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急忙召集谋士、大将们商量对策,但是,由于连年征战,人员伤亡的累计数字已超过秦国现有的人口,这次大败,精锐部队又损失三十余万,粮草、军械、马匹这些重要作战物资也十分短缺,秦虽号称强国,短时间内拿不出足够的力量与六国对抗,并且也没有把他们击败的力量。墙倒众人推,连齐国后胜这条已经喂熟了的狗,都跑到信陵君那儿去摇尾乞怜,而自己的文臣武将们则普遍患上“怯敌症”,嘀咕什么“信陵君盖世英豪,已得天下人之心,非人力所能敌。”总之,不敢再跟信陵君作战,却又不敢公开说出,所以在讨论会上便都发扬“金人三缄其口”的美德,互相望着,不说话。
    坦率地说,提到信陵,吕不韦自己也发怵,更拿不出什么有效措施,见冷场大半天,只得一声长叹:“看来惟有听从他们的要求,向信陵君递表求和啦!”
    这对秦国来说是从没有过的莫大耻辱。武将们默默摇头,似乎还有点儿难以接受;文臣们对这条“妙计”却纷纷颂扬:“丞相高见!惟能屈能伸,方见大丈夫本色。”“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求和不过是暂闭其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昔越王勾践能忍会稽之耻,不惜为奴做婢,休养生息二十年终于灭吴,这种精神值得咱们学习。”……
    不料,正在王位上东翻西玩儿的秦王嬴政突然大喝道:“不行!向他们求和不就等于投降认输了吗?我就不信打不败这个信陵君!”
    当然,现在还不能由秦王嬴政来决定军国大事,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竟有如此气魄,也不能不让秦国的有志之士感到激奋。
    正在秦国上下一筹莫展,进退两难时,吕不韦的一位年轻门客李斯给吕不韦写了一封信,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具有决定历史进程的意义:“……合六国之力,其势固非秦所能敌,但这‘合力’是由信陵君凝集而成,关键在于信陵君的这种作用能经久不衰吗?
    自古‘内有权臣,大将不能建功于外’,何况是君臣之间的水火不能相容?魏王与信陵君虽是骨肉亲兄弟,却素忌其才,惟恐他篡位代己,所以把他当做臀中刺,一日不除便坐卧不安,多少年来,一直对他压抑、限制,不授给任何权力使其有所作为,窃符夺军后,干脆放逐于国外,情断义绝,只为此次大梁危急,才重归于好,从魏王的内心来说,实是迫不得已。
    信陵君两败强秦,陈兵函谷,声势浩大,空前绝后。但是,他的威名越大,受忌也就越深,不仅魏王的地位被威胁,各国君主也难免由畏生疑,魏王不能容他,各国也不会愿意让他永远握有目前的权力,可以高踞于自己之上。一个人没有国家做依托,能力再强,功业再高,也只能显赫一时,如酷日中午炙手可热,然而转瞬便成夕阳。虽雄视天下,不过昙花一现。
    列国的‘合纵’,从根本上是由我们秦国的威胁促成的,如果秦不出关,则列国自安,‘合纵’之心就会淡漠。夫天下人居安思危者少,见利忘义者多,各国的力量,强弱不一,如无外患,便欲图人,虽一奶同胞尚且为利而操戈相对,何况倚强凌弱已成为习惯的各国君主?一旦信陵势衰,他们的‘合纵’之盟,能不解体吗?
    以秦现在的力量,攻击固不足,然自保尚有余,只要我们严密的把守各个关口,凭借河山之险,坚持下去,同时再做分化瓦解工作以促其变,就能等到他们鸟兽散的那一天,又何必向他们递衰求和?”
    李斯的精辟分析,准确地击中了“合纵”之盟的要害,揭示出信陵君“强大”遮盖下的“薄弱”。无异于拂散笼罩在秦国朝廷上的乌云,使他们看到了前途的光明和希望,也在秦王政的心中,深深刻上了李斯这个名字。
    李斯本是楚国人,年轻时曾当过管粮库的小吏,有一次,他偶然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厕所里的老鼠吃的是粪便,看到人或狗来了,还吓得急忙跑开了;而粮仓里的老鼠可以随意吃细米白面,各种粮食,还很少受打扰。同是老鼠,生活条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而人也符合这条“规律”。
    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李斯拜在当代名儒荀卿门下深造,与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同学,完成学业后来到秦国。
    初来乍到的李斯不过是个普通的一介书生,当然得不到重用,甚至找个工作都很困难,幸好吕不韦刚“开张”,大量招纳门客,李斯这才有了安身之处,默默无闻地坐了几年冷板凳后,终于等到了这次足以崭露头角的机会。
    他决定了秦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先受到吕不韦的提拔,后又得到秦王的重用,拜为客卿,逐步进入决策高层。
    就在他一帆风顺直上青云之际,一个意外事件又让他跌落尘埃:韩国人郑国是位水利工程师,为了大量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使其无力再攻伐别国,就劝秦王开修著名的“郑国渠”,渠修成后果然扩大了灌溉面积,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但这是客观效果,郑国的主观动机被揭露后,仍被视为“间谍”,于是秦国的宗室大臣们就建议秦王:“外国人在秦国,都是为本国工作的间谍,还是我们本土的最可靠,外国人无论是否犯错,都一律赶走吧!”这就是秦国史上有名的《逐客令》。
    李斯当然也在被逐之中,但他却还要同命运抗争,便在客栈里连夜写了《谏逐客令书》。先历数秦朝自穆公以来,在由余、百里溪、商鞅、张仪、范雎等“外国人”的帮助下,如何从一个西陲偏邦成为今天的头号强国,以说明“客臣”对秦国兴盛的重要性;接着又反驳“排外”观点:如果说只有秦国出产的“可用”,则“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因为这些都是“外国货”。但是,离开这些,陛下就不能“娱心意、悦耳目”,所以您“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佩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陛下为什么喜爱它们?不就是因为珍贵吗?对“物”可以只重价值不论其他;对更珍贵的“人材”却不论曲直,非秦国人就一律驱逐出境,这不是重物而轻人吗?
    您把宝贵的人材都赶走,他们就会投奔到别的国家,用自己的才能帮助新主人与秦国为敌,秦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想让自己不面临危险处境是不可能的,望陛下三思。
    秦王政本就对李斯的印象挺好,讲的又非常有道理,就收回“逐客令”,提拔李斯为廷尉,他继续出谋划策,终于帮秦始皇统一中国,他也出任大秦帝国的第一任丞相,因此,他可以说是战国末期政治精英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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