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县医院昏迷五天后醒来时，双春地区四县已经解放了，起义部队推向前线。
原来，就在那天晚上，当高兰和她带领的督军人员将宋珂的临时办公室开枪围击时，51旅参谋长李生在雷鸣的策反下带人包围了高兰他们。
高兰被逼突围、退出51旅驻地，逃往何孚安的军部，宋珂因此阵亡，受轻伤的左山海与李生随即招集51旅三个团团长开会，并现场拘押了顽敌汤敬忠，于零时宣布起义，接着实施对何孚安的军部和邱健的师部的追击，何、邱两人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得到51旅也已经起义的消息，他们在左山海还没有赶到之前，退到化县城郊的53旅赵安南部布防。
逃往第7军军部的高兰得知178师又有军人反水的消息后，她带上她的情报人员迅速撤往两阳，双春情报组除了还在化县的小骆四人外，留在高县的六个情报人员随雷鸣、宋毓兰一起义，正是他们及时赶到，才保证了我和左山海的这次策反行动的成功。
这次受伤，我的左腿下半段被截肢了。在伤复治疗的两周时间里，我野战部队连下康、徐、化、廉、遂五县，62军李安达部退守在市区和东呈岛及附近临海地区。有意思的是，第7军代军长何孚安在化县遭到自己昔日的部下左山海、陈荣华等人和我野战军的铁桶式围攻，城破前饮弹自尽，邱健和赵安南逃到了62军，不久才随李安达坐舰艇逃往海南。
除卢勇仍留在两阳做地方工作外，我的行动队副队长黑马和原来从保密局策反过来的雷鸣、张力荣以及两个情报组人员大部分加入了我野战部队，随军兵发市区，之后又追到海南。
一周后，62军军长李安达带着62军残部，在国民党反动派派来的舰艇的掩护下撤到海南，留下踞守东方汇理银行大楼，国民党湛江市府大楼、62军军部和京华、南天酒店等几个重要据点的153师452团和458团大部分被我野战军逐一歼灭，高雷全境于年底前解放，正应了我和陈更烈当初对高雷何时解放的预判。
一向优柔寡断的安密达率市警察局警员两百多人向紫岩的工人纠察队缴械投降，康县警署的吴其隆以及其他官员全部带家眷逃往海南。陈侃和双春总商会会长郭正高杀掉刘胖子，向迎春的高县中心县委投降。迎春按我事前安排，立即拘押郭正高，交给了双春军管会。
因康、徐两县解放也负伤的我的下线情报人员林堪进伤复后，和李香兰一起来高县医院接我回市内治疗，我这才知道“朱砂”白香秀同志在拦截敌人的南撤物资时就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在了康县，当初逃回两阳的高兰死在了翁竖民的枪下。
据林堪进讲，翁竖民是在我野战军追击第九军残敌时，被我野战军先遣部队乱枪打死的。我不相信，翁竖民的官阶这么高，应当活捉，等待人民对他的审判。
我回市内西营医院继续做康复治疗的第二天，卢勇自两阳来市内办事时顺道看我，经他一说，我才知道高兰是在翁竖民的盛怒之下给开枪打死的。
原来，高兰那天带人逃回两阳时遭遇了陈宏贵的起义军，她们四人不敢接火，寻山路于第二天天亮才回到178师的督军组，见到翁竖民，报告说宋纪我就是翁竖民一直追查的“红土”，是我策反了144师的两个旅。翁竖民不相信自己如此无能，高兰让她的情报人员给予证实，说我就是“红土”，还说“红土”最终蠃了。翁竖民一气之下，朝高兰和她带回的三个情报人员一一开枪，其中一人经抢救活了过来，真相正是这个被抢救过来的人说的。
翁竖民之死的相真，我却迟了近半年才知道。
原来，翁竖民在两阳丢掉178师两个旅后仍然不甘失败，非得亲率86旅残部跟我野战部队的先遣团较劲、干上几仗，而这个先遣团代团长正是他昔日的手下、高兰的哥哥高柳。
