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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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大风埸
后来,我们开始翻越“大风坳”!
大风坳是一个山的名字,这名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极深刻、极惨痛的印象。
那时候,我们已在湖南边境,正朝向广西进军,虽然有好几条大路可去,但路途遥远,并且日军又节节进逼,情况十分危急。曾连长细细研究地图后,翻越大风坳是到广西的一条捷径。
军队中有向导,但他们也没有翻越这座山的经验,当地人用“上七下八横十里”来描写这座山,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没有人真正知道,只知道这是一座奇怪的山,荒芜之至的山,毒蛇猛兽密集的山,总之是一座没有人能翻越的山!
但曾连长所决定的,绝不改变!
他把马队集中起来,他领先率马队在前面开路,步兵和辎重跟在后面。我母亲本来也有一匹马骑的,那时候,也得把马让出来,给精于骑术的兵士前去开路。
我还是骑在曾连长的马上,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我颇有些骄傲和兴奋,因为不必像弟弟们那样盘膝坐在箩筐里,可以坐得正正的,任两腿伸得直直的,并且还是开路的先锋呢!
但一上山,我的骄傲与兴奋一下子全给扑灭了!山上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曾连长和其他骑士穿了长裤和高高的马靴,我穿的是短裙,裸露的两腿被锋利的草缘割出无数伤口,曾连长全心带路,当然不会注意到这件小事,我虽然疼痛不堪,却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咬着牙,哼也不哼,我觉得,骑在马背上的人是不能流泪的。
我们从清晨出发,虽然据说上山只有七里路,但走了好几小时,还没到达山顶。烈日当空,人人汗流浃背,军人们的制服都被汗水湿透。山上遍布荆棘石砾,没有水源。大家随身携带的水壶都已喝光了。山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陡峻,烈日越来越炙热……有位士兵晕倒了,引起一阵骚动,曾连长这才下令停下来休息一下。
他把我抱下马来,吃惊地发现我两腿上的伤痕,他大惑不解地瞪着我说:
“被刺成这样子,怎么话都不说一声?”
他永远不会了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他像个神。我怎能在一个“神”的身边,还呻吟叫痛?
他叫医官为我敷药,又解下他的水壶给我喝水。他的水壶还是满满的,一路上,所有的士兵都把自己的水壶喝干了,只有曾连长,始终没动过他那个水壶。我喝了两口水,知道此时水比什么都珍贵,不敢多喝,就把水壶还给了他。他还是没喝,把水壶递给了我父母和两个弟弟,他们也只喝了一两口。曾连长再把水壶递给那晕倒的士兵,等水壶终于传回来的时候,里面的水已涓滴不剩!
曾连长,这奇怪的军官,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所崇拜的男子汉,都是曾连长这种人物。若干若干年后,我写《六个梦》,其中有一篇《流亡曲》,就以曾连长为范本来写的。话说回头,那艰苦的行程,又开始了。
山更陡,无路的荒山上横亘着无数大石块,大家连走带爬,马的进度往往比人还慢。士兵们不叫苦,但都已委顿不堪。曾连长已经下了马,牵着马走,马上坐着我,还有一些行囊。此时,有个身背辎重的工兵,眼看着步伐蹒跚,又快倒下去了,曾连长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去卸下那工兵的辎重,回头看看已不胜负荷的马背,他就把那份辎重,全背到自己背上去了。
下午,终于,我们到达了山顶。
我们站在山峰的最高处,居高临下,望着山的下面,大家都怔住了。接着,所有的军人,全都欢呼起来了!
原来,山下已是广西省境。“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只有见过广西“山水”的人才能了解。这大风坳一山之隔,竟是两个世界。
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布满了一座座的石峰。那些石峰形状怪异,嵯蛾耸立,有的陡峭尖利,有的圆秃光润,一座又一座,全散布在平坦的、绿草如茵的大草原上,真怪极了,也真美极了。但,让军人们欢呼的,并不是这“甲天下”的风景,而是水!好久看不到的水!大家渴求已久的水!原来,在那些石峰之间,一条蜿蜒的河流,正盘旋着一直流经山脚下,水声淙淙,都清晰可闻!
这一下,大家都疯了!
忘了军纪,忘了疲惫,大家狂喊着,蜂拥地往那山下冲去。曾连长第一次没有约束他的队伍,他一任士兵们连滚带爬地冲下山,冲向河流。
不知道是怎样的,我也冲进河水中了,我和父母、麒麟、小弟,我们一家人全在河里。我们泼着水、溅着水,又叫又嚷。流亡以来,这是第一次,全家都笑得好开心。河水又清又凉又舒服,我们人人都浸得透湿透湿。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水边扎营。
那夜有星有月,那夜有山有水,那夜的一切都很美,但是,那夜以后呢?
第十二章 弟弟失踪了
第二天,又开始行军。曾连长的部队不是作战部队,而是辎重部队,沉重的装备,不足的人力,在人疲马乏的情形下,行走那些崎岖的小路,仍是十分艰苦。那天的目的地是广西边境的一个大城东安,但走到东安前的一个小镇,那小镇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白牙”。到了白牙,大家实在疲乏得寸步难行,更何况黑夜早已来临,大家已摸黑走了很久。于是,曾连长下令在白牙的镇外扎营。
曾连长尽量不在城镇中扎营,尽量不使老百姓受到任何骚扰,也避免士兵在城镇中受到物质的引诱而犯纪。记得有一晚我们驻扎在一个小镇,半夜里突然被两声枪声惊醒,一时还以为日军追杀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曾连长处决了手下的一个士兵,因为那士兵窃取了农家的一根甘蔗,被曾连长发觉,当场枪决。我父亲为此事深表不满,向曾连长抗议,说一条人命怎可低于一根甘蔗呢?这种处分不太重了吗?曾连长大不以为然,他说行军而不守纪律的话,所到之处,必然像蝗虫过境,为老百姓带来极大灾难,日本人蹂躏人民,还不够吗?还容得了我们自己的军队去骚扰?一根甘蔗事小,但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不容许违反的规定!曾连长真是一个奇怪的人物!
话说回头,我们那晚在白牙扎了营,不久后伙夫们已煮好了又烫又香的稀饭,来叫我们吃。接下来,那晚的一切,都清晰得如同昨日。母亲为我装了稀饭,就去招呼弟弟们也来吃稀饭,发现他们不在身边,就高声喊叫他们的名字,竟然没有人答应!
“麒麟!小弟!麒麟!小弟!”母亲的叫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惊惶。“麒麟!小弟!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挑夫!挑夫!两个挑夫呢?孩子呢?孩子呢……”
父亲加入了呼唤,声音更急更凄厉:
“小弟!麒麟!你们在哪里?”
没有回答。
箩筐不见了,挑夫不见了,我的两个弟弟也不见了!
整个队伍都惊动了,曾连长也赶了过来。因为行军的队伍很长,两个挑夫前前后后混杂在队伍里,不一定随时在我父母视线以内,我父母已对他们很信任,又觉得有军队在保护,不怕他们开小差。可是,现在,连挑夫、行李、箩筐,带弟弟们,一起不见了!
我父母几乎要发狂了。他们抓着每一个士兵问:
“有没有看到挑夫?有没有看到孩子?”
曾连长立刻派了两个人,全队搜査,并分别到前后各路去找寻,回报都说,开拔后就没人见过他们。
弟弟们丢了!弟弟们失踪了!我父母急得快疯了。
“别急!”曾连长镇定地说,“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安,临时决定在白牙停留下来,一定是挑夫走得快,先到了东安,说不定,他们正在东安找我们呢!不要慌,明天我们早一点到东安,保证一找就找到!”曾连长自有一股镇定人心的力量,我父母听了,大概也觉得言之有理。虽然惶急得坐立不安,粒米难下,也只得眼巴巴地等天亮。
那一夜实在太漫长了!父母和我,都整夜没有阖眼,母亲急哭了,一直自怨自艾没有看好两个弟弟,父亲不住地安慰母亲,自己的眼眶也红着。我咬着牙默祷,天快一点亮吧!弟弟们一定在东安城里,一定在东安!
终于挨到天亮,终于大队开拔,终于到了东安城!
一进东安城,父母和曾连长,就都怔住了。
原来,东安是个很大的城,居民很多。但是,东安在政策上,准备弃守,所以,城里的老百姓,早已在政府的安排下,完全撤走了。我们现在走进去的东安城,已没有一个居民,所有的民房都敞着大门,城里驻扎的全是国军。各师各营各连的国军都有,这根本是一个大军营!
城里哪儿有两个挑夫?哪儿有两个弟弟?
曾连长叫来几个士兵,走遍全东安城找!
找不到!根本没有人看到过两个挑夫挑着两个孩子!
父母亲伤痛欲绝,连一向镇静的曾连长,也开始不安起来。他又说,可能他们还在白牙。我们从大风坳山下到白牙走的是小路,路较近,如果挑夫走了大路,或在中途休息,那么可能比我们较晚才到白牙。也可能从白牙到东安走了一条与我们不同的路,尚在路上。于是,他一面安慰我们,一面分派两批快骑,分两路向白牙赶去!
第一批快骑回报:没有踪迹。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批快骑身上,等待中时间变得特别缓慢,焦虑也越来越重,然后,第二批的王排长快马跑回来了,他大声叫着说:“我们找不到陈家的娃仔,却与一批日军遭遇上了,他们向我们放枪,我们也向他们放枪!我想找娃仔事小,回来报告日军的动向更重要!”
据说,政府为了保持抗战的实力,不愿意作无谓的消耗战,军队都奉命退守到各地。东安既不是迎战的战场,又知道日军加速进逼,于是,顿时间,东安城乱成一团。各路军队都纷纷提前向各自目的地开拔。曾连长率领的是辎重部队,更不能不与其他部队一起撤离!
眼看别的部队都已撤离,曾连长不能再犹豫,一面大声下令自己的部队撤退,一面飞快地把我抱上马,对我父亲大叫着说:
“陈先生,年纪轻轻的,还怕没儿子吗?生命要紧,快走吧!”说着便拍马疾驰。也许在他想来,只要把我带走,我父母也就会跟上来了!
这些日子来,我一直跟着曾连长骑马,也因为跟着曾连长骑马,我才没有和弟弟们一起失踪。曾连长马背上的位子,我都坐熟了。可是,这次,我惊惶回顾。只看到我那可怜的爸爸妈妈,呆呆地站在路边,像两根木桩,动也不动。我心中大急大疼,那位子就再也坐不稳了。我嘴里狂叫了一声:
“妈妈呀!”
一面,就挣扎着跳下马去,曾连长试图拉住我,我早已连滚带跌地摔下马背,耳边只听到连长那匹骏马一声长嘶,再回头,那马载着曾连长,已如箭离弦般,绝尘而去。我没被马踩死,真是古怪!
我从地上爬起来,跌跌冲冲地爬到母亲身边。
母亲用双手紧拥住我,父亲愣愣地站在旁边。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呆呆地、失魂地,眼看着军队一队队飞驰而去。
一切好快,曾连长不见了,所有的驻军都不见了,只有滚滚尘埃,随风飞扬。
偌大的东安城,在瞬间已成空城。城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四周变得像死一样寂静。
风吹过,街上的纸片、树叶、灰尘……在风中翻滚。家家户户,房门大开,箱笼衣物,散落满地。
我们伫立在街边上,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里想的,只是那两个现在不知流落何方的弟弟!
