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信陵君毕竟是信陵君，他终不会因为人生的沉浮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过去有力无处使，现在出将入相，大权在握。
不正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把魏国治理得比文侯时代更加繁荣昌盛？
而且，秦国目前的收敛是暂时的，养好伤痛的狼虎，还是要逞凶于天下。
事实证明，“合纵”之盟即使由信陵君这样的威望来主持，也只可济一时之难。
并不能当做长期的、绝对的依靠。
必须提高国力，才能抵御一切来犯之敌。
经过两次大战，府中已是人才凋零，剩余不足百人。
须知当年“三千门客”是十余年纠集的天下精英，非朝夕所致。
信陵君又不愿像平原君、春申君那样良莠不分，以宾客之众装门面，所以没有再招募门客。
薛、毛二人又回赵国，身边的得力助手就只有朱亥、唐雎。
朱亥协助卫庆组建、训练新军，唐雎则与公子处理政务。
但是，要把魏国治理得繁荣昌盛，谈何容易？
由于长期推行“对外屈服秦国，对内严防信陵”的政策，贿赂秦国、笼络朝中各种关系；
朝中上下拼命的横征暴敛搜刮民财，使黎民百姓痛苦不堪。
耕者无食，织者无衣，陷于饥寒交迫之中，自然也就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经济萎缩又造成国家财政收入下降。
为了满足需求，势必再增强搜刮力度，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魏国，信陵君是“正义”的代表，压迫信陵君就必然会让君子沮丧、小人得志。
于是见风使舵、谄妄投机之辈充斥朝堂、朋比为奸，纷纷投安釐王所好；
不惜无中生有、望风捕影，绞尽脑汁去揭发信陵君的“反魏罪行”。
至于国计民生的正事则相互推诿、敷衍了事。
除了“效忠”外，他们还要发财：
因为取得安釐王的欢心只是“升官”的一个前提，他们的前途需要用钱去买；
另一方面，他们比谁都清楚魏国已经摇摇欲坠，早晚要被秦国吞并。
所以得尽早在秦国拉关系、找靠山为自己打通后路；
以便在新主子那里寻求更广阔的活动天地。
这当然更需要钱。
最重要的是，他们力求满足自己生活水平的需求，衣食住行无不求其极。
因为人对生活的要求又是永无止境，所以他们攫取财富的数量也就永无止境；
此外，他们还得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金钱、产业。
一切一切，都在促使他们去“贪”。
有的人甚至发展到“占有成癖”的程度，只看能否“占有”，并不涉计目的……
于是魏国的朝政腐败了，腐败到“不贪”的人无法存在的地步。
中官向大官“上供”，再向小官伸手；
小官除了应付上级外还得喂饱自己，最后当然要由百姓承担。
一个民不聊生的国家，还有什么前途希望？
而安釐王只要能保住自己的王位，对这一切便都视而不见。
留给信陵君的整个是一堆烂摊子！
子顺先生是孔子六世孙，当代大儒。
安釐王慕其名曾聘为相国，但只是装门面。
他的政治主张并不符合安釐王的实际需要。
终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主动辞职，隐居于大梁郊外。
有弟子问他为什么不回鲁国家乡，他叹口气说：
“秦有鲸吞天下之心，山东诸国却萎而不振，齐、楚、燕自以为祸远便曲意相交；
三晋又首当其冲割地求安，如此二十年后，天下尽入秦国，哪里还有我的故国？
随遇而安吧。”
他们这种人虽然淡泊名利，却有救世之心。
信陵君当政后，他看到了天下的希望，就主动求见。
唐雎对儒家的政治主张持怀疑态度：
“我听说儒家以‘仁义道德’为根本，用‘礼乐’教民，跟咱‘侠义’不同道。
凑到一块儿就得辩论起来，还是不见为妙。”
朱亥却不同意他的观点：
“常言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对各家各派的意见都听听，避其所短，采其所长，有益无害；
而且治理国家比打仗更复杂。
咱们还缺乏经验，他毕竟当过相国，对咱们可能有帮助呢。”
信陵君点点头：
“朱先生说的有道理，咱们还是接见吧。”
