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十八坡的上空打旋，巨大的引擎声浪湮没了城市所有的喧嚣，她站在十八坡城门上，捂住耳朵，惊异地看见了那个常来到她梦中的人正全副武装站在打开的机舱内，避风镜使他的脸变了形，但她认得出，就是此人，在每周末深夜十二点整，与她在沿江公园山顶上第五排长椅上见面。
飞机仅仅在这个依山而筑的城市上空，盘旋了七分钟，便拖着长长的白烟，穿过云层，消失在观望的人们整个下午的骚乱的议论之中。
当夜，她去了约定的幽会地点，即下半城的沿江公园。预感只是预感，但她感觉到，时间仿佛应该消失得更快，民国三十八年这个秋天可能会提前逝去。她心情郁闷地步入公园山顶上，当她走近最高处的空地，她发现第五排长椅上横放着一件东西。今天是星期五，她想这就对了。于是她向那长椅大步走去。
那是一个男人。
一个酒瓶歪倒在地上，酒鬼！她正欲拔腿离去。
等一等。那人含混不清地叫道。
她回头，黑暗之中她没法辨清对方，但绝不是那个常在梦中会面的人。
她几乎是奔着下山，两步并作一步撞下一坡一坡弯曲的石阶。她的家在大桥下第一个墩子旁。从沿江公园出来之后，她没有马上回去，而是在大桥上慢慢走着，迎面吹来的风，从她未系上长围巾的脖子窜入，滑进她的旗袍里，像条冰冷的蛇。一件旧大衣裹在身上，她双手揣在大衣口袋里，不停地走着，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偶尔，车辆驶过她身旁，那不太亮的车灯打在她的脸上，她不得不用手挡住脸，眯起眼睛。她已经听到远远的山后传来的炮声。
整个过程，从我遇见你的那天开始就已宣告结束。我在寻找途径，尽可能快些逃出这貌似爱情的重重深墙大院。我必须改变我自己的一切，为了躲开你可恨的阴影，我长年写日记。昨天，我点火烧掉了日记，火光映出许多消逝的白天和夜晚，照出那年瘦削的肩，线条分明的身体。灰烬凝固成日渐憔悴的脸，我就是我的故事中的我。历史不是依然故我？多一声少一声轰隆又有什么用？这个城市已陷落过无数次，建造城市就是为了陷落。
她把身体重心从这条腿移向另一条腿，手和下巴放在潮湿的栏杆上，望着江水发呆，她微微卷曲的头发在夜风中簌簌发响。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走到她身后，她转过身，冷冷的水珠一小时一小时积在她头发和脸上，那最大的两滴水珠像泪挂在脸上。看见她，胡乱喊叫淫猥的语句，军官詈骂着逼他们继续赶路。在拥抱死亡之前，士兵需要拥抱女人，这想法使她很悲伤。
具体地说，这是一张地图。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你注视着我的眼睛，“万一我出了意外，”你停了停，接着说，“万一我死了，你必须继续执行任务，焦土政策，必须执行！”我猛烈点头，表示非常赞赏。“别讥讽我！”你用红色铅笔在那地图上画记号。在桥头偏东方向，一个类似亭子的图案旁边的空白处，你打了个“√”符号。
桥下江水悄无声响地流淌，一道发亮的宽带把这个城市划为北岸、南岸。贫贱苟生者与花红酒绿共处，柔情蜜意、卑劣淫荡流淌在一起，每点亮光就是一个世界。而夜为她遮住了年龄、欲望、嫉妒和仇恨。
一个戴礼帽的男人由大桥的南端走来，待他走近时，她望了一眼，转过身体，她问来人几点了。男人丝毫不奇怪一个单身女人深夜不归家而在桥上忘了时间地游荡：桥那头就是妓女出没的暗娼区。男人为她点燃打火机，照亮他自己的手腕，然后看着她模糊不清的脸。可是她张开大嘴，伸了个懒腰，眼皮低垂，盯着地上，声音含糊，似乎说了一句“谢谢”。
