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呆还是假痴
是真呆还是假痴
在《新女性》第三期上见到章锡琛先生的文章，知道又承日本的支那通不弃，将我收入他的大著里，说我与章锡珍唐继尧同是中国共产党的首领。我因为要知道个详细，便去问友人借《鉴赏》周刊来，查毛一波先生《评支那劳动问题》的通信。其中主要的两节如下：
“我真好笑，日本人连中国的事情也不大明白，公然敢出来做这样巨大的书。（案即日本宇高宁著的《支那劳动问题》。）这书的内容是叙述我们中国自社会主义的思想输入以后所起劳动运动的情况，故对于二十年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与自来工人罢工种种运动，（到五卅事件止，）均有详细的记载；然而详则详矣，却与事实大半不符。譬如书中称马君武徐谦邵力子江亢虎为中国共产党中四大天王，又称章锡珍唐继尧周作人等为共产党首领等等，简直是在胡说乱道。像这一类的错误之点，令我举不胜举。我以为在这书七百多页中，至少可以找得出有一千多个与事实不符的记事。我懒得翻书，恕不多举例了。编辑先生，这样滑稽的出板物，怎么不令我好笑呢？
“但同时我又好气！我气的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政府的走狗，御用的读书人）的野心太大了。他们无处不想侵掠中国，这本《支那劳动问题》的书又是他们侵掠中国的一个证据。……在这书中处处提到中国共产党，处处暗示着中国的工人学生军阀学者大半均已‘赤化’了，如像诬唐继尧江亢虎等为共产党，即是一个显例。我以为像他这样的一本著作，他虽自说是‘忠实的研究’，目的在供中国人的参考和帮助日本人了解中国，（见原书自序，）但我总觉他是一串谎话。他的动机纵然是很好，然而在事实上也不能不引起他人的误会。现在我以为这至少是一本助长日本政府仇恨中国人的宣传册！”一九二五年十二日九日。
日本的支那通大抵有点低能的，容易把事情弄错，你只要将你的名字给他知道，他就会替你分类，赏你一个匪夷所思的官衔。以前日本人签发“支那新人”的时候，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之先生还被派在社会主义左派，其馀就可想而知。所以我并不想对于宇高大人提出抗议，因为反正这些只是支那通和浪人们玩的把戏，可以不在话下，——让我来学一学吴稚晖先生的口气。我只觉得有点不平，将我和那位穿黄色乙种常礼服的唐先生排在一起，虽然那位章锡珍先生（或女士）我不知道是什么人。
——不知道而胡说乱道，不过可笑罢了，但我怀疑的是他们日本的支那通本不是求真实，目的只在来捣乱，如毛先生通信的后半所说。老实的朋友或者要疑心我瞎说，附和此刻北京排日的潮流，但我却是有证据的，随手拿起一本新刊的日文《北京周报》第一九八号来就有很好的材料。里边有一篇《在支那的赤白战争之发端》，请大家读一读看。今抄译其上半如下：
“在北京之赤白对抗渐次变为激烈，最近时使吾人出惊之事实则《大同晚报》事件是也。名《大同晚报》之白话报上揭载攻击共产党之记事，共产党之一团乃堂堂署名而送去左记意思之公开状。（署名‘共产党员刘清扬’等十人名的原函文从略，请看《大同晚报》。译者注。）
“从来在支那关于劳农与支那方面共产党之关系早有种种传说，由共产党员自身如此大胆告白正在受着俄国方面之金钱供给之事却未曾有过。读此告白，多数之人乃知濛濛有烟之处火已烈矣。
“对于此大胆之胁迫的公开状《大同晚报》主笔龚德柏氏又登出更强硬之答书。其大意如左。（原文亦从略。）
“右文系登在二月二十日之《大同晚报》上，至二十二日，《大同晚报》为京畿警卫司令部之手所封闭，龚氏被逮捕。对于此事，国民军方面虽称是因为揭载军事机密之故，但世间臆测则以为由于上述共产党攻击之记事。北京之新闻公会因此开大会，对鹿司令交涉释放。此事件姑且不论，我辈见如此显露之两派对抗已在言论上发端，可以想像流在底下之两者之潮流之更可恐怖之漩涡矣。”
下半是对于中俄大学问题的议论，现在暂且略去。我在当天的《大同晚报》（碰巧在市场买到）上见到那封所谓共产党的公开状，心里觉得怀疑，世上那里会有这样恶劣的文章与这样愚劣的手段，即使后来刘仁静君等没有声明，在常识上看来也就觉得这是很有可疑的。在龚主笔拿到这样一封“胁迫的”信自然要大怒起来，不能如旁观者的平静，或者是难怪的，《北京周报》的记者怎样也会如此张皇，不冷静的用常识来判断一下。并不是因为我与唐蓂帅同是“共产党首领”的缘故要替下属辩解，我自己确是不相信刘清扬他们会写这种无聊的信，正如我们不相信曹锟写给段执政的信与曹锳痛骂吴柱石的遗书。
真奇怪，中国的事情会这样的难懂，特别对于日本的支那通。他们是真呆，还是假痴呢？倘若是真呆，那么总还有聪明一点的，请派几个来研究中国的事情，千切千切。
* 刊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京报副刊》，署名岂明。
