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我坐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相同的场景周而复始，每天早上，我坐早班车到铜井镇的畔塘村，听前国军中尉李茂才讲述往事，在黄昏时坐着公交车回到南京。同样面孔的乘客，同样年轻的女售票员。不同的是，女售票员显然已经对我没有敌意了。我坐在她的身后，她那比夜更黑的长发散在后面，落在火红的羽绒服上，像是燃烧的炭火一样温暖。她的头发并不是很厚，能看到像鸟一样娇嫩的脖子。她出神地看着前面，前面站着密不透风的乘客，他们大多数来自乡下，脖子上有着经不起看的污垢，指甲里有一目了然的黑色污物。她当然不会想着他们。她的目光是无意识的，眼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自己的心里。她在想什么呢？她有没有男朋友？她的男朋友是什么模样？她喜欢他吗？问题像爆米花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香艳而又暧昧，让人眼花缭乱，心脏几乎要随着呼吸一起跳出来。多么无聊。仅仅在半个小时以前，你的心还紧紧地和那些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们在一起，激动地为他们跳动，现在却飞到了一个你根本就不了解的女孩身上。你在想什么呢？
我摇了摇头，把她从我的脑袋里甩到了窗外。我只是坐着这辆公交车往返铜井，在1937年和2009年之间跳进跳出，她原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小说中，这一切和她没有关系。就此打住吧。
我在雨花台站下车。她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眼神友好，像一个温柔的淑女。我被下车的人流胁裹着，但还是伸长脖子寻找着她的眼睛，让她清楚地看到我朝她点了点头。她看到了，抿了一下嘴唇，友好的眼睛变成了一朵微笑的鲜花，既不夸张也不过分含蓄，一切恰到好处。我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有点极不老实的惆怅，要不要把那个像鲜花一样的笑容珍藏在记忆里？
具有文学细胞的人总是时刻都准备好了温柔的情感，虽然它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风吹着，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们还是随时准备自作多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就真的不要想她了。
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夜幕中，在昏黄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大队的日本兵已经过去，只有三三两两穿着屎黄色的小队士兵匆匆地赶往城内，他们背着三八大盖，枪刺上挑着各种各样的小包袱，那是他们的战利品，可能是精美的瓷器，也可能是散发着尿臊味的便器。他们像一群贪婪的狗一样，伸着鼻子寻找着各种他们认为是宝贝的战利品，准备当做私人财物寄回家里。他们不能称之为军人，只能称之为强盗，无耻的强盗，地球上最丑陋的一群人。我知道这是真正的日军，并不是拍电影。那具被他们枪杀的中国男人的尸体仍然躺在那里，酱紫色的肠子流淌在地上，一群蚂蚁趴在上面啃吃着。战火燃烧的南京，让那些躲在地底的蚂蚁也禁不住诱惑，冒险地来到地面趁火打劫。1937年12月的南京毫无还手之力，就连蚂蚁也来欺负。
我站在路边，空荡荡的夜空下，野草枯黄，颤抖着身子匍伏在地，表情惊恐而不安。借着昏暗的路灯，我看到了中华门城墙上随风飘荡着的日军太阳旗，它们在风中哗哗地歌唱着。那些被坦克和大炮轰开的城墙，灰色的硝烟正慢慢地飘散，那些被炸伤的明朝的砖头正在低低地哭泣着。一个泥塑的明代士兵被炸得四分五裂，他的头颅滚在我的脚下，眉头紧皱，一滴泪水挂在涂满硝烟的脸上，眼睛茫然地看着我。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们在东南沿海把那些倭寇打得远远地躲在了大海深处，仅仅是五六百年的时间，倭寇不但又来了，而且还打到了首都，60多万的平民，10多万的大军，面对这些身材矮小的臭虫一样的士兵，居然会像一群绵羊一样争相逃跑，甚至践踏着同胞的尸体逃跑。我摇了摇头，准备继续赶路，脚下的泥泞缠脚，我使劲地踢了一下，一个骷髅头露出地面，我知道它接着就会咬着我的脚，哭诉着日本兵不应该杀他，他们让他干什么他都干了，为什么还要杀我？
我忙慌慌地撒腿就跑，不想再听他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唠叨叨了。那些三三两两的日本兵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一点都不害怕，更不会感到奇怪，这既不是历史重演，也不是时空转移，这是Deja vu。
你如果还不明白，可以去问罗素。
罗素会像一个神经病一样翻来覆去地对你说：“过去存在吗?不存在。将来存在吗?不存在。那么只有现在存在吗?对，只有现在存在。在现在范围内没有时间的延续吗?没有。那么时间是不存在的吗?哎呀，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唠叨个没完没了。”
罗素就这么唧唧歪歪地像说绕口令一样向我们阐释着他的时间观，但这颗伟大的脑袋已经死去，如果他活着，他必须得给我们说明白一个问题：如果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出现的那种似曾相识的场景是存在于过去呢，还是未来?
这种情况就叫做Deja vu。这是一个法语词。1876年，法国精神病学家Emile Boirac最早使用这个词来描述那种以前经历过的场景好像又重演的情况。不会法文也没什么，有人把他翻译成了“既视感”。其实翻译了等于没翻译，三个很平常的汉字组合到一起却会让人莫名其妙，什么是“既视感”？那些翻译家太有才了。他们完全可以把它很直白地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记忆幻觉”。
记忆幻觉不仅仅是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还有一种历史不断重演的困扰。
在我这里，就是1937年12月不断地重复着。我已经习惯了，何况，这对我正在写作的这个小说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很多名气比我更大的艺术家或者文艺战线的领导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要深入生活”。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亲身体验一下强奸犯的生活，就写不好强奸犯，如果不当一个杀人犯，就没法让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杀人，诸如此类等等。怪不得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革命浪漫现实主义。革命和浪漫，多么美好的一对，尽管现实生活中它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冤家，很难聚到一起，但他们还有一个很过硬的理由，艺术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们总是有理。
好了，现在有了Deja vu，我就不用为写这个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小说而去申请到1937年12月的南京深入生活了。
由于一切尽在掌握中，我已经没有最初的慌张和紧张，相反在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南京胜似闲庭信步，并非我冷血，而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无法改变历史的梦游者而已。
所有的场景都是那么熟悉，道路两旁，堆积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他们死亡的表情一模一样，都是一脸的茫然和不解，他们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那么听话，日本兵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还要杀我们呢？尸体中不少是女人的尸体，毫无例外地都是半裸或者全裸，有的阴部插着树枝，有的插着刺刀，上面沾满了紫色的污血。看得出来，那些刺刀大多数都是中国军人中正式步枪上所配备的刺刀，日本兵不会把自己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取下来作恶的，他们视刀如命，他们让中国人的刺刀来向中国人作恶。还有一个女人的肚子被剖开了，旁边是一滩肉酱，能看得出来，这是她怀着的那个孩子，被日本兵剖腹取出来，摔在地上。不时地有日本兵过来，他们很凶恶地拦着我，对付这些头脑简单的家伙我已经很有经验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当然不会怀疑。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你能看到一个不慌不忙地走着的中国人吗？不能，所有的人都被吓破胆了。
