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木村博士的药起了作用还是情绪的变化导致伤病不再敏感，总之和所有生病的人一样，才看过医生的那一段时期病情总是会或多或少有所好转。黎世杰的身体暂时算是度过了难关，同时上海湿热难挨的夏天也终于过去了，这对黎世杰的身体也不无好处。自从那次佐藤少佐询问过黎世杰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过他，也没人提这件事，一切都仿佛没有发生，甚至连陈约翰这个人都没有人再提起。虽然黎世杰并不相信日本人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但仅就这件事和他个人的关联而言，他自己也差不多觉得事情就此结束了。
陈约翰已经死去，尽管黎世杰对他的死和这个人本身都充满了疑问，但他多少也庆幸这件事情并没有过多地牵扯到他身上。到目前为止，事情的结局他是觉得有些遗憾的，但接受这个结局对他来说也不无好处。他对组织是否会来联系他也越来越失去了信心，他曾经是抱有那么热切的希望，现在这些希望正在一点点地消失，好像进入初冬后上海街头的落叶，一阵不大的风就能把它们吹得不知去向。
战争在悄无声息中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日本人没能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占领重庆彻底击败中国，中国军队也丝毫没有要回来的迹象，人们也早已习惯了这种态势。尽管在浦东就有游击队的活动，但这种活动几乎不为普通上海人所知。而且就算是特工总部和日本军方的情报机构，也往往弄不清这些游击队属于哪只军队，由什么人指挥，从哪里获得给养。这些游击队的行动极其没有规律，也很难分析出他们的行动目的，一如整个中国战场的战局一样，混乱而又僵持，对交战双方都是如此。
只是长住租界的人明显感觉到，自从欧战爆发尤其是法国投降以后，租界当局对日本人的畏惧日甚一日。不但对于特高科和76号的人在租界的各种绑架、暗杀行为装聋作哑，甚至对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随意地闯入租界抓人都熟视无睹不置一词，这种行为在几个月前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现在不但中国人，连公共租界里的英国人美国人都开始公开谈论和日本人开战的可能性，一旦开战，租界这样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有时候强硬和怯懦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却是因为同一种原因引起的。
黎世杰本人并不特别关心这些事情，这和他不住在租界有很大关系。但和很多在上海生活的普通人一样，他的内心深处对日本人占领租界有一种恐惧和反感。上海是个中国城市，但不管你是不是喜欢，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租界才真正是上海之所以显得光怪陆离与众不同的原因所在。尤其在现在，租界是上海人回忆起战前生活远离战争困扰的理想场所，那里的咖啡馆、珠宝店、服装店、电影院和百老汇舞厅使人感怀那些逝去的黄金年代，是上海人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租界的生活构成了上海最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的基础。上海人对租界被占领的不安不仅仅体现在装着长长的枪刺的步枪取代巡捕手里的警棍的怪异感觉，更有生活方式被摧毁的恐惧。而现在，这种感觉不但中国人有，甚至租界里那些一向自视甚高的欧洲人也感同身受。
每当黎世杰到租界时他总是喜欢去那些历史悠久而又可以消磨时间的咖啡馆里坐坐，喝杯正宗的法式咖啡或英国红茶，看看《申报》之类的报纸。也许是感觉这样的时光会越来越少了，他也越来越依恋这种生活。租界里的欧洲人再也没有以前的从容和恬淡，他们聚在一起看报纸，交流各种和战争有关的小道消息，热烈地讨论报纸上的内容。有时候一些中国人也会激动地讨论战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大声叫嚷着，争论着欧洲的局势和日本下一步的行动。往往在他们认为日本人不敢对英美开战时，窗外马路上一辆疾驰而过满载日本宪兵的军车就会使他们惊慌失措噤若寒蝉。黎世杰有时觉得在这些人当中很有一种优越感，因为假定最坏的事情发生的话，他的处境会是所有人的最好的，尽管他并不需要并且总是努力想摆脱这种优越地位。
赵子清没事的时候也会陪他一起坐坐，尽管两人认识不过三年多，但在各自心目中已视对方为至交好友。也许是战争使得这种友情变得珍贵起来，在战争中人总是孤独和无助的。他们不需要事先邀约，而是默契地在某一时间去某一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没有相遇就按各自的习惯消费，聚在一起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一些往事和认识的人，喝着咖啡，吃着法式面包，兴致上来的时候也喝上两杯葡萄酒或威士忌，消磨着时间，结束的时候抢着付账。但他们都不谈未来，也许因为未来太不确定，也许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未来.
