东西。他在心里反复盘算着这样一件事：如果医生的推测是准确的话，家玉踮着脚，站在浴缸的边沿，试图把轻若无物的丝巾绕上铁管的时候，正是在他赶往机场的途中。
他来到了妻子生前住过的那个病房。由于床位紧缺，那里已经住进了一个干瘦的老头。他是邮电局的离休干部。目光已是相当的微弱和胆怯，可仍在床上和护士、家人大发脾气。强行注射的镇静药，显然也没能让他安静下来。骂人的话从他那衰败的声道中发出来，带着嘶嘶的痰音，听上去反而像温柔的耳语。原来，他不喜欢这个房间号。514的谐音，就是“我要死”。他坚决要求更换房间。一辈子烂熟于心的唯物主义，拿他的恐惧没有办法。住院部的一位主任赶到了现场。他想出了一个“人性化”的处理办法，当即命人更换了门上的铁牌，514换成了555。老头这才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小夏仍然留在那个房间，不过是换了一个伺候的对象罢了。见到端午，她只是默默地流泪，让端午既惊讶又感动。端午给了她500块钱，她怎么也不肯收。
黄振胜大夫上午有两台手术。直到下午三点，他们才在住院部对面的一家“上岛”咖啡馆里见了面。
黄大夫是一个直率的年轻人，说话有点啰嗦。他向端午表示，病人在他们医院自缢身亡，院方和他本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告诉端午，既然他当初决定收治这样一位没有亲属陪伴，且户籍又不在本市的危重病人，就没想到过逃避什么责任。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家属，和院方大吵大闹，甚至于为此提起诉讼，也并非没有理由。
但他希望端午不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当初拒绝收留她的话，她很可能在一个月前就已告别人世了。你恐怕也知道，作为一个医疗机构，院方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救人，而是法律上的免责。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果在美国，你即便想做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医患之间的协议，也可能会长达五十多页。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完全有理由拒绝她，让120急救车带着四十度高烧的病人，去下一家医院碰运气。”
黄振胜劝端午换个角度，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所谓的换个角度，即便黄大夫不说，端午也能想象出来：
病人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三到四个不同的部位。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按最为乐观的估计，也不过半年。抛开代价高昂且难以承受的医疗费不说，作为大夫，他当然知道，这最后的半年，对病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家玉这样一个希望保留自己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的病患……
“也许作为大夫，我不该说这样的话。眼下的这个事情，显然让家属难以接受，但作为病人来讲的话呢，却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结果。”
端午一脸麻木地听他说完，中间没有插一句嘴。似乎黄大夫正在谈论的，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最后，端午感谢黄大夫在最近一个月中，对妻子给予的救治和照顾。至于说追究院方的责任，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何况，他也从来不认为院方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
听他这么说，年轻人一激动，就把脸凑了上来，压低了声音，用十分欧化的句子提醒他，在听到自己下面的一段话时，不要感到吃惊：
“我也许在三天前，就已察觉到她自杀的迹象。当时，她已经开始向我询问，倘若在网上购买氰化钾一类的药物，是否可靠。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说服她，打消这个念头。不过我还是暗示她，到了最后的时刻，我可能会在医生的职业道德许可的范围内，给她加大吗啡的剂量。今天凌晨，我在家中被特需病房的电话惊醒了。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和他告别时，黄大夫告诉端午，他已经嘱咐院方，在为她开具死亡证明时，忽略掉“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端午在办理异地火化的相关手续时，也许会省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对此，端午没有表示异议。他还向黄大夫透露了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他和家玉实际上已经离婚。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他其实也无权处理她的遗体。
黄大夫笑了一下，道：“这个不碍事。火葬场的人，是不会提出来查验你们的结婚证书的。”
家玉在医院留下的物品包括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仿蛇皮的gucci包、一枚成色不太好的和田玉手镯、一个苹果ipod。还有两本书。这是她临走前，从自己的书架上随手取下，准备带在路上看的。一本是《海子诗选》，另一本则是索甲仁波切写的《西藏生死书》。
端午没能找到她留给自己的那封信。
她的遗体在第二天傍晚火化。那时的殡仪馆已经没什么人了。工作人员正把一个个用过的花篮往垃圾车上扔。
在空荡荡的骨灰领取处，在已经有点变了味的浓郁的百合的香气中，他忽然想起唐代诗人江为的两句诗：
黄泉无旅店。
今夜宿谁家？
端午回到鹤浦的家中。绿珠正在洗澡。她从卫生间里跳出来，光着脚替他开了门，并嘱咐他数到十，再推门进屋。
端午就在门外抽了一支烟。
当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卫生间里已经传来了吹风机的声音。
绿珠告诉他，从早上起来，她就在替若若整理房间，出了一身臭汗，头发都沤了。她希望若若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看到漂亮的房间，心情会好一些。
“你的书架，我昨天也帮你整理了一遍。”绿珠拢了拢湿漉漉的头发，看上去果然有些疲倦，“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看了一宿的书。不好意思，也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端午不知道她所指的不该看的东西，是不是自己的日记，也没有心思去问。她身上那件白色的浴衣是家玉平常穿的，也许她不知道；也许她知道，却并不忌讳。
那个枣红色的骨灰盒，就搁在客厅的茶几上。绿珠蹲在茶几边上，对着它端详了半天，用手摸了摸，然后转过身来，对端午吐了吐舌头：“我能不能打开看看？”
不过，她终于还是没敢看，只是随手在上面盖了一块蜡染布。
“我简直有点爱上你儿子了！”绿珠说。
昨天晚上，她带他去餐馆吃饭。在等候上菜的那段空隙，若若还趴在桌前做数学题。她问他为什么这么用功，小家伙就吸了吸鼻涕，对她说，每次考出好成绩，妈妈都会像疯子一样地狂笑。就算是当着同学的面，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揽入怀中，在他的脸上亲个没完。
“简直就是蹂躏。”若若笑道。
他刚当上代理班长。他很在乎这件事。他对绿珠解释说，代理班长，实际上就是班长。“妈妈明天就回来了。她知道我当上了班长，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
那时，绿珠已经从端午打来的电话中知道家玉不在了。听若若这么说，绿珠赶紧起身，装出上厕所的样子，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了一场。
“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这件事？”
“我还没想好。”端午重重地叹了口气，忽然仰起脸来问她，“或者先不跟他说……不行，他早晚会知道的。等会儿他放了学，一进门，就会问。第一句话，就会问。”
两个人把接下来要发生的场景模拟了好几遍。
绿珠一直在流泪。
不到四点，绿珠就早早地离开了。她说，她实在不忍心看到若若放学回家时那兴冲冲的样子。
可是，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儿子放学回家后的实际情形，完全出乎端午的预料。
“我回来啦！”若若仍像往常那样跟自己打招呼。他在门边脱鞋，把书包随手扔在地上。也许感觉到了端午严峻的表情有点不同往常，他又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他父亲一眼。他的目光甚至掠过了茶几上的骨灰盒，但又迅速地弹了回去。那是一种目光先于心灵的直觉。他似乎本能地意识到，那是一个不祥之物。
他进了厕所。他呆在厕所里的时间要比平常长得多。
随后，赤着脚，咚咚咚地走到餐桌边喝水。
“老屁妈呢？”他故意不去看那骨灰盒，故作轻松地问了一句。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我知道是什么。你别说了。”儿子立刻严厉地制止住他，“好吧，我要去做作业了。今天的作业巨多！要背《滕王阁序》。还有两张启东的数学卷子，一篇作文。”
他居然快步离开了餐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端午的头皮有点发胀。他坐在餐桌前，对儿子怪异的举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儿的功夫，儿子眼泪汪汪地从屋里奔了出来，赌气似的大声地向父亲宣布道：
“假如你们一定要离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跟妈妈一起过。”
端午从餐桌边站起身来，朝他走过去。将他的头用力按在自己的胸前，贪婪地吮吸着他头发的汗骚味，轻轻地对他说，他刚才所说的那个“坏消息”，比离婚还要糟。
还要糟上一百倍。一千倍。
儿子推开了他，目光再次掠过他的脸，掠过沙发边的落地灯，最后，落在茶几上的那个骨灰盒上，终于不动了。
端午知道，自己无须再说任何多余的话。
因为若若目光最终停留的地方，就是全部答案。
确凿无疑。
无可更改。
直到凌晨一点半，若若才迷迷糊糊地在小床上睡着。一阵阵袭来的困倦，让端午睁不开眼睛。可端午仍然不能上床睡觉。
得知了消息的母亲和小魏，正在连夜赶往鹤浦的途中。
稍后，他从自己的邮箱中，看到了家玉发给他的那封email。
它写于一个半月前。唐宁湾的家中。那是她准备出发去西藏的前夜。端午在阅读这封电子邮件时，时间上的小小混乱，给他带来这样一种错觉：就像时钟可以拨回，就像家玉还活着——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以她充满哀怨的口吻，跟他说话。
13
去年元旦的前一天，在南郊的宴春园，我们请小秋他们吃饭。守仁也来作陪。席间，不知为什么，守仁向小史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问她，是否曾在梦中见过下雪的情景。小史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守仁又挨个地询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没有。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能说实话。因为我不仅时常梦见下雪，盖了三床被子，都觉得冷，而且在梦中，雪下起来就没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可我隐约感觉到，梦见下雪，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我在第一人民医院做了第二次胸部的穿刺。一直没敢去询问结果。可医院还是给我打来了电话。我问他们，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对方迟疑了一下，说，他也不清楚。只是嘱咐我尽快去医院。我知道有点不太好。