你说，你得做最后请示，最晚三天就回来。渡船的哨子响了第二遍。你上了轮渡船。你回到北岸，你将从那儿出发。
江边上拥挤不堪，过江的人提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的母亲，一担两绳找活干的脚夫，脸上仿佛都流露出惊慌。伤兵血污的担架乱七八糟摆满了河滩。茶馆码头都流传着共军过了东江，已经逼近这座城市的消息，广播里却是种种平抚人心的来自政府的辟谣报道。我走在这些人之中，河沙正在渗入我的布鞋里，我抬头再次遥望山上那个浅红色的亭子，加快了步伐。
倦意凶猛地袭来，她连连打了三个哈欠，眼皮像被一根线缝住，没法撑开。
她听见长椅上的人在说她违约，她想开口解释，但她说不出话。昨夜？不，前夜，自己去看了一下大桥，然后躺在家里两天两夜，老母亲后来说她高烧，发了两天。她的母亲实际是她的养母，两人之间只存在还债和收债的关系，她必须还清收留她这个孤儿的全部代价，她必须养她，即使她是多么厌恶这个同样厌恶她的老女人。
她动了一下身体，说实话她不太相信自己真的大病了一场，如这样，她还怎么做生意养这个“家”？麻烦出在哪儿？她一根一根手指地扳动指关节，每次发出一个清脆的响声，她的思索便往前进一步，她记起自己向一个陌生男人问时间，自己想睡觉，想抱着一个男人，像躺在那个想念已久的人的怀里。直到此刻，她仍昏沉沉的，想有一张床，舒服地躺下，去抓住那渐渐消退掉的快乐。
那个人从椅上站了起来，来来回回走动，从各个角度打量她。而她屏住气息，交叉双手，眼睛一动不动，脸上渐渐露出一个习惯的媚笑。
我决定在临江的“小过年”馆子，吃碗担担面，暖和暖和身子。然后再去听一段评书。当我吃完面，路过讲评书的茶馆时，面对里面的老头、小孩苍白麻木的脸和一派嘈杂声，我改变了主意。
滑竿把我搁在临时租来的小楼前。临近傍晚，太阳正在徐徐下落，淡淡的红光，笼罩着山上山下。我付了抬夫辛苦费，走上楼梯，门口放着一口箱子。我以为你临时改变主意，舍不得离开我又返了回来。我高兴地叫你的名字。楼上楼下厨房和堆放杂物的小间，都找遍了，连个影子也没有。看着箱子，我不知拿它如何处理，放在门口，万一被人提走，怎么向你交代？若是提进家，我又不知箱子里装了什么，不敢贸然行动。我想摸它一下，但却本能地缩回了手。
我忧心忡忡了一晚，直到夜深人静时，才鼓起勇气拉开房门，走到走廊上。
她被平放在长椅上，胸部一起一伏，每次都在等待的时刻来到了。可是，她的身体仍孤独地躺在那儿，孤独比那渴望更痛苦地刺入她的内心。她睁开眼睛，瞧见阴黑而高远的夜空似乎有星星重叠在一起，她从椅子上坐起，朝那男人露出洁白牙齿笑了笑，就去解自己旗袍左边的布扣，最后一颗纽扣还未退完，她的两个乳房便晃荡在漆黑的夜里。她感到男人的头摇动了一下，男人第一次见到她的胴体，都这样颤抖。她站了起来，身体微微向后仰。
汽笛声从远远的山下传来，船在慢慢移开码头，那挥动的手，垂下的头，蹒跚不已的步子宣示一种说不出道不尽的悲怆情绪。江上的汽笛在这个时候长鸣，很准确而及时，这正是应该有的伴奏曲，每次必不可少的音乐。她微微扬起沉醉的脸，那双天真无邪，但又被欲望点燃的眼睛眨了眨，她伸开胳膊，这姿态比任何一种语言都强大，具有不可逆转的征服力。她要拥抱。
而在拥抱中，她盼望听到汽笛持久地呜咽下去。
我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瞅着这口帆布箱子。走廊上亮着微弱的白炽灯。好奇心和恐惧在我的脑子里打架，我不是干特工的料，起码不是一个有经验的特工。我的逻辑能力被这口箱子的出现打乱了，我只配当一个工具，一个最糟的工具，我不会喝彩，不会呐喊，不会叹息，只剩下对未知的恐惧。
