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群臣担心流寇越过黄河再次祸害京畿之地，纷纷建议紧急调动刘之伦和方正化的人马回防。
唐王和卢象升的人马既然已经踏上了前往河南剿寇的征途，那么就顺水推舟让卢象升统领剿寇人马，委任唐王为监军。
崇祯愕然！发现群臣的态度转变得太快，去年还纷纷弹劾唐王违背祖制擅自募兵，今年居然没有一人揪住此事大做文章。
人大多数是同情弱者，群臣也不例外！
人家唐王一家子都被张献忠杀害了，如今孤身一人，哭着喊着要亲自带兵为一大家子报仇雪恨在情理之中，诸位大臣都上奏天子委任唐王作为监军随军作战。
这段时间舆情讻讻，获知唐王、襄王的遭遇后各地藩王都坐不住了，太多藩王、郡王都得为自己和全家的安全考虑，不信任崇祯皇帝的呼声越来越高。
崇祯杀大臣如杀鸡，但是对待朱家的亲戚还是不错的，现在藩王、王爷情绪激动，如果此时派出缇骑缉拿唐王送交宗人府处置，恐怕会引得宗室众叛亲离。
权衡再三，崇祯不得不选择了隐忍，捏着鼻子给予唐王监军身份，下旨命令卢象升戴罪立功火速平定流寇救出襄王。
群臣都知道以卢象升加上唐王的人马不足以打败已经急速膨胀到几十万的流寇人马，这时何如宠把刘之伦奏疏中为“黄河大捷”立下战功的“红旗军”人马请功的旧事重提。
刘之伦为人厚道，跟黄汉又有袍泽之情，没有黑了赵坤、顾准等等将佐的功劳，要求朝廷给予封赏。
可是崇祯皇帝否决了，主要原因当然是这彪“红旗军”人马染指内地，名不正言不顺。
朝廷给予封赏就会变相承认了这彪军队的存在，以后就是朝廷在编军队，就得给军饷、给驻地，因为内地驻防明军跟“五年平辽”承包的辽饷挨不着。
故而“黄河大捷”后相关文官武将都得到了提拔，连倒戈的祖宽、祖克勇、徐昌勇等等都得到了实授官职，就落下了主动参与攻击清军的“红旗军”将士们。
这个结果不仅仅让刘之伦、卢象升、方正化不好意思，连基层明军都认为皇帝处理事情有失公允，纷纷为赵坤、顾准的麾下鸣不平。
“红旗军”早就不在意朝廷的态度，因为镇抚官已经把军功记录在案，该给的封赏一样都少不了。
被忽视的“红旗军”将士们绝大多数只认家主不认朝廷，依旧激情似火，在追击建奴之时依旧积极主动，卢象升、唐王等等都感佩不已。
腊月低，追击战告一段落之时，“红旗军”阵斩清军主将多积礼以下一千余，获得首功，刘之纶、卢象升、方正化、洪承畴联合署名的捷报和报功文书送达京师。
十几位重臣一致要求皇帝再也不能漠视内地那支“红旗军”，流寇才是大明心腹大患必须剿灭，能打的那支“红旗军”可堪大用。
心乱如麻的崇祯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显得力不从心，何如宠奏对听在耳中只觉得不对味，这个老臣简直是在质问他厚此薄彼。
也难怪，“红旗军”其他将佐或许何如宠不熟悉，但是他亲自带领几个家丁考察了“红旗军”在南直隶中都、河南的安民成果，跟谷如山这个年轻将军长谈多次有一定的了解。
何如宠亲眼瞧见在谷如山带领下，霍邱县、颍州最少活民二十万。
他认为大明就缺如谷如山这样充满朝气，不贪腐、上马能打仗、下马能安民的将领，对于皇帝不给立下赫赫战功的谷如山实授官职颇有微词。
也是由于黄汉多次挑战皇权获得皇帝退让，使得刚愎自用的崇祯略微懂得了“妥协是一种最高的政治智慧”，不是如同历史上那么倔强。
河南剿寇需要精兵猛将，“红旗军”那彪偏师无疑会成为主要力量，崇祯又是被逼得妥协，同意了内阁议定的封赏即刻下旨。
