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云儿那里回来的石越紧接着就引起了四月份的一场风暴。因为唐棣等人还没来得及接到任命，这也让他们在这场风暴依旧担任着助手的角色。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御史台新党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而在民间，则是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博学鸿儒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作者按：《尚书》又称《书经》或《书》，在某种意义，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典册集，据说保存了上古三代到夏商周三代的一些政治资料，历来是中国的重要经典，儒家更是奉之为“五经”之一。因为秦始皇焚书，又历楚汉战乱，几乎失传，到了西汉初年，才由政府派专人到一些仅存的《尚书》专家那里，由那些老先们背诵，专人抄写，整理成文，后来被立为五经之一，因为是用西汉的文字写成的，所以叫《今文尚书》，《今文尚书》一直流传下来，都是西汉整理的版本。而所谓《古文尚书》，是西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在他自家的墙壁里发现的，因为用更古老的文字写成，所以叫《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孔安国版本，也是真的，因为《今文尚书》是整理出来的，所以实际上还不如《古文》全。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古文尚书》后来失传了，到了东晋才有人又献上一部《古文尚书》，这一版却是假的了。东晋以来流传下来的，自然都是假的《古文尚书》。这是经学界有名的一桩公案。——这一段介绍请不要计入收费字数中。〕
这本书的内容，无非是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主要内容，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伪作。另外还一部分内容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开《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
这本书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当时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是合在一起出版的，要到朱熹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便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本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可以不引起轩然大波？石越费尽心思弄出这本书，并公开刊发的目的，一则是为了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二则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三则是引发一点疑古的思潮。
如果说《论语正义》一出来，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出来，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了，反正是东晋人献的，不是什么古以有之的东西，大家也能平静的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凤。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一篇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出版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界的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其后遗症是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但是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在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的种种行为的解释。当时的宋代，在文化上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到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完全是一种客观需要。所以先有所谓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趁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个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又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石越甚至大胆的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什么尊号；石越又提出来“求是”，要求大家做事讲证据，重实事。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争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让桑氏印书馆赚了个十足。而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疑古文尚书伪作论》，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的。
……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乾、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的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王安礼看一了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桑充国微笑道：“这还不明白？阴阳一体，方为宇宙。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也。”
……
“子明于《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析便成了家常便饭。而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便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准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殊不足道。但是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据说皇帝就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王安石敛容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矣。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又有人在皇帝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此石越欲离间于君王与士大夫也，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且不管这种种议论，当《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引以为嫌，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他长得如高大，看起来也像是个北方人——至少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可以相信得多，况且这个石越的确也是很有才学的，他又是司马光等人举荐过的，从私交上来讲，大家对他更无恶感。所以在旧党中，普遍也没有人刻意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诏——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旧党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当时新党与旧党对于征诏石越的任命并无阻扰，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上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而同时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诏他的理由了。
