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挨打这件事情上，我几乎没有跟我的一母同胞们讨论过，小时候没有，那时不愿说别人的伤心事，长大后也很少，必定没有打死，也没有打残，现在一个个都活得好好的，没必要讨论。
每当听到那撕心裂肺、此起彼伏的哭叫声，都都非常感激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家里，由衷的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被母亲送给李瞎子。每次听过、看过那惨不忍睹、惨不忍听的场面，我回去叫李瞎子“爸”的次数就特别勤，以至于李瞎子觉得我这个保养的儿子非常的亲，常常用极其温暖而满意的眼神看着我，他一定在想：“这个儿子没白养，喊“爸”喊得这样真诚。”
李瞎子的家比较简单，两通正屋，共三间房，一间堂屋，小时候我以为主要是用来贴“天地君亲师位”的，两间睡房，小时候我常常是要跟着李瞎子睡的，但是还是准备了两间睡房，他一间我一间，我看主要是方便张寡妇来。两通偏屋，一通用来放杂物，家伙什，一间是厨房和放柴火，另有两间更简陋的矮屋，那是鸡的房间，有些年也养猪。
李瞎子没有兄弟姊妹，父母早就死了，以他的话说：“我命不好，克死了你爷爷婆婆。”
没有多余亲人的李瞎子，生活显得更清爽简单，交心的朋友也可能只得张寡妇一人，为什么没有把张寡妇娶过门，直到我长大以后，李瞎子才说张寡妇不愿嫁给一个瞎子，说出去丢人。
李瞎子也不种田种地，只在家门前随意种一点菜，主要是眼睛不好使，不种田种地，家里少很多农活，我的童年也比李文白家的孩子轻松很多。
李文白家的孩子很少有空闲的时候，以至于影响了我和他们的玩耍，小时候还是觉得亲兄弟一起好玩，也因为李瞎子家比李文白家生活好一点，玩起来比较有尊严感，我为了使我不孤独，常常是帮着李文白家的孩子干活，就为呆在一起热闹些。
好像他们家老是没有柴火烧，只要是天晴，早晚一定要割草，甚至有的草还长出不久，也割回去，晒干后当柴火烧。当然，割草的不只他们一家，像他们那么频繁，那么大需求的没有第二家。
经过人口急剧膨胀的年月，村里的人口特别的稠密，人均拥有的资源少得不能再少了，只够勉强活命。经过了大炼钢铁，山坡上的树没几根了，剩下的也都还是些小树，没钱买煤炭烧的人家，就只能割草当柴火，李文白家当然是买不起煤炭的。
都是陶春兰带着四个孩子一起割草，而我常常会跟着去帮忙，主要是看着，或者没话找话说，长大以后，根本不记得那时说了什么话，反正几个孩子就是有说不完的话。
除了割草，做得最多的是掏蜗牛了，李文白家养了几十个鸭子，舍不得拿粮食喂，只好让孩子抓蜗牛回去喂。春夏里，几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手里拖着一条麻袋，满山遍野的捡，满山遍野的掏，蜗牛几十斤几十斤的扛回去。
总之，李文白家的孩子有干不完的活，不论春夏秋冬，都有活可干，也连带我的童年少了很多乐趣。
在初中毕业以前，我和这几个一母同胞是一起长大的，几乎天天都得见面，仿佛我没有被送给别人，只是吃的是别家的饭，睡在别人家里。
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有那么好几年彻底分开了，彼此都见不到。
我初中毕业以后，再不上学了，上学也确实是一个累人的活，不上就不上了，李瞎子开始专心教我算命这门古老的技术。而此时，大姐李敏已经从职高毕业出去打工，李木、李水在继续读高中，李余还在读初中，我的生母陶春兰也在这一年，跟着同村的人出去打工了，李文白家里一下少了两口人。
没有陶春兰出去打工，李木、李水、李余就没钱上学，李文白除了打孩子厉害，为人也老实勤劳，其他方面是比较窝囊的一个人，家里的一切全靠雷厉风行的陶春兰支持着。
