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离家多年，当我决定走得更远的时候，在1989年年初我回了一次家。
快到六号院子门口时，我才有点忐忑不安，不知家里人会怎样对我。父亲坐在堂屋家门口一小炉子边，他把几层外套重叠着穿，缩着腰，怕冷似的双手插在袖子里，正对着院大门。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但能感觉是我，能听出是我的声音在叫他爸爸，他笑了。
母亲从屋里走出，手里的一节藕掉在地上，她变得很老，背更驼了。她说：“你回来做啥子，你还记得这个家呀？”话很不中听，但她看着我的神情告诉我，对我的回家她又惊又喜。
我把随身带的帆布小旅行箱放下，目光四下望着。这儿的一切，包括父母，与我想象的一样，只不过更为朽败，毫无新奇之处，也没有亲切的感觉。而我回来也不过是瞅上一眼，对自己曾经那么多年在这地方生活做个交代，有几分是为了看父母呢？
最多后天，说不定明天，我就走。
吃过晚饭，天就完全黑了。在屋子里，不管怎么弯着头，也看不到一点窗外掉尽叶子光秃秃的黄葛树。我脱了衣服上床，母亲在给五屉柜上的一尊佛规规矩矩作揖，嘴里轻轻念叨着什么。那是个和喝水杯子差不多大的瓷人，瓷人的面前放着一个小香炉。母亲信佛比以往更为虔诚，已把佛请到家里来。
母亲上床后，与我的身子挨得极近，我很不习惯往里面挪了挪，她扯过她的棉被给自己盖上。架子床靠墙一边横搁了一个窄窄的木板，上面放了夏天衣服和一个个用布包起来的小包袱。弄得一张床不伦不类的，而且稍不注意，一抬头，就会撞上。我忍不住说：“床下有箱子，还有五屉柜，都装不下了？”
“这你就不晓得了，把东西包起来，随时就可以走。”母亲说。
还不等我问她走哪儿，她就说，她准备好了，一失火，就可以拎走，先牵走我父亲，再拎包。
呼吸着母亲的气息，我想，她不过才六十二岁的人，脑子却真是老了。
我眼皮开始打架，粘在一起。奇怪，我在外每夜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一回到家，不必服药，脑子马上昏昏沉沉。
母亲关了灯，她说这个月退休工资没领成，几家造船厂都发不起工人工资，退休工人连领一半退休金也不行。大冷天她去了好几次都白跑，有几百退休老人在公司大门口静坐。她怕冷，怕心脏犯病，没有去。公司若再不发退休工资，他们说要到朝天门港口去静坐。“那么冷，都是上了年龄的人，活不了几天，朝死里奔。”黑暗中，母亲自言自语，“我现在就是去一趟石桥广场买菜，人就累得不行。”
这几句我听清楚了，我对母亲说：“我要睡着了，明天我给你钱就是了。”
母亲想说什么，果真停了嘴。她那么说，不过是提醒我应当养家的一种方式罢了。
母亲也不问我的情况，在外边干些什么，她依然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她问，我能说什么呢？假如我告诉她，她的第六个女儿靠写诗写小说谋生，她一定不会相信也不明白。我已经二十六岁，往二十七岁靠了，她也没有问一问我有没有谈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也可能她明白，我这种女儿的生活方式，还是不问为好，省得焦心。
2
第二天我醒来，就闻见烧香敬佛的大众牌卫生香，气味刺鼻。香炉上弯弯曲曲冒着三根白烟。父亲早起来了，摸下楼。面朝我站着，他喘得很厉害，在喝一种颜色很浓的药水。他看不见我，只是感觉到我站在门槛边。
母亲提着菜篮回来，她把白萝卜，还有几两猪肉一束葱，放在门外靠墙放的竹桌上。我过去帮母亲理葱上的须和黄叶，掏出钱给她。母亲把钱仔细地数了数，还了两张给我。我没推辞，就收下了。我对母亲说，我以后还会寄钱给她。
“一笼鸡不叫，总有只鸡要叫，”母亲说，“我知道你会最有孝心。”
“我明天一早就走。”我打断母亲。
母亲脸上的笑容顿时没了，嘴里却说：“你昨天晚上讲，我今天就多买点菜呀，你啷个不早点说嘛？”
父亲把炉子边上的扇子拿着，在对着炉子扇。母亲走过去，一把夺了下来，“火燃得又不是不好，扇啥子，瞎起个眼睛，尽添事！”