第十三章 投河
我不知道我们在东安城里站了多久。只知道,最后,我父母终于开始走动了。他们牵着我的手,一边一个,很机械化地、很下意识地、很安静地向城外走去,没有人说一句话。
我从马背上摔下时,把鞋子也滑掉了。跟着父母走出东安城,在那种摄人心魄的肃穆气氛下,我想也没想到我的鞋子。出了东安城,地上满是煤渣和碎石子,我赤足走在煤渣和碎石子上,脚底彻骨地刺痛,但我咬紧牙关,不说也不哼。父母的沉默使我全心酸楚。虽然我那么小,我已深深体会出当时那份凄凉,那份悲痛,和那份绝望!
城外有条河,叫做东安河,离城要经过东安河上的那座桥——东安桥。
我们机械化地走上桥,母亲走到桥的中央,便停下步子,站在桥栏杆边,痴痴地凝视着桥下的潺潺水流!
我还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父亲已闪电般扑过来,一把抱住我母亲,他们虽然没说一句话,但彼此心中已有默契,父亲知道母亲要做的事。
“不行!”父亲流着泪说,“不行!”
“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母亲凄然问,“两个儿子都丢了!全部行李衣服也丢了!凤凰连双鞋子都没有。曾连长走了,日本军人马上就要打来……我们还有路走吗?孩子失去,我的心也死了!而且,日本人追来了我们也是死路一条,与其没有尊严地死在日本人手里,不如有尊严地死在自己手里!”
父亲仰天长叹:
“好吧!要死,三个人就死在一起吧!”
母亲俯下身来,对我说:“凤凰,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死?”那时候,我只有六岁,根本还不了解“死”的真正意义,我既然跟定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死”,我焉有不死的道理。我只觉得心里酸酸涩涩,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想麒麟、想小弟,我知道他们丢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所以,我回答说:“好!”
说完,我哭了。
母亲也哭了。
父亲也哭了。
我们一面哭着,一面走下桥来,走到岸边的草丛里,我亲眼看到父母相对凝视,再凄然地拥吻在一起,然后从岸边的斜坡上向河中滚去,滚进了河水。
河水并不很深,我看到父亲把母亲的头按在水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母亲不再动弹,父亲也不再动弹,河水不能使他们沉没,但已使他们窒息。
我开始着急,我不知道父母是否已死,我既然答应说也愿意死,当然也得一死,我不知道怎样才会死。既然父母说要死便滚进河水,谅必要死就得下水。
因此,我一步一步地向河水中走去,慢慢地挨向父母。水流很急,我的身子摇摇晃晃只是要跌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维持身子的平衡。河水逐渐浸没了我的小腿,浸没了我的膝盖,当河水没过我的腰时,我再也无法站稳,就坐了下去。这一坐下去,河水就一直淹到我的颈项了。这样一来,恐惧、惊吓和悲痛全对我卷来,我本能地就放声大哭,边哭边喊:
“妈妈呀!爸爸呀!妈妈呀!爸爸呀!……”
我泪眼迷糊地看到,母亲的身子居然动了,接着,我感到母亲的手,在水底摸到了我的脚。
原来,母亲并没有死,她只是被水淹得昏昏沉沉,这时,被我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竟然喊醒了。她母性的本能还想保护我,伸手在水底摸索,正好握住我的脚。顿时间,她醒了,真的醒了。
我看到母亲挣扎着从水里坐起来,又去拉扯父亲,父亲也没死,从水中湿淋淋地坐起来,怔怔地看着母亲。母亲流泪说:
“不能死!我们死了,凤凰怎么办?”
一句话说得我更大哭不止。于是,三人拥抱着,哭成一团。
哭完了,父亲和母亲决定不死了。
我们三个,又从水里爬上岸。
那天,有很好的太阳,我们三个人,从头发到衣服都滴着水,除了身上的湿衣服以外,三人都两手空空,别无长物。离开家乡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一贫如洗”。我们还真是入水“洗”过了。顶着满头的阳光,我们大踏步地往前走去。因为我没鞋子,父亲心痛,常常把我背在背上,我对亲情的感受从没那时来得深厚。尤其,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弟弟!
父母都走得很安静,很沉默,也很轻松,因为他们真的一点“负担”也没有了。他们似乎连顾忌和害怕也没有了。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事实上,以后许多年,父母都常谈起这次“死后重生”,认为那是一生中最“海阔天空”的一刹那,对生与死、得与失,都置之脑后了。)
我们就这样又“活”过来了。
第十四章 老县长
一家五口,现在只剩下三个人。我喉咙中始终哽着,不敢哭,只怕一哭,父母又会去“死”。
以往,我们的旅程中虽然充满了惊险,也曾在千钧一发的当儿,逃过了劫难。但是,总是全家团圆在一块儿,有那种“生死与共”的心情。现在,失去了弟弟,什么都不一样了。麒麟爱闹,小弟淘气,一旦没有他们两个的声音,我们的旅程,一下子变得如此安静,安静得让人只想哭。
我们忍着泪,缓缓而行,奇怪的是,一路上居然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连那队被王排长所遭遇的日军,也始终没有追来。
东安城外,风景绝美,草木宜人,花香鸟语,竟是一片宁静的乡野气氛。谁能知道这份宁静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腥风血雨!发生过多少的妻离子散!我们走着,在我那强烈的、对弟弟的想念中,更深切地体会到对日军的恐怖和痛恨!
平常我也常和弟弟们吵嘴打架,争取“男女平等”(湖南人是非常重男轻女的)。而现在,我想到的,全是弟弟们好的地方。我暗中发过不止一千一万次誓,如果我今生再能和弟弟们相聚,我将永远让他们,爱他们,宠他们……可是,战乱中兵荒马乱,一经离散,从何再谈团聚?他们早已不知是生是死,流离何处。
那一整天,我们就走着,走着。母亲会突然停下脚步,曝泣着低唤弟弟们的名字。于是,我和父亲也会停下来,一家三口,紧拥着哭在一起。一会儿,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一天是那么荒凉,那么渺无人影的。郊外,连个竹篱茅舍都没有,国军都已撤离,日军一直没有出现……仿佛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们这三个人。
我们似乎走过一座小木桥,似乎翻过了一座小荒山,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听到了鸡声和犬吠,证明我们已来到了人的世界!加快了脚步,我们发现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庄。
那村庄房屋重叠,像一个小小的市镇(可惜我已忘记那村庄的名字),在村庄唯一人口的道路上,却站着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像站岗般守在那儿。我们跋涉了一天,在剧烈的哀痛中,和长途步行的劳累下,早已筋疲力尽而饥肠雷鸣。再加上一路上没见到一个人,现在,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心里就已热血翻腾,恨不得拥抱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感慨交加地往村庄中走去,谁知道,才举步进去,那站岗的年轻人就忽然拿了一把步枪,在我们面前一横,大声说:“什么人,站住,检查!”
我们愕然止步,父亲惊异和悲伤之余,忍不住仰天长叹,一迭连声地说:
“好!好!好!我们一路上听日军说这两句话,想不到,现在还要受中国人的检查!只为了不甘心做沦陷区的老百姓,才落到父子分离,孑然一身!检查!我们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被检查!”
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又悲愤,又激动。话才说完,就有一个白发萧萧、面目慈祥的老人从那些年轻人后面走了出来,他对父亲深深一揖,说:
“对不起,我们把村子里的壮丁集合起来,是预备和日军拼命到底的。检査过路人,是预防有汉奸化了装来探听消息。我听您的几句话,知道您一定不是普通难民。我是这儿的县长,如果您不嫌弃,请到寒舍便饭,我们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招待您一家过夜!”
老县长的态度礼貌而诚恳,措辞又文雅,立刻获得父母的信任和好感。于是,那晚,我们就到了老县长家里,老县长杀鸡杀鸭,招待了我们一餐丰盛之至的晚餐。席间,老县长询问我们的来历和逃难经过,父亲把我们一路上的遭遇,含泪尽述。老县长听得十分动容,陪着父亲掉了不少眼泪。最后,老县长忽然正色对父亲说:
“陈先生,您想去后方,固然是很好,可是,您有没有为留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想过?”
父亲不解。老县长十分激昂地说:
“您看,陈先生。中日之战已经进行了七年,还要打多久,我们谁都不知道。日军已向东安进逼,打到我们村里来,也是弹指之间的事,早晚,我们这里也要像湖南其他城镇一样沦陷。我已经周密地计划过了……”他完全把父亲引为知己,坦白地说,“我把附近几个村庄联合起来,少壮的组织游击队,发誓和日军打到底。老弱妇孺,必须疏散到深山里去,我们在山里已经布置好了,只要日军一来,就全村退进深山,以免被日军蹂躏。那深山非常隐蔽,又有游击队保护,绝不至于沦入敌手。可是,陈先生,我一直忧虑的,是我们的孩子们,这些孩子需要受教育,如果这长期抗战再打十年八年,谁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谁来教他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谁来灌输他们的民族意识?陈先生,您是一个教育家,您难道没有想过这问题吗?”
父亲愕然地望着老县长,感动而折服。于是,老县长拍着父亲的肩膀,热烈地说:
“陈先生,留下来,我们需要您!您想想,走到四川是一条漫长的路,您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未来仍然吉凶难卜!与其去冒险,不如留下来,为我们教育下一代,不要让他们做亡国奴!”
老县长的话显然很有道理,因为父亲是越来越动容了。但是,父亲有父亲的固执:
“为了逃出沦陷区,我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在这么高的代价之下,依然半途而废,未免太不值得了!不行!我还是要走!”
“留下来!”老县长激烈地说,“留下来比走更有意义!”
“不行,我觉得走比留下来有意义!”
那晚,我很早就睡了,因为我已经好累好累。可是,迷迷糊糊地,我听到父亲和老县长一直在争执,在辩论,在热烈地谈话,他们似乎辩论了一整夜。可是,早上,当老县长默然地送我们出城,愀然不乐地望着我们的时候,我知道父亲仍然固执着自己的目标。父亲和老县长依依握别,老县长送了我们一些盘缠,他的妻子还送了我一双鞋子,是她小脚穿的鞋子。我只走了几步路,就放弃了那双鞋。我至今记得老县长那飘飘白发,和他那激昂慷慨耿直的个性。长大之后我还常想,一个小农村里能有这样爱国和睿智的老人,这才是中国这民族伟大和不朽的地方!
我记下老县长这一段,只因为他对我们以后的命运又有了极大的影响。我们怎知道,冥冥中,这老县长也操纵了我们的未来呢?
和老县长分手后,我们又继续我们的行程,在那郊外的小路上,行行重行行,翻山涉水,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另一个乡镇。
这个乡镇并不比前一个小,也是个人烟稠密的村庄,我们才到村庄外面,就看到一个三十余岁的青年男人,正若有所待地站在那儿。看到了我们,他迎上前来,很礼貌地对父亲说:
“请问您是不是陈先生?”