所以在五月份，宣诏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而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回答。而最夸张的是走之前那个宣诏使者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个人说的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不免装了一贯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的来桑府，苦口婆心的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其志甚坚”，也就无可奈何，只是万难死心。而石越则拿出了正在写的几本书的草稿，很快就把二人给吸引过去了。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苏轼也点头，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任何一个历史系学生应当都不陌生——因为这是必修课的内容。
好不容易背完，石越才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曦、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此非奇技淫巧也，此圣人之事，何得谓之奇技淫巧？今者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鄙之，此所以今之不如古也。”
虽然觉得石越未免有点不通，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的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也真让人难以驳难。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苏轼有这等见解，其实并不奇怪，今人因为偏见，往往以为古代的儒生连算术都不会，其实中国古代，便是到明清八股横行的时代，许多的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就大有不同了。
让苏轼如此夸赞石越的几本书，被后世称为“石学”，也称为“杂学”，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陆续在熙宁三年的六月份出版。
这几本书的内容可以说相当的浅薄，其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要点，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归纳。当时宋代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各种技术发明让现代人都瞠目结舌，有些现代人出于傲慢与偏见，以为中国人第一个发明了火药而没有用于战争——但实际上，在宋代的兵器谱上，火药兵器数以千百计！其他种种发明与创造，几乎让人怀疑那是一个现代社会——但是独独缺少的，是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在这方面的天生性缺陷，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国文明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中国文明和现代科学之间隔着一扇门，那些门的钥匙叫“科学理论”，那么此时石越无疑是告诉了中国人那扇门的存在，告诉了他们打开门之后所会发现的世界，告诉了他们钥匙制造的关键，接下来的，就是中国人凭自己的聪明，去制造钥匙，推开那扇门了。
这就是“石学七书”的意义所在。从此中国的科学家们不再全部把精神致力于解决一个个的技术问题，而是开始去总结发现科学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技术的创新……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学习过“石学七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你只是知道了一些“杂学”，看起来并无用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科学领域达到一定高度的来说，无疑是让他们眼前豁然开朗。
虽然这几本书的意义非常凡响，但是对于石越来说，却是只能苦笑的事情。因为他始终是一个文科生，《算术初步》还好一点，至少有初中一年级的水准；而《几何初步》就实在太简单了，号称为“书”，可全书不过一万字，讲了一些简单的公式；《物理初步》还不错，许多理论记得很清楚，至少也有初中水平；可是《化学初步》完全就是一本理论书，他怎么可能记得住那些分子式？那不是开玩笑？全书罗列各种理论与化学现象数十条，提出各种问题近百个，两万多字写完，估计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地理初步》提出地圆说，在中国倒并不会导致迫害，实际上汉代对此就有不少假说，只是人们不相信，那是那难免的了——估计结果就是被人当成《山海经》第二；《生物初步》没有说物种起源——他不想引起太大的麻烦，只是说了化石的作用，又说了一些人体的构造之类，虽然生物是石越学得最好的，但是也是最难写的，全是顾虑；《逻辑初步》是一本纯粹的哲学书，最好写的一部书。
“石学七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字母文字，这两者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大宋的出版物里，为此石越不得不特别写了一个“凡例”，为此做出详细的解释。这个凡例的字数竟比一本书还长……虽然用字母文字表达不是没有办法可以替代，但是石越毕竟是受现代教育，你让他改成另一种东西来解释一些公式，他本来就不太明白的头脑肯定会更糊涂，何况引进一些符号文字，并不是一件坏事。阿拉伯数字和字母文字的命运迥异，前者很快就被广泛采用，后者一直只有一些精英阶层用来做学问用。
六月的夏日出版的“石学七书”，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人们已经慢慢习惯了石越带来的一个个的惊奇，关于他的种种谣言开始流传在市井之间，最好的说法说他是“文曲星转世”，所以这么年轻有如此好的学问，连皇帝都两次征诏他；而最坏的说法是他是一个大骗子，他骗了一个垂死的学者的文稿，然后刊发于世，骗取名声，所以皇帝征诏他不敢应诏，是怕露了马脚……
不过“石学七书”依然在比较小的圈子里引起了注意，而大部分赞扬的评语都是从这些小的圈子流传出来的。所以也有不少读书人明明看不太懂，也要买几本回去充充门面——当然，《地理初步》和《生物初步》、《逻辑初步》例外，不出石越所料，《地理初步》只有少数人识货，大部分当成海外奇谈来看，真正的《山海经》宋代版，对此石越只能苦笑；《生物初步》引发的结果则是惊奇，我的心只是供用血液的？我们是用大脑思考？这实在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算了，当笑话听吧……《逻辑初步》在有学问的人眼里，“虽则不无道理，然亦名家之言矣，略胜古人，非正道之学”。这三本书是导致“石学七书”又称为“杂学”的主要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朝廷在六月下旬明诏天下以后*、考试必须采用“标点符号”，允许使用“阿拉伯数字”记数，都是对石越某些倡议的认可。而紧接着对石越的第三次征诏，也不能说完全与“石学七书”无关。
只是石越依然毫无新意的用一个老理由拒绝了，完全不理会诏书对他这个用了两次的理由进行了批评。
