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历朝历代的君王对历史都极为看重，有专门的史官记载王朝兴衰以及社会的变迁等重大事件。
而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王朝也会组织人员来对旧的王朝的历史进行修缮工作，通过官方审核，定稿之后，方才刊印发行。
官方这种史家修的史书被称为正史，也叫信史，是日后史学家拨开历史迷雾，探寻历史真相的最主要的依据。
当然，正史记载的东西也未必完全可信，有些事情因为涉及本朝，“为尊者讳”，有时候就会用春秋笔法一带而过，甚至罔顾事实，肆意美化某个朝代，这样的史书一般不会得到史学家的认同。
比如近代民国时期搞的清史稿，一些八旗子弟遗老遗少写的清朝历史，将我大清美化实在不像话，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所有人都不认同这部历史，因此这部历史只能被称作清史稿，而不是清史。
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被历代史学家推崇的史书，才更有参考价值。
如果正史记载的不太详细，或者某些地方记载的很不对劲，那么在研究某些朝代的历史时，就需要一些杂史来作为参考佐证。
除了皇家的史官之外，在民间也有修史之人，这些人修的历史被称作野史，也叫杂史，其中或有无稽之谈，但也不乏真实之事，有很强的的学术参考价值。
但无论是信史还是野史，都有确切的纪年与准确的地点，事情发生的原因，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时代印记，都在书里体现的极为明显。
如果按照华夏的历史一代代往前推溯，基本上就没有断代的时候，即便偶尔有含糊不明的年代，但在书中也会标注大概的时间段，而且这种模糊的时间段不会太长。
遍观世界历史典籍，也就只有华夏历史记载的这么有条理，有出处，又有确切的年代记录，几千年以来，历史记载一直延续至今。
而在西方，在十六世纪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历史，所有十六世纪之前的历史，基本上全都是当代史，也就是人为造假的历史。
其实我们仔细推想一下就能得出这种结论。
在十六世纪之前，西方分成无数小国，他们连历法都没有，也没有专门写历史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文字的载体。
当时的西方是没有纸张的，记载重要的东西，只能使用羊皮卷，而羊皮卷价格昂贵，绝不可能记载太多的东西，据说还有一种莎草纸，但莎草纸其实并不是纸，而是一种草叶子，根本就不能长时间保存，而能够长时间保存的载体，无论是石板还是羊皮卷，都不可能大规模普及开来，因此他们记载的东西极其有限，流传下来的更是屈指可数。
因为记载东西的零散与不成体统，在加上没有历法的标注，这就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历史极为混乱不清。
在华夏，关公战秦琼是一个笑话，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却时有发生，就算是有人物的记载，但没有年代的标注，所以导致他们无法梳理历史事件的脉络。
华夏老祖宗为了写东西，也是绞尽了脑汁，最后才选出了竹简木牍作为保存文字的载体工具，但竹简的制作工艺极为繁复，上面的字体都是以工具刻出再加烙印，然后再以皮筋串联，这样才形成竹简，也就是成型的文字载体。
孔子看易经，“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说明孔子看书看了好多遍，很上瘾，把链接竹简的皮筋都给翻阅断了的事情，那时候文字的载体就是烙印刻字的竹简。
还有一句形容词，叫做“汗青”，其实说的就是竹简制作工艺的程序之一，后来慢慢演变成了“杀青”，词义已经有了改变。
因为一开始是在竹简上刻字，程序繁琐，极为费力，这就逼迫的古人不得不已最简洁的语句描述出最复杂的信息，因此上古先文，无不是佶屈聱牙，深奥难懂。
古代的书籍为什么那么珍贵？古人借书为什么那么难借？还不是因为这些书难制作么。
后来在竹简上刻字变为用毛笔书写，方才减少了很多工序，上古先文逐渐转化为容易理解的文言文，然后纸张普及后，古白话文才渐渐出现，一直到现代白话文。
可以这么说，华夏文学叙述方式的改变，与文字载体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文字载体没有得到改善，什么白话文运动，那都是扯淡。
可就连华夏这种最早找出合适的文字载体的国家就，依旧有很多典籍难以保存，失散不知道多少经典，有些史书都不怎么齐全，还得后人加以增删修补才行。
