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郧摸着头嘿嘿直笑，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难道要告诉李胜德主席，在几十年后，凡是百元大钞上，就能看到他的头像，于是讪笑的说，“主席，和蔼可亲，气度不凡，一见就觉得印象深刻”。
李主席也是大度之人，也没怎么计较此事，料想刘郧是老蒋的门生亲信，说不定看过自己的照片和档案，能一眼认出来也不意外，于是很和气的问到，“听说红军与川军和解，还是你建的议？”
刘郧可不敢乱应，于是双手连摇，恭恭敬敬的回答，“学生，年少轻狂也是有的，不过此事可不敢贪功，是川内红军与川军两败俱伤，恰遇中央红军入川，刘湘与川军已生怯意，我不过是顺水推舟”。
李胜德主席也略略颔首，似乎也不出他所料，川军现在也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于是直接问到，“小同志，依你来看，这个蒋该死，究竟是想真和谈，还是想假和谈啊，这厮以前可是在青红帮混过”。
刘郧毕竟是老蒋的门生，李主席如此问法，导致他也很尴尬，一时支支吾吾，竟然说不出话来，李胜德一愣，随之反应过来了，于是很歉意的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老蒋毕竟是你的老师”。
不非议师长，是华夏的优良传统，李胜德毕竟是克己复礼之人，有错必改的大勇气，直让刘郧敬佩不已，于是将话转移到正题上来，“英国的丘吉尔曾说，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只要和谈有利可图，蒋委座也不例外”。
李主席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于是细细的咀嚼了刘郧的话，似乎大有收获，于是喜笑颜开，有些赞赏的说，“你们这些留洋的人，就是见多识广，不像我们这些红军，成天就在山沟沟里打转转”。
这是李主席的谦虚之言，刘郧可不敢认真，有些苦笑的说，“主席，我们这些就算喝了些洋墨水，也不敢在你的面前卖弄，华夏人自己的事情，还是要靠华夏人自己来解决，不过是洋为中用而已”。
“洋为中用”，李胜德不由眼前一亮，细细的看了看刘郧一眼，似乎也很满意，于是笑着问到，“依你看，华夏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红军今后与你们蒋校长，有没有可能再次合作的可能？”
这些问题是不太难，但是要回答好，却不太容易，刘郧沉吟片刻，理了理思路，才谨慎的回答，“红军与国军，就好比一家人俩兄弟，兄弟之间打打架吵吵嘴，也是常有的事，然而毕竟血浓于水”。
“华夏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日本鬼子即将全面侵华的问题，此乃民族存亡之秋，俩兄弟焉有再斗之理，理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才是唯一的正道”。
李主席越听越高兴，一时大有知己的感觉，刘郧却另有所指的说，“红军与国军，在孙中山总理时代，可以结成同盟军，在日本鬼子侵华已有四载之际，两军再次合作抗日，也是顺天应人、理当如此”。
“侵华已有四载”，李胜德主席也是黯然神伤，定定的看着刘郧，有些感概的说，“想当初，我与蒋校长也是好朋友，那时他还是有名的左派领袖，然而造化弄人，时至今日彼此竟成了对手与敌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都说蒋校长投降卖国，红军内部也是众说纷纭，然而许多人愚昧无知，居然连三国时代的鲁肃都不如，连臣可降君不可降的道理，都一无所知，当然老蒋也有软弱的一面”。
刘郧心中暗暗自得，这些话正是当初在上海，忽悠四叔刘元庚和庞太师的话，可见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却听李得胜主席失笑的说到，“老蒋的软弱性，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动摇性和妥协性”。
“连妥协性，也成了罪过”，刘大官人一愣，这话怎么就听不懂呢，于是虚心的问到，“学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听美国的政治家们说，现代政治的精髓就是妥协，妥协，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政治就是妥协”，李胜德也是一愣，很快就笑了起来，有些赞赏的说，“在西方世界，这句话可能就是真理，在华夏只能对一半，若是生搬硬套的话，就错彻底了，华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心理”。
“民族心理”，刘郧一时没反应过来，突然一个激灵，不由失声的问到，“换一句话，就是基本国情和基本民情，华夏有五千年的历史，有深厚的文化沉淀，与西方世界的习俗，已然迥然不同”。