高柳是在武汉一战时参加起义的，他早就从高兰过去写给他的信中得知翁竖民在狱中抢杀了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王启孟了。他带着他的先遣团追击到河阳大鲁镇时，与翁竖民率领的残军相遭遇，此前被高柳俘虏的督军人员中有一人让他认出来了，自此他才知道他妹妹高兰就在两天前让翁竖民开枪枪杀了。一怒之下，高柳在解决战斗时将翁竖民打成了筛子，只接受178师师长管如清等人投降。他因为违纪被降职为了营长，直到他在解放海南的战争中再立新功，才又恢复了团长之职。
这个真相是高柳带着在解放长沙时牺牲的团长、我的表弟李冬阳仅存的一件遗物找我移交时告诉我的。故人已去，心愿未了，高柳找我寻问高兰的葬身之地时，我将高兰生前希望死后能面北而葬的心愿告诉了他，高柳听后一时泪奔。
高柳问及的陈更烈先期逃往香港，一月之后才返回海南任职。李蕾蕾、周琪瑛、钱胜利等人先期随易华华去了海口。李蕾蕾在盗摄敌军军事海防图送交给张旗时，被海边巡逻的敌人发现，负责接应的杨梅、刘根和李蕾蕾三人因为力保张旗北渡完成任务，全部牺牲在海滩。
次年春天，我和李蕾蕾的婶子翁次妍与战友张旗一起去海南，将李蕾蕾等三人迁葬回李宝棠身边。早前配合李蕾蕾工作的蔡荣为琼崖纵队递送情报时牺牲。
我的三妈李香兰解放后任高雷市文化局副局长，写过几本戏，直至她不满五十岁患痨病去世，她秘藏在六六剧场地下通道的我家部分藏品，在市政府于改革开放初期将六六剧场改建为高雷公园广场时全部发掘，成了政府公产。
李香兰生前死后，并不像戴小蝶后来带人批斗她时所说的那样，她是剥削阶级的代表、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民间文化表代人物，她生前唱的戏和姑娘歌佳作一直被广泛传唱。所幸的是，李香兰被批斗不久就被发现患了痨病，送进了医院，她的二徒弟阿芹悉心照顾也没有挽回她的生命，阿芹次年就遁入空门，出家为尼。
我的老师和老上级林芍解放后又回到了校园当校长，直至离退；当年我地下党的另一片“绿叶”钱海红几年后调往上海卫生战线担任领导，成了我的表妹李秋红的上司；我的好兄弟袁四通也举家随夫人钱梦琳到了上海工作，活了八十岁。
劳承武、翁惠芝一家和李梅南、陈玉珍夫妇到台湾后，我一直没有他们的音讯，也再无往来，直至改革开放十年后，一直骂我为“汉奸”的周祺芝从香港去过台湾又回到故乡高雷探亲访友时，我才得知我的发小劳小雯因一直爱我而一生未嫁，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劳承武、翁惠芝与我的舅舅李梅南、舅妈陈玉珍在那些年先后病逝。
由于残疾，我伤复后被安排在市军管会公安处任副处长，我当年的副队长“黑马”胡闹同志在海南解放后调进了公安处任处长，“紫岩”周岩同志任侦察科科长，我们三人在反特清匪时再度携手，利用陈理珠的身份与宋毓兰的电台和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刘定军，将夏天普在市内和大雾山的潜伏人员一网打尽。我的小舅“蓝影”刘定军在结束大雾山一战后才回归组织，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直至“十年”期间成了我的陪斗，最后悬粱自杀在家中。
我的南华夜总会在解放后的次年就被改建成为红坎百货商城，经公私合营两年过渡，最后成了计划经济实体，南华酒店的经营权也在解放后的第三年划为公营，小师妹和阿芹还因此失去了工作，阿芹为此经常跟随翁次妍去乡下唱姑娘歌，以维持生计。
解放前夕受我保护的曹随红一家做为军属，在高雷解放的次年随李通迁到福建厦门。解放后与小师妹一起随我生活的李珠后来考上南京理工大学，我供她攻读理工专业，直至她毕业给分配到北京工作，她的姐姐李珍随钱海红到了上海，进《新民晚报》当记者，成了报人。
当年曾经掩护过我潜伏的吊脚楼里的女人刘兰和她的几个姐妹在双春解放时被夏天普的手下掳上了大雾山，夏天普被我公安部队围剿时，她们被当人质，刘兰没有被救下，被夏天普的手下开枪打死，她的姐妹们获救后将她埋在了大雾山。