那天晚上，当守仁端起酒杯，站起来，要跟我一个人喝一杯，并开玩笑地说，我和他同病相怜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充满了感激。也多少有了点安慰。可没想到，他竟然死得比我还要早。
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律师事务所一直熬到下午三点。最后还是决定去医院撞撞运气。其实，我也知道，答案几乎是铁板一块了。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吴的老大夫。是个主任，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她问我家属怎么没有来。我的心就不由得往下一沉。为了早一点知道结果，我就骗她说，父母早已不在，而且没有成家。大夫又问我多大年纪，在哪儿上班，随后犹豫了一下，将ct的光片，一共四张，依次贴在隔断的玻璃上。她耐心地告诉我，肺部的那些浸润性的斑影，在医学上可能意味着什么。她说的是可能。但又不无忧虑地告诉我，她担心肺部的病灶并不是原发的。我就壮着胆子问她，这么说，是不是就意味着细胞已经转移。吴主任再次强调了“可能”这个词。她的结论是：有点麻烦。她嘱咐我尽快办理入院手续。越快越好。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到电梯口的。我只知道，电梯上上下下，在六楼停了七八次，我都忘了上去。尽管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最坏结果的准备，可当时心里还是很害怕。害怕极了。最后，电梯再次停了下来，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春霞。
她怀里抱着一大摞病历，一见到我，似乎也被吓了一跳。很快，她定了定神，冷冷地笑了一下，用地道的北方话对我说：
“呦，庞大律师，怎么了这是？怎么有空亲自来敝院指导工作？”
春霞站在电梯口，足足看了我半分钟，然后轻轻推了推我，笑道：“你到底是怎么了？傻啦？”
又过了好一阵子。她问我，愿不愿意去二楼她的办公室坐坐。我答应了她，甚至心中还生出了些许暖意。我对人的邪恶总是估计过低。由此犯下了一生中可能是最严重的过失。她让我稍等她一下。她要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我真的在楼梯口等了她十分钟。随后，我跟她下到二楼，走进了护士站旁边的一个值班室。
她让我把大夫的诊断书给她看。很快，她就仰天大笑起来：“呦，恭喜你呀，你这是中了大奖了呀！”
她问我是哪个大夫给瞧的病。我告诉了她。纯粹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她立刻就给吴主任打了电话，嘴角一直挂着笑。等到她放下电话，就装模作样地问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胸部不适的，肋间的疼痛感，一般持续多长时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已经明确地察觉到她说话时语调中所隐藏的喜悦与快意，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猎物任人摆布的事实，可我还是对她最终的悲悯抱有希望。
另外，我也本能地意识到，既然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段中，我还得在她的势力范围内接受治疗，必须尽一切可能马上与她和解。所以，我还是认真地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毕竟，第一人民医院是鹤浦最好的医院，也是我的合同医院。我怎么都无法逃过她的掌握。
软弱和幻想，当然也有恐惧，让我乱了方寸。春霞把一包打开的话梅递给我，问我要不要吃，我正有点迟疑，她的脸突然又变得狰狞起来。
她说，真是苍天有眼！
她说，她的预言从来都丝毫不爽！
她说，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她还说了别的。可我这会儿已经记不清了。她见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就把椅子拉近了一些，笑着对我道：“不管你的病有多严重，你都无须担忧。”
“为什么？”她的话又让我感到了一丝希望。我像个傻瓜一样地问她。
“你多牛啊！有的是办法！有的是路子！对不对？上帝也怕你！找你的刑警姘头去啊，实在不行了，你还可以让黑社会老大出面，直接解决问题嘛！”
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仍然把她的冷嘲热讽，理解为房产纠纷的一种自然反应。我当即决定，忘掉这个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忘掉她所有令人发指的卑劣，觍着脸，向她道歉。把在房产纠纷中所有的过错，都全部承担下来，并乞求她的谅解。
“这话你就不用说了。那是不可能的！”春霞鼻子里吭吭了两声，道，“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风筝》，我们上学时都读过，对不对？无所谓原谅。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不配！不过，你尽管可以放心，虽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在你入院治疗的过程中，我仍然会以一个医生神圣的道德，给你提供悉心的护理。我也很乐意亲自为你服务。假如有一天，我不得不遗憾地合上你的眼帘，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尽可能让自己温柔一些。”
正好有人敲门进来，病人的家属送来了两箱水果。还有茶叶。春霞笑嘻嘻地让他们把礼品搁在桌上，同时暗示我可以走了。
我就像是被人扒得一丝不挂一样，离开了她的值班室。
临走之前，我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
我还有多长时间。
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是春霞很乐意回答的。
“你这种情况，快的话，两三个月吧。拖得长一点，也不会超过六个月。”春霞道，“这是吴主任刚才在电话中说的。按医院的规定，我不该告诉你，可谁叫咱俩是老朋友呢？就算给你开个后门吧。接下来，你可以扳着指头过日子了。”
从医院出来，我看见太阳已在落山。一个淡黄色的火球，挂在高压电线的上端，像是我正在溃烂的胰脏。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黑车司机，手里托着一只保温杯，朝我走了过来。我说，我有车。他就走开了。
可我到了车上，怎么也打不着火。不是平常那样打着了会歇火，而是钥匙插进去，根本没反应。我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钥匙拔出来，再插进去，顺时针转动，它还是没反应。
过了好长时间，那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再次朝我走了过来。他在敲我的车窗玻璃。我想把窗玻璃退下来，由于失去了动力，它纹丝不动。我只得打开了车门。
小伙子笑着问我，出了什么状况。我说汽车发动不了。小伙子犹豫了一下，就把手里的保温杯放在地上，将整个身体压在我身上，转动了几下钥匙。然后他问我，刚才停车拔钥匙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嘭”的一声？我说，我脑子里很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推断说，可能是汽车的电瓶爆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蹲下身子，在我的脚边寻找打开汽车引擎盖的连动杆的拉环。
他的嘴和鼻子都挤在我大腿上。就算他是故意的，我也只得由他去。引擎盖打开之后，果然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我看见原先包在电瓶上的塑料套都被炸成了碎片。一股刺鼻的硫酸味。我问他该怎么办。他就转动着手里的保温杯，再次用奇怪的眼神直勾勾地看了我好半天，对我说，得更换一个新的电瓶。可以找人来救援，也可以给4s店打电话。
他问我需不需要送我回家，我明知道他的笑容不怀好意，可脑子木木的，糊里糊涂地上了他的车。
起先还好。当汽车进入车流稀少的环城公路的时候，就开始下雪了。他的话越来越不着边际。可我一点不怕他。他胆大妄为地将右手搭在了我的腿上。我依旧坐在那儿，一动不动。那只手先是哆哆嗦嗦，迟疑不决，见我没反应，马上就变本加厉。我倒是希望他的胆子更大一些。至少在那一刻，唯有那只手，可以帮我忘掉春霞那张脸，忘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算计、倾轧和背叛，忘掉像山一样压下来的恐惧。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某些方面还算正常，还足以对他的冒犯做出反应。心里竟然松快了一些。至少，在那一刻，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说，我那已被宣布无用的身体，居然还能派上用场。假如他要把我带到他的住处，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反抗。可是这个小伙子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他把车开到天文台附近的一个松树林里，蛮横地把我的手放在了他的腿间。那儿离招隐寺不远。环城公路上空无一人。当年我就是在那儿遇见燕升的。旺堆说的没错。所有的事，都会发生两次。
三五分钟就结束了。 <a href="http://www.xiabook.com" target="_blank" class="linkcontent">www.xiabook.com</a>
他可能刚过二十岁。
他把我送到小区的门口，目光就变得躲躲闪闪的，不敢看我。下车的时候，他忽然问我，能不能把车钥匙给他，他会负责把我那辆车的电瓶换好，然后再给我送回来。我想都没想，就把车钥匙交到了他手上，并且告诉了他家里的门牌号码。
“你不担心我把你的车开跑了啊？”他趴在打开的车门上，歪着脑袋对我喊了一句。
“随你便。”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下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我原本打算等孩子熟睡之后，再把去医院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可没想到，我们打了一架。你把我按在地上，骑在我身上，向我的脸上吐痰。我在卫生间的洗脸池边对着镜子，擦去痰迹，与此同时，脑子里就闪现出一个念头来。我想起了你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你说，自打我们结婚的那天起，你就一直梦想着跟我离婚。我知道你不是随便说的。对，我开始有了一个念头。在那一瞬间，它突然变得清晰了。它照亮了我前面阴云密布的道路，并让我感到如释重负。
后来，守仁的死，终于使它变得异常清晰，坚不可摧。
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鹤浦了。趁着我现在头脑清楚，还有力气，给你写下这封信，我不会告诉你我去哪儿。我是在忧愁中死去的，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痕迹。好在我最终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是知道的。
