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入睡，这个夜晚天上冒出束束礼花，庆祝新落成的高级军人俱乐部。决定不沾酒，好几次我的手揭开盖子，又盖上。大街上没有从前那种例行的游行，真有些不习惯。电脑里有个笔友告诉我，她终于找到十多年前安的节育环，上了三次医院，做了两次手术，才从肉里活生生挖了出来。年龄早已不用节育，那环却不肯离开。
生活一向如此。我没有见过这个笔友。可能反正不认识，倒可诉诉生活的怨苦。有些人可能一生也见不着，有些人总在眼前，而见不着的人，你更关心，更喜欢。但是那个鞋店小姐呢？我可能在见到她之前，就喜欢她了？
我找出相册，这一薄本幸存下来，其他的，不是毁于自己，就是毁于他人。有十年时间，人们全在做这事，领袖夫人带头，把她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明星照大动干戈抄家找出来，与知情人一道销毁。照片竟能如此害人。可是现在，一个普通的垃圾站里，也能从旧报纸上，看到领袖夫人昔日的风采。谈不上倾城倾国，但机灵可爱，和别的延安女人不一个味。鞋店里那个小梅，生得有点像年轻时的领袖夫人。
我的照片，和我这样经历的人一个模式，留不留意义一样。好在我年轻时候与现在没有太大的差别，皱纹多些，衣服颜色也多些。不少小报，都说那位领袖夫人在狱中写自传。多少人在写她的传记，她犯不着写。不过我还是在等，或许她的自传能让我嗅出丝丝缕缕的迹象。可是有一天，小报说她自己吊死在囚室。一个正在写自传的人不会自杀，我白等一场。
延安，如同电子信箱，也是个沾上就脱不了身的东西。
宿舍楼三层，她的房间在二层。那天她游泳回来，一身湿淋淋，刚迈入一层暗黑的过道口，就被人狠狠地拖到外边，是班长。她竭力想挣脱，但挣脱不掉，她俩身体拉扯在一块，一路跌跌撞撞，最后摔倒在抓痒树的坡下。她站起来，发黄的路灯下，她们的身影纠缠在地上。
“我都看见了，”班长气恨交加，劈头给她一掌，“你这个妖精，你存心勾引指导员，你还偷偷涂了我的口红。涂了好看啊，去抢男人啊。”
她被打蒙、骂傻了，蜷缩身子，双手护着自己的头。等回过神来，她意识到班长一定在跟踪她。于是抬起头，脱口而出：“要吃醋，先问问自己有没有份儿！”
“他约了我。”班长愤怒得脸红红的，“结果你赶在我前面，你不要脸。”
“他也约了你？”先前有过的担心被证实了，这次让班长做了看客。那你也看到了我的身体，她心里有股满足感。但她还是叫嚷着：“别自作多情，酸不酸？”
假若不是有人经过，两人还会边骂边厮打，像受伤的兽决斗到底。她突然哑了，看着对方。那人却脸扭向一边，加快步伐，生怕惹事。
两人从地上爬起来，头发散乱，尤其是她，未全干的衣服沾满泥土。不远处练舞室亮着灯光。她们鬼差神使地走到练舞室，空无一人，忘了关灯和关门。雪亮的日光灯，把浑身上下的羞辱照得一清二楚。她好像看见指导员，也许又约了另一个女同学，就像那晚，班长的身体在他怀里。她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紫。她闭上眼睛：班长和他在垫子上，班长的身体在黑夜里太好看，好看的东西对她充满了力量，她的呼吸急促，往墙边退，她拉住电灯绳，浑身是恐慌和怒火。班长的眼里却是镇静，镇静得不正常，她的手紧握自己的手，眼睛发亮。拉灭灯的练舞室，好久没有声音。
几天后，她路过操场沙地，练舞的娘子军陆续散了，墙上脚印无数，指导员从练舞室出来。他汗湿的身体真的有魅力，他的声音却显得遥远。“是不是忘了昨天我的话？昨天我在水库等你好久。”他拉着她的手说。
她却朗声笑起来：“你另约了什么人来看戏？你这个性错乱，展览狂！”
雨点落下，豌豆大，没一会儿就密集起来。这给她一个理由，她抽出手，往宿舍楼跑，回过头来，朝指导员喊：“好吧，明天傍晚，水库不见不散。”
她回寝室，坐在床上，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指导员是一个黄鼠狼，但她就是为那个黄鼠狼而哭。
“怎么啦？”班长的手放在她的肩上。房间里就她俩，她哭得更厉害，班长抱住她，哄孩子似的说：“别哭。”