我赶到长生寺时，已经晚了，那16名僧人的身体扔在院里，鲜血凝结在地上，已经是厚厚的一层。一只黑色的猫蹲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茫然地呜呜地叫着。我再仔细地看看，它已经死掉了，肚子上有一个破洞，拖着一摊肠子，那是三八大盖上的刺刀留下的伤口。日本兵连一只猫都不放过，它没有抗日，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但他们还是把它杀了，仅仅因为它是一只中国的猫。
很奇怪没有在这堆尸体中看到梵根方丈，我清楚地记得，他也是在这里被枪杀的啊。
长生寺的大殿里传来呜呜的哭声，在枪声四起的南京城里，微弱得就像在水下呼吸的鱼儿吐出来的气泡，但我还是听到了，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没有什么力气，你呼出一口气，就可以把他的哭声吹散在弥漫着战争恶臭的空气里。我走了进去，整个大殿就像几十年后城管扫荡过的小街，又像强拆过的民房一样，金身的释迦牟尼、观世音、地藏王、十八罗汉、弥勒佛……这些让人敬畏的神们肢体破碎地散落一地，那些禽兽一样的士兵既然敢在这里枪杀僧人，也就敢对这些神们动手，何况，他们只是泥塑的。我接着就看见了那个和尚，他正瘫坐在一个角落里，像一个凡夫俗子一样捂着脸呜呜地哭着，从他的指缝里流出了红色的鲜血。那血并不是从额头上的枪眼里流出来的，那里的血已经凝结成紫色的了。他听到我的脚步声，把手拿开了，是他的眼睛在流血。他已经把泪水哭干，能流的只有血了。他看到一个在昏黄的夜色中拖得很长的人影时，惊恐地把身子往里面缩着，等到看清是我时，他平静下来，露出一脸的委屈，茫然地瞪着我，喃喃地说：“施主，我们是跳出世俗之外的僧人，我们不问世事，那些当兵的来了，我让他们走了，那些平民来了，我也让他们走了。我知道这是有点不好，但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想保护我们这座寺庙。我听说他们也是从一个佛教徒很多的国家来的，我们又不是军人，也不是平民，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我们呢？”
我都想冷笑了，他到现在还死得不明不白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中国僧人，就是这样简单。中国僧人也是中国人，在那些日本兵的眼里，杀一个中国人和踩死一只臭虫、杀头猪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确有很多佛教徒，但他们的神不是释迦牟尼，更不是灵宫、文昌、关帝神，而是他们的天皇和天照大神。你们的寺庙也很滑稽，供奉着来自印度的神，也供奉着中国土产的灵宫、文昌、关帝，有求子的神，有求财的神，有消灾的神，还有保佑官运亨通的神，应有尽有，满足人们的各种愿望。你们自己就没拿你们的神当回事，你们的神当然不会引领人们向更高的精神领域迈进，你们的神只是吸引众生逃避现世的苦难或者承诺给他们更多的实惠、吸引他们供奉更多香火的道具。你们怎么会可笑地以为你们的神可以吓唬住那些魔鬼呢？你们自己信不信还不一定呢，如果真要“普渡众生”，那为什么要拒绝那些寻求帮助的中国军人和平民呢？
我双手合十，说：“师父，您已经死了，当放下就放下。他们是有宗教，他们的宗教就是暴力，每颗子弹都必须体现帝国的力量，每把刺刀尖上都必须发出大和民族精神的光芒。这是一支信奉暴力的军队，仁慈和善良在他们看来，是懦弱的借口。”
他的眼中又流出了鲜血，他显然不能赞同我的话：“施主，你这么说，就应该要以暴制暴，要用仇恨来对待仇恨了？那将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可佛说仁慈，基督也说，要爱你的敌人。只有爱，才能化解仇恨啊。”
我冷笑了一声，这真是鸡同鸭讲。那些从小被灌输中国是劣等民族的日本兵，根本不会把你当做人来看，你同他讲爱，无疑是找死。当敌人根本就不把你当人看时，你的爱就是肥美的羊羔，正合他们这些饿狼的口味，而狼永远没有吃饱之日。我们是仁义之师，把那些投降的日军礼送出境，最后连国家赔偿也不要了，换来了什么？换来了仍旧穿着屎黄色的旧军装，打着军旗招摇地去参拜靖国神社的老兵，换来的是一再篡改教科书，铁证放在面前还眼都不眨地死不承认。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语言接踵而来，思想混乱又清晰，心情焦灼又热烈，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哒哒地在四周跳动着，散发着炙热的气息。他静静地听我说着，眼睛慢慢地合上了，就像睡着了一样，也许他真累了，不想再费力地和我说话，也许他真的听不懂，因为我还没有完全从Deja vu抽身出来，搞不清现实与幻觉，也搞不清过去和现在，它们混杂在一起，我分辨不出来自己所在的时空。我走上前去，梵根方丈已经没了呼吸，身体冰冷，像刚刚从墓中挖出来的尸首一样，散发着一种久远年代的气味。
我返身走出大殿，看到了那个白白胖胖的隆慧和尚，他正蹲在地上，手心里放着两颗眼珠骨碌碌地转着，另一只手在地上捡着被摔碎的脑壳，然后把那些白花花的脑浆小心地从地上捧起来，放在那半个脑袋里，仔细地拣着里面的杂草和灰尘。我不想理他，和死人有什么好说的呢？30多万的亡灵，你要安慰他们的话，那要说多少话？我从他身边轻轻走过去，但还是惊动他了，他看到我，慌慌地把破碎的五官装进那个脑壳里，扣在破破烂烂的脖子上，跟在我后面，一个劲地问我：“施主，他们为什么要找女人？他们没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将来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惭愧吗？”
我说：“你还真是高看他们了，他们如果能想到这点，那就不能称之为畜生了。我看他们在这里所作所为，只能称之为畜生。”
我回头看了看他，他扣在头上的脑壳残缺不全，半个下巴没了，脑浆滴滴嗒嗒，整张脸挤在一起，两只眼眶空空荡荡，被暗红色的血覆盖的眉头皱得层次分明，鲜血已经凝结，不断地一块一块地掉下来。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下面被日本兵摔断了，连着一条筋，拖在后面，走得磕磕绊绊。
路上到处是残缺不全的死尸，还有一些是被钉在树上或者电线杆上，有的是练习刺杀的活靶子，有的纯属娱乐，有的肉已经被一刀刀地割去了，有的被挖掉了鼻子，割去了耳朵，有的肠子拖在地上，野狗大口大口地吞吃着。还有一些是被活活烧死的，倦缩成一团，成为了一条条人形木炭。整个南京的夜空被地上的鲜血映红，就像在下着一场血雨一样。
那些尸体不时地挡着前进的道路，我不得不再三地跳跃着躲过那些遍地都是的残肢断臂。隆慧和尚显然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躲过那些人肉铺成的道路，有几次他还差点被那些尸体绊倒，脖子上扣着的脑袋摇摇晃晃，随时都会飞出去。他不得不一手扶着脑袋，另一只手提着那条拖在身后的断腿，一蹦一跳地跟着我。他可能早已经习惯了，也许死了以后也就无所谓了，他并不害怕那些尸体，但他放不下心里的疑问，还在不停地追问着我：“施主，他们为什么要找女人？他们没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将来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惭愧吗？”
我还要怎么回答他呢？当然有一个很省事的法子，我可以用历史教科书上和我们随处可见的说法，说这是日本人民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蒙蔽，是一小撮，大多数人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何解释日本兵身上带的千人针呢？千人针是专门为侵略中国的日本兵准备的，在那个岛国疯狂流行，那是一块很普通的白色棉布条，由一千名女人每人一针地绣上图案，让出征的日本兵带上，她们说这可以避弹。几百万的日本兵，要有多少女人来做这个千人针？还有那些恋人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女人，如何解释她们在给恋人的信中，让他们尽情地蹂躏支那女人呢？军国主义能蒙敝爱情吗？女人应该是最憎恶战争，最愿让自己的亲人远离战争的，她们怀孕、分娩、哺乳，辛辛苦苦地把孩子养大成人，应该最懂得生命来之不易，最懂得生命的珍贵。那为什么日本女人会如此狂热地投入这场战争，为他们的丈夫、儿子和恋人身处战场而感到光荣？敌人总是一小撮，我们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这样的说法振奋是让人振奋，但它蒙蔽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日本民族天生全民尚武，绝对的尚武，绝对的服从，绝对的欺弱怕硬，这就是日本人。
所以，还是“受了军国主义的蒙蔽”方便，省事。再说了，大街之上，还是莫谈国是的好。我对隆慧和尚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了，想得多了，脑袋会更疼的。那些日本兵都是受了军国主义的蒙蔽，大多数人都是好的，都是想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
隆慧和尚愣了愣，眉头皱得更紧了，显然，他在紧张地思考着。这使他的脑袋不堪重负，他不得不双手抱着脑袋，但就是这样，仍然没有想清楚，于是，他把脑袋摘了下来，抱在手里，蹲在路边，像个思想者一样沉思默想，只不过思想者是坐在那里支着下巴，他是抱着脑袋蹲在地上，但这样的思考者的造型在血流成河的南京，还是有着一种惊人的凄艳的美。
趁着这个机会，我悄悄地加快了脚步，想早点摆脱这个会思考的亡灵。对这个民族来说，会思考总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种乐趣，而是意味着不幸和痛苦。
