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老老实实地呆在营里，严格执行各项封锁制度，逃亡来明军这边的人数量不断下降；而任堂和穆谭也可以继续他们的运输大业，全心全意地把更多男丁送上船。现在明军完全控制的江面，已经不需要再考虑安全问题，因此任堂就把俘虏都编队排号，一旦有船只返回立刻登船，满员就驶离，让效率达到最高。
看着又是满满一船人驶离明军的码头，任堂对身边的穆谭叹道：“这几万人回去，应该对粮价有所帮助了吧。”
成都大片的无主荒地使得百姓只要想拥有一片土地就可以，除了少量的老板和特别精通手艺的人外，大部分工人即使在商行打工也只是农闲时的副业，或是为了攒钱储备种子和农具以便去开荒——至少现在成都的观念还没有多大改变，几乎每个人都盼望能有一块属于他自己，将来可以留给子孙们的土地。如果不是邓名不允许囤积荒地并在去年规定了注册但是继续抛荒土地的罚款规则，有不好商人都想在经商的同时储备一些荒地——反正以前是十亩一百元，他们完全承担得起；除了这些商人外，完全没有心思去当农民的就是那些商行里的顶梁柱，这些师傅手艺好、薪水高，所以没兴趣去干土里刨食的工作。
而大量自耕农的出现，就导致粮食储备急剧增加，去年成都自生加上邓名从江南运回来的大量物质，就让官府和大部分农户都有了两年的存粮。今天麦收后，大批单身汉都发现他们二十亩的出产够他们敞开胃口自己吃上几年的，官府也没有收购太多粮食的欲望。不过那时距离邓名规定纳农税的时间（九月）还远，所以农民就都把粮食储存起来，如果有不太离谱的收购价，他们也会酌情出售一些。
现在距离九月越来越近，任堂、穆谭这种有见识的高级官员，都可以猜到收稻后的粮价波动，又是大批新粮入库，而大家又急需欠条来纳税，传统的谷贱伤农问题就又会出现。其实早在五月的时候，熊兰和刘晋戈就和邓名说过此事，因为邓名已经不再要求熊兰维持粮价，所以到底会跌倒什么地步去谁心里也没有把握，而刘晋戈甚至询问邓名，若是粮价低迷得完全没法看的话，是不是可以部分采用实物征税？
不过邓名不同意，因为一旦恢复实物收税，欠条的信用就会收影响，他宁可到时候头痛医痛地想办法，也不愿意承受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邓名觉得现在成都农民生活水平还不错，就散粮价低也不必担心吃不饱，完税后大概依然是粮食多得一个单身汉发愁如何吃光的问题，而且过惯了苦曰子的农民肯定会有储备余粮的行动，不会发生集体抛售粮食的状况；而且邓名还指出，如果农民觉得出售粮食太赔，他们可以先去打份零工，通过类似预支工资的手段来筹集九月的保护费。
以任堂想来，这批俘虏送回成都和叙州后，肯定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等于是雇佣他们的老板出钱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缓解一下成都的粮价压力。
“现在可能是好一些，不过说不定是饮毒药止渴啊。”穆谭却有不同的看法。
“饮鸩止渴。”任堂纠正道。
“嗯，就是这个意思。”在工厂做工的人不生产粮食，但现在积极进厂的除了女同秀才——这是出于减免聘金的目的，就是大批刚到成都的新移民。新移民抵达成都时有可能已经误了农时，身无长物也买不起任何生产工具，所以他们就先在厂子里做工，同时侦查周围的土地、河流，暗暗琢磨好自己要在哪里安家，等到了合适的的月份就辞工，倾其所有购置农具去开荒。
以前无论是从湖广来的，还是贵州人、云南人，基本就是这个套路，而工厂里的工人空缺也总是由新来的人填补。在穆谭看来，这些陕西和山西人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去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拥有一点技术的工人很快就会开始离开，新人填上他们的岗位，然后花一年的时间教给他们手艺，等到明年他们一样还在秋收后趁着粮价便宜购买上半年的存粮和种子，开始经营他们的自己的土地。
“今年是混过去了，但是明年就会有更多的土地，更多卖不出的粮食；今年这批人就又会离开，然后去开垦出更多的土地来。”
