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内容
写作的内容
在最近创刊的《人间世》上，看到一篇陶亢德、戈灵等的关于写作内容的座谈录。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在上海这一个特别环境之下，写作人今后究应以什么为内容而来从事于写作。从他们讨论的大概来抽作几点结论的话，大致不外乎下列的几点：
一、顺写与抗战有关的文字。
二、因环境关系，要以婉曲出之。
三、多取材于历史。
四、吟风弄月的闲文字，务期少写。
这几点当然可以代表目下写作人一般意念。不过“抗战文艺”要写得婉曲，实在也谈非容易。我们当然不赞成口号标语式的“抗战文艺”作品，但一经婉曲，热力自然要减少许多；在这一点上，不但是上海那一孤岛上的写作人要加倍努力，就是在南京的写作人，也应该竭力的学习。最近在《晨星》上发表的李桂君的《海上》，以及七月《晨星》上的熊居君的《到天台山去的道上》两篇，或可以算得是婉曲的“抗战文艺”了，可是读者所感受到的热力，总有点还觉得不够似的，这原因是在素材被艺术化后的力点不容易集中。
至于取史实来作写作材料一事，原是万不得已时的一种借古人言行来道出现代人的不平愤恨的办法；可以讽刺，可以垂教，也可以痛骂，法未始不善，不过要受种种的限制，是一不便的地方。第一，材料有限；第二，古今的环境，未必尽同；第三，多少要下一点考据的工夫；而结果，恐怕还有搔不着痒处的危险。所以，一讲到写作取材内容的具体问题，总没有一条坦道，可以由你去直驰；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能分出作家艺术手腕的高下来。
总之，饱满的热情，丰富的人生经验，与熟练的技巧，还是作家在任何时代所必具的条件。至于时代意识（或说时代精神），及环境影响（即环境的压迫力的摄取），则每一个艺术家的具有良心，具有上举三条件的人，多少总能把握一点的，所差只在程度的问题。譬如在目下的抗战局势下，以非战主和等为内容的创作，当然是有良心的艺术家所不愿意写的，除非是甘心卖国，别有居心的作家之外。
时到了现代，还死守住象牙之塔，打算在白日里做梦的作家，我想总不会得数目很多吧？
在最近创刊的《人间世》上，看到一篇陶亢德、戈灵等的关于写作内容的座谈录。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在上海这一个特别环境之下，写作人今后究应以什么为内容而来从事于写作。从他们讨论的大概来抽作几点结论的话，大致不外乎下列的几点：
一、顺写与抗战有关的文字。
二、因环境关系，要以婉曲出之。
三、多取材于历史。
四、吟风弄月的闲文字，务期少写。
这几点当然可以代表目下写作人一般意念。不过“抗战文艺”要写得婉曲，实在也谈非容易。我们当然不赞成口号标语式的“抗战文艺”作品，但一经婉曲，热力自然要减少许多；在这一点上，不但是上海那一孤岛上的写作人要加倍努力，就是在南京的写作人，也应该竭力的学习。最近在《晨星》上发表的李桂君的《海上》，以及七月《晨星》上的熊居君的《到天台山去的道上》两篇，或可以算得是婉曲的“抗战文艺”了，可是读者所感受到的热力，总有点还觉得不够似的，这原因是在素材被艺术化后的力点不容易集中。
至于取史实来作写作材料一事，原是万不得已时的一种借古人言行来道出现代人的不平愤恨的办法；可以讽刺，可以垂教，也可以痛骂，法未始不善，不过要受种种的限制，是一不便的地方。第一，材料有限；第二，古今的环境，未必尽同；第三，多少要下一点考据的工夫；而结果，恐怕还有搔不着痒处的危险。所以，一讲到写作取材内容的具体问题，总没有一条坦道，可以由你去直驰；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能分出作家艺术手腕的高下来。
总之，饱满的热情，丰富的人生经验，与熟练的技巧，还是作家在任何时代所必具的条件。至于时代意识（或说时代精神），及环境影响（即环境的压迫力的摄取），则每一个艺术家的具有良心，具有上举三条件的人，多少总能把握一点的，所差只在程度的问题。譬如在目下的抗战局势下，以非战主和等为内容的创作，当然是有良心的艺术家所不愿意写的，除非是甘心卖国，别有居心的作家之外。
时到了现代，还死守住象牙之塔，打算在白日里做梦的作家，我想总不会得数目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