“班长。”她呜咽，她喜欢在她怀里，喜欢她用手帕擦去她的眼泪。
“别叫我班长了，哪一辈子的事。叫我小梅，我家里人都这么叫。”
但她不习惯叫“小梅”。她比班长年龄大几个月，但班长各方面都比她成熟得多，连脚也比她大半码。她说，她下不了决心，给指导员一点颜色看，按她俩早设想好的计谋。
“现在看来非做不可了，他刚才也约我了，他是个流氓，拿我们当玩物呢！”班长说。
第二天夜里，指导员被对方组织抓走。认为他是此方武卫队员，知道“幕后黑手”原校党委书记藏在哪里。娘子军舞蹈班的人来告诉她们，说是他去游泳，很迟才归，换了身干净衣服，当时正在刷牙。她们相视看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接下来的事，她们未料到：指导员就是不肯说出原校党委书记藏身何处，遭到毒打，熬不过毒刑就开始胡说。一说就人马出动偷袭，却次次扑空。看到上刑也没用，对方组织向他摊了底：他的两个女学生，忠于伟大领袖，看不过他的奸恶前来告发的。这使他精神全崩溃了。对方还不放过他，里面五大三粗的工人阶级看他细皮嫩肉，相貌姣好，把他关在暗室里，轮番鸡奸他。
“做过了头，但莫后悔。”班长说着，靠近她，眼睛蒙有雾气似的湿。“我们并不是喜欢他，我们只是通过他，知道了我们自己的心。”
窗外的梧桐树叶绿得油亮。她的短发长了，可用橡皮筋扎辫子，她们形影不离，最爱去有抓痒树的山坡，话越来越多：谈每夜做的梦，谈各自家里人，那支口红是班长母亲的，“文革”初她母亲把家里有可能惹祸的东西全处理掉，但班长趁母亲不注意，留下了口红。
她们把对方的名字刻在抓痒树干上，绕着学校跑，半夜翻窗爬进练舞室。谁也不提指导员，好像她们的生活里压根儿就没这个人，他从她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她们就是不要指导员的娘子军。那个冷清的上午，太阳却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升得高。因为天热，寝室窗大敞，她俩在玩扑克算命。现在口红已用到了底端，最后一点，她替班长抹上。
班长对镜瞧着说：“红得鲜艳，不像樱桃，而像辣椒。”
这话，怎么耳熟？她想起来，指导员曾说过，一个不祥的感觉闪过她心头。这时她听见楼下有男人声音，在叫她的名字。
她本是坐在床上，急忙站起，站在窗外梧桐树下的男人：脸色憔悴，身上穿了件松松垮垮的旧军衣，还戴了顶不知哪儿弄来的军帽，样子很狼狈。她不认识这个男人，但班长探头一看，惊叫了一声：“是他！他怎么会出来的？”
指导员在梧桐树下向她们招手，让她俩下去。
她们一直没有想过这个男人出来以后怎么办。或许她们一直认为他会死在暗牢里。不是心肠坏，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冤死鬼多的是。对方组织的头儿答应过她们，绝对不把她们检举一事说出去。还是班长首先恢复镇静。她说：“这个流氓王八蛋又来缠，我去，看他怎么招来着？”
没等她说话，班长就出了门，下楼跑得那么快，她怕班长吃亏，急忙追上去。
走出楼门，她看到班长站在指导员面前。奇怪，梧桐树下两人紧抱在一起，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听到两人都叫她的名字。两人的姿势很奇怪，指导员微笑着向她招手，班长被他紧搂着，背对着她，在使劲地蹬着脚。在她靠近他们一刹那，她被班长用挣脱出来的手狠命推开。她毫无准备，踉跄几步摔倒在地上，就在这一刹那，一声轰隆响起。
她睁开眼睛，发现她的脸淌着血，朝四周一看：硝烟升起的地上，全是身体的碎片和鲜血。“来呀，来看最后一场。”指导员最后的吼叫，她仿佛是听见的。
她当时不知脸上的血中有自己伤口的血，只知道吓昏过去了。听见爆炸赶来的人把她送进医院。后来她听说了，这个男人逃出囚室，偷了一枚烈性手榴弹，连梧桐树也炸掉一半。场面太血腥，没人敢靠近。
她受的只是皮外伤。
第二天，她忍着伤痛，让人送她到寝室楼前，她将小梅和指导员的身体碎片一一区分出来，装到两个袋里。她坚持要这么做，只有她熟悉两人身体的各部分，也只有她不害怕收拾这些碎片，因为她本来应当归在这一堆里。收拾完，她又晕倒，被送进医院。小梅的碎片被造反组织抬走，埋进红卫兵烈士墓，指导员的尸体无人处理，最后反而是对方组织送去火葬场。
