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陈宏略这个叛徒都够胆玩翁竖民一把的话,张英杰有什么不敢?更何况,翁竖民原来就想放了钱海红,以诱捕“红土”或“蓝影”,只因他要诱捕的对象销声匿迹,才犹豫不决。如果我没有猜错,陈宏略事前肯定答应了翁竖民,就在他娶了李蕾蕾之后,供出他不久前认出的“蓝影”刘定军,老天开眼,陈宏略先让日特高雷小组结果了性命。
    由此可见,日特高雷小组是需要蓝影的,才不容陈宏略对翁竖民供出蓝影,并借此瘫痪保密局高雷站的指挥中枢,可谓一箭双雕。那么他们需要我党的蓝影替他们做些什么呢?还是他们固执己见地认为,几年前为他们做过事的蓝影其实还是他们的人?
    日本投降好几年了,当年的大小汉奸们也大都罪有应得,给处决了,唯有曾经给日本宪兵队当过翻译,也为党国做过一些事的“蓝影”刘定军,给关押了起来。
    刘定军是身份未定呢?还是早就暴露了他的蓝影身份?
    我没想到,跟特使“红土”脱线的白鸽也知道日特高雷小组在寻找蓝影。她问我蓝影是人?还是事关日特蓝鱼档案的代号什么的?我对白鸽介绍说:“在保密局的旧档案里,蓝影是我党早期潜伏于高雷的一个同志的代号,已经消联好多年了,他曾经在日本宪兵队做过事,他与日特蓝鱼档案是否有关?目前还不得而知。”
    白鸽是如何知道日特高雷小组在寻找蓝影的?上一周,陈宏略还没提出娶李蕾蕾之前,日特两个小组的电密码往来让李蕾蕾给破译了,自此,我才知道日特蓝鱼行动队也在找蓝影。
    我相信,除了保密局高雷站蓝鱼档案专案组成员,还没有谁知道这个消息,难不成,是李蕾蕾告诉了白鸽?假设李蕾蕾就是我党潜伏多年的“蓝海”,她会在自己尚未被激活的时候跟白鸽联系吗?我问白鸽是如何得到这个信息的?
    “呃,这个我不能告诉你,除非绿叶同志给救出来了。”白鸽的这个回答等于告诉了我,绿叶在保密局内部另有内应,这个人也许就是李蕾蕾。
    我问白鸽说:“说了这么多话,你要喝水吗?”
    “不用,叛徒客房内的纱巾你们查得怎么样了?有怀疑对象了吗?”白鸽在准备枪杀陈宏略之前与陈宏略被杀案作案人交过手,捋下了她的纱巾,但她没有告诉我这个信息,而是将纱巾偷偷放到了陈宏略原来住的客房。
    “妙巾已经让人排查了,怀疑对象自然是海员俱乐部的一些女人。”我简而言之。
    白鸽说:“如果你们追查到我的肉票身上,我希望你将这个人交给我处理。”
    “你的肉票?是指罗理珠吗?”我吃了一惊,难道白鸽跟罗理珠交过手?白鸽在我与罗理珠打过一次桌球后,她曾经跟我说过,她与罗理珠有私仇,罗理珠是她的肉票。
    “罗理珠?你们这么快就追到她身上了?”白鸽一片惊讶。
    “还没呢,她在叛徒被杀前离开海员俱乐部,回上海了。”据我调查,罗理珠请假了。
    “离开了?离开了就不能回来吗?你们保密局有人看到她回到上海了吗?没有的话,就不能妄下定论,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执行特使枪杀叛徒的命令时,我遭遇了一个作案人,她极可能就是罗理珠,你还是赶紧追查那条纱巾吧!”
    白鸽要我以洗眼为由,将情报放在霞光眼科诊所诊断器的胶垫下,我说:“我眼睛问题不大,我三天两头去你那里洗一次眼,岂不是把我眼睛洗坏了?”