戴小蝶在解放后也进入了军管会公安处工作，任户籍科副科长，与我当年的下属经理何木相恋一年后结婚，但是两人因性格不合，生活上总是嗑嗑碰碰，最初的几年，几次闹到了我家里去，李香兰为此不止一次批评了她。
由于婚姻上的不和谐，戴小蝶在“十年”期间迁怒于我，率先放了我的大字报，说我当年未经组织批准，私自枪杀她的革命导师“龙潭”杨勇和双春地区未经组织甄别的几个“老革命”，是我党真正的叛徒、内奸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
我因此被一次次批斗，家里的藏品除为救李香兰而卖掉部分外，剩余部分被抢掠一空。
改革开放后不久，我被平反昭雪，政府补发了我的工资，还将我家的西营别墅楼和我家的博物馆与民生路的“鬼屋”的产权都还给了我，高雷师专召我为历史教师，次年，我与小师妹结婚。我等了朱薇三十年，小师妹也暗恋了我三十年。我们结婚时，她也已经四十四岁了，之后不久，我才知道我在香港有一个儿子，是朱薇当年替我生的，已经成家两年。
原来，朱薇在高雷解放前见过李香兰之后不久就去了台湾，是经组织批准的，当时海南还没解放，朱薇怀孕四个多月了，而我在双春策反第7军的两个旅时，知道我真实身份的情报人员要么战死，要么投降或参加起义反正，逃往海南的易华健在李蕾蕾、周琪瑛的影响下，将我定为殉国人员存档，故而我的真实身份对朱薇在台湾的潜伏工作并无不利影响。
海南解放不久，我台湾地下党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导人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叛变了，由此几个月内，就被牵出了近两千人的地下潜伏人员，毛人凤因此力压郑介民。
因为朱薇是后来才到台湾执行任务的，她并不在这次被捕之列，她不久因为怀孕之故，向郑介民申请再次返回香港，在香港生下了我的儿子。
我儿子满月不久，由于上级无法联系当时在台湾的组织领导人，朱薇被再次派往台湾，此后的半年里，朱薇几经努力，才搞清楚了我地下党近两千人一年内悉数“失联”的秘密，原来是因为有大叛徒出卖，我地下组织才被大肆屠杀，失去了根基。
但是，朱薇次年冬与其他几位同志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枪杀时，她并非因为被叛徒出卖之故，而是因为后来才到台湾的陈更烈为了讨好特务头子毛人凤，谋得一官半职，他潜回香港，找到了他当年私送到香港的静珠，正是这个一直没有被朱薇找到灭口的静珠的亲眼验证，毛人凤才搞清楚了朱薇当年经郑介民之手送给老蒋的罗氏青铜剑是假的。
朱薇当年为了完美取代双面间谍07号交易员，当上郑介民的秘书，她借用了我家的青铜剑，在香港仿制了这只毛人风和郑介民做梦都想得到的青铜剑。
假“青铜剑”案发后，当初得到青铜剑的朱薇和后来送青铜剑去上海、台湾两地的三人全部获罪，郑介民也因此被毛人凤抽住了把柄，郑介民仅过几年就被蒋太子毒死。
其实，与朱薇一起同时遇难的除了我们的几个同志，还有许多怀抱爱乡爱国情怀和改造社会理想的两岸进步人士，她们先后被台湾的独裁统治者逮捕，之后慷慨赴义，魂断台北马场町刑场，最后被草草掩埋在六张犁的荒烟山岭之中。
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我的“白鸽”朱薇就这么英勇就义，她本人是否正是戴小蝶失散的亲姐姐，戴小蝶在批斗我的那些年还多次提起过，说我就是暗害她们姐妹骨肉分离的原凶。每到此时，李香兰就会大骂她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说该追究的责任全在蒋匪那里，戴小蝶有本事就带人民解放军打到台湾去。此事直到两千年后的第三年我过八十大寿，我的儿子带着孙子、孙女们回到高雷给我祝寿，这个谜底才给揭开了。