我一直认为，那时的老实勤劳并不是因为人品好，因为不那样做，根本活不下去，饿就得饿死，处于本能，不干不行。
陶春兰出去打工前，又一次到李瞎子家里来，长大以后我明白，陶春兰来，算出门去的吉凶是其次，主要是来跟我这个抱养出去的儿子道别，但那时的我不懂得这份母爱。那时的我不懂得陶春兰出去打工，是不用找李瞎子算吉凶的，因为她家里已经负债累累，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了，只能出去打工才有活路，孩子才能上学。
穷人家的人命贱，极少得病，最多也就是感冒，真得了大病，也不会去治，在家等着死就行了，我们同村就有一个人，肚子痛，去镇上医院检查，是胆结石，必须开刀，需要两千元钱，没钱，只好在家里叫唤了几天，活活痛死了。长大以后回想起这些，才明白，人出生在什么环境里，几乎是注定了一生的命运，根本就不用找李瞎子算。
在极度的省吃俭用的情况下，又还三百六十五天没日没夜的全家劳作，而几个孩子的学费，就能耗尽了一家人的财富，这可能是今天无法理解的，而在那个祖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年月里，李文白家就是这样，陶春兰和李文白必须得出去一个打工，一个留在家里。
等我女人问我可不可以要孩子时，突然害怕养孩子需要付出的强大代价，想来就是被那样的记忆笼罩了。
陶春兰是一个极度节约，又非常勤劳、爱家的人，做事严谨而有条理，仿佛天生就带着逻辑学，虽然她只读过小学二年级，字也不认识几个。
陶春兰出去打工挣钱，坚持把挣来的钱给孩子读书，彻底改变了孩子的命运，而她打工的十五年里，与李文白没见过几次面，因为回家的车票难买、车票费贵，陶春兰舍不得。
陶春兰四十岁那年离开家乡，回到家乡时已经五十五岁，十五年后，孩子们出息了，她陶春兰再也不用打工了，回到那个原来的家时，却发现原来那个老实勤劳的李文白，与邻家儿媳妇罗元梅搞在了一起，并且还把寄回家的钱给了些给这个女人，陶春兰怒不可解，这是后话。
我清楚的记得，陶春兰出去那一年，我刚好初中毕业，正式跟着李瞎子学算命，所以陶春兰来算命时，李瞎子让我在旁边听着，而我看到陶春兰一直看我，似乎对李瞎子算的那些根本不在乎，李瞎子眼力不好，看不见陶春兰这些表现。
本是远房亲戚，又抱养了我这个极不正经的儿子，见了面，当然不用像其他人那样急着算命，大多数时候，来家里算命的，李瞎子都要先与他聊一会儿，要是我在家，还会让我倒上一杯廉价的茶水。
陶春兰出去打工前来这一次，正是暑假，我已经初中毕业了，决定不再上学，她接过茶水，听李瞎子说了我的打算，长长叹了一口气，重复的问我：“你真不想上学了吗？你将来不后悔吗？我就是没文化才活成这个样子哦。”
李瞎子当着陶春兰的面说：“麦子要是继续读书，不跟我学算命也是可以的，我有他上学的学费的，大嫂子，你问问麦子，我可有亏待过他半点。”
陶春兰看着我：“你的儿子，你当然不会亏待你的儿子的，李八字，要想孩子有出息，还得是让他多读书，唉！麦子还好，有你这么一个爸，不读书，学了你的手艺也不缺饭吃，吧，你们也没缺过。”
李瞎子劝说道：“陶春兰，眼看你孩子都大了，还出去打工做什么呢？”
“不出去不行啊，前两年借的钱总得还啊，儿子读高中，将来读大学都还要很多钱，你知道的，地里怎么弄也弄不出钱来。”陶春兰说这些的时候，仿佛认定他的儿子一定是能考上大学的。
“是啊，地里是弄不出钱的，大嫂子，我们就近几个村，没你那么苦着过日子的人了，就是我算命走的那些多地方，也没有。要说比你家还穷的，也有，那是太懒，你家多拼命哦，种蘑菇、一年养十来头大肥猪、养长毛兔、养鱼，能想得到做得到的都干了，还是那样穷，活了半辈子了，没吃一顿像样的饭，没穿一件像样的衣服。
我是知道的，你家的衣服都是去娘家那边捡的，为什么这么苦，不就是几个孩子要上学读书闹的吗？你看看，周围那家像你家那样，孩子生得那样多，每个孩子罚款不说，孩子个个都得读书，还得上高中、上大学，大嫂子，古人说得好，人活一世多逍遥，你这是为那般呢？”李瞎子这话倒不假，并不是客套话，是真心的劝慰。
