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实际上是个极有趣味的人。他在翰林院的时候，除了读书，跟随大学士倭仁学习理学，还时不时想办法搞点钱，买点人参寄回老家去。辽东参，二十四两银子一两，不是很好弄的。曾国藩当京官，很穷啊！
道光廿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曾国藩在日记里说，朋友聊天的时候，谈起一位同事娶了小妾，很是“妩媚艳异”，“闻色而心艳羡”，但他立刻自责道：“真禽兽矣。”
有一回，他还错过了上朝的时间。为什么？天上下雨，路上不好走，这也就罢了，他还带进京的老爷子进到午门之内，看官员如何上朝。
一天，曾国藩读苏东坡的诗，读到“但寻牛矢觅归路”的句子，不禁拍案叫好。他感叹道：“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渣滓，以牛屎入诗，真是东坡为人和作诗的好处。”
其实，曾国藩也有很多这样的妙句。比如，成丰十一年二月，他给九弟曾国荃写信说：“每日除下两次围棋外，无一刻不气得如柴狗担鸡去一般也。”兄弟都是朝廷重臣，人事繁杂，矛盾重重。“柴狗担鸡”，真是形象生动的好文字。
曾国藩也有很多世故的主张。曾国荃要去拜访洋人，先将文书拿给大哥看。曾国藩看了拜帖，吩咐道：“尽可往见。”因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无不好恭维者”。
成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荃打了胜仗，向京里报喜。他虽然也跟随长兄到京城里读过书，但是对宫里的规矩还不太懂。曾国荃觉得没有骈文不能表达激动的心情——“一切功劳皆靠皇上的英明领导”。他给皇上上了一道用骈文写的折子（四六体折），同时将稿子寄给曾国藩看了。曾国藩看后，回复道：“皇上每日阅区数十折，于四六折，例不甚过目，即散行折之长者，亦不全看。
曾国荃以为皇上喜欢看骈文颂歌，但是曾国藩告诉他，这样的颂歌太多了，皇上根本不会看。
曾国荃收复金陵之后，自恃有功，便有些自命不凡。他做湖北巡抚，有哥哥曾国藩倚靠，因而与湖广总督官文发生冲突，还上奏弹劾官文。
官文，满族人，坐镇湖广，是清廷插在长江中游的钉子。湘军准军在长江流域崛起，清朝满族权贵不放心，利用官文控扼长江牵制湘军和淮军。
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不把满洲贵族看在眼里。官文决定治治他，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要他率军去鄂北“剿捻”，很快得到批复。
曾国荃不知道“帮办军务”为何物，曾国藩写信说，这是毫无实权的空名。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搬弄是非，对曾国荃说，湖北“新湘军”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官文却不供给军粮。恰好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曾国荃找他拟稿，告发官文。
曾纪泽说，官文是满洲贵族被太后和皇帝宠信，弹劾他可能闹出大事，最好和父亲商量，再作决定。曾国荃认为大哥胆子越来越小，必然阻挠，不打算告诉曾国藩。曾纪泽只好按叔父提供的内容拟稿。
曾国藩得到消息，要来底稿，发现言词涉及军机处和“肃党”，立即写信给曾国荃：“隐忍克己，不能要强。”
曾国荃才知道事情的利害，只能等着事态发展。
正如曾国藩所料，曾国荃的奏折引起轩然大波。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说曾国荃诬告官文，要求朝廷治曾国荃诬陷之罪。
慈禧太后让军机处派人调査。钦差回奏说，曾国荃所列不实，要求朝廷下旨治罪曾国荃。慈禧颇感为难，表面上是曾、官二人相争，实质是满洲贵族与湘淮系头领的矛盾。
这时，慈禧接到两个奏折。一是曾国藩密保官文。他密奏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曾国藩同样痛恨官文，可形势逼迫他这么做。另一封奏折是左宗棠的。左宗棠远在西北，手握兵权，他特上一折，以自己多年在湖广的所见为证，要求朝廷惩处官文。
慈禧只好曲意调和，把官文调回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并未作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曾国荃与官文之争虽然了结，祸根却由此埋下。
后来，捻军冲过曾国藩的贾鲁河防线，驰人山东。官文抓住把柄，放出暗箭。官文暗中煽动满洲贵族，说曾国藩集团占据大量地盘，非国家之福，连皇帝也下谕旨申斥。
同治五年九月，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弹劾曾国藩。这时，又有法国人致书朝廷，说曾国藩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家有”，又是明显的离间之计。
