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政法委的朱长山与国土局的孙明理原本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朱长山一直比较亲近省委书记司马平，孙明理则被认为是省长韦秀山的人。可这一段两人之间的关系倒是亲近不少，先是太原城的公检法大院撤除，接着是整个山西公检法单位大院的撤除。政法委与国土局的两位头头最近不得不全面合作。可真的一合作，大家都发现其实对方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
下班之后，从会议室里面出来的孙明理看旁边没人，对朱长山说道：“老朱，晚上出去吃饭吧？”
孙明理想了想，他叹口气，“出去吃又要找位置。我家离得近，去我家吃吧。”
这还真是极大善意的表现，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的不错。城市快速发展催生出大量饭店，兜里不缺钱的家伙们已经很少请人到自家吃饭。如果不是面对那种真正觉得比较亲近的人，基本不会请别人到自己家吃饭。
对朱长山的表态，孙明理当然没有拒绝，他答道：“好，你先走，我稍微晚点。”
等朱长山把孙明理迎进自家大门的时候，才发现孙明理拎了几斤卤牛肉。把牛肉递给在朱长山身边的朱夫人，孙明理笑道：“我觉得街口那边的陈记牛肉不错，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
“是在刘记旁边的那家吧？”朱夫人熟门熟路的问。
“就是那家，人好多，差点没排上队。”孙明理笑道。
朱夫人去做饭，两个老爷们往书房一坐，门关上，窗户打开，就坐在窗户边开始边抽烟边聊天。孙明理叹道：“以前真不知道都督有多厉害，只是知道都督了不起。这次听都督讨论工作，才明白都督为何总是能提出看似矛盾的要求。”
这话虽然笼统，一起参加会议的朱长山也挺的明白。他吁口烟，连连点头，“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看着不简单，却能责任清楚，又不是那种把人逼死的做法。”
有关农业技术人员是否分地的讨论最终变成了是否建立各个农村领头人的讨论，这个议题的变化是山西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只要牵扯到制度，特别是所有制问题，山西就会习惯性的变成一场内斗，内斗最后变成扯皮，议题最后无疾而终。
这次情况则不同，作为建议人的韦泽自己先提出“农业带头人”会遇到的种种问题。例如带头未必成功。这不是空对空的瞎扯淡，都督调查了农业技术部门承担的责任之后，发现这些技术人员仅仅是科研机构的推广者，甚至只是个销售者。实践不足，理论也不足。归根结底可以用“不专业”三个字来表述。
技术人员不专业，农民们的问题则是“不明白”。想让农民明白，想让技术人员专业，就需要互相结合，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对此，韦泽的评价是“投入很大，费力很多，却很难被当成是政绩”。
在韦泽说出“不专业”“不明白”的时候，山西省委的这帮人只是觉得韦泽都督不糊涂。等到韦泽明确指出“很难被当成是政绩”的观点，所有的官员终于明白都督对官场和政府的了解程度远远比他们想的要深刻的多。
就如韦泽都督在论述过程中所讲，再专业，再明白，也顶不住一场水旱灾害。风调雨顺的年景，粮食产量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山西自然条件的确不如那些农业大省，东北的大平原，黄淮的大平原，北美的大平原，南方的三角洲地区就是能够用上最好的技术，用上最好的机械，生产效率与山西一比真的能称为丧心病狂。
山西在推行农业带头人政策的时候要面临无数的错误和必然的失败，即便是花上几年时间初步完成这种推广，也不可能让山西在农业方面有本质性的突破。单纯从官场的角度来说，这种投入产出比太低，很难把这个当成政绩来作为下一步晋身的基础。
心中那个不能给人看的小角落突然被这么率直的点出来，农业厅厅长几乎有当众自杀的冲动，其他人的情绪也很不稳定。都督却没有因此指责山西这帮人是王八蛋，更没有用免职来威胁大家。韦泽语气坦然的对一众心里面非常不安的干部说道：“有这等想法很正常，这说明了什么？我在山西走了一圈，觉得山西的同志们都希望山西变得更好。那种能干到的我就是不干，就是要把山西搞糟的人，我一个也没见过。现在这个问题大概能用了心有余而力不足来形容。没做过，不知道怎么做，一看投入这么大，中间的过程又如此曲折，心里想打退堂鼓很正常。力量这种东西都是锻炼出来的，谁天生都没有。”
