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丽娜卡芙公主点头道：“我知道陛下的脾气，如果真的要退回华国，不再过问中亚的事务，之前的努力，还有国内老百姓投入的感情，还有全世界看华国的眼光，陛下都会很难受的。”
萌总裁握着卡特丽娜卡芙公主的小手，轻轻地握了握，鼻子一酸，却没有要哭，被华皇强忍住了，萌总裁已经将华国，跟他自己，放在一起了，在重生前，他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受过多少屈辱，受过多少白眼，有多少不公，不平等，每一个社会底层的人都明白。
但是现在即便是身处华国最高层，萌总裁仍然没有脱离原来的很多感受，华国目前的处境，和他重生之前的地位何其相似，虽然已经有了次强，甚至是列强的国力，但是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是最底层，又是什么？
世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要想被人看得起，自己一定要争气，要努力，这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个人，都必须牢牢记住，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自卑！要自信！
华国要想真正在全世界拥有自己应该有的地位，必须通过摆脱这些超级列强的威胁，必须通过一次让世人瞩目的战争来完成。
“是的，谁都不想失去中亚省，但是我会做到的，我们都要坚信我们现在使用的制度的力量，坚信华粹党和华军，还有华国老百姓的力量。”萌总裁坚定的道。
卡特丽娜卡芙公主靠在华皇的身边，轻轻地答应了一声，“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陛下和我们的国家。”
专业化分工导致的专业知识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这种提高又进一步提高了对交易成本的支付能力，这个自发演化过程持续下去，便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强大的新文明。
华夏的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统治集团对民间工商业集团的看法和态度也渐趋缓和。但是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转嫁给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业主。
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
为了发展和自卫，民营工商业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他们被迫在政治领域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以行贿送礼、捐钱买官和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的方式，为本人和后代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保护。
华夏帝国前期曾以死刑遏制工商业者进入官场的企图，后期在财政压力下放宽了政策，但帝国对民营工商业的正式保护并未超出牧人对羊群，地位低于农民的二等羊群的保护，目的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于民营工商业者对帝国个别官员的成功拉拢，就好像平民地主对官员的拉拢一样，作用和影响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不足以动摇暴力赋敛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整体决策。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不仅如此，民间工商业者的牟利动机，他们收买官员的行为，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还是对仁义道德和帝国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的少数幸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被当作缓解帝国财政危机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为独大的财政实体，大一统帝国可以自己说了算，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调整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这些社会集团的生存发展条件。
欧洲众多的统治者也希望自己说了算，但是缺乏这么做的实力。在危机时期，华夏的大一统帝国只管加税，并不用出让自己的任何权力，而欧洲那些互相征战的国君却要拿出垄断权甚至征税权与纳税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权力让给纳税人选举出来的议会，以此换取他们对加税的支持。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欧洲统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退一步说，即使资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难，资本的增量部分也会望而却步，这就意味着自身财政基础逐渐被竞争对手超过，长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并的危险。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
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鸦片战争就是这么来的。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
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局部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获取“主义”的地位。而国王和封建领主却不得不在冲突中瞻前顾后，担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在如此复杂的格局中，资本有机会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稳定公正的司法，适度的税收，对贸易和财产的保护，比较清廉的政府。总之，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又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开辟发展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却很难在中国产生。比起中国来，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大一统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战争频繁。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缺乏实现愿望的实力。
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封建时代尽管有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
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
至于苏州城市“民变”那样的局部暴乱，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镇压，毫无动摇帝国秩序的可能。
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
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鸦片，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
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大清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资本主义不是凭空而来，如果没有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没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没有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贸易和殖民地体系，如果没有彻底改变了生产关系和产业构成的工业革命，如果没有人文领域的复兴与科技的进步，如果没有宗教战争和政教分离，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他是一个综合体。