    “什么我那里?那是人家白医生的诊所,你先去预约洗眼的话,我会给你开洗不坏你眼睛的眼药水的,你的双眼只会越来越迷人。你不想迷失自己方向的话,你早点去预哟吧!我走了,你早点休息。”白鸽说完转身离开我卧室。
    我追出来,白鸽在书房门口停下并转身对你说:“你不许跟着。”
    “好,我不跟着。”我目睹着白鸽从我家别墅二楼的窗户纵身而去。以她的身手,她也无法制服那个作案嫌疑人?可见日特高雷小组成员中是有高手的。
    时间过零时了,我抓紧时间烫脚上床休息,并给自己定了凌晨四点半的闹钟。
    凌晨四点半,我拔掉家里的电话线,带上电台直奔红坎。先将我写给高雷市委的信投进017号信箱,我在信中指示赤道在钱海红尚未获救并成功转移桂平游击支队之前,均要以“绿叶”的身份与我联系,而且“三民”密码不可以再用,凡通过“三民”密码发出的电报,只是用来迷惑敌人的。另外指示白鸽自今天起作为青苔的下线,配合侦查日特蓝鱼案。
    凌晨五点十分,我去我家的小商铺叫醒袁四通。袁四通昨晚“借”了一部黄包车,却将这部车子的车号给扯下来了,换上他“借”来的同一款车子的车牌。
    明天上午,全市的黄包车夫将加入罢工行列,所有车子都暂时成了“无”主车子,车子被盗将会成倍增加,此时用黄包车移动发报,更能迷惑敌人。
    我带上电台和行李架子,让袁四通将我拉到通往第七军军部的红官路。
    在车上,我告诉袁四通,今天是第三次执行任务了,一旦有人追查,得往红栖路走。紧急情况下,就放下我,拉着车子往河源寺方向跑,越快越好,直到摆脱追查。
    “那你呢?走路回红坎市内?”袁四通头也不回地问。
    “当然了,你不用管我,你只需吸引追你的人追到河源寺附近,就算完成任务了。”直至今天,我还无法确定杨显助和张英杰是否派人追查,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预案。我的目的是制造“红土”或“绿叶”正在红坎市郊活动的假象,以促使杨、张两人下决心放了钱海红。
    到了红官路中段叉路口,我先用“围城”秘码与华南分局联络,请示与蓝琼的联络方式,因为日特香港小组的一个可疑人昨晚去了康县,虽然高柳追他去了,但要是这个可疑人滞留康县的话,我想借此跑一趟康县,与蓝琼见上一面,以确定蓝影的真实身份。
    华南分局回电,同意我以“青苔”的身份见蓝琼,而不是以特使“红土”的身份见蓝琼。
    发过一轮电报后,我让袁四通往回走,走了一会,我改用“三民”密码与高雷市委“绿叶”联络,要求“绿叶”尽速彻查陈宏略的藏身之所,并告知山里的同志。
    赤道替“绿叶”给我回电,说山里的同志正在调查,一有消息,改日告知。
    电报联络结束,我和袁四通继续往回赶,走了不到五分钟,一辆车子打着远照灯自红栖路过来了。我想杨、张两人原来真的在红栖路设伏了,急让袁四通躲进路边的草堆。
    车子“呼”地开过去时,我隐隐约约的,瞧见了特侦处行动队的第二组队员。杨、张两人果然做出了反应,他们是想知道“绿叶”还活着呢?还是要追查特使红土我?不管怎么样?我不能让他们将我党的活动与第七军某个军官联系起来。
    为此,我让袁四通转向往红栖路走,袁四通惊问这么走只会离市区越来越远。
    我说:“他们还会返回来追你的,你快走,我等他们追你了,再步行回去。”
    “明白,大哥,你注意安全。”袁四通将车子拉上路面。
    “你引开他们后,争取八点之前给我电话。”我要袁四通也给我报平安。
    袁四通走后才五、六分钟,刚才过去的那辆车子果返回来了,他们再次回到红栖路,必然追上袁四通的,因为这时的路上还极少有行人。
    我将电台装在行李架子上,拉上大路,走上不久,就听到了几声枪响,他们一定发现可疑之处了。枪声断断续续的远去了,我想袁四通也许往河源寺跑了,他会丢下车子吗?弃下的车子会被查出来吗?
    回到红坎我家博物馆附近,我急开我车子回西营,那时天还没放亮,市内的一些商家开始张罗生意了。到家后,我没有补睡,而是接上电话线,等着袁四通的电话,一直等到快八点,才等到了袁四通的电话。
    袁四通说我估得太准了,这伙人一定是保密局的人,因为袁四通事先换了车牌,保密局即使找到车子,也难查出车子的真假了。我问他是否受伤?袁四通说膝盖给磕到了,所以回晚了,现在才给我电话。
    挂下袁四通电话,我没有开我车子去上班,而是步行着去保密局。
    由于没有黄包车可坐,一早上班的人有好几个都迟到了。而昨晚围堵保密局的学生和工人正在市府那边集中,保密局在这个可以喘息的时间里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除翁竖民、陈更烈和高柳没有参加外,其他队长以上的人都参加了。来得最迟的是高兰,而且无精打采,整个人仿佛刚刚睡醒。
    杨显助清着嗓门,给大家鼓气,说学生和工人游行示威的事,经研究,先请示上面的意见,上面也许很快就有指示,接下来是三件事要通报。
    第一件事是最近三天发现共党和日谍的密电往来频密,相关行动人员已经进入市区活动,今天凌晨再一次证实了,两大敌人的活动很猖獗,必须施以严厉打击。前者由特侦处第二组展开目标搜查,后者的搜查由情报处钱胜利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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