陕甘总督杨载福、陕西巡抚刘蓉同时提出退休，暗示朝廷如果惩处曾国藩，他们将辞职不干。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授”曾国藩，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曾国藩一番。
京城内外罢斥曾国藩的风浪，已被官文掀起，太后和皇帝改变态度，对曾国藩系的地方大员开始大刀阔斧裁撤，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陕甘总督杨载福、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相继被罢。
曾国藩感到情形不妙，打算申请回家养老。奏疏刚送出去两天，接到朝廷谕旨，令他交出钦差大臣的关防，转交李鸿章，叫他回家休假一个月，出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派人到曾国藩处，领取钦差大臣关防大印。曾国藩想：“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急着要拿走，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
他想赖在钦差大臣的位置上，李鸿章派人劝说，曾国藩仍不答应。不久，朝廷新的谕旨火速送到曾国藩行营，对曾国藩严词申斥。曾国藩只得怏怏离任。
曾国藩遭祸有一定的必然性，直接原因仍要归咎于曾国荃弹劾官文一案。这是老虎嘴上拔须，惊醒了老虎，不划算。
势力比自己大的人，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你的敌人，取决于你对他的态度。如果他有挑衅之意，不必上当，避开他就行，他既然敢叫阵，必有准备，此时，可以绕过去再前进，以退为进。
这全怪曾国荃行事鲁莽，要不是曾国藩及时补救，曾国荃的下场如何，还很难说。
赵烈文虽然是个书生，但对军事、经济、天文地理、医易阴阳，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年少即有才名。有人向曾国藩推荐赵烈文。
曾国藩见赵烈文一脸做然之气，就想杀杀他的锐气。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到最能打恶仗的一个军营阅兵。曾国藩问他，手下的表现怎样，赵烈文说：“此营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不以为然，觉得是一派书生狂言。赵烈文知道曾国藩瞧不起自己，便告辞了。
一个月后，在一次战役里，赵烈文所说的这一营部队大败溃散。曾国藩三顾茅庐，又把赵烈文请回来。在晚清，赵烈文以大智慧而著称，别人不知道曾国藩为什么要开展自我批评，赵烈文已经洞悉间题的关键。于是他写了一篇上书，向曾国藩进言。
在这篇上书里，赵烈文说出曾国藩后来常提的名言：“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他对曾国藩说：“曾大帅，您爱贤好士，天下皆知，现在，幕府中的幕僚相继离开，让您很迷惑、很不解，您有没有想过，他们离开，到底是因为他们辜负您呢，还是您辜负他们呢？”
这一问，对曾国藩来说，不可谓不惊心。他说：“在出兵檄文上，您树立一个高尚的目标，要以儒家的信仰，挽救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目标，当然很崇高，当然没问题，也是我们这帮知识分子愿意聚拢到这儿来的关键原因。但是，您要求所有人都像您自个儿一样，做一个不贪名、不求利的彻头彻尾的君子，那就太不切实际了。”
事实确实如此，曾国藩特别强调，团队中的人才，个个都要是“忠义血性”之人。他说，他的选将条件是“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荷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
你自己如此做，也这样要求所有的团队成员，都成为你这样不“汲汲名利”、不求官求财的君子，按赵烈文的意思，这就是痴人说梦。
赵烈文说，方今天下大乱，有识之士聚集到身边来，固然要成就一番事业，但还有更为现实的需求。这些人不是没有公心，有公心的同时，还有私心，这是人之常情。谁没有父母妻儿？谁没有家眷子息？谁不是要先能生存，才能谈精神？曾大帅，您是大帅，当然不“汲汲名利”，手下这帮人，他远要养家糊口，近要谋个人前程，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本来无可厚非。现在，您一句“做君子”的理想，就断送这一切。这样一来，大家跟着您，还混个什么劲儿呢？
这就要说到您手下这些人才，为什么要跑到胡林翼那里去。
武汉是您带兵打下来的皇帝大加赏赐，还封了您做湖北巡抚。手下这些将士，这些文官谋士，哪个不是披星戴月、劳苦功高啊？当然，您也不是没赏大家，也不是对功臣没有提拔。
问题是，看您才提拔、保荐几个人啊，这么大的战役，事后，您总共保荐了不到百人。胡林翼大人后来抢回武汉，战役还比您当时小，事后，胡大人足足向朝廷保举提拔了三千多人。
这一下，大家都看出来了，在曾老师您这儿，有理想，有君子，但没前程，没前途；到胡大人那儿，有理想，有君子，还有前程，有前途。谁还愿待在您这儿啊？
所以，赵烈文的观点就是，你不能照顾手下人、团队成员的利益，不能体谅他们的私心，也就不能成就你所谓的“公心”。