我这一夜思绪混乱。我带着胆怯想，指导员，你真是有一股愤狠劲，但你的愤狠劲只有一次，还不如梧桐树，又长得茂茂盛盛，哪怕在那个绝望的时代。班长，假若你活下来，你会怎么看过去？
我检查冰箱，一箱各式不同的葡萄酒已近尾声，当然，我的经济情况极差，比起许多下岗工人，日子还算过得去，有两家私人公司来找我，做些偷税漏税的假账，给些小钱。我手里的这瓶酒，对我来说，太甜。含酒精15%，合资产的西班牙产的葡萄酒，也并不比法国的差。我在本子上记下商标名字等细节，如此并不是夸耀我是个品酒行家，而是借酒打发时间，夜太长。
没人知道我下落，有人说我下乡当知青时，在农村嫁了当地农民；以后，有人说我在海南炒房地产，成大腕了，也有人看见我在悉尼的中国城餐馆洗盘子。流言似水。我改换姓名，在一个小地方度着岁月，偶尔会想起收拾班长的头颅时，那嘴唇上的口红，依然如我抹上时那么美。在那个学校，至今还有人说我，真是奇事，想必人们在我们三人头上安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我是唯一活着的人，我的故事应当最精彩。
到这个小地方来养老，就想忘记这一切。如果不是那天遇到那个鞋店小姐，那么，我恐怕不会再记起我生命里曾经有另一个小梅。一生的日子睡一觉似的就过完了，而此刻，我才觉得有点痛，彻骨之痛。看到这个小梅，我才明白我躲不开自己。
酒瓶见底，今夜，怎么也难醉。泪顺着脸淌下来，有一张最大的黑白照片，在几乎空白的相册里，六十年代末一个一刹那的缩影，那两个女学生穿着绿军衣并排坐着，有点忧郁，甚至带着恐惧，她们的脸这时突然清晰起来，你是个幸存者，因为班长。这个夜晚我才意识，我应该珍惜余生，不必记恨世界。心情宁静，比金子贵重。
第二天，我记得昨夜的梦：我和班长手牵手地来到一张洁白的垫子上，一起翻了斤斗，腾在半空非常长一段时间。
过了一个星期，我的鞋子在雨水里一走，掉了鞋底。鞋是一个人的根基，岂有不追究之理？我到了那家店，接待我的那个女孩扫了一眼鞋子，说，不属于质量问题。她上下打量我：这是你自己走路扭歪的，不能换。我恼恨地说，我要找售给我鞋的店员，叫小梅，小梅说包换的。她说，她就是。
你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
生活一向如此。我没有见过这个笔友。可能反正不认识，倒可诉诉生活的怨苦。有些人可能一生也见不着，有些人总在眼前，而见不着的人，你更关心，更喜欢。但是那个鞋店小姐呢？我可能在见到她之前，就喜欢她了？
我找出相册，这一薄本幸存下来，其他的，不是毁于自己，就是毁于他人。有十年时间，人们全在做这事，领袖夫人带头，把她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明星照大动干戈抄家找出来，与知情人一道销毁。照片竟能如此害人。可是现在，一个普通的垃圾站里，也能从旧报纸上，看到领袖夫人昔日的风采。谈不上倾城倾国，但机灵可爱，和别的延安女人不一个味。鞋店里那个小梅，生得有点像年轻时的领袖夫人。
我的照片，和我这样经历的人一个模式，留不留意义一样。好在我年轻时候与现在没有太大的差别，皱纹多些，衣服颜色也多些。不少小报，都说那位领袖夫人在狱中写自传。多少人在写她的传记，她犯不着写。不过我还是在等，或许她的自传能让我嗅出丝丝缕缕的迹象。可是有一天，小报说她自己吊死在囚室。一个正在写自传的人不会自杀，我白等一场。
延安，如同电子信箱，也是个沾上就脱不了身的东西。
宿舍楼三层，她的房间在二层。那天她游泳回来，一身湿淋淋，刚迈入一层暗黑的过道口，就被人狠狠地拖到外边，是班长。她竭力想挣脱，但挣脱不掉，她俩身体拉扯在一块，一路跌跌撞撞，最后摔倒在抓痒树的坡下。她站起来，发黄的路灯下，她们的身影纠缠在地上。
“我都看见了，”班长气恨交加，劈头给她一掌，“你这个妖精，你存心勾引指导员，你还偷偷涂了我的口红。涂了好看啊，去抢男人啊。”