（2018年6月30日）
原来，就在那天晚上，当高兰和她带领的督军人员将宋珂的临时办公室开枪围击时，51旅参谋长李生在雷鸣的策反下带人包围了高兰他们。
高兰被逼突围、退出51旅驻地，逃往何孚安的军部，宋珂因此阵亡，受轻伤的左山海与李生随即招集51旅三个团团长开会，并现场拘押了顽敌汤敬忠，于零时宣布起义，接着实施对何孚安的军部和邱健的师部的追击，何、邱两人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得到51旅也已经起义的消息，他们在左山海还没有赶到之前，退到化县城郊的53旅赵安南部布防。
逃往第7军军部的高兰得知178师又有军人反水的消息后，她带上她的情报人员迅速撤往两阳，双春情报组除了还在化县的小骆四人外，留在高县的六个情报人员随雷鸣、宋毓兰一起义，正是他们及时赶到，才保证了我和左山海的这次策反行动的成功。
这次受伤，我的左腿下半段被截肢了。在伤复治疗的两周时间里，我野战部队连下康、徐、化、廉、遂五县，62军李安达部退守在市区和东呈岛及附近临海地区。有意思的是，第7军代军长何孚安在化县遭到自己昔日的部下左山海、陈荣华等人和我野战军的铁桶式围攻，城破前饮弹自尽，邱健和赵安南逃到了62军，不久才随李安达坐舰艇逃往海南。
除卢勇仍留在两阳做地方工作外，我的行动队副队长黑马和原来从保密局策反过来的雷鸣、张力荣以及两个情报组人员大部分加入了我野战部队，随军兵发市区，之后又追到海南。
一周后，62军军长李安达带着62军残部，在国民党反动派派来的舰艇的掩护下撤到海南，留下踞守东方汇理银行大楼，国民党湛江市府大楼、62军军部和京华、南天酒店等几个重要据点的153师452团和458团大部分被我野战军逐一歼灭，高雷全境于年底前解放，正应了我和陈更烈当初对高雷何时解放的预判。
一向优柔寡断的安密达率市警察局警员两百多人向紫岩的工人纠察队缴械投降，康县警署的吴其隆以及其他官员全部带家眷逃往海南。陈侃和双春总商会会长郭正高杀掉刘胖子，向迎春的高县中心县委投降。迎春按我事前安排，立即拘押郭正高，交给了双春军管会。
因康、徐两县解放也负伤的我的下线情报人员林堪进伤复后，和李香兰一起来高县医院接我回市内治疗，我这才知道“朱砂”白香秀同志在拦截敌人的南撤物资时就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在了康县，当初逃回两阳的高兰死在了翁竖民的枪下。
据林堪进讲，翁竖民是在我野战军追击第九军残敌时，被我野战军先遣部队乱枪打死的。我不相信，翁竖民的官阶这么高，应当活捉，等待人民对他的审判。
我回市内西营医院继续做康复治疗的第二天，卢勇自两阳来市内办事时顺道看我，经他一说，我才知道高兰是在翁竖民的盛怒之下给开枪打死的。
原来，高兰那天带人逃回两阳时遭遇了陈宏贵的起义军，她们四人不敢接火，寻山路于第二天天亮才回到178师的督军组，见到翁竖民，报告说宋纪我就是翁竖民一直追查的“红土”，是我策反了144师的两个旅。翁竖民不相信自己如此无能，高兰让她的情报人员给予证实，说我就是“红土”，还说“红土”最终蠃了。翁竖民一气之下，朝高兰和她带回的三个情报人员一一开枪，其中一人经抢救活了过来，真相正是这个被抢救过来的人说的。
翁竖民之死的相真，我却迟了近半年才知道。
原来，翁竖民在两阳丢掉178师两个旅后仍然不甘失败，非得亲率86旅残部跟我野战部队的先遣团较劲、干上几仗，而这个先遣团代团长正是他昔日的手下、高兰的哥哥高柳。
高柳是在武汉一战时参加起义的，他早就从高兰过去写给他的信中得知翁竖民在狱中抢杀了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王启孟了。他带着他的先遣团追击到河阳大鲁镇时，与翁竖民率领的残军相遭遇，此前被高柳俘虏的督军人员中有一人让他认出来了，自此他才知道他妹妹高兰就在两天前让翁竖民开枪枪杀了。一怒之下，高柳在解决战斗时将翁竖民打成了筛子，只接受178师师长管如清等人投降。他因为违纪被降职为了营长，直到他在解放海南的战争中再立新功，才又恢复了团长之职。