据说，曾国藩读完赵烈文的这篇上书，一声长叹，从此磻然醒悟。后来，曾国藩的幕府，再次远超胡林翼的幕府，成为当时天下闻名的“神州第一幕府”。
道光廿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曾国藩在日记里说，朋友聊天的时候，谈起一位同事娶了小妾，很是“妩媚艳异”，“闻色而心艳羡”，但他立刻自责道：“真禽兽矣。”
有一回，他还错过了上朝的时间。为什么？天上下雨，路上不好走，这也就罢了，他还带进京的老爷子进到午门之内，看官员如何上朝。
一天，曾国藩读苏东坡的诗，读到“但寻牛矢觅归路”的句子，不禁拍案叫好。他感叹道：“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渣滓，以牛屎入诗，真是东坡为人和作诗的好处。”
其实，曾国藩也有很多这样的妙句。比如，成丰十一年二月，他给九弟曾国荃写信说：“每日除下两次围棋外，无一刻不气得如柴狗担鸡去一般也。”兄弟都是朝廷重臣，人事繁杂，矛盾重重。“柴狗担鸡”，真是形象生动的好文字。
曾国藩也有很多世故的主张。曾国荃要去拜访洋人，先将文书拿给大哥看。曾国藩看了拜帖，吩咐道：“尽可往见。”因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无不好恭维者”。
成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荃打了胜仗，向京里报喜。他虽然也跟随长兄到京城里读过书，但是对宫里的规矩还不太懂。曾国荃觉得没有骈文不能表达激动的心情——“一切功劳皆靠皇上的英明领导”。他给皇上上了一道用骈文写的折子（四六体折），同时将稿子寄给曾国藩看了。曾国藩看后，回复道：“皇上每日阅区数十折，于四六折，例不甚过目，即散行折之长者，亦不全看。
曾国荃以为皇上喜欢看骈文颂歌，但是曾国藩告诉他，这样的颂歌太多了，皇上根本不会看。
曾国荃收复金陵之后，自恃有功，便有些自命不凡。他做湖北巡抚，有哥哥曾国藩倚靠，因而与湖广总督官文发生冲突，还上奏弹劾官文。
官文，满族人，坐镇湖广，是清廷插在长江中游的钉子。湘军准军在长江流域崛起，清朝满族权贵不放心，利用官文控扼长江牵制湘军和淮军。
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不把满洲贵族看在眼里。官文决定治治他，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要他率军去鄂北“剿捻”，很快得到批复。
曾国荃不知道“帮办军务”为何物，曾国藩写信说，这是毫无实权的空名。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搬弄是非，对曾国荃说，湖北“新湘军”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官文却不供给军粮。恰好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曾国荃找他拟稿，告发官文。
曾纪泽说，官文是满洲贵族被太后和皇帝宠信，弹劾他可能闹出大事，最好和父亲商量，再作决定。曾国荃认为大哥胆子越来越小，必然阻挠，不打算告诉曾国藩。曾纪泽只好按叔父提供的内容拟稿。
曾国藩得到消息，要来底稿，发现言词涉及军机处和“肃党”，立即写信给曾国荃：“隐忍克己，不能要强。”
曾国荃才知道事情的利害，只能等着事态发展。
正如曾国藩所料，曾国荃的奏折引起轩然大波。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说曾国荃诬告官文，要求朝廷治曾国荃诬陷之罪。
慈禧太后让军机处派人调査。钦差回奏说，曾国荃所列不实，要求朝廷下旨治罪曾国荃。慈禧颇感为难，表面上是曾、官二人相争，实质是满洲贵族与湘淮系头领的矛盾。
这时，慈禧接到两个奏折。一是曾国藩密保官文。他密奏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曾国藩同样痛恨官文，可形势逼迫他这么做。另一封奏折是左宗棠的。左宗棠远在西北，手握兵权，他特上一折，以自己多年在湖广的所见为证，要求朝廷惩处官文。
慈禧只好曲意调和，把官文调回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并未作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曾国荃与官文之争虽然了结，祸根却由此埋下。
后来，捻军冲过曾国藩的贾鲁河防线，驰人山东。官文抓住把柄，放出暗箭。官文暗中煽动满洲贵族，说曾国藩集团占据大量地盘，非国家之福，连皇帝也下谕旨申斥。
同治五年九月，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弹劾曾国藩。这时，又有法国人致书朝廷，说曾国藩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家有”，又是明显的离间之计。
陕甘总督杨载福、陕西巡抚刘蓉同时提出退休，暗示朝廷如果惩处曾国藩，他们将辞职不干。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授”曾国藩，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曾国藩一番。