二人本是工作中的分岐，信陵君采纳较为正确的意见属正常现象。
但唐雎却认为信陵君厚彼薄己，对朱亥更为信任。
嘴上没说，心里却生隔阂，成为他后来没有与信陵君共始终的原因之一。
看到信陵君亲自出来恭恭敬敬地欢迎自己，子顺很高兴：
“无怪大家都说公子谦逊和蔼，平易近人。
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有这样的人执政，魏国中兴有望啦！”
所以说了几句闲话就直截了当地问：
“老朽想谈谈自己对于治国安邦的一些想法，不知公子可有兴趣听我唠叨？”
信陵君避席拱手：
“能聆听先生教诲，乃无忌之幸也，但求言无不尽。”
子顺端起茶来喝了一口：
“老朽就不客气啦。
治理国家，首先要得人心。
当然您过去在百姓中就很受爱戴。
但那是您当诸公子的时候。
如今身份变了，是执政的相国，就不能仅以个人对某些困厄的援救来获取国民的好感。
而是要通过政策使魏国得到全体民众的支持。
当年曹刿与鲁庄公‘论战’，曾指出：
‘小惠未徧，小信未孚’。
得不到人民的普遍拥护，就不足以战；
惟庄公能做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是‘忠之属也’。
因而打败了强大的齐国。
所以大小案件纠纷能否及时、公正的处理，是关系到民心向背的重要因素。
执政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为宰辅者，不必也不能事事处处都亲自察看处理，关键在善于用人以贤。
各级官员都肯于尽职尽责，让人民安而无怨，何愁天下不太平、国家不兴旺？
但是，选用贤能是前提，执政还要循名责实，督促检察各级官员是否忠实尽职。
对那些玩忽职守的，要严肃处理，不能循情手软，杀一儆百，是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
同时，对不称职的也要尽快调换，*****不仅误事，还会传染给别人。
此外，对官员的指导也很必要。
不但奖励业绩突出的，还应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使全体官吏的工作能力通过取长补短逐渐提高。”
过去有力无处使，现在出将入相，大权在握。
不正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把魏国治理得比文侯时代更加繁荣昌盛？
而且，秦国目前的收敛是暂时的，养好伤痛的狼虎，还是要逞凶于天下。
事实证明，“合纵”之盟即使由信陵君这样的威望来主持，也只可济一时之难。
并不能当做长期的、绝对的依靠。
必须提高国力，才能抵御一切来犯之敌。
经过两次大战，府中已是人才凋零，剩余不足百人。
须知当年“三千门客”是十余年纠集的天下精英，非朝夕所致。
信陵君又不愿像平原君、春申君那样良莠不分，以宾客之众装门面，所以没有再招募门客。
薛、毛二人又回赵国，身边的得力助手就只有朱亥、唐雎。
朱亥协助卫庆组建、训练新军，唐雎则与公子处理政务。
但是，要把魏国治理得繁荣昌盛，谈何容易？
由于长期推行“对外屈服秦国，对内严防信陵”的政策，贿赂秦国、笼络朝中各种关系；
朝中上下拼命的横征暴敛搜刮民财，使黎民百姓痛苦不堪。
耕者无食，织者无衣，陷于饥寒交迫之中，自然也就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经济萎缩又造成国家财政收入下降。
为了满足需求，势必再增强搜刮力度，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魏国，信陵君是“正义”的代表，压迫信陵君就必然会让君子沮丧、小人得志。
于是见风使舵、谄妄投机之辈充斥朝堂、朋比为奸，纷纷投安釐王所好；
不惜无中生有、望风捕影，绞尽脑汁去揭发信陵君的“反魏罪行”。
至于国计民生的正事则相互推诿、敷衍了事。
除了“效忠”外，他们还要发财：
因为取得安釐王的欢心只是“升官”的一个前提，他们的前途需要用钱去买；
另一方面，他们比谁都清楚魏国已经摇摇欲坠，早晚要被秦国吞并。
所以得尽早在秦国拉关系、找靠山为自己打通后路；
以便在新主子那里寻求更广阔的活动天地。
这当然更需要钱。
最重要的是，他们力求满足自己生活水平的需求，衣食住行无不求其极。