对于聪敏好学的后辈，李主席还是乐于指点的，“西方世界，民族众多，每个政治家，其实都是一个协调家，需要在不同人种和民族之间，进行逐一的交流与妥协，因此如何妥协就是政治的全部”。
“然而，中西方最大的差异，还不仅于此，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分析权和建议权，却没有最后的决断权，因为决断权归全体公民所有，至于华夏这个国度，自古就崇尚王权集中的制度”。
“到了秦始皇之后，皇权更是至高无上，各地的县长和市长，都有父母官的说法，甚至有些地方至今还有，以官为师的传统，因此，如果像老蒋这样的政府高官，都妥协的话，民众哪里还有斗志”。
说到这里，刘郧也懂了，华夏有一种“从官的心理”，记得21世纪时，无论乡镇怎么穷，但是大小酒楼生意却特别好，尤其是在官员办公的附近，后来上面的纪律管严了，许多酒楼生意一落千丈。
连八十年之后都这样，何况30年代的民国，刘郧不由大为感叹，老蒋其实也不是一个坏人，只是身在高位，一味想向西方学习，却不知道个中的文化差异，导致人们对他的所作所为，颇有些误解。
说到这里，似乎连李胜德主席自己也若有所思，略略沉吟片刻后，才严肃的说，“在华夏当官，权利是很大的，但是责任也很大，尤其身居高位的老蒋、刘湘和刘文辉之类，所负的责任就更大了”。
“他们都是华夏的领头羊，他们宛如长江的上游，他们的部下和民众，宛如长江的中下游，上游的江水涨一寸，下游的就会涨一丈，甚至是好几丈，若不注意分寸，必然导致洪灾泛滥成灾，民不聊生”。
比喻贴切生动，道理浅显易懂，刘郧也是大为受教，此时也明白为什么红军，为什么与老蒋的妥协性作斗争了，因为老蒋身在高位，任一点的缺陷，都会无限的扩大，若无人监督，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李主席全然没看刘郧，而是一脸凝重之色，似乎是在自言自语，“逝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红军经此番磨练，必将迎来极大的发展，绝不会弱于川军现在，也将面临责任与权利的选择”。
刘郧连忙低着头，极力掩饰心中的翻腾，李胜德也太谦虚了，还没想到统一全国的可能，还停留在与川军看齐的层次，突的心中一动，如果现在就开始做两边的工作，今后或许不会出现三年内战了。
李胜德似乎也没有了谈兴，拍了拍刘郧的肩头，就准备离开了，刘大官人却依依不舍，甚至有些希翼的问到，“主席，学生认为，你与蒋委员长都是一类人，是华夏近百年来最杰出人物，失去任何一人，都是华夏民族的巨大损失，你们为什么不能开诚布公的谈谈呢？”
李主席也是一怔，似乎也在思考这种可能性，先摇了摇头，随后又点了点头，看着一脸迷茫的刘郧，有些失笑的说，“你这个小同志，倒是满有想法的，嗯，就算我同意，不知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刘郧也是一愣，对啊，如何才能让老蒋同意呢，退一万步说，就算老蒋也同意了，他的那些门生故吏，以及支持他上位的人，也绝对不同意的，原因在于红军的政治主张，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何况老蒋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与李胜德会谈，对他的声望没有任何帮助的话，又岂肯会同意，刘郧苦涩的望着李主席，声音略略有些沙哑，“主席，你们红军的主张和政策，能不能适当的调整一下？”
“毕竟，目前最大的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鬼子的矛盾，适当的调整，也有助于红军的发展，所谓相忍为国”，让红军放弃自己的宗旨，根本是强人所难，刘大官人于是低着头，越说越没底气。
李胜德也没有发怒，反而怔然出神，显然刘郧的话，也让他大有感触，列宁同志曾说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让红军调整最初的宗旨，难道就不是背叛吗，但是世间万事万物，又有哪一样是永恒不变的，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这是红军在遵义会议时的集体认知。
李主席也就豁然开朗了，红军闹革命，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或少数领袖的生死荣辱，而是为了解华夏人民于倒悬，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红军的主张与政策，也只是手段而已，而不是目的。
李胜德于是微微一笑，神色从容而淡然，掷地有声的说，“我们工农红军连死都不怕，哪里还怕调整自己的政策和主张，小同志，若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尽管说出来，不要有什么其他的顾虑嘛”。