这个真相是高柳带着在解放长沙时牺牲的团长、我的表弟李冬阳仅存的一件遗物找我移交时告诉我的。故人已去，心愿未了，高柳找我寻问高兰的葬身之地时，我将高兰生前希望死后能面北而葬的心愿告诉了他，高柳听后一时泪奔。
高柳问及的陈更烈先期逃往香港，一月之后才返回海南任职。李蕾蕾、周琪瑛、钱胜利等人先期随易华华去了海口。李蕾蕾在盗摄敌军军事海防图送交给张旗时，被海边巡逻的敌人发现，负责接应的杨梅、刘根和李蕾蕾三人因为力保张旗北渡完成任务，全部牺牲在海滩。
次年春天，我和李蕾蕾的婶子翁次妍与战友张旗一起去海南，将李蕾蕾等三人迁葬回李宝棠身边。早前配合李蕾蕾工作的蔡荣为琼崖纵队递送情报时牺牲。
我的三妈李香兰解放后任高雷市文化局副局长，写过几本戏，直至她不满五十岁患痨病去世，她秘藏在六六剧场地下通道的我家部分藏品，在市政府于改革开放初期将六六剧场改建为高雷公园广场时全部发掘，成了政府公产。
李香兰生前死后，并不像戴小蝶后来带人批斗她时所说的那样，她是剥削阶级的代表、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民间文化表代人物，她生前唱的戏和姑娘歌佳作一直被广泛传唱。所幸的是，李香兰被批斗不久就被发现患了痨病，送进了医院，她的二徒弟阿芹悉心照顾也没有挽回她的生命，阿芹次年就遁入空门，出家为尼。
我的老师和老上级林芍解放后又回到了校园当校长，直至离退；当年我地下党的另一片“绿叶”钱海红几年后调往上海卫生战线担任领导，成了我的表妹李秋红的上司；我的好兄弟袁四通也举家随夫人钱梦琳到了上海工作，活了八十岁。
劳承武、翁惠芝一家和李梅南、陈玉珍夫妇到台湾后，我一直没有他们的音讯，也再无往来，直至改革开放十年后，一直骂我为“汉奸”的周祺芝从香港去过台湾又回到故乡高雷探亲访友时，我才得知我的发小劳小雯因一直爱我而一生未嫁，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劳承武、翁惠芝与我的舅舅李梅南、舅妈陈玉珍在那些年先后病逝。
由于残疾，我伤复后被安排在市军管会公安处任副处长，我当年的副队长“黑马”胡闹同志在海南解放后调进了公安处任处长，“紫岩”周岩同志任侦察科科长，我们三人在反特清匪时再度携手，利用陈理珠的身份与宋毓兰的电台和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刘定军，将夏天普在市内和大雾山的潜伏人员一网打尽。我的小舅“蓝影”刘定军在结束大雾山一战后才回归组织，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直至“十年”期间成了我的陪斗，最后悬粱自杀在家中。
我的南华夜总会在解放后的次年就被改建成为红坎百货商城，经公私合营两年过渡，最后成了计划经济实体，南华酒店的经营权也在解放后的第三年划为公营，小师妹和阿芹还因此失去了工作，阿芹为此经常跟随翁次妍去乡下唱姑娘歌，以维持生计。
解放前夕受我保护的曹随红一家做为军属，在高雷解放的次年随李通迁到福建厦门。解放后与小师妹一起随我生活的李珠后来考上南京理工大学，我供她攻读理工专业，直至她毕业给分配到北京工作，她的姐姐李珍随钱海红到了上海，进《新民晚报》当记者，成了报人。
当年曾经掩护过我潜伏的吊脚楼里的女人刘兰和她的几个姐妹在双春解放时被夏天普的手下掳上了大雾山，夏天普被我公安部队围剿时，她们被当人质，刘兰没有被救下，被夏天普的手下开枪打死，她的姐妹们获救后将她埋在了大雾山。
戴小蝶在解放后也进入了军管会公安处工作，任户籍科副科长，与我当年的下属经理何木相恋一年后结婚，但是两人因性格不合，生活上总是嗑嗑碰碰，最初的几年，几次闹到了我家里去，李香兰为此不止一次批评了她。
