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深秋。午夜前22点10分,日本东京。夜雨纷纷,寒风凛冽。
    一辆紫红色“日昌牌”跑车沿着静冈高速公路,自南向北,穿沼泽,过横滨,箭一般地射向东京。
    尾灯拽出的水淋淋流光与万千闪烁的霓虹灯,构成一片炫目的海洋。跑车拐入一条小街,车灯熄灭,从里面钻出一个穿着胶质风雨衣的中年人。此人瘦高个子,精明凶悍,雨帽遮住了大半张脸,但没有遮住他鹰隼般闪亮的眼睛。他大步来到一幢古朴精美的日式屋宇前,大门左上端嵌着铜牌,上面用中、日两种文字镂印着“台北郑宅”字样。掏出钥匙,打开大门,他返身将跑车直接开进地下车库。
    客厅里。中年人在沙发上撑开四肢。少顷,他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按动电话记录键。小小的记录带沙沙转动了好一会儿,忽然一个喑哑冰冷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您好难找哟,难怪郑先生在黑道上声名远播!郑先生,有一桩大买卖,想请您做。电话里不便说,另约一个时间面晤……”
    “李先生!”中年人眼睛半睁半闭,盯着天花板,一个阴鸷怪谲的面孔浮现在脑海中。
    中华寮是坐落在日本横滨市附近相模滩上的一幢日式花园型建筑。寮,指小屋,而中华寮占地面积却达1009.92平方米,是一幢大型的私人住宅。住宅四周悬崖峭壁,危石耸立,红墙琉璃瓦内却常年掩映在苍松翠柏中,笼罩着一层氤氲的神秘气氛。它的主人叫廖文毅。廖文毅是盘踞在日本横滨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的总裁,是鼓吹“台湾独立”的的鼻祖。
    他1910年出生在台湾云林县,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三十年代初期,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的廖文毅即去美国留学,后于1935年回国,先后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兼主任、“中国军政总兵工署”上校技师等职。1940年,廖文毅于抗战期间弃官返回台湾经营企业,一跃而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工商界巨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廖文毅又投身国民党政界。1947年,他主持成立了“自治法研究会”,从此开始鼓吹“台湾独立”。国民党溃败大陆逃台后,廖文毅立刻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自被圈进通缉名单后,仓惶出逃。从此,隐居日本横滨中华寮。
    在廖文毅的身边,豢养了一批失意的政客、落魄文人和一心想搞“台湾独立”的狂妄分子,充当其高级幕僚。有幕僚向廖文毅献计道:“中华民国”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还在。倘若蒋介石伸腿咽气,中华民国”自然也就不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设法助他‘一臂之力’,送他上西天呢?”这一毒计廖文毅何曾没有想过?但每每想到毛人凤和他手下的特工就不寒而栗!然而,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台岛尽管戒备严密,但蒋介石身边也并非无缝可钻……
    通过几天的紧张密谋,一条暗杀蒋介石的毒计随之出笼。该计划可谓“精细严密”,众幕僚惊诧之余,开始四处出击秘密寻觅合适杀手……
    “天云神社”建在东京西南的绿荫丛中,浦和山下。这天下午,天气放晴,夕阳沐浴着天云神社,来自日本四岛的善男信女和外国游客特别多。谁也不会想到,此刻就在与大殿一墙之隔的北侧暗室里,一场秘密地会晤和交易正在紧张进行着。
    廖文毅点燃了一支炸药棒似的黑雪茄,吸了一口,目光掠过郑松焘木雕般的脸。稍停片刻,沙哑的声音继续说道:“台湾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很难在那里展开‘超级暗杀’,也不易从那里远走高飞,因此,面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人物,我们决定雇用特殊的杀手在那里刮起恐怖飓风——而这个杀手只能是您。”
    “我要是不干呢?”