而西方当时别说纸了，就连竹简他们也没有，那他们动不动几百万字的史诗巨作到底是怎么记载下来的？
难道当时西方的羊皮一只羊能剥出一百张羊皮？
还是说，他们的羊会蜕皮，一月褪一张？
或者说，是遗传基因中天生就带到脑子里的？
还是说近代有人掌握了穿越时空的本领回到过去特意记载下来的？
这特么极其不合常理，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事情的真实性。
有人说《荷马史诗》是一个叫荷马的放羊倌传唱下来的，好家伙，一个不识字说书瞎子的说的东西，竟然成了西方人的历史，里面的雅典娜、波塞冬满天飞，竟然也能成为史书，这简直可怕。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确定历史的话，华夏的历史历史源头就要从《山海经》说起了。
尤其是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探讨，那就是这些西方的鸿篇历史巨著都是在十八世纪左右“发现”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他们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著作都是以什么方式来保存的？小羊皮还是莎草纸？或者是泥版石碑？
而且这些东西之前从未有过记载与传说，但一夜之间突然就出现了，而且全都编排的井井有序，条理分明，比华夏历史更像华夏历史。
华夏的史书，虽然其中必然有造假的成分，但在很多大事件上一般不会有出入，比如春秋战国秦两汉，这些朝代的更迭与朝中大事情以及当时的皇帝大臣人文形态，都有着详细的记录，基本上不会有假，假的应该是与君王私德有关的东西，但这对整个历史来说，影响不大，不耽误历史学者的考证探寻，因为还有野史可谓佐证。
而西方却是连具体的朝代更迭都无法考量，他们的历史全都是一团浆糊，因为当时的所谓贵族子弟也都是文盲，文字不能说没有，但完全普及不了，连贵族都不识字，那么谁来记载历史？
即便记载了历史，没有国家重视，又怎么能流传下来？
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有历史可言？
但现在，华夏的一群作家却在正儿八经的专门开会研讨西方历史对华夏文化的影响！
郭大路站在大会的门口，越想越可乐，忍不住哈哈大笑。
笑声传到会场，很多学者转身看向郭大路，脸上露出好奇之色，不知道郭大路发什么神经。
而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王朝也会组织人员来对旧的王朝的历史进行修缮工作，通过官方审核，定稿之后，方才刊印发行。
官方这种史家修的史书被称为正史，也叫信史，是日后史学家拨开历史迷雾，探寻历史真相的最主要的依据。
当然，正史记载的东西也未必完全可信，有些事情因为涉及本朝，“为尊者讳”，有时候就会用春秋笔法一带而过，甚至罔顾事实，肆意美化某个朝代，这样的史书一般不会得到史学家的认同。
比如近代民国时期搞的清史稿，一些八旗子弟遗老遗少写的清朝历史，将我大清美化实在不像话，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所有人都不认同这部历史，因此这部历史只能被称作清史稿，而不是清史。
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被历代史学家推崇的史书，才更有参考价值。
如果正史记载的不太详细，或者某些地方记载的很不对劲，那么在研究某些朝代的历史时，就需要一些杂史来作为参考佐证。
除了皇家的史官之外，在民间也有修史之人，这些人修的历史被称作野史，也叫杂史，其中或有无稽之谈，但也不乏真实之事，有很强的的学术参考价值。
但无论是信史还是野史，都有确切的纪年与准确的地点，事情发生的原因，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时代印记，都在书里体现的极为明显。
如果按照华夏的历史一代代往前推溯，基本上就没有断代的时候，即便偶尔有含糊不明的年代，但在书中也会标注大概的时间段，而且这种模糊的时间段不会太长。
遍观世界历史典籍，也就只有华夏历史记载的这么有条理，有出处，又有确切的年代记录，几千年以来，历史记载一直延续至今。
而在西方，在十六世纪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历史，所有十六世纪之前的历史，基本上全都是当代史，也就是人为造假的历史。
其实我们仔细推想一下就能得出这种结论。
在十六世纪之前，西方分成无数小国，他们连历法都没有，也没有专门写历史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文字的载体。