顺便说一句，春节过后，我不记得是初九还是初十，春霞一连给我发来了好几个短信。她说，她很后悔那天在医院里对我说那样的话。整个春节，她都是在悔恨交加之中度过的。没有得到一分钟的平静。她解释说，那天之所以会如此恶劣地对待我，主要原因，是对我们请来黑社会的人帮忙而耿耿于怀。她说她这辈子，没对任何人低过头。
她的道歉没有什么诚意。因为她说了半天，仅仅是因为担心我做了鬼以后，也许不会放过她。
这个人，在给我道歉的时候，也还是邪恶的。那些短信仅仅表明，她无力承受作恶的后果。她同样虚弱。她说她一连几天都做着同样的梦，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叫她姐姐。
不管她是出于什么动机，我都假装相信她的诚意。为了让她安心，我立刻就给她回了信，并且毫无保留地原谅了她。
不过，她的道歉，已经不足以让我改变现在的决定了。
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曾经很可笑地希望他出人头地。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平平安安的，就好。
你也一样。平平安安。
现在，我已经不后悔当初跟你相识。如果你仍然希望我在临别之前，跟你说上最后一句话，我会选择说：
我爱你。一直。
假如你还能相信它的话。
14
通常，有许多迹象可以让人清楚地感觉到春天的消逝。杏子单衫，丽人脱袄；梨院多风，梧桐成阴。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刺目的繁华，一旦落尽。可是此刻，即便地处四季分明的江南腹地，岁时的变化也已变得呆钝而暧昧。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天气已变得燠热难耐了。从蒙古国刮来的黄沙，一度完全遮蔽了天空。端午站在卧室的窗前，眺望着节日的伯先公园，就如观看一张年代久远的发黄相片。
在母亲的极力劝阻下，端午没能按照家玉的临终嘱托，把她的遗骨葬在门口的石榴树下。母亲说，即便不考虑邻居们的感受，将尸骨埋在自己家门口，也是一件很晦气的事。他们在城东的一个空旷的山谷里，为她挑了一块墓地。价格高得离谱。
让人破产的法子有很多，其中连根拔起的最新发明，是无法拒绝的墓地。
落葬那天，吉士、小秋和小史他们都来了。几天不见，吉士已经有了新的烦恼。他在为应该选择进市人大还是政协委决不下。小秋倒还是老样子。他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并注册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早已宣布怀孕的小史，腹部依然平坦如砥。这当然不正常。她举止木讷，神情黯淡，一个人躲得远远的。或许是她在窦庄的饭馆经营得不太成功，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烦心事。她称她的丈夫为“狗日的”。
小顾也特意从老家泰州赶了来。让她感到宽慰的是，在那片荒凉的山谷里，守仁总算是有了一个伴儿。
他们也顺便去祭奠了守仁。
五一期间，端午再次前往南山哥哥的住处，劝说他搬回到唐宁湾，和母亲她们一块儿住。在哥哥手上建造的这个精神病防治中心，很快就要拆迁了。哥哥仍在给他邮寄那些自创或抄来的警句格言。最近的一则让端午过目难忘：
如果粪便很值钱，穷人一定没**。
哥哥还像以前一样自负。他夸张地将自己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细细一想，倒也没什么大错。当天下午，他们就替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周主任笑呵呵地答应，会随时来家中探望他的病况。
那时，母亲已经有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说服保姆小魏嫁给元庆。用的还是老办法——讲故事。
她的故事既雄辩，又富于哲理的光辉。如滔滔江河，奔涌不息，又如西风骤起，飞沙走石。老实巴交的小魏很快就被她搞晕了。她根本无法抵御母亲那些故事的魔力，到最后，只能由她摆布。
这件事，也多少强化了端午的某种直觉：这个世界上，已无任何真理可言。所谓的真理，不过就是一种依时而变的说法而已。
不管怎么说，他很快就改了口，亲热地称保姆小魏为“嫂子”。
他戒了烟。
他终于读完了欧阳修的那本《新五代史》。这是一本衰世之书，义正而词严。钱穆说它“论赞不苟作”。赵瓯北在《廿二史札记》中推许说：“欧公寓春秋书法于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陈寅恪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
这些都是史家之言。
端午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让他时常感到触目惊心。书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忧卒”三个字一笔带过。虽然只是三个字，却不免让人对那个乱世中的芸芸众生的命运，生出无穷的遐想。再有，每当作者要为那个时代发点议论，总是以“呜呼”二字开始。“呜呼”一出，什么话都说完了。或者，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先要酝酿一下情绪，为那个时代长叹一声。
呜呼！
端午已经开始写小说。因为家玉是在成都的普济医院去世的，他就让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普济的江南小村里。
两天前，绿珠从云南的龙孜给他发来了一封短信。她在信中问她，如果布法或白居榭，厌倦了庄园的隐居生活，希望重返巴黎，去当一名抄写员，是否可行？
端午当然明白其中的弦外之音。
她已经联系了沈家巷一家街道办的幼儿园。他们欢迎她去那儿当一名老师。绿珠告诉他，几年来的漂泊和寄居生活，让她感到羞愧和疲惫。她希望在鹤浦定居下来，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她还强调说，在当今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
对此，端午没有理由提出反对。
若若已经开始变声。他时常还会从梦中惊醒。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从不忘记去唐宁湾看望奶奶。元庆的病情时好时坏。他总是用同一种魔术逗若若笑。若若为了不让他的“精神病伯伯”感到难堪，每次都会笑。
在父子俩不多的交谈中，如果不得不提及他的母亲，若若还是愿意称她为“老屁妈”。
在整理家玉的遗物时，端午从妻子那本船舶工程学院的毕业纪念册中，发现了自己写于二十年前的几行诗，题为《祭台上的月亮》。
它写在“招隐寺公园管理处”的红栏信笺上。纸质发脆，字迹漫漶。时隔多年，星移物换之中，陌生的诗句，就像是命运故意留下的谜面，诱使他重返招隐寺的夜晚，在记忆的深处，再次打量当年的自己。
他把这首诗的题目换成了《睡莲》，并将它续写至六十行，发表在《现代汉诗》的秋季号上。
附录
睡莲
十月中旬，在鹤浦
夜晚过去了一半
广场的飓风，刮向青萍之末的祭台
在花萼闭合的最深处
当浮云织出肮脏的亵衣
唯有月光在场
它照亮过终南山巅的积雪
也曾照亮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
前世的梦中，我无限接近这星辰
今夜依旧遥不可及
何不在原地画一个圈，用松枝和木槿
给自己造一个囚笼？
风霜雪的刑期，虽说没有尽头
下雨时，偶尔
也会感到自在
大半个冬夜读《春秋》
夏天就去不必抵达的西藏
我大声地朝你呼喊
在梦的对岸，睡莲
你听不见
离开或居留
赶的是同一趟可疑的早班车
盲目的蝙蝠，上上下下
说服我穿越空无一人的站台
祭台上的睡眠起了破浪
我栖息在刀锋之上，等待卷刃
有什么东西从心底里一闪而过
而涟漪依旧锋利
令这片上了釉的月光陡然寒彻
假如注定了不再相遇
就让紫色的睡莲
封存在你波光潋滟的梦中
就当莫奈还未降生
席芬尼的庭院还为海水所覆盖
记忆中倒背如流的周敦颐
本无爱莲一说
就算在半夜里醒来，杯中鳞纹斑驳的蛇影
也不会让我惊心
唉，假如我们还要重逢
我希望在一面镜子里
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
烟霞褪尽的岁月，亮出时间的底牌
白蚁蛀空了莲心
喧嚣和厌倦，一浪高过一浪
我注视着镜中的自己
就像败局已定的将军检阅他溃散的部队
幸好，除了空旷的荒原
你也总是在场
每一个月圆之夜，我任意拨出一组号码
都能听见招隐寺的一声鹤唳
我说，亲爱的，你在吗？
在或者不在
都像月光一样确凿无疑
这就足够了。仿佛
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
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
化石般的寂静
开放在秘密的水塘
呼吸的重量
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少
秀蓉：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端午：你得先告诉我是什么事。
秀蓉：戒烟。把烟戒了吧。就算是为孩子着想吧。
端午：我考虑考虑。
秀蓉：别考虑了。赶紧戒吧。你得答应我，保证活到孩子成家的那一天。
端午：这可说不好。
端午：再说了，若若要是不结婚呢？
秀蓉：真想好好亲亲他。搂着他亲个够。他的脸。他的小手。他跳得很急的心脏，像个小鼓。黑嘟嘟结实的小屁股。
端午：你到底是怎么了？
端午：像是要跟整个世界告别似的。怎么了？
秀蓉：你说得没错。就是告别。
秀蓉：昨天上午，我去了一趟植物园，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
端午：哪儿的植物园？
秀蓉：我得去一下洗手间。你等我一下。
下午三点一刻。办公室里光线灰暗。天色阴阴的。本来，透过朝南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看到那条沥青色的运河，看到河汊转弯处堆浮的白色垃圾和河面上的船只，看到凸起的坡岗和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可现在，一座高楼的墙坯拔地而起，挡住了原先就很浮泛的阳光。一个带着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朝河里撒尿。
他的新搭档，那个外号叫做“扑食佬”的家伙，安静地像个熟睡的婴儿。他是个跛子，又有白癜风，这都不是什么秘密。端午近来又从他身上发现了另一桩烦心事：他竟然还有狐臭。现在还是四月份，那股味道还不太显著，可天一旦热起来，你就是把他想象成一位汗腺过于发达的国际友人，恐怕也难以忍受。
端午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叫“胡建仓”。假如他去做股票的话，大概赚不到什么钱。不过，他对股票没什么兴趣，宁愿把空闲时间，鬼鬼祟祟地消磨在成人网站上。假如端午对他这仅有的嗜好视而不见，“扑食佬”也很少来打搅他。
冯延鹤刚才来过一个奇怪的电话。
他的心脏最近做了五个支架。单位的同事有一种恶毒的担心，担心老冯迟早要死在那个白虎星儿媳的枕头上。
这次老冯打来电话，可不是找他下棋的。老冯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名叫白小娴的人。白小娴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花枝招展的少女。其实她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端午曾在一个会议上见到她一次。干瘦干瘦的老太太，不过保养得很好。她原来是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老冯打来电话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在冯延鹤的办公室里。她提出来要见见端午，不知为何。端午觉得这件事，不管朝哪个方面想，都有点离谱。
他随便找了个理由，回绝了。
好在他没去。