父亲惊奇得跳了起来,在这广西边境的陌生小镇上,怎会有人认得我们而等在这儿?那年轻人愉快地笑了,诚恳地说:
“我的父亲就是您昨夜投宿的那个村庄的老县长,我父亲连夜派人送信给我,要我在村庄外面迎接您。并且,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请您留下来!”
原来那老县长的儿子,在这个镇上开杂货店,老县长虽然放我们离去,却派人送信给儿子,再为挽留我们而努力。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感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们去了这年轻人的家里。
在那家庭中,我们像贵宾一样地被款待,那年轻人有个和我年龄相若的女儿,他找出全套的衣服鞋子,给我重新换过。年轻人不住口地对父亲说:
“爸爸说,失去您,是我们全乡镇的不幸!”
父亲望着母亲,好半天,他不说话。然后,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下决心地说:“好了!你们说服了我!我们留下来了!不走了!”于是,我们在那不知名的乡镇里住了下来。
这一住,使我们一家的历史又改写了。假若我们一直住下去,不知会怎样发展。假如我们根本不停留,又不知会怎样发展。而我们住下了,不多不少,我们住了三天!为什么只住了三天?我也不了解。只知道,三天后,父亲忽然心血来潮,强烈地想继续我们的行程,他又不愿留下来了,不愿“半途而废”。虽然,老县长的儿子竭力挽留,我们却在第四天的清晨,又离开了那小镇,再度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这三天的逗留,是命运的安排吗?谁知道呢?
第十五章 难民火车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抗战时期的“难民火车”,我不知道坐过那火车的人能不能忘记那种经验。
我们离开那小乡镇后,翻过了一座荒山,就第一次看到了去桂林的难民火车!初听汽笛的狂鸣,初次看到那么多的人,车厢里,车厢顶上,车厢下面……人叠着人,人挤着人……我们兴奋得大叫。有火车,我们不必再走路了!有火车,我们就安全了!有火车,可以把我们带往四川!于是,我们爬上了车顶,挤进了人潮里。
在我记忆中,那难民火车有“上”“中”“下”三等位子。“上”位是高踞车厢顶上,坐在那儿,无论刮风、下雨、大太阳,你都浴在“新鲜”的“空气”中。白天被太阳晒得发昏,夜晚被露水和夜风冻得冰冷。至于下雨的日子,就更不用去叙述了。“中”位是车厢里面,想象中,这儿有车厢的保护,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苦恼,一定比较舒服。可是,车厢里的人是地道地道的挤沙丁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杂在一个车厢中,站在那儿也可以睡着,反正四面的人墙支持着你倒不下去。于是,孩子们的大小便常就地解决,车厢里的汗味、尿味、各种腐败食物的臭味都可以使人生病。何况,那车厢里还有一部分呻吟不止的伤兵和病患。“下”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如今回忆起来,我仍然心有余悸。在车厢底下,车轮与车轮的上面,有两条长长的铁条,难民们在铁条上架上了木板,平躺在木板上面,鼻子顶着的就是车厢的底,身侧轰隆轰隆旋转的就是车轮。稍一不慎,滚到铁轨上去,就会被辗为肉泥。
这,就是难民火车。
我和父母还算幸运,我们在“上”位上找到了一块位置。我想,三种位子里还是上位最好。但是,当时选择车顶的人比选择车厢的人仍然少得多。因为车顶上极不安全,一根凸出的树枝可以把你扫下车子,电线可以挂住你,打个瞌睡,也可能滑下车子。所以,每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坐好了就不能移动。
我们有了“上位”,本以为是一段“徒步跋涉”的终止,谁知道,搭上了车,我们才发现高兴得太早。姑不论坐在那种车顶上有多少限制和恐惧,那车子是烧煤的,阵阵煤烟,随风而至,车子开了没多久,我们也都成了黑人,而且被煤烟呛得咳个不停。再加上,时时刻刻,可以听到一阵惨呼或哭叫,使我们明白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内”的“意外”。在一个大的战乱里,生命是那么渺小而不值钱。
过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个新发现,这难民火车并不是挨站停车,而是“随时”停车,高兴走的时候走,高兴停的时候停,停多久也不一定。因为燃料的不继,常常一停就停上好几小时,又因为火力的不足,常常会把整节车厢抛下来不顾了。我们就这样坐在车顶上,走一阵,停一阵,再走一阵,再停一阵……白天,黑夜,黎明,黄昏……一日又一日。
我们坐在那儿想弟弟、想未来、想那早就该到达而始终未曾到达的桂林城。母亲常常啜泣,我用手紧紧地环抱住母亲,父亲再用手紧紧地环抱住我们。父母和我都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分散。因而,在那几日搭难民火车的时间里,我们要下车就三个人一起下,要上车也三个人一起上,生怕车子忽然开走,又把我们给分散了。
这难民火车越走越慢,越停越久,我们相信,如果是步行的话,我们早已到了桂林。这火车的速度比步行还慢,可是,母亲的脚创未愈,我的脚上更是伤痕累累,坐车总比走路好,所以我们也就一直搭着那辆火车。
这样,我们居然又遭遇了一件奇迹!
这天早晨,车子又停了。和往常一样,停下来似乎就没有再走的意思。停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坚持下车走一走,因为我又两腿发麻了。父母带着我下了车,怕那火车说走就走,我们沿着车厢,在铁轨边走来走去,活动着筋骨。就在此时,忽然有个声音在大叫着:
“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循声看去,在一个车厢顶上,有位军人正对着父亲又挥手又挥帽子,大呼大叫。我们跑过去,那是个负着轻伤的伤兵!看来似曾相识,那军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急促地嚷着:
“陈先生!我是曾连长的部下!你快去找我们的连长,你家的两个娃仔,被我们连长找到了!”
不相信我们的耳朵,不相信我们的听觉。父母一时之间,竟呆若木鸡。然后,是一阵发疯般的狂喜及雀跃,父母忘形地大跳大叫,夹杂着父亲紧张、兴奋、语无伦次的询问声:
“真的,你亲眼看到吗?他们好吗?但是……但是……你的连长在什么地方?”
“连长在桂林!他今天才去的桂林!你们去桂林找他!孩子们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好好的!我亲眼看到的!”那军人和我们一样兴奋,“快去桂林!快去!”
桂林!啊!桂林!父母相对注视了一秒钟,看了看那毫无动静的难民火车。同时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举起手来,他们对那军人感激涕零地嚷着: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父母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我们放开脚步,就沿着铁路,向桂林城的方向狂奔而去。
第十六章 弟弟找到了
桂林!桂林!桂林!
我想,父母和我,都从未这样发疯般地狂奔过,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得无法呼吸时才停止,休息一两分钟,又再度狂跑,这样,我们一直跑了好几小时。那难民火车,始终没有开上来。
从早上跑到中午,我们终于到了桂林城!
抵达了桂林城,天知道我们有多焦急,多兴奋,多迫切!一进城门,我们就呆住了!
仿佛又回到了当日的东安城,满桂林都是各路驻军,街边上、民房中,全是军人,老百姓几乎找不到,只见到满城满街的驻军。桂林比东安大,这么大一个城中,在成千成万的驻军里,哪儿去找曾连长?父亲顾不得避嫌疑,看到任何军官就问:
“请问您知道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曾彪驻扎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父亲越问越急,这消息显然有些靠不住,曾连长确实在桂林城吗?父亲焦灼得满街乱闯:“你知道曾连长吗?”
“你认识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吗?”
一个军官拦住了父亲。
“老百姓为什么要打听军队?”他狐疑地问,“你的身份是什么?”父亲惶急地解释着,就在这时,一声熟悉的大吼忽然传了过来:“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一抬头,迎面大踏步冲来的,正是曾连长!父亲忘形地狂叫了一声:
“曾连长!”
冲过去,他们紧拥在一起,父亲顿时泪如雨下。曾连长急急地说:“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我正准备今天下午,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乡下我的老家里去,交给我的老婆抚养,如果你们晚来一天,你们就见不到这两个孩子了!”
“他们好吗?”母亲哭泣着问,“你怎么会找到他们的?他们没受伤吗?”
“两个小家伙又壮又结实!”曾连长笑着,“怎么找到的?说来话长!我们一直以为两个挑夫落在后面,谁知道他们早已出了东安城,走到前面去了。那两个挑夫准是发现落了单,就不安好心,商量着开了小差了。把两个孩子遗弃在一条小路上!事有凑巧,我出了东安城,就选了这条小路,王排长听到有孩子哭,找了过去,两个孩子正爬在一口荒井上哭呢!说爸爸妈妈不要他们了!”
母亲想笑,却一直哭,父亲也泪盈满眶。曾连长带着我们往他驻扎的院落里走去,一面说:
“我曾经派人奔回东安城去找你们,却没有找到,我想,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后,我要在四川、湖南,各大报登启事找你们,把孩子还给你们,如果找不到,这两个孩子,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了!”
没有言语可以说出我们对曾连长的感激。我那时虽如此稚龄,却也能体会到父母那刻骨铭心的感谢和激动。
这样,在一间小小的平房里,我们又见到了我那失踪多日的两个弟弟!
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
小弟弟一看到母亲,就“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扑奔过来,用手紧紧箍住母亲的脖子,把脸埋进母亲的怀里。麒麟手中有一把玩具小手枪,大约是王排长找来给他的。看到了我们,他瘪了瘪嘴,红着眼睛,举着枪,对我们瞄准,说:
“砰砰砰!打你们,你们好坏,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父亲跑过去,把他抱进怀里,于是,他也哭了。我跑过去,加入了他们,我也哭了。
我们一家人拥抱着,哭成一团,抱得好紧好紧。什么叫“喜极而泣”?什么叫“悲欢离合”?我在那一瞬间全了解了。
我们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父母拉着我们三个孩子,转身对曾连长跪了下去。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亲这样诚心诚意地跪倒在一位恩人的面前。
我们和弟弟,前后整整分散了七天。在一个大战乱里,分散七天而又重聚,像个传奇,像个神话,像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后来和曾连长谈起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是当天才到桂林的,如果我们早到桂林一天,碰不到曾连长,晚来一天,弟弟们已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是谁安排我和父母遇到那热心的老县长,在那小镇莫名其妙地逗留了三天?为什么是三天而不是四天?是谁安排我哭醒父母,从河中爬起来继续求生?是谁安排我们搭上那班难民火车,刚好遇到连长的部下?人生的事,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从此,我虽是无神论者,却相信“命运”二字!我和弟弟们的故事,我只能说,“命运”太神奇!
所以我常说,人生的故事,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信不信?
第十七章 别了!曾连长!
在桂林城中,和弟弟们重逢之后,我记得,我们并没有停留多久。因为战火的蔓延,桂林城中,早已重兵驻扎,而日军环伺左右,桂林城早晚要成为一个战场,绝不是个可以停留的地方。
那两天,父母亲和曾连长有谈不完的话,我和弟弟们都三跪九叩地拜倒在曾连长面前,正式认了曾连长为干爹。本来,和曾连长重逢,我们原可以又像以前一样,在连长保护下往前走。谁知道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既有“死守”二字,就等于与桂林共存亡了。曾连长一面部署他的队伍,一面安排我们全家的去路。他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语气对我们说:
“你们先去后方,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胜利之后,再好好地团聚!喝他两杯酒,来回忆我们的认识经过!”