孙明理受到的震动很大，他之所以找朱长山来聊这个，是因为他心里仿佛窝着一团火，不吐不快。可这种问题恰恰不能和韦秀山等人讲，孙明理很清楚韦秀山的想法。这段时间的大内斗完全围绕着对山西主导权的争夺。和韦秀山谈这个有些打脸的嫌疑。
“都督说的没错，现在回想一下，很多时候是真的不想干。既然干了也没多大成绩，还要承担那么大风险，承担那么多责任。吃饱了撑的才要坚持干下去。”孙明理说的都是心里话，他从来没想过要把山西搞糟，要把工作办砸。可是为了不出现错误，孙明理也只能拒绝参与那些容易产生错误的工作，这个过程中的孙明理也经历从不甘心到心安理得的转变。
毕竟是搞政法委工作的，朱长山的逻辑思维就比较缜密些。他不太赞同孙明理的说法，“都督现在想说的大概是要对犯错的标准做定义。到底是按照科学规律尝试时候出的错，还是自己本来的想法就有问题，于是在上面故意弄出问题来。这个是个标准问题。我举个例子，杀人案件定性的时候有故意杀人罪和过失杀人罪两种。过失杀人罪一般不会被处以死刑，故意杀人罪的话，除非被杀一方也有重大责任，否则基本就是死刑。咱们山西么……呵呵……”
朱长山本人就是司马平一系的关键人物，面对孙明理这个另外一系的顶梁柱，这声“呵呵”可谓意味深长。
“能不能别再瞎扯皮，就是把事情干好？”孙明理问朱长山。
朱长山又吸了两口烟，有些为难的说道：“你我现在能干好的大概只有我们能管的工作。就如这次拆分公检法大院的任务，咱们兄弟两个合作，那就没啥问题。不归咱们管的事情，说了也没用。”
孙明理很能理解朱长山的态度，政法委书记与国土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低，他们两个如果不想介入派系斗争，就是能不介入派系斗争。可其他的部门可就没有这等好事，因为直属省长或者省委书记管，他们想置身事外是千难万难。
这个问题继续说下去就很麻烦，孙明理把话题转回了韦泽都督提出的“农村带头人”方面。“老朱，你觉得这件事能推行下去么？”
朱长山盯着孙明理看了片刻，他其实有些怀疑孙明理是不是也想从这里头捞什么政治好处。不过从表情上看却看不出什么来，这毕竟不是审犯人，可以采用很多技术性手段。最后朱长山选择了很常规的回答，“推行下去肯定没问题，都督说的清楚，到底把这个当成政绩来干，还是当成工作来干，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就大了。若是干的目的是求政绩，非得把五年十年的工作用三年干完，不出事才怪。都督看问题又看得这么透，想献宝一样把成绩献上去，我不觉得能糊弄都督。”
“我也这么觉得。”孙明理边点头边答道。他的确很本能的有种想顺杆爬的冲动，可韦泽都督对官场的熟知程度又让他感觉到了畏惧。种种野心以及对未来的不安搅和在一起，让孙明理感觉无所适从。
不过孙明理很快就从这种患得患失的局面中挣脱出来，他早就不是少年人啦。有些事情想办好不易，想办糟太容易了。若不是韦泽都督提出农村带头人的建议，就根本不用指望山西自己搞出这种东西。即便是韦泽都督提出这个建议，山西能否执行下去也是问题。这无关好坏善恶，正如都督所说，即便是办好了也没办法成为政绩。想干出成绩，反倒是他和朱长山合作的大院拆分计划是正路。
此时朱长山的夫人做好了饭菜喊两人吃饭，朱长山与孙明理也不再提这个陷阱重重的事情。他们边吃边谈，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大院拆分的工作上。和明白人合作是非常令人舒爽的事情，更不用说干的还是正经事，能够给众多基层人员创造更舒适生活的好事。
韦秀山和此时的山西省委干部一样都没闲着，韦泽提出的计划在别人看来困难重重，对韦秀山来说却如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省长亲自抓此事，还是都督提出的计划，这足以让韦秀山通过这个项目把自己的权力深深扎入山西。
与韦秀山一样，司马平也拿出了一个山西煤矿的整合计划。这个计划几乎耗尽了司马平的精力，工作带来的巨大负面作用使得司马平不得不每天骂几次儿子司马继才能做到疏解精神上压力的效果。
骂归骂，司马平也觉得经过这么久之后，他终于可以准备安排停职的儿子出来工作。只要都督认同了这个方案，甚至不用都督立刻认同，只要这个方案在山西得以通过，司马继就可以加入新的工作组，摆脱当家里蹲的现状。
司马平回家之后却没见到儿子司马继，他此时心情不错，也没有问。到了晚上10点多，把方案再审核一遍之后，司马平准备去睡觉。然而一阵敲门声响起，司马平不知道这大半夜的谁来找他。听到他老婆一面问以前去开门，司马平也不太想动。
