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崇祯穿越过来之后,几经努力下,国库虽然较从前宽裕不少,但其中的大头依旧给了军队,尤其是辽东军阀们。
    卢象升、洪承畴这几人的军费花的值,人家是在用心剿贼,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花费也少。
    辽东每年的巨额军费太不值了,这不是在花钱养兵,这是在养猪。
    虽然知道被坑,但崇祯暂时还不能动他们,辽东必须稳住。
    这十几万人马虽然鲜有战功,但至少把建奴遏制在了山海关以外。
    要是崇祯手头钱多的花不完,就这样和建奴耗下去,用不上十年就能把建奴耗死。
    当然了,前提是不能让女真人从别的地方破口入关抢掠。
    女真人要是不劫掠,他们怎么养活自己?就凭从大明抢去的汉人种地?那也只够糊口,种地能种出金银财宝、绫罗绸缎?所以,辽东还是忍忍吧。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军阀们要多少给多少,而是让兵部和辽东多扯几次皮,中间分几次给一些,稳住军头们。一来一回之间,一年就过去了。崇祯打算两年内解决辽东问题,现在尽量拖延拨银的时间,还不能让军头们烦躁,杨嗣昌可就有的头疼了。
    现在崇祯再也不用几万两银子这样的小钱发愁了。
    巩凡物在长芦盐场晒盐已经取得成功,现在京畿一带的新盐不用再从山东长途运输过来。
    这样就降低了不少成本,也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长芦的新盐也足以满足北方市场,并且运输距离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寿光盐场一直在稳定的扩产中,新盐堆积如山下,才有了山东盐往南倾销的事件。无他,北方市场趋于饱和,只能向南。
    在崇祯的授意下,往两淮盐区销售的新盐,以每斤十五文的价格卖给当地中小盐商,尽管利润大幅减少,但抢占市场最重要。
    价格如此之低,就是要让行销商有利可图。然后再加上锦衣卫的威胁恐吓,这些盐商哪有很大的势力跟锦衣卫这样的怪物抗衡?况且人家卖的盐质优价廉,比原先的大粒苦盐强出太多,销路一定会更好,自己何乐而不为?
    崇祯粗略算了一下,单单在百万人口的京师,新盐每年就能给他带来至少五十万两的收入。
    要是算上北直隶其他府县的数百万人口,就是五十万乘以x的银子。
    哪怕再打个折,每年也在一百五十万两左右。
    现下新盐正在向山陕、河南、湖广一带推广销售,但因为局势不稳,再加上道路运输等问题,所以进展比较缓慢。
    新盐在山东各个府县逐渐占据市场,因为寿光盐场此前一直以打开京师市场为主,所以未曾就近占据山东。
    毕竟刚开始的产量有限,仅供京师一带也就刚刚好。
    现在既然长芦接手北方,那寿光盐就可以全力供应本地,兼顾两淮地区了。
    既然手中有了稳定的收入,并且更多更大的进项已经看得到,那就不能做守财奴。要把钱花出去,让钱流动起来,这样才能直接或间接的带动社会的进步发展。想拉动消费,就必须再找一个消费群体,各衙门的吏员近两千人,涉及到同样数目的家庭,加上他们的影响力,值得去大力培育。
    从东厂提供的情报来看,京师各个衙门的大多数吏员过的确实不如意。
    京师衙门众多,除了广为人知的内阁以及六部、督察院以外,主要还有六科、五寺、顺天府、厂卫等部门。
    六部除了尚书和左右侍郎等堂官以外,还有各司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等主官。各司下又有人数不等的书办、吏目、随员等具体办差人员,更有马夫、厨子、更夫等杂役,这些人加起来足有好几百人。
    全部算起来,京师的吏员杂役数量几近两千人,这还不包括厂卫和内廷的二十四监。
    整个京师吃皇粮的人太多了,京营三万余人马,勇卫营扩充到了两万人,锦衣卫一万多人,内廷的太监宫女也有万余,这些人都要靠着崇祯的内帑养活。
    崇祯有钱之后非常大方,大幅提高了这七八万人的的月薪和待遇,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的安全问题,所以银子必须花在刀刃上。
    军队以及内廷这些人虽然手中有了余财,但一是身份受限,二是很多士卒都是北地逃难来的孤儿,在京并无亲眷,所以很难在外花销,起不到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但这些衙门里的吏员就不一样了,他们都是京师本地人,家口都住在城里,所有的花销都在京城。
    这部分人要是手中宽裕后,其日常所费将会成为另一个消费主体。
    虽然在朝廷供职听上去很风光,但众多吏员们却是有苦自知。
    随着财政收入的日益恶化,国库里也是空空如也,哪有多余银钱支付吏员们的月薪?
