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住喀什噶尔宾馆,访问上海援疆指挥部。下午,依次去香妃墓、高台民居、艾提尕尔清真寺。黄昏,清真寺旁的维吾尔乐器店,我花七百块买了把热瓦甫。不饰雕琢的老琴,声音倒是清亮通透,轻轻弹拨竟有古典吉他的各种音色。做琴的维吾尔老师傅帮我弹奏一曲,不少人围观,我们一起吃西瓜,其乐融融。
    可惜,行程只安排喀什市区。叶萧的父母,我的姑姑和姑夫,至今仍住在喀什远郊的农三师。我给叶萧打了电话,他让我不必去探望了。
    新疆时间比北京时间晚得多,八九点太阳才下山,晚餐后已是深夜十点半。
    喀什的夜。
    很想出去走走,我打电话给同行的甫跃辉。他是云南人,小我几岁,《上海文学》的编辑,棒棒哒的小说家。他的胆子不小,跟我一样跃跃欲试。
    结伴走出喀什噶尔宾馆,门口几个保安站岗,用诧异眼神看着我俩——要知道一个半月前,新闻联播里那起严重暴恐事件,就发生在喀什地区。
    我和甫跃辉也是蛮拼的了,决定步行前往喀什市中心,距离大约两三公里。刚出宾馆那条路,稍嫌荒凉,无甚人家,惟树丛高墙。维吾尔男人们出没,三三两两路边聊天,或骑摩托电动疾驰而过。
    出门前,我发了条微博,无非是白天拍摄的喀什照片,很快有不少评论。有朋友提醒我注意安全,遇到急事呼叫@老榕搭救。好吧,他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深夜行走在喀什街头。为了不让你们担心,不发微博了。我相信自己逃跑挺快的,抄家伙反抗的能力也是有的,不至于再发生昆明火车站那种事。或许,这是男人渴望冒险的本能。
    拐过一个路口,远远望见亮着彩灯的摩天轮。我喜欢,看过《谋杀似水年华》的懂。
    为了打破紧张的气氛,我想起甫跃辉是云南人,便说,九十年代,有部电视剧很热,叶辛的《孽债》,你肯定知道。讲一群云南孩子到上海,寻找各自爸爸妈妈——都是跟当地人结婚的上海知青,当年为了回上海抛下孩子,留下一笔孽债终究要还的。
    那年头,我们班里有许多回沪知青子女,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大部分来自江西、安徽,也有从更遥远的黑龙江和云南来的。
    至于远到无法想象的新疆,只有一个,她来自喀什。
    她是初一那年来的插班借读生。
    我记得,她有双大眼睛,很长的睫毛,脸颊红扑扑,乌黑长发披到肩上。尚是寒冬,大家裹着厚厚的衣服,她依然显出身材,比别的女孩发育得早。
    班里每个同学都有绰号,她很快有了“古兰丹姆”这个名字。大家先叫她新疆妹,后来学校放了部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九零后不懂的。
    其实,她是汉族,姓李,叫李晓梦。
    跟许多同学一样,她的父母也是上海知青,到新疆多年早已扎根,便让孩子回来投靠亲戚借读,若运气好还能报上户口。
    她的学习成绩一般,并非不认真听课,而是从新疆转学过来跟不上。她不爱说话,上海话的水平糟糕,普通话都有一股新疆味。她很少跟别人玩——连我这个感觉迟钝的男生,都能看出女生们故意孤立她,大概是她过于漂亮缘故。
    第一个学期,学校春游,在两公里外的长风公园。老师要求每个人表演节目,想到班里有个新疆来的,说她一定会唱新疆歌,跳新疆舞,要是穿上新疆人的衣服裙子,戴上小帽子,肯定很给老师扎台型。
    李晓梦说自己不会唱,更不会跳,从没穿过新疆人的衣服。大家都不相信。她说,如果一定要她上台表演,可以吹笛子,就是江南丝竹的那种。
    可是,我们班已有了一个笛子独奏的节目,那就是我。
    春游那天,长风公园大草坪,少先队员雕像前,我当着全校师生,用笛子吹了一首《婉君》。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她的故事耐人追寻,小小新娘,缘定三生,恍然一梦,千古伤心。一个女孩名叫婉君,明眸如水,绿鬓如云,千般恩爱,集于一身,蓦然回首,冷冷清清……”