如此的心胸和气度，让刘郧浑身一震，猛地抬起了头，盯着李胜德主席，很真诚的说道，“红军从1927年以来，虽然建立了无数的根据地，也摸索了很多的治国治民的理念，但是大多旋起旋灭，收获了了，唯有治军之道渐趋成熟，已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铁军”。
李主席也是大度之人，也没怎么计较此事，料想刘郧是老蒋的门生亲信，说不定看过自己的照片和档案，能一眼认出来也不意外，于是很和气的问到，“听说红军与川军和解，还是你建的议？”
刘郧可不敢乱应，于是双手连摇，恭恭敬敬的回答，“学生，年少轻狂也是有的，不过此事可不敢贪功，是川内红军与川军两败俱伤，恰遇中央红军入川，刘湘与川军已生怯意，我不过是顺水推舟”。
李胜德主席也略略颔首，似乎也不出他所料，川军现在也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于是直接问到，“小同志，依你来看，这个蒋该死，究竟是想真和谈，还是想假和谈啊，这厮以前可是在青红帮混过”。
刘郧毕竟是老蒋的门生，李主席如此问法，导致他也很尴尬，一时支支吾吾，竟然说不出话来，李胜德一愣，随之反应过来了，于是很歉意的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老蒋毕竟是你的老师”。
不非议师长，是华夏的优良传统，李胜德毕竟是克己复礼之人，有错必改的大勇气，直让刘郧敬佩不已，于是将话转移到正题上来，“英国的丘吉尔曾说，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只要和谈有利可图，蒋委座也不例外”。
李主席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于是细细的咀嚼了刘郧的话，似乎大有收获，于是喜笑颜开，有些赞赏的说，“你们这些留洋的人，就是见多识广，不像我们这些红军，成天就在山沟沟里打转转”。
这是李主席的谦虚之言，刘郧可不敢认真，有些苦笑的说，“主席，我们这些就算喝了些洋墨水，也不敢在你的面前卖弄，华夏人自己的事情，还是要靠华夏人自己来解决，不过是洋为中用而已”。
“洋为中用”，李胜德不由眼前一亮，细细的看了看刘郧一眼，似乎也很满意，于是笑着问到，“依你看，华夏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红军今后与你们蒋校长，有没有可能再次合作的可能？”
这些问题是不太难，但是要回答好，却不太容易，刘郧沉吟片刻，理了理思路，才谨慎的回答，“红军与国军，就好比一家人俩兄弟，兄弟之间打打架吵吵嘴，也是常有的事，然而毕竟血浓于水”。
“华夏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日本鬼子即将全面侵华的问题，此乃民族存亡之秋，俩兄弟焉有再斗之理，理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才是唯一的正道”。
李主席越听越高兴，一时大有知己的感觉，刘郧却另有所指的说，“红军与国军，在孙中山总理时代，可以结成同盟军，在日本鬼子侵华已有四载之际，两军再次合作抗日，也是顺天应人、理当如此”。
“侵华已有四载”，李胜德主席也是黯然神伤，定定的看着刘郧，有些感概的说，“想当初，我与蒋校长也是好朋友，那时他还是有名的左派领袖，然而造化弄人，时至今日彼此竟成了对手与敌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都说蒋校长投降卖国，红军内部也是众说纷纭，然而许多人愚昧无知，居然连三国时代的鲁肃都不如，连臣可降君不可降的道理，都一无所知，当然老蒋也有软弱的一面”。
刘郧心中暗暗自得，这些话正是当初在上海，忽悠四叔刘元庚和庞太师的话，可见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却听李得胜主席失笑的说到，“老蒋的软弱性，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动摇性和妥协性”。
“连妥协性，也成了罪过”，刘大官人一愣，这话怎么就听不懂呢，于是虚心的问到，“学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听美国的政治家们说，现代政治的精髓就是妥协，妥协，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政治就是妥协”，李胜德也是一愣，很快就笑了起来，有些赞赏的说，“在西方世界，这句话可能就是真理，在华夏只能对一半，若是生搬硬套的话，就错彻底了，华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心理”。
“民族心理”，刘郧一时没反应过来，突然一个激灵，不由失声的问到，“换一句话，就是基本国情和基本民情，华夏有五千年的历史，有深厚的文化沉淀，与西方世界的习俗，已然迥然不同”。
对于聪敏好学的后辈，李主席还是乐于指点的，“西方世界，民族众多，每个政治家，其实都是一个协调家，需要在不同人种和民族之间，进行逐一的交流与妥协，因此如何妥协就是政治的全部”。