“这个石越真的不想做官？”年轻的皇帝未免觉得有点奇怪，才二十多岁就不想做官，实在少见，不过一般朝廷也没有征诏过二十多岁的“博学鸿儒”。
“陛下，臣不敢妄说，只是石越断非无意功名之人，否则不会在半年之内，刊发著作十本。”王安石倒是很理解石越，想做隐士的话你出什么书呀？
“那是什么原因不愿接诏？”皇帝更奇怪了。
“依臣妄自揣测，或者是对博学鸿儒科不以为为然。”王安石不负责任的说道。
“何以见得？”皇帝有点不快了，博学鸿儒你不做，你石越又不是身有功名的人，难道想要我直接给你官职？
“这个臣也只是揣测。”
……
不管怎么样，石越三拒博学鸿儒科的征诏，让他名噪天下。有些人就不免要为此皱眉毛了，认为他是故意如此以博虚名。而石越对于自己成为大宋的名人显得宠辱不惊，毫不在乎的样子。“石学七书”出版后，他的日子就渐渐过得悠闲了，唐棣等人陆续放了外官，一个个到地方上任去了，他除开和桑充国谈谈学问，问一问印书坊的情况；便是和苏轼、王安礼把酒言欢，纵论古今；又或者在家里陪着桑梓儿品评诗词丹青……总之七月份除开天气热一点之外，实在是石越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而桑俞楚也非常高兴，因为家里出了几个进士，又住着一个石越，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早已不同往日……想想家里接钦使都接过三次了，有几个商人见过这个世面？虽然他讲究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心里轻松却是必然的。何况唐甘南来信，说他在杭州一切顺利，那边的地方官也知道他家里有一个进士，唐棣和石越关系非常一般，想想石越是皇帝屡诏不起的人，若有一天大用，那肯定是显宦呀，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得罪唐家——加上唐甘南是最知情识趣的人，隔三岔五各个官员都有礼物送到，那自然一切大开方便之门了。唐甘南详细问了桑氏印书馆的情形，正和他商议是不是要在杭州开个分店呢。不过这事还是要先听听石越的意见，无形中众人都开始唯石越马首是瞻了。
把唐甘南的信给石越看了之后，桑俞楚问道：“贤侄之意如何？”
石越考虑了一会，说道：“江南读书风气日炽，印书坊也特别多，竞争定然激烈，这事还是给二叔自己处置吧。只需告诉二叔，若要印书，就可不拘一格，经史子集到佛道典藏，诗词曲艺到评话杂谈，只需有人买，便可以印。另外，我听说江南杭州颇多能工巧匠，二叔可以试试彩色套印，若能成功，定然受欢迎。”说着又把彩色套印是怎么回事给说了一下。
桑俞楚点头称是。
石越又笑道：“我们这边用的方法，也可以和二叔说说，便是做棉纺，未必不可以用这些方法。做生意，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的。”
“那是自然。”
“小侄还有一事想和伯父商议。”石越开始谈起自己计划中一个大动作。
桑俞楚习惯性的摸了摸短须，说道：“但说无妨。”
“我想创办一个书院讲学，这事还须伯父周全。”石越微笑着看了桑俞楚一眼。
桑俞楚略略有点惊讶，不过这神色一闪而过。不去当官却想去教书，而且要办书院，这个石越的想法倒真是奇怪。桑俞楚沉吟了一会，才说道：“凡各地办书院，或有地方官支持，或有士绅合力资助，才能够维持一所书院日常的开销。士子们大抵并不富裕，多是平时耕种，闲时念书，半耕半读，方能勉强生活。以贤侄今日的声誉，创办一所书院倒并不困难……”
石越倒没有想到这许多，因此也在心里计议了一会，才说道：“官府的支持且不去说它，开封府虽然会支持，但我等先不必计算在内。如今之计，先选一处好地方，置办学舍。附近的乡老对于在本地办学，当无反对之理，再拜会附近的士绅，请他们一起出资赞助。如此当无太大障碍？”
桑俞楚摇了摇头，微笑道：“置办学舍等等，不必找别人，贤侄要做的事，我断无旁观之理。这笔钱不必劳动别人。这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书院士子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以贤侄如今的名声，想来读书的士子们人数必然不少，要长期养活这许多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听他担心这个，不禁哑然失笑：“我这书院，有所不同。当日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难不成还要养活这三千弟子？各地书院半耕半读，那是因为其弟子都是附近乡党子弟，那都是有几分义学之意。朝廷办学校，那是为国家养材，所以要给这士子们发月禀。我这书院，却另有规模。凡是来此学习的士子，每年交学费一贯，食宿自理，书本笔墨皆请自理，须连学三年，方得卒业……”当下和桑俞楚细细说清，直把桑俞楚听得目瞪口呆——这样的书院也会有人来？
虽然半信半疑，但是依然由石越和桑充国在开封城西南十里处叫“白水潭”的地方选了一个院址。那本是一处白姓家族的公地，几个小土丘上种着一片果树林子，附近便有一个水潭，颇见清幽，而且离官道也不远，石越与桑充国一眼就看中这地方。白家的族老听说是要在这里办书院，本就很高兴。族里几个读过书的秀才都听说过石越的大名，和族长们一说起，那更无不答应的道理。那块地他们愿意用半价出售，条件就是在书院中顺便办一个义学，让白家的子弟免费上学，先生的食宿与礼金皆于白家出。这个要求也是很寻常，石越寻思着自己虽然本意并不想办一所蒙学，但是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便一口答应下来。
地址一定下来，便开始建学舍。石越一心想着要早一点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计成本，青砖、石灰石、木材，全部是用买。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当时就有点纳闷了：“这时候人们就兴用石灰粉刷房子了？”找人问了，才知道这石灰石不单是用来做粘剂，也是用来整齐地面的，用石灰石和黄土整齐的地面，光滑无尘，那用了功夫的，几十年都如镜子一样平整。只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起的。
石越自小也是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烧红砖，盖房子、粉刷墙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说他这一代人只要农村的就没有人没有经历过。而且这些事情是必须要自己动手帮忙做事的，挖黄土用砖模做砖的事情，他小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此时因为要快点盖房子，也来不急炫耀一下自己的“杂学”，这怎么样烧红砖的学问也不就闷在肚子里不说了，不过土法烧水泥的方法此时正好用得上，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粘土烧出来，便成为水泥——水泥有一段时间紧俏时，不少人家自己烧，不料到此时派上了用场。用水泥做粘合剂、用来粉刷地面，不知道比原来的方法要快多少倍。
他这点小发明，被那些砌匠们惊为天人，几个秀才本来以为石越不过是关心房舍的建筑才整天泡在这里，他们便不肯放过这个和名人交流的机会，时常过来请教，此时见到石越还有这种手段，无不佩服万分，一个个大呼“能者无所不能”。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石越隔三岔五就会往这边跑一趟，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这段时间里石越和白水潭的村民们都变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非常的卖力——石越是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淳朴的场面了。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石越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就不通光，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这里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石越便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不知道便宜到哪里去了。而且他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呀物呀，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的喜欢，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那些秀才举人们佩服，据说隔离李家的李秀才读的书就是他写的；而且连盖房子烧砖的事情，连那些老师傅也比不上他——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这个石公子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其实以石越的本意，则全然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本书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本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至于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他可能想都没有想过……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本书之后的感觉，并无二致。