    “会干的。”
    “我准备了一万两黄金,它也许会促使郑先生下最后决心,与我们敲定这桩大买卖。”
    郑松焘不再说话,脸上好几处伤疤在抖动。
    郑松焘,三十八、九岁年纪,瘦高个子,精明凶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毕业于日本人办的“台湾警察学校”,学的是刑侦专业。1940年至1945年在“台北市警察局”当刑警。台湾光复后,郑松焘被国民党台北市警察局留用,后因涉嫌参与一起政治事件而被开除,次年即赴日本。从警十余年,郑松焘练就了超人的智勇和毅力,加上自幼拜南拳名师习武练成的一身格击本事,寻常大汉三五人难以近身,他到日本后,很快得到信任和赏识,一直在为日本商界的达官贵人当保镖。
    廖文毅并不急于得到答复,他又摸出一支粗雪茄,咬掉封口,慢悠悠地点燃,眼里射出束束凶光盯视着郑松森。
    “好吧!”郑松焘的声音冷酷而无情,“我只对报酬感兴趣。”
    “我说过,我已为先生准备了一万两黄金。”“你们有支付能力吗?”“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郑松焘眼光幽绿,一字一顿地说道:“只要给我100万美金,就能买到蒋介石的头!”
    廖文毅暗吃一惊,“你有绝对把握!”“我有一个警界福星。“谁?”“这与你无关。”
    沉思片刻后,廖文毅眼睛倏地一亮,他端起酒杯同郑松焘碰杯,干脆利落地说:“好吧,成交!”“100万,你答应了?”“日币!”“美金!”“郑先生,不要狮子大开口!”“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要钱不要命!”“但100万美金毕竟多了点。“将介石的头岂止值这个价,更何况你们‘建国’大业没有100万垫底如何能成功?”
    廖文毅狠狠吸了口雪茄,吐出粗气,用眼瞟了瞟一直跪坐陪在旁边的李达林。经过李达林的出面斡旋,这位财大气粗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总裁终于同意了郑松焘的要求。
    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到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验过护照,通过海关,取回自己的旅行箱,走出了机场。
    郑松焘从桃园国际机场搭乘一辆红色计程车前往台北市。25分钟后,计程车从中山北路驶过基隆河,进入市区。他让司机沿新生南路驶向观音山,确信无人跟踪后,又让司机拐过新店溪奔向青年公园。
    青年公园在水源路以北,“历史博物馆”以南,是台北市内有名的风景名胜。过去郑松焘与他太太谈恋爱时,这里是他们经常涉足之所,此刻,郑松焘绝无浪漫情怀,寻觅昔日芳踪,而是在寻找一个稳妥的安身之处。
    计程车停在青年公园西侧。郑松焘付给司机一张美钞,提出旅行箱,目送着计程车飞驰而去,转身消失在浓郁的林荫道中……
    郑松焘下榻在公园附近的“白龙大酒店”。
    这是郑松焘计划中的第一步。“白龙大酒店”地处闹市中的僻静一隅,多为政府小职员和外地客商光顾,更重要的一点是酒店如同公园,管理相对松弛,园内假山林立,造型逼真,到处是流水断岩,瀑布洞穴,既便于隐身,又便于行动。办妥入住手续后,郑松焘立即抓起电话,给“国家保密局”局长的随行副官岳安和打电话,邀其来宾馆一晤。
    此人便是他视为此次行动的那颗“福星”。
    郑松焘与岳安和是小学、初中一直到警察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近邻,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当年台湾当局根据举报线索,将郑松焘列人逮捕名单后,幸亏岳安和仗义作伪证,总算在上司面前保下了郑郑松焘,也使郑郑松焘免于牢狱之苦,而是被开除了事。
    郑松焘赴日本后,因经济条件优于岳安和,所以经常寄钱寄物给岳安和,十几年没有间断过。双方鸿雁不断,关系非同一般。眼下,郑松焘急切地在等待着见到老友岳安和。
    他相信,他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帮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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