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赢政当政初年，秦国统一天下的雄心已渐显露，关东六国惶恐不安，纷纷想办法阻止秦国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这些战战兢兢的国家中，与秦国相比邻的弱小韩国，所感到的威胁是最强烈的，于是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阴谋。派出一位名叫“郑国”的高级水利工程师到秦国，说服秦王在关中平原上横向开凿一条长约150公里的大水渠，连通渭河的两大支流——泾水和洛水。
关中平原是一条狭长的谷地，土质肥沃疏松，很适于农耕。然而，这片区域的地势北高南低，河谷又在最低处，因此千百年来空望着滔滔渭水东流逝去，而无法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在北山坡上与渭河平行横向修一条水渠，渭河以北的这片广袤土地自然就可以得到充分的灌溉。
郑国渠的灌溉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似乎并没有什么阴谋可讲，但是，韩国费尽心机设计这个阴谋的核心要点并不是在“灌溉”本身，而是诱骗秦国调动大量人力和财力，投入到一个巨大工程项目上，以达到劳民伤财消耗秦国国力、延缓秦国出兵天下的目的。
可结果与韩国的初衷大相径庭。由于这条水渠的修建，八百里秦川一跃变成了良田沃土，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亩产量增加了三倍，秦国的国力因此猛增，反而加快了吞并六国的步伐。
为什么郑国渠的实际效用与韩国当初的设想差距竟然这么大呢？韩国的诸多谋士即便再无能，也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啊！其实谜底很简单，韩国的决策层在设计这个阴谋时，仅考虑到了灌溉因素，却忽视了决定农业生产的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农作物品种。郑国渠的问题就出在小麦身上！
中国的农业起源有两个独立发展的脉络，一个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所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是稻谷；另一个是沿黄河流域分布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所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有谷子（粟）和糜子（黍）。
谷子和糜子这两种小米，都起源于中国本土，非常耐旱。因此，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区域内，包括当时韩国所在的中原地区和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种植谷子和糜子这两种小米并不需要人工灌溉，仅依靠自然降水就足以获得好收成。
与小米不同，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这种外来的农作物传入中国后就面临了水土不服的问题。西亚和东亚在降雨季节上的截然不同，造成了小麦在传入中国后对生长环境极度不适应。因此，要想在中国北方地区大规模种植小麦，首先必须解决人工灌溉问题。
由此看来，小米和小麦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对灌溉的需求，前者基本不需要的灌溉，对后者而言却至关重要。小米与小麦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产量的高低。小米平均亩产在100公斤左右，小麦平均亩产大多在400公斤左右，二者相差约三倍。
韩国的农业是以种植传统农作物——谷子和糜子两种小米为主，人工灌溉可有可无，所以他们主观地认为，修建郑国渠虽然具有灌溉作用，但对也种植小米的秦国农业的实际意义不大，至多是锦上添花而已，因此工程项目能够达到消耗秦国国力的最终目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来自西方的秦国人对小麦的生长特点和种植技术非常了解，原先仅能种植小米的土地改种高产作物小麦了，由此粮食的平均亩产翻了几番，秦国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为秦灭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韩国人忽悠秦国人修建郑国渠，却不料帮助熟悉小麦的秦国成就了统一天下的大事。（格局小，知识层面有限，造成的思维上的欠缺，简单的说就是没文化真可怕）
在大部分人眼里，秦始皇的性格只有一面：刚愎暴戾，野蛮冲动，多疑猜忌，冷酷无情。《史记》中曾这样评价他：始皇之为人，刚戾自用。兼并天下之后，志得意满，以为自古及今，无人可比。丞相以下诸大臣，都唯唯承命，一切都决策于上。皇帝喜欢用严刑峻法来杀人立威，天下人于是谨小慎微，明哲保身而已，不敢尽忠竭智。
《史记》中的另一个小故事也经常被人提起：始皇幸临梁山宫，向山下一望，见丞相李斯车骑太众，甚为不满。太监把此事告诉李斯，李斯惶恐不已。下一次皇帝出行时，李斯大幅度减少随从，皇帝见而大怒，说：“一定是有人给李斯传递了消息。”于是审问亲从，无人承认，遂把当日在身边服侍的众人一起杀掉。这些记载在人们心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秦王朝的君臣关系完全是建立在暴力和算计的基础之上，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没有一丝人情味儿。
