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还得是混过官场的老油条,想来陈奇瑜也是明白,自己身居五省总督的高位,又兼着西北大营,手执尚方宝剑,一举一动必然都是在官员的注目之中。
    这次上折子必然不仅仅是报个捷那么简单,不然陈奇瑜也不会如此大费周章的搞什么明奏、暗奏了。
    现如今皇帝是大权在握,折子一律都是先由通政司呈到冬暖阁,再由冬暖阁发回内阁与各部票拟议定,这与祖制不符,但眼下这个时候,也没甚么不开眼的敢来找死了。
    毕竟皇帝是真杀,不仅杀,杀完了还要叫厂卫把你祖辈十八代都查得一清二楚,臭了你的名声,叫你连铮臣都做不成,只能顶着奸贼的名头死去。
    说是议定,其实皇帝那头都已经决定好了,发下来走个必备的程序,相当于把事情让臣子落实一下。
    到这儿就有人想问会不会有人跟你皇帝拧着干,就是不落实。
    崇祯十七年和崇祯十八年虽然只隔着一年,但朝堂上可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皇帝搞了一次瓜蔓抄,砍了至少几百个官员,就算再加上你一个,实际上对人家旨意的下达也没甚么影响,下头听令的狗腿子多着呢。
    尽管如此,陈奇瑜这个位置也实在是有他特殊的地方,由不得不谨慎。
    西北大营的设立可不仅仅是为了预防流寇这么简单,西北大营招募的都是新兵,而非卫所兵,再加上去年朝廷力排众议决定撤销洪武年至今军户屯田的祖制,更是让许多人想入非非。
    招兵不招军户,又撤了军户屯守的制度,崇祯这是要干什么?
    几件事情联系到一起,就是傻子都能明白个七七八八,估摸着就没安甚么好心,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打卫所的主意了,看样子,是要找机会把全国卫所一次性撤掉。
    当然,这还仅仅是猜测,皇帝心,海底针,到时候究竟会怎么样儿,说不定临时变意了也说不准,但有一个点已经可以确定。
    现如今的皇帝,对卫所有所不满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了,毕竟卫所实实在在就是坑钱害人的玩意儿,几百年过来,早该淘汰了。
    这个矛盾不解军掉,心中就总也不会踏实,而一旦朝廷打起卫所的主意,各处庞大的军户群体势必遭受三百年来从未有过之变动。
    军户变动,影响到的人头和事物可就多了。
    从军户上头的军将,地方上的地主,再到这些人头顶上的财阀,还有财阀们供养多年的朝廷官员,到了那个时候,从上到下,是一个人都逃不掉。
    卫所这个东西一动,那就是全国性的改革。
    陈奇瑜这个西北大营换句话说,最重要的意义是朝廷已经开始试着不用卫所兵当主力,而一旦崇祯在西北大营试水获得成功,紧接着立马就会增设东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等等各种大营。
    这些大营建起来之后,朝廷打仗用不上卫所兵,要他们屯田的政策也废了,那还留着卫所什么用,自然顺理成章的就能裁了。
    起初陈奇瑜总是想不明白崇祯皇帝为何给自己这么大的权利,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剿匪?现在他想明白了,皇帝这是深谋远虑,已经盘算着改革祖制了。
    这可是个大工程,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的境地,皇帝想赌一把,自己一个激动,也是一不小心就着了皇帝的道,当了这改革的急先锋。
    到了现如今,陈奇瑜是明白过来也晚了,这急先锋当上以后再想净身出户,那可就难了。
    西北大营的成与败牵动着无数人的利益,陈奇瑜也就跟着被火烤,他心知肚明,这折子前脚递上去,整个京城的官僚和地主们基本都会得到消息。
    要是只给皇帝上报,那就相当于自己坐实了此事,起码也要给内阁递过去一份,否则就连各部院的官员都会有所微词。
    这个时候的内阁签押房,坐北朝南的是首辅魏藻德和次辅蒋德璟,其余几个阁臣分列左右,因为签押房没有那么多位置,所以后来那些官员就只能站在阁臣们身后。
    对于这些人来说,所谓的捷报它就只是个开胃小菜,真正牵扯到神经的还是后头要议的。
    据方才来传话的直殿监掌印李春透露,皇帝批了几个折子就去了景阳宫,当时说的时候,李春还一直乐个不停。
    的确,那处宫闱已经多年未有妃子居住,因处地冷清,再加上位置偏远,去哪儿居住的妃子基本都是要竭尽全力的搬走。
    久而久之,景阳宫在后宫之中便成了第二冷宫。
    这柔妃虽是外族女子,但此事看来,的的确确是有她自己的本事,居然能让崇祯皇帝连着几日不去坤宁宫,反而有事没事就去那景阳宫休息。
    现在皇帝去了大老远的景阳宫,虽说周围全是厂卫,但总归神情能有所放松,臣子们也便是开始按部就班的争论。
    李春可不是为了给臣子说皇帝去向的,最主要还是传话来了。
    “谕户兵等部衙门:
    朕览户部等衙门请发内帑银两,朕岂不重念封疆吝惜不发?但思军国诸费向有经制,祖宗朝大兵大役率皆外廷调度。即在皇祖时,讨平宁镇、征播驱倭,一切兵饷不闻请帑。今崇祯年,帑金积贮有限,内廷诸费不赀,原非额供可应外急。
    迺自东事军兴以来,户兵等部不闻长画,动请内帑,十七年危亡存急之秋,辽兵安在?
    所谓内帑供需之兵,请则危言要挟,用则如任意开销,调募不求精强,防御不合窾会,耗费徒多,绩效鲜睹。
    且如辽东旧兵七万额,今已不听调度,乃成辽左三桂私兵之势,旧时饷近七十万,每增新兵十三万,岁饷便至五百余万,乃自辽沈既陷,河西官军精忠报国能几?
    兵数相悬,未归朝廷,即称外关角羊有恙而不至,假使辽兵全在,饷银安入谁人腰包?
    朕又闻十五年发去陕西赏银二百余万,策在剿匪,然荷戈军士未沾,文武私囊半满,平添朕昏聩之过,西北积余亦送贼手,又有何益。
    朕每念之痛恨,见今各衙门候发帑银,恐仍前毙,多发何益?
    今朝西北危存战局,帑金需朕亲发,自今日起,内帑、国库动发分毫,皆需朕之,厂卫监察百官,贪内帑、国库者,尽诛九族,绝不姑息。
    朕思前想后,每感社稷之重,决议增四地粮仓,东可抵蓟屯之地,西可至宁固双关。京师、南京、大同、济宁四地,年末以前,粮仓需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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