“然而，中西方最大的差异，还不仅于此，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分析权和建议权，却没有最后的决断权，因为决断权归全体公民所有，至于华夏这个国度，自古就崇尚王权集中的制度”。
“到了秦始皇之后，皇权更是至高无上，各地的县长和市长，都有父母官的说法，甚至有些地方至今还有，以官为师的传统，因此，如果像老蒋这样的政府高官，都妥协的话，民众哪里还有斗志”。
说到这里，刘郧也懂了，华夏有一种“从官的心理”，记得21世纪时，无论乡镇怎么穷，但是大小酒楼生意却特别好，尤其是在官员办公的附近，后来上面的纪律管严了，许多酒楼生意一落千丈。
连八十年之后都这样，何况30年代的民国，刘郧不由大为感叹，老蒋其实也不是一个坏人，只是身在高位，一味想向西方学习，却不知道个中的文化差异，导致人们对他的所作所为，颇有些误解。
说到这里，似乎连李胜德主席自己也若有所思，略略沉吟片刻后，才严肃的说，“在华夏当官，权利是很大的，但是责任也很大，尤其身居高位的老蒋、刘湘和刘文辉之类，所负的责任就更大了”。
“他们都是华夏的领头羊，他们宛如长江的上游，他们的部下和民众，宛如长江的中下游，上游的江水涨一寸，下游的就会涨一丈，甚至是好几丈，若不注意分寸，必然导致洪灾泛滥成灾，民不聊生”。
比喻贴切生动，道理浅显易懂，刘郧也是大为受教，此时也明白为什么红军，为什么与老蒋的妥协性作斗争了，因为老蒋身在高位，任一点的缺陷，都会无限的扩大，若无人监督，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李主席全然没看刘郧，而是一脸凝重之色，似乎是在自言自语，“逝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红军经此番磨练，必将迎来极大的发展，绝不会弱于川军现在，也将面临责任与权利的选择”。
刘郧连忙低着头，极力掩饰心中的翻腾，李胜德也太谦虚了，还没想到统一全国的可能，还停留在与川军看齐的层次，突的心中一动，如果现在就开始做两边的工作，今后或许不会出现三年内战了。
李胜德似乎也没有了谈兴，拍了拍刘郧的肩头，就准备离开了，刘大官人却依依不舍，甚至有些希翼的问到，“主席，学生认为，你与蒋委员长都是一类人，是华夏近百年来最杰出人物，失去任何一人，都是华夏民族的巨大损失，你们为什么不能开诚布公的谈谈呢？”
李主席也是一怔，似乎也在思考这种可能性，先摇了摇头，随后又点了点头，看着一脸迷茫的刘郧，有些失笑的说，“你这个小同志，倒是满有想法的，嗯，就算我同意，不知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刘郧也是一愣，对啊，如何才能让老蒋同意呢，退一万步说，就算老蒋也同意了，他的那些门生故吏，以及支持他上位的人，也绝对不同意的，原因在于红军的政治主张，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何况老蒋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与李胜德会谈，对他的声望没有任何帮助的话，又岂肯会同意，刘郧苦涩的望着李主席，声音略略有些沙哑，“主席，你们红军的主张和政策，能不能适当的调整一下？”
“毕竟，目前最大的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鬼子的矛盾，适当的调整，也有助于红军的发展，所谓相忍为国”，让红军放弃自己的宗旨，根本是强人所难，刘大官人于是低着头，越说越没底气。
李胜德也没有发怒，反而怔然出神，显然刘郧的话，也让他大有感触，列宁同志曾说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让红军调整最初的宗旨，难道就不是背叛吗，但是世间万事万物，又有哪一样是永恒不变的，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这是红军在遵义会议时的集体认知。
李主席也就豁然开朗了，红军闹革命，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或少数领袖的生死荣辱，而是为了解华夏人民于倒悬，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红军的主张与政策，也只是手段而已，而不是目的。
李胜德于是微微一笑，神色从容而淡然，掷地有声的说，“我们工农红军连死都不怕，哪里还怕调整自己的政策和主张，小同志，若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尽管说出来，不要有什么其他的顾虑嘛”。
如此的心胸和气度，让刘郧浑身一震，猛地抬起了头，盯着李胜德主席，很真诚的说道，“红军从1927年以来，虽然建立了无数的根据地，也摸索了很多的治国治民的理念，但是大多旋起旋灭，收获了了，唯有治军之道渐趋成熟，已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