陶春兰的脸上刚毅而坚强，又带着无奈、悔恨：“李八字，你说得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生这么多，李文白那个狗东西，只知道让我生，生下来了百事不管，你知道的，他是三脚踹不出一个屁，说也说不听，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没办法啊！靠着娘家那边帮衬点，总算是没有死人。”
“现在也算是都挺过来了，孩子也大了，孩子可以出去打工啊，非得你出去打工吗？你看看你这身体，怕是跟麦子差不多重吧？”
陶春兰就是真正皮包骨的样本，两个眼睛深陷在眼眶里，颧骨高耸，手上青筋暴起，手臂像干枯的芦苇干一样大小，面上没有一点血色。陶春兰出去打工后，隔了多年以后我再见到我的母亲时，她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吃穿再不用愁，生活好了，却不见她有当初那样坚韧的精神毅力。
陶春兰说：“不读书不行啊！你看看那些不读书出去打工的孩子都什么样？还是一个农民啊，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就是没读书，所以累成这样子，还穷得叮当响，唉！再挺几年吧，书不能不读。”
说着，陶春兰看看我，我后来进城以后，常常去夜市上淘书来看，什么书都看，也常常看得废寝忘食，或许与陶春兰那个眼神有关，以至于以后我无论多不正经的活着，也从没停止过看书。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认识几个字的陶春兰，有那样高的觉悟，为什么她知道读书能改变命运，她也确实改变了孩子的命运。
李瞎子说：“大嫂子，你太狠了，那么狠干什么嘛，孩子自有孩子的命，你把自己狠成没了人样，说个不吉利的话，你这身体，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那些孩子真能记得你的好吗？现在不孝的多得很，俗话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你不吃不喝的，他们能记住吗？”
“孝不孝的我管不了，但我生了下来总得管，唉！要不是当年没饭吃，麦子也不可能跟了你。”
李瞎子说：“可不是，麦子要是不抱出来，当年你家那个情况，可能真得饿死人哦。”李瞎子想了想，又说道：“大嫂子放心吧，既然麦子是我儿子，娶媳妇，修新房，我一概管到底，这些年他老是往你们家跑，我也不说什么，我就是看你面子上，没有你这么拼命的妈。”
说着，李瞎子把头往我这边转了点，手指敲着桌子咚咚响：“麦子，将来你一定得孝顺你春兰妈，她是我见过最为孩子好的妈，思想与我们这周围的人都不一样，很难得啊！”
我只是小声的“哦”了一声，陶春兰哈哈大笑起来：“李八字，你这说的什么话哦，麦子当然是要孝顺你了，怎么会孝顺我呢？我没有养他，也没好好待过他，不像我家那几个东西，我挣了钱给他们读了书，麦子该孝顺你，麦子，对你爸可得孝顺，他算命挣的钱全被你花了。”
陶春兰故意大声的笑，掩饰她擦眼角的泪，李瞎子应该是看不清楚的，又或许看得见一个母亲的愧疚，看得见一个母亲的无奈，李瞎子是一个大度的人，他不会计较，这让长大后的我由衷的敬佩。
或许我是幸运的，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母亲，虽然她把我抱养给了李瞎子，但小时候也还是常听她的教导，我有一个大度的养父，在艰难的岁月里包容我，给了我一口饱饭吃，而我，最后还是一个不正经的人，或许是因为我学会了算命，算了太多人的命，发现了人的命运与出生真的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是无法改变的关系。