特工总部新年刚过就开始流传一些皖南新四军事件的消息，报纸也遮遮掩掩地开始说“新四军案”如何如何。接着这些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开始流传到上海街道上，租界的咖啡馆里。不明就里的人总是表现出顿足捶胸的夸张和忧国忧民的痛苦，而自以为知道一些内情的人却喜欢以冷笑来回应，直到《申报》刊发了委员长的讲话后激起轩然大波又迅速归于平静。不论如何，发生这样的事情总不会使局面往好的方向发展，这算是大家的共识。
倒是赵子清专门找黎世杰说这个事。
“世杰，你要小心了，最近不要再和那边的人来往。”
“我来往过吗？”
“你没有吗？”
于是两人都笑了，赵子清在上海生意圈混得那么熟，他怎么会不清楚药品是给什么人呢？
不过“那边”的行动明显比以前多起来是个确凿的事实。以往在特工总部，总是以对付重庆方面为主要工作，很少有关于“那边”的消息，即便有时有一些针对他们的行动，也总是把他们视为重庆方面的协作者或外围组织。而现在黎世杰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情报，不仅在上海发现和他们有关的可疑电台，近郊发生的袭击运输车队的行动也和他们有关，甚至还发生过有目的的袭击机场的行动。尽管一般来说这些行动规模不大造成的损失也很有限，但类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并且显示出越来越独立于重庆方面的特征。这些活动使得京沪地区的运输线和农村已经处于不安全的状况，足够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基于这些原因，日本人对“新四军案”显得很重视，相应地，特工总部也开始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那边”。皖南事件之后特高科破获了他们的一个和延安联络的活跃电台，并惊讶地发现，他们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组织系统。逐渐地，特工总部和特高科开始在频繁的公文往来中把他们称为“延安方面”，从此以后，“延安方面”和“重庆方面”正式成为一个平行的概念而非如以往那样笼统地视为一体。
和对重庆方面的感觉一样，特工总部对延安方面同样并不陌生，很多人在战前都有和他们打交道的经历，对于象李士群这样背景、历史都很复杂的人而言，就不仅仅是打过交道这么简单了。总的说来，在上海特工总部并不缺乏和延安方面打交道的经验，这种经验至少不比日本人更少，基于这个原因，很多日本方面获取信息也被汇总到这里进行分析。当然，日本人一贯地对中国人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这些信息都不是很具体，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希望了解一些对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陈约翰已经死去，尽管黎世杰对他的死和这个人本身都充满了疑问，但他多少也庆幸这件事情并没有过多地牵扯到他身上。到目前为止，事情的结局他是觉得有些遗憾的，但接受这个结局对他来说也不无好处。他对组织是否会来联系他也越来越失去了信心，他曾经是抱有那么热切的希望，现在这些希望正在一点点地消失，好像进入初冬后上海街头的落叶，一阵不大的风就能把它们吹得不知去向。
战争在悄无声息中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日本人没能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占领重庆彻底击败中国，中国军队也丝毫没有要回来的迹象，人们也早已习惯了这种态势。尽管在浦东就有游击队的活动，但这种活动几乎不为普通上海人所知。而且就算是特工总部和日本军方的情报机构，也往往弄不清这些游击队属于哪只军队，由什么人指挥，从哪里获得给养。这些游击队的行动极其没有规律，也很难分析出他们的行动目的，一如整个中国战场的战局一样，混乱而又僵持，对交战双方都是如此。
只是长住租界的人明显感觉到，自从欧战爆发尤其是法国投降以后，租界当局对日本人的畏惧日甚一日。不但对于特高科和76号的人在租界的各种绑架、暗杀行为装聋作哑，甚至对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随意地闯入租界抓人都熟视无睹不置一词，这种行为在几个月前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现在不但中国人，连公共租界里的英国人美国人都开始公开谈论和日本人开战的可能性，一旦开战，租界这样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有时候强硬和怯懦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却是因为同一种原因引起的。
