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是指1949年10月1日15：00在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举行的仪式，直到21：00才结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标志。[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刘轩也从军队复员。
在师部，刘远拉住刘轩说：“小轩，你真的……”刘轩笑道：“哥，我虽然是为了当军人，但是，战争结束，我就要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啊！我决定去读法律。”刘远道：“现在内战结束，百废待兴，你就不能留下来，处理这些事情。”刘轩笑道：“哥，我只会军事，政治就真的不懂多少，你做吧，放心，只有国家一旦需要，我一定回来！”
看着刘轩远去的背影，刘远叹息许久。
1949年到1950年的稳定物价之战是新生共和国要打的第一场恶仗。
此次物价暴涨的背景是人民政府在存在较大财政赤字的同时又不得不为提高国家战略储备而进行大采购。这样的好机会投机资本自然不会错过。
从10月15日开始，以上海和天津市场为主导，以棉纱和棉布价格带头，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开始飞速上涨。到11月上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上海市场的棉纱价格就上涨了3.8倍，棉布价格也上涨了3.5倍。其他商品的价格涨幅虽然没有棉纱和棉布高，但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物价的暴涨不但再次导致民众恐慌，而且极大打击了人民币的信用。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人民政府作出积极应对。11月13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一、严控物价涨幅；二、从东北向关内调集大量粮食；三、调整上海、汉口两地纱布存量，催促华东棉花东运；四、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快运往西安；五、财政部向贸易部拨交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六、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暂停所有贷款，同时按约收回贷款；七、各大城市开征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八、除中财委认可者外，暂停支付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九、军费（除仓库建筑等外）全部拨付，但不得投入商业活动；十、地方经费中，凡可以迟发者均应迟发；十一、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不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暂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十二、适当教训投机商人：(甲)在抢购风盛时，可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秘密争取民族实业家的支持。苏南一带的民族实业家积极响应，周卫国更是将周家库存的所有棉纱和纱布都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了人民政府。通过一系列举措，人民政府手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1月25日上午，刚刚开市，上海、北平、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各大城市的国营商店就根据中财委命令，统一行动，开始大量抛售纱布。
投机资本在略一迟疑后，判断这是政府在制造物资充足的假象，于是开始倾全力购入国营商店抛售的纱布，有的投机商甚至不惜借高利贷。
但很快，投机商们就发现情况似乎并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因为在他们吸入纱布的同时，国营商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纱布的抛售。
半天过去了，眼看着市面上的纱布越来越多，投机商们终于开始恐慌了，在观望了一阵之后，部分投机商开始果断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的越多，国营商店抛的也就越多。下午两点，上海市场上的纱布价格终于开始下跌，这一跌，就再也没有止住。当天收市时，上海的纱布价格已经下跌了足足一半！
第二天开市后，国营商店的抛售依旧。
这回，所有的投机商都慌了，他们开始拼命抛售手中积存的纱布。由此导致纱布的价格进一步暴跌。
为了“教训”投机资本，中财委接连采取三条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常发放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且规定税金不得迟缴，迟缴一天，则加处应税金额3％罚金。
至此，不但投机商们傻眼了，就连大批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也因为贷款收不回来而遭到毁灭性打击，全国物价迅速稳定下来。
这一次，人民政府通过经济手段赢得了“棉纱之战”。
“棉纱之战”的失败虽然使得投机资本遭受重创，但是，在投机所获巨额利润的诱惑下，投机资本不甘失败，再次将目光转向了粮食。
而刚刚获得“棉纱之战”胜利的人民政府也没有对投机资本放松警惕。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陈云对全国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决定将有可能发生的反击粮食投机之战的主战场放在上海。会后，即开始秘密从四川征集4亿斤大米东调上海，同时，华中、东北也开始调运大批粮食运往上海。
在各地人民政府的配合下，仅仅两个月，上海就秘密储备了足够食用一年半的粮食。而此时，上海的投机商们还蒙在鼓里，仍然以为政府粮食储备不足。加上上海原本就有春节以后粮价上涨的规律，所以更加坚定了投机资本投入粮食市场的决心。
1950年2月10日，春节前7天，上海投机资本开始有计划地进入粮食市场，大量收购囤积粮食。对此，人民政府自然是乐见其成，未做出任何反应。这样一来，投机商们胆子越来越大，收购粮食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2月18日，正月初二。
上海市场开市第一天。令投机商们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几乎在一夜之间，上海就冒出了几十家国营粮店，这些粮店在开市后就开始连续抛售粮食。起初，投机商们还是按照老习惯大批收购国营粮店抛售的粮食，但很快，国营商店的抛售速度就超过了投机商们的收购速度，粮食价格迅速下跌。
投机商们顿时想起了两个多月前在棉纱上吃过的苦头，但由于各地向上海调运粮食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投机商们还是坚持认为这回的抛售是政府为了制造粮食储备充足的假象而有意为之，于是也相应地增加了收购力度。
接下来的几天，上海国营粮店继续大量抛售粮食。前后加起来，抛售的粮食已经超过了2亿斤！
这一数量已经超过了投机商们的承受能力，而到了这时候，他们也都明白了，国营粮店这次抛售粮食跟上次抛售棉纱一样，都是真的！
想明白这点后，投机商们再也坐不住了，开始争先恐后地以低价抛售手中囤积的大米。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价格的下跌。在平抑粮价的同时，人民政府也趁机以低价吸入了投机商们手中囤积的粮食。
几天以后，人民政府再度以经济手段赢得了“米粮之战”。
经过“银元之战”、“棉纱之战”和“米粮之战”，以上海投机资本为代表的投机资本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投机。全国市场终于恢复了平静。随着人民政府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的出台，中国持续了十几年的通货膨胀终于停下了脚步。新中国的经济形势，终于得到了全面稳定。