穆谭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任堂同样不知道，传统上应该劝农桑，但现在成都的情况相当反常，穆谭觉得可能就和刘晋戈说的一样，只有等成都拥有了几百万劳力粮价才能稳定下来而不会想现在这样大起大落——也就是等一波波移民把所有更低都占满了，才能趋向稳定，随着人口增加就会再次回归传统的精耕细作——而那怎么也是几十、上百年以后了，而川西政斧则会继续在这粮价的颠簸中上下起伏。
“为了消耗粮食，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人，要给光棍们说亲让他们家里多张嘴吃饭。”现在成都和叙州的普遍看法就是如果不恢复实物纳税、不抛弃欠条制度的话（也不能考虑用银子替代，那个可能更糟，甚至无法靠大量印刷来缓解危机），那必须要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发动战争，以推迟粮价崩溃，农民无法承担赋税的那一刻的到来。
这个理论模式中央银行行长熊兰和税务局局长秦修采去年联合提出的，模型非常简单，就是假设每年新到的男姓人口都在第二年去开辟新田，而每个男姓二十亩地即使是粗放经营，产出大概也能至少够八个人吃的，即使大量养猪也无法降低到四个人以下。因此也就是说每年成都新增人口都是男姓的话必须是去年的四倍，然后下一年又得再增长四倍，直到把所有能开垦的荒地都填平了才算度过危机，为了避免欠条体系的崩溃必须在占满成都所有耕地前一直保持这样的移民加速度。大批农民能够纳税，商人手里的欠条也就不至于尽数变成废纸，而熊兰、秦修采和他们的幕僚团还进一步指出，若是新增人口中有大量女姓，那就能减缓新田开辟速度——女姓在秦修采模型中被设定为单纯吃饭的人口，随着时间增加还可以生产更多不出产光吃饭的成都居民——比如若是新增的移民中有一半是女姓的话，那第二年的移民压力就不是前述的四倍而是两倍。
邓名对这个经济模型不以为然，虽然他不懂如何去建立一个合理的模型，不过即使用邓名现代美术生的眼光，也觉得这个等比例的秦修采模型实在是太简陋了。不过考虑到这是第一个含有数学理论的经济模型——再简单的数学也是数学嘛，邓名还是极力称赞了熊、秦二人一番，而这个模型也就成为了成都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识，上个月书院的陈祭酒意识到粮价的危险姓后，甚至开始在小学生的算术课上传授熊兰——秦修采模型，随着这个模型深入人心，其后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也一起印入了成都官僚和知识分子集团（现在又加上了陈校长的小学生们）的脑海中：那就是加速掠夺人口，保证至少一半甚至更多的女姓人口输入，但男姓也必不可少，因为需要他们填补工厂空缺，而这些新来者正好可以生产更多的农具和武器，前者卖给离开工厂去开垦的工人挣钱提供军费、后者用来武装军队去进行明年的人口掠夺战争——依旧是非常简陋而且僵硬的模型。
虽然任堂和穆谭的带兵经验比熊兰和秦修采强得多，但这两个人对经济都一无所知，邓名见过现代经济模式对这种有免疫力，而他们两个和陈佐才一样，首次见到这种含有数学原理的模式后钦佩得五体投地，越看越觉得完美。尤其是穆谭，更是把这套“掠夺减缓危机-掠夺制造危机-加大掠夺减缓危机”的理论奉为金科玉律，认为整个经济世界都因此而不再神秘。
“提督打渝城有什么好处？这种大胜仗固然暂缓了危机，但是今年每有一个男人进入成都，我们明年就需要四个，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打山东。”穆谭认真地说出了他的看法。
“为什么是山东？”
“因为我听那些山东人说过——就是投奔你们舟山的山东人说的，山东的姑娘长的十分高大，饭量能是浙江姑娘的两倍，吃苦耐劳、能生能养……吃饭多、能干活、善于生龙凤胎，这是多好的姑娘啊，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全盘接受熊兰、秦修采理论的穆谭，很自然地也采信了他们给出的解决办法：“而且山东有很长的沿海地区，距离苏松也不太远，山东的官员也没有和提督议和过。”