……
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和王安礼，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要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但是他显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愈发激烈，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可以谨慎行事，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他在经筵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着牙齿骂了他祖宗十八代。
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那一箭之仇，而司马光毫不在乎，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重重得罪了新党。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是个能臣，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而司马光也终于认为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想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官，向皇帝请求外放，皇帝一气之下，竟然让他去永兴军做知军。
不料司马光也真是硬气，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按照宋代的惯例，朝中大臣去地方做官，在走之前有权利要求见皇帝一面，或为提要求，或为听指示，谓之“朝辞进对”。司马光在朝辞进对的时候，所说的居然还是要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皇帝岂能不悖然大怒，这个老头真是顽固一般的坚固呀！
司马光现在还在汴京，因为他毕竟是名臣，皇帝也不愿意逼他太甚，他便是在汴京拖上两三个月不去上任，也没有人会说他。这几乎已经是宋代的一种惯例了。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居然有人污告他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摆明了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又一次是新党。当苏轼穷困之时，大臣韩绛赠银三百银，他都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贬私盐、丝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韩绛的赠银，也被看成是表面上的沽名钓誉之举。皇帝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这个人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明明人家要陷害于你，而且摆明了禀承朝廷执政大臣的心意，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到底不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碰上这种时刻，他也只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之时，才发现苏家上上下下，眉间都略带愁容。
他和苏轼算是颇有交情了，见了面也不客套，便直问缘由，苏轼把前因后果说一遍，完后反而笑道安慰石越：“此不过庸人自扰而已，便是君实（司马光的字），亦未必有事，王附马和我说，已有人找太皇太后和太后说去了，皇上亦不过一时受人蒙弊，子明皆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进之意。当此之时，忠臣义士，更应当挺身而出。”他口中的王附马，是宋代著名画家王诜，和苏轼私交甚好。
石越想了半天，暗暗叹道：“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哎……”一时嘴快，竟然脱口而出：“司马光罢知西京留守，改不了的命运。”
苏轼瞪大眼睛望着石越，问道：“你怎么知道？现在是罢知永兴军呀？”
石越自知失言，只好圆谎：“旁门左道，子瞻兄幸勿外泄，小弟一时失言了。”
苏轼本来受佛教影响甚深，对这些一直半信半疑，此时心里对自己的前途也忐忑不安，便有点想通过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求一个安慰，他又素信石越之才学，断非江湖术士可比，便笑道：“子明有这种异能，可否为愚兄卜一卦？”
石越暗暗叫苦，心想你苏轼的命运我本来是知道，但是现在只怕早就变了，我拿什么给你算准去？可脸上也只能强笑道：“智者不必知命，尽人事而已。孔门弟子，不宜信奇门之说。”
苏轼听了，纵声笑道：“正是，正当如此。倒是愚兄俗气了……”
因又说起石越这两个月筹办白水潭书院等等事谊，苏轼正容说道：“讲学于山野，为国家育才，亦是正道，此孔子当年所为。然而国家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子明之才，在庙堂而不在江湖，君当三思之。”
石越笑道：“小弟谨记了。”
苏轼又说道：“王介甫置审官院，分东、西，一主文一主武，以分枢密院之权，前几日有紧急军情，说夏夷大举犯塞，韩绛请赴边境总领军事，其意欲留王介甫在朝中矣，果然其后王介甫亦请御敌，终以韩绛赴西北。此真国家多事之秋矣。我苏轼一人荣辱，原不足道，就怕执政误了国家。”说罢连连叹气，石越只管安慰。
从苏府告辞后，石越也不回家，直奔碧月轩楚云儿那里，细细思考下一步的对策。楚云儿也不敢打扰，只在旁边静静陪着他。
石越拿了几根筷子，并排摆在桌子上，那是朝廷中欣赏自己的有份量的大臣……司马光，罢职了；苏轼，朝不保夕；欧阳修，早就到地方去了；陈襄，也被罢了……算来算去，旧党中的其他人，此时也一个个不免兔死狐悲，心萌退意吧？真正能在皇帝面前给自己说话，倒只有王安礼和曾布了。
“没办法，人算不如天算，学院的事情只能靠后一点了。”石越暗暗叹了口气。迟早是要入仕的，难不成在白水潭讲学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转轮吗？没有一定的权力，或者说不能有效影响到权力决策层，靠一点一滴的积累，不知道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自己并没有这种耐心。
“楚姑娘，给我唱离骚吧？我要听那一句，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石越停止了计算，对楚云儿笑道。
楚云儿听到石越和自己说话，本也蛮高兴，可突然听到这两句不太吉利的话，脸不知怎的，吓得煞白，好一会才轻声说道：“石公子，这离骚太不吉利了。换一曲柳三变的《定风波》吧？”
“也罢，也罢。”石越无可无不可的笑道。“本想来点悲壮慷慨的给自己壮壮行……”
“壮行？石公子要远行吗？”楚云儿不解的问道。
石越爽声笑道：“不错，正是要远行。这一步踏出，便再无回头之路，亦不知何处是个尽头……”却听楚云儿早已漫声唱开：“……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石越亦跟着哼道，心里却暗暗问道：“我能把雕鞍锁吗？我能把雕鞍锁吗？那长安道上，可再没有回头客……”