她是有气想对我发，但又不能朝我发，就对父亲发。人还是得长大，我想，起码长大了，母亲不能随便朝你发火。
整个下午和傍晚，家里空气都异常沉闷。晚饭时，五哥回来了一趟，他变得很瘦，人矮了一截，见了我仅说了句“你回来了”。连他都变得如此陌生，那么不用说其他姐姐哥哥了，我决定明天走是对的。我只想等到黑夜来临，盼望这一天尽快结束。
母亲洗了脚，迟迟不上床，墙上挂钟都快夜里十二点，整个院子的人都睡了，她还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似的。她一定是记忆出差错了，总找不着。
看着她着急的样子，我躺在被窝里说：“你要找的东西说不定就在我头上的包里。”她拍了一下自己的头，就爬上床，把边上一个布包取下。
我懒得看她，干脆闭上眼睛，准备入睡。
母亲叫我，我张开眼睛，见她手里拿着一只口琴，摊开的布包上是墨蓝色儿童绒帽。口琴和帽子都是我曾经见过的，她把口琴递给我。“你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说这话时好像带着一种莫名的快感，仿佛是一个击中要害的报复。
“为什么？”我问，我知道母亲在说谁。
“他得肺癌死了。临死前他希望见到你和我，让他的老母亲去找你二姐，好不容易找到二姐，二姐却没有过江来叫我，即使叫了，你也不在。”母亲拿准我说，“即使你在，你也不会去的。”
“我不在。”我喃喃重复母亲的话。在1986年4月20日生父咽气的那一刻，三年前，二十四岁的我在哪里？在哪个城市潇洒地打发时光？可能和一群人在喝酒闲聊，哈哈大笑，正把身体倒向一个自认为爱我的男人的怀里？我想不起来，感觉脑壳上开始有东西在敲，我从被子里坐了起来，语气平淡地说：“人要死了，我还是得去的嘛。”
母亲俯下身的脸，我看不清楚，觉得她在冷笑，但是她的手抹了抹脸，那么说，她在流泪？
二姐写信从来没提这事，我相信她今后也永远不会给我讲这件事：生父的母亲，我的婆婆，为了儿子临死前想见我一眼，来找二姐。二姐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来找我们家，不要来找我们家六六，我们家六六不会认你们的。”
二姐会一直守住这个秘密，如同她守着另一个秘密一样：曾代母亲收我生父按月寄给我的十八元生活费。
母亲后来知道了，也没有一句话责怪二姐。在这件事上，母亲心里一直很虚，她对我们家其他的孩子总是采取一种卑微的姿态，把一腔委屈和悲痛留给自己。
母亲说她有感觉，连续好些天夜里做梦，都梦见我生父像个小儿哭啼，责怪她不去看他。以前他在她的梦里不是这副样子，母亲便知道他已走了。
癌症晚期，没有医院肯收他，集体所有制的塑料厂付不出医疗费，家里人抬着他，一家家医院走，只有几张病床的一个乡镇小诊所算是开恩，收下他等死。他的妻子侍候了一段时间，也不干了，连火葬场都不愿去，她心里明白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
“死的时候，他就叫我和你的名字，求他的老母亲再来找我们俩。”母亲停了停，说我生父平常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他得肺癌是由于缺营养，身体差，在厂里长年做石棉下料。婆婆拉住母亲的手哭着说，他才四十九岁，我这种活够了的白发人不死，他啷个死了，老天爷长的啥子眼睛嘛？
3
或许从那以后，母亲就开始把佛请到家中，父亲和母亲也分开睡，母亲可能每夜哭醒？但她比以往更细心周到，照顾着比她大十岁的父亲，天一亮就上阁楼去，倒掉父亲的尿罐，提着烧开的水，为父亲泡上一杯茶，因为父亲的支气管炎，她硬是把父亲的叶子烟扔掉，让父亲戒了烟。父亲生病卧床不起时，母亲就把做好的饭菜送上楼，喂父亲，睡在父亲身边，怕父亲一口气喘不过来。她宁愿自己走在父亲后面，哪怕到时她一人无人照顾，若她走在父亲前头，没她，父亲怎么办？
她不爱父亲，却为父亲做从未为我生父做的一切，她的孤独，她的心事，只能向佛诉说，她没有一个听众，连她这刻对我说的，也是声音轻得不能再轻。知道眼瞎耳聪的父亲未睡着，听力出奇的好，隔着一层薄薄的楼板也没用，她不愿意伤害父亲，她认为自己伤害父亲已经够多的了。