飞机仅仅在这个依山而筑的城市上空，盘旋了七分钟，便拖着长长的白烟，穿过云层，消失在观望的人们整个下午的骚乱的议论之中。
当夜，她去了约定的幽会地点，即下半城的沿江公园。预感只是预感，但她感觉到，时间仿佛应该消失得更快，民国三十八年这个秋天可能会提前逝去。她心情郁闷地步入公园山顶上，当她走近最高处的空地，她发现第五排长椅上横放着一件东西。今天是星期五，她想这就对了。于是她向那长椅大步走去。
那是一个男人。
一个酒瓶歪倒在地上，酒鬼！她正欲拔腿离去。
等一等。那人含混不清地叫道。
她回头，黑暗之中她没法辨清对方，但绝不是那个常在梦中会面的人。
她几乎是奔着下山，两步并作一步撞下一坡一坡弯曲的石阶。她的家在大桥下第一个墩子旁。从沿江公园出来之后，她没有马上回去，而是在大桥上慢慢走着，迎面吹来的风，从她未系上长围巾的脖子窜入，滑进她的旗袍里，像条冰冷的蛇。一件旧大衣裹在身上，她双手揣在大衣口袋里，不停地走着，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偶尔，车辆驶过她身旁，那不太亮的车灯打在她的脸上，她不得不用手挡住脸，眯起眼睛。她已经听到远远的山后传来的炮声。
整个过程，从我遇见你的那天开始就已宣告结束。我在寻找途径，尽可能快些逃出这貌似爱情的重重深墙大院。我必须改变我自己的一切，为了躲开你可恨的阴影，我长年写日记。昨天，我点火烧掉了日记，火光映出许多消逝的白天和夜晚，照出那年瘦削的肩，线条分明的身体。灰烬凝固成日渐憔悴的脸，我就是我的故事中的我。历史不是依然故我？多一声少一声轰隆又有什么用？这个城市已陷落过无数次，建造城市就是为了陷落。
她把身体重心从这条腿移向另一条腿，手和下巴放在潮湿的栏杆上，望着江水发呆，她微微卷曲的头发在夜风中簌簌发响。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走到她身后，她转过身，冷冷的水珠一小时一小时积在她头发和脸上，那最大的两滴水珠像泪挂在脸上。看见她，胡乱喊叫淫猥的语句，军官詈骂着逼他们继续赶路。在拥抱死亡之前，士兵需要拥抱女人，这想法使她很悲伤。
具体地说，这是一张地图。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你注视着我的眼睛，“万一我出了意外，”你停了停，接着说，“万一我死了，你必须继续执行任务，焦土政策，必须执行！”我猛烈点头，表示非常赞赏。“别讥讽我！”你用红色铅笔在那地图上画记号。在桥头偏东方向，一个类似亭子的图案旁边的空白处，你打了个“√”符号。
桥下江水悄无声响地流淌，一道发亮的宽带把这个城市划为北岸、南岸。贫贱苟生者与花红酒绿共处，柔情蜜意、卑劣淫荡流淌在一起，每点亮光就是一个世界。而夜为她遮住了年龄、欲望、嫉妒和仇恨。
一个戴礼帽的男人由大桥的南端走来，待他走近时，她望了一眼，转过身体，她问来人几点了。男人丝毫不奇怪一个单身女人深夜不归家而在桥上忘了时间地游荡：桥那头就是妓女出没的暗娼区。男人为她点燃打火机，照亮他自己的手腕，然后看着她模糊不清的脸。可是她张开大嘴，伸了个懒腰，眼皮低垂，盯着地上，声音含糊，似乎说了一句“谢谢”。
你说，你得做最后请示，最晚三天就回来。渡船的哨子响了第二遍。你上了轮渡船。你回到北岸，你将从那儿出发。