秀蓉：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
端午：该不会又是革命党人吧？
秀蓉：我梦见自己被人追杀。在秋天的田野上奔跑。田里的玉米都成熟了。下着雨。
端午：你被人追上了吗？
秀蓉：那还用说！抓我的人，是一个糟老头子。他从玉米地里直起身来，下身光溜溜的，什么都没穿。他得意地让我看了看他手里的铐子，怪笑着问我，是不是处女。他说，他并不是公安，让我不要害怕。他是专门收集***的商人。他用祖传的方法，把它从女孩身上取出，晾干，然后把它制成笛膜。怎么样，好玩吗？他说如果我听从他的摆布，完事后就会立刻放了我。
端午：你乐得答应了他，对吗？
秀蓉：呸！
秀蓉：我的一生，现在看来，就是这么一个薄薄的膜。其中只有耻辱。
端午：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端午：你说你去了植物园。
秀蓉：对，我去了植物园，但没进公园的大门。在天回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农家小院，我在那儿坐了坐。吃了新挖的竹笋，喝了半杯啤酒。天雾蒙蒙的，什么花草也看不到。但毕竟已经是春天了。
秀蓉：我承认，我的确做了一件傻事。真的很傻，如果让我重新考虑，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真有点不太甘心。不过，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是不会回头的。说到底，人还是太软弱了。
端午：这么说，你现在，在成都？
端午：你在成都，对不对？
秀蓉：是，在成都。
秀蓉：你很聪明。我随手打上了天回山这个地名。
端午：哈哈，终于逮到你了。
秀蓉：本来是想去西藏的。拉萨。那曲。日喀则。或随便什么地方。
秀蓉：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死掉拉倒。
秀蓉：可飞机从禄口机场刚一起飞，我就发起烧来。莲禺的旺堆喇嘛曾对我说，所有的事情在我身上都会发生两次。我又发烧了。旺堆喇嘛那张黑黑的脸，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空姐用餐巾布裹上冰块放在我头上降温。随后，她们把我弄到了头等舱。我第一次坐头等舱，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秀蓉：到了成都之后，停机坪上的一辆120救护车，将我送到机场附近的一家医院里。我在那儿只呆了两天，大夫说，我的发烧是肺炎引起的。但我的病却不像肺炎那么简单，他们建议我换一家更大的医院。随后，就被转到这里来了。我住在五楼的特需病房里。
端午：到底怎么回事？
端午：你别吓我！
端午：什么病？
秀蓉：还用问吗？
端午：什么时候发现的？
秀蓉：我在离开鹤浦前，给你写了一封信，当你收到它，就会什么都明白了。别着急。
端午：可我一直没收到你的信。
秀蓉：你会收到的。李春霞说，我活不过六个月。现在已经是第五个月了。心情也还好，这家医院的条件还不错。负责给我治疗的大夫叫黄振胜，很有幽默感。他从不避讳跟我谈论死。他说很多像我这样的癌末病人最后都是死于肺炎。他给我用了最好的抗生素，还有一点吗啡。四五天后就退了烧。他说虽然手术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所幸肌体还能对药物产生反应。也许情形还没那么坏。乔布斯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秀蓉：每隔一两天，黄振胜都会到病房来陪我聊上一小会儿。他还说，现代医学已经彻底放弃了“治愈”这个概念，它所能做的不过是维持而已。实际上，维持也是放弃。生命维持得越久，离治愈就越远。小黄说，他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维稳”。他厌恶自己的工作，倒不是怕脏。每天和那些癌末打交道，让他觉得生命其实没什么尊严。他负责照料的一个老干部，九十多岁了，在毫无意识反应的情况下，靠鼻饲居然也维持了三年。至少从医学上说，他还活着。检测仪器上各项生命体征都相当地稳定。当然喽，他花的是公家的钱。
端午：你就一个人吗？谁在医院照顾你？
秀蓉：有一个护工。她是湖南醴陵人，昨天就是她带我去植物园的。这些天，她一直在劝我跟她回湖南老家。她有一个堂叔，据说会用念了咒的符水给人治病。好玩。
秀蓉：还有一个坏消息。
端午：你说。
秀蓉：我银行卡上的钱已经快用完了。
端午：我现在就打电话订机票。我马上就赶过来。很快的。一眨眼就到了。
秀蓉：你不要来！
秀蓉：你再快，也没有我快。
端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秀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端午：求求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端午：你别吓唬我。
端午：你在吗？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约在半个小时前，胡建仓已经离开了资料室，下班回家。他顺手替端午开了灯。白炽灯管“嗞嗞”地响着。窗外的建筑工地上，早已人去楼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黑猫，在脚手架上愤怒地看着他。像个哲学家。不远的地方，传来了机帆船“突突”的马达声。
端午犹豫着，要不要给吉士打个电话。
秀蓉：我还在。亲爱的。
秀蓉：那天我们在天回山下的农家小院，一直呆到太阳落山。黄昏的时候太阳才露脸。没有一丁点风。植物园门口的小树林里，有很多老人在健身。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骄傲”两字。徐景阳的话是有道理的。他们都是从千军万马中冲杀出来的幸存者。活着，就是他们的战利品。
秀蓉：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人的分类吗？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死去的人，还有幸存者。我失败了，并打算接受它。
秀蓉：你不要来！至少现在不要。我要一个人跨过最后的那道坎。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
端午：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端午：你接着说。
秀蓉：熟人。所有的熟人。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做梦能生活在陌生人中。我要穿一件隐身衣。直到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徐吉士。那是1989年的夏末，他去大学生俱乐部参加海子纪念会。然后就遇到了你。在招隐寺。不说了。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发现原先的那个隐身世界，已经回不去了。怎么也回不去了。我甚至尝试着改掉自己的名字，可还是没有用。
秀蓉：我可以死在任何地方。但死在医院里，让我最不能忍受。那简直不算是死亡。连死亡都算不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端午：晚上九点二十，有一班去成都的飞机。
秀蓉：不要来。我要下场了。谢幕了。居然还是在医院里。有点不甘心。
秀蓉：医院是一个借口。它才是我们这个世上最严酷的法律。它甚至高于宪法。它是为形形色色的掉队者准备的，我们无法反抗。我们被送入医院，在那里履行最后的仪式或手续，同时把身体里仅剩的一点活气，一点点地熬干净。
秀蓉：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
秀蓉：去年冬天，守仁被杀的那段日子，你还记得吗？其实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履行了所有的手续，并知道了它的所有秘密。就像我当年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舞弊是预先安排的，我提前就知道了答案。
秀蓉：我曾经想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陌生人。把隐身衣，换成刀枪不入的盔甲。一心要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追赶别人的步调。除了生孩子之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厌恶的。好像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什么都不想。渐渐地就上了瘾。自以为融入了这个社会。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步都不落下。直到有一天，医院的化验单温柔地通知你出局。所有的人都会掉队。不是吗？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秀蓉：如果时间本身没有价值的话，你活得再久，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秀蓉：我已竭尽全力。但还是失败了。我出了局，但没想到这么快。被碾轧得粉碎。注定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我也不想。
秀蓉：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
端午：你说吧，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
端午：我马上赶过来。告诉我你的具体地址。求求你。
端午：求求你。
秀蓉：关于我的事，先不要告诉我父亲。每年的十二月底和六月初，分别给他寄一次钱，每次六千。不要少于这个数目。要不他会找到家里来的，再有。
秀蓉：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欠任何人的债。
秀蓉：在我们家楼下，有一片石榴树树林。你在树底下挖个坑。你要晚上偷偷地去挖，千万不要让物业的保安看见。最好深一点，把我的骨灰，就埋在树底下。
秀蓉：每天。每天。我都可以看见若若。看见他背着书包去上学。看见他平平安安地放学回家。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平平安安。
秀蓉：石榴花开的时候……
天黑了下来。
端午一刻不停地在网络上搜寻航班的信息。
晚上九点二十分，川航有一班飞往成都的飞机。如果他现在就出发赶往禄口机场，时间还来得及。吉士的手机依然关机。要命。他存着某种侥幸，打通了机场的电话。
值班票务员给他带来了一个坏的消息。由于罕见的大雾，所有的航班都停飞了，“你来了也没有用，机场附近的宾馆挤满了滞留的旅客”。要命。端午问她，航班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票务员回答说，这要看晚上的这场大雨，能不能下下来。真要命。
他给绿珠发了一条短信。他本来是想发给吉士的，可却手忙脚乱地发给了绿珠。也好。短信中只有短短的六个字。
有急事，请回电。
在他打出租车赶往家里的途中，绿珠终于回了电话。
在小区的超市里，他买了两袋速冻水饺、十袋一包的辣白菜方便面、一筒儿子最爱吃的薯片、一纸箱牛奶。但出了超市后，那筒薯片，就被证明是网球。他也懒得去调换。
他去了超市隔壁的菜场。在修皮鞋的摊位边上，他配了两把房门钥匙：一把单元的防盗铁门，一把房门。
儿子正靠在单元门的墙边背英文。书包搁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即便有人开门，问他要不要进去，他也总是摇头。要是门前的感应灯灭了，他就使劲地跺一下脚。
a friendly waiter
told me some words of italian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a book
then he lend me……
i read few lines，but i don’t understand any word.