口琴的冰凉，刺激着我好不容易在棉被里暖和过来的身体。我这个冷心人，不，一个冷血动物，伸过手去拿那顶墨蓝色的小帽，摸着面上的丝绸，里面的绒，帽子上被老鼠或虫咬坏的小洞。我闭上眼睛，想象当年生父怎样从他的裤袋里掏出这顶帽子，然后把它戴在我的小脑袋上的一串动作；站在严冬寒流中，他对母亲说风大，不要让我着凉了；我十八岁时，我们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会面，他那副小心翼翼百般讨好，想讨我喜欢的种种情形。
他在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对我说过的话，当时我根本不在意，这时我却一字一音记起来了。
他说，尤其是你未来的丈夫，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你的身世，你千万不要透露给任何人。不然你丈夫公婆会看不起你。以后一生会吃大苦，会受到许多委屈。
他说，在他跟着我时，他看到我受人欺侮，又不能奔过来帮我，心里直恨自己。
他说，你得原谅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得原谅你妈和我，你得对你妈好点，为了你，她太受苦了。
那个焰火齐放的夜晚，想起来真是灿烂。我当时感觉到那是一个节庆，不明白这座山城有什么可喜，想必是国庆节。为了确认，我在图书馆翻到1980年旧历八月二十三，母亲和生父记在心头的我的生日。原来那天正是十月一日，这个国家在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的大喜日子。那天晚上最高级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设宴请外宾，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越南共产党亲华派流亡领袖黄文欢，俨然还是番王来朝的宫廷气派。
我把装订好的一册册报纸逆时翻，手指一触，泛黄的纸，一不小心就脆开一条缝。越接近1962年9月21日——我出生的那天，我的手越抖得厉害，纸的裂缝也就越大：那是个星期五，为旧历壬寅年八月二十三。那天发生最大的事，是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我空军击落U-2美蒋间谍飞机，毛主席接见空军英雄。赞歌颂曲一片，云南烟区精选烟种，江西旱烟收成也好极了，我的家乡四川提供耕牛两万五千多头给缺牛区，广西中稻丰收，等等。越往我出生前大饥荒那些年翻，消息越是美好，生活越是美丽。这样的报纸太有价值，任何人想了解自己的祖国，想了解历史，应当经常翻阅。
天已开始有点发亮，卷烟厂又雷鸣般放蒸汽。我毫无睡意，索性起来。母亲从布包底抽出叠得整齐的蓝花布衫，说：“你试试。”我生父九年前为我扯的那段布，母亲已把它做成一件套棉袄的对襟衫，一针一线缝得扎实均匀。
我站立床前，把衣服穿在身上，一颗颗布纽扣扣好，母亲呆呆地看着我。如果她这时，对我说一句：“六六你留下，多住几天。”我会改变主意的。她没提出，我就坚持原来的打算，一早就走。
我让母亲躺到床上，她很听话，就躺了上去。我穿着衣服在她身边躺了下来，把房间里的灯熄掉。
母亲的眼睛闭着，呼吸变得均匀，但我知道她没睡着。
鸡叫第一遍，江上轮船的鸣叫零零落落，传到半山腰来，像有人在吊嗓子那么不成调地唱着，一遍又一遍，都不满意，又重新起头。我下了床，穿上皮鞋，这时，听见母亲轻轻地说：“六六，妈从来都知道你不想留在这个家里，你不属于我们。你现在想走就走，我不想拦你，妈一直欠你很多东西。哪天你不再怪妈，妈的心就放下了。”她从枕头下掏出一个手帕，包裹得好好的，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却是一元两元五元不等的人民币，厚厚的一沓，有的新有的皱有的脏。母亲说：“这五百元钱是他悄悄为你攒下的，他死前交给你的婆婆，让你的婆婆务必交给我，说是给你做陪嫁。”看见我皱了一下眉，母亲说：“你带上！”她像知道我并不想解释为什么不嫁人，她没有再说话。即使我想说点什么，她也不想听。
