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集体屠杀英格兰战俘，这件事肯定和光荣、伟大、仁慈的征虏大将军没有半毛钱关系。
黄勇会检讨自己疏于防范，没想到仇恨英格兰人的大明子民会如此残忍，直接导致一千左右俘虏死无全尸。
再比如说平壤城内清军把总以上的官佐全部死于非命，毛承禄和尚可义就会主动承担责任，他们的解释是，没想到清军中官兵关系如此紧张。
早知道几大百军官会被乱军杀死应该提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此时已经是九月初，毛承禄和尚可义早已经离开了平壤。
不仅仅是他们，参与收复平壤城的所有正兵营都往西而去，留下了五个卫所军千总和刘奋勇的两个千总骑兵配合温体仁等等“汉江省”官员安定地方。
六百里加急的捷报火速送往京师之时正好在中秋节到达，这一天也是温体仁率领人马进入平壤城的日子。
至此朝鲜主要的城池全部被“红旗军”夺取，成为了“汉江省”的府城、州城、县城。
平壤城内数万军民高喊口号欢迎“红旗军”理所当然，气氛肯定热烈，否则就是刘在旗、姜新等等宣传主官工作的失职。
很明显“汉江省”的地盘在年底前会扩大一倍，又有几十个州城府县需要派遣官员，温体仁请示黄汉后写下了二百余官员的调任名单跟捷报一起送往京师呈交吏部。
官员中有八九成是温体仁和“汉江省”官员公推，黄汉不了解这些人当然不会给出反对意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汉江省”的官员能上能下，发现不称职的官员降级、调离、免职都可以。
黄汉特批了十几人，其中就有陈奇瑜恳请调任来“汉江省”担任知府的练国事。
陈奇瑜乃是东林党，由于黄汉出手，他由充军的囚徒死灰复燃又成为了高官，现在得到黄汉重用参与围歼多铎。
他知恩图报工作很卖力，举荐的练国事乃是被他连累遣戍广西的大明罪官。
练国事也是东林党，是东林点将录里的地捷星花项虎，官至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
由此可见被围在车厢峡的流寇之所以得以逃出生天，跟东林党大员收受贿赂不无关系。
黄汉不担心陈奇瑜、练国事、杨一鹏等等原大明朝堂上的东林党高官来到“汉江省”会带坏风气。
因为这里跟大明截然不同，所有的人都有具体工作安排，都有目标任务，都有考绩标准，花时间琢磨人少了时间琢磨事，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旗卫调查。
“汉江省”是全新的面貌，有积极向上的集体，领导班子不可能在短时间被腐蚀，况且最高领导人是清廉且机深刺骨的温体仁，在他手下玩人恐怕玩不转。
黄汉做出了规定，旗卫不仅仅调查官员、吏员的腐败行为，也调查行贿的商贾、官员，判罚之时行贿和受贿同罪。
后世给行贿定罪太低，直接导致官员要承受巨大的诱惑，要知道人是很难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的，毕竟如海瑞那么较真的大官少之甚少。
因此行贿之人更加坏，他们之所以行贿就是为了不正当竞争，成为了权钱交易的媒介，使得官员获得的公权能够私下里买卖。
其行为不仅仅破坏了公平原则还害了承受不了一次又一次诱惑的官员，不知多少被抓捕的贪官后悔为何守不住底线就可见一斑。
“红旗军”体系对行贿之人严惩不贷，不仅仅获罪判处劳动改造还要被罚没家财。
黄汉给执政的温体仁提了不少先进的管理理念，高智商值的温体仁一点就透。
他从来没想过为自己捞实惠，很满意现在的待遇，更加感激征虏大将军给了他“汉江省”这个政治舞台，只想着在有生之年留下丰功伟绩。
在他的完善下，“汉江省”监督体系逐渐有了权威性，对于大小事宜的批复，职权内的官员都有限制，必须在几天明确答复都形成了制度。
如果有官员敢于索贿，商贾、百姓有义务举报，“红旗军”鼓励他们举报，并且给予现银奖励，不举报还给予贿赂的会面临六个月以上的劳动改造。
大明有些官员很混账，就有县太爷接到朝廷收取商税的命令后在衙门口设立一个箱子，让商贩随意给多少，这样的行为还演变成了一段美谈，民间一致公认这是一位不与民争利的好官。
如此风气至国家何地？
在黄汉治理下的“汉江省”一旦出现这样的官员，不仅仅是官儿没得当那么简单。
因为渎职罪判处三年劳动改造必不可少，让这些沽名钓誉的官员干三年苦力，他们才能够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应该就能够领悟到何为真“不为民争利”。
“汉江省”的商税三十取一，也就是成交额的百分之三点三，如此优惠的税收如果商家还敢偷税漏税，处罚都是十倍以上甚至于百倍。
具体多少倍完全是根据偷税商家的家财而定，目的就是把他们罚得倾家荡产。
犯罪成本远远大于得到的实惠才会使得贪心不足得到遏制，用不着担心某个大商家倾家荡产倒闭了导致很多人失业，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倒毙一个无良没有责任心的企业无伤大雅，市场不会受到影响，原本这个企业的份额被其他或者新办的企业瓜分，肉依旧烂在锅里。
总而言之，黄汉主导下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不容挑衅，也很难变通，竭尽所能给予所有人最基本的公平。
京师外城的八月十五也是热闹非凡，那是郑秀娥在李三娘子暗自支持下组织了万人大游行，最后统计主动参加的人数接近十万。
动辄十万军民大游行足以彰显征虏大将军的号召力和动员力，京师官宦、京营将士们、锦衣卫、东厂参与者不知凡几，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秩序。
满城军民欢庆胜利，甚至于皇城内的宫女、太监、嫔妃、公主、皇子都在庆贺之时，崇祯皇帝喜忧参半。