江边上拥挤不堪，过江的人提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的母亲，一担两绳找活干的脚夫，脸上仿佛都流露出惊慌。伤兵血污的担架乱七八糟摆满了河滩。茶馆码头都流传着共军过了东江，已经逼近这座城市的消息，广播里却是种种平抚人心的来自政府的辟谣报道。我走在这些人之中，河沙正在渗入我的布鞋里，我抬头再次遥望山上那个浅红色的亭子，加快了步伐。
倦意凶猛地袭来，她连连打了三个哈欠，眼皮像被一根线缝住，没法撑开。
她听见长椅上的人在说她违约，她想开口解释，但她说不出话。昨夜？不，前夜，自己去看了一下大桥，然后躺在家里两天两夜，老母亲后来说她高烧，发了两天。她的母亲实际是她的养母，两人之间只存在还债和收债的关系，她必须还清收留她这个孤儿的全部代价，她必须养她，即使她是多么厌恶这个同样厌恶她的老女人。
她动了一下身体，说实话她不太相信自己真的大病了一场，如这样，她还怎么做生意养这个“家”？麻烦出在哪儿？她一根一根手指地扳动指关节，每次发出一个清脆的响声，她的思索便往前进一步，她记起自己向一个陌生男人问时间，自己想睡觉，想抱着一个男人，像躺在那个想念已久的人的怀里。直到此刻，她仍昏沉沉的，想有一张床，舒服地躺下，去抓住那渐渐消退掉的快乐。
那个人从椅上站了起来，来来回回走动，从各个角度打量她。而她屏住气息，交叉双手，眼睛一动不动，脸上渐渐露出一个习惯的媚笑。
我决定在临江的“小过年”馆子，吃碗担担面，暖和暖和身子。然后再去听一段评书。当我吃完面，路过讲评书的茶馆时，面对里面的老头、小孩苍白麻木的脸和一派嘈杂声，我改变了主意。
滑竿把我搁在临时租来的小楼前。临近傍晚，太阳正在徐徐下落，淡淡的红光，笼罩着山上山下。我付了抬夫辛苦费，走上楼梯，门口放着一口箱子。我以为你临时改变主意，舍不得离开我又返了回来。我高兴地叫你的名字。楼上楼下厨房和堆放杂物的小间，都找遍了，连个影子也没有。看着箱子，我不知拿它如何处理，放在门口，万一被人提走，怎么向你交代？若是提进家，我又不知箱子里装了什么，不敢贸然行动。我想摸它一下，但却本能地缩回了手。
我忧心忡忡了一晚，直到夜深人静时，才鼓起勇气拉开房门，走到走廊上。
她被平放在长椅上，胸部一起一伏，每次都在等待的时刻来到了。可是，她的身体仍孤独地躺在那儿，孤独比那渴望更痛苦地刺入她的内心。她睁开眼睛，瞧见阴黑而高远的夜空似乎有星星重叠在一起，她从椅子上坐起，朝那男人露出洁白牙齿笑了笑，就去解自己旗袍左边的布扣，最后一颗纽扣还未退完，她的两个乳房便晃荡在漆黑的夜里。她感到男人的头摇动了一下，男人第一次见到她的胴体，都这样颤抖。她站了起来，身体微微向后仰。
汽笛声从远远的山下传来，船在慢慢移开码头，那挥动的手，垂下的头，蹒跚不已的步子宣示一种说不出道不尽的悲怆情绪。江上的汽笛在这个时候长鸣，很准确而及时，这正是应该有的伴奏曲，每次必不可少的音乐。她微微扬起沉醉的脸，那双天真无邪，但又被欲望点燃的眼睛眨了眨，她伸开胳膊，这姿态比任何一种语言都强大，具有不可逆转的征服力。她要拥抱。
而在拥抱中，她盼望听到汽笛持久地呜咽下去。
我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瞅着这口帆布箱子。走廊上亮着微弱的白炽灯。好奇心和恐惧在我的脑子里打架，我不是干特工的料，起码不是一个有经验的特工。我的逻辑能力被这口箱子的出现打乱了，我只配当一个工具，一个最糟的工具，我不会喝彩，不会呐喊，不会叹息，只剩下对未知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