那天清晨雾很大，重庆层层叠叠的房子很快消失在雾幛后面。
我提着小箱子走到江边，江上雾好像是专为我而散开，好让我坐轮渡过江，我一直来到江对岸，走过沙滩，上了一坡长长的石阶，站在朝天门码头顶端，四十六年前我母亲从乡下坐船来到这个城市的地方，江上没有一声汽笛，像哑了一样。
这么说，我“成年”后每月十八元不要他付了，他看到我成人了，飞走了，他还是每月成习惯地把钱省出来留给我。没有机会再偷偷跟在后面看我，他可能心里空得慌。他的情感专注，到死还想着我，没有一点改变。而我呢？连一声爸爸也不愿喊，我看不起这种情感，我鄙弃地把他推到一边，丝毫也不犹豫，连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也不肯。
突然泪水涌满我的眼睛，我竭力忍住，想吞回肚子，但泪水不再听我使唤，哗哗往外淌着，我身子痛得站不住，倚着石墙直往台阶上滑。
4
1989年2月，我乘火车到了北京，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读书。3月份，一些小型或不太小型的聚会已在大学校园里举行，学生们在热情地辩论中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4月，北京学生开始走出校门，走上街头。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激情澎湃的人群。
我和同学们一起，在人流中，想起离开重庆时，特地转道去郊区看生父的墓。墓在一片只种杂粮的荒野岭上，不过是在埋他的骨灰的土上面，堆了些石头，一些大大小小的乱石，垒成一个小堆，算是标记。连个起码的碑石、连个名字也没有，旁边乱堆了一些南瓜藤玉米秆，山坳下种了红苕高粱。看来他的农村妻子和两个儿子，也想把他忘掉。当然，多少年来每个月他得给另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十八元钱，这么大笔钱，谁能抑制得住怨气？还不用说他的心从来都未真正属于这一家，尽管他拼命劳作干活，履行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我的那两个从未见面的弟弟，会问姐姐在哪里吗？也许我和他们一生都不可能见面。
宽阔的马路，人行道两旁全是人，墙上树上也有人。这么多人，这么整齐的呼喊，这么蔚蓝的天空，祖国首都的天空，在这个我从小向往的地方，圣地一般的地方，我的心跳在加快，跳得迅猛而有力。
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南方那座山城的长江边，在暗沉沉的雨云下飞快地奔跑。那是五岁半的我，我一边跑，一边想，尽管我不认识路，但只要我顺着长江往下游跑，就一定能找到在江边造船厂做搬运工的母亲，把五哥腿被缆车压伤的消息告诉她，叫她赶快回去救五哥。雨越下越没完，密密地铺洒下来，江岸翻成一片泥浆，在我的脚下溅起。我跌倒了，马上爬起来，继续跑。
一阵口琴声，好像很陌生，却仿佛听到过，这时从滔滔不息的江水上越过来，传到我的耳边，就像在母亲子宫里时一样清晰。我挂满雨水的脸露出了笑容。
1996年6月初稿
1996年11月终稿
2013年1月修订
2016年2月修订
离家多年，当我决定走得更远的时候，在1989年年初我回了一次家。
快到六号院子门口时，我才有点忐忑不安，不知家里人会怎样对我。父亲坐在堂屋家门口一小炉子边，他把几层外套重叠着穿，缩着腰，怕冷似的双手插在袖子里，正对着院大门。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但能感觉是我，能听出是我的声音在叫他爸爸，他笑了。