刘轩也从军队复员。
在师部，刘远拉住刘轩说：“小轩，你真的……”刘轩笑道：“哥，我虽然是为了当军人，但是，战争结束，我就要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啊！我决定去读法律。”刘远道：“现在内战结束，百废待兴，你就不能留下来，处理这些事情。”刘轩笑道：“哥，我只会军事，政治就真的不懂多少，你做吧，放心，只有国家一旦需要，我一定回来！”
看着刘轩远去的背影，刘远叹息许久。
1949年到1950年的稳定物价之战是新生共和国要打的第一场恶仗。
此次物价暴涨的背景是人民政府在存在较大财政赤字的同时又不得不为提高国家战略储备而进行大采购。这样的好机会投机资本自然不会错过。
从10月15日开始，以上海和天津市场为主导，以棉纱和棉布价格带头，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开始飞速上涨。到11月上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上海市场的棉纱价格就上涨了3.8倍，棉布价格也上涨了3.5倍。其他商品的价格涨幅虽然没有棉纱和棉布高，但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物价的暴涨不但再次导致民众恐慌，而且极大打击了人民币的信用。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人民政府作出积极应对。11月13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一、严控物价涨幅；二、从东北向关内调集大量粮食；三、调整上海、汉口两地纱布存量，催促华东棉花东运；四、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快运往西安；五、财政部向贸易部拨交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六、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暂停所有贷款，同时按约收回贷款；七、各大城市开征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八、除中财委认可者外，暂停支付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九、军费（除仓库建筑等外）全部拨付，但不得投入商业活动；十、地方经费中，凡可以迟发者均应迟发；十一、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不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暂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十二、适当教训投机商人：(甲)在抢购风盛时，可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秘密争取民族实业家的支持。苏南一带的民族实业家积极响应，周卫国更是将周家库存的所有棉纱和纱布都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了人民政府。通过一系列举措，人民政府手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1月25日上午，刚刚开市，上海、北平、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各大城市的国营商店就根据中财委命令，统一行动，开始大量抛售纱布。
投机资本在略一迟疑后，判断这是政府在制造物资充足的假象，于是开始倾全力购入国营商店抛售的纱布，有的投机商甚至不惜借高利贷。
但很快，投机商们就发现情况似乎并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因为在他们吸入纱布的同时，国营商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纱布的抛售。
半天过去了，眼看着市面上的纱布越来越多，投机商们终于开始恐慌了，在观望了一阵之后，部分投机商开始果断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的越多，国营商店抛的也就越多。下午两点，上海市场上的纱布价格终于开始下跌，这一跌，就再也没有止住。当天收市时，上海的纱布价格已经下跌了足足一半！
第二天开市后，国营商店的抛售依旧。
这回，所有的投机商都慌了，他们开始拼命抛售手中积存的纱布。由此导致纱布的价格进一步暴跌。
为了“教训”投机资本，中财委接连采取三条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常发放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且规定税金不得迟缴，迟缴一天，则加处应税金额3％罚金。
至此，不但投机商们傻眼了，就连大批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也因为贷款收不回来而遭到毁灭性打击，全国物价迅速稳定下来。
这一次，人民政府通过经济手段赢得了“棉纱之战”。
“棉纱之战”的失败虽然使得投机资本遭受重创，但是，在投机所获巨额利润的诱惑下，投机资本不甘失败，再次将目光转向了粮食。
而刚刚获得“棉纱之战”胜利的人民政府也没有对投机资本放松警惕。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陈云对全国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决定将有可能发生的反击粮食投机之战的主战场放在上海。会后，即开始秘密从四川征集4亿斤大米东调上海，同时，华中、东北也开始调运大批粮食运往上海。
在各地人民政府的配合下，仅仅两个月，上海就秘密储备了足够食用一年半的粮食。而此时，上海的投机商们还蒙在鼓里，仍然以为政府粮食储备不足。加上上海原本就有春节以后粮价上涨的规律，所以更加坚定了投机资本投入粮食市场的决心。
1950年2月10日，春节前7天，上海投机资本开始有计划地进入粮食市场，大量收购囤积粮食。对此，人民政府自然是乐见其成，未做出任何反应。这样一来，投机商们胆子越来越大，收购粮食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2月18日，正月初二。
上海市场开市第一天。令投机商们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几乎在一夜之间，上海就冒出了几十家国营粮店，这些粮店在开市后就开始连续抛售粮食。起初，投机商们还是按照老习惯大批收购国营粮店抛售的粮食，但很快，国营商店的抛售速度就超过了投机商们的收购速度，粮食价格迅速下跌。
投机商们顿时想起了两个多月前在棉纱上吃过的苦头，但由于各地向上海调运粮食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投机商们还是坚持认为这回的抛售是政府为了制造粮食储备充足的假象而有意为之，于是也相应地增加了收购力度。
接下来的几天，上海国营粮店继续大量抛售粮食。前后加起来，抛售的粮食已经超过了2亿斤！
这一数量已经超过了投机商们的承受能力，而到了这时候，他们也都明白了，国营粮店这次抛售粮食跟上次抛售棉纱一样，都是真的！
想明白这点后，投机商们再也坐不住了，开始争先恐后地以低价抛售手中囤积的大米。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价格的下跌。在平抑粮价的同时，人民政府也趁机以低价吸入了投机商们手中囤积的粮食。
几天以后，人民政府再度以经济手段赢得了“米粮之战”。
经过“银元之战”、“棉纱之战”和“米粮之战”，以上海投机资本为代表的投机资本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投机。全国市场终于恢复了平静。随着人民政府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的出台，中国持续了十几年的通货膨胀终于停下了脚步。新中国的经济形势，终于得到了全面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