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么想,我对曾连长,却已有那份孺慕之情,总记得跟着他骑马翻越大风坳的日子,总记得喝他水壶中的水的情景,总记得他把我失去的弟弟们带回给我们的那种奇迹!可是,我们终于离开了曾连长!
我们是搭难民火车离开桂林城的。曾连长在找到弟弟们的同时,也找到了被挑夫们抛弃的行李,所以,我们的行李,又都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连长预先派他的部下,在难民火车的车厢中,给我们占据了一块不算很小的位置,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着车窗,含泪望着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
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
别矣,曾连长!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长。在我们以后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打听桂林的消息,知道桂林终于失守。但是,我们都很有信心,曾连长一定等着和我们“举杯话当年”,只是,茫茫人海,一别之后,就渺无音讯了。
(胜利后,我们曾经多方寻找曾连长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是我们全家都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和曾连长告别,搭着难民火车,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再往四川。当时,是遵照曾连长的指示,走一条入山的小路,从桂林往西边走。
记忆中,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难民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失去了挑夫,我们不但每个孩子都要步行,而且,连六岁的我,背上都背着包袱,行行重行行,每日徒步三十里路。
只记得那条路上,满坑满谷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至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我们走得苦极了,小弟弟总是哭,可是,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我想,在那么多难民群中,可能只有我们家,在凄凉之余,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
可是,好景能维持多久呢?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战乱中朝不保夕,我们的生命力,又能有多强?
第十八章 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走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
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着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着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着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着我,含着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
“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地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着,哭着,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着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
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人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地哭泣。(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找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奇迹”又再度来临了。
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地对母亲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地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萧先生!
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地为我们全家奔走,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渡过了。症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他们和父亲一谈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以后许多困难。
于是,我们跟着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条小木船,沿着山间的一条激流融河,往贵州的榕江前进。在这小船中,我们又度过了惊险刺激的二十天。
第十九章 融河二十日
我们坐的小船,正像国画中老渔翁垂钓江边的那种小船,细细长长的,中间有一个半圆的篷,是用竹片编成的,篷的两头是船头和船尾,篷下便是“船舱”。在图画中,这种船是很诗情画意的,但你必须乘坐这种小船,挨过二十天的激流逆行,就简直苦不堪言了。
广西大学一共租下了二十多条这种小船,编成了一个船队。每两户人家共坐一条船。我们当然也与另外一家人共同分配一条船。船舱的中间挂起了一条布幔,作为藩篱。这一半的船舱有多大呢?在我的记忆中,比一张方桌大不了多少。白天,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围坐在一起,中间用一床棉被盖住腿,说说笑笑,倒也容易挨过。到了晚上,面积怎么也不够五个人平卧下来,必须有两个人轮流睡到船头的“甲板”上去一至少有两个人的头或脚,必须暴露在船篷以外一天晴,倒也罢了,到了下雨刮风的天气,可真惨不忍睹。风浪太急的时候,江水也会沾得衣襟尽湿,露水也会浸得你彻骨冰冷。
记忆中,我常常轮到睡在“甲板”上!(也许父母认为我比弟弟们年长一点,比他们更能忍受一点风寒。)记忆中,我常常被冰凉的雨水、河水、露水冷醒!记忆中,我还是倦极而入眠。
那么长时期的“煎熬”,居然没有生病,也可说是奇迹了!
船舱的面积,已不够我们容身,坎事只能发展到船头上去。伙食当然是愈简单愈好,早餐稀饭,用点红糖拌一下就打发过去了,午晚餐,用白饭拌点猪油和盐,就可以充饥了。我们经常就这样没有佐菜下饭的。可能隔一天才有一道“美味”打牙祭——几颗辣椒炒豆豉。那一小瓶辣椒豆豉,实在太珍贵了,全家食用时,定量分配,每人只能分几颗,我记得享受那几颗辣椒豆豉,比山珍海味还可口,必须在口中嚼上老半天,才舍得吞下肚去!
有一天,船队停泊下来的时候,有些船民,煮了新鲜的玉米来兜售。我们实在抵制不了这么大的诱惑,孩子们吵翻了天,要求父母买玉米。事实上,我们穷得不应该有这样奢侈的享受,但是父母还是狠下心买了一根玉米,像分珍珠一样地大家分食。如果辣豆豉是山珍海味的话,那一根玉米,不啻是龙肝凤肉了!
我们这条船,是由父子二人来操纵的,那父亲才三十来岁,儿子只有十岁左右,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实际上,只能算一个半人。这样满满的一船人,这样漫长的路程,由这样一个半人来操纵,前途如何真不可想象。
开船以后,比我们想象更坏。
融河,也称融江,两岸都是千仞峭壁,江水湍急,处处有暗礁,时时有漩涡,真是危机四伏。这种船当然不用动力,也没有风帆,全靠父子二人合力用竹篙、用木茱,与江水奋斗,所以船速缓慢,并且只能在白天行舟,人晚就停泊在岸边。为了怕江水把船冲散,停泊时二十多条船都用绳子串联在一起。如果停泊的地方无法上岸,大家只能枯守一夜,如果停在一个大站,有码头可以上岸,这可是一大乐事,就可以去补充一点必须补充的用品,也可以上岸伸展一下手脚。当然,孩子们只许在岸边玩玩,不许走远。我记得我最喜欢在岸边捡各种颜色的鹅卵石。有一天,我捡到一些白得晶莹可爱的石块,人家告诉我是打火石,可把我乐极了。我常常蹲在船头用打火石碰击着玩,看点点火星飞耀,觉得美极了、快乐极了,也帮助我度过不少这些难挨的日子。
有一天,我又蹲在船头玩打火石,船一个颠簸,便把我颠到江水中去了,江水湍急,眼看就要小命归天,幸好船夫眼快手快,他的泳术是何等高明,一下子就把我救起来了。虽然命是捡回来了,但我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打火石,难过极了。当时,我觉得这些打火石比生命更可贵!我的童年没有什么玩具,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的小锦旗和我的打火石!
后来,我又掉进水中好几次,几乎每个人都有掉进水的经验,因为我们每个人必须在船舷解决一些“大事”、“小事”,掉进江水的机会是很多的。好在船夫十分机警,每一次都被他救起来,后来,大家就“有恃无恐”了!
但不幸的事件,终于又发生了,我们生命的保障——那位年轻力壮的船夫突然病倒了,是潜伏的疟疾症发作。英雄只怕病来磨,何况一打起摆子,任凭你钢筋铁骨,也禁不起折磨。
虽然,他咬了牙“主持大局”,不过划船、撑篙的重任,也就落在他儿子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两家人的性命,操纵在一个孩子手中了!
船速愈来愈慢,终于脱离了船队,无助地在激流中漂流。
船夫和他的儿子一加上船上其他成人们手忙脚乱地帮忙,勉强把船靠到了岸边,船夫上岸买药。那时候,这条船的主宰就完完全全落在这个十来岁大的孩子身上。
水流太急,绷断了绳缆,船便向下流漂去。孩子用尽了浑身解数,设法把船稳住,他虽然“身怀绝技”,毕竟力气不够,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用双手抓住岸边的杂草,全船的人也都纷纷抓住可抓的东西——一块大石,或一根树根。
总算在筋疲力尽的时候,救星出现了,船夫买了药回来了,靠着他的经验和技巧,把船稳住。
第二天,我们终于又赶上了船队,大家都不相信我们会归队。已经有两条船离失,而从此失去了踪影。
经过了这次“大难”以后,我们更能忍受生活方面的痛苦。对这条小船,也增进了不少信心,不再羡慕那些坐“大船”的人们了。
对了,这些小船是我们这种贫穷的难民坐的,富有的人家,可以包大船,船舱宽大舒敞。船是几十个纤夫在岸上拉纤,再由两排船夫在船上撑篙,配合着前进。
我记得那些纤夫弓着身子,拼命地向前一步步迈进,绳子都好像快要嵌进肉里去了。他们那些深沉的呼叫声,单调的、重复的、凄怆的、有韵律的哎唷、哎唷的呼叫。这不是歌,这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呐喊。拉纤的在岸上每喊一声,船上的船夫们就应一声。
我中学时学会了一支歌《拉纤行》:
前进复前进,
大家纤在手。
顾视掌舵人,
坚强意不苟。
骇浪惊涛中,
前进且从容。
无涯终可至,
南北或西东。
曲子是洪亮动听的,歌词是快快乐乐的,中间所谓的“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与我小时候目睹的景象完全不同,那前进绝不“从容”,而是“沉重”。我觉得我们宁可多吃一点苦坐上这条小船,而不愿坐那些把舒适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大船。
终于,我们愈来愈耐得住苦楚了。
终于,我们到达目的地——榕江。
但是,榕江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地,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重庆。从榕江到重庆,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旅程。
到了榕江,广西大学本身发生了财务困难,既无法发放薪水,也无法继续整队向内地疏散,于是大家纷纷各奔前程,无形中解散了。父亲又失业了,而我们的生活,仍然要继续下去,行程,也要继续下去。
第二十章 糍粑与红薯
贵州当地人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糍粑,用糯米磨粉做糕,油煎而成。
另一种比糍粑更廉价而足可果腹的食物是红薯,那时候天气太冷,两手拿着蒸得软软热热的红薯,边走边吃也真是乱世中的一大享受呢!
我父母一商议,卖这两种“价廉物美”的食物,可能是最好的生计;再一商议,决定双管齐下——我父亲去卖红薯,我母亲去卖糍粑。全家分成两组,我是归人父亲的一组。因此,母亲卖糍粑的经过,我没法亲眼目睹,父亲卖红薯的故事,却使我记忆犹新。
当时的榕江,挤满了难民,大家又都各谋生计,父亲卖红薯,有更多的人也在卖红薯,大家卖红薯,又叫又吼的,生意兴隆。我这位爸爸大人啊,平常在讲台上是滔滔不绝的,在市场上,却真呆若木鸡,完全不知道如何去招揽顾客。他悠闲得很,潇洒得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静待顾客上门。顾客偏偏不上门,一个问津的人都没有,他既不急又不恼,只是静静地等下去。
终于上天不负苦心人,等到别的红薯摊把红薯卖得差不多后,总算有一条鱼儿自动上钩来了。我们好高兴地招呼这位“贵人”——他要买半斤红薯。
我这位“好好先生”似的父亲兴高采烈地到锅里去捞红薯,锅中的红薯一直用火炖着,所以烫得很。他可不知道如何把如此滚烫的红薯捞出来,好不容易一面捞而一面掉地捞出了一些红薯,包了起来用秤来称,糟了,他不会认秤,不知道怎样才算半斤。称来称去称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多重,他满头大汗地对我说凤凰,怎样才算半斤?“天啊,我那时候才六岁,怎会认秤,后来还是旁边的摊贩实在看得忍不住,帮他称好了半斤红薯。当他把红薯从秤上拿下来的时候,却把那些红薯全部掉到地上去了。”
那位顾客已经忍无可忍,我父亲心一横,干脆把秤往地上一扔,把锅盖一开,对那位顾客说:“你自己拿吧,你爱拿多少就拿多少!”
这是唯一的一笔交易。我妈妈卖糍粑的经过如何,不得而知,却只记得以后几天,我们的一天三餐不是红薯,便是糍粑。
第十一章 大风埸
后来,我们开始翻越“大风坳”!