母亲从屋里走出，手里的一节藕掉在地上，她变得很老，背更驼了。她说：“你回来做啥子，你还记得这个家呀？”话很不中听，但她看着我的神情告诉我，对我的回家她又惊又喜。
我把随身带的帆布小旅行箱放下，目光四下望着。这儿的一切，包括父母，与我想象的一样，只不过更为朽败，毫无新奇之处，也没有亲切的感觉。而我回来也不过是瞅上一眼，对自己曾经那么多年在这地方生活做个交代，有几分是为了看父母呢？
最多后天，说不定明天，我就走。
吃过晚饭，天就完全黑了。在屋子里，不管怎么弯着头，也看不到一点窗外掉尽叶子光秃秃的黄葛树。我脱了衣服上床，母亲在给五屉柜上的一尊佛规规矩矩作揖，嘴里轻轻念叨着什么。那是个和喝水杯子差不多大的瓷人，瓷人的面前放着一个小香炉。母亲信佛比以往更为虔诚，已把佛请到家里来。
母亲上床后，与我的身子挨得极近，我很不习惯往里面挪了挪，她扯过她的棉被给自己盖上。架子床靠墙一边横搁了一个窄窄的木板，上面放了夏天衣服和一个个用布包起来的小包袱。弄得一张床不伦不类的，而且稍不注意，一抬头，就会撞上。我忍不住说：“床下有箱子，还有五屉柜，都装不下了？”
“这你就不晓得了，把东西包起来，随时就可以走。”母亲说。
还不等我问她走哪儿，她就说，她准备好了，一失火，就可以拎走，先牵走我父亲，再拎包。
呼吸着母亲的气息，我想，她不过才六十二岁的人，脑子却真是老了。
我眼皮开始打架，粘在一起。奇怪，我在外每夜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一回到家，不必服药，脑子马上昏昏沉沉。
母亲关了灯，她说这个月退休工资没领成，几家造船厂都发不起工人工资，退休工人连领一半退休金也不行。大冷天她去了好几次都白跑，有几百退休老人在公司大门口静坐。她怕冷，怕心脏犯病，没有去。公司若再不发退休工资，他们说要到朝天门港口去静坐。“那么冷，都是上了年龄的人，活不了几天，朝死里奔。”黑暗中，母亲自言自语，“我现在就是去一趟石桥广场买菜，人就累得不行。”
这几句我听清楚了，我对母亲说：“我要睡着了，明天我给你钱就是了。”
母亲想说什么，果真停了嘴。她那么说，不过是提醒我应当养家的一种方式罢了。
母亲也不问我的情况，在外边干些什么，她依然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她问，我能说什么呢？假如我告诉她，她的第六个女儿靠写诗写小说谋生，她一定不会相信也不明白。我已经二十六岁，往二十七岁靠了，她也没有问一问我有没有谈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也可能她明白，我这种女儿的生活方式，还是不问为好，省得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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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醒来，就闻见烧香敬佛的大众牌卫生香，气味刺鼻。香炉上弯弯曲曲冒着三根白烟。父亲早起来了，摸下楼。面朝我站着，他喘得很厉害，在喝一种颜色很浓的药水。他看不见我，只是感觉到我站在门槛边。
母亲提着菜篮回来，她把白萝卜，还有几两猪肉一束葱，放在门外靠墙放的竹桌上。我过去帮母亲理葱上的须和黄叶，掏出钱给她。母亲把钱仔细地数了数，还了两张给我。我没推辞，就收下了。我对母亲说，我以后还会寄钱给她。
“一笼鸡不叫，总有只鸡要叫，”母亲说，“我知道你会最有孝心。”
“我明天一早就走。”我打断母亲。
母亲脸上的笑容顿时没了，嘴里却说：“你昨天晚上讲，我今天就多买点菜呀，你啷个不早点说嘛？”
父亲把炉子边上的扇子拿着，在对着炉子扇。母亲走过去，一把夺了下来，“火燃得又不是不好，扇啥子，瞎起个眼睛，尽添事！”
她是有气想对我发，但又不能朝我发，就对父亲发。人还是得长大，我想，起码长大了，母亲不能随便朝你发火。
整个下午和傍晚，家里空气都异常沉闷。晚饭时，五哥回来了一趟，他变得很瘦，人矮了一截，见了我仅说了句“你回来了”。连他都变得如此陌生，那么不用说其他姐姐哥哥了，我决定明天走是对的。我只想等到黑夜来临，盼望这一天尽快结束。