每当听到那撕心裂肺、此起彼伏的哭叫声，都都非常感激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家里，由衷的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被母亲送给李瞎子。每次听过、看过那惨不忍睹、惨不忍听的场面，我回去叫李瞎子“爸”的次数就特别勤，以至于李瞎子觉得我这个保养的儿子非常的亲，常常用极其温暖而满意的眼神看着我，他一定在想：“这个儿子没白养，喊“爸”喊得这样真诚。”
李瞎子的家比较简单，两通正屋，共三间房，一间堂屋，小时候我以为主要是用来贴“天地君亲师位”的，两间睡房，小时候我常常是要跟着李瞎子睡的，但是还是准备了两间睡房，他一间我一间，我看主要是方便张寡妇来。两通偏屋，一通用来放杂物，家伙什，一间是厨房和放柴火，另有两间更简陋的矮屋，那是鸡的房间，有些年也养猪。
李瞎子没有兄弟姊妹，父母早就死了，以他的话说：“我命不好，克死了你爷爷婆婆。”
没有多余亲人的李瞎子，生活显得更清爽简单，交心的朋友也可能只得张寡妇一人，为什么没有把张寡妇娶过门，直到我长大以后，李瞎子才说张寡妇不愿嫁给一个瞎子，说出去丢人。
李瞎子也不种田种地，只在家门前随意种一点菜，主要是眼睛不好使，不种田种地，家里少很多农活，我的童年也比李文白家的孩子轻松很多。
李文白家的孩子很少有空闲的时候，以至于影响了我和他们的玩耍，小时候还是觉得亲兄弟一起好玩，也因为李瞎子家比李文白家生活好一点，玩起来比较有尊严感，我为了使我不孤独，常常是帮着李文白家的孩子干活，就为呆在一起热闹些。
好像他们家老是没有柴火烧，只要是天晴，早晚一定要割草，甚至有的草还长出不久，也割回去，晒干后当柴火烧。当然，割草的不只他们一家，像他们那么频繁，那么大需求的没有第二家。
经过人口急剧膨胀的年月，村里的人口特别的稠密，人均拥有的资源少得不能再少了，只够勉强活命。经过了大炼钢铁，山坡上的树没几根了，剩下的也都还是些小树，没钱买煤炭烧的人家，就只能割草当柴火，李文白家当然是买不起煤炭的。
都是陶春兰带着四个孩子一起割草，而我常常会跟着去帮忙，主要是看着，或者没话找话说，长大以后，根本不记得那时说了什么话，反正几个孩子就是有说不完的话。
除了割草，做得最多的是掏蜗牛了，李文白家养了几十个鸭子，舍不得拿粮食喂，只好让孩子抓蜗牛回去喂。春夏里，几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手里拖着一条麻袋，满山遍野的捡，满山遍野的掏，蜗牛几十斤几十斤的扛回去。
总之，李文白家的孩子有干不完的活，不论春夏秋冬，都有活可干，也连带我的童年少了很多乐趣。
在初中毕业以前，我和这几个一母同胞是一起长大的，几乎天天都得见面，仿佛我没有被送给别人，只是吃的是别家的饭，睡在别人家里。
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有那么好几年彻底分开了，彼此都见不到。
我初中毕业以后，再不上学了，上学也确实是一个累人的活，不上就不上了，李瞎子开始专心教我算命这门古老的技术。而此时，大姐李敏已经从职高毕业出去打工，李木、李水在继续读高中，李余还在读初中，我的生母陶春兰也在这一年，跟着同村的人出去打工了，李文白家里一下少了两口人。
没有陶春兰出去打工，李木、李水、李余就没钱上学，李文白除了打孩子厉害，为人也老实勤劳，其他方面是比较窝囊的一个人，家里的一切全靠雷厉风行的陶春兰支持着。
我一直认为，那时的老实勤劳并不是因为人品好，因为不那样做，根本活不下去，饿就得饿死，处于本能，不干不行。