京城内外罢斥曾国藩的风浪，已被官文掀起，太后和皇帝改变态度，对曾国藩系的地方大员开始大刀阔斧裁撤，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陕甘总督杨载福、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相继被罢。
曾国藩感到情形不妙，打算申请回家养老。奏疏刚送出去两天，接到朝廷谕旨，令他交出钦差大臣的关防，转交李鸿章，叫他回家休假一个月，出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派人到曾国藩处，领取钦差大臣关防大印。曾国藩想：“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急着要拿走，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
他想赖在钦差大臣的位置上，李鸿章派人劝说，曾国藩仍不答应。不久，朝廷新的谕旨火速送到曾国藩行营，对曾国藩严词申斥。曾国藩只得怏怏离任。
曾国藩遭祸有一定的必然性，直接原因仍要归咎于曾国荃弹劾官文一案。这是老虎嘴上拔须，惊醒了老虎，不划算。
势力比自己大的人，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你的敌人，取决于你对他的态度。如果他有挑衅之意，不必上当，避开他就行，他既然敢叫阵，必有准备，此时，可以绕过去再前进，以退为进。
这全怪曾国荃行事鲁莽，要不是曾国藩及时补救，曾国荃的下场如何，还很难说。
赵烈文虽然是个书生，但对军事、经济、天文地理、医易阴阳，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年少即有才名。有人向曾国藩推荐赵烈文。
曾国藩见赵烈文一脸做然之气，就想杀杀他的锐气。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到最能打恶仗的一个军营阅兵。曾国藩问他，手下的表现怎样，赵烈文说：“此营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不以为然，觉得是一派书生狂言。赵烈文知道曾国藩瞧不起自己，便告辞了。
一个月后，在一次战役里，赵烈文所说的这一营部队大败溃散。曾国藩三顾茅庐，又把赵烈文请回来。在晚清，赵烈文以大智慧而著称，别人不知道曾国藩为什么要开展自我批评，赵烈文已经洞悉间题的关键。于是他写了一篇上书，向曾国藩进言。
在这篇上书里，赵烈文说出曾国藩后来常提的名言：“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他对曾国藩说：“曾大帅，您爱贤好士，天下皆知，现在，幕府中的幕僚相继离开，让您很迷惑、很不解，您有没有想过，他们离开，到底是因为他们辜负您呢，还是您辜负他们呢？”
这一问，对曾国藩来说，不可谓不惊心。他说：“在出兵檄文上，您树立一个高尚的目标，要以儒家的信仰，挽救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目标，当然很崇高，当然没问题，也是我们这帮知识分子愿意聚拢到这儿来的关键原因。但是，您要求所有人都像您自个儿一样，做一个不贪名、不求利的彻头彻尾的君子，那就太不切实际了。”
事实确实如此，曾国藩特别强调，团队中的人才，个个都要是“忠义血性”之人。他说，他的选将条件是“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荷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
你自己如此做，也这样要求所有的团队成员，都成为你这样不“汲汲名利”、不求官求财的君子，按赵烈文的意思，这就是痴人说梦。
赵烈文说，方今天下大乱，有识之士聚集到身边来，固然要成就一番事业，但还有更为现实的需求。这些人不是没有公心，有公心的同时，还有私心，这是人之常情。谁没有父母妻儿？谁没有家眷子息？谁不是要先能生存，才能谈精神？曾大帅，您是大帅，当然不“汲汲名利”，手下这帮人，他远要养家糊口，近要谋个人前程，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本来无可厚非。现在，您一句“做君子”的理想，就断送这一切。这样一来，大家跟着您，还混个什么劲儿呢？
这就要说到您手下这些人才，为什么要跑到胡林翼那里去。
武汉是您带兵打下来的皇帝大加赏赐，还封了您做湖北巡抚。手下这些将士，这些文官谋士，哪个不是披星戴月、劳苦功高啊？当然，您也不是没赏大家，也不是对功臣没有提拔。
问题是，看您才提拔、保荐几个人啊，这么大的战役，事后，您总共保荐了不到百人。胡林翼大人后来抢回武汉，战役还比您当时小，事后，胡大人足足向朝廷保举提拔了三千多人。
这一下，大家都看出来了，在曾老师您这儿，有理想，有君子，但没前程，没前途；到胡大人那儿，有理想，有君子，还有前程，有前途。谁还愿待在您这儿啊？
所以，赵烈文的观点就是，你不能照顾手下人、团队成员的利益，不能体谅他们的私心，也就不能成就你所谓的“公心”。
据说，曾国藩读完赵烈文的这篇上书，一声长叹，从此磻然醒悟。后来，曾国藩的幕府，再次远超胡林翼的幕府，成为当时天下闻名的“神州第一幕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