人也跟着醉了。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御史台新党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而在民间，则是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博学鸿儒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作者按：《尚书》又称《书经》或《书》，在某种意义，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典册集，据说保存了上古三代到夏商周三代的一些政治资料，历来是中国的重要经典，儒家更是奉之为“五经”之一。因为秦始皇焚书，又历楚汉战乱，几乎失传，到了西汉初年，才由政府派专人到一些仅存的《尚书》专家那里，由那些老先们背诵，专人抄写，整理成文，后来被立为五经之一，因为是用西汉的文字写成的，所以叫《今文尚书》，《今文尚书》一直流传下来，都是西汉整理的版本。而所谓《古文尚书》，是西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在他自家的墙壁里发现的，因为用更古老的文字写成，所以叫《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孔安国版本，也是真的，因为《今文尚书》是整理出来的，所以实际上还不如《古文》全。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古文尚书》后来失传了，到了东晋才有人又献上一部《古文尚书》，这一版却是假的了。东晋以来流传下来的，自然都是假的《古文尚书》。这是经学界有名的一桩公案。——这一段介绍请不要计入收费字数中。〕
这本书的内容，无非是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主要内容，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伪作。另外还一部分内容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开《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
这本书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当时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是合在一起出版的，要到朱熹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便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本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可以不引起轩然大波？石越费尽心思弄出这本书，并公开刊发的目的，一则是为了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二则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三则是引发一点疑古的思潮。
如果说《论语正义》一出来，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出来，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了，反正是东晋人献的，不是什么古以有之的东西，大家也能平静的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凤。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一篇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出版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界的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其后遗症是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但是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在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的种种行为的解释。当时的宋代，在文化上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到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完全是一种客观需要。所以先有所谓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趁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个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又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石越甚至大胆的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什么尊号；石越又提出来“求是”，要求大家做事讲证据，重实事。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争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让桑氏印书馆赚了个十足。而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疑古文尚书伪作论》，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的。
……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乾、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的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王安礼看一了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桑充国微笑道：“这还不明白？阴阳一体，方为宇宙。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也。”
……
“子明于《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析便成了家常便饭。而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便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准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殊不足道。但是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据说皇帝就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王安石敛容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矣。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又有人在皇帝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此石越欲离间于君王与士大夫也，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且不管这种种议论，当《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引以为嫌，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他长得如高大，看起来也像是个北方人——至少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可以相信得多，况且这个石越的确也是很有才学的，他又是司马光等人举荐过的，从私交上来讲，大家对他更无恶感。所以在旧党中，普遍也没有人刻意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诏——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旧党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当时新党与旧党对于征诏石越的任命并无阻扰，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上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而同时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诏他的理由了。
