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序
《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序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来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目下很不容易解答。就现今的政治状态说，无论如何看不出什么可以和解的途径，但是从向来的文化关系上看时，两者之间具有甚深的因缘，轻易要割也是割不断的。我们本来无须多去扳认亲戚，特别是在自己落魄的时候，不过事实仍是事实，世界文化关系中最奇特的例“中日”确是其一。这关系多么密切，却又多么疏远！日本古代的文字学艺以至政治制度差不多全以中国文化为基本，但这个关系又全是友谊的，与一般由于征服而发生的文化接触经路截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很不多见，只有中国在晋唐时代与印度的关系略可相比。中国不曾替印度保留下多少古文化，但是接连的译出了几千卷的经典，又代办了极东的传道事业，这个工作也颇不小，日本则直接保存了中国的好些文物，从前夏曾佑、钱恂两先生在东京散步，看见店家招牌的词句和写法，往往相顾赞叹，以为都有唐代的遗风，正不是什么夸张的话，一方面现今支那学的研究也很发达，颇令明达的中国学者有感到压迫之叹，这又是二者不同之点。日本今日虽有席卷东亚之志，看中国不在眼里，可是旧债还是不能抵赖，就是那些王道啰膺惩啰新鲜口号也仍跳不出中国陈腐的圈套，中国对于侵略者固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但若是救亡工作中不废学术，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资料及其研究成绩也就不能恝然置之，有时实在还须积极的加以注意才对。再从一方面说，画鬼总不怕画得太黑，而其本色也不容易知道，然而知己知彼既是一样的切要，那么对于对方去虚心研究要确实知他真相的人也绝不可少。在政治外交的关系处于危殆的时候，文化上的连系与考索更应该着重，或者在现在还不大有人相信，但我想这总是自明的事理罢。
日本关于中国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作两大类，其一是支那学者的工作，其二是支那通的工作。或者再具体一点说，其一是为学术的，虽然在思想方法上稍在新旧之分，但是目的在于求知则是一样，其二可以说是为实用的，而其实用又是拓殖的准备，所谓查研究者大率以经济制度社会风俗为主，其成绩当然也不差，可是居心却不可问了。此外还有些人，如后藤朝太郎井上红梅等，也写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不过是找点材料来说明中国之下劣，作为应当征服的佐证罢了，这些可以按下不提。我们自己未免也是太不肖，不但对于有这样重要关系的日本未曾加以切实的研究，就是自己的文化也不大关心，近来甚嚣尘上的国故整理不知道比以前汉学家的业绩能够超过多少，到了现在研究国学的人还不得不借助于外邦的支那学，这实在是学人之耻，可是临渊结网胜于自弃，只看有此意气否耳。中国自编文学史大抵以日本文本为依据，自古城贞吉久保得二以下不胜指屈，论其方法序次多井然有条，且涉及小说戏曲，打破旧文学偏陋的界限，可取之处颇多，后出著作亦常有移译，则其成绩自亦更进步矣。故中国在文学史方面尚能利用国外材料，不过大都是正式的史评，其稍为特殊者还不多见，此次王君所译青木氏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或者可以说是其一欤。青木氏专攻中国文学，是新派学者中的佼佼者，在大学毕业后曾来北京留学，回去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著作甚多，其《中国戏曲史》已有汉文全译本闻将出板云。此论原名《支那文艺思潮》，因其所说只及唐以前事故译文加古代二字，其内容稍节略，或者亦未必多新意，但其论文艺思潮不局限于文艺本身，如注重儒道两家的思想，细释儒家礼乐之教，因此而知其文学之以载道为目的盖属当然矣，此种看法似颇有意义，足供学子的参考。王君译此书以贡献于社会，其意甚善，以后再进一步，进而为介绍日本文学研究的工作，则其有益于中国学界当更非浅鲜矣。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识于北平。