越往北边走，除了奇形怪状的尸体，路边破烂也越来越多，最多的还是溃兵脱掉的军装和各种武器。李茂才他们这个时候在哪里？他们会不会也夹杂在这些溃兵中忙着逃命？他们现在是被日军俘虏了，还是躲在难民区了？不管在哪里，只要放弃了战斗，就意味着他们对这支凶残的军队还抱有幻想。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太天真了，都是东方民族，都是以投降为耻辱，投降不但不会让对手心生怜悯，他们只会更加看不起，更加鄙视。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找到李茂才他们，把这个简单的秘密告诉他们，同样是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一点。日本兵真的就是那么强悍，那么可怕吗？并不是这样的，1937年12月25日，5名留在南京的国军残兵决心对日军进行报复，他们埋伏在中华路，开枪打死了5名日本兵。随着枪声响起来的是“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的小道消息，它们很快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南京城。那些刚刚占领南京的日本兵，有的扔掉了枪，有的脱掉了军装，甚至有的还躲到了难民区，答应放下武器，请求国际委员会的保护。就是这样的军人，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的同胞。有点沮丧是吧，我也觉得这是挺让人沮丧的。真相就是这样。
一群日本兵迎面而来，这是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的两个中队去南京城外收容俘虏。他们一律轻装，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城外赶去。他们的皮鞋踏在南京的心脏上，发出尖利而又嚣张的叫声，撕扯着南京痛苦的神经。
我闪在路边，他们从我身边急促地奔跑过去，有一个日本兵经过我身边时，飞快地瞟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一丝怀疑与惊讶。怎么说呢，中国人和日本人外表并没有多少区别，眼前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一时半会儿无法分辨，如果说是中国人，怎么可能会独自一人出现在遍地尸体的南京街道？如果说是日本人，怎么穿着一身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军装？但他也只是稍稍在心里怀疑了一下，很快就埋头继续赶路，他心里还有点不安，据说这次的俘虏有两万人，两个中队的兵力去收容，是不是少了点呢？
他的名字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他叫东史郎。
我悄悄地跟在他们后边，夜色很暗，四周一片漆黑，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出了城走了有三四里路，在一片凹地里，出现了无数的香烟头，它们在这个只有淡淡星光的夜晚格外引人注目，像无数的诡异的鬼火一样忽明忽暗。我也没想到，等待投降的士兵居然还有心思抽烟。对了，还有嘈杂的说话声，有人坐着，有人来回走着，有人在唉声叹气，有人在恨恨地骂着逃跑的长官，有的则是一脸茫然地四处张望。在他们的中间有一棵光秃秃的树，树枝上挂着的不是青天白日的国旗或者军旗，而是两块白色的破布。这里一共有七千人，他们围着这两块唰唰歌唱的白布坐着，等待着日军的收容。
我知道东史郎是怎么想的。他是这样想的：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他们居然做得出来，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地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也早已被全歼。
其他日本兵是同样的想法。
我知道，历史上没有这两个中队在这个晚上被全歼的记载，甚至连一个人都没有受伤或者死去，因为他们驱赶的是一群痴呆的绵羊，一群慢慢爬行的蚂蚁。我虽然亲眼看到了，但这并非是我说的，而是东史郎的看法。
这种想法让这个日军上等兵感到愤怒。他手里端着的三八大盖微微颤抖了，他感到难以想象，这也是军人？
他想象中的中国军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像他们那样宁愿战死也不能苟且偷生？中国军人的确也曾那样表现过，在攻进南京之前，日军的确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也曾让这个上等兵憋气窝火过，甚至还恐惧过，在阵地上吓得发抖。在大溃败之前，中国军人并不都是绵羊。
东史郎似乎怎么也不相信眼前这绵羊一般的七千人就是与自己作战的对手。
但他不能不信，这并没有给他带来胜利的喜悦，相反是巨大的空虚与厌憎。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以这些愚笨的奴隶为对手，以为自己在赴死而与之殊死奋战，想想简直是太傻了。”
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这七千人的俘虏还没看到第二天的太阳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并且是永远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也不知道他们部队的番号，只知道一个数字：7000。
这就是真相。日本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怯懦，是你们自己助长了野兽们嚣张气焰，是你们自己剥掉了野兽的文明的伪装之衣，让他们蕴藏在体内的人类最卑劣的一面无所顾忌地释放出来，在南京大街小巷肆意席卷一切。是的，渴望生存并非都是懦弱，但毫无尊严的苟活则一定是懦弱，是我们自己的懦弱更加激发了野兽们的兽性。你见过狗们追赶那些不怕它们的人了吗？它们只会欺负那些被吓坏的人们。你要是不怕它们，它们只会掉头就跑。
我离开了那些日本兵和那七千张绵羊的脸，在受伤的土地上跌跌撞撞地走着。月亮慢慢地穿过云层，照着我被地上的土石砖块撞得破碎的影子。我终于又看到了怪兽一样蹲伏在夜色中的中华门，这真是怪了，我转来转去，始终转不出中华门。每天都在重复，每天都似曾相识。可有什么办法呢，谁让这是Deja vu呢？从开始写作这个小说，脑袋就开始慢慢疼痛起来，置身于1937年12月的南京，最初的惊慌与恶心慢慢地变得有些麻木迟钝，精神越来越不堪重负，像是背负着西西弗斯的巨石，不断地冲到山上，再从山上跌跌撞撞地滚下来，始终处于一种从噩梦中惊跳醒来的状态，全身发冷，带着难以平静下来的颤抖。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我还是没有想到，看起来坚强的神经原来那么脆弱，那么容易受伤。那些1937年12月在南京挣扎哭泣的亡灵没有一天不会来到梦中，没有一天不带着我的灵魂在遍地鲜血的南京街道上游荡。我甚至使用了安眠药，想让自己处于深度睡眠，把那些亡灵关在门外，但他们仍然像轻烟一样从门缝里挤进来，爬进梦里。我的眼圈发黑，眼睛干燥，甚至有了明显的沉甸甸的眼泡。快点把这个小说写完吧，然后找一个2009年的咖啡屋，在明媚的阳光下享受生活，忘掉这一切。
现在还不行，我必须要找到那些士兵，找到我小说中的那几个主人公。
在这个时候，国军溃兵已经组织不起来像样的抵抗了。高级军官早就跑掉了，其他军官也大部分脱险，他们基本上都是军校毕业，拥有的知识和经验使他们在这个乱成一团的城市里更能理智一些，沉着地寻找活命的通道。比如，教导总队工兵营长钮先铭曾有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经历，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这样的经历只会让他完全暴露自己的军人身份，但他还有一个有利的背景，他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从小就教他背了许多佛经。他扮成一名和尚在鸡鸣寺避难，日军虽然怀疑，甚至让他背诵佛经来考验他，他都能化险为夷。三个月后，他安全地逃出了这座已经死去多日的城市。这样的记录极其个别。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都是文盲，在巨大的变故面前，他们一下子懵了，从他们扔下武器的那一刻起，他们完全崩溃，像无头苍蝇一样徘徊在长江岸边或者在城里盲目奔跑，无望地躲避着日军的扫荡。更多的士兵聚在一起，麻木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在恶狼面前，一只绵羊和一万只绵羊，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数目的不同。
李茂才属于那一种？我知道他已经脱险，并且活到了现在。这不会令我惊讶，他本来就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我关心的是根本就不识字的赵二狗、王大猛、大老冯、陈傻子这样的普通士兵，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他们如何安排自己的命运？他们会像那七千名士兵一样拱手交出自己的命运吗？他们现在在哪里？