所以在五月份，宣诏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而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回答。而最夸张的是走之前那个宣诏使者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个人说的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不免装了一贯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的来桑府，苦口婆心的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其志甚坚”，也就无可奈何，只是万难死心。而石越则拿出了正在写的几本书的草稿，很快就把二人给吸引过去了。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苏轼也点头，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任何一个历史系学生应当都不陌生——因为这是必修课的内容。
好不容易背完，石越才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曦、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此非奇技淫巧也，此圣人之事，何得谓之奇技淫巧？今者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鄙之，此所以今之不如古也。”
虽然觉得石越未免有点不通，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的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也真让人难以驳难。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苏轼有这等见解，其实并不奇怪，今人因为偏见，往往以为古代的儒生连算术都不会，其实中国古代，便是到明清八股横行的时代，许多的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就大有不同了。
让苏轼如此夸赞石越的几本书，被后世称为“石学”，也称为“杂学”，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陆续在熙宁三年的六月份出版。
这几本书的内容可以说相当的浅薄，其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要点，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归纳。当时宋代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各种技术发明让现代人都瞠目结舌，有些现代人出于傲慢与偏见，以为中国人第一个发明了火药而没有用于战争——但实际上，在宋代的兵器谱上，火药兵器数以千百计！其他种种发明与创造，几乎让人怀疑那是一个现代社会——但是独独缺少的，是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在这方面的天生性缺陷，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国文明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中国文明和现代科学之间隔着一扇门，那些门的钥匙叫“科学理论”，那么此时石越无疑是告诉了中国人那扇门的存在，告诉了他们打开门之后所会发现的世界，告诉了他们钥匙制造的关键，接下来的，就是中国人凭自己的聪明，去制造钥匙，推开那扇门了。
这就是“石学七书”的意义所在。从此中国的科学家们不再全部把精神致力于解决一个个的技术问题，而是开始去总结发现科学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技术的创新……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学习过“石学七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你只是知道了一些“杂学”，看起来并无用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科学领域达到一定高度的来说，无疑是让他们眼前豁然开朗。
虽然这几本书的意义非常凡响，但是对于石越来说，却是只能苦笑的事情。因为他始终是一个文科生，《算术初步》还好一点，至少有初中一年级的水准；而《几何初步》就实在太简单了，号称为“书”，可全书不过一万字，讲了一些简单的公式；《物理初步》还不错，许多理论记得很清楚，至少也有初中水平；可是《化学初步》完全就是一本理论书，他怎么可能记得住那些分子式？那不是开玩笑？全书罗列各种理论与化学现象数十条，提出各种问题近百个，两万多字写完，估计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地理初步》提出地圆说，在中国倒并不会导致迫害，实际上汉代对此就有不少假说，只是人们不相信，那是那难免的了——估计结果就是被人当成《山海经》第二；《生物初步》没有说物种起源——他不想引起太大的麻烦，只是说了化石的作用，又说了一些人体的构造之类，虽然生物是石越学得最好的，但是也是最难写的，全是顾虑；《逻辑初步》是一本纯粹的哲学书，最好写的一部书。
“石学七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字母文字，这两者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大宋的出版物里，为此石越不得不特别写了一个“凡例”，为此做出详细的解释。这个凡例的字数竟比一本书还长……虽然用字母文字表达不是没有办法可以替代，但是石越毕竟是受现代教育，你让他改成另一种东西来解释一些公式，他本来就不太明白的头脑肯定会更糊涂，何况引进一些符号文字，并不是一件坏事。阿拉伯数字和字母文字的命运迥异，前者很快就被广泛采用，后者一直只有一些精英阶层用来做学问用。
六月的夏日出版的“石学七书”，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人们已经慢慢习惯了石越带来的一个个的惊奇，关于他的种种谣言开始流传在市井之间，最好的说法说他是“文曲星转世”，所以这么年轻有如此好的学问，连皇帝都两次征诏他；而最坏的说法是他是一个大骗子，他骗了一个垂死的学者的文稿，然后刊发于世，骗取名声，所以皇帝征诏他不敢应诏，是怕露了马脚……
不过“石学七书”依然在比较小的圈子里引起了注意，而大部分赞扬的评语都是从这些小的圈子流传出来的。所以也有不少读书人明明看不太懂，也要买几本回去充充门面——当然，《地理初步》和《生物初步》、《逻辑初步》例外，不出石越所料，《地理初步》只有少数人识货，大部分当成海外奇谈来看，真正的《山海经》宋代版，对此石越只能苦笑；《生物初步》引发的结果则是惊奇，我的心只是供用血液的？我们是用大脑思考？这实在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算了，当笑话听吧……《逻辑初步》在有学问的人眼里，“虽则不无道理，然亦名家之言矣，略胜古人，非正道之学”。这三本书是导致“石学七书”又称为“杂学”的主要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朝廷在六月下旬明诏天下以后*、考试必须采用“标点符号”，允许使用“阿拉伯数字”记数，都是对石越某些倡议的认可。而紧接着对石越的第三次征诏，也不能说完全与“石学七书”无关。
只是石越依然毫无新意的用一个老理由拒绝了，完全不理会诏书对他这个用了两次的理由进行了批评。
“这个石越真的不想做官？”年轻的皇帝未免觉得有点奇怪，才二十多岁就不想做官，实在少见，不过一般朝廷也没有征诏过二十多岁的“博学鸿儒”。