    说实话,那首琼瑶剧里的曲子,我吹得实在糟糕。可我不知哪来的自信,一点都不怯场,似乎整个公园都传遍我的笛声。
    唯独,在坐满草坪的几百名同学里,当目光扫到我们班的“古兰丹姆”身上,看到她一脸幽怨的表情,就让我立马吹错了两个音。
    “蔡骏,我猜你一定喜欢上了她。”
    二十多年后,遥远的喀什的夜,走在我身边的甫跃辉如是说。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经过一座大桥,豁然开朗,桥下是宽阔的东湖,难以想象在这南疆的沙漠中,还会有这么大片的水面。更远处几栋高楼,另一边高台民居。土黄色的千年建筑,倒映水面,穿越的感脚。
    桥上走过几对情侣,一看就是汉人,还有外国游客,我们放心了。
    一路有惊无险。穿过摩天轮下的桥洞,来到喀什人民广场,最醒目是尊毛主席雕像——中国现在仅存的几座广场毛主席像之一。
    深夜,高高的台阶上,坐着两个维吾尔族青年。我和甫跃辉也坐下来,遥望广场对面,类似金水桥的建筑,前头停着一排警车和军车,许多特警正值勤。大街依然车水马龙,只是行人稀少。
    我们坐着聊天。
    在喀什的毛主席像底下,甫跃辉说着靠近缅甸边境的云南农村的种种生活,而我说起刚在《上海文学》发过的一篇小说《北京一夜》——有段情节是我读初中时,不小心碰落块玻璃,从教学楼顶掉到操场,幸运的是没砸到人。
    其实,这件事是真的。
    那块致命的玻璃,几乎砸中操场上的一个女生,就是喀什来的古兰丹姆。玻璃在她脚下砸得粉碎,碎渣布满裤脚管,要是再往前走一步,多半就被砸死,至少也是重伤,乃至植物人。
    从那天起,我对李晓梦总觉得有什么亏欠。
    不久,放学路上,我跟在她背后,想要给她买根盐水棒冰或冰砖,作为玻璃事件的赔礼道歉。她突然回头,瞪圆大眼睛盯着我,却点点头,答应了。
    吃完我请客的棒冰,她才有了表情,说,你的笛子吹得太烂了。
    这是她主动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古兰——不,李晓梦,你也会吹吗?
    嗯。
    我想听听。
    晚上来燎原电影院的街心花园吧。
    八点,我从家里溜出来,带着笛子。刚到电影院门口,远远听到笛声。我跟老师学过,知道那是传统曲目。大簇鲜艳绽开的夹竹桃下,“古兰丹姆”李晓梦坐在石墩子上,持着一根大号竹笛,正鼓着腮帮子吹呢。我的耳膜,跟着心里也发潮。这声音起码能传出两站路。
    月光下,她的脸白皙而透明,笛子反手持在背后,如同握着把宝剑,让我想起《书剑恩仇录》的霍青桐,我看的第一部金庸书。
    这回轮到我了,硬着头皮掏出笛子,眼睛一闭吹起《梅花三弄》——对不起,不是传统曲目的《梅花三弄》,而是琼瑶阿姨的电视剧主题曲。
    那年头,许多男生女生都有本小簿子,抄写各种电视剧歌曲。有家《每周广播电视报》,刊载当时热播的电视歌曲的简谱,我把这一小块豆腐干剪下来,天天对着谱子练习。我的水平也仅限于此。
    听我吹完,她笑了。
    咳!我害羞,也暗暗高兴,第一次看到“古兰丹姆”的笑容。
    此后,隔三差五,我们就会来到燎原电影院门口的街心花园,通常在黄昏时分,偶尔也在月夜之下。我吹一首流行歌曲,她吹一首传统曲目。
    她的水平比我好一百倍。《姑苏行》《鹧鸪飞》《牧笛》,个个都醉了,最厉害的是一曲《帕米尔的春天》,让人听得简直灵魂出窍。
    我问她,这笛子是谁教你的?
    李晓梦看着天上新月,淡淡道,我爸爸,他在人民文化宫当音乐老师,我从小在文化宫长大。
    喀什人民文化宫?
    是啊,很漂亮的房子呢,在喀什人民公园里头。
    就像上海的人民公园?
    差不多吧,里头有许多大树,以前还能看到坟墓,比你们上海的还要大。
    你们上海?