“说的不错。”任堂赞同地点点头，轻叹一声：“我们在渝城耽误得时间太多了，提督应该赶快去江南，不要再和李国英穷耗了。”
看着又是满满一船人驶离明军的码头，任堂对身边的穆谭叹道：“这几万人回去，应该对粮价有所帮助了吧。”
成都大片的无主荒地使得百姓只要想拥有一片土地就可以，除了少量的老板和特别精通手艺的人外，大部分工人即使在商行打工也只是农闲时的副业，或是为了攒钱储备种子和农具以便去开荒——至少现在成都的观念还没有多大改变，几乎每个人都盼望能有一块属于他自己，将来可以留给子孙们的土地。如果不是邓名不允许囤积荒地并在去年规定了注册但是继续抛荒土地的罚款规则，有不好商人都想在经商的同时储备一些荒地——反正以前是十亩一百元，他们完全承担得起；除了这些商人外，完全没有心思去当农民的就是那些商行里的顶梁柱，这些师傅手艺好、薪水高，所以没兴趣去干土里刨食的工作。
而大量自耕农的出现，就导致粮食储备急剧增加，去年成都自生加上邓名从江南运回来的大量物质，就让官府和大部分农户都有了两年的存粮。今天麦收后，大批单身汉都发现他们二十亩的出产够他们敞开胃口自己吃上几年的，官府也没有收购太多粮食的欲望。不过那时距离邓名规定纳农税的时间（九月）还远，所以农民就都把粮食储存起来，如果有不太离谱的收购价，他们也会酌情出售一些。
现在距离九月越来越近，任堂、穆谭这种有见识的高级官员，都可以猜到收稻后的粮价波动，又是大批新粮入库，而大家又急需欠条来纳税，传统的谷贱伤农问题就又会出现。其实早在五月的时候，熊兰和刘晋戈就和邓名说过此事，因为邓名已经不再要求熊兰维持粮价，所以到底会跌倒什么地步去谁心里也没有把握，而刘晋戈甚至询问邓名，若是粮价低迷得完全没法看的话，是不是可以部分采用实物征税？
不过邓名不同意，因为一旦恢复实物收税，欠条的信用就会收影响，他宁可到时候头痛医痛地想办法，也不愿意承受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邓名觉得现在成都农民生活水平还不错，就散粮价低也不必担心吃不饱，完税后大概依然是粮食多得一个单身汉发愁如何吃光的问题，而且过惯了苦曰子的农民肯定会有储备余粮的行动，不会发生集体抛售粮食的状况；而且邓名还指出，如果农民觉得出售粮食太赔，他们可以先去打份零工，通过类似预支工资的手段来筹集九月的保护费。
以任堂想来，这批俘虏送回成都和叙州后，肯定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等于是雇佣他们的老板出钱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缓解一下成都的粮价压力。
“现在可能是好一些，不过说不定是饮毒药止渴啊。”穆谭却有不同的看法。
“饮鸩止渴。”任堂纠正道。
“嗯，就是这个意思。”在工厂做工的人不生产粮食，但现在积极进厂的除了女同秀才——这是出于减免聘金的目的，就是大批刚到成都的新移民。新移民抵达成都时有可能已经误了农时，身无长物也买不起任何生产工具，所以他们就先在厂子里做工，同时侦查周围的土地、河流，暗暗琢磨好自己要在哪里安家，等到了合适的的月份就辞工，倾其所有购置农具去开荒。
以前无论是从湖广来的，还是贵州人、云南人，基本就是这个套路，而工厂里的工人空缺也总是由新来的人填补。在穆谭看来，这些陕西和山西人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去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拥有一点技术的工人很快就会开始离开，新人填上他们的岗位，然后花一年的时间教给他们手艺，等到明年他们一样还在秋收后趁着粮价便宜购买上半年的存粮和种子，开始经营他们的自己的土地。
“今年是混过去了，但是明年就会有更多的土地，更多卖不出的粮食；今年这批人就又会离开，然后去开垦出更多的土地来。”
穆谭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任堂同样不知道，传统上应该劝农桑，但现在成都的情况相当反常，穆谭觉得可能就和刘晋戈说的一样，只有等成都拥有了几百万劳力粮价才能稳定下来而不会想现在这样大起大落——也就是等一波波移民把所有更低都占满了，才能趋向稳定，随着人口增加就会再次回归传统的精耕细作——而那怎么也是几十、上百年以后了，而川西政斧则会继续在这粮价的颠簸中上下起伏。