大风坳是一个山的名字,这名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极深刻、极惨痛的印象。
那时候,我们已在湖南边境,正朝向广西进军,虽然有好几条大路可去,但路途遥远,并且日军又节节进逼,情况十分危急。曾连长细细研究地图后,翻越大风坳是到广西的一条捷径。
军队中有向导,但他们也没有翻越这座山的经验,当地人用“上七下八横十里”来描写这座山,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没有人真正知道,只知道这是一座奇怪的山,荒芜之至的山,毒蛇猛兽密集的山,总之是一座没有人能翻越的山!
但曾连长所决定的,绝不改变!
他把马队集中起来,他领先率马队在前面开路,步兵和辎重跟在后面。我母亲本来也有一匹马骑的,那时候,也得把马让出来,给精于骑术的兵士前去开路。
我还是骑在曾连长的马上,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我颇有些骄傲和兴奋,因为不必像弟弟们那样盘膝坐在箩筐里,可以坐得正正的,任两腿伸得直直的,并且还是开路的先锋呢!
但一上山,我的骄傲与兴奋一下子全给扑灭了!山上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曾连长和其他骑士穿了长裤和高高的马靴,我穿的是短裙,裸露的两腿被锋利的草缘割出无数伤口,曾连长全心带路,当然不会注意到这件小事,我虽然疼痛不堪,却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咬着牙,哼也不哼,我觉得,骑在马背上的人是不能流泪的。
我们从清晨出发,虽然据说上山只有七里路,但走了好几小时,还没到达山顶。烈日当空,人人汗流浃背,军人们的制服都被汗水湿透。山上遍布荆棘石砾,没有水源。大家随身携带的水壶都已喝光了。山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陡峻,烈日越来越炙热……有位士兵晕倒了,引起一阵骚动,曾连长这才下令停下来休息一下。
他把我抱下马来,吃惊地发现我两腿上的伤痕,他大惑不解地瞪着我说:
“被刺成这样子,怎么话都不说一声?”
他永远不会了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他像个神。我怎能在一个“神”的身边,还呻吟叫痛?
他叫医官为我敷药,又解下他的水壶给我喝水。他的水壶还是满满的,一路上,所有的士兵都把自己的水壶喝干了,只有曾连长,始终没动过他那个水壶。我喝了两口水,知道此时水比什么都珍贵,不敢多喝,就把水壶还给了他。他还是没喝,把水壶递给了我父母和两个弟弟,他们也只喝了一两口。曾连长再把水壶递给那晕倒的士兵,等水壶终于传回来的时候,里面的水已涓滴不剩!
曾连长,这奇怪的军官,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所崇拜的男子汉,都是曾连长这种人物。若干若干年后,我写《六个梦》,其中有一篇《流亡曲》,就以曾连长为范本来写的。话说回头,那艰苦的行程,又开始了。
山更陡,无路的荒山上横亘着无数大石块,大家连走带爬,马的进度往往比人还慢。士兵们不叫苦,但都已委顿不堪。曾连长已经下了马,牵着马走,马上坐着我,还有一些行囊。此时,有个身背辎重的工兵,眼看着步伐蹒跚,又快倒下去了,曾连长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去卸下那工兵的辎重,回头看看已不胜负荷的马背,他就把那份辎重,全背到自己背上去了。
下午,终于,我们到达了山顶。
我们站在山峰的最高处,居高临下,望着山的下面,大家都怔住了。接着,所有的军人,全都欢呼起来了!
原来,山下已是广西省境。“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只有见过广西“山水”的人才能了解。这大风坳一山之隔,竟是两个世界。
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布满了一座座的石峰。那些石峰形状怪异,嵯蛾耸立,有的陡峭尖利,有的圆秃光润,一座又一座,全散布在平坦的、绿草如茵的大草原上,真怪极了,也真美极了。但,让军人们欢呼的,并不是这“甲天下”的风景,而是水!好久看不到的水!大家渴求已久的水!原来,在那些石峰之间,一条蜿蜒的河流,正盘旋着一直流经山脚下,水声淙淙,都清晰可闻!
这一下,大家都疯了!
忘了军纪,忘了疲惫,大家狂喊着,蜂拥地往那山下冲去。曾连长第一次没有约束他的队伍,他一任士兵们连滚带爬地冲下山,冲向河流。
不知道是怎样的,我也冲进河水中了,我和父母、麒麟、小弟,我们一家人全在河里。我们泼着水、溅着水,又叫又嚷。流亡以来,这是第一次,全家都笑得好开心。河水又清又凉又舒服,我们人人都浸得透湿透湿。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水边扎营。
那夜有星有月,那夜有山有水,那夜的一切都很美,但是,那夜以后呢?
第十二章 弟弟失踪了
第二天,又开始行军。曾连长的部队不是作战部队,而是辎重部队,沉重的装备,不足的人力,在人疲马乏的情形下,行走那些崎岖的小路,仍是十分艰苦。那天的目的地是广西边境的一个大城东安,但走到东安前的一个小镇,那小镇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白牙”。到了白牙,大家实在疲乏得寸步难行,更何况黑夜早已来临,大家已摸黑走了很久。于是,曾连长下令在白牙的镇外扎营。
曾连长尽量不在城镇中扎营,尽量不使老百姓受到任何骚扰,也避免士兵在城镇中受到物质的引诱而犯纪。记得有一晚我们驻扎在一个小镇,半夜里突然被两声枪声惊醒,一时还以为日军追杀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曾连长处决了手下的一个士兵,因为那士兵窃取了农家的一根甘蔗,被曾连长发觉,当场枪决。我父亲为此事深表不满,向曾连长抗议,说一条人命怎可低于一根甘蔗呢?这种处分不太重了吗?曾连长大不以为然,他说行军而不守纪律的话,所到之处,必然像蝗虫过境,为老百姓带来极大灾难,日本人蹂躏人民,还不够吗?还容得了我们自己的军队去骚扰?一根甘蔗事小,但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不容许违反的规定!曾连长真是一个奇怪的人物!
话说回头,我们那晚在白牙扎了营,不久后伙夫们已煮好了又烫又香的稀饭,来叫我们吃。接下来,那晚的一切,都清晰得如同昨日。母亲为我装了稀饭,就去招呼弟弟们也来吃稀饭,发现他们不在身边,就高声喊叫他们的名字,竟然没有人答应!
“麒麟!小弟!麒麟!小弟!”母亲的叫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惊惶。“麒麟!小弟!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挑夫!挑夫!两个挑夫呢?孩子呢?孩子呢……”
父亲加入了呼唤,声音更急更凄厉:
“小弟!麒麟!你们在哪里?”
没有回答。
箩筐不见了,挑夫不见了,我的两个弟弟也不见了!
整个队伍都惊动了,曾连长也赶了过来。因为行军的队伍很长,两个挑夫前前后后混杂在队伍里,不一定随时在我父母视线以内,我父母已对他们很信任,又觉得有军队在保护,不怕他们开小差。可是,现在,连挑夫、行李、箩筐,带弟弟们,一起不见了!
我父母几乎要发狂了。他们抓着每一个士兵问:
“有没有看到挑夫?有没有看到孩子?”
曾连长立刻派了两个人,全队搜査,并分别到前后各路去找寻,回报都说,开拔后就没人见过他们。
弟弟们丢了!弟弟们失踪了!我父母急得快疯了。
“别急!”曾连长镇定地说,“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安,临时决定在白牙停留下来,一定是挑夫走得快,先到了东安,说不定,他们正在东安找我们呢!不要慌,明天我们早一点到东安,保证一找就找到!”曾连长自有一股镇定人心的力量,我父母听了,大概也觉得言之有理。虽然惶急得坐立不安,粒米难下,也只得眼巴巴地等天亮。
那一夜实在太漫长了!父母和我,都整夜没有阖眼,母亲急哭了,一直自怨自艾没有看好两个弟弟,父亲不住地安慰母亲,自己的眼眶也红着。我咬着牙默祷,天快一点亮吧!弟弟们一定在东安城里,一定在东安!
终于挨到天亮,终于大队开拔,终于到了东安城!
一进东安城,父母和曾连长,就都怔住了。
原来,东安是个很大的城,居民很多。但是,东安在政策上,准备弃守,所以,城里的老百姓,早已在政府的安排下,完全撤走了。我们现在走进去的东安城,已没有一个居民,所有的民房都敞着大门,城里驻扎的全是国军。各师各营各连的国军都有,这根本是一个大军营!
城里哪儿有两个挑夫?哪儿有两个弟弟?
曾连长叫来几个士兵,走遍全东安城找!
找不到!根本没有人看到过两个挑夫挑着两个孩子!
父母亲伤痛欲绝,连一向镇静的曾连长,也开始不安起来。他又说,可能他们还在白牙。我们从大风坳山下到白牙走的是小路,路较近,如果挑夫走了大路,或在中途休息,那么可能比我们较晚才到白牙。也可能从白牙到东安走了一条与我们不同的路,尚在路上。于是,他一面安慰我们,一面分派两批快骑,分两路向白牙赶去!
第一批快骑回报:没有踪迹。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批快骑身上,等待中时间变得特别缓慢,焦虑也越来越重,然后,第二批的王排长快马跑回来了,他大声叫着说:“我们找不到陈家的娃仔,却与一批日军遭遇上了,他们向我们放枪,我们也向他们放枪!我想找娃仔事小,回来报告日军的动向更重要!”
据说,政府为了保持抗战的实力,不愿意作无谓的消耗战,军队都奉命退守到各地。东安既不是迎战的战场,又知道日军加速进逼,于是,顿时间,东安城乱成一团。各路军队都纷纷提前向各自目的地开拔。曾连长率领的是辎重部队,更不能不与其他部队一起撤离!
眼看别的部队都已撤离,曾连长不能再犹豫,一面大声下令自己的部队撤退,一面飞快地把我抱上马,对我父亲大叫着说:
“陈先生,年纪轻轻的,还怕没儿子吗?生命要紧,快走吧!”说着便拍马疾驰。也许在他想来,只要把我带走,我父母也就会跟上来了!
这些日子来,我一直跟着曾连长骑马,也因为跟着曾连长骑马,我才没有和弟弟们一起失踪。曾连长马背上的位子,我都坐熟了。可是,这次,我惊惶回顾。只看到我那可怜的爸爸妈妈,呆呆地站在路边,像两根木桩,动也不动。我心中大急大疼,那位子就再也坐不稳了。我嘴里狂叫了一声:
“妈妈呀!”
一面,就挣扎着跳下马去,曾连长试图拉住我,我早已连滚带跌地摔下马背,耳边只听到连长那匹骏马一声长嘶,再回头,那马载着曾连长,已如箭离弦般,绝尘而去。我没被马踩死,真是古怪!
我从地上爬起来,跌跌冲冲地爬到母亲身边。
母亲用双手紧拥住我,父亲愣愣地站在旁边。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呆呆地、失魂地,眼看着军队一队队飞驰而去。
一切好快,曾连长不见了,所有的驻军都不见了,只有滚滚尘埃,随风飞扬。
偌大的东安城,在瞬间已成空城。城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四周变得像死一样寂静。
风吹过,街上的纸片、树叶、灰尘……在风中翻滚。家家户户,房门大开,箱笼衣物,散落满地。
我们伫立在街边上,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里想的,只是那两个现在不知流落何方的弟弟!