门前那片石榴树静默在浓雾中，端午不敢朝那边看。
晚饭后，端午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把正在做作业的儿子叫到餐桌前，尽力装出轻松的样子。他平静地告诉儿子，自己要出去几天，问他能不能一个人在家。他把刚刚配好的两把钥匙装在他的自行车钥匙链上。
“要很久吗？”儿子警觉地望着他。
“现在还说不好。也许两三天，也许要久一些。”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端午把手放在他的后脖颈子上，“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从明天开始，会有一个姐姐过来陪你，每天晚上都来。”
“我认识她吗？”
“你不认识。她人很好。”
“是你女朋友吗？”
“胡说八道！”
“你是去开会吗？”
“我去把妈妈，接回来。”
“那你告诉她我当上代理班长的事了吗？”
“当然。她已经知道了。”
“她怎么说？”儿子的眼睛里突然沁出了一缕清亮的光，“她一定哈哈地傻笑了吧？”
“她笑——”端午略微停顿了一下，试图稳住自己发颤的嗓音。
“你现在就要走吗？”
“对，呆会儿就走。”
“今晚我得一个人睡觉，是不是？我有点害怕。”
“你可以开着灯睡。”
“那好吧。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先答应我。”
“我答应你。”
“别跟妈妈离婚。”
“好。不离婚。”
“那我要去做家庭作业了。”儿子长长地松了口气，光着脚，回自己屋里去了。
端午从厕所的柜子里拿出了一把黑伞，犹豫了一下，又换了一把花伞。他的眼泪即刻涌出了眼眶。
端午还是去了一次儿子的房间。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十点钟，他出了门。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
10
小时候，端午特别喜欢雾。当时，他还住在梅城，西津渡附近的一条老街上。老街的后面就是大片的芦苇滩，再后面，就是浩浩汤汤的长江了。江边，钢青色的石峰，耸立在茂密的山林之表。山上有一个无人居住的道观。墙壁是红色的。
春末或夏初，每当端午清晨醒来，他就会看见那飞絮般的云雾，罩住了正在返青的芦丛，使得道观、石壁和翁郁的树木模糊了刚劲的轮廓。若是在雨后，山石和长江的帆影之间，会浮出一缕缕丝绵般的云霭。白白的，淡淡的，久久地流连不去。像棉花糖那般蓬松柔软，像兔毛般洁白。
正在上中学的王元庆告诉他，那不是雾，也不是云。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岚”。他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正是“朦胧诗”大行其道的年月。在端午的笔下，“雾”总是和“岚”一起组成双音节词：雾岚。这是哥哥的馈赠。这个他所珍爱的词，给那个喧阗的时代赋予了浓烈的抒情和感伤的氛围。
那时，文学社的社员们，时常聚在电教大楼的一个秘密的设备间，通过一台29寸的索尼监视器，欣赏被查禁的外国电影的录像带。阿伦·雷奈拍摄于 1956年的那部名闻遐迩的短片，第一次将雾与罪恶连接在了一起。端午开始朦朦胧胧地与自己的青春期告别。雾或者雾岚，在他的作品中一度绝迹。他不再喜欢朦胧诗那过于甜腻的格调。
如今，当雾这个意象，再次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时，完全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物理反应。只要他提起笔来，想去描写一下周遭的风景，第一个想到的词总是“雾”，就像患了强迫症一样。与此同时，雾的组词方式也已悄然改变。对于生活在鹤浦这个地区的人来说，“岚”这个词的意思，被禁锢在了字典里，正如“安贫乐道”这个成语变成了一种可疑的传说一样。
雾，有了一个更合适的搭档，一个更为亲密无间的伙伴。它被叫做霾。雾霾。它成了不时滚动在气象预报员舌尖上的专业词汇。雾霾，是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风景之一。
在无风的日子里，地面上蒸腾着水汽，裹挟着尘土、煤灰、二氧化碳、看不见的有毒颗粒、铅分子，有时还有农民们焚烧麦秸秆产生的灰烟，织成一条厚厚的毯子。日复一日，罩在所有人头上，也压在他心里。雾霾，在滋养着他诗情的同时，也在向他提出疑问。
他的疑惑，倒不是源于这种被称作雾霾的东西如何有毒，而是所有的人对它安之若素。仿佛它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仿佛它不是对自然的一种凌辱，而就是自然本身；仿佛它未曾与暗夜共生合谋，沆瀣一气，未曾让阳光衰老，让时间停止；仿佛，它既非警告，亦非寓言。
现在，端午拉着行李，正在穿过灯火暧昧的街道，穿过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俗艳的广场。即便是在这样的雾霾之中，健身的人还是随处可见。他们“吭哧、吭哧”地跑步，偶尔像巫祝一般疯狂地捶打自己的胸脯、肾区和胰胆。更多的人围在刚刚落成的音乐喷泉边上，等待着突然奏响的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等待一泻冲天的高潮。
那灰灰的、毛茸茸的脏雾，在他的心里一刻不停地繁殖着罪恶与羞耻，在昏黄的灯光下铺向黑暗深处。而在他眼前，一条少见人迹的乱糟糟的街巷里，浓雾正在酝酿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它所阻断的，不仅仅是想象中正点起飞的航班与渴望抵达的目的地。它顺便也隔开了生与死。
11
绿珠在英皇大酒店的大厅里等他。这是鹤浦为数不多的五星级酒店之一，离端午居住的那个街区不远。绿珠穿着一件半新旧的黑色外套，白色的棉质衬衣。大概是龙孜的日照较为强烈，她比以前更黑了一些。不过，人看上去，却沉稳了许多。
她默默地从端午手中接过拉杆箱，带他去了商务中心边上的一家茶室，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窗外是下沉式的庭院，对面就是宾馆的别墅区。亮着灯。端午把钥匙交给她，并让她记下了自己家的楼号和房间号码。
一段时间不见，两个人都有点生分。
“我可不会做饭呀。”绿珠打开一个红色的夹子，将钥匙别在铜扣上，“带他到外面去吃饭行吗？他叫什么名字？”
“若若。你随便对付一下就行了。他还算能够将就。”端午黑着脸低声道。
他又嘱咐了一些别的事：早上六点一刻之前，必须叫醒若若；六点四十五分之前，必须离开家门；如果早自习迟到的话，他将会被罚站；面包在冰箱里，牛奶是刚买的，得给他煮一个鸡蛋，还有，得看着他把鸡蛋吃完，否则，他会趁人不备，将它偷偷地塞进衣兜，拿到外面去扔掉。
“你现在就要走吗？”
“就算是去了机场，恐怕也得挨到明天早晨。”端午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又道，“明知道去了也没用，只是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
“我给常州的机场也打了电话。同样是大雾，航班取消。上海的浦东机场，飞机倒是能正常起降，不过你现在赶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绿珠给他倒了一杯冰啤酒，“随便你。你现在走也可以。我替你叫了一辆车去机场。师傅姓杨，车就在门外的停车场等着。机场那边，现在一定也乱得很。”
端午没做声。茶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六角形的吧台里，一个脖子上扎着领结的侍者，正在把台面上的一排酒杯擦干。顶灯柔和的光线投射在木格子酒架上，照亮了侍者那白皙的手。吧台上的其他地方，都浸没在灰暗之中。
绿珠说，她姨妈还在泰州。两个月来，小顾一直在琢磨着，把江边的那座房子卖掉。由于是凶宅，在交易所挂出后，一直无人问津。绿珠这几天还回去看了一下，到处都是尘土。花园也早荒掉了。
“天气预报说，后半夜有雨，鬼知道会不会下！”绿珠偷偷地打了个呵欠，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本来也是今天下午飞昆明。如果不是这场大雾的话，这一次我们就见不上了。”
“不会耽误你什么事吧？”
“你说什么事？”
“云南那边，你的工作。”
“放心吧。家里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会尽可能地照顾好他。虽说我不喜欢孩子。一直等你回来为止。在龙孜的那份工作，现在已经有点让我厌烦了。”
“怎么一回事？”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再说吧。”绿珠看上去又有点抑郁，“你去了成都，又不知道你妻子在哪家医院，怎么办？总不能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去找吧？”
“她说离植物园不远。我现在也顾不了那许多，只是想早一点赶到成都。”端午喝干了杯中的啤酒，用手背碰了碰嘴唇，“我反而有点担心，担心知道她在哪儿。”
“不明白。”绿珠皱着眉头望着他。
“一旦我知道她住在哪儿，这说明她多半已经不在人世了。”
绿珠还是一脸疑惑的表情。她没有再去追问这件事。侍者拿着一个托盘过来，弯下腰，轻声地问绿珠还要点什么，他就要下班了。绿珠让他给茶壶续上水，又要了两瓶冰啤酒，一个坚果拼盘。
很快，吧台上的灯灭了。一个身穿制服的矮胖保安，手执一根警棍，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来回梭巡。
“如果你想安静一段时间，可以来龙孜住一段。就当散散心。”
“你不是说已经有点厌烦了吗？”
“我说的是那个项目。挺没劲的。不过那儿的风景倒是没的说。第一期工程还没有竣工，我们现在只能暂时住在山上，一个看林人的小院里。坐在门口就可以望得见梅里雪山。就是中日联合登山队被雪崩埋掉的那座神山。海拔倒是有点高，刚去的时候老是倒不上气来，过个两三天就好了。除了山风呼呼地从山顶上吹过，你听不到一丁点声音。真正的远离尘嚣。也不知道那对孪生兄弟，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山下的村庄里住着彝族人，也有汉人。破破烂烂的印章房。山下还有一条小溪，当地的居民叫它翡翠河。时常可以看到野鹿和狍子到溪边来喝水。天蓝得像燃料，星星像金箔一样。
“当地人说，七八月份去最好。山野里，溪边上，草甸子上的花，都开了。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远远看过去，像是给山包和草坡铺上了一层红毡子。如果你偶尔看见一大片白色的花，多半是土豆……”
见绿珠说起来就没完，端午只得打断她：
“具体说来，你们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说穿了，就是给那些半山腰上的十几户人家，那些猎户，很少的一点钱，打发他们走人，然后把整个山都占下来，自己在山上重新盖房子。有五十年的使用权。”
“什么样的房子？是别墅吗？”
“没那么简单。第一期规划主要是生活区。那房子修得像碉堡似的，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怪里怪气的，一点也不好看，也有点像窑洞。可兄弟俩都说那是后现代建筑。这么设计，主要是为了不破坏山林的原始状态。尽可能不砍树。朝南的一面采光。兄弟俩对环保的要求很苛刻。第二期规划是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建筑完全在地面上，用来展览兄弟俩收藏多年的艺术品。大多是一些汉画的拓本，还有一些铜镜、石雕、古器什么的。另外，他们还想在山上建一座全日制的小学。这次去上海，就是为了开论证会。”
“那些山上的猎户愿意搬走吗？”
“我们不和他们直接发生关系。”
绿珠的口中第一次出现了“我们”这个词，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二次！
“你打算在那儿一直呆下去吗？”
“听你的口气，好像不希望我在那儿呆下去似的！”
“我倒也没这个意思，不过随便问问。”
“我也不知道。”绿珠偷偷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说呢，我当初是奔着香格里拉去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可龙孜这个地方，离迪庆还是挺远的，荒僻得很。当地人也管这个地方叫‘香格里拉’。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香格里拉’。你去过迪庆吗？”
