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章惇想走，心里转得几转，朗声说道：“章大人且慢走……”一边说着一边慢慢走到章惇身边，说道：“我并无怠慢之意，只是这心里却是寒得很……”一副不胜感叹的样子。
章惇见我相留，便停了下来，说道：“下官也不好多说什么……总而言之，朝中有小人，石相多多小心就是了。”说完也不多说，便扬长而去。
虽然不知道他安的究竟是什么心，但是做为我来说，还是有点感动的。不过从理智上来讲，我还是清楚的明白，章惇此来，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路的。他似乎嗅到了什么，而以他的才智，是不绝不愿意把自己的前途全部压在王安石身上的。但是他和蔡京又不同，他是新党中的人，如果此时明显的投靠过来，肯定要为人所不耻的。所以来点醒我一下，对他来说，应当是恰到好处之举。
……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写了几封书信差人送给李一侠和段子介，然后便写了一个谢罪的折子递了上去，连续三天步不出庄园一步。秦观等人听到风声来找我，我也不接待，只让人在外面给他们各买了宅子……
这三天，消息不断的传来，先是说那些弹劾的折子被皇帝留中不发；然后就是几个御史在朝堂上公开弹劾，不依不挠；然后就是一些旧党和中立的大臣帮我辩论，连地方上的一些地方官也写奏章来帮我说话，双方几乎是吵得不可开交；而最让人奇怪的，倒是新党，据说王安石帮我说了几句好话，而新党的骨干人物几乎全部都默不作声，只有吕惠卿一个人带着一干小臣帮着那些御史在那里弹劾我，还有几个顽固无比的极端守旧派，对我的攻击比新党还要狠些。不过总的来说，唱主角的还是那些御史。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皇帝不停的召见执政大臣和元老大臣，询问意见……风声传到太学和学院，有人想联名保奏我，被秦观等人给劝散了。一时间因为对我的弹劾，朝局一下子乱得一塌糊涂。而我却只在家里听戏唱歌，不问世事，当然消息却是无论大小好坏，都能传进府中的。
皇帝本来觉得这是挺小的事情，不过是几个御史弹劾我，却不料得我在朝野中有如此巨大的声望，如何处置这件事情，反而变得比较棘手了。一方面是御史台的几个御史、御史里行，知谏院的谏官，再加上吕惠卿和一些官员；一方面是之前反对新法不讨他喜欢的一些勋旧大臣；而他最信任的王安石一反常态的和这些他不喜欢的人站在一边，他的立场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中立偏向于我的。因为身为宰相，皇帝相问，他不能不答，所以他一方面说“弹劾的内容是无知小儿之见”，一方面又说我“非官非民，名不正言不顺，殊不合礼制”，又说我“是宰相之器，然未任地方，终不能大用，而皇上恩宠太过，所以招人嫉妒”。这个老狐狸的意思我明白得很，就是想我把赶出京师，委我以地方大任，让我在地方呆上三五年，别在皇帝身边阻碍他颁行新法。三五年之后，法令已行，生米成熟饭，我就算入政事堂，也没什么办法翻案，他对自己的新法的效果是很有自信的。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是明白皇帝并不是怀疑我，反而是想保全，而把我派到地方做几年郡守，积点地方行政的经验，皇帝也不是不动心的。
而我却只能一方面在家里暗骂王安石这只老狐狸，一方面就不断的拜表，让皇帝给我惩罚，以平息这场争议，摆出一副以大局为重的样子。我不断的做出谦退的样子，告诉皇帝“不宜以言罪人，御史们无论说得对不对，都不应当受到惩罚，以免阻塞言路”；一方面又对这么多人帮我辩解“深感不安”；同时又自请惩罚，希望皇帝停止我的所有官职，并说自己决不愿意做官……只是皇帝看重，所以“不敢自弃”，不顾自己才疏德薄，在皇帝身边参赞机务，补阙拾遗。言外之意就是我绝不愿意出任地方官，你让我到地方去，我就辞官不做，我在你皇帝身边做官，还是因为看你皇帝对我君臣知遇之恩，我可不在乎什么官禄前程的。
这一片混乱的局面远远超出了王雱的预计，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阴谋会引发朝堂上各种政治势力的直接对抗，他根本不明白我的存在虽然让新党很不爽，但是实际上却是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正是因为我的作用，使得旧党们不那么激烈——现在的旧党，因为我的存在，根本不是王安石可以用断然的手段解决的旧党了。此时他把目标直接指向维持着朝局平衡的我，怎么可能不引起混乱呢？