在统一全国、马放南山之后，秦始皇没有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大开杀戒，甚至也没有像宋太祖那样玩什么杯酒释兵权的花招。
他对那些功臣宿将，继续委以重任。秦始皇政治生涯中唯一杀戮的重臣是吕不韦，除此之外，秦始皇与重要政治人物，比如李斯、王翦、蒙恬等著名将相都善始善终，关系相当融洽。秦始皇与李斯君臣三十年，有始有终，李斯诸女皆嫁给始皇诸子。秦始皇对李斯不疑，李斯也鞠躬尽瘁，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际遇也不过如此。相比汉武帝走马灯似的换相，不断诛杀宰辅公卿，就可以明白秦始皇的过人之处。在历代王朝中，秦始皇时代的政治核心层可以说是最稳定的。
秦始皇用人的眼光、胆识和手段都非同寻常。他与人相处时，能屈能伸，有时候表现出相当浓郁的人情味儿。为了争取到尉缭，秦始皇不惜以帝王之尊“与之抗礼”，“衣服饮食与之同＂（《史记秦始皇本纪》）。虽然尉缭对秦始皇的为人屡有微词，始皇也充耳不闻，继续大力笼络他，其用人的胸襟气魄，远远超出常人。
郑国是敌国的奸细，潜入秦国被发现后，秦始皇不但没有诛杀，反而予以重用，让他主持完成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荆轲刺秦王时的助手高渐离，在荆轲刺秦失败后流亡民间，秦始皇爱惜他的音乐才华，任命他为宫廷乐师。如果高渐离不再次刺杀他，秦始皇是不会杀他的。
秦始皇用人的最大特点是能放手。他将二十万大军交于李信，将六十万大军交于王翦，将三十万大军交于蒙恬，并没有设置各种限制他们权力的障碍，也不干预他们的作战过程。李信年轻气盛，率二十万大军攻楚，为楚所败。但秦始皇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而是继续信任他，让他与王责一起攻燕，使他有机会立下了俘虏燕王的功绩。
秦始皇的自制能力也同样突出。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工作狂，每天不批阅完一百二十斤竹简绝不休息。他自律极严，为人、施政处处守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断于法”，“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坚持有功オ能封爵的商鞅原则，就连自己的皇子皇孙也不例外，直到临终时，仍然“无诏封诸子”。他极少任情越法，任意处理下民。
再来说焚书的事。这是丞相李斯的主意，他上书秦始皇说：请让史官把不是秦国的典籍全部焚段，除博士官署所掌管的文献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经》、《尚书》等著作的，都送到地方官那里起烧掉。有敢在一块儿谈论《诗经》、《尚书》的当街处死，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脸上刺字，发配边疆修城墙。秦始皇准了李斯的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谈论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严重。私藏诗、书不过发配去修城墙，谈论诗书却要掉脑袋，借古非今的处罚最狠，要满门抄斩。可见，禁令的最大目的不是烧书，而是禁止民众议论现实政治。
这次焚书对典籍造成的破坏，也绝非毁灭性的。命令执行得并不彻底，不少读书人抱着典籍跑掉，或者藏在墙壁的夹层里。到了汉武帝时，各种遭禁的诗、书文献等又在民间大量出现。而且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大概也存有一种长远考虑。只要秦朝不灭亡，可想而知，这些古籍将直完好地留存下去。只可惜秦末项羽攻人成阳时，一把大火烧了三个月，秦帝国的珍贵藏书，也随之灰飞烟灭。
而坑儒是在焚书之后的第二年发生的，人们都认为秦始皇把儒生们都活埋了。其实，秦始皇对知识分子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憎恨，秦始皇活埋的，只是一帮装神弄鬼的方士。
原来，在此之前，秦始皇就狂热地迷上了求仙和寻不死神药，四处笼络和招揽方士，酬以重金，资助他们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前后几次寻访，都以失败告终，秦始皇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成阳的方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这些家伙为求自保，互相揭发，案件审理下来，460人被判处活埋。
在当时赢政的心目中，儒生远远没有能让他长生不死的方士们重要，他大可不必对儒生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当然，在统一天下后，在巨大权力的腐蚀下，秦始皇身上的系列优点都不可避免地转化成缺点。他的自信变成了自大。他能成功在于他敢于决断，气魄过人，然而统一天下之后，他却“以为自古莫及己＂，巡行各地，不断夸耀自己的＂圣＂与“功＂。他喜欢听颂歌，不愿意听批评之词，失去了纳谏的“雅量”。他刚烈的性情变成了骄橫跋扈，明察秋亳变成了疑忌苛察，处事果断变成了刚愎自用，重视法制变成了滥施淫威。
