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必要
    以前听说梁漱溟先生要兴礼乐来治中国,心里很是惶惑,因为听吴又陵先生说古代礼乐都是以上下名分为本的,不免与民治反背,但是昨日忽然感到礼之必要了。
    昨天我在东城的外国点心店买东西,随后来了一位头戴巴拿马软帽,身穿夏布长衫的绅士;店主因为给我在那里包东西不及招呼他,他便亲自动手,将我的放在玻璃柜上的皮包掀开,揭起玻璃盖,撮起一块绿而方的不知什么点心送进嘴里去,于是窜进柜台后面去,将玻璃盖乱揭,用两个手指夹起一个黑而圆的点心,我以为又将送进嘴里去了,岂知却是不然,只放鼻子前面反复的嗅,嗅了一会再把他放在原处,但是已经被夹的变成胡卢形了。我看见店主张皇的了不得,赶紧买完走出,至于那个夹坏的点心不知店主送给他吃了呢,还是仍旧放在那里,都已无从知道了。
    中国店铺的柜台中间,必有一块横板,遮断通路,这实在是必要的设备,——虽然顾客如果十分热心也可以从板底下钻过去。其次是怒目恶声,或是许多伙计的防贼似的监视。这些组织在我们或者觉得不很愉快,但我们也只好原谅,因为这都是必要的,——用以代“礼”的。
    据我想来,礼之为物本来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只是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条理,人们各自的节制罢了。中国自称礼义之邦,有许多繁文缛节,然而实际上像中国这样的无礼的国民却又少见了。这个原因在于自己不能节制,专靠别人的制裁,后来制裁的条文愈弄愈多,却终不免挂一漏万,于是在这挂漏的地方便大放肆起来了。柜台的横板,的确是中国的礼的具体的好例,于制裁不知自己节制的人颇有效用,但这只是中国式的礼罢了。我们希望将来有人类的礼,自发的节制,互让与互尊的礼兴起,保存个人与国民的品格,这是我赞成梁先生制礼作乐的微意了。
    * 刊一九二二年八月十日《晨报副刊》,署名遐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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