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裙与不穿裙
穿裙与不穿裙
在福建的友人写信给我，有这一节话：
“福州市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近日发出一个布告，其条文如下：
“一，凡妇女年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出门一律穿裙。
“二，劳动妇女因工作关系准其不必穿裙，惟须衣长及膝。
“三，凡属娼妓，概不许其穿裙，以示区别。”
前二条出于维持礼教，自然是千对万对，不会有错的；不过我看第三条总觉特别刺眼。在北京时候一看见不许穿裙的娼妓，心中常是难过。她们有的被环境所逼，做这伤心的生涯，而社会一定要她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带着这受侮辱的记号，使她们不能够有一分钟忘记了自己的卑贱的职业，时时刻刻受人轻视。这真是社会对孱弱妇女最残忍的手段。当美洲初有英国人的时候，清教徒势力极大，凡是丈夫不在家而同人偷情被发觉的女人，终身要在胸前挂一个a字，即‘淫妇’（adulteress）的标记。后来大文学家霍桑（hawthorne）做一部小说叫做《红字》（the scarlet letter），就是说这事情。我希望口口声声说革命文学的人也做些这种的文字，虽然我并不希望他们有《红字》这么好的杰作。让我借神秘诗人勃来克（william blake）的诗句来批评这事一下。
我听见夜半街上，
青年娼妇的诅咒，
枯了初生婴儿的眼泪，
降祸于婚仪的花轿。
我读了这一节信，不禁深切地感到现在中国还是有产阶级道德跋扈的时代，即使是在三民主义高唱入云的什么地方。这个证据便在现代中国人对于裙与娼妓的观念之一致，无论他们是三民或四民主义的信徒。有产阶级道德的精义有两点，即男子中心与金钱万能，所以妇女在他们眼中乃是货物。以其可货也，故或珍重之，因有为我所专有之可能，但亦或贱视之，则因又可为人所共有也。由前者言之，妇女应“一律穿裙”，由后者言之，则娼妓自应“概不许其穿裙”耳。男子重视女裙，固与性的崇拜有关，但在此处则以占有欲为主，李笠翁在《闲情偶寄》中说得最为明白：“妇人之异于男子全在下体，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其所以为室者，只在几希之间耳；掩藏秘器，爱护家珍，全在罗裙几幅，可不丰其料而美其制，以贻采葑采菲者诮乎？”我们熟读此文，便觉得福州市党部妇女运动委员的命令的意义不很难于理解了。假道学大抵是色情感觉很强的，他们对于女性所注意的只是第一性的特征以及第二性的特征——乳房，南北官宪干涉女子服装，其用意无非在防止此二部及其附属地带之露出。以前江苏教育会诸公之禁止短袖衫袴呈文，天津名流之质问跳舞公函，都是上好资料，可惜查不着了，近来北方军警维持风化，出有禁令，录存四句，至可珍贵，其词曰，“短袖临风，高裾映日，肌肤隐露，肘腕横陈，”可以知矣。七月七日北京日本汉文报《顺天时报》载“游园客饱览曲线美”一则，有副题二行曰：
卖俏淫娃露膝袒胸恣谑浪
无情警士焚琴煮鹤太冬烘
文中叙述因着短袖衣被捕之女子有这样一节：“且见该少妇赤露双臂胸背迄至膝上，仅着一件坎肩式之玻璃纱衣服，胸乳毕现，并无穿裤，足登高跟底花皮鞋，穿过膝长腰袜，成为半裸体之形状。”看他们津津有味地叙述，可以知道注意之所在。南北中日的人意见都是一样，好像是东方文明之所在，其实却不尽然，有产阶级道德风靡当世，故有如是情形，并不限于一地。所可异者，日本汉文报记者特痛心于中国时髦妇女之“并无穿裤”，笔诛墨伐，而再而三，揆诸乡邻有斗者披发缨冠而往救之义，固然很可感佩，但我亦希望该记者等留一点自省的工夫，毋太专心于耘人之田也。
福州市党部不准娼妓穿裙，照李笠翁的话的反面来讲，理由的确是十分充足的。但另一方面也根据于“正义”罢，觉得这些“无耻妇女”实在可恶。非重重地惩戒她们一下不可，这是道学家与有产阶级的普通意见。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报载上海捕房关于禁娼曾发表过同样的议论，我就写了一篇小文，题曰《资本主义之禁娼》，中间有这几句话：
“原来娼妓制度之存在，完全由于这班‘无耻妇女’的自己愿意去消遣似地做这事情。我真觉得诧异，她们为什么不坐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吃白米饭，却要去做这样‘无耻’的行为，坏乱我们善良的风俗？真应该严办才好。古时有一个皇帝，问没有饭吃的灾民‘何不食肉糜？’我也要替中产阶级对于此等‘无耻妇女’诘问一声。”
福州市党部当然是信奉三民主义的，三民里也有民生这一部分，但委员诸君似乎终未了然卖淫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仍以为是无耻妇女的情愿，与上海捕房的意见相像。既然是管妇女运动的事，对于妇人问题似不可不稍有了解，这才设施起来有点新气象，当得革命的称号，（虽然段祺瑞章士钊也曾自称革命政府，）照现在这种情形，穿裙不穿裙的规定，京津军警即优为之，以此曰妇女运动，则安国军治下的妇女运动亦已发达，过于东南远矣。
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 刊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语丝》第一四二期，为“随感录（五）”，署名起明。