第十三章 投河
我不知道我们在东安城里站了多久。只知道,最后,我父母终于开始走动了。他们牵着我的手,一边一个,很机械化地、很下意识地、很安静地向城外走去,没有人说一句话。
我从马背上摔下时,把鞋子也滑掉了。跟着父母走出东安城,在那种摄人心魄的肃穆气氛下,我想也没想到我的鞋子。出了东安城,地上满是煤渣和碎石子,我赤足走在煤渣和碎石子上,脚底彻骨地刺痛,但我咬紧牙关,不说也不哼。父母的沉默使我全心酸楚。虽然我那么小,我已深深体会出当时那份凄凉,那份悲痛,和那份绝望!
城外有条河,叫做东安河,离城要经过东安河上的那座桥——东安桥。
我们机械化地走上桥,母亲走到桥的中央,便停下步子,站在桥栏杆边,痴痴地凝视着桥下的潺潺水流!
我还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父亲已闪电般扑过来,一把抱住我母亲,他们虽然没说一句话,但彼此心中已有默契,父亲知道母亲要做的事。
“不行!”父亲流着泪说,“不行!”
“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母亲凄然问,“两个儿子都丢了!全部行李衣服也丢了!凤凰连双鞋子都没有。曾连长走了,日本军人马上就要打来……我们还有路走吗?孩子失去,我的心也死了!而且,日本人追来了我们也是死路一条,与其没有尊严地死在日本人手里,不如有尊严地死在自己手里!”
父亲仰天长叹:
“好吧!要死,三个人就死在一起吧!”
母亲俯下身来,对我说:“凤凰,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死?”那时候,我只有六岁,根本还不了解“死”的真正意义,我既然跟定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死”,我焉有不死的道理。我只觉得心里酸酸涩涩,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想麒麟、想小弟,我知道他们丢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所以,我回答说:“好!”
说完,我哭了。
母亲也哭了。
父亲也哭了。
我们一面哭着,一面走下桥来,走到岸边的草丛里,我亲眼看到父母相对凝视,再凄然地拥吻在一起,然后从岸边的斜坡上向河中滚去,滚进了河水。
河水并不很深,我看到父亲把母亲的头按在水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母亲不再动弹,父亲也不再动弹,河水不能使他们沉没,但已使他们窒息。
我开始着急,我不知道父母是否已死,我既然答应说也愿意死,当然也得一死,我不知道怎样才会死。既然父母说要死便滚进河水,谅必要死就得下水。
因此,我一步一步地向河水中走去,慢慢地挨向父母。水流很急,我的身子摇摇晃晃只是要跌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维持身子的平衡。河水逐渐浸没了我的小腿,浸没了我的膝盖,当河水没过我的腰时,我再也无法站稳,就坐了下去。这一坐下去,河水就一直淹到我的颈项了。这样一来,恐惧、惊吓和悲痛全对我卷来,我本能地就放声大哭,边哭边喊:
“妈妈呀!爸爸呀!妈妈呀!爸爸呀!……”
我泪眼迷糊地看到,母亲的身子居然动了,接着,我感到母亲的手,在水底摸到了我的脚。
原来,母亲并没有死,她只是被水淹得昏昏沉沉,这时,被我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竟然喊醒了。她母性的本能还想保护我,伸手在水底摸索,正好握住我的脚。顿时间,她醒了,真的醒了。
我看到母亲挣扎着从水里坐起来,又去拉扯父亲,父亲也没死,从水中湿淋淋地坐起来,怔怔地看着母亲。母亲流泪说:
“不能死!我们死了,凤凰怎么办?”
一句话说得我更大哭不止。于是,三人拥抱着,哭成一团。
哭完了,父亲和母亲决定不死了。
我们三个,又从水里爬上岸。
那天,有很好的太阳,我们三个人,从头发到衣服都滴着水,除了身上的湿衣服以外,三人都两手空空,别无长物。离开家乡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一贫如洗”。我们还真是入水“洗”过了。顶着满头的阳光,我们大踏步地往前走去。因为我没鞋子,父亲心痛,常常把我背在背上,我对亲情的感受从没那时来得深厚。尤其,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弟弟!
父母都走得很安静,很沉默,也很轻松,因为他们真的一点“负担”也没有了。他们似乎连顾忌和害怕也没有了。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事实上,以后许多年,父母都常谈起这次“死后重生”,认为那是一生中最“海阔天空”的一刹那,对生与死、得与失,都置之脑后了。)
我们就这样又“活”过来了。
第十四章 老县长
一家五口,现在只剩下三个人。我喉咙中始终哽着,不敢哭,只怕一哭,父母又会去“死”。
以往,我们的旅程中虽然充满了惊险,也曾在千钧一发的当儿,逃过了劫难。但是,总是全家团圆在一块儿,有那种“生死与共”的心情。现在,失去了弟弟,什么都不一样了。麒麟爱闹,小弟淘气,一旦没有他们两个的声音,我们的旅程,一下子变得如此安静,安静得让人只想哭。
我们忍着泪,缓缓而行,奇怪的是,一路上居然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连那队被王排长所遭遇的日军,也始终没有追来。
东安城外,风景绝美,草木宜人,花香鸟语,竟是一片宁静的乡野气氛。谁能知道这份宁静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腥风血雨!发生过多少的妻离子散!我们走着,在我那强烈的、对弟弟的想念中,更深切地体会到对日军的恐怖和痛恨!
平常我也常和弟弟们吵嘴打架,争取“男女平等”(湖南人是非常重男轻女的)。而现在,我想到的,全是弟弟们好的地方。我暗中发过不止一千一万次誓,如果我今生再能和弟弟们相聚,我将永远让他们,爱他们,宠他们……可是,战乱中兵荒马乱,一经离散,从何再谈团聚?他们早已不知是生是死,流离何处。
那一整天,我们就走着,走着。母亲会突然停下脚步,曝泣着低唤弟弟们的名字。于是,我和父亲也会停下来,一家三口,紧拥着哭在一起。一会儿,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一天是那么荒凉,那么渺无人影的。郊外,连个竹篱茅舍都没有,国军都已撤离,日军一直没有出现……仿佛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们这三个人。
我们似乎走过一座小木桥,似乎翻过了一座小荒山,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听到了鸡声和犬吠,证明我们已来到了人的世界!加快了脚步,我们发现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庄。
那村庄房屋重叠,像一个小小的市镇(可惜我已忘记那村庄的名字),在村庄唯一人口的道路上,却站着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像站岗般守在那儿。我们跋涉了一天,在剧烈的哀痛中,和长途步行的劳累下,早已筋疲力尽而饥肠雷鸣。再加上一路上没见到一个人,现在,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心里就已热血翻腾,恨不得拥抱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感慨交加地往村庄中走去,谁知道,才举步进去,那站岗的年轻人就忽然拿了一把步枪,在我们面前一横,大声说:“什么人,站住,检查!”
我们愕然止步,父亲惊异和悲伤之余,忍不住仰天长叹,一迭连声地说:
“好!好!好!我们一路上听日军说这两句话,想不到,现在还要受中国人的检查!只为了不甘心做沦陷区的老百姓,才落到父子分离,孑然一身!检查!我们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被检查!”
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又悲愤,又激动。话才说完,就有一个白发萧萧、面目慈祥的老人从那些年轻人后面走了出来,他对父亲深深一揖,说:
“对不起,我们把村子里的壮丁集合起来,是预备和日军拼命到底的。检査过路人,是预防有汉奸化了装来探听消息。我听您的几句话,知道您一定不是普通难民。我是这儿的县长,如果您不嫌弃,请到寒舍便饭,我们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招待您一家过夜!”
老县长的态度礼貌而诚恳,措辞又文雅,立刻获得父母的信任和好感。于是,那晚,我们就到了老县长家里,老县长杀鸡杀鸭,招待了我们一餐丰盛之至的晚餐。席间,老县长询问我们的来历和逃难经过,父亲把我们一路上的遭遇,含泪尽述。老县长听得十分动容,陪着父亲掉了不少眼泪。最后,老县长忽然正色对父亲说:
“陈先生,您想去后方,固然是很好,可是,您有没有为留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想过?”
父亲不解。老县长十分激昂地说:
“您看,陈先生。中日之战已经进行了七年,还要打多久,我们谁都不知道。日军已向东安进逼,打到我们村里来,也是弹指之间的事,早晚,我们这里也要像湖南其他城镇一样沦陷。我已经周密地计划过了……”他完全把父亲引为知己,坦白地说,“我把附近几个村庄联合起来,少壮的组织游击队,发誓和日军打到底。老弱妇孺,必须疏散到深山里去,我们在山里已经布置好了,只要日军一来,就全村退进深山,以免被日军蹂躏。那深山非常隐蔽,又有游击队保护,绝不至于沦入敌手。可是,陈先生,我一直忧虑的,是我们的孩子们,这些孩子需要受教育,如果这长期抗战再打十年八年,谁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谁来教他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谁来灌输他们的民族意识?陈先生,您是一个教育家,您难道没有想过这问题吗?”
父亲愕然地望着老县长,感动而折服。于是,老县长拍着父亲的肩膀,热烈地说:
“陈先生,留下来,我们需要您!您想想,走到四川是一条漫长的路,您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未来仍然吉凶难卜!与其去冒险,不如留下来,为我们教育下一代,不要让他们做亡国奴!”
老县长的话显然很有道理,因为父亲是越来越动容了。但是,父亲有父亲的固执:
“为了逃出沦陷区,我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在这么高的代价之下,依然半途而废,未免太不值得了!不行!我还是要走!”
“留下来!”老县长激烈地说,“留下来比走更有意义!”
“不行,我觉得走比留下来有意义!”
那晚,我很早就睡了,因为我已经好累好累。可是,迷迷糊糊地,我听到父亲和老县长一直在争执,在辩论,在热烈地谈话,他们似乎辩论了一整夜。可是,早上,当老县长默然地送我们出城,愀然不乐地望着我们的时候,我知道父亲仍然固执着自己的目标。父亲和老县长依依握别,老县长送了我们一些盘缠,他的妻子还送了我一双鞋子,是她小脚穿的鞋子。我只走了几步路,就放弃了那双鞋。我至今记得老县长那飘飘白发,和他那激昂慷慨耿直的个性。长大之后我还常想,一个小农村里能有这样爱国和睿智的老人,这才是中国这民族伟大和不朽的地方!
我记下老县长这一段,只因为他对我们以后的命运又有了极大的影响。我们怎知道,冥冥中,这老县长也操纵了我们的未来呢?
和老县长分手后,我们又继续我们的行程,在那郊外的小路上,行行重行行,翻山涉水,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另一个乡镇。
这个乡镇并不比前一个小,也是个人烟稠密的村庄,我们才到村庄外面,就看到一个三十余岁的青年男人,正若有所待地站在那儿。看到了我们,他迎上前来,很礼貌地对父亲说:
“请问您是不是陈先生?”