但是新党的王安石派，却出乎意料的在这场混乱中保持了稳重，并且似乎完全站在于风浪之外。这和王安石对我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他似乎认为只要我把赶出朝廷就够了，赶尽杀绝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现实；而一向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似乎是王安石的哈巴狗的吕惠卿，却一反常态的偏离了王安石的路线，而王安石却似乎并不生气——这是这场乱局中我所看不懂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吕惠卿为什么这样的仇视我——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位吕惠卿不过因为我阻了他的路罢了。如果我只是被到地方去历练，那么三五年之后，我必入政事堂，而王安石可以无所谓，他吕惠卿却不能无所谓，他辛苦一场就是想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完成他对权位的追求，我这个人的存在，无疑是他最大的障碍，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他焉能不跳出来狠狠对付我。而在王安石那边，因为“把石越赶出汴京”这个大的目标一致，不过王安石是让我做大郡的太守之类，而吕惠卿却是想让我去海南岛钓鱼或者削官为民充军几千里，这个目标程度上的区别倒不至于让二人因此反目，这也是吕惠卿敢于在王安石持相对温和态度的情况下公开对付我的原因。
对我的弹劾所引发的廷辩在八天后全面升级，双方不约而同的把辩论上升到对彼此的人身攻击，到了第十天，没有几个人还记得是在弹劾我了，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政见不合的，私人恩怨的，平素看不过眼的，所有一切，都成为了弹劾的内容……互相弹劾的奏章堆满了皇帝的书桌和政事堂的档案柜。皇帝还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他的臣子们是如此的不和洽。
王安石及执政大臣们不断的要求皇帝尽快结案，以免事情越闹越大，有失朝廷的体统……最典型的主张是要求各打三十大板，御史们发到天涯海角去当小官，我贬为侍讲或者派到大郡当地方官——当然这样的主意，是绝对不可能让那些全力挺我的保守派心服的。
当皇帝把这个案子拖到第十五天的时候，民间关于我的各种谣言都开始满天飞……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太学生们和白水潭书院的学生们也早就做好准备，如果我被贬斥，他们就要集本去登闻鼓院撞钟敲鼓。而我更是越发的不敢出门，不也见客了……我知道我唯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至少皇帝可以知道那些事不是我串联的。
王雱看着自己制造的这个乱局，他打心眼里就希望借此机会把新党的反对者一网打尽，和他有同样的心思的人不在少数，吕惠卿虽然和他本意不同，但想采用的方法却是相同的，王雱不仅仅天天在王安石面前劝他采取更激烈的主张来说服皇帝，自己在和皇帝谈论时也不断的暗示皇帝，要消除“朋党”，在此一举，只要一次把我和帮我说话的家伙全部赶出朝廷，新法就一定可以得到贯彻实施，大宋富强就指日可待。他根本没想到皇帝对我的信任和对王安石的信任，是不相上下的……
而在我这方面，秦观和吴从龙等人受我的严谕，只是安安心心办事，便连蔡京也老老实实回地方去了，我依然不动声色，每天一封谢罪的表章送到皇帝那里，同时又委婉的提醒皇帝大局为重，我做不做官，无关紧要，千万不要因为我而把朝廷搞得大乱……
但是皇帝这时候，却已经没办法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了。无论处理哪一方面，哪一方面都不会服气，而且倘要处理，因为双方都牵扯进来至少数以十计的官员，一处置，就至少有四五十名官员要被处分，而其中至少会有十名三品以上的官员，饶是神宗是个刚决之君，要下这个手，也不由他不三思。这个事件的双方都知道如果自己失败，接下来的政治命运就几乎注定了，更是竭尽全力相搏……
值得讽刺的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却似乎根本不在乎。我天天呆在家里，逍遥自在；王雱所代表的王安石派，除开王雱本人外，其余的都站在王安石的立场，持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倒是别人在那里因这个事件而杀得你死我活。
没有人知道，我其实是在等待，等待着一件事情的到来……这件事如果在王韶大捷之后才到来，我的政治命运就会变得坎坷多磨；但是如果能在这七月的政治乱象中到来，我就会立即占据到主动，既便是接来王韶的大捷，也不再能动摇到我的地方……
一件事发生的时机，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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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见我相留，便停了下来，说道：“下官也不好多说什么……总而言之，朝中有小人，石相多多小心就是了。”说完也不多说，便扬长而去。