“陛下，臣不敢妄说，只是石越断非无意功名之人，否则不会在半年之内，刊发著作十本。”王安石倒是很理解石越，想做隐士的话你出什么书呀？
“那是什么原因不愿接诏？”皇帝更奇怪了。
“依臣妄自揣测，或者是对博学鸿儒科不以为为然。”王安石不负责任的说道。
“何以见得？”皇帝有点不快了，博学鸿儒你不做，你石越又不是身有功名的人，难道想要我直接给你官职？
“这个臣也只是揣测。”
……
不管怎么样，石越三拒博学鸿儒科的征诏，让他名噪天下。有些人就不免要为此皱眉毛了，认为他是故意如此以博虚名。而石越对于自己成为大宋的名人显得宠辱不惊，毫不在乎的样子。“石学七书”出版后，他的日子就渐渐过得悠闲了，唐棣等人陆续放了外官，一个个到地方上任去了，他除开和桑充国谈谈学问，问一问印书坊的情况；便是和苏轼、王安礼把酒言欢，纵论古今；又或者在家里陪着桑梓儿品评诗词丹青……总之七月份除开天气热一点之外，实在是石越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而桑俞楚也非常高兴，因为家里出了几个进士，又住着一个石越，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早已不同往日……想想家里接钦使都接过三次了，有几个商人见过这个世面？虽然他讲究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心里轻松却是必然的。何况唐甘南来信，说他在杭州一切顺利，那边的地方官也知道他家里有一个进士，唐棣和石越关系非常一般，想想石越是皇帝屡诏不起的人，若有一天大用，那肯定是显宦呀，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得罪唐家——加上唐甘南是最知情识趣的人，隔三岔五各个官员都有礼物送到，那自然一切大开方便之门了。唐甘南详细问了桑氏印书馆的情形，正和他商议是不是要在杭州开个分店呢。不过这事还是要先听听石越的意见，无形中众人都开始唯石越马首是瞻了。
把唐甘南的信给石越看了之后，桑俞楚问道：“贤侄之意如何？”
石越考虑了一会，说道：“江南读书风气日炽，印书坊也特别多，竞争定然激烈，这事还是给二叔自己处置吧。只需告诉二叔，若要印书，就可不拘一格，经史子集到佛道典藏，诗词曲艺到评话杂谈，只需有人买，便可以印。另外，我听说江南杭州颇多能工巧匠，二叔可以试试彩色套印，若能成功，定然受欢迎。”说着又把彩色套印是怎么回事给说了一下。
桑俞楚点头称是。
石越又笑道：“我们这边用的方法，也可以和二叔说说，便是做棉纺，未必不可以用这些方法。做生意，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的。”
“那是自然。”
“小侄还有一事想和伯父商议。”石越开始谈起自己计划中一个大动作。
桑俞楚习惯性的摸了摸短须，说道：“但说无妨。”
“我想创办一个书院讲学，这事还须伯父周全。”石越微笑着看了桑俞楚一眼。
桑俞楚略略有点惊讶，不过这神色一闪而过。不去当官却想去教书，而且要办书院，这个石越的想法倒真是奇怪。桑俞楚沉吟了一会，才说道：“凡各地办书院，或有地方官支持，或有士绅合力资助，才能够维持一所书院日常的开销。士子们大抵并不富裕，多是平时耕种，闲时念书，半耕半读，方能勉强生活。以贤侄今日的声誉，创办一所书院倒并不困难……”
石越倒没有想到这许多，因此也在心里计议了一会，才说道：“官府的支持且不去说它，开封府虽然会支持，但我等先不必计算在内。如今之计，先选一处好地方，置办学舍。附近的乡老对于在本地办学，当无反对之理，再拜会附近的士绅，请他们一起出资赞助。如此当无太大障碍？”
桑俞楚摇了摇头，微笑道：“置办学舍等等，不必找别人，贤侄要做的事，我断无旁观之理。这笔钱不必劳动别人。这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书院士子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以贤侄如今的名声，想来读书的士子们人数必然不少，要长期养活这许多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听他担心这个，不禁哑然失笑：“我这书院，有所不同。当日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难不成还要养活这三千弟子？各地书院半耕半读，那是因为其弟子都是附近乡党子弟，那都是有几分义学之意。朝廷办学校，那是为国家养材，所以要给这士子们发月禀。我这书院，却另有规模。凡是来此学习的士子，每年交学费一贯，食宿自理，书本笔墨皆请自理，须连学三年，方得卒业……”当下和桑俞楚细细说清，直把桑俞楚听得目瞪口呆——这样的书院也会有人来？
虽然半信半疑，但是依然由石越和桑充国在开封城西南十里处叫“白水潭”的地方选了一个院址。那本是一处白姓家族的公地，几个小土丘上种着一片果树林子，附近便有一个水潭，颇见清幽，而且离官道也不远，石越与桑充国一眼就看中这地方。白家的族老听说是要在这里办书院，本就很高兴。族里几个读过书的秀才都听说过石越的大名，和族长们一说起，那更无不答应的道理。那块地他们愿意用半价出售，条件就是在书院中顺便办一个义学，让白家的子弟免费上学，先生的食宿与礼金皆于白家出。这个要求也是很寻常，石越寻思着自己虽然本意并不想办一所蒙学，但是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便一口答应下来。
地址一定下来，便开始建学舍。石越一心想着要早一点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计成本，青砖、石灰石、木材，全部是用买。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当时就有点纳闷了：“这时候人们就兴用石灰粉刷房子了？”找人问了，才知道这石灰石不单是用来做粘剂，也是用来整齐地面的，用石灰石和黄土整齐的地面，光滑无尘，那用了功夫的，几十年都如镜子一样平整。只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起的。
石越自小也是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烧红砖，盖房子、粉刷墙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说他这一代人只要农村的就没有人没有经历过。而且这些事情是必须要自己动手帮忙做事的，挖黄土用砖模做砖的事情，他小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此时因为要快点盖房子，也来不急炫耀一下自己的“杂学”，这怎么样烧红砖的学问也不就闷在肚子里不说了，不过土法烧水泥的方法此时正好用得上，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粘土烧出来，便成为水泥——水泥有一段时间紧俏时，不少人家自己烧，不料到此时派上了用场。用水泥做粘合剂、用来粉刷地面，不知道比原来的方法要快多少倍。
他这点小发明，被那些砌匠们惊为天人，几个秀才本来以为石越不过是关心房舍的建筑才整天泡在这里，他们便不肯放过这个和名人交流的机会，时常过来请教，此时见到石越还有这种手段，无不佩服万分，一个个大呼“能者无所不能”。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石越隔三岔五就会往这边跑一趟，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这段时间里石越和白水潭的村民们都变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非常的卖力——石越是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见过这种淳朴的场面了。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石越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就不通光，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这里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石越便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不知道便宜到哪里去了。而且他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呀物呀，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的喜欢，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那些秀才举人们佩服，据说隔离李家的李秀才读的书就是他写的；而且连盖房子烧砖的事情，连那些老师傅也比不上他——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这个石公子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其实以石越的本意，则全然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本书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本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至于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他可能想都没有想过……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本书之后的感觉，并无二致。