她被打蒙、骂傻了，蜷缩身子，双手护着自己的头。等回过神来，她意识到班长一定在跟踪她。于是抬起头，脱口而出：“要吃醋，先问问自己有没有份儿！”
“他约了我。”班长愤怒得脸红红的，“结果你赶在我前面，你不要脸。”
“他也约了你？”先前有过的担心被证实了，这次让班长做了看客。那你也看到了我的身体，她心里有股满足感。但她还是叫嚷着：“别自作多情，酸不酸？”
假若不是有人经过，两人还会边骂边厮打，像受伤的兽决斗到底。她突然哑了，看着对方。那人却脸扭向一边，加快步伐，生怕惹事。
两人从地上爬起来，头发散乱，尤其是她，未全干的衣服沾满泥土。不远处练舞室亮着灯光。她们鬼差神使地走到练舞室，空无一人，忘了关灯和关门。雪亮的日光灯，把浑身上下的羞辱照得一清二楚。她好像看见指导员，也许又约了另一个女同学，就像那晚，班长的身体在他怀里。她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紫。她闭上眼睛：班长和他在垫子上，班长的身体在黑夜里太好看，好看的东西对她充满了力量，她的呼吸急促，往墙边退，她拉住电灯绳，浑身是恐慌和怒火。班长的眼里却是镇静，镇静得不正常，她的手紧握自己的手，眼睛发亮。拉灭灯的练舞室，好久没有声音。
几天后，她路过操场沙地，练舞的娘子军陆续散了，墙上脚印无数，指导员从练舞室出来。他汗湿的身体真的有魅力，他的声音却显得遥远。“是不是忘了昨天我的话？昨天我在水库等你好久。”他拉着她的手说。
她却朗声笑起来：“你另约了什么人来看戏？你这个性错乱，展览狂！”
雨点落下，豌豆大，没一会儿就密集起来。这给她一个理由，她抽出手，往宿舍楼跑，回过头来，朝指导员喊：“好吧，明天傍晚，水库不见不散。”
她回寝室，坐在床上，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指导员是一个黄鼠狼，但她就是为那个黄鼠狼而哭。
“怎么啦？”班长的手放在她的肩上。房间里就她俩，她哭得更厉害，班长抱住她，哄孩子似的说：“别哭。”
“班长。”她呜咽，她喜欢在她怀里，喜欢她用手帕擦去她的眼泪。
“别叫我班长了，哪一辈子的事。叫我小梅，我家里人都这么叫。”
但她不习惯叫“小梅”。她比班长年龄大几个月，但班长各方面都比她成熟得多，连脚也比她大半码。她说，她下不了决心，给指导员一点颜色看，按她俩早设想好的计谋。
“现在看来非做不可了，他刚才也约我了，他是个流氓，拿我们当玩物呢！”班长说。
第二天夜里，指导员被对方组织抓走。认为他是此方武卫队员，知道“幕后黑手”原校党委书记藏在哪里。娘子军舞蹈班的人来告诉她们，说是他去游泳，很迟才归，换了身干净衣服，当时正在刷牙。她们相视看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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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梧桐树叶绿得油亮。她的短发长了，可用橡皮筋扎辫子，她们形影不离，最爱去有抓痒树的山坡，话越来越多：谈每夜做的梦，谈各自家里人，那支口红是班长母亲的，“文革”初她母亲把家里有可能惹祸的东西全处理掉，但班长趁母亲不注意，留下了口红。
她们把对方的名字刻在抓痒树干上，绕着学校跑，半夜翻窗爬进练舞室。谁也不提指导员，好像她们的生活里压根儿就没这个人，他从她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她们就是不要指导员的娘子军。那个冷清的上午，太阳却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升得高。因为天热，寝室窗大敞，她俩在玩扑克算命。现在口红已用到了底端，最后一点，她替班长抹上。
班长对镜瞧着说：“红得鲜艳，不像樱桃，而像辣椒。”
这话，怎么耳熟？她想起来，指导员曾说过，一个不祥的感觉闪过她心头。这时她听见楼下有男人声音，在叫她的名字。
她本是坐在床上，急忙站起，站在窗外梧桐树下的男人：脸色憔悴，身上穿了件松松垮垮的旧军衣，还戴了顶不知哪儿弄来的军帽，样子很狼狈。她不认识这个男人，但班长探头一看，惊叫了一声：“是他！他怎么会出来的？”