纯粹的雇佣工人的出现和大规模雇佣工厂的诞生能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华夏早在两千多面前的秦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了，《史记——货殖列传》中秦代巴蜀寡妇清，时代经营丹朱产业，从挖掘到加工生产一条龙，还能自主产业升级扩大市场。但是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大，顶多算是个别现象，不能作为形成资本主义的条件来看。
实现资本主义的条件是什么？华皇认为最最基础的几个方面一定要有，首先，你要有科学技术，这技术要代替人工生产，实现机器的大规模生产。而要促进这种技术，需要的知识是理工科知识，是科学。然后，你要从上到下的价值观都是保护商人的利益和私有财产，需要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有重商的意识。最后，要让社会相对稳定的繁荣，商品有广阔的销售市场，避免战乱等因素出现过大的影响。至少华国国内不能出现战争。
华皇从接手华夏，到现在，几乎没有战争，清王朝在同太平天国血拼一波之后，华夏也已经十多年平稳了，这三个条件，华皇都有满足到。
然后再看看华夏自古以来的情况：首先，文人学子主要的课本是四书五经，科学技术不是选拔人才的标准，玩科学技术的都不能成为真正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
光有一点资本主义的思维意识，实现不了就是空想。
重农轻商这绝对不是封建末期的观念，中国一直都是重农的，明朝的萌芽是末期，所谓末期，就是明朝要倒闭的时候，到处起义，关外还有清军，自己人都起来给人开门当藩王去了，你维持社会稳定？维持市场？清末为什么遭了鸦片战争，不就是中国的市场太自给自足吗，本来商品的销路就不太可能实现大规模。
而华皇则不同，在原本的历史中，如果华皇没有摧毁清廷的统治，清廷还能至少延续三十多年，至少到1900年之前，都是稳稳的，可见即便是封建帝国，但是华夏的底子太好了，地大物博，趴着被人揍，都能再坚持三十多年，幸好，华皇这个起步阶段不算晚。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是相矛盾的。中国古代要是想转到资本主义，就要推翻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不是明朝发明的，不是想改就改的，清军入关是外族，一样也不敢改，不能改，当然，也不会去改。
明朝末期如果没有清军，大明能突然一个翻身再次中兴、并且自觉改革了封建制度，或者说，接任明朝的下一个汉族朝代在推翻了明朝后，没有建立新的封建王朝，而是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不然的话，所谓的中国任意一朝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都是在想象之中而已。
所以，也只有华皇这样，突然发动军事打击，攻下了大清帝国的都城，一波流的带走所有大清高层，一下子让所有的华夏老百姓都睁眼看世界，有样学样，这样才有可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否则，儒家太强了，要靠官办大地主们自动自发的发展到资产阶级阶段，可能性几乎为零。
所以，华皇现在一定要保持两样东西不能乱。
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货币规模。
二是平衡权力的议会。
华皇虽然是帝国总裁，一个人就能决定国家的方向，但是真的到了战争动员，尤其是面对两三百倍的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各级发声单位，其实都是议会，破除了封建体制，不管是社，还是资本主义，都有自己的议会方式，华国也不例外。
萌总裁握着卡特丽娜卡芙公主的小手，轻轻地握了握，鼻子一酸，却没有要哭，被华皇强忍住了，萌总裁已经将华国，跟他自己，放在一起了，在重生前，他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受过多少屈辱，受过多少白眼，有多少不公，不平等，每一个社会底层的人都明白。
但是现在即便是身处华国最高层，萌总裁仍然没有脱离原来的很多感受，华国目前的处境，和他重生之前的地位何其相似，虽然已经有了次强，甚至是列强的国力，但是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是最底层，又是什么？
世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要想被人看得起，自己一定要争气，要努力，这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个人，都必须牢牢记住，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自卑！要自信！
华国要想真正在全世界拥有自己应该有的地位，必须通过摆脱这些超级列强的威胁，必须通过一次让世人瞩目的战争来完成。
“是的，谁都不想失去中亚省，但是我会做到的，我们都要坚信我们现在使用的制度的力量，坚信华粹党和华军，还有华国老百姓的力量。”萌总裁坚定的道。
卡特丽娜卡芙公主靠在华皇的身边，轻轻地答应了一声，“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陛下和我们的国家。”
专业化分工导致的专业知识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这种提高又进一步提高了对交易成本的支付能力，这个自发演化过程持续下去，便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资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强大的新文明。
华夏的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统治集团对民间工商业集团的看法和态度也渐趋缓和。但是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许多外部限制。帝国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又要以成本摊派和无偿征调的方式转嫁给民营工商业集团，转嫁给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业主。
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
为了发展和自卫，民营工商业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他们被迫在政治领域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以行贿送礼、捐钱买官和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的方式，为本人和后代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保护。
华夏帝国前期曾以死刑遏制工商业者进入官场的企图，后期在财政压力下放宽了政策，但帝国对民营工商业的正式保护并未超出牧人对羊群，地位低于农民的二等羊群的保护，目的仍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于民营工商业者对帝国个别官员的成功拉拢，就好像平民地主对官员的拉拢一样，作用和影响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不足以动摇暴力赋敛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整体决策。
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不仅如此，民间工商业者的牟利动机，他们收买官员的行为，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还是对仁义道德和帝国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在和平环境中，他们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的少数幸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被当作缓解帝国财政危机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为独大的财政实体，大一统帝国可以自己说了算，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调整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这些社会集团的生存发展条件。