母亲洗了脚，迟迟不上床，墙上挂钟都快夜里十二点，整个院子的人都睡了，她还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似的。她一定是记忆出差错了，总找不着。
看着她着急的样子，我躺在被窝里说：“你要找的东西说不定就在我头上的包里。”她拍了一下自己的头，就爬上床，把边上一个布包取下。
我懒得看她，干脆闭上眼睛，准备入睡。
母亲叫我，我张开眼睛，见她手里拿着一只口琴，摊开的布包上是墨蓝色儿童绒帽。口琴和帽子都是我曾经见过的，她把口琴递给我。“你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说这话时好像带着一种莫名的快感，仿佛是一个击中要害的报复。
“为什么？”我问，我知道母亲在说谁。
“他得肺癌死了。临死前他希望见到你和我，让他的老母亲去找你二姐，好不容易找到二姐，二姐却没有过江来叫我，即使叫了，你也不在。”母亲拿准我说，“即使你在，你也不会去的。”
“我不在。”我喃喃重复母亲的话。在1986年4月20日生父咽气的那一刻，三年前，二十四岁的我在哪里？在哪个城市潇洒地打发时光？可能和一群人在喝酒闲聊，哈哈大笑，正把身体倒向一个自认为爱我的男人的怀里？我想不起来，感觉脑壳上开始有东西在敲，我从被子里坐了起来，语气平淡地说：“人要死了，我还是得去的嘛。”
母亲俯下身的脸，我看不清楚，觉得她在冷笑，但是她的手抹了抹脸，那么说，她在流泪？
二姐写信从来没提这事，我相信她今后也永远不会给我讲这件事：生父的母亲，我的婆婆，为了儿子临死前想见我一眼，来找二姐。二姐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来找我们家，不要来找我们家六六，我们家六六不会认你们的。”
二姐会一直守住这个秘密，如同她守着另一个秘密一样：曾代母亲收我生父按月寄给我的十八元生活费。
母亲后来知道了，也没有一句话责怪二姐。在这件事上，母亲心里一直很虚，她对我们家其他的孩子总是采取一种卑微的姿态，把一腔委屈和悲痛留给自己。
母亲说她有感觉，连续好些天夜里做梦，都梦见我生父像个小儿哭啼，责怪她不去看他。以前他在她的梦里不是这副样子，母亲便知道他已走了。
癌症晚期，没有医院肯收他，集体所有制的塑料厂付不出医疗费，家里人抬着他，一家家医院走，只有几张病床的一个乡镇小诊所算是开恩，收下他等死。他的妻子侍候了一段时间，也不干了，连火葬场都不愿去，她心里明白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
“死的时候，他就叫我和你的名字，求他的老母亲再来找我们俩。”母亲停了停，说我生父平常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他得肺癌是由于缺营养，身体差，在厂里长年做石棉下料。婆婆拉住母亲的手哭着说，他才四十九岁，我这种活够了的白发人不死，他啷个死了，老天爷长的啥子眼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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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从那以后，母亲就开始把佛请到家中，父亲和母亲也分开睡，母亲可能每夜哭醒？但她比以往更细心周到，照顾着比她大十岁的父亲，天一亮就上阁楼去，倒掉父亲的尿罐，提着烧开的水，为父亲泡上一杯茶，因为父亲的支气管炎，她硬是把父亲的叶子烟扔掉，让父亲戒了烟。父亲生病卧床不起时，母亲就把做好的饭菜送上楼，喂父亲，睡在父亲身边，怕父亲一口气喘不过来。她宁愿自己走在父亲后面，哪怕到时她一人无人照顾，若她走在父亲前头，没她，父亲怎么办？