当时的西方是没有纸张的，记载重要的东西，只能使用羊皮卷，而羊皮卷价格昂贵，绝不可能记载太多的东西，据说还有一种莎草纸，但莎草纸其实并不是纸，而是一种草叶子，根本就不能长时间保存，而能够长时间保存的载体，无论是石板还是羊皮卷，都不可能大规模普及开来，因此他们记载的东西极其有限，流传下来的更是屈指可数。
因为记载东西的零散与不成体统，在加上没有历法的标注，这就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历史极为混乱不清。
在华夏，关公战秦琼是一个笑话，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却时有发生，就算是有人物的记载，但没有年代的标注，所以导致他们无法梳理历史事件的脉络。
华夏老祖宗为了写东西，也是绞尽了脑汁，最后才选出了竹简木牍作为保存文字的载体工具，但竹简的制作工艺极为繁复，上面的字体都是以工具刻出再加烙印，然后再以皮筋串联，这样才形成竹简，也就是成型的文字载体。
孔子看易经，“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说明孔子看书看了好多遍，很上瘾，把链接竹简的皮筋都给翻阅断了的事情，那时候文字的载体就是烙印刻字的竹简。
还有一句形容词，叫做“汗青”，其实说的就是竹简制作工艺的程序之一，后来慢慢演变成了“杀青”，词义已经有了改变。
因为一开始是在竹简上刻字，程序繁琐，极为费力，这就逼迫的古人不得不已最简洁的语句描述出最复杂的信息，因此上古先文，无不是佶屈聱牙，深奥难懂。
古代的书籍为什么那么珍贵？古人借书为什么那么难借？还不是因为这些书难制作么。
后来在竹简上刻字变为用毛笔书写，方才减少了很多工序，上古先文逐渐转化为容易理解的文言文，然后纸张普及后，古白话文才渐渐出现，一直到现代白话文。
可以这么说，华夏文学叙述方式的改变，与文字载体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文字载体没有得到改善，什么白话文运动，那都是扯淡。
可就连华夏这种最早找出合适的文字载体的国家就，依旧有很多典籍难以保存，失散不知道多少经典，有些史书都不怎么齐全，还得后人加以增删修补才行。
而西方当时别说纸了，就连竹简他们也没有，那他们动不动几百万字的史诗巨作到底是怎么记载下来的？
难道当时西方的羊皮一只羊能剥出一百张羊皮？
还是说，他们的羊会蜕皮，一月褪一张？
或者说，是遗传基因中天生就带到脑子里的？
还是说近代有人掌握了穿越时空的本领回到过去特意记载下来的？
这特么极其不合常理，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事情的真实性。
有人说《荷马史诗》是一个叫荷马的放羊倌传唱下来的，好家伙，一个不识字说书瞎子的说的东西，竟然成了西方人的历史，里面的雅典娜、波塞冬满天飞，竟然也能成为史书，这简直可怕。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确定历史的话，华夏的历史历史源头就要从《山海经》说起了。
尤其是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探讨，那就是这些西方的鸿篇历史巨著都是在十八世纪左右“发现”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他们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著作都是以什么方式来保存的？小羊皮还是莎草纸？或者是泥版石碑？
而且这些东西之前从未有过记载与传说，但一夜之间突然就出现了，而且全都编排的井井有序，条理分明，比华夏历史更像华夏历史。
华夏的史书，虽然其中必然有造假的成分，但在很多大事件上一般不会有出入，比如春秋战国秦两汉，这些朝代的更迭与朝中大事情以及当时的皇帝大臣人文形态，都有着详细的记录，基本上不会有假，假的应该是与君王私德有关的东西，但这对整个历史来说，影响不大，不耽误历史学者的考证探寻，因为还有野史可谓佐证。
而西方却是连具体的朝代更迭都无法考量，他们的历史全都是一团浆糊，因为当时的所谓贵族子弟也都是文盲，文字不能说没有，但完全普及不了，连贵族都不识字，那么谁来记载历史？
即便记载了历史，没有国家重视，又怎么能流传下来？
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有历史可言？
但现在，华夏的一群作家却在正儿八经的专门开会研讨西方历史对华夏文化的影响！
郭大路站在大会的门口，越想越可乐，忍不住哈哈大笑。
笑声传到会场，很多学者转身看向郭大路，脸上露出好奇之色，不知道郭大路发什么神经。