他以为驱使天下甚易，使民无度，进取之心、功名之心过炽，连续兴大工、举大事，终于劳民无度，超过了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为秦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在这些战战兢兢的国家中，与秦国相比邻的弱小韩国，所感到的威胁是最强烈的，于是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阴谋。派出一位名叫“郑国”的高级水利工程师到秦国，说服秦王在关中平原上横向开凿一条长约150公里的大水渠，连通渭河的两大支流——泾水和洛水。
关中平原是一条狭长的谷地，土质肥沃疏松，很适于农耕。然而，这片区域的地势北高南低，河谷又在最低处，因此千百年来空望着滔滔渭水东流逝去，而无法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在北山坡上与渭河平行横向修一条水渠，渭河以北的这片广袤土地自然就可以得到充分的灌溉。
郑国渠的灌溉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似乎并没有什么阴谋可讲，但是，韩国费尽心机设计这个阴谋的核心要点并不是在“灌溉”本身，而是诱骗秦国调动大量人力和财力，投入到一个巨大工程项目上，以达到劳民伤财消耗秦国国力、延缓秦国出兵天下的目的。
可结果与韩国的初衷大相径庭。由于这条水渠的修建，八百里秦川一跃变成了良田沃土，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亩产量增加了三倍，秦国的国力因此猛增，反而加快了吞并六国的步伐。
为什么郑国渠的实际效用与韩国当初的设想差距竟然这么大呢？韩国的诸多谋士即便再无能，也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啊！其实谜底很简单，韩国的决策层在设计这个阴谋时，仅考虑到了灌溉因素，却忽视了决定农业生产的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农作物品种。郑国渠的问题就出在小麦身上！
中国的农业起源有两个独立发展的脉络，一个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所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是稻谷；另一个是沿黄河流域分布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所栽培的农作物主要有谷子（粟）和糜子（黍）。
谷子和糜子这两种小米，都起源于中国本土，非常耐旱。因此，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区域内，包括当时韩国所在的中原地区和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种植谷子和糜子这两种小米并不需要人工灌溉，仅依靠自然降水就足以获得好收成。
与小米不同，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这种外来的农作物传入中国后就面临了水土不服的问题。西亚和东亚在降雨季节上的截然不同，造成了小麦在传入中国后对生长环境极度不适应。因此，要想在中国北方地区大规模种植小麦，首先必须解决人工灌溉问题。
由此看来，小米和小麦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对灌溉的需求，前者基本不需要的灌溉，对后者而言却至关重要。小米与小麦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产量的高低。小米平均亩产在100公斤左右，小麦平均亩产大多在400公斤左右，二者相差约三倍。
韩国的农业是以种植传统农作物——谷子和糜子两种小米为主，人工灌溉可有可无，所以他们主观地认为，修建郑国渠虽然具有灌溉作用，但对也种植小米的秦国农业的实际意义不大，至多是锦上添花而已，因此工程项目能够达到消耗秦国国力的最终目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来自西方的秦国人对小麦的生长特点和种植技术非常了解，原先仅能种植小米的土地改种高产作物小麦了，由此粮食的平均亩产翻了几番，秦国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为秦灭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韩国人忽悠秦国人修建郑国渠，却不料帮助熟悉小麦的秦国成就了统一天下的大事。（格局小，知识层面有限，造成的思维上的欠缺，简单的说就是没文化真可怕）
在大部分人眼里，秦始皇的性格只有一面：刚愎暴戾，野蛮冲动，多疑猜忌，冷酷无情。《史记》中曾这样评价他：始皇之为人，刚戾自用。兼并天下之后，志得意满，以为自古及今，无人可比。丞相以下诸大臣，都唯唯承命，一切都决策于上。皇帝喜欢用严刑峻法来杀人立威，天下人于是谨小慎微，明哲保身而已，不敢尽忠竭智。
《史记》中的另一个小故事也经常被人提起：始皇幸临梁山宫，向山下一望，见丞相李斯车骑太众，甚为不满。太监把此事告诉李斯，李斯惶恐不已。下一次皇帝出行时，李斯大幅度减少随从，皇帝见而大怒，说：“一定是有人给李斯传递了消息。”于是审问亲从，无人承认，遂把当日在身边服侍的众人一起杀掉。这些记载在人们心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秦王朝的君臣关系完全是建立在暴力和算计的基础之上，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没有一丝人情味儿。