在福建的友人写信给我，有这一节话：
“福州市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近日发出一个布告，其条文如下：
“一，凡妇女年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出门一律穿裙。
“二，劳动妇女因工作关系准其不必穿裙，惟须衣长及膝。
“三，凡属娼妓，概不许其穿裙，以示区别。”
前二条出于维持礼教，自然是千对万对，不会有错的；不过我看第三条总觉特别刺眼。在北京时候一看见不许穿裙的娼妓，心中常是难过。她们有的被环境所逼，做这伤心的生涯，而社会一定要她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带着这受侮辱的记号，使她们不能够有一分钟忘记了自己的卑贱的职业，时时刻刻受人轻视。这真是社会对孱弱妇女最残忍的手段。当美洲初有英国人的时候，清教徒势力极大，凡是丈夫不在家而同人偷情被发觉的女人，终身要在胸前挂一个a字，即‘淫妇’（adulteress）的标记。后来大文学家霍桑（hawthorne）做一部小说叫做《红字》（the scarlet letter），就是说这事情。我希望口口声声说革命文学的人也做些这种的文字，虽然我并不希望他们有《红字》这么好的杰作。让我借神秘诗人勃来克（william blake）的诗句来批评这事一下。
我听见夜半街上，
青年娼妇的诅咒，
枯了初生婴儿的眼泪，
降祸于婚仪的花轿。
我读了这一节信，不禁深切地感到现在中国还是有产阶级道德跋扈的时代，即使是在三民主义高唱入云的什么地方。这个证据便在现代中国人对于裙与娼妓的观念之一致，无论他们是三民或四民主义的信徒。有产阶级道德的精义有两点，即男子中心与金钱万能，所以妇女在他们眼中乃是货物。以其可货也，故或珍重之，因有为我所专有之可能，但亦或贱视之，则因又可为人所共有也。由前者言之，妇女应“一律穿裙”，由后者言之，则娼妓自应“概不许其穿裙”耳。男子重视女裙，固与性的崇拜有关，但在此处则以占有欲为主，李笠翁在《闲情偶寄》中说得最为明白：“妇人之异于男子全在下体，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其所以为室者，只在几希之间耳；掩藏秘器，爱护家珍，全在罗裙几幅，可不丰其料而美其制，以贻采葑采菲者诮乎？”我们熟读此文，便觉得福州市党部妇女运动委员的命令的意义不很难于理解了。假道学大抵是色情感觉很强的，他们对于女性所注意的只是第一性的特征以及第二性的特征——乳房，南北官宪干涉女子服装，其用意无非在防止此二部及其附属地带之露出。以前江苏教育会诸公之禁止短袖衫袴呈文，天津名流之质问跳舞公函，都是上好资料，可惜查不着了，近来北方军警维持风化，出有禁令，录存四句，至可珍贵，其词曰，“短袖临风，高裾映日，肌肤隐露，肘腕横陈，”可以知矣。七月七日北京日本汉文报《顺天时报》载“游园客饱览曲线美”一则，有副题二行曰：
卖俏淫娃露膝袒胸恣谑浪
无情警士焚琴煮鹤太冬烘
文中叙述因着短袖衣被捕之女子有这样一节：“且见该少妇赤露双臂胸背迄至膝上，仅着一件坎肩式之玻璃纱衣服，胸乳毕现，并无穿裤，足登高跟底花皮鞋，穿过膝长腰袜，成为半裸体之形状。”看他们津津有味地叙述，可以知道注意之所在。南北中日的人意见都是一样，好像是东方文明之所在，其实却不尽然，有产阶级道德风靡当世，故有如是情形，并不限于一地。所可异者，日本汉文报记者特痛心于中国时髦妇女之“并无穿裤”，笔诛墨伐，而再而三，揆诸乡邻有斗者披发缨冠而往救之义，固然很可感佩，但我亦希望该记者等留一点自省的工夫，毋太专心于耘人之田也。
福州市党部不准娼妓穿裙，照李笠翁的话的反面来讲，理由的确是十分充足的。但另一方面也根据于“正义”罢，觉得这些“无耻妇女”实在可恶。非重重地惩戒她们一下不可，这是道学家与有产阶级的普通意见。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报载上海捕房关于禁娼曾发表过同样的议论，我就写了一篇小文，题曰《资本主义之禁娼》，中间有这几句话：
“原来娼妓制度之存在，完全由于这班‘无耻妇女’的自己愿意去消遣似地做这事情。我真觉得诧异，她们为什么不坐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吃白米饭，却要去做这样‘无耻’的行为，坏乱我们善良的风俗？真应该严办才好。古时有一个皇帝，问没有饭吃的灾民‘何不食肉糜？’我也要替中产阶级对于此等‘无耻妇女’诘问一声。”
福州市党部当然是信奉三民主义的，三民里也有民生这一部分，但委员诸君似乎终未了然卖淫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仍以为是无耻妇女的情愿，与上海捕房的意见相像。既然是管妇女运动的事，对于妇人问题似不可不稍有了解，这才设施起来有点新气象，当得革命的称号，（虽然段祺瑞章士钊也曾自称革命政府，）照现在这种情形，穿裙不穿裙的规定，京津军警即优为之，以此曰妇女运动，则安国军治下的妇女运动亦已发达，过于东南远矣。
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 刊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语丝》第一四二期，为“随感录（五）”，署名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