由于婚姻上的不和谐，戴小蝶在“十年”期间迁怒于我，率先放了我的大字报，说我当年未经组织批准，私自枪杀她的革命导师“龙潭”杨勇和双春地区未经组织甄别的几个“老革命”，是我党真正的叛徒、内奸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
我因此被一次次批斗，家里的藏品除为救李香兰而卖掉部分外，剩余部分被抢掠一空。
改革开放后不久，我被平反昭雪，政府补发了我的工资，还将我家的西营别墅楼和我家的博物馆与民生路的“鬼屋”的产权都还给了我，高雷师专召我为历史教师，次年，我与小师妹结婚。我等了朱薇三十年，小师妹也暗恋了我三十年。我们结婚时，她也已经四十四岁了，之后不久，我才知道我在香港有一个儿子，是朱薇当年替我生的，已经成家两年。
原来，朱薇在高雷解放前见过李香兰之后不久就去了台湾，是经组织批准的，当时海南还没解放，朱薇怀孕四个多月了，而我在双春策反第7军的两个旅时，知道我真实身份的情报人员要么战死，要么投降或参加起义反正，逃往海南的易华健在李蕾蕾、周琪瑛的影响下，将我定为殉国人员存档，故而我的真实身份对朱薇在台湾的潜伏工作并无不利影响。
海南解放不久，我台湾地下党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导人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叛变了，由此几个月内，就被牵出了近两千人的地下潜伏人员，毛人凤因此力压郑介民。
因为朱薇是后来才到台湾执行任务的，她并不在这次被捕之列，她不久因为怀孕之故，向郑介民申请再次返回香港，在香港生下了我的儿子。
我儿子满月不久，由于上级无法联系当时在台湾的组织领导人，朱薇被再次派往台湾，此后的半年里，朱薇几经努力，才搞清楚了我地下党近两千人一年内悉数“失联”的秘密，原来是因为有大叛徒出卖，我地下组织才被大肆屠杀，失去了根基。
但是，朱薇次年冬与其他几位同志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枪杀时，她并非因为被叛徒出卖之故，而是因为后来才到台湾的陈更烈为了讨好特务头子毛人凤，谋得一官半职，他潜回香港，找到了他当年私送到香港的静珠，正是这个一直没有被朱薇找到灭口的静珠的亲眼验证，毛人凤才搞清楚了朱薇当年经郑介民之手送给老蒋的罗氏青铜剑是假的。
朱薇当年为了完美取代双面间谍07号交易员，当上郑介民的秘书，她借用了我家的青铜剑，在香港仿制了这只毛人风和郑介民做梦都想得到的青铜剑。
假“青铜剑”案发后，当初得到青铜剑的朱薇和后来送青铜剑去上海、台湾两地的三人全部获罪，郑介民也因此被毛人凤抽住了把柄，郑介民仅过几年就被蒋太子毒死。
其实，与朱薇一起同时遇难的除了我们的几个同志，还有许多怀抱爱乡爱国情怀和改造社会理想的两岸进步人士，她们先后被台湾的独裁统治者逮捕，之后慷慨赴义，魂断台北马场町刑场，最后被草草掩埋在六张犁的荒烟山岭之中。
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我的“白鸽”朱薇就这么英勇就义，她本人是否正是戴小蝶失散的亲姐姐，戴小蝶在批斗我的那些年还多次提起过，说我就是暗害她们姐妹骨肉分离的原凶。每到此时，李香兰就会大骂她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说该追究的责任全在蒋匪那里，戴小蝶有本事就带人民解放军打到台湾去。此事直到两千年后的第三年我过八十大寿，我的儿子带着孙子、孙女们回到高雷给我祝寿，这个谜底才给揭开了。
（2018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