赵坤加左都督衔领援剿总兵官实授驻地荆州，顾准加都督同知衔领当上了副将驻地夔州，谷如山实授参将驻地颍州，裴元武也是实授参将驻地安庆，其余将佐也都升官一两级不等。
这样的封赏意味着朝廷把“红旗军”已经造成事实的驻军地正名，赵坤等等管理、考核辖区的卫所军名正言顺，也应该能够得到朝廷下发的军饷。
唐王在“黄河大捷”后立刻写了奏疏保举石昆山担任南阳参将被皇帝留中，这一次也被翻出来重新议功，最后给了石昆山游击将军实授，驻地南阳。
这有可能是崇祯良心发现，认为唐王一家子死绝了，只剩下他一个，唐王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人如今连子嗣都没有，想来他连继承人都没有应该不会利令智昏到觊觎皇位。
为了给予唐王一些心里安慰，崇祯同意他参与领兵为家人报仇的请求，给了他保举的石昆山游击将军实授。
唐王迫不及待要为家人报仇雪恨，赵坤、顾准等等将领也要火速赶回驻防地。
“红旗军”好不容易把根据地建设起来，眼看着不仅仅能够做到粮食自给自足还能够有余粮出售，辖区的老百姓人心安定，要是被流寇祸害一次，损失不可限量。
唐王、“红旗军”、天雄军合兵一处往河南开拔，行军速度达到了一天一百里，走了七八天准备渡过黄河之时接到了皇帝的任命、封赏圣旨。
流寇祸害了藩王和几位郡王的事实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大明王爷同仇敌忾。
彰德府的潞王派遣宦官带领五百青壮年给唐王送来了八百石粮食和一万两“四方钱庄”的银票。
为了彰显胸中无私，潞王给唐王的信件没有封口，内容很简单，对唐王的遭遇很是同情，支持钱粮和五百人协助唐王寻流寇报仇雪恨。
五百青壮年一小部分是潞王府的卫队，一大半是大前年“红旗军”训练过的乡勇，战斗力跟流寇相比应该不逊色。
唐王和卢象升的人马既然已经踏上了前往河南剿寇的征途，那么就顺水推舟让卢象升统领剿寇人马，委任唐王为监军。
崇祯愕然！发现群臣的态度转变得太快，去年还纷纷弹劾唐王违背祖制擅自募兵，今年居然没有一人揪住此事大做文章。
人大多数是同情弱者，群臣也不例外！
人家唐王一家子都被张献忠杀害了，如今孤身一人，哭着喊着要亲自带兵为一大家子报仇雪恨在情理之中，诸位大臣都上奏天子委任唐王作为监军随军作战。
这段时间舆情讻讻，获知唐王、襄王的遭遇后各地藩王都坐不住了，太多藩王、郡王都得为自己和全家的安全考虑，不信任崇祯皇帝的呼声越来越高。
崇祯杀大臣如杀鸡，但是对待朱家的亲戚还是不错的，现在藩王、王爷情绪激动，如果此时派出缇骑缉拿唐王送交宗人府处置，恐怕会引得宗室众叛亲离。
权衡再三，崇祯不得不选择了隐忍，捏着鼻子给予唐王监军身份，下旨命令卢象升戴罪立功火速平定流寇救出襄王。
群臣都知道以卢象升加上唐王的人马不足以打败已经急速膨胀到几十万的流寇人马，这时何如宠把刘之伦奏疏中为“黄河大捷”立下战功的“红旗军”人马请功的旧事重提。
刘之伦为人厚道，跟黄汉又有袍泽之情，没有黑了赵坤、顾准等等将佐的功劳，要求朝廷给予封赏。
可是崇祯皇帝否决了，主要原因当然是这彪“红旗军”人马染指内地，名不正言不顺。
朝廷给予封赏就会变相承认了这彪军队的存在，以后就是朝廷在编军队，就得给军饷、给驻地，因为内地驻防明军跟“五年平辽”承包的辽饷挨不着。
故而“黄河大捷”后相关文官武将都得到了提拔，连倒戈的祖宽、祖克勇、徐昌勇等等都得到了实授官职，就落下了主动参与攻击清军的“红旗军”将士们。
这个结果不仅仅让刘之伦、卢象升、方正化不好意思，连基层明军都认为皇帝处理事情有失公允，纷纷为赵坤、顾准的麾下鸣不平。