“正因为它不存在，所以才叫乌托邦啊。”
“别跟我提乌托邦这个词。很烦。”端午冷冷地道。
绿珠说，她最感到烦心的，是她弄不清兄弟俩的底细。她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要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买上这么大一块山地。他们一会儿说要建立循环生态示范区，生产没有污染的瓜果、蔬菜和烟叶，一会儿又搬出梁漱
他们也很少在那里住。
这是绿珠最不能接受的。
兄弟俩表情刻板，行为乖张，眉宇间时常含着忧愁，可彼此之间倒是十分亲昵。平常话很少，偶尔险险地笑一下，能把人吓个半死。他们时常宣布“禁语”。他们在的时候，一个星期中，总有一两天是禁语的。他们自己不说话，也不让别人说话。绿珠他们只能靠打哑谜的方式与兄弟俩交流。据说这是他们“领悟寂静和死亡”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绿珠抱怨说，她有时甚至有些暗暗怀疑，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孪生兄弟。会不会是假扮成兄弟的同性恋？因为团队里的人私下里议论，都说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绿珠一直在滔滔不绝。可是，当端午问她，是如何认识这两个“妖人”的时候，绿珠却三缄其口：“这是我的秘密。至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忧郁的人，总是能够互相吸引的。”
端午只是静静地听着，不再随便发表什么意见和评论。无论是兄弟俩，还是龙孜，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有的地方，都在被复制成同一个地方。当然，所有的人也都在变成同一个人。新人。尽管他对龙孜的这个项目了解得还不是很多，可他总觉得，它不过是另一个变了味的花家舍而已。
但他没有把这个看法告诉绿珠。
两点刚过，等待已久的这场大雨终于来了。
突然刮起的大风吹翻了桌布。终于下雨了。
重重叠叠的闷雷，犹如交响乐队中密集的低音鼓。终于下雨了。
雷声余音未消，窗外的庭院里早已是如泼如泻。终于下雨了。
在等待大雨过去的静谧之中，绿珠没怎么说话。仿佛远在龙孜的兄弟俩，向她下达了封口令。不过，端午喜欢她这种静默的样子。喜欢与她两个人静静地坐着，不说话。
一个小时过去了，雨还没停，端午只得决定在雨中上路。
绿珠说，呆会儿等雨停了，就去给若若做早饭。她嘱咐他，到了成都之后，给她发个短信。
她没有送他到门口，一个人独自上了楼。
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端午从漆黑一片的雨幕中再次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
12
家玉是在这天凌晨离开的。院方所推测的死亡时间，是在三点到五点之间。
护工小夏夜里起来上厕所。她坐在马桶上，无意间发现，卫生间上方吊顶的铝扣板，掉下来两根，露出了里面的铁柱水管。她没觉得这事有什么蹊跷，回到钢丝折叠床上，继续睡觉。
黑暗中，她听见家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小夏就问她想不想喝水？是不是很难受？要不要叫大夫？家玉只回答了一个字。
闷。
当小夏再度从床上醒过来，特需病房已经挤满了大夫和护士。她看见卫生间铁管上悬着丝带，地面上有一滩黄黄的尿迹。已经太晚了。
由于长途奔波的疲惫和缺乏睡眠，端午显得格外的平静。倦怠。麻木。轻若无物的平静。他的泪腺分泌不出任何东西。他在心里反复盘算着这样一件事：如果医生的推测是准确的话，家玉踮着脚，站在浴缸的边沿，试图把轻若无物的丝巾绕上铁管的时候，正是在他赶往机场的途中。
他来到了妻子生前住过的那个病房。由于床位紧缺，那里已经住进了一个干瘦的老头。他是邮电局的离休干部。目光已是相当的微弱和胆怯，可仍在床上和护士、家人大发脾气。强行注射的镇静药，显然也没能让他安静下来。骂人的话从他那衰败的声道中发出来，带着嘶嘶的痰音，听上去反而像温柔的耳语。原来，他不喜欢这个房间号。514的谐音，就是“我要死”。他坚决要求更换房间。一辈子烂熟于心的唯物主义，拿他的恐惧没有办法。住院部的一位主任赶到了现场。他想出了一个“人性化”的处理办法，当即命人更换了门上的铁牌，514换成了555。老头这才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小夏仍然留在那个房间，不过是换了一个伺候的对象罢了。见到端午，她只是默默地流泪，让端午既惊讶又感动。端午给了她500块钱，她怎么也不肯收。
黄振胜大夫上午有两台手术。直到下午三点，他们才在住院部对面的一家“上岛”咖啡馆里见了面。
黄大夫是一个直率的年轻人，说话有点啰嗦。他向端午表示，病人在他们医院自缢身亡，院方和他本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告诉端午，既然他当初决定收治这样一位没有亲属陪伴，且户籍又不在本市的危重病人，就没想到过逃避什么责任。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的家属，和院方大吵大闹，甚至于为此提起诉讼，也并非没有理由。
但他希望端午不要这样做。
“如果我们当初拒绝收留她的话，她很可能在一个月前就已告别人世了。你恐怕也知道，作为一个医疗机构，院方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救人，而是法律上的免责。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果在美国，你即便想做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医患之间的协议，也可能会长达五十多页。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完全有理由拒绝她，让120急救车带着四十度高烧的病人，去下一家医院碰运气。”
黄振胜劝端午换个角度，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所谓的换个角度，即便黄大夫不说，端午也能想象出来：
病人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三到四个不同的部位。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按最为乐观的估计，也不过半年。抛开代价高昂且难以承受的医疗费不说，作为大夫，他当然知道，这最后的半年，对病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家玉这样一个希望保留自己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的病患……
“也许作为大夫，我不该说这样的话。眼下的这个事情，显然让家属难以接受，但作为病人来讲的话呢，却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结果。”
端午一脸麻木地听他说完，中间没有插一句嘴。似乎黄大夫正在谈论的，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最后，端午感谢黄大夫在最近一个月中，对妻子给予的救治和照顾。至于说追究院方的责任，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何况，他也从来不认为院方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
听他这么说，年轻人一激动，就把脸凑了上来，压低了声音，用十分欧化的句子提醒他，在听到自己下面的一段话时，不要感到吃惊：
“我也许在三天前，就已察觉到她自杀的迹象。当时，她已经开始向我询问，倘若在网上购买氰化钾一类的药物，是否可靠。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说服她，打消这个念头。不过我还是暗示她，到了最后的时刻，我可能会在医生的职业道德许可的范围内，给她加大吗啡的剂量。今天凌晨，我在家中被特需病房的电话惊醒了。我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和他告别时，黄大夫告诉端午，他已经嘱咐院方，在为她开具死亡证明时，忽略掉“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端午在办理异地火化的相关手续时，也许会省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对此，端午没有表示异议。他还向黄大夫透露了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他和家玉实际上已经离婚。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他其实也无权处理她的遗体。
黄大夫笑了一下，道：“这个不碍事。火葬场的人，是不会提出来查验你们的结婚证书的。”
家玉在医院留下的物品包括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仿蛇皮的gucci包、一枚成色不太好的和田玉手镯、一个苹果ipod。还有两本书。这是她临走前，从自己的书架上随手取下，准备带在路上看的。一本是《海子诗选》，另一本则是索甲仁波切写的《西藏生死书》。
端午没能找到她留给自己的那封信。
她的遗体在第二天傍晚火化。那时的殡仪馆已经没什么人了。工作人员正把一个个用过的花篮往垃圾车上扔。
在空荡荡的骨灰领取处，在已经有点变了味的浓郁的百合的香气中，他忽然想起唐代诗人江为的两句诗：
黄泉无旅店。
今夜宿谁家？
端午回到鹤浦的家中。绿珠正在洗澡。她从卫生间里跳出来，光着脚替他开了门，并嘱咐他数到十，再推门进屋。
端午就在门外抽了一支烟。
当他推门进去的时候，卫生间里已经传来了吹风机的声音。
绿珠告诉他，从早上起来，她就在替若若整理房间，出了一身臭汗，头发都沤了。她希望若若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看到漂亮的房间，心情会好一些。
“你的书架，我昨天也帮你整理了一遍。”绿珠拢了拢湿漉漉的头发，看上去果然有些疲倦，“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看了一宿的书。不好意思，也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端午不知道她所指的不该看的东西，是不是自己的日记，也没有心思去问。她身上那件白色的浴衣是家玉平常穿的，也许她不知道；也许她知道，却并不忌讳。
那个枣红色的骨灰盒，就搁在客厅的茶几上。绿珠蹲在茶几边上，对着它端详了半天，用手摸了摸，然后转过身来，对端午吐了吐舌头：“我能不能打开看看？”
不过，她终于还是没敢看，只是随手在上面盖了一块蜡染布。
“我简直有点爱上你儿子了！”绿珠说。
昨天晚上，她带他去餐馆吃饭。在等候上菜的那段空隙，若若还趴在桌前做数学题。她问他为什么这么用功，小家伙就吸了吸鼻涕，对她说，每次考出好成绩，妈妈都会像疯子一样地狂笑。就算是当着同学的面，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揽入怀中，在他的脸上亲个没完。
“简直就是蹂躏。”若若笑道。
他刚当上代理班长。他很在乎这件事。他对绿珠解释说，代理班长，实际上就是班长。“妈妈明天就回来了。她知道我当上了班长，还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
那时，绿珠已经从端午打来的电话中知道家玉不在了。听若若这么说，绿珠赶紧起身，装出上厕所的样子，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了一场。
“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这件事？”
“我还没想好。”端午重重地叹了口气，忽然仰起脸来问她，“或者先不跟他说……不行，他早晚会知道的。等会儿他放了学，一进门，就会问。第一句话，就会问。”
两个人把接下来要发生的场景模拟了好几遍。
绿珠一直在流泪。