    李晓梦不再说下去了,重新举起笛子,吹了一首《鹧鸪飞》。
    这是她最常吹的曲子,每次都会吹一遍,似乎无数飞鸟,惊起黑幽幽的林中,有毒的夹竹桃花蕊,纷纷摇落……以前看笛子谱,说这曲子的意境,来自李白的“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至今唯有鹧鸪飞”。
    而我听“古兰丹姆”的《鹧鸪飞》,却想起“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随着她的笛声,想象鹧鸪飞出玉门关,直抵疏勒河,李白出自西域,想必也曾照过喀什的月光。
    然而,我无数次问她关于新疆与喀什的一切,她的回答却不超出喀什人民公园的范围。
    关于她的父母,除了音乐老师,也很少被她提及,更从没听她提起过妈妈,只知道也是个援疆的上海知青。
    五月四日青年节,操场上搭起临时舞台,先是一群女生表演四重唱,接着轮到李晓梦。
    她第一次穿了红色连衣裙,老师给她化了淡妆,画面太美简直不敢看。我和许多男生坐在台下,都流下漫长的口水。
    “古兰丹姆”李晓梦走上舞台,刚刚举起笛子,就发生了意外。
    她的脚下一滑,整个人摔了底朝天,裙底风光都泄露了,这下全校师生哄堂大笑。现在想想,真该挨个拉出去枪毙。
    除了我。
    我很难过,看到她趴在地上起不来,我冲上了舞台。没想到脚底打滑,踩到什么油腻上,果然也摔了个狗啃屎。我和李晓梦倒在舞台上,膝盖和肩膀都摔破了。看到她眼眶里的泪水,还有台下几个笑抽了的女生,我明白了——就是刚才的四重唱,她们下台时悄悄洒了些油在台上,为了让李晓梦当众出丑。
    “听着让人好难受啊。”
    2014年,喀什的深夜,云南人甫跃辉站起来,回头看着毛主席像。
    我也站起来,不想再回忆下去,说,去对面走走吧。
    走过大街,穿过喀什人民广场,回头看着月光下的毛主席像,让人恍惚的画面。几个武警警惕地看着我们。广场上也有些汉族在聊天,两个男人坐在微缩版的“金水桥”上手拉着手。
    我们径直往里走,看到喀什人民公园的牌子。
    要去吗?甫跃辉问我。自治区文联的工作人员,听说我们半夜跑出去,已经急得要命了。
    喀什人民公园?
    1994年,“古兰丹姆”唯一跟我提到过的喀什的地名,如此不真实地扑到眼前。
    于是,我又不得不回忆起她。
    那一年,五四青年节的文艺汇演,她在舞台上摔倒,有条腿严重扭伤,几天不能走路,躺在家里休息。
    我去探望过她一次。她寄居在叔叔家里,楼梯下的亭子间,刚够摆一张床。她的叔叔婶婶还有表妹都住在楼上。
    屋子小到让我抬头就会撞到后脑勺,她说,就坐在我的床上吧。
    我很紧张,却无法抗拒,便坐在她的床沿,这是我第一次坐到女孩子床上。
    床头的墙上,挂着她最喜爱的笛子,也在舞台上摔坏了,裂开一道深深的口子。我帮她用透明胶反复缠绕,但音色已无法恢复。她难过地说,那是爸爸送给她的笛子,在她离开喀什去乌鲁木齐转车往上海的长途汽车站上。
    唯一的床头柜里,她掏出几张发黄的相框。那是1968年,许多上海知青离家远行,胸口戴着大红花,在列车窗口挥手告别,个个意气风发,其中有一个就是她爸爸。
    她说,她爸爸离开上海时,吹了一曲笛子《我们新疆好地方》。在火车站,有不少人听了这首曲子,就主动报名来了新疆。没想到,二十年后,这些人都跟她爸爸成了死敌,说是当年被他骗来了新疆,没想到吃了那么多苦。但,所有人再也回不去了。
    你爸爸回来过吗?
    嗯,半年前,他好不容易回了一趟上海,却跟我叔叔打了一架。叔叔说,能容纳我住下读书已经不错了,怎可能再让我落个上海户口呢?她看了看头顶的天花板,说,他们兄弟打到头破血流。最后,爸爸独自回新疆去了,真想跟他一起回去啊。
    后来,我才明白,这种事情太常见了。当年离家的知识青年,为了给自己或子女赢得一个回城的户口,要征得原籍的兄弟姐妹签字同意,常常因此反目成仇,乃至大打出手,也不乏闹出人命。
    不久以后,学校里又传出一件大事,关于李晓梦。
    大家都在说——古兰丹姆真的是古兰丹姆,她不是汉族,她的妈妈是维族人。难怪啊,她长得有些特别。
    学校领导也来过问,发公文去喀什调查,要搞清楚李晓梦是不是身份造假才来借读的?
    她拒绝跟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虽然,我没有看到她掉眼泪,但从她怨恨的眼神看得出——全世界都成了她的敌人,感觉再也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第七天,她消失了。
    我去李晓梦家找过她,她叔叔说晓梦回新疆去了。
    那是初三中考前的一个月。
    哎,我再没有见过她,整整二十年。
    2014年9月16日,深夜,喀什人民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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