中华门下一片狼藉，城墙上的每块砖头上都刻有烧制者的姓名和来源地，大部分都是用庞大的木船顺着长江由明朝的武昌府运来，那些战死的士兵的鲜血淌满粗壮结实的厚重砖头，滋润着这些被历史淹没的名字。古老的帝国哪里能想到，这些城墙不但在他们那个时代要经历如雨的箭矢和骑兵的冲击，五六百年后仍然作为堡垒与坦克和大炮对抗。中华门的两侧已经被日军的炮火轰塌，这让它看上去就像一张苍老的脸，城门是它大张的嘴巴，墙上被打出的凹洞是鼻腔和星星点点的麻子，用来瞭望和射击的墙垛是它的眼睛，那些战死的士兵身子伏在墙上，胸口的鲜血顺墙而下，就像整个中华门眼睛里流出了鲜血。它见证了帝国的光荣与梦想，在这一刻里，也见证了这个衰弱的帝国的哭泣。
我对这里再熟悉不过，有几年时间里，我住在中华门外的东山镇，天天都要坐着公交车经过这里上班。我从来没有想过1937年12月时它是什么模样。一切痕迹都没有了，它是一个纯粹的旅游景点，泥塑的明代士兵营养丰富五官丰满，所有的景点介绍没有一个字提到1937年12月曾在这里发生过一场血战，成百上千名中国男人把生命献给了这段城墙。现在上面插着彩旗，藏兵洞里挤满了吆喝叫卖或真或假的玉石或珠宝的小贩。江南富豪沈万三的画像代替了那些绷着脸庞准备冲锋的士兵，成为财神坐镇这里供人参拜。节日的气球环绕四周，它已经被打扮一新，战后重新砌上了新的砖块，不时地再进行维修，就像一个喜欢打扮的少女一样，皱巴巴的脸上被抹上厚厚的脂粉，他们觉得这是焕发出了青春的容颜。没有人喜欢伤疤，他们用仿制的砖头匆匆忙忙地把被战争咬掉的那一块重新补上，把那场悲惨的战争砌进了厚厚的砂浆中，用秦淮河香艳的河水洗掉了它的鲜血一样的眼泪。为什么就不能让它保持1937年12月哭泣的模样呢？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忘掉它经受过的苦难？为什么总要把历史涂上脂粉？
这是一个机会，好好看看吧，这就是1937年12月的南京，这就是1937年12月帝国的容颜。
但那些日本兵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三四个日本兵拄着三八大盖在这里站岗，还有十多个可能刚刚扫荡回来，倚着城墙坐在地上抽烟。就在他们的脚下，一具被坦克辗过的尸体，混杂在被辗碎的玻璃碎片和砖块中，血肉模糊，与泥土粘在一起，骨头和碎石砖块混在一起。生命如此脆弱，并不比那些破碎的砖块坚固到哪里。我能闻到那具尸体的内脏正在慢慢腐烂，一缕缕战争的恶臭味正慢慢地挥发出来，在这个有着零星枪声的夜晚格外刺眼。那些日本兵却好像没有看见这一切，他们谈论着自己如何强暴中国女人，如何把猪一样的中国男人的头颅砍下，然后朝着南京的天空哈哈哈地狂笑起来，声音从城墙上反弹回来，向四周扩散，以中华门为圆心，像水池中的波纹一样，很快就扩散到了整个南京，整个中国，越过像衣服带子一样宽的大海，传到了东京，于是，整个东京也哈哈哈地狂笑起来，天皇哈哈哈地狂笑，政府工作人员哈哈哈地狂笑，大本营的军人们哈哈哈狂笑，大人们哈哈哈狂笑，小学生们哈哈哈狂笑，所有的树木、空气和水哈哈哈地狂笑……那些日本兵笑得身体颤抖，他们身躯短小，就像套着一身衣服的直立的狗一样，瘦得丑陋，眼睛深凹，喉节突出好像干旱的地皮上拱出来的石头一样，他们坐在中华门下的阴影中，像苏宁电器里面的塑料模特一样干瘪，浑身散发着死老鼠一样的臭味。就是这些丑陋的军人，在南京整整杀了30多万人，他们中有多少美丽的少女、慈祥的母亲、深沉的父亲，也许是一个曾经英勇战斗过的士兵，也许是一个为国家进步而刻苦读书的学生，甚至是一个天真烂漫根本就不知道战争为何物的儿童，他们肮脏的手埋葬了多少感人的爱情故事，践踏了多少刚刚发芽的梦想，他们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复兴又走了多少弯路……
你看着中华门下那些1937年12月的日本兵，你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杀死他们！
我悄悄地接近他们，四个哨兵立即把三八大盖对准了我，他们紧紧绷着的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脸上汗水直淌，丑陋的脸剧烈抽动着，他们想控制着，但还是像在哭，又像在笑，看上去更加糟糕。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在幽灵一般的夜晚突然出现，飘然而至，没有任何征兆，他每走一步都像一把铁锤重重地敲击着他们的心脏。他站在那里，凝视着他们，他想干什么？他们身上的汗水变冷，拿着三八大盖的手微微颤抖，一秒钟足足有十分钟那么长。如果你不怕死，他们也会有人性的，那就是害怕，连害怕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只有兽性。我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是那些野兽一样的军人和绵羊一样的中国人一起来完成的。这怨不得人家，或者说，抱怨的同时，也应该回过来看看自己虚弱的影子。
所有的日本兵都站了起来，所有的三八大盖都对准了我，所有的手指都放在了扳机上，然后，所有的枪都响了。像《骇客帝国》里的基努?里维斯一样避开那些子弹，还是像《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那样飞起来，在半空中使出比炸弹更威猛的武功？我决定什么也不做，穿过那些子弹，或者说子弹穿过我的身体，它们冒着炽热的火光射进我的身体，我听到了子弹打进肉里发出“滋滋”的声音，冒出一缕缕的青烟，那些被打穿的衣服很快就自动愈合了，那些被打了一个个洞的皮肤自动修补好了，连一个伤疤都没有留下来。那些日本兵吃惊地看着我，他们忘记了再开枪，像木桩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我抓过一支三八大盖，那个日本兵被带了过来，撞在我的身体上，我用脚狠狠地踹过去，它的身子像只被折断了翅膀的鸟一样斜着飞了出来，摔在中华门的城墙上，屎尿迸溅，和脑浆一起粘在墙上，就像被摔出来的蛋黄蛋白一样。我倒提起三八大盖，抡起枪托，狠狠地朝着这十多个日本兵砸过去，他们的脑袋齐齐地从脖子上飞了出去，那些钢盔还紧紧地扣在头上，在地上像西瓜一样骨碌碌地滚着。那些肮脏的鲜血从脖子上喷了出来，在南京这张黑白水墨画上抹上一笔艳丽而又俗气的大红。好快的身手，居然没留下一个活口。
我把那支三八大盖扔在地上，拍了拍手，刚要转身离开，身后传来了日本兵穿的皮鞋踩在水泥地面发出的闷闷的声音。也罢，送佛上西天，一齐把他们打发了吧。我转过身，和刚才相同数目的日本兵嘻嘻哈哈地过来了，他们的脸在阴影中模糊不清，但身上散发出来的死老鼠一样的臭味还是远远地传了过来。我有点犹豫不决，这样的杀人方法未免也太便宜了他们，是把他们绑在树上一刀一刀地割肉，还是浇上汽油烧死？是用铁丝穿过他们的鼻子把他们吊死，还是把他们衣服脱光让他们趴在冰上活活冻死……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去，但方法却有无数个供他们选择。并不是我这个作家有多少厉害的想象力，这都是这帮禽兽在南京大屠杀中干过的，像用刺刀剖开孕妇的肚子挑出婴儿、切开10来岁女孩的阴道取乐这样的事情，人类所有的想象力在残暴的日本兵面前都黯然失色。如果地球上的人类都像他们这样，我百分之百地赞成立即全面核战争，让这个丑陋的星球永远都消失在宇宙中。
他们走到我跟前，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四个日本兵站在中华门的两侧，另外十几个又坐在了刚才那些日本兵坐过的地方，继续说着刚才那些日本兵说过的话，继续在那里哈哈哈地狂笑。我惊愕地看着他们，他们不是刚才被我杀死的那些日本兵吗？是的，没错，是他们。刚才我杀死的那些日本兵的尸体不见了，我手中握着的三八大盖也不见了，地上只有碎石烂砖和那具被坦克辗过的国军士兵的尸体，一切都没有改变，就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们的目光从我头顶飘过，似乎我站在这里也很正常，他们好像已经忘了我刚才已经杀死过他们一次。
也许是我眼中的疑问太过明显，有个日本兵终于开口了，说：“我们知道你是七十二年后中国的年轻人，我们也知道，你很想像我们杀你们的同胞那样杀死我们复仇，但这一点用都没有，你没办法杀死我们，我们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你也只能在这里意淫，和那些网上的爱国愤青没什么区别，你们这个民族只会意淫，只会着迷于发泄时的瞬间快感，而不知道反思，不知道向自己的敌人学习，你们把精力耗在内斗上，在想象中征服对手，强奸对手，而不会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你这样做，是很省事，也够痛快，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消耗你的肾上腺素。真相就是这样……”
他邪恶地看着我，那十几个日本兵也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又开始哈哈哈地狂笑起来。我痛苦地摇了摇头，试图把他们的声音从耳朵边甩开，把他们这个不知廉耻的民族甩出南京，甩出地球，让他们在宇宙中腐烂，在黑洞中消失。他们还在那里狂笑着，笑疼了肚子，扔掉了三八大盖，捂着肚皮在地上打着滚笑，在破烂的南京城跳着大和舞蹈笑，从1937年一直笑到了2009年，并且还有可能继续笑下去……
我再也受不了，大喝一声，从身边的一个日本兵身上掏出手榴弹，想死，咱们就一起死吧。我高高地举起手榴弹，看到那个日本兵眼睛中火光一闪，灰色的烟雾腾空而起，碎石砖块四溅，浓重的硫磺气味熏鼻，我皱着鼻子，挥着胳膊驱开烟雾，那些日本兵不见了。
浑身虚脱，就像刚刚跑了一个10公里一样，身上的汗水冷冰冰的。我刚松了口气，身后传来了日本兵穿的皮鞋踩在水泥地面发出的闷闷的声音。我转过身，和刚才相同数目的日本兵嘻嘻哈哈地过来了，他们的脸在阴影中模糊不清，但身上散发出来的死老鼠一样的臭味还是远远地传了过来，没错，还是那些日本兵……
新一轮的时间回旋又他妈的开始了。