在《新女性》第三期上见到章锡琛先生的文章，知道又承日本的支那通不弃，将我收入他的大著里，说我与章锡珍唐继尧同是中国共产党的首领。我因为要知道个详细，便去问友人借《鉴赏》周刊来，查毛一波先生《评支那劳动问题》的通信。其中主要的两节如下：
“我真好笑，日本人连中国的事情也不大明白，公然敢出来做这样巨大的书。（案即日本宇高宁著的《支那劳动问题》。）这书的内容是叙述我们中国自社会主义的思想输入以后所起劳动运动的情况，故对于二十年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与自来工人罢工种种运动，（到五卅事件止，）均有详细的记载；然而详则详矣，却与事实大半不符。譬如书中称马君武徐谦邵力子江亢虎为中国共产党中四大天王，又称章锡珍唐继尧周作人等为共产党首领等等，简直是在胡说乱道。像这一类的错误之点，令我举不胜举。我以为在这书七百多页中，至少可以找得出有一千多个与事实不符的记事。我懒得翻书，恕不多举例了。编辑先生，这样滑稽的出板物，怎么不令我好笑呢？
“但同时我又好气！我气的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政府的走狗，御用的读书人）的野心太大了。他们无处不想侵掠中国，这本《支那劳动问题》的书又是他们侵掠中国的一个证据。……在这书中处处提到中国共产党，处处暗示着中国的工人学生军阀学者大半均已‘赤化’了，如像诬唐继尧江亢虎等为共产党，即是一个显例。我以为像他这样的一本著作，他虽自说是‘忠实的研究’，目的在供中国人的参考和帮助日本人了解中国，（见原书自序，）但我总觉他是一串谎话。他的动机纵然是很好，然而在事实上也不能不引起他人的误会。现在我以为这至少是一本助长日本政府仇恨中国人的宣传册！”一九二五年十二日九日。
日本的支那通大抵有点低能的，容易把事情弄错，你只要将你的名字给他知道，他就会替你分类，赏你一个匪夷所思的官衔。以前日本人签发“支那新人”的时候，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之先生还被派在社会主义左派，其馀就可想而知。所以我并不想对于宇高大人提出抗议，因为反正这些只是支那通和浪人们玩的把戏，可以不在话下，——让我来学一学吴稚晖先生的口气。我只觉得有点不平，将我和那位穿黄色乙种常礼服的唐先生排在一起，虽然那位章锡珍先生（或女士）我不知道是什么人。
——不知道而胡说乱道，不过可笑罢了，但我怀疑的是他们日本的支那通本不是求真实，目的只在来捣乱，如毛先生通信的后半所说。老实的朋友或者要疑心我瞎说，附和此刻北京排日的潮流，但我却是有证据的，随手拿起一本新刊的日文《北京周报》第一九八号来就有很好的材料。里边有一篇《在支那的赤白战争之发端》，请大家读一读看。今抄译其上半如下：
“在北京之赤白对抗渐次变为激烈，最近时使吾人出惊之事实则《大同晚报》事件是也。名《大同晚报》之白话报上揭载攻击共产党之记事，共产党之一团乃堂堂署名而送去左记意思之公开状。（署名‘共产党员刘清扬’等十人名的原函文从略，请看《大同晚报》。译者注。）
“从来在支那关于劳农与支那方面共产党之关系早有种种传说，由共产党员自身如此大胆告白正在受着俄国方面之金钱供给之事却未曾有过。读此告白，多数之人乃知濛濛有烟之处火已烈矣。
“对于此大胆之胁迫的公开状《大同晚报》主笔龚德柏氏又登出更强硬之答书。其大意如左。（原文亦从略。）
“右文系登在二月二十日之《大同晚报》上，至二十二日，《大同晚报》为京畿警卫司令部之手所封闭，龚氏被逮捕。对于此事，国民军方面虽称是因为揭载军事机密之故，但世间臆测则以为由于上述共产党攻击之记事。北京之新闻公会因此开大会，对鹿司令交涉释放。此事件姑且不论，我辈见如此显露之两派对抗已在言论上发端，可以想像流在底下之两者之潮流之更可恐怖之漩涡矣。”
下半是对于中俄大学问题的议论，现在暂且略去。我在当天的《大同晚报》（碰巧在市场买到）上见到那封所谓共产党的公开状，心里觉得怀疑，世上那里会有这样恶劣的文章与这样愚劣的手段，即使后来刘仁静君等没有声明，在常识上看来也就觉得这是很有可疑的。在龚主笔拿到这样一封“胁迫的”信自然要大怒起来，不能如旁观者的平静，或者是难怪的，《北京周报》的记者怎样也会如此张皇，不冷静的用常识来判断一下。并不是因为我与唐蓂帅同是“共产党首领”的缘故要替下属辩解，我自己确是不相信刘清扬他们会写这种无聊的信，正如我们不相信曹锟写给段执政的信与曹锳痛骂吴柱石的遗书。
真奇怪，中国的事情会这样的难懂，特别对于日本的支那通。他们是真呆，还是假痴呢？倘若是真呆，那么总还有聪明一点的，请派几个来研究中国的事情，千切千切。
* 刊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京报副刊》，署名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