陶春兰出去打工前，又一次到李瞎子家里来，长大以后我明白，陶春兰来，算出门去的吉凶是其次，主要是来跟我这个抱养出去的儿子道别，但那时的我不懂得这份母爱。那时的我不懂得陶春兰出去打工，是不用找李瞎子算吉凶的，因为她家里已经负债累累，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了，只能出去打工才有活路，孩子才能上学。
穷人家的人命贱，极少得病，最多也就是感冒，真得了大病，也不会去治，在家等着死就行了，我们同村就有一个人，肚子痛，去镇上医院检查，是胆结石，必须开刀，需要两千元钱，没钱，只好在家里叫唤了几天，活活痛死了。长大以后回想起这些，才明白，人出生在什么环境里，几乎是注定了一生的命运，根本就不用找李瞎子算。
在极度的省吃俭用的情况下，又还三百六十五天没日没夜的全家劳作，而几个孩子的学费，就能耗尽了一家人的财富，这可能是今天无法理解的，而在那个祖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年月里，李文白家就是这样，陶春兰和李文白必须得出去一个打工，一个留在家里。
等我女人问我可不可以要孩子时，突然害怕养孩子需要付出的强大代价，想来就是被那样的记忆笼罩了。
陶春兰是一个极度节约，又非常勤劳、爱家的人，做事严谨而有条理，仿佛天生就带着逻辑学，虽然她只读过小学二年级，字也不认识几个。
陶春兰出去打工挣钱，坚持把挣来的钱给孩子读书，彻底改变了孩子的命运，而她打工的十五年里，与李文白没见过几次面，因为回家的车票难买、车票费贵，陶春兰舍不得。
陶春兰四十岁那年离开家乡，回到家乡时已经五十五岁，十五年后，孩子们出息了，她陶春兰再也不用打工了，回到那个原来的家时，却发现原来那个老实勤劳的李文白，与邻家儿媳妇罗元梅搞在了一起，并且还把寄回家的钱给了些给这个女人，陶春兰怒不可解，这是后话。
我清楚的记得，陶春兰出去那一年，我刚好初中毕业，正式跟着李瞎子学算命，所以陶春兰来算命时，李瞎子让我在旁边听着，而我看到陶春兰一直看我，似乎对李瞎子算的那些根本不在乎，李瞎子眼力不好，看不见陶春兰这些表现。
本是远房亲戚，又抱养了我这个极不正经的儿子，见了面，当然不用像其他人那样急着算命，大多数时候，来家里算命的，李瞎子都要先与他聊一会儿，要是我在家，还会让我倒上一杯廉价的茶水。
陶春兰出去打工前来这一次，正是暑假，我已经初中毕业了，决定不再上学，她接过茶水，听李瞎子说了我的打算，长长叹了一口气，重复的问我：“你真不想上学了吗？你将来不后悔吗？我就是没文化才活成这个样子哦。”
李瞎子当着陶春兰的面说：“麦子要是继续读书，不跟我学算命也是可以的，我有他上学的学费的，大嫂子，你问问麦子，我可有亏待过他半点。”
陶春兰看着我：“你的儿子，你当然不会亏待你的儿子的，李八字，要想孩子有出息，还得是让他多读书，唉！麦子还好，有你这么一个爸，不读书，学了你的手艺也不缺饭吃，吧，你们也没缺过。”
李瞎子劝说道：“陶春兰，眼看你孩子都大了，还出去打工做什么呢？”
“不出去不行啊，前两年借的钱总得还啊，儿子读高中，将来读大学都还要很多钱，你知道的，地里怎么弄也弄不出钱来。”陶春兰说这些的时候，仿佛认定他的儿子一定是能考上大学的。
“是啊，地里是弄不出钱的，大嫂子，我们就近几个村，没你那么苦着过日子的人了，就是我算命走的那些多地方，也没有。要说比你家还穷的，也有，那是太懒，你家多拼命哦，种蘑菇、一年养十来头大肥猪、养长毛兔、养鱼，能想得到做得到的都干了，还是那样穷，活了半辈子了，没吃一顿像样的饭，没穿一件像样的衣服。
我是知道的，你家的衣服都是去娘家那边捡的，为什么这么苦，不就是几个孩子要上学读书闹的吗？你看看，周围那家像你家那样，孩子生得那样多，每个孩子罚款不说，孩子个个都得读书，还得上高中、上大学，大嫂子，古人说得好，人活一世多逍遥，你这是为那般呢？”李瞎子这话倒不假，并不是客套话，是真心的劝慰。