我坐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相同的场景周而复始，每天早上，我坐早班车到铜井镇的畔塘村，听前国军中尉李茂才讲述往事，在黄昏时坐着公交车回到南京。同样面孔的乘客，同样年轻的女售票员。不同的是，女售票员显然已经对我没有敌意了。我坐在她的身后，她那比夜更黑的长发散在后面，落在火红的羽绒服上，像是燃烧的炭火一样温暖。她的头发并不是很厚，能看到像鸟一样娇嫩的脖子。她出神地看着前面，前面站着密不透风的乘客，他们大多数来自乡下，脖子上有着经不起看的污垢，指甲里有一目了然的黑色污物。她当然不会想着他们。她的目光是无意识的，眼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自己的心里。她在想什么呢？她有没有男朋友？她的男朋友是什么模样？她喜欢他吗？问题像爆米花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香艳而又暧昧，让人眼花缭乱，心脏几乎要随着呼吸一起跳出来。多么无聊。仅仅在半个小时以前，你的心还紧紧地和那些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们在一起，激动地为他们跳动，现在却飞到了一个你根本就不了解的女孩身上。你在想什么呢？
我摇了摇头，把她从我的脑袋里甩到了窗外。我只是坐着这辆公交车往返铜井，在1937年和2009年之间跳进跳出，她原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小说中，这一切和她没有关系。就此打住吧。
我在雨花台站下车。她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眼神友好，像一个温柔的淑女。我被下车的人流胁裹着，但还是伸长脖子寻找着她的眼睛，让她清楚地看到我朝她点了点头。她看到了，抿了一下嘴唇，友好的眼睛变成了一朵微笑的鲜花，既不夸张也不过分含蓄，一切恰到好处。我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有点极不老实的惆怅，要不要把那个像鲜花一样的笑容珍藏在记忆里？
具有文学细胞的人总是时刻都准备好了温柔的情感，虽然它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风吹着，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们还是随时准备自作多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就真的不要想她了。
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夜幕中，在昏黄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大队的日本兵已经过去，只有三三两两穿着屎黄色的小队士兵匆匆地赶往城内，他们背着三八大盖，枪刺上挑着各种各样的小包袱，那是他们的战利品，可能是精美的瓷器，也可能是散发着尿臊味的便器。他们像一群贪婪的狗一样，伸着鼻子寻找着各种他们认为是宝贝的战利品，准备当做私人财物寄回家里。他们不能称之为军人，只能称之为强盗，无耻的强盗，地球上最丑陋的一群人。我知道这是真正的日军，并不是拍电影。那具被他们枪杀的中国男人的尸体仍然躺在那里，酱紫色的肠子流淌在地上，一群蚂蚁趴在上面啃吃着。战火燃烧的南京，让那些躲在地底的蚂蚁也禁不住诱惑，冒险地来到地面趁火打劫。1937年12月的南京毫无还手之力，就连蚂蚁也来欺负。
我站在路边，空荡荡的夜空下，野草枯黄，颤抖着身子匍伏在地，表情惊恐而不安。借着昏暗的路灯，我看到了中华门城墙上随风飘荡着的日军太阳旗，它们在风中哗哗地歌唱着。那些被坦克和大炮轰开的城墙，灰色的硝烟正慢慢地飘散，那些被炸伤的明朝的砖头正在低低地哭泣着。一个泥塑的明代士兵被炸得四分五裂，他的头颅滚在我的脚下，眉头紧皱，一滴泪水挂在涂满硝烟的脸上，眼睛茫然地看着我。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们在东南沿海把那些倭寇打得远远地躲在了大海深处，仅仅是五六百年的时间，倭寇不但又来了，而且还打到了首都，60多万的平民，10多万的大军，面对这些身材矮小的臭虫一样的士兵，居然会像一群绵羊一样争相逃跑，甚至践踏着同胞的尸体逃跑。我摇了摇头，准备继续赶路，脚下的泥泞缠脚，我使劲地踢了一下，一个骷髅头露出地面，我知道它接着就会咬着我的脚，哭诉着日本兵不应该杀他，他们让他干什么他都干了，为什么还要杀我？
我忙慌慌地撒腿就跑，不想再听他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唠叨叨了。那些三三两两的日本兵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一点都不害怕，更不会感到奇怪，这既不是历史重演，也不是时空转移，这是Deja vu。
你如果还不明白，可以去问罗素。
罗素会像一个神经病一样翻来覆去地对你说：“过去存在吗?不存在。将来存在吗?不存在。那么只有现在存在吗?对，只有现在存在。在现在范围内没有时间的延续吗?没有。那么时间是不存在的吗?哎呀，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唠叨个没完没了。”
罗素就这么唧唧歪歪地像说绕口令一样向我们阐释着他的时间观，但这颗伟大的脑袋已经死去，如果他活着，他必须得给我们说明白一个问题：如果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出现的那种似曾相识的场景是存在于过去呢，还是未来?
这种情况就叫做Deja vu。这是一个法语词。1876年，法国精神病学家Emile Boirac最早使用这个词来描述那种以前经历过的场景好像又重演的情况。不会法文也没什么，有人把他翻译成了“既视感”。其实翻译了等于没翻译，三个很平常的汉字组合到一起却会让人莫名其妙，什么是“既视感”？那些翻译家太有才了。他们完全可以把它很直白地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记忆幻觉”。
记忆幻觉不仅仅是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还有一种历史不断重演的困扰。
在我这里，就是1937年12月不断地重复着。我已经习惯了，何况，这对我正在写作的这个小说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很多名气比我更大的艺术家或者文艺战线的领导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要深入生活”。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亲身体验一下强奸犯的生活，就写不好强奸犯，如果不当一个杀人犯，就没法让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杀人，诸如此类等等。怪不得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革命浪漫现实主义。革命和浪漫，多么美好的一对，尽管现实生活中它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冤家，很难聚到一起，但他们还有一个很过硬的理由，艺术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们总是有理。
好了，现在有了Deja vu，我就不用为写这个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小说而去申请到1937年12月的南京深入生活了。
由于一切尽在掌握中，我已经没有最初的慌张和紧张，相反在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南京胜似闲庭信步，并非我冷血，而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无法改变历史的梦游者而已。
所有的场景都是那么熟悉，道路两旁，堆积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他们死亡的表情一模一样，都是一脸的茫然和不解，他们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那么听话，日本兵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还要杀我们呢？尸体中不少是女人的尸体，毫无例外地都是半裸或者全裸，有的阴部插着树枝，有的插着刺刀，上面沾满了紫色的污血。看得出来，那些刺刀大多数都是中国军人中正式步枪上所配备的刺刀，日本兵不会把自己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取下来作恶的，他们视刀如命，他们让中国人的刺刀来向中国人作恶。还有一个女人的肚子被剖开了，旁边是一滩肉酱，能看得出来，这是她怀着的那个孩子，被日本兵剖腹取出来，摔在地上。不时地有日本兵过来，他们很凶恶地拦着我，对付这些头脑简单的家伙我已经很有经验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当然不会怀疑。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你能看到一个不慌不忙地走着的中国人吗？不能，所有的人都被吓破胆了。