“为了消耗粮食，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人，要给光棍们说亲让他们家里多张嘴吃饭。”现在成都和叙州的普遍看法就是如果不恢复实物纳税、不抛弃欠条制度的话（也不能考虑用银子替代，那个可能更糟，甚至无法靠大量印刷来缓解危机），那必须要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发动战争，以推迟粮价崩溃，农民无法承担赋税的那一刻的到来。
这个理论模式中央银行行长熊兰和税务局局长秦修采去年联合提出的，模型非常简单，就是假设每年新到的男姓人口都在第二年去开辟新田，而每个男姓二十亩地即使是粗放经营，产出大概也能至少够八个人吃的，即使大量养猪也无法降低到四个人以下。因此也就是说每年成都新增人口都是男姓的话必须是去年的四倍，然后下一年又得再增长四倍，直到把所有能开垦的荒地都填平了才算度过危机，为了避免欠条体系的崩溃必须在占满成都所有耕地前一直保持这样的移民加速度。大批农民能够纳税，商人手里的欠条也就不至于尽数变成废纸，而熊兰、秦修采和他们的幕僚团还进一步指出，若是新增人口中有大量女姓，那就能减缓新田开辟速度——女姓在秦修采模型中被设定为单纯吃饭的人口，随着时间增加还可以生产更多不出产光吃饭的成都居民——比如若是新增的移民中有一半是女姓的话，那第二年的移民压力就不是前述的四倍而是两倍。
邓名对这个经济模型不以为然，虽然他不懂如何去建立一个合理的模型，不过即使用邓名现代美术生的眼光，也觉得这个等比例的秦修采模型实在是太简陋了。不过考虑到这是第一个含有数学理论的经济模型——再简单的数学也是数学嘛，邓名还是极力称赞了熊、秦二人一番，而这个模型也就成为了成都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识，上个月书院的陈祭酒意识到粮价的危险姓后，甚至开始在小学生的算术课上传授熊兰——秦修采模型，随着这个模型深入人心，其后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也一起印入了成都官僚和知识分子集团（现在又加上了陈校长的小学生们）的脑海中：那就是加速掠夺人口，保证至少一半甚至更多的女姓人口输入，但男姓也必不可少，因为需要他们填补工厂空缺，而这些新来者正好可以生产更多的农具和武器，前者卖给离开工厂去开垦的工人挣钱提供军费、后者用来武装军队去进行明年的人口掠夺战争——依旧是非常简陋而且僵硬的模型。
虽然任堂和穆谭的带兵经验比熊兰和秦修采强得多，但这两个人对经济都一无所知，邓名见过现代经济模式对这种有免疫力，而他们两个和陈佐才一样，首次见到这种含有数学原理的模式后钦佩得五体投地，越看越觉得完美。尤其是穆谭，更是把这套“掠夺减缓危机-掠夺制造危机-加大掠夺减缓危机”的理论奉为金科玉律，认为整个经济世界都因此而不再神秘。
“提督打渝城有什么好处？这种大胜仗固然暂缓了危机，但是今年每有一个男人进入成都，我们明年就需要四个，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打山东。”穆谭认真地说出了他的看法。
“为什么是山东？”
“因为我听那些山东人说过——就是投奔你们舟山的山东人说的，山东的姑娘长的十分高大，饭量能是浙江姑娘的两倍，吃苦耐劳、能生能养……吃饭多、能干活、善于生龙凤胎，这是多好的姑娘啊，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全盘接受熊兰、秦修采理论的穆谭，很自然地也采信了他们给出的解决办法：“而且山东有很长的沿海地区，距离苏松也不太远，山东的官员也没有和提督议和过。”
“说的不错。”任堂赞同地点点头，轻叹一声：“我们在渝城耽误得时间太多了，提督应该赶快去江南，不要再和李国英穷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