指导员在梧桐树下向她们招手，让她俩下去。
她们一直没有想过这个男人出来以后怎么办。或许她们一直认为他会死在暗牢里。不是心肠坏，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冤死鬼多的是。对方组织的头儿答应过她们，绝对不把她们检举一事说出去。还是班长首先恢复镇静。她说：“这个流氓王八蛋又来缠，我去，看他怎么招来着？”
没等她说话，班长就出了门，下楼跑得那么快，她怕班长吃亏，急忙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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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睁开眼睛，发现她的脸淌着血，朝四周一看：硝烟升起的地上，全是身体的碎片和鲜血。“来呀，来看最后一场。”指导员最后的吼叫，她仿佛是听见的。
她当时不知脸上的血中有自己伤口的血，只知道吓昏过去了。听见爆炸赶来的人把她送进医院。后来她听说了，这个男人逃出囚室，偷了一枚烈性手榴弹，连梧桐树也炸掉一半。场面太血腥，没人敢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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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忍着伤痛，让人送她到寝室楼前，她将小梅和指导员的身体碎片一一区分出来，装到两个袋里。她坚持要这么做，只有她熟悉两人身体的各部分，也只有她不害怕收拾这些碎片，因为她本来应当归在这一堆里。收拾完，她又晕倒，被送进医院。小梅的碎片被造反组织抬走，埋进红卫兵烈士墓，指导员的尸体无人处理，最后反而是对方组织送去火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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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我下落，有人说我下乡当知青时，在农村嫁了当地农民；以后，有人说我在海南炒房地产，成大腕了，也有人看见我在悉尼的中国城餐馆洗盘子。流言似水。我改换姓名，在一个小地方度着岁月，偶尔会想起收拾班长的头颅时，那嘴唇上的口红，依然如我抹上时那么美。在那个学校，至今还有人说我，真是奇事，想必人们在我们三人头上安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我是唯一活着的人，我的故事应当最精彩。
到这个小地方来养老，就想忘记这一切。如果不是那天遇到那个鞋店小姐，那么，我恐怕不会再记起我生命里曾经有另一个小梅。一生的日子睡一觉似的就过完了，而此刻，我才觉得有点痛，彻骨之痛。看到这个小梅，我才明白我躲不开自己。
酒瓶见底，今夜，怎么也难醉。泪顺着脸淌下来，有一张最大的黑白照片，在几乎空白的相册里，六十年代末一个一刹那的缩影，那两个女学生穿着绿军衣并排坐着，有点忧郁，甚至带着恐惧，她们的脸这时突然清晰起来，你是个幸存者，因为班长。这个夜晚我才意识，我应该珍惜余生，不必记恨世界。心情宁静，比金子贵重。
第二天，我记得昨夜的梦：我和班长手牵手地来到一张洁白的垫子上，一起翻了斤斗，腾在半空非常长一段时间。
过了一个星期，我的鞋子在雨水里一走，掉了鞋底。鞋是一个人的根基，岂有不追究之理？我到了那家店，接待我的那个女孩扫了一眼鞋子，说，不属于质量问题。她上下打量我：这是你自己走路扭歪的，不能换。我恼恨地说，我要找售给我鞋的店员，叫小梅，小梅说包换的。她说，她就是。
你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