陶春兰的脸上刚毅而坚强，又带着无奈、悔恨：“李八字，你说得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生这么多，李文白那个狗东西，只知道让我生，生下来了百事不管，你知道的，他是三脚踹不出一个屁，说也说不听，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没办法啊！靠着娘家那边帮衬点，总算是没有死人。”
“现在也算是都挺过来了，孩子也大了，孩子可以出去打工啊，非得你出去打工吗？你看看你这身体，怕是跟麦子差不多重吧？”
陶春兰就是真正皮包骨的样本，两个眼睛深陷在眼眶里，颧骨高耸，手上青筋暴起，手臂像干枯的芦苇干一样大小，面上没有一点血色。陶春兰出去打工后，隔了多年以后我再见到我的母亲时，她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吃穿再不用愁，生活好了，却不见她有当初那样坚韧的精神毅力。
陶春兰说：“不读书不行啊！你看看那些不读书出去打工的孩子都什么样？还是一个农民啊，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就是没读书，所以累成这样子，还穷得叮当响，唉！再挺几年吧，书不能不读。”
说着，陶春兰看看我，我后来进城以后，常常去夜市上淘书来看，什么书都看，也常常看得废寝忘食，或许与陶春兰那个眼神有关，以至于以后我无论多不正经的活着，也从没停止过看书。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认识几个字的陶春兰，有那样高的觉悟，为什么她知道读书能改变命运，她也确实改变了孩子的命运。
李瞎子说：“大嫂子，你太狠了，那么狠干什么嘛，孩子自有孩子的命，你把自己狠成没了人样，说个不吉利的话，你这身体，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那些孩子真能记得你的好吗？现在不孝的多得很，俗话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你不吃不喝的，他们能记住吗？”
“孝不孝的我管不了，但我生了下来总得管，唉！要不是当年没饭吃，麦子也不可能跟了你。”
李瞎子说：“可不是，麦子要是不抱出来，当年你家那个情况，可能真得饿死人哦。”李瞎子想了想，又说道：“大嫂子放心吧，既然麦子是我儿子，娶媳妇，修新房，我一概管到底，这些年他老是往你们家跑，我也不说什么，我就是看你面子上，没有你这么拼命的妈。”
说着，李瞎子把头往我这边转了点，手指敲着桌子咚咚响：“麦子，将来你一定得孝顺你春兰妈，她是我见过最为孩子好的妈，思想与我们这周围的人都不一样，很难得啊！”
我只是小声的“哦”了一声，陶春兰哈哈大笑起来：“李八字，你这说的什么话哦，麦子当然是要孝顺你了，怎么会孝顺我呢？我没有养他，也没好好待过他，不像我家那几个东西，我挣了钱给他们读了书，麦子该孝顺你，麦子，对你爸可得孝顺，他算命挣的钱全被你花了。”
陶春兰故意大声的笑，掩饰她擦眼角的泪，李瞎子应该是看不清楚的，又或许看得见一个母亲的愧疚，看得见一个母亲的无奈，李瞎子是一个大度的人，他不会计较，这让长大后的我由衷的敬佩。
或许我是幸运的，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母亲，虽然她把我抱养给了李瞎子，但小时候也还是常听她的教导，我有一个大度的养父，在艰难的岁月里包容我，给了我一口饱饭吃，而我，最后还是一个不正经的人，或许是因为我学会了算命，算了太多人的命，发现了人的命运与出生真的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是无法改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