她不爱父亲，却为父亲做从未为我生父做的一切，她的孤独，她的心事，只能向佛诉说，她没有一个听众，连她这刻对我说的，也是声音轻得不能再轻。知道眼瞎耳聪的父亲未睡着，听力出奇的好，隔着一层薄薄的楼板也没用，她不愿意伤害父亲，她认为自己伤害父亲已经够多的了。
口琴的冰凉，刺激着我好不容易在棉被里暖和过来的身体。我这个冷心人，不，一个冷血动物，伸过手去拿那顶墨蓝色的小帽，摸着面上的丝绸，里面的绒，帽子上被老鼠或虫咬坏的小洞。我闭上眼睛，想象当年生父怎样从他的裤袋里掏出这顶帽子，然后把它戴在我的小脑袋上的一串动作；站在严冬寒流中，他对母亲说风大，不要让我着凉了；我十八岁时，我们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会面，他那副小心翼翼百般讨好，想讨我喜欢的种种情形。
他在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对我说过的话，当时我根本不在意，这时我却一字一音记起来了。
他说，尤其是你未来的丈夫，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你的身世，你千万不要透露给任何人。不然你丈夫公婆会看不起你。以后一生会吃大苦，会受到许多委屈。
他说，在他跟着我时，他看到我受人欺侮，又不能奔过来帮我，心里直恨自己。
他说，你得原谅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得原谅你妈和我，你得对你妈好点，为了你，她太受苦了。
那个焰火齐放的夜晚，想起来真是灿烂。我当时感觉到那是一个节庆，不明白这座山城有什么可喜，想必是国庆节。为了确认，我在图书馆翻到1980年旧历八月二十三，母亲和生父记在心头的我的生日。原来那天正是十月一日，这个国家在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的大喜日子。那天晚上最高级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设宴请外宾，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越南共产党亲华派流亡领袖黄文欢，俨然还是番王来朝的宫廷气派。
我把装订好的一册册报纸逆时翻，手指一触，泛黄的纸，一不小心就脆开一条缝。越接近1962年9月21日——我出生的那天，我的手越抖得厉害，纸的裂缝也就越大：那是个星期五，为旧历壬寅年八月二十三。那天发生最大的事，是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我空军击落U-2美蒋间谍飞机，毛主席接见空军英雄。赞歌颂曲一片，云南烟区精选烟种，江西旱烟收成也好极了，我的家乡四川提供耕牛两万五千多头给缺牛区，广西中稻丰收，等等。越往我出生前大饥荒那些年翻，消息越是美好，生活越是美丽。这样的报纸太有价值，任何人想了解自己的祖国，想了解历史，应当经常翻阅。
天已开始有点发亮，卷烟厂又雷鸣般放蒸汽。我毫无睡意，索性起来。母亲从布包底抽出叠得整齐的蓝花布衫，说：“你试试。”我生父九年前为我扯的那段布，母亲已把它做成一件套棉袄的对襟衫，一针一线缝得扎实均匀。
我站立床前，把衣服穿在身上，一颗颗布纽扣扣好，母亲呆呆地看着我。如果她这时，对我说一句：“六六你留下，多住几天。”我会改变主意的。她没提出，我就坚持原来的打算，一早就走。
我让母亲躺到床上，她很听话，就躺了上去。我穿着衣服在她身边躺了下来，把房间里的灯熄掉。
母亲的眼睛闭着，呼吸变得均匀，但我知道她没睡着。
鸡叫第一遍，江上轮船的鸣叫零零落落，传到半山腰来，像有人在吊嗓子那么不成调地唱着，一遍又一遍，都不满意，又重新起头。我下了床，穿上皮鞋，这时，听见母亲轻轻地说：“六六，妈从来都知道你不想留在这个家里，你不属于我们。你现在想走就走，我不想拦你，妈一直欠你很多东西。哪天你不再怪妈，妈的心就放下了。”她从枕头下掏出一个手帕，包裹得好好的，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却是一元两元五元不等的人民币，厚厚的一沓，有的新有的皱有的脏。母亲说：“这五百元钱是他悄悄为你攒下的，他死前交给你的婆婆，让你的婆婆务必交给我，说是给你做陪嫁。”看见我皱了一下眉，母亲说：“你带上！”她像知道我并不想解释为什么不嫁人，她没有再说话。即使我想说点什么，她也不想听。