父亲惊奇得跳了起来,在这广西边境的陌生小镇上,怎会有人认得我们而等在这儿?那年轻人愉快地笑了,诚恳地说:
“我的父亲就是您昨夜投宿的那个村庄的老县长,我父亲连夜派人送信给我,要我在村庄外面迎接您。并且,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请您留下来!”
原来那老县长的儿子,在这个镇上开杂货店,老县长虽然放我们离去,却派人送信给儿子,再为挽留我们而努力。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感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们去了这年轻人的家里。
在那家庭中,我们像贵宾一样地被款待,那年轻人有个和我年龄相若的女儿,他找出全套的衣服鞋子,给我重新换过。年轻人不住口地对父亲说:
“爸爸说,失去您,是我们全乡镇的不幸!”
父亲望着母亲,好半天,他不说话。然后,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下决心地说:“好了!你们说服了我!我们留下来了!不走了!”于是,我们在那不知名的乡镇里住了下来。
这一住,使我们一家的历史又改写了。假若我们一直住下去,不知会怎样发展。假如我们根本不停留,又不知会怎样发展。而我们住下了,不多不少,我们住了三天!为什么只住了三天?我也不了解。只知道,三天后,父亲忽然心血来潮,强烈地想继续我们的行程,他又不愿留下来了,不愿“半途而废”。虽然,老县长的儿子竭力挽留,我们却在第四天的清晨,又离开了那小镇,再度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这三天的逗留,是命运的安排吗?谁知道呢?
第十五章 难民火车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抗战时期的“难民火车”,我不知道坐过那火车的人能不能忘记那种经验。
我们离开那小乡镇后,翻过了一座荒山,就第一次看到了去桂林的难民火车!初听汽笛的狂鸣,初次看到那么多的人,车厢里,车厢顶上,车厢下面……人叠着人,人挤着人……我们兴奋得大叫。有火车,我们不必再走路了!有火车,我们就安全了!有火车,可以把我们带往四川!于是,我们爬上了车顶,挤进了人潮里。
在我记忆中,那难民火车有“上”“中”“下”三等位子。“上”位是高踞车厢顶上,坐在那儿,无论刮风、下雨、大太阳,你都浴在“新鲜”的“空气”中。白天被太阳晒得发昏,夜晚被露水和夜风冻得冰冷。至于下雨的日子,就更不用去叙述了。“中”位是车厢里面,想象中,这儿有车厢的保护,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苦恼,一定比较舒服。可是,车厢里的人是地道地道的挤沙丁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杂在一个车厢中,站在那儿也可以睡着,反正四面的人墙支持着你倒不下去。于是,孩子们的大小便常就地解决,车厢里的汗味、尿味、各种腐败食物的臭味都可以使人生病。何况,那车厢里还有一部分呻吟不止的伤兵和病患。“下”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如今回忆起来,我仍然心有余悸。在车厢底下,车轮与车轮的上面,有两条长长的铁条,难民们在铁条上架上了木板,平躺在木板上面,鼻子顶着的就是车厢的底,身侧轰隆轰隆旋转的就是车轮。稍一不慎,滚到铁轨上去,就会被辗为肉泥。
这,就是难民火车。
我和父母还算幸运,我们在“上”位上找到了一块位置。我想,三种位子里还是上位最好。但是,当时选择车顶的人比选择车厢的人仍然少得多。因为车顶上极不安全,一根凸出的树枝可以把你扫下车子,电线可以挂住你,打个瞌睡,也可能滑下车子。所以,每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坐好了就不能移动。
我们有了“上位”,本以为是一段“徒步跋涉”的终止,谁知道,搭上了车,我们才发现高兴得太早。姑不论坐在那种车顶上有多少限制和恐惧,那车子是烧煤的,阵阵煤烟,随风而至,车子开了没多久,我们也都成了黑人,而且被煤烟呛得咳个不停。再加上,时时刻刻,可以听到一阵惨呼或哭叫,使我们明白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内”的“意外”。在一个大的战乱里,生命是那么渺小而不值钱。
过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个新发现,这难民火车并不是挨站停车,而是“随时”停车,高兴走的时候走,高兴停的时候停,停多久也不一定。因为燃料的不继,常常一停就停上好几小时,又因为火力的不足,常常会把整节车厢抛下来不顾了。我们就这样坐在车顶上,走一阵,停一阵,再走一阵,再停一阵……白天,黑夜,黎明,黄昏……一日又一日。
我们坐在那儿想弟弟、想未来、想那早就该到达而始终未曾到达的桂林城。母亲常常啜泣,我用手紧紧地环抱住母亲,父亲再用手紧紧地环抱住我们。父母和我都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分散。因而,在那几日搭难民火车的时间里,我们要下车就三个人一起下,要上车也三个人一起上,生怕车子忽然开走,又把我们给分散了。
这难民火车越走越慢,越停越久,我们相信,如果是步行的话,我们早已到了桂林。这火车的速度比步行还慢,可是,母亲的脚创未愈,我的脚上更是伤痕累累,坐车总比走路好,所以我们也就一直搭着那辆火车。
这样,我们居然又遭遇了一件奇迹!
这天早晨,车子又停了。和往常一样,停下来似乎就没有再走的意思。停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坚持下车走一走,因为我又两腿发麻了。父母带着我下了车,怕那火车说走就走,我们沿着车厢,在铁轨边走来走去,活动着筋骨。就在此时,忽然有个声音在大叫着:
“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循声看去,在一个车厢顶上,有位军人正对着父亲又挥手又挥帽子,大呼大叫。我们跑过去,那是个负着轻伤的伤兵!看来似曾相识,那军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急促地嚷着:
“陈先生!我是曾连长的部下!你快去找我们的连长,你家的两个娃仔,被我们连长找到了!”
不相信我们的耳朵,不相信我们的听觉。父母一时之间,竟呆若木鸡。然后,是一阵发疯般的狂喜及雀跃,父母忘形地大跳大叫,夹杂着父亲紧张、兴奋、语无伦次的询问声:
“真的,你亲眼看到吗?他们好吗?但是……但是……你的连长在什么地方?”
“连长在桂林!他今天才去的桂林!你们去桂林找他!孩子们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好好的!我亲眼看到的!”那军人和我们一样兴奋,“快去桂林!快去!”
桂林!啊!桂林!父母相对注视了一秒钟,看了看那毫无动静的难民火车。同时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举起手来,他们对那军人感激涕零地嚷着: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父母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我们放开脚步,就沿着铁路,向桂林城的方向狂奔而去。
第十六章 弟弟找到了
桂林!桂林!桂林!
我想,父母和我,都从未这样发疯般地狂奔过,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得无法呼吸时才停止,休息一两分钟,又再度狂跑,这样,我们一直跑了好几小时。那难民火车,始终没有开上来。
从早上跑到中午,我们终于到了桂林城!
抵达了桂林城,天知道我们有多焦急,多兴奋,多迫切!一进城门,我们就呆住了!
仿佛又回到了当日的东安城,满桂林都是各路驻军,街边上、民房中,全是军人,老百姓几乎找不到,只见到满城满街的驻军。桂林比东安大,这么大一个城中,在成千成万的驻军里,哪儿去找曾连长?父亲顾不得避嫌疑,看到任何军官就问:
“请问您知道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曾彪驻扎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父亲越问越急,这消息显然有些靠不住,曾连长确实在桂林城吗?父亲焦灼得满街乱闯:“你知道曾连长吗?”
“你认识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吗?”
一个军官拦住了父亲。
“老百姓为什么要打听军队?”他狐疑地问,“你的身份是什么?”父亲惶急地解释着,就在这时,一声熟悉的大吼忽然传了过来:“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一抬头,迎面大踏步冲来的,正是曾连长!父亲忘形地狂叫了一声:
“曾连长!”
冲过去,他们紧拥在一起,父亲顿时泪如雨下。曾连长急急地说:“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我正准备今天下午,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乡下我的老家里去,交给我的老婆抚养,如果你们晚来一天,你们就见不到这两个孩子了!”
“他们好吗?”母亲哭泣着问,“你怎么会找到他们的?他们没受伤吗?”
“两个小家伙又壮又结实!”曾连长笑着,“怎么找到的?说来话长!我们一直以为两个挑夫落在后面,谁知道他们早已出了东安城,走到前面去了。那两个挑夫准是发现落了单,就不安好心,商量着开了小差了。把两个孩子遗弃在一条小路上!事有凑巧,我出了东安城,就选了这条小路,王排长听到有孩子哭,找了过去,两个孩子正爬在一口荒井上哭呢!说爸爸妈妈不要他们了!”
母亲想笑,却一直哭,父亲也泪盈满眶。曾连长带着我们往他驻扎的院落里走去,一面说:
“我曾经派人奔回东安城去找你们,却没有找到,我想,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后,我要在四川、湖南,各大报登启事找你们,把孩子还给你们,如果找不到,这两个孩子,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了!”
没有言语可以说出我们对曾连长的感激。我那时虽如此稚龄,却也能体会到父母那刻骨铭心的感谢和激动。
这样,在一间小小的平房里,我们又见到了我那失踪多日的两个弟弟!
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
小弟弟一看到母亲,就“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扑奔过来,用手紧紧箍住母亲的脖子,把脸埋进母亲的怀里。麒麟手中有一把玩具小手枪,大约是王排长找来给他的。看到了我们,他瘪了瘪嘴,红着眼睛,举着枪,对我们瞄准,说:
“砰砰砰!打你们,你们好坏,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父亲跑过去,把他抱进怀里,于是,他也哭了。我跑过去,加入了他们,我也哭了。
我们一家人拥抱着,哭成一团,抱得好紧好紧。什么叫“喜极而泣”?什么叫“悲欢离合”?我在那一瞬间全了解了。
我们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父母拉着我们三个孩子,转身对曾连长跪了下去。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亲这样诚心诚意地跪倒在一位恩人的面前。
我们和弟弟,前后整整分散了七天。在一个大战乱里,分散七天而又重聚,像个传奇,像个神话,像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后来和曾连长谈起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是当天才到桂林的,如果我们早到桂林一天,碰不到曾连长,晚来一天,弟弟们已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是谁安排我和父母遇到那热心的老县长,在那小镇莫名其妙地逗留了三天?为什么是三天而不是四天?是谁安排我哭醒父母,从河中爬起来继续求生?是谁安排我们搭上那班难民火车,刚好遇到连长的部下?人生的事,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从此,我虽是无神论者,却相信“命运”二字!我和弟弟们的故事,我只能说,“命运”太神奇!
所以我常说,人生的故事,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信不信?
第十七章 别了!曾连长!
在桂林城中,和弟弟们重逢之后,我记得,我们并没有停留多久。因为战火的蔓延,桂林城中,早已重兵驻扎,而日军环伺左右,桂林城早晚要成为一个战场,绝不是个可以停留的地方。
那两天,父母亲和曾连长有谈不完的话,我和弟弟们都三跪九叩地拜倒在曾连长面前,正式认了曾连长为干爹。本来,和曾连长重逢,我们原可以又像以前一样,在连长保护下往前走。谁知道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既有“死守”二字,就等于与桂林共存亡了。曾连长一面部署他的队伍,一面安排我们全家的去路。他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语气对我们说:
“你们先去后方,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胜利之后,再好好地团聚!喝他两杯酒,来回忆我们的认识经过!”
