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驷的老师、太师公孙贾年过七十,没有精力参加这种“舌战”,坐在这儿也只起个助威壮胆的作用。
    眼见己方一个个铩羽败退,自己不好光看热闹一言不发。
    可事前原以为不必他上阵即可大获全胜。
    所以没准备发言稿,仓猝临敌,只能哼出一句:
    “反正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对这位老先生必须尊重,但对这句反对“变”的核心又必须驳斥:
    “请允许臣讲个小故事:
    一个楚人趟水过河,在浅处留下标识。
    回来时因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丈余,他却仍然按旧标识处下水,结果当然要被淹死。
    当今之世,周天子已徒有虚名。
    诸侯纷争,互相吞噬,非你死即我活,不但与尧、舜时相差万里,和我穆公当年也不可同日而语。
    此即‘河水猛涨’,若仍‘法古、循旧礼’,何异于楚人之按旧标识、涉新水?
    与‘变法’相比,您认为哪个是‘走邪路’犯错误?”
    为了顾全公孙贾的面子,商鞅没有尖锐地抨击他。
    但一个“小故事”也讲得他哑口无言。
    秦孝公长长的轻吁了一口气:
    没有人也没能力再阻止“变法”了!
    商鞅在这场辩论中取得胜利,又进一步为“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也更加坚定了他专任商鞅推行新法的决心。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新法”颁布后,在城、乡民众中却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应。
    因为普通百姓看了,都认为给“平民”的好处太多,肯定是一纸空文。
    不相信上边能按说的那样兑现,老百姓受的骗太多了。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让人在行人密集的城北门竖一木杆,并宣布:
    谁能把它扛到南门,赏十金。
    围观的人不少,但都觉得这根木杆并不重。
    扛到南门路也不远,事微而赏重,很可疑。
    说不定又是哪位大老爷想拿个傻小子寻开心,才做这个“套儿”逗着你往里钻。
    小伙子们耸耸肩,互相观望,无人应聘。
    商鞅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觉得自己被“凉了台”很不高兴。
    派心腹到人群中想看看是否有“反对派”在暗中捣鬼。
    听到群众的议论后,心中有了主意,立即在城楼上自报家门,高声宣布:
    “秦大良造鞅喻示:
    有将此木扛到南门者,立赏五十金,令出必行,言而有信!”
    话音刚落,人群中就像开了锅的水,沸腾喧哗:
    “娘呀,五十金!我干二年也挣不来哩。”
    “二年也花不完哩。”
    “买两头牛哩!”
    “够我大娃娶婆姨啦!”
    “省心吧!十金都扯蛋,五十金不更是西北风?”
    人人都眼馋,却又都观望不前。
    偏有个说话结巴的楞小伙子走到木杆前:
    “扛、扛就扛,大不了白跑几里路,也累、累不死人!”
    一手举起放在肩上,大步开走。
    中国大多数人的心态是:
    “不为祸始,不做福先”。
    遇到没经历过的事情,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极少有人敢做第一个。
    然而,一旦这“第一个”挺身而出,便又都急切的想看到充当“第一个”的结果。
    所以那个楞小子的后边,闹哄哄的跟了千余人。
    那小子大步如飞,很快便跑到南门,把木杆朝墙上一靠,用破衣襟擦着汗,仰脸朝城门大喊:
    “扛、扛来啦,开、开赏吧!”
    围观的人群也跟着乱哄:
    “开赏啊!”
    “开赏吧!”
    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喊几嗓子只是为了寻开心,逗着玩儿。
    商鞅早已赶到南门等着,既然有人扛,他就要把这幕喜剧指向高潮,以达到预期效果。
    他在城上先摆摆手,示意安静。
    但秦人此时还没习惯于绝对服从权威,并不理睬他,仍然乱嚷乱叫乱起哄。
    卫士们只得冲出城,连打带吆喝地维持秩序。
    看起来“权威”还是得有武力做后盾才能绝对树立。
    直到完全安静后,商鞅才用手一指那个小伙子:
    “他,服从政令,是良民,应该受赏,按约定,立赏五十金!”
    早已准备好的两个卫士,把用红帛包着的小箱抬出,当众点清,付给小伙。
    楞小子乐蒙了,站在箱子前傻呵呵的不知说什么好。
    现众们也一时蒙住,屏止呼吸静静的望着这做梦也见不到的奇迹……
    商鞅的声音更为凝重:
    “尔等看到了吧,我令出必行!
    只要服从国家政令,能得到的好处,比这五十金,还不知要多几十、上百倍!”
    上千人立即齐呼:
    “服从!”
    ……
    如滚滚雷声,震撼着黄土大地。
    “权威”是由“权力”树起,却又得由物质利益辅助才能巩固、延续。
    重惩是重赏的孪生兄弟!
    必须二人同时执政,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重赏的便宜给了“平民”,严厉镇压的第一刀则挥向“反对派”的贵族:
    第一位是杜挚,因为瞒报土地、农奴数量,偷逃税,被罚重金并削职为民。
    杜挚算不上真正的贵族,只因是公子虔的大舅兄,官职也不太高,属于“软柿子”。
    拿他示众吓不住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们。
    尤其公子虔,认为大舅子受惩处自己很没面子,新仇旧恨合在一起更激起他怒火万丈,决心跟商鞅硬碰硬:
    “看他敢把我怎么样!”
    “决斗”的机会随时都有。按“新法”规定:
    各家封邑的私人武装数量,仅够维持邑内治安即可,多余的一律上交。
    而权贵们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以保证随意横行,却无限量的招兵买马,建立庞大的个人武装。
    例如当年的晋国六卿、齐国的田氏,其武装力量甚至超过公室。
    其后果,一是造成国内战乱不断,如晋六卿的互相吞并;
    更严重的则是危及“公室”被臣下们造反夺权,如韩、赵、魏三家分晋,齐国田氏代姜。
    在秦国,“私兵”最多的数公子虔。
    不等公子虔找商鞅,商鞅也决定“裁军行动”先从他开始,解决了他,别人就好办了。
    秦孝公也从大量事实中认识到臣下拥兵自重的危害,下定了决心,所以坚决支持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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