不到一分钟，书房的门开了。门口出现的是中央警卫团的人，为首的竟然是随行的警卫团副团长。副团长的脸上冷若寒霜，不等司马平开口，他唰的展开一张公文，语气严厉的说道：“司马平，你跟我们走一趟。”
书记和同志的称呼统统没有，警卫团副团长对司马平直呼其名。
下班之后，从会议室里面出来的孙明理看旁边没人，对朱长山说道：“老朱，晚上出去吃饭吧？”
孙明理想了想，他叹口气，“出去吃又要找位置。我家离得近，去我家吃吧。”
这还真是极大善意的表现，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的不错。城市快速发展催生出大量饭店，兜里不缺钱的家伙们已经很少请人到自家吃饭。如果不是面对那种真正觉得比较亲近的人，基本不会请别人到自己家吃饭。
对朱长山的表态，孙明理当然没有拒绝，他答道：“好，你先走，我稍微晚点。”
等朱长山把孙明理迎进自家大门的时候，才发现孙明理拎了几斤卤牛肉。把牛肉递给在朱长山身边的朱夫人，孙明理笑道：“我觉得街口那边的陈记牛肉不错，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
“是在刘记旁边的那家吧？”朱夫人熟门熟路的问。
“就是那家，人好多，差点没排上队。”孙明理笑道。
朱夫人去做饭，两个老爷们往书房一坐，门关上，窗户打开，就坐在窗户边开始边抽烟边聊天。孙明理叹道：“以前真不知道都督有多厉害，只是知道都督了不起。这次听都督讨论工作，才明白都督为何总是能提出看似矛盾的要求。”
这话虽然笼统，一起参加会议的朱长山也挺的明白。他吁口烟，连连点头，“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看着不简单，却能责任清楚，又不是那种把人逼死的做法。”
有关农业技术人员是否分地的讨论最终变成了是否建立各个农村领头人的讨论，这个议题的变化是山西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只要牵扯到制度，特别是所有制问题，山西就会习惯性的变成一场内斗，内斗最后变成扯皮，议题最后无疾而终。
这次情况则不同，作为建议人的韦泽自己先提出“农业带头人”会遇到的种种问题。例如带头未必成功。这不是空对空的瞎扯淡，都督调查了农业技术部门承担的责任之后，发现这些技术人员仅仅是科研机构的推广者，甚至只是个销售者。实践不足，理论也不足。归根结底可以用“不专业”三个字来表述。
技术人员不专业，农民们的问题则是“不明白”。想让农民明白，想让技术人员专业，就需要互相结合，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对此，韦泽的评价是“投入很大，费力很多，却很难被当成是政绩”。
在韦泽说出“不专业”“不明白”的时候，山西省委的这帮人只是觉得韦泽都督不糊涂。等到韦泽明确指出“很难被当成是政绩”的观点，所有的官员终于明白都督对官场和政府的了解程度远远比他们想的要深刻的多。
就如韦泽都督在论述过程中所讲，再专业，再明白，也顶不住一场水旱灾害。风调雨顺的年景，粮食产量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山西自然条件的确不如那些农业大省，东北的大平原，黄淮的大平原，北美的大平原，南方的三角洲地区就是能够用上最好的技术，用上最好的机械，生产效率与山西一比真的能称为丧心病狂。
山西在推行农业带头人政策的时候要面临无数的错误和必然的失败，即便是花上几年时间初步完成这种推广，也不可能让山西在农业方面有本质性的突破。单纯从官场的角度来说，这种投入产出比太低，很难把这个当成政绩来作为下一步晋身的基础。
心中那个不能给人看的小角落突然被这么率直的点出来，农业厅厅长几乎有当众自杀的冲动，其他人的情绪也很不稳定。都督却没有因此指责山西这帮人是王八蛋，更没有用免职来威胁大家。韦泽语气坦然的对一众心里面非常不安的干部说道：“有这等想法很正常，这说明了什么？我在山西走了一圈，觉得山西的同志们都希望山西变得更好。那种能干到的我就是不干，就是要把山西搞糟的人，我一个也没见过。现在这个问题大概能用了心有余而力不足来形容。没做过，不知道怎么做，一看投入这么大，中间的过程又如此曲折，心里想打退堂鼓很正常。力量这种东西都是锻炼出来的，谁天生都没有。”
孙明理受到的震动很大，他之所以找朱长山来聊这个，是因为他心里仿佛窝着一团火，不吐不快。可这种问题恰恰不能和韦秀山等人讲，孙明理很清楚韦秀山的想法。这段时间的大内斗完全围绕着对山西主导权的争夺。和韦秀山谈这个有些打脸的嫌疑。