“红旗军”早就不在意朝廷的态度，因为镇抚官已经把军功记录在案，该给的封赏一样都少不了。
被忽视的“红旗军”将士们绝大多数只认家主不认朝廷，依旧激情似火，在追击建奴之时依旧积极主动，卢象升、唐王等等都感佩不已。
腊月低，追击战告一段落之时，“红旗军”阵斩清军主将多积礼以下一千余，获得首功，刘之纶、卢象升、方正化、洪承畴联合署名的捷报和报功文书送达京师。
十几位重臣一致要求皇帝再也不能漠视内地那支“红旗军”，流寇才是大明心腹大患必须剿灭，能打的那支“红旗军”可堪大用。
心乱如麻的崇祯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显得力不从心，何如宠奏对听在耳中只觉得不对味，这个老臣简直是在质问他厚此薄彼。
也难怪，“红旗军”其他将佐或许何如宠不熟悉，但是他亲自带领几个家丁考察了“红旗军”在南直隶中都、河南的安民成果，跟谷如山这个年轻将军长谈多次有一定的了解。
何如宠亲眼瞧见在谷如山带领下，霍邱县、颍州最少活民二十万。
他认为大明就缺如谷如山这样充满朝气，不贪腐、上马能打仗、下马能安民的将领，对于皇帝不给立下赫赫战功的谷如山实授官职颇有微词。
也是由于黄汉多次挑战皇权获得皇帝退让，使得刚愎自用的崇祯略微懂得了“妥协是一种最高的政治智慧”，不是如同历史上那么倔强。
河南剿寇需要精兵猛将，“红旗军”那彪偏师无疑会成为主要力量，崇祯又是被逼得妥协，同意了内阁议定的封赏即刻下旨。
赵坤加左都督衔领援剿总兵官实授驻地荆州，顾准加都督同知衔领当上了副将驻地夔州，谷如山实授参将驻地颍州，裴元武也是实授参将驻地安庆，其余将佐也都升官一两级不等。
这样的封赏意味着朝廷把“红旗军”已经造成事实的驻军地正名，赵坤等等管理、考核辖区的卫所军名正言顺，也应该能够得到朝廷下发的军饷。
唐王在“黄河大捷”后立刻写了奏疏保举石昆山担任南阳参将被皇帝留中，这一次也被翻出来重新议功，最后给了石昆山游击将军实授，驻地南阳。
这有可能是崇祯良心发现，认为唐王一家子死绝了，只剩下他一个，唐王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人如今连子嗣都没有，想来他连继承人都没有应该不会利令智昏到觊觎皇位。
为了给予唐王一些心里安慰，崇祯同意他参与领兵为家人报仇的请求，给了他保举的石昆山游击将军实授。
唐王迫不及待要为家人报仇雪恨，赵坤、顾准等等将领也要火速赶回驻防地。
“红旗军”好不容易把根据地建设起来，眼看着不仅仅能够做到粮食自给自足还能够有余粮出售，辖区的老百姓人心安定，要是被流寇祸害一次，损失不可限量。
唐王、“红旗军”、天雄军合兵一处往河南开拔，行军速度达到了一天一百里，走了七八天准备渡过黄河之时接到了皇帝的任命、封赏圣旨。
流寇祸害了藩王和几位郡王的事实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大明王爷同仇敌忾。
彰德府的潞王派遣宦官带领五百青壮年给唐王送来了八百石粮食和一万两“四方钱庄”的银票。
为了彰显胸中无私，潞王给唐王的信件没有封口，内容很简单，对唐王的遭遇很是同情，支持钱粮和五百人协助唐王寻流寇报仇雪恨。
五百青壮年一小部分是潞王府的卫队，一大半是大前年“红旗军”训练过的乡勇，战斗力跟流寇相比应该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