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么想,我对曾连长,却已有那份孺慕之情,总记得跟着他骑马翻越大风坳的日子,总记得喝他水壶中的水的情景,总记得他把我失去的弟弟们带回给我们的那种奇迹!可是,我们终于离开了曾连长!
我们是搭难民火车离开桂林城的。曾连长在找到弟弟们的同时,也找到了被挑夫们抛弃的行李,所以,我们的行李,又都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连长预先派他的部下,在难民火车的车厢中,给我们占据了一块不算很小的位置,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着车窗,含泪望着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
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
别矣,曾连长!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长。在我们以后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打听桂林的消息,知道桂林终于失守。但是,我们都很有信心,曾连长一定等着和我们“举杯话当年”,只是,茫茫人海,一别之后,就渺无音讯了。
(胜利后,我们曾经多方寻找曾连长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是我们全家都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和曾连长告别,搭着难民火车,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再往四川。当时,是遵照曾连长的指示,走一条入山的小路,从桂林往西边走。
记忆中,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难民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失去了挑夫,我们不但每个孩子都要步行,而且,连六岁的我,背上都背着包袱,行行重行行,每日徒步三十里路。
只记得那条路上,满坑满谷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至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我们走得苦极了,小弟弟总是哭,可是,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我想,在那么多难民群中,可能只有我们家,在凄凉之余,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
可是,好景能维持多久呢?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战乱中朝不保夕,我们的生命力,又能有多强?
第十八章 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走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
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着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着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着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着我,含着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
“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地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着,哭着,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着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
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人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地哭泣。(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找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奇迹”又再度来临了。
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地对母亲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地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萧先生!
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地为我们全家奔走,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渡过了。症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他们和父亲一谈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以后许多困难。
于是,我们跟着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条小木船,沿着山间的一条激流融河,往贵州的榕江前进。在这小船中,我们又度过了惊险刺激的二十天。
第十九章 融河二十日
我们坐的小船,正像国画中老渔翁垂钓江边的那种小船,细细长长的,中间有一个半圆的篷,是用竹片编成的,篷的两头是船头和船尾,篷下便是“船舱”。在图画中,这种船是很诗情画意的,但你必须乘坐这种小船,挨过二十天的激流逆行,就简直苦不堪言了。
广西大学一共租下了二十多条这种小船,编成了一个船队。每两户人家共坐一条船。我们当然也与另外一家人共同分配一条船。船舱的中间挂起了一条布幔,作为藩篱。这一半的船舱有多大呢?在我的记忆中,比一张方桌大不了多少。白天,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围坐在一起,中间用一床棉被盖住腿,说说笑笑,倒也容易挨过。到了晚上,面积怎么也不够五个人平卧下来,必须有两个人轮流睡到船头的“甲板”上去一至少有两个人的头或脚,必须暴露在船篷以外一天晴,倒也罢了,到了下雨刮风的天气,可真惨不忍睹。风浪太急的时候,江水也会沾得衣襟尽湿,露水也会浸得你彻骨冰冷。
记忆中,我常常轮到睡在“甲板”上!(也许父母认为我比弟弟们年长一点,比他们更能忍受一点风寒。)记忆中,我常常被冰凉的雨水、河水、露水冷醒!记忆中,我还是倦极而入眠。
那么长时期的“煎熬”,居然没有生病,也可说是奇迹了!
船舱的面积,已不够我们容身,坎事只能发展到船头上去。伙食当然是愈简单愈好,早餐稀饭,用点红糖拌一下就打发过去了,午晚餐,用白饭拌点猪油和盐,就可以充饥了。我们经常就这样没有佐菜下饭的。可能隔一天才有一道“美味”打牙祭——几颗辣椒炒豆豉。那一小瓶辣椒豆豉,实在太珍贵了,全家食用时,定量分配,每人只能分几颗,我记得享受那几颗辣椒豆豉,比山珍海味还可口,必须在口中嚼上老半天,才舍得吞下肚去!
有一天,船队停泊下来的时候,有些船民,煮了新鲜的玉米来兜售。我们实在抵制不了这么大的诱惑,孩子们吵翻了天,要求父母买玉米。事实上,我们穷得不应该有这样奢侈的享受,但是父母还是狠下心买了一根玉米,像分珍珠一样地大家分食。如果辣豆豉是山珍海味的话,那一根玉米,不啻是龙肝凤肉了!
我们这条船,是由父子二人来操纵的,那父亲才三十来岁,儿子只有十岁左右,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实际上,只能算一个半人。这样满满的一船人,这样漫长的路程,由这样一个半人来操纵,前途如何真不可想象。
开船以后,比我们想象更坏。
融河,也称融江,两岸都是千仞峭壁,江水湍急,处处有暗礁,时时有漩涡,真是危机四伏。这种船当然不用动力,也没有风帆,全靠父子二人合力用竹篙、用木茱,与江水奋斗,所以船速缓慢,并且只能在白天行舟,人晚就停泊在岸边。为了怕江水把船冲散,停泊时二十多条船都用绳子串联在一起。如果停泊的地方无法上岸,大家只能枯守一夜,如果停在一个大站,有码头可以上岸,这可是一大乐事,就可以去补充一点必须补充的用品,也可以上岸伸展一下手脚。当然,孩子们只许在岸边玩玩,不许走远。我记得我最喜欢在岸边捡各种颜色的鹅卵石。有一天,我捡到一些白得晶莹可爱的石块,人家告诉我是打火石,可把我乐极了。我常常蹲在船头用打火石碰击着玩,看点点火星飞耀,觉得美极了、快乐极了,也帮助我度过不少这些难挨的日子。
有一天,我又蹲在船头玩打火石,船一个颠簸,便把我颠到江水中去了,江水湍急,眼看就要小命归天,幸好船夫眼快手快,他的泳术是何等高明,一下子就把我救起来了。虽然命是捡回来了,但我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打火石,难过极了。当时,我觉得这些打火石比生命更可贵!我的童年没有什么玩具,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的小锦旗和我的打火石!
后来,我又掉进水中好几次,几乎每个人都有掉进水的经验,因为我们每个人必须在船舷解决一些“大事”、“小事”,掉进江水的机会是很多的。好在船夫十分机警,每一次都被他救起来,后来,大家就“有恃无恐”了!
但不幸的事件,终于又发生了,我们生命的保障——那位年轻力壮的船夫突然病倒了,是潜伏的疟疾症发作。英雄只怕病来磨,何况一打起摆子,任凭你钢筋铁骨,也禁不起折磨。
虽然,他咬了牙“主持大局”,不过划船、撑篙的重任,也就落在他儿子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两家人的性命,操纵在一个孩子手中了!
船速愈来愈慢,终于脱离了船队,无助地在激流中漂流。
船夫和他的儿子一加上船上其他成人们手忙脚乱地帮忙,勉强把船靠到了岸边,船夫上岸买药。那时候,这条船的主宰就完完全全落在这个十来岁大的孩子身上。
水流太急,绷断了绳缆,船便向下流漂去。孩子用尽了浑身解数,设法把船稳住,他虽然“身怀绝技”,毕竟力气不够,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用双手抓住岸边的杂草,全船的人也都纷纷抓住可抓的东西——一块大石,或一根树根。
总算在筋疲力尽的时候,救星出现了,船夫买了药回来了,靠着他的经验和技巧,把船稳住。
第二天,我们终于又赶上了船队,大家都不相信我们会归队。已经有两条船离失,而从此失去了踪影。
经过了这次“大难”以后,我们更能忍受生活方面的痛苦。对这条小船,也增进了不少信心,不再羡慕那些坐“大船”的人们了。
对了,这些小船是我们这种贫穷的难民坐的,富有的人家,可以包大船,船舱宽大舒敞。船是几十个纤夫在岸上拉纤,再由两排船夫在船上撑篙,配合着前进。
我记得那些纤夫弓着身子,拼命地向前一步步迈进,绳子都好像快要嵌进肉里去了。他们那些深沉的呼叫声,单调的、重复的、凄怆的、有韵律的哎唷、哎唷的呼叫。这不是歌,这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呐喊。拉纤的在岸上每喊一声,船上的船夫们就应一声。
我中学时学会了一支歌《拉纤行》:
前进复前进,
大家纤在手。
顾视掌舵人,
坚强意不苟。
骇浪惊涛中,
前进且从容。
无涯终可至,
南北或西东。
曲子是洪亮动听的,歌词是快快乐乐的,中间所谓的“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与我小时候目睹的景象完全不同,那前进绝不“从容”,而是“沉重”。我觉得我们宁可多吃一点苦坐上这条小船,而不愿坐那些把舒适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大船。
终于,我们愈来愈耐得住苦楚了。
终于,我们到达目的地——榕江。
但是,榕江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地,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重庆。从榕江到重庆,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旅程。
到了榕江,广西大学本身发生了财务困难,既无法发放薪水,也无法继续整队向内地疏散,于是大家纷纷各奔前程,无形中解散了。父亲又失业了,而我们的生活,仍然要继续下去,行程,也要继续下去。
第二十章 糍粑与红薯
贵州当地人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糍粑,用糯米磨粉做糕,油煎而成。
另一种比糍粑更廉价而足可果腹的食物是红薯,那时候天气太冷,两手拿着蒸得软软热热的红薯,边走边吃也真是乱世中的一大享受呢!
我父母一商议,卖这两种“价廉物美”的食物,可能是最好的生计;再一商议,决定双管齐下——我父亲去卖红薯,我母亲去卖糍粑。全家分成两组,我是归人父亲的一组。因此,母亲卖糍粑的经过,我没法亲眼目睹,父亲卖红薯的故事,却使我记忆犹新。
当时的榕江,挤满了难民,大家又都各谋生计,父亲卖红薯,有更多的人也在卖红薯,大家卖红薯,又叫又吼的,生意兴隆。我这位爸爸大人啊,平常在讲台上是滔滔不绝的,在市场上,却真呆若木鸡,完全不知道如何去招揽顾客。他悠闲得很,潇洒得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静待顾客上门。顾客偏偏不上门,一个问津的人都没有,他既不急又不恼,只是静静地等下去。
终于上天不负苦心人,等到别的红薯摊把红薯卖得差不多后,总算有一条鱼儿自动上钩来了。我们好高兴地招呼这位“贵人”——他要买半斤红薯。
我这位“好好先生”似的父亲兴高采烈地到锅里去捞红薯,锅中的红薯一直用火炖着,所以烫得很。他可不知道如何把如此滚烫的红薯捞出来,好不容易一面捞而一面掉地捞出了一些红薯,包了起来用秤来称,糟了,他不会认秤,不知道怎样才算半斤。称来称去称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多重,他满头大汗地对我说凤凰,怎样才算半斤?“天啊,我那时候才六岁,怎会认秤,后来还是旁边的摊贩实在看得忍不住,帮他称好了半斤红薯。当他把红薯从秤上拿下来的时候,却把那些红薯全部掉到地上去了。”
那位顾客已经忍无可忍,我父亲心一横,干脆把秤往地上一扔,把锅盖一开,对那位顾客说:“你自己拿吧,你爱拿多少就拿多少!”
这是唯一的一笔交易。我妈妈卖糍粑的经过如何,不得而知,却只记得以后几天,我们的一天三餐不是红薯,便是糍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