* 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人文书店出版清木正儿著、周作人校阅《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来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目下很不容易解答。就现今的政治状态说，无论如何看不出什么可以和解的途径，但是从向来的文化关系上看时，两者之间具有甚深的因缘，轻易要割也是割不断的。我们本来无须多去扳认亲戚，特别是在自己落魄的时候，不过事实仍是事实，世界文化关系中最奇特的例“中日”确是其一。这关系多么密切，却又多么疏远！日本古代的文字学艺以至政治制度差不多全以中国文化为基本，但这个关系又全是友谊的，与一般由于征服而发生的文化接触经路截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很不多见，只有中国在晋唐时代与印度的关系略可相比。中国不曾替印度保留下多少古文化，但是接连的译出了几千卷的经典，又代办了极东的传道事业，这个工作也颇不小，日本则直接保存了中国的好些文物，从前夏曾佑、钱恂两先生在东京散步，看见店家招牌的词句和写法，往往相顾赞叹，以为都有唐代的遗风，正不是什么夸张的话，一方面现今支那学的研究也很发达，颇令明达的中国学者有感到压迫之叹，这又是二者不同之点。日本今日虽有席卷东亚之志，看中国不在眼里，可是旧债还是不能抵赖，就是那些王道啰膺惩啰新鲜口号也仍跳不出中国陈腐的圈套，中国对于侵略者固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但若是救亡工作中不废学术，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资料及其研究成绩也就不能恝然置之，有时实在还须积极的加以注意才对。再从一方面说，画鬼总不怕画得太黑，而其本色也不容易知道，然而知己知彼既是一样的切要，那么对于对方去虚心研究要确实知他真相的人也绝不可少。在政治外交的关系处于危殆的时候，文化上的连系与考索更应该着重，或者在现在还不大有人相信，但我想这总是自明的事理罢。
日本关于中国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作两大类，其一是支那学者的工作，其二是支那通的工作。或者再具体一点说，其一是为学术的，虽然在思想方法上稍在新旧之分，但是目的在于求知则是一样，其二可以说是为实用的，而其实用又是拓殖的准备，所谓查研究者大率以经济制度社会风俗为主，其成绩当然也不差，可是居心却不可问了。此外还有些人，如后藤朝太郎井上红梅等，也写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不过是找点材料来说明中国之下劣，作为应当征服的佐证罢了，这些可以按下不提。我们自己未免也是太不肖，不但对于有这样重要关系的日本未曾加以切实的研究，就是自己的文化也不大关心，近来甚嚣尘上的国故整理不知道比以前汉学家的业绩能够超过多少，到了现在研究国学的人还不得不借助于外邦的支那学，这实在是学人之耻，可是临渊结网胜于自弃，只看有此意气否耳。中国自编文学史大抵以日本文本为依据，自古城贞吉久保得二以下不胜指屈，论其方法序次多井然有条，且涉及小说戏曲，打破旧文学偏陋的界限，可取之处颇多，后出著作亦常有移译，则其成绩自亦更进步矣。故中国在文学史方面尚能利用国外材料，不过大都是正式的史评，其稍为特殊者还不多见，此次王君所译青木氏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或者可以说是其一欤。青木氏专攻中国文学，是新派学者中的佼佼者，在大学毕业后曾来北京留学，回去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著作甚多，其《中国戏曲史》已有汉文全译本闻将出板云。此论原名《支那文艺思潮》，因其所说只及唐以前事故译文加古代二字，其内容稍节略，或者亦未必多新意，但其论文艺思潮不局限于文艺本身，如注重儒道两家的思想，细释儒家礼乐之教，因此而知其文学之以载道为目的盖属当然矣，此种看法似颇有意义，足供学子的参考。王君译此书以贡献于社会，其意甚善，以后再进一步，进而为介绍日本文学研究的工作，则其有益于中国学界当更非浅鲜矣。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识于北平。
* 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人文书店出版清木正儿著、周作人校阅《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