欧洲众多的统治者也希望自己说了算，但是缺乏这么做的实力。在危机时期，华夏的大一统帝国只管加税，并不用出让自己的任何权力，而欧洲那些互相征战的国君却要拿出垄断权甚至征税权与纳税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权力让给纳税人选举出来的议会，以此换取他们对加税的支持。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的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相对中华文明及其帝国盛世的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欧洲统治者的额外索取不能超过资本抽逃的费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权力交换，否则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退一步说，即使资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难，资本的增量部分也会望而却步，这就意味着自身财政基础逐渐被竞争对手超过，长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并的危险。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
长此以往，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鸦片战争就是这么来的。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购买城市自治权，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
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局部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获取“主义”的地位。而国王和封建领主却不得不在冲突中瞻前顾后，担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在如此复杂的格局中，资本有机会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稳定公正的司法，适度的税收，对贸易和财产的保护，比较清廉的政府。总之，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又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开辟发展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却很难在中国产生。比起中国来，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大一统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财政实体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战争频繁。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暴力财政-实体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最后，欧洲还缺乏相对隔绝的单一文明和单一民族的地理区域，难以像中国那样建立并维持一个综合适应性极佳的大一统帝国制度。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缺乏实现愿望的实力。
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封建时代尽管有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其兴衰不过是帝国财政中一笔不难替代的数字。
这样一个对帝国财政贡献有限的、在以农为本的社会里专营“末技”的、无力影响天下兴亡却要受天下兴亡拖累的局部集团的利益，距离“主义”的地位实在太遥远了。
至于苏州城市“民变”那样的局部暴乱，地方性武力便足以镇压，毫无动摇帝国秩序的可能。
由此看来，发育完善、控制有力、整合良好、力量强大的帝国制度，又给中国带来了意外之失。所谓意外得失，指的是在这样一个被儒家轻视的“末技”牟利集团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力量，一种自发地在竞争中分工发育的文明体系。
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千百个主权国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比春秋战国更丰富多彩的环境中经过数十代人脱颖而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开辟自身发展空间的征途中闯入了清帝国的家门，为了合法销售鸦片，而对称雄两千余年的帝国制度大打出手。
清帝国此时正处于传统王朝循环的尾声，人口膨胀，流民遍地，财政危机，官场臃肿，****，管理效率低下，因而一触即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大清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资本主义不是凭空而来，如果没有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没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没有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贸易和殖民地体系，如果没有彻底改变了生产关系和产业构成的工业革命，如果没有人文领域的复兴与科技的进步，如果没有宗教战争和政教分离，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他是一个综合体。
纯粹的雇佣工人的出现和大规模雇佣工厂的诞生能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华夏早在两千多面前的秦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了，《史记——货殖列传》中秦代巴蜀寡妇清，时代经营丹朱产业，从挖掘到加工生产一条龙，还能自主产业升级扩大市场。但是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大，顶多算是个别现象，不能作为形成资本主义的条件来看。
实现资本主义的条件是什么？华皇认为最最基础的几个方面一定要有，首先，你要有科学技术，这技术要代替人工生产，实现机器的大规模生产。而要促进这种技术，需要的知识是理工科知识，是科学。然后，你要从上到下的价值观都是保护商人的利益和私有财产，需要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有重商的意识。最后，要让社会相对稳定的繁荣，商品有广阔的销售市场，避免战乱等因素出现过大的影响。至少华国国内不能出现战争。
华皇从接手华夏，到现在，几乎没有战争，清王朝在同太平天国血拼一波之后，华夏也已经十多年平稳了，这三个条件，华皇都有满足到。
然后再看看华夏自古以来的情况：首先，文人学子主要的课本是四书五经，科学技术不是选拔人才的标准，玩科学技术的都不能成为真正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
光有一点资本主义的思维意识，实现不了就是空想。
重农轻商这绝对不是封建末期的观念，中国一直都是重农的，明朝的萌芽是末期，所谓末期，就是明朝要倒闭的时候，到处起义，关外还有清军，自己人都起来给人开门当藩王去了，你维持社会稳定？维持市场？清末为什么遭了鸦片战争，不就是中国的市场太自给自足吗，本来商品的销路就不太可能实现大规模。
而华皇则不同，在原本的历史中，如果华皇没有摧毁清廷的统治，清廷还能至少延续三十多年，至少到1900年之前，都是稳稳的，可见即便是封建帝国，但是华夏的底子太好了，地大物博，趴着被人揍，都能再坚持三十多年，幸好，华皇这个起步阶段不算晚。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是相矛盾的。中国古代要是想转到资本主义，就要推翻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不是明朝发明的，不是想改就改的，清军入关是外族，一样也不敢改，不能改，当然，也不会去改。
明朝末期如果没有清军，大明能突然一个翻身再次中兴、并且自觉改革了封建制度，或者说，接任明朝的下一个汉族朝代在推翻了明朝后，没有建立新的封建王朝，而是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不然的话，所谓的中国任意一朝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都是在想象之中而已。
所以，也只有华皇这样，突然发动军事打击，攻下了大清帝国的都城，一波流的带走所有大清高层，一下子让所有的华夏老百姓都睁眼看世界，有样学样，这样才有可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否则，儒家太强了，要靠官办大地主们自动自发的发展到资产阶级阶段，可能性几乎为零。
所以，华皇现在一定要保持两样东西不能乱。
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货币规模。
二是平衡权力的议会。
华皇虽然是帝国总裁，一个人就能决定国家的方向，但是真的到了战争动员，尤其是面对两三百倍的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各级发声单位，其实都是议会，破除了封建体制，不管是社，还是资本主义，都有自己的议会方式，华国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