不到四点，绿珠就早早地离开了。她说，她实在不忍心看到若若放学回家时那兴冲冲的样子。
可是，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儿子放学回家后的实际情形，完全出乎端午的预料。
“我回来啦！”若若仍像往常那样跟自己打招呼。他在门边脱鞋，把书包随手扔在地上。也许感觉到了端午严峻的表情有点不同往常，他又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他父亲一眼。他的目光甚至掠过了茶几上的骨灰盒，但又迅速地弹了回去。那是一种目光先于心灵的直觉。他似乎本能地意识到，那是一个不祥之物。
他进了厕所。他呆在厕所里的时间要比平常长得多。
随后，赤着脚，咚咚咚地走到餐桌边喝水。
“老屁妈呢？”他故意不去看那骨灰盒，故作轻松地问了一句。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我知道是什么。你别说了。”儿子立刻严厉地制止住他，“好吧，我要去做作业了。今天的作业巨多！要背《滕王阁序》。还有两张启东的数学卷子，一篇作文。”
他居然快步离开了餐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端午的头皮有点发胀。他坐在餐桌前，对儿子怪异的举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儿的功夫，儿子眼泪汪汪地从屋里奔了出来，赌气似的大声地向父亲宣布道：
“假如你们一定要离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跟妈妈一起过。”
端午从餐桌边站起身来，朝他走过去。将他的头用力按在自己的胸前，贪婪地吮吸着他头发的汗骚味，轻轻地对他说，他刚才所说的那个“坏消息”，比离婚还要糟。
还要糟上一百倍。一千倍。
儿子推开了他，目光再次掠过他的脸，掠过沙发边的落地灯，最后，落在茶几上的那个骨灰盒上，终于不动了。
端午知道，自己无须再说任何多余的话。
因为若若目光最终停留的地方，就是全部答案。
确凿无疑。
无可更改。
直到凌晨一点半，若若才迷迷糊糊地在小床上睡着。一阵阵袭来的困倦，让端午睁不开眼睛。可端午仍然不能上床睡觉。
得知了消息的母亲和小魏，正在连夜赶往鹤浦的途中。
稍后，他从自己的邮箱中，看到了家玉发给他的那封email。
它写于一个半月前。唐宁湾的家中。那是她准备出发去西藏的前夜。端午在阅读这封电子邮件时，时间上的小小混乱，给他带来这样一种错觉：就像时钟可以拨回，就像家玉还活着——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以她充满哀怨的口吻，跟他说话。
13
去年元旦的前一天，在南郊的宴春园，我们请小秋他们吃饭。守仁也来作陪。席间，不知为什么，守仁向小史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问她，是否曾在梦中见过下雪的情景。小史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守仁又挨个地询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没有。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能说实话。因为我不仅时常梦见下雪，盖了三床被子，都觉得冷，而且在梦中，雪下起来就没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可我隐约感觉到，梦见下雪，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我在第一人民医院做了第二次胸部的穿刺。一直没敢去询问结果。可医院还是给我打来了电话。我问他们，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对方迟疑了一下，说，他也不清楚。只是嘱咐我尽快去医院。我知道有点不太好。
那天晚上，当守仁端起酒杯，站起来，要跟我一个人喝一杯，并开玩笑地说，我和他同病相怜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充满了感激。也多少有了点安慰。可没想到，他竟然死得比我还要早。
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律师事务所一直熬到下午三点。最后还是决定去医院撞撞运气。其实，我也知道，答案几乎是铁板一块了。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吴的老大夫。是个主任，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她问我家属怎么没有来。我的心就不由得往下一沉。为了早一点知道结果，我就骗她说，父母早已不在，而且没有成家。大夫又问我多大年纪，在哪儿上班，随后犹豫了一下，将ct的光片，一共四张，依次贴在隔断的玻璃上。她耐心地告诉我，肺部的那些浸润性的斑影，在医学上可能意味着什么。她说的是可能。但又不无忧虑地告诉我，她担心肺部的病灶并不是原发的。我就壮着胆子问她，这么说，是不是就意味着细胞已经转移。吴主任再次强调了“可能”这个词。她的结论是：有点麻烦。她嘱咐我尽快办理入院手续。越快越好。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到电梯口的。我只知道，电梯上上下下，在六楼停了七八次，我都忘了上去。尽管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最坏结果的准备，可当时心里还是很害怕。害怕极了。最后，电梯再次停了下来，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春霞。
她怀里抱着一大摞病历，一见到我，似乎也被吓了一跳。很快，她定了定神，冷冷地笑了一下，用地道的北方话对我说：
“呦，庞大律师，怎么了这是？怎么有空亲自来敝院指导工作？”
春霞站在电梯口，足足看了我半分钟，然后轻轻推了推我，笑道：“你到底是怎么了？傻啦？”
又过了好一阵子。她问我，愿不愿意去二楼她的办公室坐坐。我答应了她，甚至心中还生出了些许暖意。我对人的邪恶总是估计过低。由此犯下了一生中可能是最严重的过失。她让我稍等她一下。她要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我真的在楼梯口等了她十分钟。随后，我跟她下到二楼，走进了护士站旁边的一个值班室。
她让我把大夫的诊断书给她看。很快，她就仰天大笑起来：“呦，恭喜你呀，你这是中了大奖了呀！”
她问我是哪个大夫给瞧的病。我告诉了她。纯粹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她立刻就给吴主任打了电话，嘴角一直挂着笑。等到她放下电话，就装模作样地问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胸部不适的，肋间的疼痛感，一般持续多长时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已经明确地察觉到她说话时语调中所隐藏的喜悦与快意，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猎物任人摆布的事实，可我还是对她最终的悲悯抱有希望。
另外，我也本能地意识到，既然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段中，我还得在她的势力范围内接受治疗，必须尽一切可能马上与她和解。所以，我还是认真地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毕竟，第一人民医院是鹤浦最好的医院，也是我的合同医院。我怎么都无法逃过她的掌握。
软弱和幻想，当然也有恐惧，让我乱了方寸。春霞把一包打开的话梅递给我，问我要不要吃，我正有点迟疑，她的脸突然又变得狰狞起来。
她说，真是苍天有眼！
她说，她的预言从来都丝毫不爽！
她说，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她还说了别的。可我这会儿已经记不清了。她见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就把椅子拉近了一些，笑着对我道：“不管你的病有多严重，你都无须担忧。”
“为什么？”她的话又让我感到了一丝希望。我像个傻瓜一样地问她。
“你多牛啊！有的是办法！有的是路子！对不对？上帝也怕你！找你的刑警姘头去啊，实在不行了，你还可以让黑社会老大出面，直接解决问题嘛！”
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仍然把她的冷嘲热讽，理解为房产纠纷的一种自然反应。我当即决定，忘掉这个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忘掉她所有令人发指的卑劣，觍着脸，向她道歉。把在房产纠纷中所有的过错，都全部承担下来，并乞求她的谅解。
“这话你就不用说了。那是不可能的！”春霞鼻子里吭吭了两声，道，“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风筝》，我们上学时都读过，对不对？无所谓原谅。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不配！不过，你尽管可以放心，虽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在你入院治疗的过程中，我仍然会以一个医生神圣的道德，给你提供悉心的护理。我也很乐意亲自为你服务。假如有一天，我不得不遗憾地合上你的眼帘，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尽可能让自己温柔一些。”
正好有人敲门进来，病人的家属送来了两箱水果。还有茶叶。春霞笑嘻嘻地让他们把礼品搁在桌上，同时暗示我可以走了。
我就像是被人扒得一丝不挂一样，离开了她的值班室。
临走之前，我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
我还有多长时间。
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是春霞很乐意回答的。
“你这种情况，快的话，两三个月吧。拖得长一点，也不会超过六个月。”春霞道，“这是吴主任刚才在电话中说的。按医院的规定，我不该告诉你，可谁叫咱俩是老朋友呢？就算给你开个后门吧。接下来，你可以扳着指头过日子了。”
从医院出来，我看见太阳已在落山。一个淡黄色的火球，挂在高压电线的上端，像是我正在溃烂的胰脏。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黑车司机，手里托着一只保温杯，朝我走了过来。我说，我有车。他就走开了。
可我到了车上，怎么也打不着火。不是平常那样打着了会歇火，而是钥匙插进去，根本没反应。我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钥匙拔出来，再插进去，顺时针转动，它还是没反应。
过了好长时间，那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再次朝我走了过来。他在敲我的车窗玻璃。我想把窗玻璃退下来，由于失去了动力，它纹丝不动。我只得打开了车门。
小伙子笑着问我，出了什么状况。我说汽车发动不了。小伙子犹豫了一下，就把手里的保温杯放在地上，将整个身体压在我身上，转动了几下钥匙。然后他问我，刚才停车拔钥匙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嘭”的一声？我说，我脑子里很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推断说，可能是汽车的电瓶爆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蹲下身子，在我的脚边寻找打开汽车引擎盖的连动杆的拉环。
他的嘴和鼻子都挤在我大腿上。就算他是故意的，我也只得由他去。引擎盖打开之后，果然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我看见原先包在电瓶上的塑料套都被炸成了碎片。一股刺鼻的硫酸味。我问他该怎么办。他就转动着手里的保温杯，再次用奇怪的眼神直勾勾地看了我好半天，对我说，得更换一个新的电瓶。可以找人来救援，也可以给4s店打电话。