黎世杰本人并不特别关心这些事情，这和他不住在租界有很大关系。但和很多在上海生活的普通人一样，他的内心深处对日本人占领租界有一种恐惧和反感。上海是个中国城市，但不管你是不是喜欢，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租界才真正是上海之所以显得光怪陆离与众不同的原因所在。尤其在现在，租界是上海人回忆起战前生活远离战争困扰的理想场所，那里的咖啡馆、珠宝店、服装店、电影院和百老汇舞厅使人感怀那些逝去的黄金年代，是上海人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租界的生活构成了上海最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的基础。上海人对租界被占领的不安不仅仅体现在装着长长的枪刺的步枪取代巡捕手里的警棍的怪异感觉，更有生活方式被摧毁的恐惧。而现在，这种感觉不但中国人有，甚至租界里那些一向自视甚高的欧洲人也感同身受。
每当黎世杰到租界时他总是喜欢去那些历史悠久而又可以消磨时间的咖啡馆里坐坐，喝杯正宗的法式咖啡或英国红茶，看看《申报》之类的报纸。也许是感觉这样的时光会越来越少了，他也越来越依恋这种生活。租界里的欧洲人再也没有以前的从容和恬淡，他们聚在一起看报纸，交流各种和战争有关的小道消息，热烈地讨论报纸上的内容。有时候一些中国人也会激动地讨论战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大声叫嚷着，争论着欧洲的局势和日本下一步的行动。往往在他们认为日本人不敢对英美开战时，窗外马路上一辆疾驰而过满载日本宪兵的军车就会使他们惊慌失措噤若寒蝉。黎世杰有时觉得在这些人当中很有一种优越感，因为假定最坏的事情发生的话，他的处境会是所有人的最好的，尽管他并不需要并且总是努力想摆脱这种优越地位。
赵子清没事的时候也会陪他一起坐坐，尽管两人认识不过三年多，但在各自心目中已视对方为至交好友。也许是战争使得这种友情变得珍贵起来，在战争中人总是孤独和无助的。他们不需要事先邀约，而是默契地在某一时间去某一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没有相遇就按各自的习惯消费，聚在一起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一些往事和认识的人，喝着咖啡，吃着法式面包，兴致上来的时候也喝上两杯葡萄酒或威士忌，消磨着时间，结束的时候抢着付账。但他们都不谈未来，也许因为未来太不确定，也许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未来.
特工总部新年刚过就开始流传一些皖南新四军事件的消息，报纸也遮遮掩掩地开始说“新四军案”如何如何。接着这些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开始流传到上海街道上，租界的咖啡馆里。不明就里的人总是表现出顿足捶胸的夸张和忧国忧民的痛苦，而自以为知道一些内情的人却喜欢以冷笑来回应，直到《申报》刊发了委员长的讲话后激起轩然大波又迅速归于平静。不论如何，发生这样的事情总不会使局面往好的方向发展，这算是大家的共识。
倒是赵子清专门找黎世杰说这个事。
“世杰，你要小心了，最近不要再和那边的人来往。”
“我来往过吗？”
“你没有吗？”
于是两人都笑了，赵子清在上海生意圈混得那么熟，他怎么会不清楚药品是给什么人呢？
不过“那边”的行动明显比以前多起来是个确凿的事实。以往在特工总部，总是以对付重庆方面为主要工作，很少有关于“那边”的消息，即便有时有一些针对他们的行动，也总是把他们视为重庆方面的协作者或外围组织。而现在黎世杰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情报，不仅在上海发现和他们有关的可疑电台，近郊发生的袭击运输车队的行动也和他们有关，甚至还发生过有目的的袭击机场的行动。尽管一般来说这些行动规模不大造成的损失也很有限，但类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并且显示出越来越独立于重庆方面的特征。这些活动使得京沪地区的运输线和农村已经处于不安全的状况，足够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基于这些原因，日本人对“新四军案”显得很重视，相应地，特工总部也开始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那边”。皖南事件之后特高科破获了他们的一个和延安联络的活跃电台，并惊讶地发现，他们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组织系统。逐渐地，特工总部和特高科开始在频繁的公文往来中把他们称为“延安方面”，从此以后，“延安方面”和“重庆方面”正式成为一个平行的概念而非如以往那样笼统地视为一体。
和对重庆方面的感觉一样，特工总部对延安方面同样并不陌生，很多人在战前都有和他们打交道的经历，对于象李士群这样背景、历史都很复杂的人而言，就不仅仅是打过交道这么简单了。总的说来，在上海特工总部并不缺乏和延安方面打交道的经验，这种经验至少不比日本人更少，基于这个原因，很多日本方面获取信息也被汇总到这里进行分析。当然，日本人一贯地对中国人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这些信息都不是很具体，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希望了解一些对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