我赶到长生寺时，已经晚了，那16名僧人的身体扔在院里，鲜血凝结在地上，已经是厚厚的一层。一只黑色的猫蹲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茫然地呜呜地叫着。我再仔细地看看，它已经死掉了，肚子上有一个破洞，拖着一摊肠子，那是三八大盖上的刺刀留下的伤口。日本兵连一只猫都不放过，它没有抗日，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但他们还是把它杀了，仅仅因为它是一只中国的猫。
很奇怪没有在这堆尸体中看到梵根方丈，我清楚地记得，他也是在这里被枪杀的啊。
长生寺的大殿里传来呜呜的哭声，在枪声四起的南京城里，微弱得就像在水下呼吸的鱼儿吐出来的气泡，但我还是听到了，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没有什么力气，你呼出一口气，就可以把他的哭声吹散在弥漫着战争恶臭的空气里。我走了进去，整个大殿就像几十年后城管扫荡过的小街，又像强拆过的民房一样，金身的释迦牟尼、观世音、地藏王、十八罗汉、弥勒佛……这些让人敬畏的神们肢体破碎地散落一地，那些禽兽一样的士兵既然敢在这里枪杀僧人，也就敢对这些神们动手，何况，他们只是泥塑的。我接着就看见了那个和尚，他正瘫坐在一个角落里，像一个凡夫俗子一样捂着脸呜呜地哭着，从他的指缝里流出了红色的鲜血。那血并不是从额头上的枪眼里流出来的，那里的血已经凝结成紫色的了。他听到我的脚步声，把手拿开了，是他的眼睛在流血。他已经把泪水哭干，能流的只有血了。他看到一个在昏黄的夜色中拖得很长的人影时，惊恐地把身子往里面缩着，等到看清是我时，他平静下来，露出一脸的委屈，茫然地瞪着我，喃喃地说：“施主，我们是跳出世俗之外的僧人，我们不问世事，那些当兵的来了，我让他们走了，那些平民来了，我也让他们走了。我知道这是有点不好，但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想保护我们这座寺庙。我听说他们也是从一个佛教徒很多的国家来的，我们又不是军人，也不是平民，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我们呢？”
我都想冷笑了，他到现在还死得不明不白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中国僧人，就是这样简单。中国僧人也是中国人，在那些日本兵的眼里，杀一个中国人和踩死一只臭虫、杀头猪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确有很多佛教徒，但他们的神不是释迦牟尼，更不是灵宫、文昌、关帝神，而是他们的天皇和天照大神。你们的寺庙也很滑稽，供奉着来自印度的神，也供奉着中国土产的灵宫、文昌、关帝，有求子的神，有求财的神，有消灾的神，还有保佑官运亨通的神，应有尽有，满足人们的各种愿望。你们自己就没拿你们的神当回事，你们的神当然不会引领人们向更高的精神领域迈进，你们的神只是吸引众生逃避现世的苦难或者承诺给他们更多的实惠、吸引他们供奉更多香火的道具。你们怎么会可笑地以为你们的神可以吓唬住那些魔鬼呢？你们自己信不信还不一定呢，如果真要“普渡众生”，那为什么要拒绝那些寻求帮助的中国军人和平民呢？
我双手合十，说：“师父，您已经死了，当放下就放下。他们是有宗教，他们的宗教就是暴力，每颗子弹都必须体现帝国的力量，每把刺刀尖上都必须发出大和民族精神的光芒。这是一支信奉暴力的军队，仁慈和善良在他们看来，是懦弱的借口。”
他的眼中又流出了鲜血，他显然不能赞同我的话：“施主，你这么说，就应该要以暴制暴，要用仇恨来对待仇恨了？那将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可佛说仁慈，基督也说，要爱你的敌人。只有爱，才能化解仇恨啊。”
我冷笑了一声，这真是鸡同鸭讲。那些从小被灌输中国是劣等民族的日本兵，根本不会把你当做人来看，你同他讲爱，无疑是找死。当敌人根本就不把你当人看时，你的爱就是肥美的羊羔，正合他们这些饿狼的口味，而狼永远没有吃饱之日。我们是仁义之师，把那些投降的日军礼送出境，最后连国家赔偿也不要了，换来了什么？换来了仍旧穿着屎黄色的旧军装，打着军旗招摇地去参拜靖国神社的老兵，换来的是一再篡改教科书，铁证放在面前还眼都不眨地死不承认。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语言接踵而来，思想混乱又清晰，心情焦灼又热烈，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哒哒地在四周跳动着，散发着炙热的气息。他静静地听我说着，眼睛慢慢地合上了，就像睡着了一样，也许他真累了，不想再费力地和我说话，也许他真的听不懂，因为我还没有完全从Deja vu抽身出来，搞不清现实与幻觉，也搞不清过去和现在，它们混杂在一起，我分辨不出来自己所在的时空。我走上前去，梵根方丈已经没了呼吸，身体冰冷，像刚刚从墓中挖出来的尸首一样，散发着一种久远年代的气味。
我返身走出大殿，看到了那个白白胖胖的隆慧和尚，他正蹲在地上，手心里放着两颗眼珠骨碌碌地转着，另一只手在地上捡着被摔碎的脑壳，然后把那些白花花的脑浆小心地从地上捧起来，放在那半个脑袋里，仔细地拣着里面的杂草和灰尘。我不想理他，和死人有什么好说的呢？30多万的亡灵，你要安慰他们的话，那要说多少话？我从他身边轻轻走过去，但还是惊动他了，他看到我，慌慌地把破碎的五官装进那个脑壳里，扣在破破烂烂的脖子上，跟在我后面，一个劲地问我：“施主，他们为什么要找女人？他们没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将来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惭愧吗？”
我说：“你还真是高看他们了，他们如果能想到这点，那就不能称之为畜生了。我看他们在这里所作所为，只能称之为畜生。”
我回头看了看他，他扣在头上的脑壳残缺不全，半个下巴没了，脑浆滴滴嗒嗒，整张脸挤在一起，两只眼眶空空荡荡，被暗红色的血覆盖的眉头皱得层次分明，鲜血已经凝结，不断地一块一块地掉下来。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下面被日本兵摔断了，连着一条筋，拖在后面，走得磕磕绊绊。
路上到处是残缺不全的死尸，还有一些是被钉在树上或者电线杆上，有的是练习刺杀的活靶子，有的纯属娱乐，有的肉已经被一刀刀地割去了，有的被挖掉了鼻子，割去了耳朵，有的肠子拖在地上，野狗大口大口地吞吃着。还有一些是被活活烧死的，倦缩成一团，成为了一条条人形木炭。整个南京的夜空被地上的鲜血映红，就像在下着一场血雨一样。
那些尸体不时地挡着前进的道路，我不得不再三地跳跃着躲过那些遍地都是的残肢断臂。隆慧和尚显然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躲过那些人肉铺成的道路，有几次他还差点被那些尸体绊倒，脖子上扣着的脑袋摇摇晃晃，随时都会飞出去。他不得不一手扶着脑袋，另一只手提着那条拖在身后的断腿，一蹦一跳地跟着我。他可能早已经习惯了，也许死了以后也就无所谓了，他并不害怕那些尸体，但他放不下心里的疑问，还在不停地追问着我：“施主，他们为什么要找女人？他们没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将来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惭愧吗？”
我还要怎么回答他呢？当然有一个很省事的法子，我可以用历史教科书上和我们随处可见的说法，说这是日本人民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蒙蔽，是一小撮，大多数人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何解释日本兵身上带的千人针呢？千人针是专门为侵略中国的日本兵准备的，在那个岛国疯狂流行，那是一块很普通的白色棉布条，由一千名女人每人一针地绣上图案，让出征的日本兵带上，她们说这可以避弹。几百万的日本兵，要有多少女人来做这个千人针？还有那些恋人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女人，如何解释她们在给恋人的信中，让他们尽情地蹂躏支那女人呢？军国主义能蒙敝爱情吗？女人应该是最憎恶战争，最愿让自己的亲人远离战争的，她们怀孕、分娩、哺乳，辛辛苦苦地把孩子养大成人，应该最懂得生命来之不易，最懂得生命的珍贵。那为什么日本女人会如此狂热地投入这场战争，为他们的丈夫、儿子和恋人身处战场而感到光荣？敌人总是一小撮，我们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这样的说法振奋是让人振奋，但它蒙蔽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日本民族天生全民尚武，绝对的尚武，绝对的服从，绝对的欺弱怕硬，这就是日本人。
所以，还是“受了军国主义的蒙蔽”方便，省事。再说了，大街之上，还是莫谈国是的好。我对隆慧和尚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了，想得多了，脑袋会更疼的。那些日本兵都是受了军国主义的蒙蔽，大多数人都是好的，都是想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
隆慧和尚愣了愣，眉头皱得更紧了，显然，他在紧张地思考着。这使他的脑袋不堪重负，他不得不双手抱着脑袋，但就是这样，仍然没有想清楚，于是，他把脑袋摘了下来，抱在手里，蹲在路边，像个思想者一样沉思默想，只不过思想者是坐在那里支着下巴，他是抱着脑袋蹲在地上，但这样的思考者的造型在血流成河的南京，还是有着一种惊人的凄艳的美。
趁着这个机会，我悄悄地加快了脚步，想早点摆脱这个会思考的亡灵。对这个民族来说，会思考总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种乐趣，而是意味着不幸和痛苦。