因为人对生活的要求又是永无止境，所以他们攫取财富的数量也就永无止境；
此外，他们还得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金钱、产业。
一切一切，都在促使他们去“贪”。
有的人甚至发展到“占有成癖”的程度，只看能否“占有”，并不涉计目的……
于是魏国的朝政腐败了，腐败到“不贪”的人无法存在的地步。
中官向大官“上供”，再向小官伸手；
小官除了应付上级外还得喂饱自己，最后当然要由百姓承担。
一个民不聊生的国家，还有什么前途希望？
而安釐王只要能保住自己的王位，对这一切便都视而不见。
留给信陵君的整个是一堆烂摊子！
子顺先生是孔子六世孙，当代大儒。
安釐王慕其名曾聘为相国，但只是装门面。
他的政治主张并不符合安釐王的实际需要。
终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主动辞职，隐居于大梁郊外。
有弟子问他为什么不回鲁国家乡，他叹口气说：
“秦有鲸吞天下之心，山东诸国却萎而不振，齐、楚、燕自以为祸远便曲意相交；
三晋又首当其冲割地求安，如此二十年后，天下尽入秦国，哪里还有我的故国？
随遇而安吧。”
他们这种人虽然淡泊名利，却有救世之心。
信陵君当政后，他看到了天下的希望，就主动求见。
唐雎对儒家的政治主张持怀疑态度：
“我听说儒家以‘仁义道德’为根本，用‘礼乐’教民，跟咱‘侠义’不同道。
凑到一块儿就得辩论起来，还是不见为妙。”
朱亥却不同意他的观点：
“常言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对各家各派的意见都听听，避其所短，采其所长，有益无害；
而且治理国家比打仗更复杂。
咱们还缺乏经验，他毕竟当过相国，对咱们可能有帮助呢。”
信陵君点点头：
“朱先生说的有道理，咱们还是接见吧。”
二人本是工作中的分岐，信陵君采纳较为正确的意见属正常现象。
但唐雎却认为信陵君厚彼薄己，对朱亥更为信任。
嘴上没说，心里却生隔阂，成为他后来没有与信陵君共始终的原因之一。
看到信陵君亲自出来恭恭敬敬地欢迎自己，子顺很高兴：
“无怪大家都说公子谦逊和蔼，平易近人。
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有这样的人执政，魏国中兴有望啦！”
所以说了几句闲话就直截了当地问：
“老朽想谈谈自己对于治国安邦的一些想法，不知公子可有兴趣听我唠叨？”
信陵君避席拱手：
“能聆听先生教诲，乃无忌之幸也，但求言无不尽。”
子顺端起茶来喝了一口：
“老朽就不客气啦。
治理国家，首先要得人心。
当然您过去在百姓中就很受爱戴。
但那是您当诸公子的时候。
如今身份变了，是执政的相国，就不能仅以个人对某些困厄的援救来获取国民的好感。
而是要通过政策使魏国得到全体民众的支持。
当年曹刿与鲁庄公‘论战’，曾指出：
‘小惠未徧，小信未孚’。
得不到人民的普遍拥护，就不足以战；
惟庄公能做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是‘忠之属也’。
因而打败了强大的齐国。
所以大小案件纠纷能否及时、公正的处理，是关系到民心向背的重要因素。
执政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为宰辅者，不必也不能事事处处都亲自察看处理，关键在善于用人以贤。
各级官员都肯于尽职尽责，让人民安而无怨，何愁天下不太平、国家不兴旺？
但是，选用贤能是前提，执政还要循名责实，督促检察各级官员是否忠实尽职。
对那些玩忽职守的，要严肃处理，不能循情手软，杀一儆百，是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
同时，对不称职的也要尽快调换，*****不仅误事，还会传染给别人。
此外，对官员的指导也很必要。
不但奖励业绩突出的，还应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使全体官吏的工作能力通过取长补短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