虽然不知道他安的究竟是什么心，但是做为我来说，还是有点感动的。不过从理智上来讲，我还是清楚的明白，章惇此来，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路的。他似乎嗅到了什么，而以他的才智，是不绝不愿意把自己的前途全部压在王安石身上的。但是他和蔡京又不同，他是新党中的人，如果此时明显的投靠过来，肯定要为人所不耻的。所以来点醒我一下，对他来说，应当是恰到好处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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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写了几封书信差人送给李一侠和段子介，然后便写了一个谢罪的折子递了上去，连续三天步不出庄园一步。秦观等人听到风声来找我，我也不接待，只让人在外面给他们各买了宅子……
这三天，消息不断的传来，先是说那些弹劾的折子被皇帝留中不发；然后就是几个御史在朝堂上公开弹劾，不依不挠；然后就是一些旧党和中立的大臣帮我辩论，连地方上的一些地方官也写奏章来帮我说话，双方几乎是吵得不可开交；而最让人奇怪的，倒是新党，据说王安石帮我说了几句好话，而新党的骨干人物几乎全部都默不作声，只有吕惠卿一个人带着一干小臣帮着那些御史在那里弹劾我，还有几个顽固无比的极端守旧派，对我的攻击比新党还要狠些。不过总的来说，唱主角的还是那些御史。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皇帝不停的召见执政大臣和元老大臣，询问意见……风声传到太学和学院，有人想联名保奏我，被秦观等人给劝散了。一时间因为对我的弹劾，朝局一下子乱得一塌糊涂。而我却只在家里听戏唱歌，不问世事，当然消息却是无论大小好坏，都能传进府中的。
皇帝本来觉得这是挺小的事情，不过是几个御史弹劾我，却不料得我在朝野中有如此巨大的声望，如何处置这件事情，反而变得比较棘手了。一方面是御史台的几个御史、御史里行，知谏院的谏官，再加上吕惠卿和一些官员；一方面是之前反对新法不讨他喜欢的一些勋旧大臣；而他最信任的王安石一反常态的和这些他不喜欢的人站在一边，他的立场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中立偏向于我的。因为身为宰相，皇帝相问，他不能不答，所以他一方面说“弹劾的内容是无知小儿之见”，一方面又说我“非官非民，名不正言不顺，殊不合礼制”，又说我“是宰相之器，然未任地方，终不能大用，而皇上恩宠太过，所以招人嫉妒”。这个老狐狸的意思我明白得很，就是想我把赶出京师，委我以地方大任，让我在地方呆上三五年，别在皇帝身边阻碍他颁行新法。三五年之后，法令已行，生米成熟饭，我就算入政事堂，也没什么办法翻案，他对自己的新法的效果是很有自信的。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是明白皇帝并不是怀疑我，反而是想保全，而把我派到地方做几年郡守，积点地方行政的经验，皇帝也不是不动心的。
而我却只能一方面在家里暗骂王安石这只老狐狸，一方面就不断的拜表，让皇帝给我惩罚，以平息这场争议，摆出一副以大局为重的样子。我不断的做出谦退的样子，告诉皇帝“不宜以言罪人，御史们无论说得对不对，都不应当受到惩罚，以免阻塞言路”；一方面又对这么多人帮我辩解“深感不安”；同时又自请惩罚，希望皇帝停止我的所有官职，并说自己决不愿意做官……只是皇帝看重，所以“不敢自弃”，不顾自己才疏德薄，在皇帝身边参赞机务，补阙拾遗。言外之意就是我绝不愿意出任地方官，你让我到地方去，我就辞官不做，我在你皇帝身边做官，还是因为看你皇帝对我君臣知遇之恩，我可不在乎什么官禄前程的。
这一片混乱的局面远远超出了王雱的预计，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阴谋会引发朝堂上各种政治势力的直接对抗，他根本不明白我的存在虽然让新党很不爽，但是实际上却是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正是因为我的作用，使得旧党们不那么激烈——现在的旧党，因为我的存在，根本不是王安石可以用断然的手段解决的旧党了。此时他把目标直接指向维持着朝局平衡的我，怎么可能不引起混乱呢？