黄勇会检讨自己疏于防范，没想到仇恨英格兰人的大明子民会如此残忍，直接导致一千左右俘虏死无全尸。
再比如说平壤城内清军把总以上的官佐全部死于非命，毛承禄和尚可义就会主动承担责任，他们的解释是，没想到清军中官兵关系如此紧张。
早知道几大百军官会被乱军杀死应该提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此时已经是九月初，毛承禄和尚可义早已经离开了平壤。
不仅仅是他们，参与收复平壤城的所有正兵营都往西而去，留下了五个卫所军千总和刘奋勇的两个千总骑兵配合温体仁等等“汉江省”官员安定地方。
六百里加急的捷报火速送往京师之时正好在中秋节到达，这一天也是温体仁率领人马进入平壤城的日子。
至此朝鲜主要的城池全部被“红旗军”夺取，成为了“汉江省”的府城、州城、县城。
平壤城内数万军民高喊口号欢迎“红旗军”理所当然，气氛肯定热烈，否则就是刘在旗、姜新等等宣传主官工作的失职。
很明显“汉江省”的地盘在年底前会扩大一倍，又有几十个州城府县需要派遣官员，温体仁请示黄汉后写下了二百余官员的调任名单跟捷报一起送往京师呈交吏部。
官员中有八九成是温体仁和“汉江省”官员公推，黄汉不了解这些人当然不会给出反对意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汉江省”的官员能上能下，发现不称职的官员降级、调离、免职都可以。
黄汉特批了十几人，其中就有陈奇瑜恳请调任来“汉江省”担任知府的练国事。
陈奇瑜乃是东林党，由于黄汉出手，他由充军的囚徒死灰复燃又成为了高官，现在得到黄汉重用参与围歼多铎。
他知恩图报工作很卖力，举荐的练国事乃是被他连累遣戍广西的大明罪官。
练国事也是东林党，是东林点将录里的地捷星花项虎，官至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
由此可见被围在车厢峡的流寇之所以得以逃出生天，跟东林党大员收受贿赂不无关系。
黄汉不担心陈奇瑜、练国事、杨一鹏等等原大明朝堂上的东林党高官来到“汉江省”会带坏风气。
因为这里跟大明截然不同，所有的人都有具体工作安排，都有目标任务，都有考绩标准，花时间琢磨人少了时间琢磨事，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旗卫调查。
“汉江省”是全新的面貌，有积极向上的集体，领导班子不可能在短时间被腐蚀，况且最高领导人是清廉且机深刺骨的温体仁，在他手下玩人恐怕玩不转。
黄汉做出了规定，旗卫不仅仅调查官员、吏员的腐败行为，也调查行贿的商贾、官员，判罚之时行贿和受贿同罪。
后世给行贿定罪太低，直接导致官员要承受巨大的诱惑，要知道人是很难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的，毕竟如海瑞那么较真的大官少之甚少。
因此行贿之人更加坏，他们之所以行贿就是为了不正当竞争，成为了权钱交易的媒介，使得官员获得的公权能够私下里买卖。
其行为不仅仅破坏了公平原则还害了承受不了一次又一次诱惑的官员，不知多少被抓捕的贪官后悔为何守不住底线就可见一斑。
“红旗军”体系对行贿之人严惩不贷，不仅仅获罪判处劳动改造还要被罚没家财。
黄汉给执政的温体仁提了不少先进的管理理念，高智商值的温体仁一点就透。
他从来没想过为自己捞实惠，很满意现在的待遇，更加感激征虏大将军给了他“汉江省”这个政治舞台，只想着在有生之年留下丰功伟绩。
在他的完善下，“汉江省”监督体系逐渐有了权威性，对于大小事宜的批复，职权内的官员都有限制，必须在几天明确答复都形成了制度。
如果有官员敢于索贿，商贾、百姓有义务举报，“红旗军”鼓励他们举报，并且给予现银奖励，不举报还给予贿赂的会面临六个月以上的劳动改造。
大明有些官员很混账，就有县太爷接到朝廷收取商税的命令后在衙门口设立一个箱子，让商贩随意给多少，这样的行为还演变成了一段美谈，民间一致公认这是一位不与民争利的好官。
如此风气至国家何地？
在黄汉治理下的“汉江省”一旦出现这样的官员，不仅仅是官儿没得当那么简单。
因为渎职罪判处三年劳动改造必不可少，让这些沽名钓誉的官员干三年苦力，他们才能够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应该就能够领悟到何为真“不为民争利”。
“汉江省”的商税三十取一，也就是成交额的百分之三点三，如此优惠的税收如果商家还敢偷税漏税，处罚都是十倍以上甚至于百倍。
具体多少倍完全是根据偷税商家的家财而定，目的就是把他们罚得倾家荡产。
犯罪成本远远大于得到的实惠才会使得贪心不足得到遏制，用不着担心某个大商家倾家荡产倒闭了导致很多人失业，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倒毙一个无良没有责任心的企业无伤大雅，市场不会受到影响，原本这个企业的份额被其他或者新办的企业瓜分，肉依旧烂在锅里。
总而言之，黄汉主导下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不容挑衅，也很难变通，竭尽所能给予所有人最基本的公平。
京师外城的八月十五也是热闹非凡，那是郑秀娥在李三娘子暗自支持下组织了万人大游行，最后统计主动参加的人数接近十万。
动辄十万军民大游行足以彰显征虏大将军的号召力和动员力，京师官宦、京营将士们、锦衣卫、东厂参与者不知凡几，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秩序。
满城军民欢庆胜利，甚至于皇城内的宫女、太监、嫔妃、公主、皇子都在庆贺之时，崇祯皇帝喜忧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