……
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和王安礼，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要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但是他显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愈发激烈，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可以谨慎行事，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他在经筵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着牙齿骂了他祖宗十八代。
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那一箭之仇，而司马光毫不在乎，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重重得罪了新党。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是个能臣，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而司马光也终于认为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想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官，向皇帝请求外放，皇帝一气之下，竟然让他去永兴军做知军。
不料司马光也真是硬气，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按照宋代的惯例，朝中大臣去地方做官，在走之前有权利要求见皇帝一面，或为提要求，或为听指示，谓之“朝辞进对”。司马光在朝辞进对的时候，所说的居然还是要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皇帝岂能不悖然大怒，这个老头真是顽固一般的坚固呀！
司马光现在还在汴京，因为他毕竟是名臣，皇帝也不愿意逼他太甚，他便是在汴京拖上两三个月不去上任，也没有人会说他。这几乎已经是宋代的一种惯例了。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居然有人污告他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摆明了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又一次是新党。当苏轼穷困之时，大臣韩绛赠银三百银，他都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贬私盐、丝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韩绛的赠银，也被看成是表面上的沽名钓誉之举。皇帝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这个人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明明人家要陷害于你，而且摆明了禀承朝廷执政大臣的心意，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到底不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碰上这种时刻，他也只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之时，才发现苏家上上下下，眉间都略带愁容。
他和苏轼算是颇有交情了，见了面也不客套，便直问缘由，苏轼把前因后果说一遍，完后反而笑道安慰石越：“此不过庸人自扰而已，便是君实（司马光的字），亦未必有事，王附马和我说，已有人找太皇太后和太后说去了，皇上亦不过一时受人蒙弊，子明皆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进之意。当此之时，忠臣义士，更应当挺身而出。”他口中的王附马，是宋代著名画家王诜，和苏轼私交甚好。
石越想了半天，暗暗叹道：“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哎……”一时嘴快，竟然脱口而出：“司马光罢知西京留守，改不了的命运。”
苏轼瞪大眼睛望着石越，问道：“你怎么知道？现在是罢知永兴军呀？”
石越自知失言，只好圆谎：“旁门左道，子瞻兄幸勿外泄，小弟一时失言了。”
苏轼本来受佛教影响甚深，对这些一直半信半疑，此时心里对自己的前途也忐忑不安，便有点想通过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求一个安慰，他又素信石越之才学，断非江湖术士可比，便笑道：“子明有这种异能，可否为愚兄卜一卦？”
石越暗暗叫苦，心想你苏轼的命运我本来是知道，但是现在只怕早就变了，我拿什么给你算准去？可脸上也只能强笑道：“智者不必知命，尽人事而已。孔门弟子，不宜信奇门之说。”
苏轼听了，纵声笑道：“正是，正当如此。倒是愚兄俗气了……”
因又说起石越这两个月筹办白水潭书院等等事谊，苏轼正容说道：“讲学于山野，为国家育才，亦是正道，此孔子当年所为。然而国家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子明之才，在庙堂而不在江湖，君当三思之。”
石越笑道：“小弟谨记了。”
苏轼又说道：“王介甫置审官院，分东、西，一主文一主武，以分枢密院之权，前几日有紧急军情，说夏夷大举犯塞，韩绛请赴边境总领军事，其意欲留王介甫在朝中矣，果然其后王介甫亦请御敌，终以韩绛赴西北。此真国家多事之秋矣。我苏轼一人荣辱，原不足道，就怕执政误了国家。”说罢连连叹气，石越只管安慰。
从苏府告辞后，石越也不回家，直奔碧月轩楚云儿那里，细细思考下一步的对策。楚云儿也不敢打扰，只在旁边静静陪着他。
石越拿了几根筷子，并排摆在桌子上，那是朝廷中欣赏自己的有份量的大臣……司马光，罢职了；苏轼，朝不保夕；欧阳修，早就到地方去了；陈襄，也被罢了……算来算去，旧党中的其他人，此时也一个个不免兔死狐悲，心萌退意吧？真正能在皇帝面前给自己说话，倒只有王安礼和曾布了。
“没办法，人算不如天算，学院的事情只能靠后一点了。”石越暗暗叹了口气。迟早是要入仕的，难不成在白水潭讲学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转轮吗？没有一定的权力，或者说不能有效影响到权力决策层，靠一点一滴的积累，不知道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自己并没有这种耐心。
“楚姑娘，给我唱离骚吧？我要听那一句，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石越停止了计算，对楚云儿笑道。
楚云儿听到石越和自己说话，本也蛮高兴，可突然听到这两句不太吉利的话，脸不知怎的，吓得煞白，好一会才轻声说道：“石公子，这离骚太不吉利了。换一曲柳三变的《定风波》吧？”
“也罢，也罢。”石越无可无不可的笑道。“本想来点悲壮慷慨的给自己壮壮行……”
“壮行？石公子要远行吗？”楚云儿不解的问道。
石越爽声笑道：“不错，正是要远行。这一步踏出，便再无回头之路，亦不知何处是个尽头……”却听楚云儿早已漫声唱开：“……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石越亦跟着哼道，心里却暗暗问道：“我能把雕鞍锁吗？我能把雕鞍锁吗？那长安道上，可再没有回头客……”
人也跟着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