但是新党的王安石派，却出乎意料的在这场混乱中保持了稳重，并且似乎完全站在于风浪之外。这和王安石对我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他似乎认为只要我把赶出朝廷就够了，赶尽杀绝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现实；而一向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似乎是王安石的哈巴狗的吕惠卿，却一反常态的偏离了王安石的路线，而王安石却似乎并不生气——这是这场乱局中我所看不懂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吕惠卿为什么这样的仇视我——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位吕惠卿不过因为我阻了他的路罢了。如果我只是被到地方去历练，那么三五年之后，我必入政事堂，而王安石可以无所谓，他吕惠卿却不能无所谓，他辛苦一场就是想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完成他对权位的追求，我这个人的存在，无疑是他最大的障碍，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他焉能不跳出来狠狠对付我。而在王安石那边，因为“把石越赶出汴京”这个大的目标一致，不过王安石是让我做大郡的太守之类，而吕惠卿却是想让我去海南岛钓鱼或者削官为民充军几千里，这个目标程度上的区别倒不至于让二人因此反目，这也是吕惠卿敢于在王安石持相对温和态度的情况下公开对付我的原因。
对我的弹劾所引发的廷辩在八天后全面升级，双方不约而同的把辩论上升到对彼此的人身攻击，到了第十天，没有几个人还记得是在弹劾我了，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政见不合的，私人恩怨的，平素看不过眼的，所有一切，都成为了弹劾的内容……互相弹劾的奏章堆满了皇帝的书桌和政事堂的档案柜。皇帝还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他的臣子们是如此的不和洽。
王安石及执政大臣们不断的要求皇帝尽快结案，以免事情越闹越大，有失朝廷的体统……最典型的主张是要求各打三十大板，御史们发到天涯海角去当小官，我贬为侍讲或者派到大郡当地方官——当然这样的主意，是绝对不可能让那些全力挺我的保守派心服的。
当皇帝把这个案子拖到第十五天的时候，民间关于我的各种谣言都开始满天飞……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太学生们和白水潭书院的学生们也早就做好准备，如果我被贬斥，他们就要集本去登闻鼓院撞钟敲鼓。而我更是越发的不敢出门，不也见客了……我知道我唯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至少皇帝可以知道那些事不是我串联的。
王雱看着自己制造的这个乱局，他打心眼里就希望借此机会把新党的反对者一网打尽，和他有同样的心思的人不在少数，吕惠卿虽然和他本意不同，但想采用的方法却是相同的，王雱不仅仅天天在王安石面前劝他采取更激烈的主张来说服皇帝，自己在和皇帝谈论时也不断的暗示皇帝，要消除“朋党”，在此一举，只要一次把我和帮我说话的家伙全部赶出朝廷，新法就一定可以得到贯彻实施，大宋富强就指日可待。他根本没想到皇帝对我的信任和对王安石的信任，是不相上下的……
而在我这方面，秦观和吴从龙等人受我的严谕，只是安安心心办事，便连蔡京也老老实实回地方去了，我依然不动声色，每天一封谢罪的表章送到皇帝那里，同时又委婉的提醒皇帝大局为重，我做不做官，无关紧要，千万不要因为我而把朝廷搞得大乱……
但是皇帝这时候，却已经没办法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了。无论处理哪一方面，哪一方面都不会服气，而且倘要处理，因为双方都牵扯进来至少数以十计的官员，一处置，就至少有四五十名官员要被处分，而其中至少会有十名三品以上的官员，饶是神宗是个刚决之君，要下这个手，也不由他不三思。这个事件的双方都知道如果自己失败，接下来的政治命运就几乎注定了，更是竭尽全力相搏……
值得讽刺的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却似乎根本不在乎。我天天呆在家里，逍遥自在；王雱所代表的王安石派，除开王雱本人外，其余的都站在王安石的立场，持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倒是别人在那里因这个事件而杀得你死我活。
没有人知道，我其实是在等待，等待着一件事情的到来……这件事如果在王韶大捷之后才到来，我的政治命运就会变得坎坷多磨；但是如果能在这七月的政治乱象中到来，我就会立即占据到主动，既便是接来王韶的大捷，也不再能动摇到我的地方……
一件事发生的时机，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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