那天清晨雾很大，重庆层层叠叠的房子很快消失在雾幛后面。
我提着小箱子走到江边，江上雾好像是专为我而散开，好让我坐轮渡过江，我一直来到江对岸，走过沙滩，上了一坡长长的石阶，站在朝天门码头顶端，四十六年前我母亲从乡下坐船来到这个城市的地方，江上没有一声汽笛，像哑了一样。
这么说，我“成年”后每月十八元不要他付了，他看到我成人了，飞走了，他还是每月成习惯地把钱省出来留给我。没有机会再偷偷跟在后面看我，他可能心里空得慌。他的情感专注，到死还想着我，没有一点改变。而我呢？连一声爸爸也不愿喊，我看不起这种情感，我鄙弃地把他推到一边，丝毫也不犹豫，连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也不肯。
突然泪水涌满我的眼睛，我竭力忍住，想吞回肚子，但泪水不再听我使唤，哗哗往外淌着，我身子痛得站不住，倚着石墙直往台阶上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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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我乘火车到了北京，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读书。3月份，一些小型或不太小型的聚会已在大学校园里举行，学生们在热情地辩论中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4月，北京学生开始走出校门，走上街头。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激情澎湃的人群。
我和同学们一起，在人流中，想起离开重庆时，特地转道去郊区看生父的墓。墓在一片只种杂粮的荒野岭上，不过是在埋他的骨灰的土上面，堆了些石头，一些大大小小的乱石，垒成一个小堆，算是标记。连个起码的碑石、连个名字也没有，旁边乱堆了一些南瓜藤玉米秆，山坳下种了红苕高粱。看来他的农村妻子和两个儿子，也想把他忘掉。当然，多少年来每个月他得给另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十八元钱，这么大笔钱，谁能抑制得住怨气？还不用说他的心从来都未真正属于这一家，尽管他拼命劳作干活，履行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我的那两个从未见面的弟弟，会问姐姐在哪里吗？也许我和他们一生都不可能见面。
宽阔的马路，人行道两旁全是人，墙上树上也有人。这么多人，这么整齐的呼喊，这么蔚蓝的天空，祖国首都的天空，在这个我从小向往的地方，圣地一般的地方，我的心跳在加快，跳得迅猛而有力。
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南方那座山城的长江边，在暗沉沉的雨云下飞快地奔跑。那是五岁半的我，我一边跑，一边想，尽管我不认识路，但只要我顺着长江往下游跑，就一定能找到在江边造船厂做搬运工的母亲，把五哥腿被缆车压伤的消息告诉她，叫她赶快回去救五哥。雨越下越没完，密密地铺洒下来，江岸翻成一片泥浆，在我的脚下溅起。我跌倒了，马上爬起来，继续跑。
一阵口琴声，好像很陌生，却仿佛听到过，这时从滔滔不息的江水上越过来，传到我的耳边，就像在母亲子宫里时一样清晰。我挂满雨水的脸露出了笑容。
1996年6月初稿
1996年11月终稿
2013年1月修订
2016年2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