“都督说的没错，现在回想一下，很多时候是真的不想干。既然干了也没多大成绩，还要承担那么大风险，承担那么多责任。吃饱了撑的才要坚持干下去。”孙明理说的都是心里话，他从来没想过要把山西搞糟，要把工作办砸。可是为了不出现错误，孙明理也只能拒绝参与那些容易产生错误的工作，这个过程中的孙明理也经历从不甘心到心安理得的转变。
毕竟是搞政法委工作的，朱长山的逻辑思维就比较缜密些。他不太赞同孙明理的说法，“都督现在想说的大概是要对犯错的标准做定义。到底是按照科学规律尝试时候出的错，还是自己本来的想法就有问题，于是在上面故意弄出问题来。这个是个标准问题。我举个例子，杀人案件定性的时候有故意杀人罪和过失杀人罪两种。过失杀人罪一般不会被处以死刑，故意杀人罪的话，除非被杀一方也有重大责任，否则基本就是死刑。咱们山西么……呵呵……”
朱长山本人就是司马平一系的关键人物，面对孙明理这个另外一系的顶梁柱，这声“呵呵”可谓意味深长。
“能不能别再瞎扯皮，就是把事情干好？”孙明理问朱长山。
朱长山又吸了两口烟，有些为难的说道：“你我现在能干好的大概只有我们能管的工作。就如这次拆分公检法大院的任务，咱们兄弟两个合作，那就没啥问题。不归咱们管的事情，说了也没用。”
孙明理很能理解朱长山的态度，政法委书记与国土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低，他们两个如果不想介入派系斗争，就是能不介入派系斗争。可其他的部门可就没有这等好事，因为直属省长或者省委书记管，他们想置身事外是千难万难。
这个问题继续说下去就很麻烦，孙明理把话题转回了韦泽都督提出的“农村带头人”方面。“老朱，你觉得这件事能推行下去么？”
朱长山盯着孙明理看了片刻，他其实有些怀疑孙明理是不是也想从这里头捞什么政治好处。不过从表情上看却看不出什么来，这毕竟不是审犯人，可以采用很多技术性手段。最后朱长山选择了很常规的回答，“推行下去肯定没问题，都督说的清楚，到底把这个当成政绩来干，还是当成工作来干，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就大了。若是干的目的是求政绩，非得把五年十年的工作用三年干完，不出事才怪。都督看问题又看得这么透，想献宝一样把成绩献上去，我不觉得能糊弄都督。”
“我也这么觉得。”孙明理边点头边答道。他的确很本能的有种想顺杆爬的冲动，可韦泽都督对官场的熟知程度又让他感觉到了畏惧。种种野心以及对未来的不安搅和在一起，让孙明理感觉无所适从。
不过孙明理很快就从这种患得患失的局面中挣脱出来，他早就不是少年人啦。有些事情想办好不易，想办糟太容易了。若不是韦泽都督提出农村带头人的建议，就根本不用指望山西自己搞出这种东西。即便是韦泽都督提出这个建议，山西能否执行下去也是问题。这无关好坏善恶，正如都督所说，即便是办好了也没办法成为政绩。想干出成绩，反倒是他和朱长山合作的大院拆分计划是正路。
此时朱长山的夫人做好了饭菜喊两人吃饭，朱长山与孙明理也不再提这个陷阱重重的事情。他们边吃边谈，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大院拆分的工作上。和明白人合作是非常令人舒爽的事情，更不用说干的还是正经事，能够给众多基层人员创造更舒适生活的好事。
韦秀山和此时的山西省委干部一样都没闲着，韦泽提出的计划在别人看来困难重重，对韦秀山来说却如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省长亲自抓此事，还是都督提出的计划，这足以让韦秀山通过这个项目把自己的权力深深扎入山西。
与韦秀山一样，司马平也拿出了一个山西煤矿的整合计划。这个计划几乎耗尽了司马平的精力，工作带来的巨大负面作用使得司马平不得不每天骂几次儿子司马继才能做到疏解精神上压力的效果。
骂归骂，司马平也觉得经过这么久之后，他终于可以准备安排停职的儿子出来工作。只要都督认同了这个方案，甚至不用都督立刻认同，只要这个方案在山西得以通过，司马继就可以加入新的工作组，摆脱当家里蹲的现状。
司马平回家之后却没见到儿子司马继，他此时心情不错，也没有问。到了晚上10点多，把方案再审核一遍之后，司马平准备去睡觉。然而一阵敲门声响起，司马平不知道这大半夜的谁来找他。听到他老婆一面问以前去开门，司马平也不太想动。
不到一分钟，书房的门开了。门口出现的是中央警卫团的人，为首的竟然是随行的警卫团副团长。副团长的脸上冷若寒霜，不等司马平开口，他唰的展开一张公文，语气严厉的说道：“司马平，你跟我们走一趟。”
书记和同志的称呼统统没有，警卫团副团长对司马平直呼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