    既然没有本色,那就用折色吧。
    于是乎,每到月初发放俸禄,各个衙门的门前就会出现一大群抱着布匹绫罗、米面杂粮、腌菜食盐以及一摞宝钞的人,这些人就是整天被上官指使的脚不沾地的吏员们,他们抱着的物资,就是这个月的薪酬,很多人就要指望这些东西养家糊口。
    这些物资都是各地上缴的赋税,在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中堆放许久。很多布匹已经开始朽烂,根本无法做成衣服穿用,典当出去更是不值钱,宝钞也是废纸一张,很多商户早就拒收了。
    发放的大米很多已经发霉,腌菜上也布满绿毛,盐原先是两淮过来的大粒粗盐,最近才改成新盐。
    你还别嫌弃,若是不要的话连这些东西没没有。
    这些吏员大部分就跟后世的某个阶层一样,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贪墨收受贿赂,大部分人手中并不掌握实权,谁会去花冤枉钱给你送礼?过日子还不是指望那点可怜的月薪?
    这些吏员担负着每个衙门最繁重的公务。他们虽然也是读书人,但基本都是屡试不第的科场失败者,无奈之下才走托门路进了衙门,算是有份养家的差事。可是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没有功名的吏员上升通道已被堵死,一辈子也只能在最下层打混,并且时常被进士大老爷训斥责骂甚至打板子。这碗饭其实吃的并不轻松,远没有外表光鲜亮丽让人羡慕的样子。
    待遇差导致的后果便是,很多人对老爷们交办的朝廷事务敷衍塞责,许多人更是想方设法从中牟利。
    比如兵部的吏员便会与地方大将勾连好,在拨付兵甲军械时故意多给,然后以漂没的名义上报主官,最后从受领一方收取回扣,至于甲仗的去向则是毫不关心。
    这样的问题在各部普遍存在,上官们自然也从中得到好处,也就采取了默许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朝廷利益的严重损失。
    若想解决这些直接损害朝廷利益的问题,就得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
    东厂和锦衣卫复起之后都相继派员进驻各部寺,陆续将一些不长眼的蠹虫逮入诏狱,随之就是家产被抄,亲眷流放。各衙门中上至部寺下到实权吏员,无不对厂卫既恨又怕,那些只能指望俸禄的吏员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恨其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更怕的是一进诏狱,十死无生,家人受连累。
    既然大棒已经落下,那接下来该胡萝卜隆重登场了。
    数日后,圣旨经内阁后下传到京师各衙门,内容很简单:皇帝悯官吏生活不易,特动用内帑给包括下层吏员在内的所有人加薪,且视为常例。
    加薪当然是大好事,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加薪是有条件的。
    各衙门吏员月薪按岗位和职责的重要性分为二三四两不等,每年每人都有十两的勤政银和二十两的养廉银。
    月薪及勤政养廉银全部用本色发放,从当月起生效。
    每年年末,由内阁牵头,吏部、督察院、厂卫各派员组成审查小组进驻各个部门,对每一个官员吏员年内的工作进行核查,只要审查合格,三十两银子拿回家,让家里人过个肥年;要是查出问题来,对不起,你的辞旧迎新将在诏狱里进行。
    这笔账很简单,一年下来每个吏员要是审查合格,最低者也有五十余两银子的收入,足够养活一大家人了,并且生活水平还不低。职位重要的,一年能拿到七十多两,并且都是银子,不是以往的折色杂物,这可是好大的一笔收入了。
    而各部寺主官的收入就更高了。
    各部正二品尚书,月薪一百两,廉政银六百两。
    正三品左右侍郎,月薪八十两,廉政银五百两。
    正五品郎中,月薪六十两,廉政银三百两。
    从五品员外郎,月薪四十两,廉政银两百两。
    正六品主事,月薪三十两,廉政银一百五十两。
    其余七品到九品官员,月薪分别为二十,十五,十两,廉政银为一百两到六十两不等。
    大小九卿及顺天府官员按照级别参照六部标准施行。
    新政一出,在京师各衙门中引起巨大轰动,绝大部分人对皇帝的这一举措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中下层官员吏目,很多人欢呼雀跃,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原因很简单,大明官员的俸禄低的令人发指。
    太祖老人家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对于贪官污吏有着刻骨的仇恨和敌视,所以他登基之后给各级官吏订的薪资特别低,并且还振振有词的道:“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
    举个例子,海瑞人淳安知县一职时,一年大约只能拿到十二石大米以及不足三十两银子的薪资,这点银钱和粮食也就够一家五口维持日常生活而已,但别忘了人家可是正七品的百里侯。
    难怪曾有位知县上书朝廷诉苦道:“大小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育,与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
    老子拼死拼活给你抚治一方,管理数万名百姓,上有老下有小的,到头来手里一点宽裕的钱都没有,你让人家怎么给你尽心尽力的干?
    正是因为薪酬太低以及缺乏有效监管下,导致整个大明官场贪墨受贿成风,并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朝廷的办事效率,以及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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