在统一全国、马放南山之后，秦始皇没有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大开杀戒，甚至也没有像宋太祖那样玩什么杯酒释兵权的花招。
他对那些功臣宿将，继续委以重任。秦始皇政治生涯中唯一杀戮的重臣是吕不韦，除此之外，秦始皇与重要政治人物，比如李斯、王翦、蒙恬等著名将相都善始善终，关系相当融洽。秦始皇与李斯君臣三十年，有始有终，李斯诸女皆嫁给始皇诸子。秦始皇对李斯不疑，李斯也鞠躬尽瘁，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际遇也不过如此。相比汉武帝走马灯似的换相，不断诛杀宰辅公卿，就可以明白秦始皇的过人之处。在历代王朝中，秦始皇时代的政治核心层可以说是最稳定的。
秦始皇用人的眼光、胆识和手段都非同寻常。他与人相处时，能屈能伸，有时候表现出相当浓郁的人情味儿。为了争取到尉缭，秦始皇不惜以帝王之尊“与之抗礼”，“衣服饮食与之同＂（《史记秦始皇本纪》）。虽然尉缭对秦始皇的为人屡有微词，始皇也充耳不闻，继续大力笼络他，其用人的胸襟气魄，远远超出常人。
郑国是敌国的奸细，潜入秦国被发现后，秦始皇不但没有诛杀，反而予以重用，让他主持完成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荆轲刺秦王时的助手高渐离，在荆轲刺秦失败后流亡民间，秦始皇爱惜他的音乐才华，任命他为宫廷乐师。如果高渐离不再次刺杀他，秦始皇是不会杀他的。
秦始皇用人的最大特点是能放手。他将二十万大军交于李信，将六十万大军交于王翦，将三十万大军交于蒙恬，并没有设置各种限制他们权力的障碍，也不干预他们的作战过程。李信年轻气盛，率二十万大军攻楚，为楚所败。但秦始皇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而是继续信任他，让他与王责一起攻燕，使他有机会立下了俘虏燕王的功绩。
秦始皇的自制能力也同样突出。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工作狂，每天不批阅完一百二十斤竹简绝不休息。他自律极严，为人、施政处处守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断于法”，“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坚持有功オ能封爵的商鞅原则，就连自己的皇子皇孙也不例外，直到临终时，仍然“无诏封诸子”。他极少任情越法，任意处理下民。
再来说焚书的事。这是丞相李斯的主意，他上书秦始皇说：请让史官把不是秦国的典籍全部焚段，除博士官署所掌管的文献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经》、《尚书》等著作的，都送到地方官那里起烧掉。有敢在一块儿谈论《诗经》、《尚书》的当街处死，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脸上刺字，发配边疆修城墙。秦始皇准了李斯的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谈论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严重。私藏诗、书不过发配去修城墙，谈论诗书却要掉脑袋，借古非今的处罚最狠，要满门抄斩。可见，禁令的最大目的不是烧书，而是禁止民众议论现实政治。
这次焚书对典籍造成的破坏，也绝非毁灭性的。命令执行得并不彻底，不少读书人抱着典籍跑掉，或者藏在墙壁的夹层里。到了汉武帝时，各种遭禁的诗、书文献等又在民间大量出现。而且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大概也存有一种长远考虑。只要秦朝不灭亡，可想而知，这些古籍将直完好地留存下去。只可惜秦末项羽攻人成阳时，一把大火烧了三个月，秦帝国的珍贵藏书，也随之灰飞烟灭。
而坑儒是在焚书之后的第二年发生的，人们都认为秦始皇把儒生们都活埋了。其实，秦始皇对知识分子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憎恨，秦始皇活埋的，只是一帮装神弄鬼的方士。
原来，在此之前，秦始皇就狂热地迷上了求仙和寻不死神药，四处笼络和招揽方士，酬以重金，资助他们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前后几次寻访，都以失败告终，秦始皇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成阳的方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这些家伙为求自保，互相揭发，案件审理下来，460人被判处活埋。
在当时赢政的心目中，儒生远远没有能让他长生不死的方士们重要，他大可不必对儒生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当然，在统一天下后，在巨大权力的腐蚀下，秦始皇身上的系列优点都不可避免地转化成缺点。他的自信变成了自大。他能成功在于他敢于决断，气魄过人，然而统一天下之后，他却“以为自古莫及己＂，巡行各地，不断夸耀自己的＂圣＂与“功＂。他喜欢听颂歌，不愿意听批评之词，失去了纳谏的“雅量”。他刚烈的性情变成了骄橫跋扈，明察秋亳变成了疑忌苛察，处事果断变成了刚愎自用，重视法制变成了滥施淫威。
他以为驱使天下甚易，使民无度，进取之心、功名之心过炽，连续兴大工、举大事，终于劳民无度，超过了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为秦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