越往北边走，除了奇形怪状的尸体，路边破烂也越来越多，最多的还是溃兵脱掉的军装和各种武器。李茂才他们这个时候在哪里？他们会不会也夹杂在这些溃兵中忙着逃命？他们现在是被日军俘虏了，还是躲在难民区了？不管在哪里，只要放弃了战斗，就意味着他们对这支凶残的军队还抱有幻想。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太天真了，都是东方民族，都是以投降为耻辱，投降不但不会让对手心生怜悯，他们只会更加看不起，更加鄙视。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找到李茂才他们，把这个简单的秘密告诉他们，同样是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一点。日本兵真的就是那么强悍，那么可怕吗？并不是这样的，1937年12月25日，5名留在南京的国军残兵决心对日军进行报复，他们埋伏在中华路，开枪打死了5名日本兵。随着枪声响起来的是“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的小道消息，它们很快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南京城。那些刚刚占领南京的日本兵，有的扔掉了枪，有的脱掉了军装，甚至有的还躲到了难民区，答应放下武器，请求国际委员会的保护。就是这样的军人，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的同胞。有点沮丧是吧，我也觉得这是挺让人沮丧的。真相就是这样。
一群日本兵迎面而来，这是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的两个中队去南京城外收容俘虏。他们一律轻装，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城外赶去。他们的皮鞋踏在南京的心脏上，发出尖利而又嚣张的叫声，撕扯着南京痛苦的神经。
我闪在路边，他们从我身边急促地奔跑过去，有一个日本兵经过我身边时，飞快地瞟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一丝怀疑与惊讶。怎么说呢，中国人和日本人外表并没有多少区别，眼前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一时半会儿无法分辨，如果说是中国人，怎么可能会独自一人出现在遍地尸体的南京街道？如果说是日本人，怎么穿着一身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军装？但他也只是稍稍在心里怀疑了一下，很快就埋头继续赶路，他心里还有点不安，据说这次的俘虏有两万人，两个中队的兵力去收容，是不是少了点呢？
他的名字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他叫东史郎。
我悄悄地跟在他们后边，夜色很暗，四周一片漆黑，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出了城走了有三四里路，在一片凹地里，出现了无数的香烟头，它们在这个只有淡淡星光的夜晚格外引人注目，像无数的诡异的鬼火一样忽明忽暗。我也没想到，等待投降的士兵居然还有心思抽烟。对了，还有嘈杂的说话声，有人坐着，有人来回走着，有人在唉声叹气，有人在恨恨地骂着逃跑的长官，有的则是一脸茫然地四处张望。在他们的中间有一棵光秃秃的树，树枝上挂着的不是青天白日的国旗或者军旗，而是两块白色的破布。这里一共有七千人，他们围着这两块唰唰歌唱的白布坐着，等待着日军的收容。
我知道东史郎是怎么想的。他是这样想的：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他们居然做得出来，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地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也早已被全歼。
其他日本兵是同样的想法。
我知道，历史上没有这两个中队在这个晚上被全歼的记载，甚至连一个人都没有受伤或者死去，因为他们驱赶的是一群痴呆的绵羊，一群慢慢爬行的蚂蚁。我虽然亲眼看到了，但这并非是我说的，而是东史郎的看法。
这种想法让这个日军上等兵感到愤怒。他手里端着的三八大盖微微颤抖了，他感到难以想象，这也是军人？
他想象中的中国军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像他们那样宁愿战死也不能苟且偷生？中国军人的确也曾那样表现过，在攻进南京之前，日军的确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也曾让这个上等兵憋气窝火过，甚至还恐惧过，在阵地上吓得发抖。在大溃败之前，中国军人并不都是绵羊。
东史郎似乎怎么也不相信眼前这绵羊一般的七千人就是与自己作战的对手。
但他不能不信，这并没有给他带来胜利的喜悦，相反是巨大的空虚与厌憎。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以这些愚笨的奴隶为对手，以为自己在赴死而与之殊死奋战，想想简直是太傻了。”
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这七千人的俘虏还没看到第二天的太阳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并且是永远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也不知道他们部队的番号，只知道一个数字：7000。
这就是真相。日本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怯懦，是你们自己助长了野兽们嚣张气焰，是你们自己剥掉了野兽的文明的伪装之衣，让他们蕴藏在体内的人类最卑劣的一面无所顾忌地释放出来，在南京大街小巷肆意席卷一切。是的，渴望生存并非都是懦弱，但毫无尊严的苟活则一定是懦弱，是我们自己的懦弱更加激发了野兽们的兽性。你见过狗们追赶那些不怕它们的人了吗？它们只会欺负那些被吓坏的人们。你要是不怕它们，它们只会掉头就跑。
我离开了那些日本兵和那七千张绵羊的脸，在受伤的土地上跌跌撞撞地走着。月亮慢慢地穿过云层，照着我被地上的土石砖块撞得破碎的影子。我终于又看到了怪兽一样蹲伏在夜色中的中华门，这真是怪了，我转来转去，始终转不出中华门。每天都在重复，每天都似曾相识。可有什么办法呢，谁让这是Deja vu呢？从开始写作这个小说，脑袋就开始慢慢疼痛起来，置身于1937年12月的南京，最初的惊慌与恶心慢慢地变得有些麻木迟钝，精神越来越不堪重负，像是背负着西西弗斯的巨石，不断地冲到山上，再从山上跌跌撞撞地滚下来，始终处于一种从噩梦中惊跳醒来的状态，全身发冷，带着难以平静下来的颤抖。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我还是没有想到，看起来坚强的神经原来那么脆弱，那么容易受伤。那些1937年12月在南京挣扎哭泣的亡灵没有一天不会来到梦中，没有一天不带着我的灵魂在遍地鲜血的南京街道上游荡。我甚至使用了安眠药，想让自己处于深度睡眠，把那些亡灵关在门外，但他们仍然像轻烟一样从门缝里挤进来，爬进梦里。我的眼圈发黑，眼睛干燥，甚至有了明显的沉甸甸的眼泡。快点把这个小说写完吧，然后找一个2009年的咖啡屋，在明媚的阳光下享受生活，忘掉这一切。
现在还不行，我必须要找到那些士兵，找到我小说中的那几个主人公。
在这个时候，国军溃兵已经组织不起来像样的抵抗了。高级军官早就跑掉了，其他军官也大部分脱险，他们基本上都是军校毕业，拥有的知识和经验使他们在这个乱成一团的城市里更能理智一些，沉着地寻找活命的通道。比如，教导总队工兵营长钮先铭曾有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经历，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这样的经历只会让他完全暴露自己的军人身份，但他还有一个有利的背景，他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从小就教他背了许多佛经。他扮成一名和尚在鸡鸣寺避难，日军虽然怀疑，甚至让他背诵佛经来考验他，他都能化险为夷。三个月后，他安全地逃出了这座已经死去多日的城市。这样的记录极其个别。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都是文盲，在巨大的变故面前，他们一下子懵了，从他们扔下武器的那一刻起，他们完全崩溃，像无头苍蝇一样徘徊在长江岸边或者在城里盲目奔跑，无望地躲避着日军的扫荡。更多的士兵聚在一起，麻木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在恶狼面前，一只绵羊和一万只绵羊，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数目的不同。
李茂才属于那一种？我知道他已经脱险，并且活到了现在。这不会令我惊讶，他本来就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我关心的是根本就不识字的赵二狗、王大猛、大老冯、陈傻子这样的普通士兵，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他们如何安排自己的命运？他们会像那七千名士兵一样拱手交出自己的命运吗？他们现在在哪里？