他问我需不需要送我回家，我明知道他的笑容不怀好意，可脑子木木的，糊里糊涂地上了他的车。
起先还好。当汽车进入车流稀少的环城公路的时候，就开始下雪了。他的话越来越不着边际。可我一点不怕他。他胆大妄为地将右手搭在了我的腿上。我依旧坐在那儿，一动不动。那只手先是哆哆嗦嗦，迟疑不决，见我没反应，马上就变本加厉。我倒是希望他的胆子更大一些。至少在那一刻，唯有那只手，可以帮我忘掉春霞那张脸，忘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算计、倾轧和背叛，忘掉像山一样压下来的恐惧。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某些方面还算正常，还足以对他的冒犯做出反应。心里竟然松快了一些。至少，在那一刻，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说，我那已被宣布无用的身体，居然还能派上用场。假如他要把我带到他的住处，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反抗。可是这个小伙子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他把车开到天文台附近的一个松树林里，蛮横地把我的手放在了他的腿间。那儿离招隐寺不远。环城公路上空无一人。当年我就是在那儿遇见燕升的。旺堆说的没错。所有的事，都会发生两次。
三五分钟就结束了。 <a href="http://www.xiabook.com" target="_blank" class="linkcontent">www.xiabook.com</a>
他可能刚过二十岁。
他把我送到小区的门口，目光就变得躲躲闪闪的，不敢看我。下车的时候，他忽然问我，能不能把车钥匙给他，他会负责把我那辆车的电瓶换好，然后再给我送回来。我想都没想，就把车钥匙交到了他手上，并且告诉了他家里的门牌号码。
“你不担心我把你的车开跑了啊？”他趴在打开的车门上，歪着脑袋对我喊了一句。
“随你便。”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下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我原本打算等孩子熟睡之后，再把去医院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可没想到，我们打了一架。你把我按在地上，骑在我身上，向我的脸上吐痰。我在卫生间的洗脸池边对着镜子，擦去痰迹，与此同时，脑子里就闪现出一个念头来。我想起了你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你说，自打我们结婚的那天起，你就一直梦想着跟我离婚。我知道你不是随便说的。对，我开始有了一个念头。在那一瞬间，它突然变得清晰了。它照亮了我前面阴云密布的道路，并让我感到如释重负。
后来，守仁的死，终于使它变得异常清晰，坚不可摧。
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鹤浦了。趁着我现在头脑清楚，还有力气，给你写下这封信，我不会告诉你我去哪儿。我是在忧愁中死去的，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痕迹。好在我最终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是知道的。
顺便说一句，春节过后，我不记得是初九还是初十，春霞一连给我发来了好几个短信。她说，她很后悔那天在医院里对我说那样的话。整个春节，她都是在悔恨交加之中度过的。没有得到一分钟的平静。她解释说，那天之所以会如此恶劣地对待我，主要原因，是对我们请来黑社会的人帮忙而耿耿于怀。她说她这辈子，没对任何人低过头。
她的道歉没有什么诚意。因为她说了半天，仅仅是因为担心我做了鬼以后，也许不会放过她。
这个人，在给我道歉的时候，也还是邪恶的。那些短信仅仅表明，她无力承受作恶的后果。她同样虚弱。她说她一连几天都做着同样的梦，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叫她姐姐。
不管她是出于什么动机，我都假装相信她的诚意。为了让她安心，我立刻就给她回了信，并且毫无保留地原谅了她。
不过，她的道歉，已经不足以让我改变现在的决定了。
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曾经很可笑地希望他出人头地。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平平安安的，就好。
你也一样。平平安安。
现在，我已经不后悔当初跟你相识。如果你仍然希望我在临别之前，跟你说上最后一句话，我会选择说：
我爱你。一直。
假如你还能相信它的话。
14
通常，有许多迹象可以让人清楚地感觉到春天的消逝。杏子单衫，丽人脱袄；梨院多风，梧桐成阴。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刺目的繁华，一旦落尽。可是此刻，即便地处四季分明的江南腹地，岁时的变化也已变得呆钝而暧昧。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天气已变得燠热难耐了。从蒙古国刮来的黄沙，一度完全遮蔽了天空。端午站在卧室的窗前，眺望着节日的伯先公园，就如观看一张年代久远的发黄相片。
在母亲的极力劝阻下，端午没能按照家玉的临终嘱托，把她的遗骨葬在门口的石榴树下。母亲说，即便不考虑邻居们的感受，将尸骨埋在自己家门口，也是一件很晦气的事。他们在城东的一个空旷的山谷里，为她挑了一块墓地。价格高得离谱。
让人破产的法子有很多，其中连根拔起的最新发明，是无法拒绝的墓地。
落葬那天，吉士、小秋和小史他们都来了。几天不见，吉士已经有了新的烦恼。他在为应该选择进市人大还是政协委决不下。小秋倒还是老样子。他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并注册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早已宣布怀孕的小史，腹部依然平坦如砥。这当然不正常。她举止木讷，神情黯淡，一个人躲得远远的。或许是她在窦庄的饭馆经营得不太成功，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烦心事。她称她的丈夫为“狗日的”。
小顾也特意从老家泰州赶了来。让她感到宽慰的是，在那片荒凉的山谷里，守仁总算是有了一个伴儿。
他们也顺便去祭奠了守仁。
五一期间，端午再次前往南山哥哥的住处，劝说他搬回到唐宁湾，和母亲她们一块儿住。在哥哥手上建造的这个精神病防治中心，很快就要拆迁了。哥哥仍在给他邮寄那些自创或抄来的警句格言。最近的一则让端午过目难忘：
如果粪便很值钱，穷人一定没**。
哥哥还像以前一样自负。他夸张地将自己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细细一想，倒也没什么大错。当天下午，他们就替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周主任笑呵呵地答应，会随时来家中探望他的病况。
那时，母亲已经有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说服保姆小魏嫁给元庆。用的还是老办法——讲故事。
她的故事既雄辩，又富于哲理的光辉。如滔滔江河，奔涌不息，又如西风骤起，飞沙走石。老实巴交的小魏很快就被她搞晕了。她根本无法抵御母亲那些故事的魔力，到最后，只能由她摆布。
这件事，也多少强化了端午的某种直觉：这个世界上，已无任何真理可言。所谓的真理，不过就是一种依时而变的说法而已。
不管怎么说，他很快就改了口，亲热地称保姆小魏为“嫂子”。
他戒了烟。
他终于读完了欧阳修的那本《新五代史》。这是一本衰世之书，义正而词严。钱穆说它“论赞不苟作”。赵瓯北在《廿二史札记》中推许说：“欧公寓春秋书法于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陈寅恪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
这些都是史家之言。
端午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让他时常感到触目惊心。书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忧卒”三个字一笔带过。虽然只是三个字，却不免让人对那个乱世中的芸芸众生的命运，生出无穷的遐想。再有，每当作者要为那个时代发点议论，总是以“呜呼”二字开始。“呜呼”一出，什么话都说完了。或者，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先要酝酿一下情绪，为那个时代长叹一声。
呜呼！
端午已经开始写小说。因为家玉是在成都的普济医院去世的，他就让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普济的江南小村里。
两天前，绿珠从云南的龙孜给他发来了一封短信。她在信中问她，如果布法或白居榭，厌倦了庄园的隐居生活，希望重返巴黎，去当一名抄写员，是否可行？
端午当然明白其中的弦外之音。
她已经联系了沈家巷一家街道办的幼儿园。他们欢迎她去那儿当一名老师。绿珠告诉他，几年来的漂泊和寄居生活，让她感到羞愧和疲惫。她希望在鹤浦定居下来，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她还强调说，在当今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
对此，端午没有理由提出反对。
若若已经开始变声。他时常还会从梦中惊醒。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从不忘记去唐宁湾看望奶奶。元庆的病情时好时坏。他总是用同一种魔术逗若若笑。若若为了不让他的“精神病伯伯”感到难堪，每次都会笑。
在父子俩不多的交谈中，如果不得不提及他的母亲，若若还是愿意称她为“老屁妈”。
在整理家玉的遗物时，端午从妻子那本船舶工程学院的毕业纪念册中，发现了自己写于二十年前的几行诗，题为《祭台上的月亮》。
它写在“招隐寺公园管理处”的红栏信笺上。纸质发脆，字迹漫漶。时隔多年，星移物换之中，陌生的诗句，就像是命运故意留下的谜面，诱使他重返招隐寺的夜晚，在记忆的深处，再次打量当年的自己。
他把这首诗的题目换成了《睡莲》，并将它续写至六十行，发表在《现代汉诗》的秋季号上。
附录
睡莲
十月中旬，在鹤浦
夜晚过去了一半
广场的飓风，刮向青萍之末的祭台
在花萼闭合的最深处
当浮云织出肮脏的亵衣
唯有月光在场
它照亮过终南山巅的积雪
也曾照亮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
前世的梦中，我无限接近这星辰
今夜依旧遥不可及
何不在原地画一个圈，用松枝和木槿
给自己造一个囚笼？
风霜雪的刑期，虽说没有尽头
下雨时，偶尔
也会感到自在
大半个冬夜读《春秋》
夏天就去不必抵达的西藏
我大声地朝你呼喊
在梦的对岸，睡莲
你听不见
离开或居留
赶的是同一趟可疑的早班车
盲目的蝙蝠，上上下下
说服我穿越空无一人的站台
祭台上的睡眠起了破浪
我栖息在刀锋之上，等待卷刃
有什么东西从心底里一闪而过
而涟漪依旧锋利
令这片上了釉的月光陡然寒彻
假如注定了不再相遇
就让紫色的睡莲
封存在你波光潋滟的梦中
就当莫奈还未降生
席芬尼的庭院还为海水所覆盖
记忆中倒背如流的周敦颐
本无爱莲一说
就算在半夜里醒来，杯中鳞纹斑驳的蛇影
也不会让我惊心
唉，假如我们还要重逢
我希望在一面镜子里
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
烟霞褪尽的岁月，亮出时间的底牌
白蚁蛀空了莲心
喧嚣和厌倦，一浪高过一浪
我注视着镜中的自己
就像败局已定的将军检阅他溃散的部队
幸好，除了空旷的荒原
你也总是在场
每一个月圆之夜，我任意拨出一组号码
都能听见招隐寺的一声鹤唳
我说，亲爱的，你在吗？
在或者不在
都像月光一样确凿无疑
这就足够了。仿佛
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
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
化石般的寂静
开放在秘密的水塘
呼吸的重量
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