中华门下一片狼藉，城墙上的每块砖头上都刻有烧制者的姓名和来源地，大部分都是用庞大的木船顺着长江由明朝的武昌府运来，那些战死的士兵的鲜血淌满粗壮结实的厚重砖头，滋润着这些被历史淹没的名字。古老的帝国哪里能想到，这些城墙不但在他们那个时代要经历如雨的箭矢和骑兵的冲击，五六百年后仍然作为堡垒与坦克和大炮对抗。中华门的两侧已经被日军的炮火轰塌，这让它看上去就像一张苍老的脸，城门是它大张的嘴巴，墙上被打出的凹洞是鼻腔和星星点点的麻子，用来瞭望和射击的墙垛是它的眼睛，那些战死的士兵身子伏在墙上，胸口的鲜血顺墙而下，就像整个中华门眼睛里流出了鲜血。它见证了帝国的光荣与梦想，在这一刻里，也见证了这个衰弱的帝国的哭泣。
我对这里再熟悉不过，有几年时间里，我住在中华门外的东山镇，天天都要坐着公交车经过这里上班。我从来没有想过1937年12月时它是什么模样。一切痕迹都没有了，它是一个纯粹的旅游景点，泥塑的明代士兵营养丰富五官丰满，所有的景点介绍没有一个字提到1937年12月曾在这里发生过一场血战，成百上千名中国男人把生命献给了这段城墙。现在上面插着彩旗，藏兵洞里挤满了吆喝叫卖或真或假的玉石或珠宝的小贩。江南富豪沈万三的画像代替了那些绷着脸庞准备冲锋的士兵，成为财神坐镇这里供人参拜。节日的气球环绕四周，它已经被打扮一新，战后重新砌上了新的砖块，不时地再进行维修，就像一个喜欢打扮的少女一样，皱巴巴的脸上被抹上厚厚的脂粉，他们觉得这是焕发出了青春的容颜。没有人喜欢伤疤，他们用仿制的砖头匆匆忙忙地把被战争咬掉的那一块重新补上，把那场悲惨的战争砌进了厚厚的砂浆中，用秦淮河香艳的河水洗掉了它的鲜血一样的眼泪。为什么就不能让它保持1937年12月哭泣的模样呢？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忘掉它经受过的苦难？为什么总要把历史涂上脂粉？
这是一个机会，好好看看吧，这就是1937年12月的南京，这就是1937年12月帝国的容颜。
但那些日本兵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三四个日本兵拄着三八大盖在这里站岗，还有十多个可能刚刚扫荡回来，倚着城墙坐在地上抽烟。就在他们的脚下，一具被坦克辗过的尸体，混杂在被辗碎的玻璃碎片和砖块中，血肉模糊，与泥土粘在一起，骨头和碎石砖块混在一起。生命如此脆弱，并不比那些破碎的砖块坚固到哪里。我能闻到那具尸体的内脏正在慢慢腐烂，一缕缕战争的恶臭味正慢慢地挥发出来，在这个有着零星枪声的夜晚格外刺眼。那些日本兵却好像没有看见这一切，他们谈论着自己如何强暴中国女人，如何把猪一样的中国男人的头颅砍下，然后朝着南京的天空哈哈哈地狂笑起来，声音从城墙上反弹回来，向四周扩散，以中华门为圆心，像水池中的波纹一样，很快就扩散到了整个南京，整个中国，越过像衣服带子一样宽的大海，传到了东京，于是，整个东京也哈哈哈地狂笑起来，天皇哈哈哈地狂笑，政府工作人员哈哈哈地狂笑，大本营的军人们哈哈哈狂笑，大人们哈哈哈狂笑，小学生们哈哈哈狂笑，所有的树木、空气和水哈哈哈地狂笑……那些日本兵笑得身体颤抖，他们身躯短小，就像套着一身衣服的直立的狗一样，瘦得丑陋，眼睛深凹，喉节突出好像干旱的地皮上拱出来的石头一样，他们坐在中华门下的阴影中，像苏宁电器里面的塑料模特一样干瘪，浑身散发着死老鼠一样的臭味。就是这些丑陋的军人，在南京整整杀了30多万人，他们中有多少美丽的少女、慈祥的母亲、深沉的父亲，也许是一个曾经英勇战斗过的士兵，也许是一个为国家进步而刻苦读书的学生，甚至是一个天真烂漫根本就不知道战争为何物的儿童，他们肮脏的手埋葬了多少感人的爱情故事，践踏了多少刚刚发芽的梦想，他们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复兴又走了多少弯路……
你看着中华门下那些1937年12月的日本兵，你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杀死他们！
我悄悄地接近他们，四个哨兵立即把三八大盖对准了我，他们紧紧绷着的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脸上汗水直淌，丑陋的脸剧烈抽动着，他们想控制着，但还是像在哭，又像在笑，看上去更加糟糕。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在幽灵一般的夜晚突然出现，飘然而至，没有任何征兆，他每走一步都像一把铁锤重重地敲击着他们的心脏。他站在那里，凝视着他们，他想干什么？他们身上的汗水变冷，拿着三八大盖的手微微颤抖，一秒钟足足有十分钟那么长。如果你不怕死，他们也会有人性的，那就是害怕，连害怕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只有兽性。我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是那些野兽一样的军人和绵羊一样的中国人一起来完成的。这怨不得人家，或者说，抱怨的同时，也应该回过来看看自己虚弱的影子。
所有的日本兵都站了起来，所有的三八大盖都对准了我，所有的手指都放在了扳机上，然后，所有的枪都响了。像《骇客帝国》里的基努?里维斯一样避开那些子弹，还是像《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那样飞起来，在半空中使出比炸弹更威猛的武功？我决定什么也不做，穿过那些子弹，或者说子弹穿过我的身体，它们冒着炽热的火光射进我的身体，我听到了子弹打进肉里发出“滋滋”的声音，冒出一缕缕的青烟，那些被打穿的衣服很快就自动愈合了，那些被打了一个个洞的皮肤自动修补好了，连一个伤疤都没有留下来。那些日本兵吃惊地看着我，他们忘记了再开枪，像木桩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我抓过一支三八大盖，那个日本兵被带了过来，撞在我的身体上，我用脚狠狠地踹过去，它的身子像只被折断了翅膀的鸟一样斜着飞了出来，摔在中华门的城墙上，屎尿迸溅，和脑浆一起粘在墙上，就像被摔出来的蛋黄蛋白一样。我倒提起三八大盖，抡起枪托，狠狠地朝着这十多个日本兵砸过去，他们的脑袋齐齐地从脖子上飞了出去，那些钢盔还紧紧地扣在头上，在地上像西瓜一样骨碌碌地滚着。那些肮脏的鲜血从脖子上喷了出来，在南京这张黑白水墨画上抹上一笔艳丽而又俗气的大红。好快的身手，居然没留下一个活口。
我把那支三八大盖扔在地上，拍了拍手，刚要转身离开，身后传来了日本兵穿的皮鞋踩在水泥地面发出的闷闷的声音。也罢，送佛上西天，一齐把他们打发了吧。我转过身，和刚才相同数目的日本兵嘻嘻哈哈地过来了，他们的脸在阴影中模糊不清，但身上散发出来的死老鼠一样的臭味还是远远地传了过来。我有点犹豫不决，这样的杀人方法未免也太便宜了他们，是把他们绑在树上一刀一刀地割肉，还是浇上汽油烧死？是用铁丝穿过他们的鼻子把他们吊死，还是把他们衣服脱光让他们趴在冰上活活冻死……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去，但方法却有无数个供他们选择。并不是我这个作家有多少厉害的想象力，这都是这帮禽兽在南京大屠杀中干过的，像用刺刀剖开孕妇的肚子挑出婴儿、切开10来岁女孩的阴道取乐这样的事情，人类所有的想象力在残暴的日本兵面前都黯然失色。如果地球上的人类都像他们这样，我百分之百地赞成立即全面核战争，让这个丑陋的星球永远都消失在宇宙中。
他们走到我跟前，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四个日本兵站在中华门的两侧，另外十几个又坐在了刚才那些日本兵坐过的地方，继续说着刚才那些日本兵说过的话，继续在那里哈哈哈地狂笑。我惊愕地看着他们，他们不是刚才被我杀死的那些日本兵吗？是的，没错，是他们。刚才我杀死的那些日本兵的尸体不见了，我手中握着的三八大盖也不见了，地上只有碎石烂砖和那具被坦克辗过的国军士兵的尸体，一切都没有改变，就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们的目光从我头顶飘过，似乎我站在这里也很正常，他们好像已经忘了我刚才已经杀死过他们一次。
也许是我眼中的疑问太过明显，有个日本兵终于开口了，说：“我们知道你是七十二年后中国的年轻人，我们也知道，你很想像我们杀你们的同胞那样杀死我们复仇，但这一点用都没有，你没办法杀死我们，我们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你也只能在这里意淫，和那些网上的爱国愤青没什么区别，你们这个民族只会意淫，只会着迷于发泄时的瞬间快感，而不知道反思，不知道向自己的敌人学习，你们把精力耗在内斗上，在想象中征服对手，强奸对手，而不会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你这样做，是很省事，也够痛快，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消耗你的肾上腺素。真相就是这样……”
他邪恶地看着我，那十几个日本兵也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又开始哈哈哈地狂笑起来。我痛苦地摇了摇头，试图把他们的声音从耳朵边甩开，把他们这个不知廉耻的民族甩出南京，甩出地球，让他们在宇宙中腐烂，在黑洞中消失。他们还在那里狂笑着，笑疼了肚子，扔掉了三八大盖，捂着肚皮在地上打着滚笑，在破烂的南京城跳着大和舞蹈笑，从1937年一直笑到了2009年，并且还有可能继续笑下去……
我再也受不了，大喝一声，从身边的一个日本兵身上掏出手榴弹，想死，咱们就一起死吧。我高高地举起手榴弹，看到那个日本兵眼睛中火光一闪，灰色的烟雾腾空而起，碎石砖块四溅，浓重的硫磺气味熏鼻，我皱着鼻子，挥着胳膊驱开烟雾，那些日本兵不见了。
浑身虚脱，就像刚刚跑了一个10公里一样，身上的汗水冷冰冰的。我刚松了口气，身后传来了日本兵穿的皮鞋踩在水泥地面发出的闷闷的声音。我转过身，和刚才相同数目的日本兵嘻嘻哈哈地过来了，他们的脸在阴影中模糊不清，但身上散发出来的死老鼠一样的臭味还是远远地传了过来，没错，还是那些日本兵……
新一轮的时间回旋又他妈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